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大国崛起是一部漫长而无趣故事片，没有深刻的理论思考，没有具体的理论推延，甚至没有让人觉得兴奋的奇闻逸事，例如一位大师吹了口仙气，石头纷纷跳起堆成了伟大的罗马城。

没有出现一个英姿勃发锐意进取一心要登上世界巅峰少壮民族的豪气干云，没有一个精力健硕胸怀四海苦心成熟种群那份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博取天下精铁铸造依天长剑的豁达，所有的，只是满清遗老那种荒诞不经，衰弱无力的梦话呓语：中央之国，天下至尊。

“大国崛起”是一颗伴随茅台般高楼大厦而裹着农村旱厕味道的迷幻伟哥。

大国崛起于世界之巅峰，唯一的一个标志是：国民能够获取几倍乃至几十倍于其他种群的资源，使其种群充分独立延续，文化充分泛滥于世间。

美丽坚以三十分之一人口消耗掉全球资源供给的30%，欧盟以其两倍人口消耗掉25%的资源，日本同样要消耗掉10%的资源，以人均计算他们所消耗掉的资源是平均数字的十倍，由是，其国民可以完全享受崛起之快乐，超市收款员亦有16万人民币之年薪，可于瑞士滑雪，东亚海滩，乃至大都食烤鸭登长城。

华夏之国民，与西元2007年仍有90%未到过首都，吃过烤鸭，登过长城，此谓不崛不起。

长城始于始皇勾连三国长城以抵御外患，可谓国人古时崛起之物证，论及工程规模今日世间仍无能匹敌，另有阿房宫，骊山陵传今世。

今日亦有野人食一乡血肉，构“白宫”仿天安门为衙，此效先祖之遗风，是以古有孟姜女哭长城，今有一乡泣血咒昏官。

彼俄罗斯有普热瓦耳斯基于十九世纪游离中亚至宁夏青海臧边诸地，观长城感慨无限：此建筑之辉煌举世无匹，但其从未完成过建筑者的本来意图——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个民族所缺乏的不是战略物质上丰裕，所缺乏只是一种生长与内心深入骨髓的精神长城。

普氏死于中亚腹地的探险之中，并未有幸目睹20世纪马其喏防线的崩溃，但是这种真知灼见难免穿越时间迷雾。只不过作为俄罗斯帝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他还不能领会：一个民族的真正崛起，不是其拥有多少历史建筑，多少文物古董，多少珍贵的绘画书籍，更不是在发达都市建设了多少摩天大厦，而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血脉骨髓深处的永远不甘落后，誓要登上世界巅峰的决心与信念。

美丽坚民族在与君临天下的日不落帝国誓死决战之中已然崛起，法兰西在擎起自由的战旗中已然千古不朽，大和武士在大阪事件中横刀挥向列强颈项时已注定要用铁舰与血肉将战火燃烧到白人世界，德意志在隐忍法尔赛和约的瓜分与羞辱的瞬间已然登临星空，丘吉尔所言的“另一场三十年”战争便在酝酿之中。

回首伟大的华夏的昔日辉煌，在亚历山大仅能使用五万马其顿步兵征服地中海的时代，大秦帝国已然在操纵百万军队横扫中原，强大的汉帝国会令罗马帝国庆幸未曾比邻，强盛少壮的华夏种群在盛唐之后渐渐老态，糜烂残暴，刻板愚弱令华夏血气不在，刚愎自用，麻木腐朽，大秦陆军横扫千军气吞洪荒的伟大尚武精神在盛唐最后的光照天宇之后，星光永远的黯淡下去。

充满光荣的种群再不能依靠自身的光荣从更为广袤的上天福祉中寻求上天的恩泽，为种群从生存空间的扩张中谋求更多宝贵的资源，怯弱卑鄙的统治士族讹诈民脂民膏，向弱小的异族进贡朝拜以换取他们可以更长久的霸占讹诈这个伟大民族的专有权力。

丧失了武勇精神的糜烂种族，将不会在更广袤的土地得到上天的赐予福祉，沦亡了进取之心的麻木种族，将不能从对已有的土地之上谋得更多人为的奇迹。卑猥怯懦的充满占有欲望的士族，更多的攫取人民血肉，将是他们保持奢华无耻生活的唯一手段，更多的牢笼，更多的等级桎梏，更多卑鄙无耻邪恶的文字狱，不但令伟大的华夏骨瘦如材，而且思维凋敝，被异族屠杀奴役，乃至卑躬屈膝，种种令这个种群祖先于泉下痛哭失声，伟大尚武军魂蒙羞受辱的勾当，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耻辱横亘七百年，至今依旧无法洗脱。

马可波罗，扎玛仕在传记中所描述遍地黄金的奢华都城，雄伟的建筑，精美的食物，华丽的丝绸，以及无穷尽的宫廷宴乐，令尚处在中世纪昏暗之中的欧洲人惊呼为天堂。无法确证西欧人是否是接受了蒙古对华夏统治的启发才开始探索向东方的攫取之路，但大航海时代的海员无一不是要找到东方的黄金帝国，而满清的侵略无疑是受到这种启发，而更近时代的日本则与满清如出一辙。

但是，唐之后华夏再无出击广袤地域的信念，卑鄙怯懦的士族也无发奋求新的科学精神，所谓物欲横流的黄金帝国，只是建立在无休止欺诈剥削民脂民膏的等级制度之上的，金碧之所以辉煌，乃是血肉之所以干涸，华夏之所以羸弱的根本。

近来一种声音甚嚣尘上，那就是：恢复华夏传统文明，发大国盛世的清秋大梦。但这种荒谬论调决不是要复大秦军魂，大汉军威，先秦诸子青春狂放的辉煌思维革命。

而所要复只是埋藏于黄金帝国尸骸之上的丑陋无耻，丧尽天良，令华夏种群伟大光荣尚武精神遭受无尽屈辱的等级文化！贱民不得允许进入帝都以及都市，贱民不得允许不得发出呻吟，贱民不得允许不准进入官老爷的衙门！

一国之崛起，国民所能企盼的是什么？科技昌明，用有限资源谋取更优越的民生环境，种群强大，在贸易与奋斗中得到更多生存空间。而决不是令一群丑陋恶心的蛆虫盘踞殿堂，大食人民血肉，并且要用腐朽卑鄙的等级制度保佑其世代永享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

这些人间蛆虫不但利用权力吸食国民血肉，而且大言不惭的雇佣连蛆虫也够不上的可怜细菌文人来重造该诅咒的等级制度！东部血汗工厂的童工女工每天十六小时的辛勤工作换取微不足道并且毫无保证的薪水，西部煤窑的矿工用生命换取不到饿狼矿主1/20的收入，国民血肉被用来交换成滚滚迩来的资源，名车豪宅华厦显衙，这难道与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帝国有所区别么？一小部分占有几百倍的资源，绝大部分色木人终生劳作仅能得到糊口，而且这种糊口的机会也是一种莫大的恩赐，大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一纸准入法律令这种糊口的机会也消失不见。这些高高在上的无耻之徒甚至连子孙的福祉也毫无羞耻的尽情掠夺，为一己之私利，将青山绿水锦绣山河遍体疮痍，各种毒物弥漫于上天赐予华夏种群生生繁衍的土地上。

崛起？

将十二亿人推入中世纪等级制度深渊，五百万饱食无厌的恶鬼道！

 

胡锦涛扳不倒上海帮

在元月九日举行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九个政治局常委，唯独黄菊没有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前一天，《世界财经报道》就率先报道说，中纪委将披露陈良宇案进展：“随着调查的深入，陈的违纪违法问题，比最初公布的还要严重。”然而，胡锦涛在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没有提及陈良宇案的具体查处情况，仍然是千篇一律的口号：“保持惩治腐败强劲势头，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由此可见，他是一手紧攥着权力担心被抢走，一手心不在焉地调侃，正表明他“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的无奈。

