Author: wulb

 

就从军慰安妇问题，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决议案已正式提交美下院付诸表决。对此，日外相麻生太郎2月19日，在日众院预算委员会上说:“决议案完全没本着客观事实，也未参照日本政府的对应，甚为遗憾。”对于来自自民党议员的“能否认为像决议案中所写的那样，存在日本帝国的军队强迫年轻女性做性奴隶，杀害之或逼其自杀的事实”的问题，麻生强调说，“基本上并非完全承认那种事实的立场”，“作为日本政府，将继续为我们的立场获得理解而努力”。而当这名议员问及对“河野谈话”的认识时，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则说:“作为政府，是继承这个谈话精神的。”这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矛盾。

所谓“河野谈话”，系1993年时任宫泽(喜一)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就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代表日本政府发表的谈话。其主要精神是承认旧日军的直接参与(“募集、移送、管理等”)和强制性(“通过哄骗、强压等总的来说违背本人意愿的手段实施”)，在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时，表示要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铭记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决不重犯同样的错误。此乃迄今为止，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政府向国际社会所做的最为“高调”的公式表态。去年10 月，刚刚上台的安倍首相，正是凭着在历史问题上的“两个继承”(即继承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谈话”和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的精神)的表态，打开了通往北京的大门。

但是，有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似乎又开始呈现某种程度的动摇。据日《每日新闻》报道，2月9日，自民党内名为“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思考议员会”的鹰派议员团体开会，一致通过对“河野谈话”的内容进行修正的动议，并于本月向安倍首相提出。该议员团体负责人、原文部科学相中山成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使有过慰安妇，从军慰安妇是无法想象的”，指出安倍内阁，到了打出取代“河野谈话”的“新见解”的时候了。

当然，在执政的自民党内，围绕历史问题，并非没有鸽派政治家及其政治组织，也向来不乏与鹰派对抗的政策主张，但少壮议员集中的中坚层大多成色保守，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其实，上述动议也未尝不是面向今年夏天的参院大选，从政治上提前“站队”的操练。而随着安倍政权支持率持续走低，无论鹰派、鸽派，都有面向“后安倍”，加速水面下“调整”的现实需要和可能。

与此同时，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也会对日本的政治地图发生微妙的影响。关于上述美国会决议案问题，日本从去年开始，就展开了旨在阻其出台的院外游说。新年伊始，安倍又相继派出若干名负有特殊使命的首相辅佐官赴华盛顿，为在历史问题上与美国的“协调”而奔走: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份，把握以此番国会决议案和从1月起在全美上映的、根据已故华人女作家张纯如著作改编的电影《南京》为代表的美“反日”舆论时态，为5月的首相初次访美铺路。虽说是“全球同盟”，但时过境迁，随着“史上最亲美政权”小泉的谢幕和美政权的行将易手，日美关系的黄金时代似乎正在淡出，这不是安倍所能挽回得了的。何况，美国对安倍的历史观并不放心，其甫一上台，主流舆论的各种牵制、敲打一直不断。

笔者去年曾在他文中指出，日本政府历来有以外交、政治手段处理历史问题的积习。这也是历史问题总如影随形得不到彻底清算的原因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说，谋求外交与政治的解决，离不开权宜的考量。任何权宜之计，纵然美得天衣无缝，也只能满足一时之需，当政治平衡被打破时，还需更大的权宜。而这更大的权宜，则是以颠覆前面的权宜之计为基础、前提的。这种权宜游戏玩多了，会给人以一种机会主义的“两面性”和“不义”的印象，会失信于国际社会，其实是对国家利益的一种莫大损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包括从军慰安妇在内的历史问题表态上的后退，其实质，正是这样一种危险的机会主义。

首发南方都市报

 

尽管中共控制真正的新闻报道极严，扼杀言论自由也凶，但广州的报刊始终是冲在中国新闻禁忌的最前沿，为生活在窒息的铁屋里的中国人偶尔带来一点光亮和新鲜空气。以前的《南方周末》，现在的《南方都市报》均是理性平和、认真负责、勇敢大胆的媒体，后者更是以曾经报道“孙志刚案件”而永载中国新闻和法治的史载。去年《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彭水诗案”，为四九年后集权统治下因言论获罪的案件，开创了一个值得纪念的否定的历史。这虽然是一件小事，而且在我们这个视法律为玩具的所谓成文法国家，根本不可能作为后续相同案件之援例来引用，但有这种翻盘的小概率事件——尽管国家赔偿很少，而权力机关没有公开道歉，但有此一点点的认错，也是一种令人欣慰的胜利——还是替争取言论自由的人们给予了一些鼓励。

彭水与我故乡接壤，民风淳朴骠悍，但四九年后的奴化和高压，已使那些地方的人民活得特别萎琐，再也无法见到他们身上朗然的生气。而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整人的气焰如此嚣张，敢置法律于不顾，敢视民如草芥，其实只不过是身后有一个庞大的集权统治集团作后盾而已。而他们便藉此狐假虎威，以渔肉百姓为能势，任何一点对他们的不满，都变成对他们权威的挑战。所以才有彭水诗案、安徽五河教师案等因言获罪的案件，层出不穷地发生。当然这后面也是因为中央集权政府频繁地打压异议人士、剥夺言论自由，视法律为玩具、视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为无物的榜样力量在起作用。这种一边频繁打压异议人士，甚至因言获罪，长期置持不同政见者于囹圄之中（政见不是拿来同的，凡是别人有别人的看法，都可以不必同。政府不是拿来供着的，而是拿来批评的，批评政府与颠覆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而一边又假惺惺地倡导依治国，实足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是非常可耻的、大言欺世的愚民做法。而像彭水诗案的曝光，是极好的批评“小鬼”（县委县政府）玩弄法律、视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为无物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我希望在逐步批评诸多“小鬼”的基础上，给打压言论自由的总后台阎王以理性务实的批评，以便社会在多灾多难中，获得一点前行的动力；以便真正的依法治国，能够名副其实。

