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7年2月21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采访报道/2月20日农历大年初三，来自广州和沈阳的四名公安警员到广州郭飞雄家里，让他太太张青看警方有关郭飞雄的录像剪辑片，并与张青交谈一个多小时。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维权人士郭飞雄“涉嫌非法经营”案1月19日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退回广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郭飞雄本人于1月20日被移送转押到位于沈阳的辽宁省看守所。现在，法律规定的“退查”一个月时限已满。2月20日下午，四名公安警员来到广州郭飞雄家中，为他的太太张青放映了一段经过剪辑的录像片，并与张青有一个多小时的交谈。 张青当天晚上接受我的采访，讲事情的经过。因郭飞雄本名杨茂东，所以张青在谈话中常常提到“老杨”，就是指郭飞雄。 张青说：“今天两点，沈阳市公安局来了两个人和这边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男一女，总共四个人来我们家。” 问：“他们有没有穿警服？” 答：“没有，都是穿着便服。他们自己讲，在来我这里之前，去了杨茂东姐姐那里，还见了他哥哥。说是因为我们怕（郭飞雄）在那边受到刑讯逼供，他们说没有，意思就是说给我看录像。” 问：“孩子们当时在场吗？” 答：“不在，我早早就跟西西（女儿）说了，今天有人要来，不适合你们在外面厅里，两个小时时间她就一直带着弟弟在她房间里。” 问：“来的人怎么说？” 答：“他们带着一个手提电脑，说‘我们做这样的节目然后拿过来’，他从手提电脑给我看录像，他说‘这是特例，以前没有的’。” 问：“录像一共多长时间？” 答：“二、三十分钟吧。” 问：“您从录像片中都看到些什麽？” 答：“例如杨茂东刚刚到那里，22日那天，下火车后在警方汽车里和到那里作体检的镜头，我看他很瘦，检查血压也挺低，90-70 。” 问：“以前他血压是多少？” 答：“是110－80 。我觉得是与以前在广州看守所的时候绝食和被绑在床上有关系。体检时他回答‘以前有没有什么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看他声音也是挺低的，看上去有点疲倦。” 问：“您从录像片看，是公开拍的呢，还是偷偷拍摄的？” 答：“有些是偷偷拍的，如果要是公开拍的话，人有的时候会看一下镜头对吗？这里面都是没有看录像镜头的。 也有审问的过程。” 问：“您能听得到审问的问答吗？” 答：“有些话听不到。有些话听到一点，老杨说‘不管判多少年，哪怕是押送到新疆去、西藏去也没所谓。。。’听到审问他的人提到高智晟，这名字出来了，但是其它声音听不清楚。 有些是偷偷拍的，如果要是公开拍的话，人有的时候会看一下镜头对吗？这里面都是没有看录像镜头的。也有审问的过程 张青 后面有一些可能是公开拍的，几个场景——作劳动擦住处地板，打牌，里面一个人过生日，大年三十包饺子…… 看了以后他们就问我，我说‘你们大老远来的，又是过年的时间，也没有跟家人在一起，我也愿意相信你们是表示一份善意，给我看这个。 我从上面看，后面老杨脸胖一点，脸色好一些了，但是因为你给我看的毕竟只有很短时间，我是愿意相信的，但是我也只能说相信一部分。 我估计如果杨茂东回到广州的话，律师很快就会来见他，具体情况我只有在律师见过他之后，如果他说的再跟你一样的话，那我就信了。’ 他（警员）就讲‘情况比较严重，老杨还是很有才华的人，作为家属，还是要拉他，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说‘他（郭飞雄）站在悬崖边上’。 我说‘像这样的状况下我能做什麽呢？’他没回答。 我说‘我记得杨茂东以前在家的时候讲过，他不希望我，也不希望他姐姐管他的事情。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我问道‘为什么把他送到沈阳那边去？一般情况下这是非常罕见的’。他说‘为了案件需要’。 我说‘他人现在在哪里？’他说‘还在沈阳’。 我问‘什麽时候会回来？’他说‘现在还说不准，也许节后，初八以后’。我说‘能肯定吗？’他又支支吾吾好像不能肯定。 我就说‘期限一个月已经满了，现在案件是不是已经到了天河区检察院？”他说‘一般来说，我们不会超过时间’。经侦支队那个女孩说‘现在因为是放假，初八、初九的时候才可以问天河区检察院那边是不是到了’。” 问：“来人还说了些什麽？” 答：“大过年来了，肯定还是比较客气的，还给小孩带了玩具来，还说是带了一些东北的土特产。我就说‘哎呀，我是不能收你们礼物的’，他们就非常坚持，并且说‘这大过年的，你总不能把礼物又让我拎着回去’，说了好一会儿，最后礼物还是放在我这里了，就是给小孩买了一个玩具车，还有一个毛绒玩具。 我就跟他们讲‘我知道他（郭飞雄）是为老高（高智晟）的事情进去的，他其实是清白无罪的，应该放他回家。不择手段地去诬陷一个人，让一个人去坐牢，这件事情到了这个时候都应该结束了，应该放他回家了。” 问：“他们说什麽？” 答：“他就说‘是法律喽’。” 问：“是广州的还是沈阳的警员跟您说话？” 答：“主要是沈阳的人跟我说话，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既然案件的主体还在广州这边，警察在这一个月时间到了以后，要交回广州天河区公安局的话，沈阳那边就已经不管这件事情了，但是他今天还跟我讲这麽多。上次去见杨茂平（郭飞雄的姐姐），也是他们俩。” 问：“是哪一天？” 答：“14日左右吧。” 主持人：“我给杨茂平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 答：“对。她说她不想接。” 问：“下一步您有什麽打算？” 答：“等到初八、初九的时候，我就马上跟天河区检察院打电话，看案件是不是到他那里去了，知道了情况以后，我就会马上跟律师联系。”