全会公报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样公布“陈良宇更严重的问题”，只是通过媒体说：“至于为外界广为关注的上海社保案，接近纪委系统的人士称，相关调查还在进行中，据相关人士透露，一般而言，陈良宇案涉案问题会比已经公布的严重。”这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报道，不仅说明胡锦涛执政以来的政治制度没有进步，更凸显他执政能力的脆弱；不仅证明胡锦涛扳不倒上海帮，更主要是对陈良宇及其后台无可奈何。民众早就臆测，即使将来公布了陈良宇案的“最新进展”，那也是经过“过滤”、“缩水”之后的“洁本”。

贾庆林：不走西方民主道路

去年十一月，胡锦涛的智囊之一，中国编绎局副局长俞可平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文章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一石击起千层浪，这篇文章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知识界、文化界，有些人认为是胡锦涛啓动政治改革的信号。

俞可平的话音刚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就公开地跳了出来，他在二00七年元月号《求是》发表文章《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文章说：“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言而喻，贾庆林的文章是针对《民主是个好东西》来的，是认为“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上海帮剑拔弩张，引而不发

现时中共高层最大的隐患在政治局，人们传说的“胡曾联手”是一种假象，曾庆红不是弃张鲁而投刘备的马超。

曾庆红的支持者呼吁：“党内要恢复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时期。”这是毛泽东担任中共军委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格局。一位江家帮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内部有人认为，现在不需要一个人把着三个大权（指党政军集一人身上）。也就是指胡锦涛不能一人独揽大权。

“分权”不是目的。曾庆红逼胡锦涛让出国家主席不是孤立的，实际上是瓜分胡锦涛权力的第一步举措。

胡锦涛是邓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江泽民退位时，即使一百个不愿意，他最后不得不把权力交给胡锦涛，因为他不能违背中共体制的“潜规则”。交权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经过四年的运作，被江泽民视为看守政府的胡锦涛似乎失去了操控大局的能力，上海帮现在是剑拔弩张，引而不发而已。

毫无疑问，黄菊已经“一蹶不振”，从此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但这些并不会影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上海帮大局。从国内媒体的报道不难看出，曾庆红更加活跃。黄菊的下台，将可保全曾庆红等人“成就大业”，将胡锦涛困在核心，有如泥牛入海不能自保。

胡权力可能被架空

最近，社会上有两件事又一次吸引海内外的注目。一件事是四川大竹县十六岁的迎宾小组遭强暴惨死引发万人抗议，愤怒的群众自发地聚集起来，要求追查凶手。地方当局出动了大量的防暴警察和部队，双方发生冲突，多人受伤。期间事发酒店被愤怒的群众放火。另一件事是，《中国贸易报》山西站记者兰成长在山西大同浑源县一个非法采煤点采访时，被矿主纠集八名不法人员殴打。兰成长被打伤，次日死亡。地方当局不仅不出来主持公道，反而声称兰是因“敲诈不成被打死”。两件事皆暴露了官权的黑恶。

胡锦涛上台以来，从提出“以人为本”的亲民路线到倡导和谐社会、八荣八耻，从修订党政干部廉政手册到中央“空降”省、市纪委书记，为什么官权反而更加凶残，更加贪婪呢？其主要原因是胡锦涛无暇顾及底层与民间，他本身处在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只好“放官自流”。

要肃清上海帮，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剖上海，全面调查从江泽民在上海当政时期以来的上海政治与经济，这才是上策。但是，胡锦涛没有能力这样做。现在，他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共十七大他很可能会被架空。

胡锦涛不具备毛泽东的政治资本与煽动性，他不可能登高一呼，群山响应；曾庆红也不可能巨手一挥，人仰马翻。胡锦涛在斗智斗勇方面肯定会逊色于曾庆红。曾庆红将会取得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腐败权贵的支持，而胡锦涛也许在道义上取得弱势民众的拥戴，两者将不会有赢家。

二00七年元月二十日

 

当代社会学的一位泰斗，斯坦福大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早年发表过一篇论文（Mark Granovetter，1978，“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83，no. 6，pp. 1420-1443），可是被政治家们遗忘了，今天读来格外有意义。论文标题可直译做“集体行为的阈值”，这一理论的适用情形，作者列出了八类：创新扩散过程，谣言与疾病传播，罢工与骚乱，政治选举，教育投资，社交，移民，社会心理。

格兰诺维特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的上列八类现象，其微观机制是社会心理学家熟知的“个体从众倾向”。贝克尔和墨菲在新作《社会经济学》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类现象，只不过他们引入的核心概念是“社会资本”而不是“阈值”。根据贝克尔的定义，凡影响个体行为并且不显著受个体行为影响的集体行为因素，都可归入“社会资本”概念。由此，贝克尔推演出一项基本原理：群体行为可以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以致在该群体内没有哪一个体感受到自己的行为发生显著改变时却可以感受到群体行为发生了显著改变。这一原理十分类似于格兰诺维特在这篇论文里论证的集体行为基本原理，该原理被通俗地称为“多米诺效应”——即社会骚乱往往只需要第一个人参与，然后，由于集体行为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赖于个体行为，“集体意识”被这第一个人的行动激活，迅速卷入骚乱，后者于是升级为“社会动乱”。

让我们试着运用格兰诺维特的模型来解释某一类动乱。假设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对当前社会状况不满意，但每一个人只在看到“足够多的人”参与骚乱时才参与骚乱。假设不同的个人对什么是“足够多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从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均匀分布在某一实数区间上。假设社会由100位成员组成，第1位成员的心理阈值将使他在参与骚乱的人数达到人口的99％时参与骚乱，第2位成员的心理阈值将使他在骚乱人数达到98％时参与骚乱，……依此类推，第99位成员将在骚乱人数达到1％时参与骚乱。现在，假设第100位成员将是第一个行动者，他的行动可以仅仅是打碎一块橱窗，只要这一打碎橱窗的行为被第99位成员看作是“骚乱”就够了，就足以触发“多米诺效应”，最终使全社会陷入动荡之中。

可见，假如我们承认格兰诺维特的模型符合我们对历次社会动乱的基本观察，那么，我们就应当认真对待这一模型并且认真研究那些触发了第一位社会成员的骚乱行动的因素。同理，对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许最好的选择是回避讨论这类敏感议题。可是对群体而言，每一个人的这种回避态度最终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为缓解潜在骚乱的多米诺效应，我们应当研究上述那些首先发动骚乱的社会成员的心理阈值——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一显然太低的阈值？通过何种途径可以提高这一阈值？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把骚乱的心理阈值提高到永远不发生骚乱？与这些问题对应，我们有下列基于普遍观察而提出的问题：最初的骚乱总是收入最低的人群发动的吗？教育程度与参与骚乱的心理阈值之间具有负的相关关系？具有正的相关关系？还是具有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为什么“中产阶级”往往是社会动乱的受害者？民主社会的许多日常骚乱确实可以避免颠覆性的社会动乱吗？为什么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可以有效避免社会动乱？

由于篇幅限制，我只讨论上列最后一个问题。我假设这一问题所根据的观察是普遍获得认可的，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确实已经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动乱。为什么会是这样？基于哪些心理机制和社会运作的原理？难道不可能发生因价值多元化而起的社会动乱？

首先，任何一位社会成员，为了要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已经多元化了的社会里正常生活，就必须适应多元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所谓“见怪不怪”。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宽容”——对异端的宽容。对主流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每一社会成员都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洛克在他的名篇“论宗教宽容”里有所论证，但更雄辩的论证来自社会实践的历史。宽容的态度导致了政治温和的中产阶级立场，后者构成了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尖锐冲突的缓解区域，有效地防止了社会动乱。