昨天《南方都市报》为自己的报纸评出13个奖项53件作品获奖，颁给《彭水诗案》深度报道的获奖理由是：“公民被剥夺言论自由，官员滥用国家暴力。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报道引起公众震动，带来事件转折，是舆论监督彻底胜利的经典案例。再次成为引爆舆论的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正在延续自己的光荣。”感谢《南方都市报》，让中国大地上像瘟疫一样蔓延的假新闻、假传媒，有一种两相对照的羞耻感。以前《南方都市报》曾因有关“孙志刚案件”等将在中国新闻史上名垂青史的稿件，而使得该报相关领导蒙受不白之冤，遭受相应的整肃，这是集权者继续把自己推向民意对立面，走入死胡同的典型做法，想以此创建和谐社会，岂可得哉？我希望这次表扬“彭水诗案”之报道，倡导新闻关注因言获罪的案件，不会带来相关的副作用，而是成为倡导依此而行的榜样。

《南方都市报》不仅以新闻的猛锐理性著称，而且以文化的传承与建设而闻名。我所在的城市虽然看不到《南方都市报》，但拜网络之赐，能读到其电子版，真是令人快慰的事。但这次所评的十三个奖项五十三件作品里，居然没有李怀宇兄搞的一系列文化名人的系列采访，实在是件颇为遗憾的事。虽然这是他们报纸内部评奖，但他们的报纸是拿来读者看的，读者有权发表不同评论的权利。我认为李怀宇兄所做的一系列有关文化人如金耀基、许倬云、董桥、流沙河、赵俪生等人的采访，是文化传承的极好之事。而真正的文化传承和新闻的猛锐理性，是一车的两轮，缺一不可，任何的忽视，都有倾覆不前之感。所以，作为一个读者，我希望将来《南方都市报》在关注新闻奖项的同时，特别关注到文化传承之持续采访与深度报道，以使更多更好的即将消失的文化、即将去世的真正文化人，得到应有的关注，以唤醒四九年后破坏文化的罪恶感，以便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得以真正的发扬光大。是所盼焉。

2007年2月12日9：00成都

 

旧文新贴按：人们常说“反腐要从源头抓起”，源头到底在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受挫的起始点在哪？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某种变相的世袭制、“太子党”现象和“权贵资本”？看看这篇六年前写的题为“探索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的文章，也许会对破解这些谜题、寻找其缘由有些助益。四天后撰写的《权力、市场和腐败》，是对上文长篇历史考察的逻辑概括和延伸，也一并发在这里。

要正视社会主义的挫败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蜕变为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在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想重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各部门和各级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各部门职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赏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将领给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推翻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贪污腐败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囊；

※……

以权谋私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以权谋私，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提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以报道。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范围的资源，因而人们都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局面，或者利用专政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推翻。在打天下时，也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几点看法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权钱交易，贪污受贿。

第六，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看来，只能加以限制，难以根除。到头来，这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命运，确实令人担心。

第九，因此，拯救社会主义有没有其它的途径，似乎应当予以考虑。（2000年7月17日）

 

中国已经可以说是西太平洋的地区性大国。世界也在关注着中国的崛起。保持什么样的国家心态，关系着中国大陆的前途和命运。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经所过：“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要成就伟大的国家首先就必须有伟大的胸襟，即使小有成绩，也不应该自以为不得了啦，对自己吹嘘，对全世界吹嘘。对成功保持警惕，是推动和保持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法国历史学家吉内在《法国历史哲学》里声称，民族遭受错误思想的破坏并不亚于遭受敌人的破坏，而其中最危险的错误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优秀的。

成熟的中国应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限度。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自认为成功了，往往面临着对国家自我膨胀的诱惑，可能虚骄之气徒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在1921年12月1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很好地阐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

“……我们并非那种追求莫大的幻想和假装做着我们实际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各位先生，让人们看到好象我们正在做着伟大而异想天开的事情，而实际却并未这样做，我们便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全世界的仇视、怨恨和敌意。……与其追求那些我们并未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主张，从而增加了我们敌人的数目，增加了压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倒不如让我们回到我们自然的、合法的限度中去。并且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

其次是管好自己的家园，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这就要求修正并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一方面是因为在旧有的思想观念中，许多本来是体现大国责任的言行，在中国的语境中却成了贬义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中国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必然会更多地参与影响地区甚至全球事务；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必要打无价值的口水仗，而且这样的口号本身还会给崛起的中国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的反霸本身无论出于多么正义的理由，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会给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疑虑。而且对霸权这个词也应该做中性的理解，是一种实力的客观描述，不能把它和侵略等等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坦然地承认，崛起后的中国必然是霸权的中国。

当然，和平是中国的旗帜，即使是不得不付诸武力使也是为了捍卫和平。中国不扮演国际社会的大国另类。以大陆目前的情形，一些人过分鼓吹说“不”等对抗性思路，不但达不到想要的目的，而且也很难获得主流国家的理解，对于改善和塑造国家爱好和平的形象非常不利。因为，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300美元不到，这算什么样的经济强国？难道要勒起裤带搞对抗？这种基础上的“强国”又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强”？

三是要摆脱历史的包袱。因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强化了崛起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我们的教育宣传里，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的美好形象。当然，中国是具有爱好和平的悠久传统，这是应该发扬的，但这只是传统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朝代，都有扩张、侵略的记录。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哪会有广袤千里的辽阔国土？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理吴努就提到中国在元朝和清朝跟缅甸打过两次仗的事。毛泽东对此还说：“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而且毛泽东又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中国要想顺利崛起就必须正视周边国家的感受。美化中国历史，一方面既不利于反思，容易使得中国民众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忧虑，难以理解，增加对抗情绪，认为那是杞人忧天，或者干脆就是用心不良；另一方面也不足以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小国的信任，相反倒增加了疑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对自身的扩张传统缺乏足够反省的国家。此外，对自身和平传统的宣传的同时，我们还忽视了中国需要战争文化的重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革命战争”影片也能够检讨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危机，那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人道主义问题和对和平的理解上，已经在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拢。

在塑造和平形象的同时，中国教育宣传里将1840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几乎简化成了被欺负和凌辱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1840年情结。于是，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都成了中国需要崛起的理由。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落后就要挨打这句教条般的语录背后暗含着，国际社会犹如险恶而残忍的丛林世界，在那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此，国家保护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尽最大能力竞逐富强。问题是，瑞士、新加坡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算是先进还是落后呢？！这样的历史观很容易让外界认为，和平崛起实际上是在韬光养晦中，不动声色地掩藏着有朝一日总会爆发的仇恨。我们应该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口号和教条，以大国应有的胸襟务实、理性地向前看。