 

在《中共的社会构成》一文中，我分析了中共党员在数量上、权力上的社会分布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实证性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头重脚轻、上粗下窄的“反社会结构”，其核心成员主要集中于一个单一的社会层面，即“干部”层面，又以只占党员极少数的高级干部为其组织重心，而广大的非干部党员尤其是底层党员则基本上无缘分享中共的组织权威与统治收益（当然，他们也不太愿意、不大可能分担中共的组织负债与统治成本，就组织关联度而言，底层党员可以说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

欲研究和评判中共，党员当然是第一个重要的视角，因为与已经成局的其他组织要素——如党的思想理论传统、党的规章制度体系、党的功过是非历史业绩相比，只有作为个人的党员（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党员、高干党员）才是冲破一切成局的变局之源，是各种组织要素中最活跃可变的因素。但是，仅仅研究党员却还远远不够，党员不是原子式的孤立个体。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开千差万别的个体党员而将中共视为一个给定在先的自足整体，中共的存在及其品性的变迁，当然要取决于置身于其中的各个党员的思想、意志、品性、行为之变迁，而且也取决于置身于党外的其他人们的思想、意志、品性、行为之变迁；另一方面，对于今天所有的中共党员（包括胡温等最高领导层的党员）、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已经离开了中国大陆的那些中国人）来说，我们又必须将中共事实上的存在、将中共已经大致成局的思想传统、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作为一个与我们的意志无关的东西——中国之有中共，中共之有中国，中共之成为今日这样的一个中共，中国之成为今日这样的一个中国，这些已经通通由不得我们去另行选择，我们不得不陷身于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之中——不管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种其他不同的选择机会，但今天，我们只能以这一在先的事实约束作为一切新的历史进程的基本出发点。有鉴于此，本文承接上文，试图再对中共的组织机构略作解析。

一、中共的组织性质：衰变中的乙式政党，或一个泛官僚系统我并不试图给中共的组织性质作一个实质定义。说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当然是不切实际的；说它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党，是一个要消灭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并致力于实现中国与全球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一类的说法也早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于说它是救国救民的党、为人民服务的党、三个代表的党，这些自吹自擂、自唱高调的说法，根本就不值一提；甚至说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这样的说法也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没有在野党、没有反对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一个一旦上了台就不打算下台的党是不大可以称为执政党的。那么，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呢？