在一切能够降低骚乱的心理阈值的愚蠢政策当中最愚蠢的，是所谓“愚民政策”。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趋同，并由这一趋同而形成防止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资本。这样一种政策将把最大多数社会成员改造为“愤怒青年”，让他们具有最低的骚乱阈值，他们将以微不足道的借口参与骚乱，因为他们的头脑不能想象任何更温和的批判手段。

所以，我们的政策不仅必须防止严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须防止愚民式的宣传。明智的政策是尽量开启民智，让宽容态度成为时尚，鼓励市民公开批评政府，让官僚主义者们不敢坚持愚民政策。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学术委员会主席，《财经》学术顾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Renaissance Team顾问）

 

学渊评：放了一个高耀洁，就说是“胡锦涛专门批示”的，只要有一点好事，就是胡锦涛亲自过问的。既然胡锦涛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禁书”为什么就不是他“专门批示”的呢？凡是捅了漏子的事情就一定都是别人干的，于是邬书林就得替他“下地狱”了。打卫星的事情，国际反映很强烈，他就对美国方面说是军方瞒着他做的，这又是不是出卖军事机密呢？处置陈良宇的即刻，就通过港澳亲信媒体说，是曾庆红设了圈套，让江泽民在病床上同意了的，还表了“活该”的态的。还有那个“反日运动”，恶果刚刚开始形成，又通过人放风说是曾庆红搞的，究竟是胡搞还是曾搞？也是必须说说清楚的。中共活了近八十五年，左倾错误无计其数，但总还有人认账的；到了这位胡锦涛手里，不但赖了，而且还要陷害左右的同志了。邬书林、曾庆红、江泽民等同志能顾全大局，愿意替他背黑锅，是他们心甘情愿；纵使中共能活一百岁，但这样的党内生活却也未免太黑暗了。

胡锦涛专门批示：允高耀洁赴美领奖

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允许被软禁的河南省医生高耀洁，前往美国领取女权活动人士奖，这一奖项是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为了表彰高耀洁在维护被艾滋病毒感染的病人权利和防治艾滋病方面作出的贡献，而颁发的年度奖。

高耀洁医生在河南的家中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表示，颁奖仪式将于三月十四号举行，目前她的赴美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将于二月二十五号启程赴美。高耀洁医生说，原来有关当局一直试图阻止她去美国领奖，并从二月二号起开始将高医生软禁在家，并切断了她与外界的联系：

“二月二日起就把我软禁在家，直到十六号才说同意我去。记者‘为什么要软禁您？’那我不清楚，警察很多，连我女儿都不让上楼。电话切断十几天，到十六号才通。”

高耀洁医生对本台记者表示，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曾三次到她家：“到我家三次，最后一次告诉我可以去了。第一次就是来看看，也没说坚决不让我去；第二次就说是春节了，来看看我；第三次，十六号晚上八点来了说是尊重我的意见，是代表河南镇政府，说我想去他给办手续。”

但高医生表示，他说这话等于没说，因为在陈全国没来之前，她的赴美手续就已经办完了。

二月二号起就把我软禁在家，直到十六号才说同意我去……

据悉，在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的全力帮助和海外媒体的大力呼吁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此作了专门批示，有关当局才允许高耀洁医生前往美国领奖。高耀洁医生告诉记者，在这之前，为了阻止她去美国领奖，当地妇联和卫生部门多次派人到她家中，试图说服她，让她自愿不去领奖：

“那时很多人，妇联的、什么的人可多了，天天快把我累死了。妇联的就直接说让我自己说不去了，我说你们说不叫去可以，到我不说我不去。来了很多还有一个秘书长，省长、省委书记等等。我问他们说，我犯了哪一条法？要软禁我，他们说没有，没有什么警察，实际上警察就在我屋门外坐着的。”

高医生说，有关当局还给她的子女施加压力，以迫使她放弃，高医生说：“给我子女施加压力，叫我说有病不能去，我说我不能欺骗全世界人，我没病嘛。我儿子跪在我面前两天，因为他的压力太大，让我接受，但我不能说假话。”

由于高耀洁医生在维护中国艾滋病患者权益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她多次获得国际组织的赞扬和嘉奖。这次是她第三次获奖，前两次都因为有关当局阻挠而无法出国领奖。当被问到这次她获奖的感受，高医生说，其实，她开始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和维护艾滋病人权益的工作，完全是出于一个医生的同情心：

“其实我不知道艾滋病后面有这些，我只是一个医生的同情心。我很早九六年四月，有个人输血得了艾滋病，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手术输血传播？我就开始注意。”

高医生说，她与政府的矛盾，主要是在艾滋病在中国大陆快速蔓延的主要原因上有分歧，高医生认为，输血是艾滋病在中国感染和蔓延的主因，而政府则认为性传播和毒品是主因：“我是误入歧途了不知道这后面这么复杂，这么多黑幕，我是医生，不能说假话。要留清白在人间，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输血是主要原因，因为是我亲眼看到的，跟政府我就根本不能放弃。父母死了，孩子就没人管了。”

高医生说，由于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住得很分散，又怕政府说他们卖淫买淫或使用毒品，所以不敢暴露自己患有艾滋病，也不敢去领药品。高医生说，为了了解情况，她曾冒着摄氏三十九度的高温，去寻找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为他们送免费药品。高医生在她的博客上已经公布了一百多例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高医生说，人们可能有误解，以为输血感染主要发生在河南，其实，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是山东生在河南工作的，实际上输血传播不光是河南，是全国性的，八十年代就开始死人了，开始不知道是艾滋病，死的不知道多少！”

高耀洁医生告诉记者，这次她来美国领奖时，将带来几张为艾滋病人拍照的光盘，她说，这些光盘以事实说话，不会骗人，也不会掺假。当被问到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治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蔓延，高耀洁医生表示：“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把血的问题解决了，特别是输血传播是非常无辜的；第二是把病人的治疗和生活问题解决了；第三要把骗子解决掉，一些人说是祖传秘方治爱滋，骗病人的钱。”

高耀洁医生被誉为“中国民间抗艾滋病第一人”，她原是著名的妇产科医生，一九九六年开始关注艾滋病防治工作和艾滋病人的处境。不过，高医生却称自己是失败者：“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

高医生最后再次表示，她为艾滋病患者奔走呼号，不是她有多大的勇气，而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良心而“误入歧途”：“我是误入歧途了不知道这后面这么复杂，这么多黑幕，我是医生，不能说假话。要留清白在人间，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对于七十九岁的高耀洁医生来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医生说，面对无数死去的艾滋病患者和现在还在与艾滋病搏斗的人们，她除了继续为他们奔走呼号之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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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胡锦涛温家宝拜年：大批访民聚集北京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大批来自中国各地的访民春节期间聚集北京。有的人因为给胡锦涛、温家宝拜年兼请愿已被截访，有的人则为了在即将来临的两会期间见一见代表诉一诉冤情、或者怕被送回老家后遭关押而东躲西藏。

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北京一些领导人的住处：玉泉山、东郊民巷，党政机关所在地：天安门、府右街等地聚集着数百访民要给胡锦涛、温家宝拜年兼请愿。这些人几天来被陆陆续续地截访，有的带到马家楼临时收容站，有的被带到不知名的接见站。一些访民星期二对本台表示，被带到马家楼的人估计已经全部被截访回原居住地。