其实，我们的“近代史”完全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不是历史的真相。比如，有些事情是因为中国政府举措失当，酿起事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就说：“由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处理不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如八国联军强行向中国索取大量赔款作为对义和团起义时出现排外暴乱的惩罚，举国上下对满清政府怨声载道。”只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就和在德国只讲盟军轰炸柏林一样，起的是强化和培育仇恨的作用，而缺乏自我检讨和反思的精神，无助于减轻或者消除外部世界存在的疑虑或者敌对情绪，增强对中国的善意与友好。况且中国不能发展起来，也不全是罪在列强，要不然，日本怎么可能成为强权国家呢？鸦片战争过了整整八十年，1923年的鲁迅还不能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痛心疾首：“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当然，这不能说都是列强的错。中国的未来不能让历史包袱和仇恨压断了脊梁。当然，这不是说要回避历史耻辱，而只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让历史变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包袱。国家的发展不能靠仇恨来激励，否则崛起的诱惑和历史的记忆就可能萌生出敏感的复仇和排外心态。正如一位民国外交家所言：“在政治中，觉醒以后激昂慷慨但得不到准确信息的群众，对成千上万人包括对人民自己的自由及生命来说，将是一种致命的危险。”

与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百年历史记忆相联系的，是对汉唐气象的记忆和渲染。也正是这样，中国产生面子民族主义的情绪，虽然不是世界一流强国，可是情绪上依然停留在汉唐雄风的依恋中，容易拔高自己，难以直面中国的真实国际地位，并以平和、务实的心态看待国际事务，常常表达着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意愿，以至举措失当。也正因为有历史的依恋，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最典型，却最不妥当的提法了。因为，如果“中华民族”实际上指的是全体中国国民，那么直接提中国的复兴或者崛起就可以了，还能够免去种族主义之嫌；如果“中华民族”包含着“海外华侨”，那么复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所在国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更不妥当了。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不知所云，相反，作为民族概念本身也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联想和误会，引起华侨比例相当大的国家不必要的疑惧。

四是摆脱在阴谋论与善意论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心态。无论是战略机遇期的提出，还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强大的说法，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其实，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什么时候都可能存在，关键在于中国自处和应变的能力。邓小平90年代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战略机遇期，实际上简单地将中国的发展寄予运气之上。想想看，以色列的战略机遇在什么上呢？可以说，这个国家自然资源贫乏而又处于恐怖主义、战火和敌意包围之中，和平从来就不是它那个地区的主题，可它却能够在中东犹如鹤立鸡群。同样地，所谓帝国主义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更是危害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无缘无故地盼望另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强大无比。大概列宁上台的时候，没有哪个强国愿意俄国繁荣，新政权是在敌意和屈辱中成长起来的，甚至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可俄罗斯不也照样发展起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了。对于能否抓住和创造战略机遇，制度优势、民族精神、政治家的才略，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向认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实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面对朝鲜战争，中国可以派出志愿军，陷入三年之久的战争漩涡，此后长期陷入西方国家的封锁之中。中国自然也就没有了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机遇了。而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且采取另外的战略。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坐山观虎斗，即使和日本也发生过军事冲突，却适而可止。从地缘上看，日本占领东北也是将战火烧到了苏联的家门口，而且还有日俄战争失败之耻呢，但是斯大林没有让苏联红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黑龙江去保国卫家乡。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对苏联寄予厚望，斯大林都是坚定地实践着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只能从苏联角度出发。”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才真正是大发战争财的国家。

五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力更生是生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仅靠艰苦奋斗也斗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中国无论是资源、人才、技术、市场等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依赖外国的，但是世界也需要中国，也就说是一种相互依赖。我们不能把依赖当成贬义词理解，这会导致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误解，似乎跟制度创新、开发国内市场、提高国民素质等跟相互依赖是矛盾的。中国需要世界。我们必须在国家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战略选择，否则，孤立地看问题，怎么看都是怎么不安全，似乎只有什么东西都自给自足才觉得安全。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保险的安全存在，不想承担半点风险就是最大风险。比如，新加坡不可能实现粮食自给，难道新加坡不要从自己的条件出发，追求粮食自给以保国家安全？没有自给的新加坡国家时时就不安全了？万事不求人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六是应理性地对待国际舆论，尤其是批评性舆论。张之洞讲“国有诤邻”的道理，值得国人三思，对待外国舆论要有大国胸襟。人总是倾向于喜欢听顺耳之音，却不爱听逆耳之言。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去取舍外界的信息，不能以为说好话的就是国际友人，批评的就是仇敌或者是别有用心。清末，上海道每月都要翻译刊印西方国家的时事，呈报总署和南北洋大臣，触犯时忌的要删除掉。内参成了妨碍清朝统治者准确认识世界和反观自身的工具。实际上这种参考消息参考的价值不但不大，还会误导人们，使得统治者真以为清帝国国运通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衷心赞赏，清帝国的友人遍天下。

七是应该培育开放主义下的文化自信。如果一个国家新建起来后，能够从世界文明里博采众长，从西塞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吸取思想营养，从老子、孔子、孟子那里获得智慧和灵感，从《圣经》、《古兰经》里吸取教益……那么它延续继承的却是整个世界史，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历史悠久。在世界的眼里，中国不应是在现代先进技术拱卫下的一个行将逝去的旧文明的堡垒。任何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试图扮演这种角色都将是中国的悲剧。经济技术发展不应是保守落后的万里长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不是古老中国文明的复兴，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重构。

这种文明重构不是谁提供某种文本或者教义灌输给国民就行了，而是文化开放主义战略下的融合、扬弃和创新。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中国需要的是公民可以自由地研究世界、自由地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可以自由地搜集和获取来自世界的信息。用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取代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思维。任何先入为主的教条或者限制都是中国了解世界和发展自己的障碍。如果没有自由，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就可能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而加以发扬，诸如秦始皇加马克思就当属此类。