胡适曾经将世上的政党分为甲乙两种，甲式政党为拥护并投身于宪政民主体制的普通政党，以英美西欧的政党为典范，其特点是组织松散、出入自由，无所谓党籍，也无所谓党纲、党纪，党对党员的人身、思想、行为没有任何的强制拘束力，而党的存续、发展以及党的一切政治活动却必须依靠自由的党员给予人财物方面的捐输支持，尤其是依赖党员在民主政治的法定程序中给予选票的支持，反过来，党对党员的支持当然也是要有回报的，主要的回报就是本党的政治精英会迎合本党选民的公共品偏好，并在出任公职后尽可能地实现对选民们的政治承诺。甲式政党不会设立政治警察，更不得染指军队，它的专职党员和常设机构极少，党产极少或几乎没有，党唯一的政治武器，就是自由选民的支持率，简言之，谁的选民支持率高谁就是执政党；乙式政党则是反对宪政民主、追求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党，以法西斯、纳粹和布尔什维克为典范，其特点是组织严密、严进严出，党籍森严、党纪严酷，党对党员有相当苛刻的要求，至少在名义上党只吸纳那些在出身、利益、思想、态度、立场、行为上与党的既定宗旨相一致的人入党，一旦入党则党员的言行均须受组织的约束，党员有对党无限忠诚的义务，脱党叛党必遭惩罚，党甚至有权剥夺党员（以及非党员）的财产、自由与生命，而反过来，党却并不允许党员们自由表达，更不必服从党员们的民主选择，党号称它服从于某种既定的“科学真理”、“历史规律”、“崇高使命”或“伟大理想”，换言之，党对党员倒也不是一毛不拔的，只不过它的回报是一张无限期的远期支票，它承诺要把他们（以及本民族甚至全人类）通通超渡到一个遥远的此岸的非宗教的极乐世界去。乙式政党几乎都有秘密警察并公然建立党军，党可以插手一切公共领域，因此党的事务繁多，各种机构林立，专职党工众多，党产极其雄厚——非私人财团可以比拟，甚至于它会以民众的私产与国库的公产作党产之用。

按此胡氏分类，中共当属后者无疑。至少，历史上的中共曾经是一个严格按照乙式政党的标准所建构的组织，而且，尽管已经非常力不从心，今天的中共也仍然企图以乙式政党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模式长期存在下去。

明眼人都能看到，今天的中共在意愿与能力两方面都已经达不到对党员的思想、态度和行为进行严密的组织控制，也达不到对党机构、党产、党资源进行严密的组织调度，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衰变中的乙式政党。中共的政治衰变与组织衰变来源于不可逆转的意识形态弱化和领袖崇拜脱魅，这一衰变过程也与扩展经济自由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步。中共由此便面临一个组织悖论：它仍然试图保持一个高度统一、高度集权、严密内控、极端排外的乙式政党结构，却又试图用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集权组织去完成新时期里各有千秋、高度分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因此，它内部的条条块块冲突、组织功能障碍乃是无可避免的，党与国家、与社会、尤其是与改革开放以来渐渐处于弱势的工农社会之间的严重不协调乃是无可避免的。

依笔者的看法，目前的中共既非合乎标准的乙式政党，更非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甲式政党。我倾向于不再将中共视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仅仅视作一个与中国的庞大官僚体系合二为一的人事系统，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泛官僚系统——它不再能象乙式政党那样产出意识形态和伟大领袖，也无能象甲式政党那样产出代议士和民主政治家，它的唯一产出，便是职业官僚，它的主要的社会吸引力，就是与党票相关联的官票。正如拙文《中共的社会构成》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官僚化已经了成为它压倒一切的根本特征，如果说它还与中国的什么社会阶层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的话，这个阶层不是工农，不是知识阶层，也不是资本家，只是官僚集团而已！再重复一下那篇文章的结论：中共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它的重心是占1/2的“党员干部”、而重中之重是占十万分之一的高级党员干部，接近组织重心的则是一小群有候选资格等待着递补入官的外围党员，另1/3的底层党员则是对党无关紧要、与党的利害荣辱十分疏远的普通群众。

二、中共的组织机构：一套人治主义的官僚机构党组织的末稍是遍布城乡的支部、总支部、党委，名称上的不同取决于行政级别的高低，如村是支部、乡是党委，其他均以此类推，委员、书记们的官阶也依各“单位”的行政级别而排序；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一个严格对应的地方党委，如县委、市委、省委，党委书记为该地方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名义上的行政首长则为该地的“二把手”（他一般是党的常委、副书记），其他的党官亦有相应于其分工的官阶；党的中央组织为中央委员会、中纪委、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务委员是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党官，同时也是名义上最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依党章，党组织都应该是民主产生的，普通党员选党代表、党代表大会选委员、党委会选常委和书记，而事实上则恰好相反，一般情形是：上级党首指定下级的书记和常委、书记常委指定其他委员、委员们敲定代表。