上海有五十多人在新年前后被截访回家。徐先生等十八人在准备向温家宝拜年请愿时被带到一处不知名的接见站关押。在上海的徐先生星期二通过电话对本台表示：

徐先生：我们去向温家宝拜年的。

记者：你们见到他了吗？

徐先生：没有。

记者：他有没有派人来接待你们？

徐先生：我们那个时候就被人截访截住了呀.还没有进东交民巷就给截访了。

记者：后来直接送到哪里？

徐先生：不是马家楼，是中央的（一个接见站）吧。

玉泉山、东郊民巷据说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住处，这些地方范围不小，胡、温两人确切住在哪里访民们并不知道，他们漫无目的地去找，是因为病急乱投医、希望有人能作主解决问题。仍在北京的访民郑先生说：“这个怎么说呢，老百姓到处告，（但）上访后谁都不管。你越不让去的地方可能就是越有点效果，老百姓就是抱这点愿望。

来自黑龙江的王女士则告诉记者，国务院信访局局长王学军大年三十、上星期六晚上去到国务院信访办视察，警察们为局长维持秩序时，打晕了一名带着小孩的妇女：“阴历三十那天上午十点，王学军局长到信访局去检查，刚从大门进来，上访员一千多人全拥上去了，有一个女的还带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连喊带哭的。当时警察就把那个女的打了。

记者：王学军看到警察打人吗？王女士：当时拉的时候王学军看到了，他喊了一声你们别打了。等王学军上楼了，三个警察把那个女的（打昏了），扔到外面去了。那小孩吓得大哭，我们说你看她有孩子你打她干什么？警察说，局长来了，你们闹事，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我们说大年三十，如果地方官员能有作为的话，我们能来吗？

王女士还告诉记者，当局把上访者视作贱民。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一○、急救中心故意不及时抢救，致使一个叫王连庆的吉林人心脏病发死亡：“十二月二十一号，是（吉林）延吉市上访的，当时他心脏病复发，报一一○，打了四次是右安门派出所的，右安门派出所问了四次说要是上访的就不管，是做生意的就管。后来没有办法了到第四次，大家说干脆就说是做买卖的吧，后来电话就接了，但等一一○到了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四十分钟了。

尽管在北京的上访饱受岐视，生活条件艰苦，还要防备截访，并且到信访能解决问题的比率并不高，不少人抱着留在北京即留住希望的想法，东躲西藏地逃避越来越严厉的截访。

大竹民众不满当局处理莱仕德饭店命案，发生骚乱并火烧饭店的录像。此段录像曾被数次放上国内网站，但每次均被网站管理人员迅速删除。录像人特别将录像传给本台记者。

不久前发生在四川大竹的事件，凸显了大陆官民矛盾的发展，正在使胡锦涛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

大竹事件，起因于去年底十六岁的酒店迎宾小姐杨代莉突然死亡。案发后，地方当局有意拖延不侦破。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死者出身农民家庭，没有权势，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有鬼，知道一旦破案，就会暴露自己的非法利益。杨代莉生前服务的莱仕德商务酒店，是派出所长徐达祥的私人产业。这里既是官员们的乐园，也是提供色情和毒品服务的场所。记者报道，家人早就被告知，杨代莉生前对酒店十分反感，已决定辞工。杨死亡半月之后，当局对家人不仅没有任何交待，还派出警察，对家人和不满的群众施压。1月17日，当局的无理与蛮横终于触发民变，酒店浓烟滚滚的照片随即在网上迅速传播。

事件发生后，大竹县委书记王伟，公安局长赖劲松丢官，酒店的实际业主，派出所长徐达祥被捕。但是，参与冲击酒店的民众，也有数人被捕，包括制造谣言和趁火打劫者。

近年来，大陆官逼民反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但大竹事件不仅是这些事件中最新的一桩，还反映了大陆官民矛盾的新发展。大竹事件表明，地方官员不会因胡温的亲民姿态，就改变欺压百姓的态度，更不会因为胡锦涛打了几个贪官，就不敢官官相护，徇私枉法了。前些年，许多“群体事件”的直接诱因，是征地拆迁，国企改制。这类事件背后虽然一定有地方官员的非法利益，但多少还打著一点“公务”的幌子。而大竹事件则表明，地方官员越来越赤裸裸地利用权力，保护自己非法的经济利益。

地方官员，尤其是县以下的官员越来越胆大妄为，铤而走险，背后有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胡温上台以来，高官捞取私利的“合法”空间并没有被压缩，而小官捞取私利的“合法”空间却越来越小。江泽民时代的潜规则是，“你捞我也捞，上下一齐捞”，但这样的局面难以持续。征地受到控制后，断了基层官员的一大财源。而基层官员深深卷入的许多产业，如小煤窑，小化工，色情、赌博，则直接带来严重的环境和社会后果，胡温如不管制，危及很快就会爆发。对比之下，大官们获利的手段则比较“干净”和隐蔽，他们主要靠垄断信息和干预政策来牟利，不需要摘下白手套。别无选择的小官们若不甘心就此罢手，就只有走上与中央和社会非法对抗之路。

更多基层官吏选择与中央对抗，与社会对抗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人对自己的仕途越来越不看好。大陆官多为患，早已不是秘密。据南风窗报道，胡锦涛终于决定，把各级“领导岗位”的数量减下来。据估计，十七大之前地方党政换届，将至少有十万县、乡官员，失去“领导”头衔。由于新班子要比过去更加年轻化，许多失去头衔的人尚在壮年。

如何安置大批退下来的“领导干部”，胡锦涛并没无良策，官员们自己则十分清楚，要维持锦衣美食的好日子，只有靠及时变现手中的权力了。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民众在贫困的逼迫下，走上非法谋生的道路。今年春节前，欺诈、盗窃和抢劫，达到了新的高峰。甚至出现小偷在网上结盟，打出“我是小偷我怕谁”的口号。为了维护中共政权，胡温当局将不得不一手抓贪官，一手抓盗贼和暴民，在两条战线上升级战争。看来，2007年大陆绝不会压缩扩建监狱的投资，因为不仅要关更多的盗贼，还要关更多的贪官和暴民。

 

今年2月，适逢”邓小平去世10周年”，或”邓小平’南巡'”15周年”，按理，这两大标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构成中共当局”隆重纪念”的理由。毕竟，邓小平曾经被中共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然而，中共方面，似乎并无多大动静，相关纪念活动，规格小，调子低，应付似的，显得可有可无。

仍然为邓小平唱颂歌的一方，调子往往是：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经济繁荣；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不够，还要称之为”改革之父”.说穿了，这些颂歌，折射的，都是阿谀者的奴性人格。有些文盲个体户的说法，把这种奴性人格，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没有邓小平，俺哪开得上摩托？没有邓小平，俺哪娶得上媳妇？

有人说”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其实，邓小平改变的，只是毛泽东的党内路线。毛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镇压民众，迫害异己，连邓小平本人，都一度沦为受害者。一当邓大权在握，改变毛的极端路线，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平反被毛打倒的党内高级干部，为邓徒增党内声望，收揽党内人心，何乐而不为？

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前朝皇帝株杀大臣，后朝皇帝平反昭雪，一杀一抚，王室自然安稳。比如南宋时期，宋高宗枉杀岳飞，宋孝宗平反岳飞。宋孝宗为岳飞昭雪之日，宋高宗还在世，并且是”太上皇”，可见父子俩人的默契。

回到现代，毛邓二人，犹如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前者把坏事做绝，后者把好话说尽；一个制造极端，一个扭转极端，人心自然不难收拾。在政治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实则一脉相承。比如当年的”反右”运动，由毛泽东策划、邓小平主持，所以，当需要为”右派””摘帽子”的时候，邓小平就只准”改正”，不准”平反”，声称”反右”的”大方向没有错”.