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如果上升成了国家政策，就必然是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因此也就必然是武断和狭隘的。因为这意味着首先必须判断那些文化是民族的，不过谁来判断，谁有资格判断，在分歧时谁是裁判，是听谁的父母的还是老师的，是听自己的还是长官的？作为研究层面，谁都可以躲在自己的家里写出一本书，然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谛所在，三百个教授可以有三百种传统。相互冲突的问题上，怎么办？这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是奉行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呢，还是国家介入充当什么才是传统文化的裁判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文化恐怖主义。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也只有文化恐怖主义才能做到。我们不能把“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等这些名词变成了紧箍咒。人生下来本不是为什么文化而生的，生在苏联就要坚持斯大林主义，生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要相信法西斯主义。如果都坚持文化民族主义，那只有世界都是原始人的世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今天不妨说：三国在，必有我师焉。以美为师，以英为师，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佩服但不屈膝，向往而不献媚，崇洋而不媚外。穿旗袍难道就比穿西装爱国？非要认为中国文化里什么都好，那是个人的自由。他有传播的自由，但没有强制的权利。

我们不能无视历史的积淀，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世界的影响，我们继承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而是世界的文化，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也不能不是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主张独立自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承认或者认同，而是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独立不能容忍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实际上当我们使用“国际友人”之类的说法时，已经表示了来自外部世界的认同既是中国的精神需要，也是中国的生存需要。遗憾的是，当爱默生对孟子情有独钟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所谓中国文化伟大的证据，其实我们顶多只是结论的仿佛而已，是不自觉地寻求一致，这是买椟还珠，而看不到爱默生背后的个性、丰富和自由，正是个性、丰富和自由才使得他可以接受、喜欢、吸纳孟子的智慧，当我们引用爱默生的时候是在否定中国的王默生、李默生，他们喜欢孟德斯鸠的睿智，欣赏亚当？斯密的宏论，就是被文化殖民，就有文化洋奴之嫌疑，体现的是一种极端僵硬的不宽容，是对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因此也就是对多样性的排斥。急于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对此都有一套振振有辞的说法，对比的背后也暗含着中国可以与欧洲或者西方比肩而立，因此也就不完全是政治需要，也有心理上的需要。

在面对世界时，中国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养成实事求是和自由的精神。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赞美其他的国家，认为它的制度比自己国家的要优越，或者可取之处甚多，未必就是要去卖国媚外。孙中山在1923年甚至说要“把中国化成美国”；或者放声高唱“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当然也可以像刘师培那样，认为欧美只有伪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国还糟，“一无可采”；也可以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坚信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中国的先贤祠里，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爱国者。他们都是中国道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思想文化就和衣服一样，自己觉得合身，可以继续穿，发现自己不喜欢，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换。孔子峨冠博带是孔子，穿上西服还是孔子。上帝并没有命定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只能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否则就是亵渎神明。我相信，文化民族主义者不会将相对论也拒之门外，我不相信，一个服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一旦也同时信奉孟德斯鸠提出的权力制衡思想就不配是中国公民了。

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固然重要，但自由学习则更为根本。因为开放的心态不仅是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学习，海纳百川，而且还有对内开放的问题，不能说只有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善于学习，只有他们学习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学者可以鼓吹尊孔读经，但是，这只是一家之言，是公民自由范畴内的事情，在国家的范畴里，没有什么是“国学”，所有的文化都是“国学”，这种胸襟是吸纳世界文明所不可获缺的。包容的胸襟首先是国家对国民思想文化的包容，是国民之间对相互思想文化的包容，也就是说先解决了国内存在的文明冲突问题，自然具有这种宽容胸襟的民族也就难以去进行文明冲突那样的圣战了。

 

春节前，李银河博士宣布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显然，李博士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害，这是严重的事件。不少论者感慨民众的“愚蠢”、“愚昧”，“不宽容”，似乎是那些因李银河言论而引起的道德舆论剥夺了李的言论自由。事情果真如此吗？

在李银河闭嘴事件中，前后出现了四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当然是李银河本人，她公开发表了一些为较为少见的性行为辩护的言论。这些言论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响，表现为媒体上的讨论与网络上的口水战，他们构成了本次事件的第二主角。

这两个主角一直在场面上活动，但其实说不上针锋相对，因为，在报刊与网络论坛相对正规的评论中，支持李的言论似乎还要多于反对李的言论。当然，在网络论坛上确有很多人在进行辱骂式的批评，但归根到底，这些言论没有能力让李博士改变立场。相反，李博士愈战愈勇。

看来，把李博士闭嘴归咎于舆论或民意，其实是在某种习惯性偏见支配下本能的解释。此种习惯性偏见，至少发源于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他最为憎恨的是所谓“多数的暴虐”或者“习俗的专制”，他断言:“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这种观念影响甚广，并被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人物接受、传播。

但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偏见。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天生就是密尔的信徒，尤其是在中国，始终缺乏有现实感、又比较理性的保守主义，这导致了受过教育的人士，对于习俗，持一种不假思索的批判态度，以先锋者的言论自由否定舆论批评者的言论自由。相对于所谓“多数的暴虐”，那这就是少数的特权。一个人当然可以追求个性之解放，对此，任何人不得采取强制性手段进行阻止。但反过来，追求解放者也无权禁止他的同胞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这也同样是一种言论的自由权。

其实，从某种中立的立场看，上述两种言论是相反相成。先锋派的努力当然相当重要，因为这有助于一个社会习俗的演进，如果其尝试被证明可以拓展出更为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就会被人模仿进而成为新习俗；但后者的保守舆论同样十分重要，因为这有助于维持一个社会习俗的稳定性，从而让绝大多数可以对他人的活动形成一个相对长远的预期，这是社会开展有效的合作交往的制度前提。一个社会若完全压制了习俗创新者，则难以有效应对新情势。反过来，习俗创新者若无任何约束，则社会也必将陷入解体。一个社会保持创新与保守之平衡的奥秘，就在于舆论施加给创新者的压力的程度是否合理。通常情况下，单纯的舆论压力对于维持此一平衡，可谓恰到好处。一旦权力介入，平衡就会遭到破坏。