毛泽东之罪恶，远远超过斯大林。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为日后苏联民主巨变埋下伏笔；邓小平却包庇毛泽东，为更多的镇压和屠杀预留了空间。果然，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六四”大屠杀，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苏联民主演变，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形成倒退与进步、黑暗与光明的强烈对照。一出”六四”屠城，就足以抹煞邓小平的一生。邓临死，就只能吩咐，连骨灰都不留了，更莫提上八宝山。

至于经济建设，以轻视甚至破坏态度相对待的，古今中外统治者中，毕竟只有毛泽东一人。即便在中共党内，力主经济建设者，也早就大有人在，彭德怀、周恩来、林彪、刘少奇等，都属此列。其中，任何一个人，如能有机会在毛死后主政，都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非邓小平一人而已。

但在经济建设中，邓小平的人治陋习和独裁思维，却给中国社会留下无穷隐患。比如，邓自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临时拍脑袋”的典型人治手法，导致”一哄而上”，让中国社会白白错过本应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过渡；又比如，邓要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没有解决权力监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富起来的，自然就是中共权贵及其亲属，迄今，中国亿万富豪中，90%以上为高干子弟，就是明证。贫富分化，贫富悬殊，贫富仇恨，都是邓小平那一句话惹的祸。有的贪官入狱后，甚至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语录，对抗审讯，是滑稽还是讽刺？令人啼笑皆非。

人治与独裁为伴。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明白了。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说穿了，邓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共。甚至连中共都不是，而是中共机体顶端的”小圈子”.当中共得以暂时挽救和苟延之际，中国民众却濒于危殆。当中共崛起为经济和军事暴发户、而扬威国际之日，中国民众却承受起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新三座大山”（又何止”三座大山”！）。

每逢毛泽东诞辰或死亡忌日，中共方面都极尽淡化，年甚一年，规格远不如孙中山。如今，邓小平又成为另一个需要淡化的人物，纪念规格还不如胡耀邦。这多少应验了一句古话：”公道自在人心”.而可以断言的是，有朝一日，江泽民死亡，有没有纪念，抑或，是纪念还是鞭笞，都很难说。由此等现象观之，中共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连中共自己，都没有信心。

还有一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但愿当今中共高层，知耻而改，知耻而为。勿再重蹈毛邓江等人的暗淡结局。据说，两年多前，胡锦涛前往邓小平故居时，婉拒了种树纪念。而形成对照的是，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其他八人都先后在邓故居雕像前种树纪念。胡锦涛的”特立独行”，莫非另有乾坤？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其他金融领域一样混乱——

在信托业，中国的信托给我的印象是“信马由缰地当托儿”，只是这托儿特别，手上有货，常常闹不清为谁托、能怎么和不能怎么托。看一张颜色已经泛黄的报纸上的表格：

 

机构名称	关闭时间	关闭原因
中国银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96年10月
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	1997年1月	发生支付危机，无法偿还 到期债务
海南发展银行	1998年6月21日
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	1998年6月22日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98年10月6日

 

上表是早先的，仅是样表：抽样与做做样子的“样”。后来相关报道成了杳然的“黄鹤”。

表中所列关闭原因都是读者已见到的一句话。这是原因吗？不是，这都是“破产”的同义词。传媒对上述最近关闭的一家所作的有关善后事宜的报道告诉读者，长期以来广信经营管理极其混乱，存在大量高息揽储、账外经营、乱拆借、乱投资等违规经营活动，致使不能支付巨额到期境内外债务，严重资不抵债。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对其关闭清算。清算组紧张工作3个月后发现该公司资不抵债的底账为146亿余元。1999年1月10日，原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向境内外200多位债权人通报了该公司的大本亏损账：该公司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94亿元。

1995年10月，中银信托关闭，广东发展银行承担了全部债权债务；1996年，湖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获注资渡过难关；10月，光大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央行决定把部分债权转为股权，约50亿元；1997年，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因到期债务不能偿还被关闭；1998年6月，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关闭，负债73.69亿元；同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广东省政府仍支付了广国投的境内自然人存款；1999年，广东国民信托撤销；2002年，赛格信托关闭，负债80亿元。

在保险业，1996年，永安保险公司在人行托管后进行重组，增资扩股；而利差损问题则是三大寿险公司的巨大历史包袱。高盛预测，中国人寿、平安和太平洋三大寿险公司的潜在利差损约达320-760亿元。三年前中国人寿爆出审计风波：2003年审计工商银行总行及21个分行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这样一个公司却能够在2003年6月在香港上市。（取自《财经》2004年3-4合刊，记者康伟平 李勇文）学者郝演苏经过多方面长期跟踪研究指出：中国保险业存在着“40%的泡沫”，“无论是重庆‘井喷事件’，还是北京‘密云事件’，以及一些矿难事件，在事故处理中，保险索赔金额和人数与五年前、十年前并没有太大区别，这说明国民的商业保险保障没有很大改观，我们的保险密度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保险有保障功能但不是公共保障。公共保障部门如何呢？案例很多，说 2006年新披露的：上海市社会保障局，将30多亿借给私营企业主难以追回……

农村、城市信用社也是问题重重。1996年，贵州贵阳清镇红枫城市信用社发生支付危机，1999年归并贵阳市商业银行；1997年，海口33家城市信用社被关闭，并由海南发展银行收购并承付债务；1998年7月，建行恩平市支行被撤销，农行恩平市支行停业整顿，20家城乡信用社被行政关闭，损失国家资金68亿元；1998年，广西北海城市信用社关闭12家，吊销2家金融营业许可证，全部退出当地金融市场；同年，河南长葛市人民城市信用社违规设立，非法经营，被行政关闭。曾有央行统计显示，目前绝大多数农信社的不良资产率都远远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4万多家农村信用社中，只有约15%能够盈利。专家测算，要使农信社摆脱历史包袱，重焕生机，国家至少需要掏出1000亿元。

1995年海南发展银行成立。这家银行是国内第一家以改组合并5家信托公司的方式组建的银行，这5家信托机构中只有一家获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机构，这种“出身”被业内称为“怪胎”。1997年海南发展银行因信誉破产，发生储户顽强挤兑事件，政府首先是派警察保护银行，后来事情闹大，北京的中央政府不得不紧急支援，第一笔补窟窿的资金就高达35亿。1998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陆续给海发行提供了40亿元的再贷款，加上一系列“救济”，央行累计投入了100亿元。一位原海发行员工说，“大量的再贷款也没有被合理使用，而是用以偿还关系户的存款，如果及时进行风险处置，就不会发生关闭的事件了。” 央行、当地政府、债权人、债务人等各方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危机由此爆发。之后，央行决定不再给予资金支持，而海发行也早已失去独立偿债能力。作为主要的债权人，央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决心关停整顿海发行。（取自《“海南发展银行”何以重生，企业急需解决融资难》www.xWTO.com ，2004-3-29）

各地农村信用社危机之前，便是农村合作资金。这笔巨额欠帐，10余年后的今天还远远没有还清呢！我老家的弟弟每年年底都非常不好意思地跑到一些人家收取相关税费，是乡里欠他投的合作基金，收了抵乡里欠债的。本来就难收，如今相关税费一概取消了，乡里拿什么来抵账？

看看与金融能力密切相关的政府欠债吧——

学者李英强、蒲春琴在专文谈到养老金问题时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新旧养老制度的转轨过程中，产生了约8万亿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债务总额。官方称引的数字也各不一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前任部长郑斯林公开宣布的数字是2.5万亿，而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更倾向于引用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9.15万亿。”。