回到李银河闭嘴事件，假如仅仅是李银河与其粉丝大战保守的舆论，那就是一个社会进行正常的自我反思、自我更化而已。然而，随着事态变化，另外两个主角浮出水面。第三个主角是李银河“所在单位的领导”。推测起来，该开明的单位领导长期以来，都没有阻止李博士发表言论。但后来，第四个主角登场了，那就是给李银河所在单位的领导施加了压力的人。单位领导因此来劝说李。

这两个主角打破了社会内部创新与保守的平衡，也改变了整个辩论的性质——事实上，让辩论中断了。看起来，给李所在单位领导施加压力的上边的人士，似乎也是受到舆论影响而说话的，但是否顺应了舆论根本就不重要。毕竟，促使单位领导表态的，不是舆论，而是权力。而他一出面，李博士就闭嘴了。

在西方，大多数言论自由案件起因于风化警察和电影审查委员会等等机构执行法律、条例的行为。而在李银河的例子中，“单位领导”就可以轻松地让那么勇敢的一位斗士闭上嘴。这也许并不奇怪，在单位制度下，一个学者要说什么话，首先得通过单位领导的审查，尽管这种审查通常隐而不露。难怪李银河在闭嘴声明中专门表扬了一下领导们。领导是好人，不理性的民众却在打扰她的生活。这就是密尔的逻辑在中国的奇异表现。

 

在新春佳节的时候，两岸的领导人都是不能免俗，总得要有一些与百姓拜年的活动。

在中国大陆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就要深入民间一些比较穷困的地方。以温家宝而言，其实他本来已是一位经常在地方上走动的领导人，在他过去担任数十年公职的时间中，他去过全国各地许多的地方，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去体察民隐。不过，大家都知道领导人春节探访民众都是形式重于实际，究竟他们对当地的真正情况了解有多少呢？这真的是一个问号，理由是因为要纯粹靠他们个人的判断力。当时，他们都会被地方干部包围著，甚至所访问的家庭很自然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他们总不会让国家主席和总理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吧。因此，问题就在于领导人到民间究竟能掌握多少实际的情况呢？

而这对于一些开放、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很简单的，因为她们的社会是开放的，其资讯自由流通，而政府的决策是来自民间的，民意可以输入政策，当然就不会出现跟民意脱节的问题，因为会有许多议会的议员和媒体监督政府。不过，对于极权的国家来说，她的领导人就真的要靠自己的良心和判断力，才可以有办法去了解真真正正的民隐，然后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胡锦涛和温家宝到处探访民隐，都会觉得真的是形式大于实际，不过，做了总比不做好，而事实上，这两位领导人的亲和力是相当强的。

至于在另一方面的台湾，马英九和陈水扁也同样地跟市民一起过年。当然，陈水扁就一定是返自己的家乡台南发红包，年年如是，但是对于整个台湾的其他老百姓，陈水扁究竟又做了些什么呢？在过年的时候，他又能给与台湾的民众一些什么愿景呢？至于，马英九在这个新年一定是过得非常不开心，原因是他因为首长特别费的问题被检察单位起诉他贪污，不过，他仍然要出来曝光，因为他已经宣布要参加零八年的总统大选。

其实，台湾的领导人平时跟民间的接触已经很密切，而台湾的社会也是相对比较开放，传媒又比较敢说话。以前，台湾有一位蒋经国总统，他对台湾十分有情，即使在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下的台湾，他连最小的乡镇都到过，全台湾几乎没有地方没有他的脚印，因此蒋经国得到台湾民众的爱戴和拥护，即使他不是一位由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他知道他一定要跟台湾的人民痛痒尤关，才能管治这个社会，所以目前国民党的领导人应该多多少少要受到蒋经国亲民作风的感染，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更加应该如是。

我们看看在过年的这一段时间，两岸的领导人都是希望摆出一副“以民为本”的姿态。其实，人民才是目的，国家和政府只不过是手段，两岸的领导人在新年的时间到民间体察民隐，与民众接触，在现代社会中，这是一种十分布人情味的表现，尤其是在中国人的社会，我们是应该给与肯定的。不过，最关键的还是在制度上，如果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就像台湾那样，他们到民间去的意义才更加重大。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三部分 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四 反日爱国和畸形分裂

当下中国是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除了改革上的政经分裂、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发展上的东西部不平衡，全社会性的言行背离，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之外，在一系列重大时政问题上，官与民之间的对立也极为明显，以至于，民间众多正当诉求及自发维权运动，都要遭到官方的严格限制和残酷镇压。

畸形制度下的中国爱国主义运动，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犬儒化的内在分裂，既是官方对民间爱国运动之态度的分裂，又是民间爱国者慑于政治恐惧而谨守自律的分裂。

（一）官方对民间反日风潮的左右为难

在爱国问题上，特别是通过“反日反美反台独”来表达的爱国主义，官民之间似乎保持着高度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大陆掀起反日狂潮，再次凸现了这一点。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与海外数个华人团体一起，发起了自中国有互联网以来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日签名活动，到截止日期，号称签名人数高达二千八百万之众。如此巨大规模的网络群众爱国运动，远远超过当年江泽民发动“校园拒绝邪教”运动时的“百万人签名”。无怪乎，官方新闻发言人一再强调：希望国际社会重视这一强烈而广泛的“自发民意”。

看看近一周的大陆媒体，电视、报刊、互联网……满眼满耳都是“反日”的言论和影像，无论是正在印度访问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外交部官员、新闻发言人，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所有的发言，几乎是清一色的反日言论。只有所剩不多的民间网站上，偶尔还会见到质疑这股反日狂潮的言论，但马上会被咒骂的跟贴淹没掉。

由沈阳开始，继而波及全国多个城市的“抵制日货”，甚至发展为打砸行为，但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严重交涉，中共官方的回答，只是玩弄外交辞令的模棱两可。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是官方允许的游行示威：4月2日和3日，湖南长沙、四川成都、河南洛阳、广西桂林、重庆，福建厦门、辽宁沈阳，都发生了小规模示威游行；4 月9日和10日，北京、深圳和广州，又接连爆发上万人的反日游行示威。与此同时，上海、江苏苏州、江西南昌、浙江宁波、海南海口，山西太原，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日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示威者们，高举标语，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焚烧日本国旗；激进者还向日本大使馆及大使官邸投掷石块、砸毁窗户，在沿路上以石块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半月来的反日行动，已波及全国超过20个省区近40座城市。有媒体称：中国的反日大风暴，将发生在5月4日的五四青年节，目前已有上海、杭州、郑州等地民众开始网上串联。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发生在最繁华的大上海，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这是上个星期中国爆发反日抗议活动以来，第一个袭击日本人的事件。