学者魏加宁在谈到各级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时说：“我国省级政府的直接负债，可靠且保守的估计约为3000亿元。县（市）级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比省级政府要大。里昂信贷证券曾对我国县级政府的负债作全面估计，认为数字应为30000亿元。虽然这一数据早到原财政部长项怀成的质疑，但它确实揭示了县（市）级地方赤字的危机。2001年，我国一般预算赤字县共计731个。2003年国家审计署所作的关于中西部49个县的赤字调查显示，49个县（市）累积债务达163亿元。如粗略地将这一数据推广到全国731个县（市），负债金额约为2500亿元。这只是县（市）级地方债务的一小部分。以2500亿元作为省（市）级地方政府负债的估计显然是保守的。乡镇包括村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统计更为困难。财政部财科所曾提出一个数字，2000年税费改革的时候，全国乡镇村级的负债大概为3700亿元。另外根据数据标明，这一级别的地方债务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2003年就已超过6000亿元。

这只是粗糙的估算，它忽略了地方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忽略时间上变化，以上数据只具有数量级上的借鉴意义。另外根据规律，越是低层级的政府，负债情况就越严重，县（市）级赤字的规模可能高于上文的数字。上文的估计不包括隐性负债和未被批露出来的部分。”

有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国银行面临全局崩溃”的问题。他这样分析道：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3月18日讲：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是25%，国有银行去年的不良资产下降了3%，不良资产降低到了目前的一万八千亿元，整整降低了四百六十多亿元。但是，根据中国四大银行自己公布的经济数据看：工商银行使用了381亿元的利润填补不良资产，建设银行使用了301亿元，农业银行使用了84亿元，目前饱受抨击的中国银行则动用了381亿元，占银行全年利润的92%。四大国有银行在2002年为消除不良资产而投入了高达1127亿元人民币，全国百姓人均94元人民币。既然四大国有银行拿出了1127亿元来消除坏帐，但温家宝总理怎么会说只消除了460亿元人民币的坏帐呢？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消除460亿人民币坏帐的同时，一年内又增加了700多亿元人民币的新坏帐，新增加的坏帐竟然接近于消除的坏帐的两倍。更可怕的是，2002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是中国改革开发的二十年来最好的一年，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是最好的一年。在这样好的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和银行竟然还出现如此大的不良资产，你说这不可怕吗？

梅先生告诉读者：中国设立了四家国有资产公司。当时朱总理高兴地宣布：“国有银行的坏帐14,000亿元人民币将全部转到四家国有资产公司中，国有银行将轻装前进。”但是朱总理只讲了一个方面，隐藏的另一面没有讲，这就是：在中国政府财政部的主持和支持下，四大国有资产公司马上发行了14,000亿元人民币债券，然后将这些债券又卖给了四大国有银行，从帐面上看，四大国有银行减少了不良资产，而且又增加了有利润可以回收的债券，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四大资产公司没有一分钱，接受的14,000亿元不良资产连百分之十都没有收回来。先不说中国政府自己违反法律滥发债券，仅中国国有银行接受的，根本就无法兑现的14,000亿元人民币债券，根本就是100%的坏帐。但这笔坏帐竟然冠冕堂皇地以“正常资产”出现在各个国有银行的帐面之中。而作为这些债券的支付人中国财政部更是大言不惭。因为中国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创造历史记录的，其收入不过是17,000亿元人民币。各位算一下就会知道，这14,000亿元人民币占了中国一年财政收入中的多大比例。这就是中国金融界隐藏的坏帐之一。

如果梅先生说的是事实，那么梅先生“中国金融必将崩溃”的结论谁又能够怀疑呢？有良知的人们应当都会感到恐怖的。

好了，银行的坏账、各类金融衍生品的泡沫化（光是股市就蒸发了中小散户至少12000亿）、政府的巨额欠债，更兼投资长期过度膨胀（最近中央电视台报道将近一半是违规的乱投资），财政紧张更使得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居高难下（不得不对老百姓竭泽而渔），老百姓消费能力差必然造成例如房地产（空置房面积官方说是1亿多平方米，有专家两年前就说达到了4亿平方米）资金回笼困难、令人难以想象的腐败（学者杨帆论证说达到了60万亿）……林林总总，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了金融危机吗？

所以，茅于轼先生说的迟早会到来，应当指例如恶性通货膨胀、企业纷纷倒闭、民众出现挤兑恐慌、失业剧增等剧烈外部震荡。这一天会到来吗？我不希望它到来，尽管我希望看到共产党死，但这是对共产党的反动力量讲的；我更希望共产党与人民一起新生——谁不想过自由平等安逸富足的幸福生活呢？

－－ＹＳ论坛

 

邬书林成过街老鼠

《伶人往事》等八本书被禁，惹起轩然大波。这恐怕是一贯颐指气使的中共官僚所始料未及的。带头发难的章怡和女士，已经有过两次被禁的经历，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了。可是事不过三，这次又禁到她头上，实在欺人太甚，忍无可忍。于是奋起反击，以死抗争，声言“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袁鹰听说自己的一本书也在被禁之列，气得七窍生烟，但他没有公开吼叫，却写了一封软中带硬的信给肇事者邬书林，对他的“粗暴的方式”“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表示不满和抗议”，要求“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惺惺惜惺惺，国内受够了中共窝囊气的作家、学者们借题发挥，或抗议，或声援，群情激奋，一吐口中恶气。与此同时，海内外知识界、异议人士同仇敌忾，口诛笔伐。网络上更是骂声一片。连不相干的西方媒体也来凑热闹。邬书林于是扬名全世界。不可一世的邬书林们顿时成了过街老鼠，落水之狗。

怕成导火索

中共历来给人的印象是抗压性强，任凭国内外抗议、反对的声浪响彻寰宇，它可以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抗议，中共可见得多了，只要挺住，还不是拖过一阵子就自生自灭了。这回不同，奥运在即，世人都盯着中国的人权。新闻采访新规定刚刚发布。胡锦涛口口声声要“和谐”，温家宝一本正经“说真话”。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姓邬的去捅这个马蜂窝。几个舞文弄墨的书生，名气不大也不算小，抓抓不得，判判不得，劳教又送不得，开除党籍劝退出党他们全不在乎，况且好些人根本就不是党员。谁把“通风会”内容向章怡和们“通风”了，治他个“泄露国家机密罪”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可又怕火上浇油，惹出更大麻烦。不是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差一根导火索吗？每年376万多人参与8万多起“群体事件”，虽被逼走投无路，目前还只是拉布条，砸玻璃，顶多不过是烧汽车，暂时还没揭竿而起，没上梁山。他们缺的就是读书人。此外，党内、军内的状况也很叫人寝食难安。切不可让这几本书点燃了那个火药桶。

史无前例

于是传出胡锦涛震怒的消息。相关的大小官僚们经历了表面上是沉默，背后里却如热锅蚂蚁一般的几天之后，终于出面“澄清”：误会了，“这一次”一本书也没禁。邬书林本人甚至放下身段，硬着头皮亲自登门向袁鹰说：“很对不起，这件事给袁老增加许多麻烦，我感到很不安。”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非同小可的事件。中共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永远不会有错。在中共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对不起”三个字。它饿死3000万人，没说过“对不起”，那是“天灾”；它浩劫十年，没说“对不起”，都怪“四人帮”；它用坦克机关枪屠杀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学生百姓，没说“对不起”，那是稳定和发展的需要。禁几本书这么个芝麻粒大小的事，竟然由禁的人亲口说出“对不起”三个字，还不够“史无前例”吗？

重要启示

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首先，中共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刀枪不入，软硬不吃。它其实是真的“纸老虎”。一贯摆出“滚刀肉”的架势，主要是给自己壮胆，掩饰它的心虚。这次知识界，不分国内外，不分体制内外，不分文、政、理，甚至不分左、中、右，同声谴责，终于让中共尝到踢铁板的滋味。其次，不要低估自己话语的力量。高瑜说的好：“你有枪，我有笔”。枪能打过笔，还是笔能打过枪，那要比试一番才能见分晓。这次几个文弱书生，用笔发出呐喊，250万正规军，100万武警，武装到牙齿，却完全派不上用场。中共禁书、禁报、禁言、封刊、封网、关记者、滥赏“煽动”“泄密”封号，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现在我们要说，不再惯你毛病，今后我们不再沉默。