对日本政府抗议中国人的暴力反日，中共政权却回答说：主要责任在日本。

许多境外媒体评论说：中国持续一周的反日游行，是继1985年以来北京大学生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年后的首次，也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以来的最大一次。

本来，反日爱国是官民的共同诉求，不仅应该得到官方的恩准、默许、支持、纵容，而且对这些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更应该加以广泛报道和大肆宣传，如同中共政权恩准的所有重大的民间活动一样。然而，任何浏览过境外媒体和中国媒体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一种怪异的对比：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所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的反日游行，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而中共官方却同步发出指令，为反日风潮降温，致使中国媒体一片沉默，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除了新华社在4月9日下午发出一条80多字的短讯之外：“ 4月9日上午，北京数千人在中关村一带集会、游行，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呼吁抵制日货。警方出动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附近道路一度交通堵塞。”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则是一片空白。

不仅官方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央视及其网站、千龙新闻网……皆不屑一顾这罕见的大新闻，而且新浪、网易、搜狐三大商业网站也只字未提。甚至，连被官方网开一面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连一些著名的民间BBS如“关天茶社”、“世纪中国”、“文化先锋”等，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

这就是中国新闻的常态：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非不能也，而不为也！这实在是中国媒体及其新闻人的巨大悲哀，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如何能办出高质量媒体和练就优秀新闻人？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一天对游行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的爱国赤诚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独裁的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奥运金牌、科技发明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中共政权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有利时用之，不利时镇压之。使馆被炸，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而伊拉克战争和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都不批准。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一有自发的民间群体运动，人们就能经常能听到“爱国无罪！”这一口号。显然，人们在走上街头时高呼这一口号，必定有着极为明确的所指，那就是针对认为“爱国有罪”的政权。因为，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的独立民间组织和自发民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所以，在当下中国，严格的讲，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运动，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或“暴乱”，比如八九运动和法轮功请愿。

在此次反日风潮中，一向最忌讳自发的民间街头政治的中共政权，却破例恩准、起码是默许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甚至对一些过激的暴力行动不闻不问。官方虽然出动了大量警车和大批警察，但并未像对待其他民间的游行示威那样，或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加以强行阻拦、驱赶和抓人，而是在牢牢控制局势的情况下加以默许。

现在，官方已经发出为民间反日游行降温的明确信号。针对日本外相4月17日访华，大陆民间正在组织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但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发出通告，重申游行必须经过批准。北京高层也责令有关机构调查此次反日游行的民间组织者。同时，官方也对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士严加防范，多个境外媒体打来电话，要就反日风潮进行采访，但记者的问题还未提完，电话就被掐断。

六四后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官方的煽动和操控高度相关。官方为了政权稳定及权贵们的私利最大化，既要利用民间的爱国情绪来达到其国内外的政治目的，又要防止民间爱国这把双刃剑伤及现行制度及秩序。对内，中共既要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和转移民间不满，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的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格防范运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二）民间反日爱国的分裂

就民间的分裂而言，参与此类爱国行动的大多数，都处在“表面勇敢”和“内在懦弱”、“义正辞严”和“是非混淆”的悖论中。

那些振振有词地质疑和谴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学者专家们，却从来不敢质疑和谴责中共对抗日历史的更为无耻的篡改。他们对日本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刨根问底，却对中共掌权五十多年来和平年代的种种屠杀本国人民的暴行不闻不问。而且，有太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积极参与中共篡改历史的谎言工程。看看大陆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吧，那里的谎言比之于日本新版教科书里的谎言，其数量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性质不知要恶劣多少倍！对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编写，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撒谎！

那些敢于隔海臭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愤青们，却对中共党魁们参拜暴君毛泽东亡灵的举动不置一词。

那些天天谴责美国和全球化的新左们，不但对加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字狱视若罔闻，而且对加于“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同道们的文字狱也假装不知道。

那些参加反日游行、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们，却很少有人敢于抗议官方媒体的普遍沉默，要知道，媒体对他们的反日游行的沉默，是对其爱国热情的无视和亵渎，其总根源是中共政权的封杀令。

那些发狠要抵制日货的人们，抵制的都是别人拥有的日货，而对自己家里的日货则精心保护；砸别人的“广本”轿车时底气十足且兴高采烈，而自己的日本品牌的轿车要毫发无损。

反过来，在政治恐怖的恫吓下，在利益收买的勾引下，在谎言灌输的愚民下，愤青们最擅长的是精明而又盲目的无耻，得到最大发挥的是“被恩准的勇气”：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来掩盖其犬儒化的懦弱，另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一逞流氓化勇敢，什么赃话都敢大声叫骂。比如，在美国新任国务卿莱斯女士访华期间，三大门户网站的BBS上出现了大量针对莱斯的种族歧视，其用词之恶毒之流氓让人不忍复述（请参见我的文章《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他们还敢于泼粪，敢袭击使馆、日资公司和日本餐厅，投掷石块、瓶罐和鸡蛋等杂物，砸玻璃，砸车，砸广告牌，甚至殴打日本人。

更为懦弱的是，爱国愤青们的勇气，常常被用来诅咒那些质疑官方的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人，甚至用流氓化暴力化的语言攻击自己的无辜同胞。（请参阅《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三）独裁谎言与盲目爱国的可怕结合

近百年来，国人常用“内忧外患”来表述中国的危机，而这样表述早已过时。现在的事实是，在殖民主义早已变成历史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但中共政权却狡猾地利用了国人的这一思维惯性来误导国人，总是将危机的最大根源由“内忧”转变为“外患”，把自身的“独裁制度腐败”偷换成美国霸权的“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反日反美反台独的爱国”，就变成目前中国最最正确的政治诉求。

可惜且可怕的是，集合在这种“政治正确”旗帜下的，不是尊重民意的诚信政府，也不是勇敢的分得清是非善恶的民众，而是敌视民意、撒谎成性的独裁政府，是懦弱而盲目的民众，二者的结合所掀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已经很类似文革时期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反帝反修狂潮。区别仅仅在于，毛时代的红卫兵是集合在“解放全人类”的旗帜下，现在的愤青是集合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被独裁者所利用的多数暴政。

近百年的人类历史证明，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落后国家的民族振兴之路，一旦由独裁政权煽动起的民族主义所主导，整个国家在道德上必然被极端的爱国主义所绑架，其振兴手段也很容易走向只问爱国而不问是非的军国主义扩张。这种独裁与爱国的畸形联姻，无论对本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极为危险的征兆。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早已为人类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现在，独裁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正在把中国引向这条危险的道路。随着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大有人在。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外国政府和自己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独裁加谎言的本国政府的国人，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也根本无法缔造出真正受到国际尊重的负责任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自由国家。

故而，“反日爱国”这一当下中国的最强音，与其说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政治正确”，不如说是由独裁政权主导的道德绑架！与其说是全中国的同仇敌忾，不如说是国格人格的畸形分裂。

2005年4月14日于北京家中

 

我的一个学生通过一家新闻单位找到我。十年过去了，学生已然“小康”，老师依然“寒士”，甚至比十年前更加衣食无依。当年就无师道尊严，今天更是平辈相处。学生是来找老师为其打工的，老师拒绝了。学生最后请老师客，言谈举止，都掩饰不住成功人士的喜悦优越。学生表白说，他承认自己属于“青春暴富”，但他的成就全由自己努力而来，那些边缘穷窘之人真是失败，而他们之所以如彼，是因为他们懒、不勤奋，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话就让我不爱听了。我记起了为人师的“天职”，提醒学生人生相当丰富。机会是否平等另说，但人生有无数种活法儿，那些不如你成功的人，其幸福感未必不如你强烈，他们人生的风景甚至比你更美。我又说，你自以为的成功未必是一种成功，比如你的生活可能比你看不起的人更紧张。学生承认他的生活压力大，相当紧张，但他觉得，有富裕成功，其他已不足论。

跟学生分手后，我一直在想这次碰面。我受了一点点小小的刺激。虽然身边的成功人士日见其多，但没有比学生的暴富更让我突生“好为人师”之意了。我们以前把“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作为一种口号、一种政策、一种战略战术，很少想到，这种策略如此成功，成就如此迅速，我们更没有想到，该如何跟“先富起来的人”对话。换句话，到社会以富裕成功来划分人群时，不同的人群该如何相处、共处、交流。虽然近年舆论已在讨论“财富的品质”一类的话题，而私下的交流则有不少成功者对弱势的轻侮，但这类话题过于尖锐，过于紧张。我们需要的是，不同人群的沟通有效、和谐、有建设性。而这种沟通的前提，毫无疑问，首先是暴富族们对自身的认识。作为老师，我不好意思提醒学生，人不代表金钱，人不是生来是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是有资源的，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因此，我觉得社会成功也好，青春暴富也好，都需要明白自己是什么，如果不自知，而骄于世人，那真是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才好。他们知道什么叫成功，叫富强吗？有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曾提到邓小平先生的一件趣事，他去美国访问，美国人让他看了休斯敦中心，他出来后一言不发，回到北京，只对他的同事们说，“我看见了现代化”，他因此执着地促动中国社会开放、改革。他后来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的开放不是对南斯拉夫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我们的开放是对美国开放。这话如此明确，其实饱含了极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必须至少跟文明的最前沿站在一边。邓公的伟大或渺小早已属于我们的历史，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不得已地提出“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权宜方略，因为他深知我们的差距太大，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地迎头赶上。但是，今天不少暴富起来的人忘了这一点，他们“小富即骄”“小成即坠”，他们完全不解真正的现代富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暴富跟非洲的王公部落、跟海湾地区的暴富没什么差别。

暴富者们还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人阔变脸”，使自己不成其为人，他们的言行举止无不暗示着，他们是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他们眼里的亲友或边缘底层一下子成了他们的对象，供他们无限的赏玩、嘲笑、怜悯、厌憎、嫌恶。一个转型社会的紧张，一个现代化进程里的分化分裂，因此不难想见。暴富者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忘记了穷窘状态下的平常心、理想、充实的人生感；暴富者们更忘了，人生有无数的可能，有的人可能只愿意过内心生活，有的人只顾过创造性生活，有的人只愿意过简单生活，过纯朴从容而平淡的生活。暴富者成功者可能是社会的中心，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真理价值并不必然站在他们一边，人生意义也不只有他们能够体验。在人跟人进行充分交流时，富裕成功绝不是交流的媒介。学生在提到老师的处境时，说是自己不如老师“还在坚持”，似乎老师的生活是一种已不切实的理想。我提醒说，这当然是人生机遇，有命运的成分，可同样是老师自己的选择，命运可能是被动的，但选择却是主动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我认可的生活。

今天的富裕成功者更应该善记他们的机遇，即他们更多是一种命运之偶然，暴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些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进程里“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只不过是历史之手书写的社会文本，是命运附身其上的目的之工具。他们成功了、暴富了，只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他们自己却仍有待展开，有待完成，他们被动地撞大运地走到这一步，他们还没有主动地选择过，还没有作过主。以前中国人常把个人成功归功于领导、社会、家庭，这种说辞虽然空洞得可笑，可是这种思维仍有极为重大的合理性，甚至在今天有着极深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不一定回到邓公的后半句话里，“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但先富起来的人却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的一部分，他个人的人生意义、甚至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必须自己去寻找，去实现，他必须从无能自主走向自立自主。而到目前为止，相当多的成功人士，更遑论“青春暴富”一族，他们还只是有待完成的子民文本。

 

“一国两制”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衍生物。两个不同政治制度的地理区域在所谓同一主权观念下拼凑在于一块，不可否认地具有一定的文化心理安慰作用，但总的来说，还是“拉郎配”。