缓兵之计

中共真心实意地认错了吗？否。邬书林的“对不起”，乃缓兵之计矣。何以见得？他在公开场合说，他的“因人废书”前边原本有“不得”二字。既然是“不得因人废书”，邬先生应为中国出版自由的保护神也，何必登门“对不起”？又为何“感到很不安”？这只能说明，若不是邬先生在公开场合说了谎，就是在袁先生家里猫哭老鼠。据章怡和女士揭露，邬书林在“因人废书”四个字之前，还有“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这样一段话。现在邬先生没有否认他在那个“通风会”上说过这个话，却陡然在“因人废书”前边加了“不得”二字，这就像把一块猪皮贴在黑痣上，丑是盖住了，皮却长不上。缓兵之后干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

袁先生的底线

有友人把袁鹰的那部《风云侧记 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全文发到我的信箱。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老眼昏花，用了整整两天时间，为的就是要看看它究竟泄漏了国家什么机密。在读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反串成一个挑剔的检察官。可是读过以后，大失所望，竟然没有找出足可觉得是窥视了这个国家的机密的哪怕只言片语。作者虽然“侧记”了夏衍、周扬、胡乔木、邓拓、巴人、赵朴初、赵丹、袁水拍等文化界名人的一些轶事趣闻和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反右，文革，四清，“四五”运动等等作者亲历的事件，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中共早都有了定论。袁先生只不过讲点身边的故事，既没有最高层决策内幕，又没有精确的数据分析，何来“泄密”一说？袁先生谨守两条不成文的底线：一是绝口不“记”邓小平掌权后的“岁月”；二是讲完了每一段腥风血雨的故事以后，都要加一段阳光灿烂的“尾巴”，以示党的伟大。即使如此，还是难逃被禁恶运。

言论控制的法西斯化

袁先生1986年从人民日报退休。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关于异化理论的批判，86学潮，对《苦恋》的讨伐，对《人妖之间》、《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女贼》、《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等“八十年代大毒草”的围剿……这些同样令人心惊肉跳的历史风云都发生在袁先生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其中有些事件人民日报副刊更扮演重要角色，袁先生身在事中，当为直接见证人。对这些国人迫切要知晓其内幕的历史事件，袁先生不可能不了解它们的史料价值和市场价值，可是他一个字也没“侧记”。推测其原因，大概就是为避“泄密”之嫌吧。连袁先生这样深知中共内部政策界限，小心翼翼规避风险的人物都免不了被列黑名单，足见中共的言论控制已全面法西斯化。

反“禁”之战正未有穷期

邬书林虽然对“袁老”说了“对不起”，但对章怡和、其他被禁的作者和海内外知识界的质问至今仍装聋作哑。他身后的藏镜人王兆国、盛华仁之流淫威未减。禁书祸首中宣部甚至被这一波反“禁”声浪所遗忘。八本书的禁令并未撤销，对有关出版社的处分正在执行。中共对抗议八本书被禁的正式回答是，再加上一本：余杰的新书《破冰的声音》。中共此举挑衅意味甚浓，也证明了反“禁”目标决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就算八本书真的解禁了，黑名单上还有李慎之、李锐、刘晓波、焦国标、余杰、茅于轼、王怡、赵岩、师涛等不下百名的所“因”之“人”和《 中国农民调查 》等数百种已“废”之“书”。黑名单是一个无底黑洞，只要你不想在中共的神座前做规规矩矩的唱诗班，你的名字和书名随时都可能掉进去。反“禁”之战，是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是民主与专制的战争，是人权与奴役的战争。一切视自由为生命的人们不再沉默，他们要捍卫张口说话的权力。目前章怡和女士正聘组律师团要向出版总署（应称“出版警署”）讨个说法。知识界正强力要求人大订立“出版法”，废除非法的图书审查制度，废除所谓“重大选题”送审、备案制度，废除恶名昭彰的法西斯黑名单制度，一切依法办事，不允许李长春、刘云山、吉炳轩、龙新民、邬书林这些黑眼珠的戈培尔们再躲在黑暗里胡作非为。

 

多余的话：

未及清明，但读完此文后，您会同意这些文字有必要提早撰写发表。

正文：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重要节气，标志着自然界凋零的严冬过去，煦暖的春天来临。

但“清明时节头昏昏”，这感觉通常不是乍寒还暖的气候变化引起的，而是活着的人们感怀先人、慨叹人生短暂生命无常的伤感所导致的。

人生短暂，苦难却漫长。特别是非正常、非自由社会政治秩序下的人生，苦难更是沉沉一线，贯穿“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历程。

远的不说，就说吾国现在活着的中年人，“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饥荒，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谈恋爱的时候遇到了禁欲主义，生孩子时遇到了计划生育，经济改革又遇到了下岗”……您说背不背？苦不苦？

这还只是肉身的苦，精神心灵上呢？上小学时小小年纪就得“时刻准备着”去为不甚了了的主义奋斗，到中学时开始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毕业后则要“甘做铺路石、锣丝钉”“把一生交给党安排”，拧上山铺下乡都得甘愿“此身不复为己有”。

开放了，改革了，这些半残了的“主人翁”们半生为之奋斗献身的共（公）产也拍卖了（拍卖时卖主不在场）。他们的多数，拖着疲惫的身心“下岗”去自谋生路，昂贵的医疗费和子女的学费都得自己“搞掂”，咋一个“苦”字了得。

“苦”，但好歹还赖“活着”，那死去了的呢？饿死的，打死的，上吊的，跳河的，尸骨无存的，肉身无踪的，死后没有追悼会却有“批判会”的，（《伶人往事》就记述这种荒唐事）死后有墓子孙扫不得的……

没有人能精确计出那个庞大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赖活”者只知万千冤魂在游荡，“此恨绵绵无尽期”。

“死者是生者的不幸”（鲁迅），每值清明时分，生者凭借记忆抚摸逝者的冤魂，怎能不黯然伤神而“头昏”目眩！

就是这苦命人当中，部分人士因持与现执政者不同政见，至今流落它乡仍在流亡“苦旅”中颠沛流离，被母国当权者视为“敌对势力”拒在国门之外。其中，当年在北大竞选中叱咤风云深获北大学子拥戴、以《论言论自由》一书赢得知识界广泛好评的胡平先生，连回国为老母送终尽孝都不被允许。在国民党（杀共产党人无数）的前党魁连战都能回大陆上祖坟时，胡平却只能隔海遥望生母坟头连天的芳草。

星转物移。眼下，“新政”了，“盛世了”，“鸡的屁”（GDP）股也“崛起”了，国家外汇据说也多到不知如何处置了。照理，也就是说该让“马上遇寒食，途中属暮春”（宋之问：《途中寒食》）的流亡异见者回国上上“芳草萋萋”的祖坟了。

但“国家安全”的套还是“套”在国门口，阻止海外异见华人不得入内。“崛起”的富国拥有武警、国安百万，一个特警的装备配件价高至八万元（武装到牙齿），大量由纳税人供养的特别“记者”、“商人”、“学生”、“使馆工作人员”混在海外也把谁是谁摸得一清二楚，国家怎会因几位不同政见者入境而不安全呢？几个异见流亡者几把“星星”香火真能燎出熊熊“颠覆国家”的大火？

人生苦短，对于已吃尽苦头的异见流亡者来说，让他们在余生之年、在回国途中，多感受一些人性的温馨，多找回一些人生的亮点，这对于一个信誓旦旦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党，应该不算是一种苛求。

回望“崛起”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穷民不富，但胡、赵二任开明总书记以大规模平反纠错的大智大勇主导了“政治和解”的进程，一时间民心大振，全社会活力四射，朝野上下同心同德，意气昂扬。虽然也有“清除精神污染”等几抹阴云，但二十世纪中国的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光，确是继“五四”时期之后又一段难得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不幸的是，这种真正体现现代文明的政治和解进程于1989年被强行打断，吾国就此改道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路狂奔，直到“构建和谐社会”口号高入云霄的今天，二位治国先贤开启的“政治和解”未有得到传承。在国家暴力肆虐，封网禁书接二连三之中，由先前“政治和解”解松的结反而被打紧，社会再陷紧张之中。

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感念于斯，已逐步增加了一些人性人情味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难道还要让胡平们继续王若望、刘宾雁们有国归不得的抱恨终生吗？

新政，就是要突破过往的一些不二法则，就是要推倒一些先前铁定的“钦规”，就是要敢做前人不敢做之事。邀请海外异见人人士回国扫墓观光，以此续接“政治和解”文明进程，此其时也。

有“恶搞”的歌词唱道：再过五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都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都拉到农村做化肥。啊亲爱的朋友们，到底谁先被烧成灰？先烧你，先烧我？烧完阿扁再烧李登辉，反正都是人类的骨头灰……

“正搞”的一首曲词也吟出：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十二曲》：《飞鸟各投林》）
 
死神没说话，它是真正的强者，它将击败一切（包括强权者）。既能恶搞又能正搞的它可以使人沉沦为“不管死后洪水滔天”的行尸走肉，也可以催人升华为建大功立大德的贤士仁君。还是那句老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千夫所指臭名远扬或是丹心永照流芳百世，确在“大国”大权在握者的一念之间！

未及清明，在春晚喜庆即将开锣之际，撰写此文，是希图由来临的清明时节强化的生命意识助我中华早开官智，也便于党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间为邀请异见人士回国扫墓早作安排。

不是多余的结语：

如若党国领导人有善意、诚意愿迈出邀请异见人士回国扫墓这朝向政治和解的一步，以“谋求政治和解，推进宪政转型”为宗旨的《真话文论周刊》愿义务协助安排工作。

联系请拨打612 96216946
或Email：[email protected]

2007-2-3

首发民主中国

 

网上读到台湾中央社记者刘嘉韵的一篇报道《大年初二回娘家，台湾特有风俗》。静宜大学台湾文学系讲师林茂贤说，中国民俗有“二月二，龙王抬头”的传说，指龙王因思念女儿，在农历二月二日抬头朝失去女儿的方向。因而中国有“二月二，家家户户迎女儿”的说法，农历大年初二女儿是不回娘家的。

林先生此说不确。我的故乡河南开封一带就是大年初二女儿回娘家，二月二反倒不是闺女回娘家的日子。

正月初二女儿回娘家，在我乡是雷打不动。当然，正月初二也没雷。

顶风冒雨，滴水成冰，滑倒摔交，都不在话下。越是新亲，越是如此。等到女儿有了自己的女儿，且已出嫁，这个日子就松动了。因为大年初二“小女儿”要回娘家，做了丈母娘的“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只得推后。

所以一般已经有女儿出嫁的老女儿，是初四回娘家。初五、六走动的亲戚都比较边缘了。到初七、八还在走动的亲戚，就更边缘了。吾乡过年，节前要蒸馒头，备菜，够吃好几天的。乡谚曰：“亲戚走到初七、八，湿气豆腐老豆芽。”湿气就是发馊的意思。年菜发馊，亲戚也都是远亲了。

我乡习俗，正月初二是铁定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正月初三是铁定的上坟祭奠死者的日子。死者一般被连续祭奠三年。这三年的祭奠通常不放在忌日，而是放在正月初三，亲戚都于是日赶来。在此情况下，女儿一般就不在初二回娘家了，而是初三。但是新婚头一年，初二一定要回，次日初三再来。

春节前新婚的夫妻，大年初二回娘家是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我乡称为“回门”，是一件大事。男人的岳家，我乡称之为“老亲戚”。哪怕是新婚，也叫“老亲戚”。的确，一切亲戚都从婚姻这个根上来，说它是“老亲戚”，当之无愧。

春节我们叫“大年下”，元宵节是“小年下”。有些家庭春节前蒸的馒头可以吃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个别家庭，二月二还有节前蒸的馒头吃。那时没有冰箱，馒头会长毛，中间要再蒸一次，请巴士德博士来杀杀菌。

正月初二走娘家，通常有两样必备的特别礼物，一是枣花儿或枣山，二是礼条。枣花儿的样子像大蛋糕，发酵的白面做成。下面是个大面托儿，面托儿上装饰着由面团捏成的花鸟鱼等图案，花心、鸟嘴等处插上红枣，因称枣花儿。枣花儿或称枣花子，大小不一。一般说来，新婚女儿头一次回娘家，枣花儿的大小相当于过去的大锅口，直径一米上下。枣花儿做高一些，有好几层，就叫枣山。有时一对小夫妻拿不动那枣花或枣山，须另请两个小伙子用杠子抬着。怎么抬？把枣花儿或枣山放在大锅盖上，用单子连锅盖一起兜起，穿上杠子，就可以抬了。

礼条是一块猪肉，猪肋部的一段。婆家富有且大方的，我们那里叫“大手”，出手大方的意思，礼条有时可能是半扇猪。

在我乡，女儿回娘家一年有铁定的两次。一次是春节，具体日子就是大年初二。从权是初三和初四。再一次就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节回娘家不一定是八月十五当天，前后几日皆可。礼物也很有节令特色，一是月饼，二是烧鸡。月饼不说了，烧鸡也都是当年春天养的半大鸡。月饼多少，烧鸡几只，因家庭而异。记得小时候我一个堂姨，我母亲的堂妹，婆家特别“大手”。有一年中秋节，堂姨带了八斤月饼，八只烧鸡，被“传颂”好多年。

此外，父母生日，给老人做寿，也都是女儿铁定必回的日子。

在我印象里，我爸妈只给我姥姥拿过一次烧鸡，大约是一只或两只。

当时我父亲还在世，路上他把烧鸡撕开让我们吃，至今觉得口有余香。父亲去世之后，日子过得凄凄惨惨，俗语叫“日子过得不胜人”，这些习俗在我家就都作废了。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近年这些风俗都衰微了。我妹妹80年代结婚，至今近20个中秋节，我都不在家，所以不知她是否给母亲拿烧鸡和月饼，肯定是拿的。有几个春节我在家，礼条和枣花也带过，但不显眼，印象不深。

大年初二走娘家这个风俗的幅员有多大，我说不清楚，起码开封一带是如此。洛阳、南阳等地是否这样，未作调查。

台湾正月初二娘家兄弟接姐妹的风俗，我乡没有，都是姐妹和丈夫一起来。如果有孩子，也同来，讨压岁钱。娘家兄弟是别家女儿的女婿，是日都随妻子回娘家了，没空档来接自己的姐妹。因此，初二回娘家这一天，往往姐妹与兄弟见不上面。

中央社这篇报道引用“随国民政府从中国山东迁居台湾的退休副教授鞠永久”的话说：“传统上，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娘家，在中国北方也没有‘初二回娘家’的习俗。”不知鞠先生是山东什么地方人，如果是山东菏泽、聊城一带人，大约不会说中国北方没有初二回娘家的习俗。山东菏泽、聊城与河南的开封、商丘，还有江苏的徐州、安徽的阜阳，基本属于同一个亚文化区，对女儿正月初二回娘家的习俗应该不陌生。至于“传统上，已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娘家”之说，可能指的是王昭君或文成公主吧？普通人家的女儿，都是三里五村的，怎么可能不回娘家？

有个学术格言：“说有容易，说没有难。”信夫！

（2007年2月21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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