“一国两制”只能是权宜之策而不可能成为公认的制度模式。香港的“大陆化”问题被坚定的民主派上给端上了桌面，因此呢，“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示范效果也就等于“颗粒无收”了。质而论之，无论台湾政治精英还是大陆精英没人真正想按“一国两制”模式解决问题，所以搞到目前状态，对双方都有利的选择仍然是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固然不错，但谁也不能保证这个现状不被“预计外”的因素打破。先不论是“统是独非”之传统与利益的权衡，只说马英九当选，倘使马氏有日当选为总统──按大陆官方媒体习惯称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为了连选连任，也不排除打“台独”牌的可能。所以说，维持现状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好，“一国两制”的话语攻心战也罢，早晚会出问题。到2012年至2013年之间，这两个互为动因的问题必然面临最后求解。届时，无非会有三种情况出现：

1、台湾选民的“绿化”更广泛，政治精英要服从民意，“台独”也得到了更多的国际道义资源。而后，全民公投（决）付诸实践，结果是法理“台独”形成。

大陆对台湾动武，整个东亚局势一片混乱，美日台同盟共同抗击大陆“入侵”。

2、大陆甘心放弃“一国两制”，实现制度对接，两岸三（或多）党共行竞选政治。这固然是两岸人民付出政治代价最小的模式，但仍存在一个前提要求：全民性地放弃“非法化”中共的诉求。

现在看来，这个前提条件尚没确立，它的形成有待于中共与法轮功的和解。马氏果然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否愿为此和解而努力尚无法料定。

3、应对“台独”实际形成，大陆不动武或有限动武后接受国际调停，但坚决不承认“台独”而再一次地陷入“维持现状”──你独你的，我说我的──你不合法，云云。

“一国两制”实际上也制造了“一国两民”，即大陆人民去港澳要出具身份证之外的附加证件，倘使“特殊原因”出现，个体或团体就被限制到达；相反，港澳人民在出具附加证件时很少受到限制，于是，大陆人民的“身价”就贬值了，成了无名有实的“贱民”。一个法治较好国家不可能限制自己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旅行，而且也没人相信从河北去贵州旅游一定要什么附加证件。

附加证件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人权问题，直白地说：就是侵犯人权！

与“一国两制”的附加证件相联系，国内特定地区仍要求非该区域人民具备再确认资格。那个资格确认文件叫“边防证”。虽然说边防证到今天大体是名存实亡，但毕竟它也是污辱人民的东西──任何人到那个特定区域（如深圳）都事先成为偷越国境的嫌疑。

因此，边防证政策也是侵犯人权的东西。

按我以往的经验看：从广州坐火车去深圳不用出示边防证，换成坐长途汽车就得凭身份证在入关处补办。本质而论，就是用两块钱换一张侵犯人权的证明；本质上，办证机关成了创收单位。

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改善，并且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也于去年在美国宣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之见解。不唯国际社会一直在“听其言，观其行”，而且国内人民也是且听且观。更大的考验也将会出现，出现在2012至2013之间，那时真问题就无法回避了！

（2007年2月21日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叫作《百家讲坛》。该节目收视率不低，亦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我也曾看过该讲坛的几期节目，主持人都是能言善辩之人，所讲故事、道理也颇为有趣，照理，我该为该讲坛说点好话吧？可是，今天，我却不能为该讲坛说好话。

我有自已的一双眼睛，尽管是一双近视眼，我有自已的一个大脑，尽管它十分愚笨，我有自已的一只嘴巴，尽管也确是笨嘴笨舌，但是，我必须用我自已的眼睛看世界，我必须用我的大脑想问题，我必须说出我自已的声音。

依我看来，这上面所说的《百家讲坛》是一个复古讲坛，它虽然在向人们传播历史知识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同时向人们传达出如下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令人担忧的：

1、《百家讲坛》确实是在向人们讲叙历史故事，尤其是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那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著名历史人物，但是，几乎所有的故事讲叙者所持的历史观点都是有问题的。他们大多持有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也是中国官方一直宣扬倡导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庸俗之极的历史现实主义观。在这种历史观的导引下，讲坛的讲叙者们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评论大多是非现代的，他们停留在既往的时空之中评论历史，而不是站在现代的观念平台上评论历史。因此，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大有问题的。比如，他们会竭力去赞美一个所谓有着雄才大略的皇帝，而看不到只要是皇帝，都是那些个野蛮落后的时代的政治怪物，就算是李世民这样的贤明的皇帝，用现在的观点看来，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可怕可厌的政治怪物。自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如现代人一般，正如将来的人们不能苛求我们如他们一样，但是，我们必须站在现代的观念平台上看问题，而不是滞后于现时代来看历史、做结论。

2、《百家讲坛》节目的设置突出地影现出当代中国共产专制体制的舆论导向。此种舆　论导向希望借重于中国的封建历史为共产专制体制寻找历史性的依据。既然是百家讲坛，为什么不讲遍古今中外呢？为什么不百花齐放呢？为什么不讲了孔子，再讲柏拉图；讲了《史记》，再讲希罗多德；讲了《三国演义》，再讲《荷马史诗》或者《神曲》？为什么只讲康熙，不讲拿破仑、林肯呢？为什么只讲庄子，不讲康德？只讲《论语》，不讲亚里斯多德？可怜的中国人呵，从来只知道向后看、向内看，不知道向前看与向外看。看不到中国文化的缺陷，不能够兼容并畜，不讲创新，只知注解，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文明怎么能够繁荣起来呢？如此的《百家讲坛》，只是一家讲坛与一家之言罢了。真是可怜可厌。

3、从《百家讲坛》，我们大概能够知道，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现状。因为《百家讲坛》其实就是一个象征，就是中国共产主义专制思想文化体制的一个象征。废黜百家，独尊一家，是问题的实质。过去是独尊马列，现在马列主义是彻底破产了，于是向后看，找到孔孟、找到老庄，还有朱熹等等，唯独不肯放眼世界，充分借鉴、拿来。当然，我本人并不反对中国古文化，我认同中国古文化之中的富有永恒价值的那些思想、理念与人的情感，我亦尊重中国古代史中的那些富有独特精神魅力的伟大人物，但是，我无法认同对中国古文化与历史的偏面理解。

我知道，《百家讲坛》不会因为我的一篇小文章而停办（中国的媒体倒是可能因为某位大人物的批示而停摆），《百家讲坛》一定还会存在下去，一定还会继续很“火爆”，可是，别忘了一位叫作川歌的中国作家曾给她泼过一盆冰水，尽管这水并不能也不想熄灭那熊熊的独家之火。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