中共上下级的党组织大体上同构，上下对口，称为条条，地地相似，称为块块。一般由党委书记总揽大权，常委们各分管一摊，常委分工的系列分别为政府（财经）、人大、政协（包括工青妇团与外事、统战）、政法、纪检、组织、宣传等；各级党委下设政法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等功能部门，以统辖相关的政府机构和社会机构，实现“党管政法”、“党管干部”、“党管舆论”、“党管社会”的全能党治。

但以上这幅组织结构图景也还只是一个半真半假的表象，因为中共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生活都是极不规范的。人们常常以为党委很重要，但实际上，各级党委是很少召开全体会议的，即使开会，也大半都是那种走过场的通气会，即不是为了开会做决定，而是做完了决定才开会，所以，各级党委诚然并不是最重要的党机构，这也包括最高级别的“党中央”在内，党中央也几乎永远只开走过场的会，永远开不成行使权力做出决策的会；委员会比党代会重要，常委会比全委会重要，但是，少数的几个常委通常比常委会更加重要；如果“一把手”足够强势（即上有强大的靠山、下有忠诚的部属），那么，他一人通常就可以三个代表了，既可代表其他的常委和委员，又可代表全体党员和全体非党员；至于党的中央机构，情形就更为复杂，最重要的机构往往不是党章所规定的正式机构，正式的机构则多半处于长期的休眠状态。比如，毛泽东时代“中央文革小组”曾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军委办事组曾取代中央军委，而“一组”则一向高于其他一切正式的党机构；在邓小平时代，邓在家中所召开的“八老会议”一般要大于政治局常委会，搞垮了胡耀邦的则是一个没有任何正式效力的“党内生活会”，至于赵紫阳总书记，他只能在军委会里出任名义上的副主席，这似乎是中央军委要高于党中央，实际上是军委的邓主席要大于总书记；目前，党的中央机构比毛邓时代要正规一些，但是，全国党代会、中央委员会之类，仍是有名无实、虚大于实。

总结一下，中共的组织制度有以下的三个特征：一是高度的官僚化。党的各级重要机构由清一色的专职官僚组成，可以这样说，一个不愿意做官或做不了官的人，马列主义学得再好也绝不可能进入党的组织机构，反之，只要是有心做官的人，不论是否信仰共产主义，他势必要首先厕身于某个党机构之中，因此，在中国，党机构与官僚机构已经在人员组成上、功能上、性质上完全无法区分（那些起点缀作用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的官员事实上比底层的共产党员与党的关系更加亲密，他们大可以称为中共的编外党员，也有一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本来就是秘密的中共党员）。

二是党权极端泛滥。各级党机构全都不是以管理党员、协调党内事务为职责的，也就是说，党不管党，党管一切，中共的党机构几乎没有什么党务可言，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里的党官都以辖区里的全民为管辖对象，以国务、政务、社会事务作为一党之私务，无分党内党外。各级党机构试图包揽本级行政区划内一切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权力，甚至还要包揽本应属于民间社会的自治权力。中国所有的权力最后都汇合于党权，归属于党权。这不仅仅有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党军不分的问题，还有党干预司法、包办立法的问题，甚至于党的权力已经管到了西藏人选活佛、和尚庙里选方丈、老太太们扭秧歌、幼稚园里选班长一类的事情上。

三是明显的人治主义、权威主义与命令主义。在中共的一切机构中，通常都是一个人大于其他人、几个人大于所有人；党的正式机构往往并不是最重要的机构，尤其是带有民主意味的那些机构通常都是长期休眠的虚设机构，而一些所谓的“碰头会”、“打招呼会”、“吹风会”、“生活会”、“通报会”、“扩大会”则往往又成为了党权决策与执行的有效程序；而更加常见的，则是正式的党机构沦为党领袖个人决断的执行机构，甚至沦为给党内的阴谋活动、小圈子利益打掩护、作背书的冤大头机构。

这几个特征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是有利于党内动员和政治整合的，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剧烈改变的情况下，这些特征却加速了中共的政治与组织衰变。第一，因为官僚化使中共越来越党不象党、党将不党，党没有了可以服人的意识形态和魅力领袖，只能靠官票和官俸凝聚党心，党的核心成员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早就异化为对权力的眷恋，一旦他日党有危难，党官们必然一哄而散，而除了官僚之外，党其实也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二，党权泛滥使得中共官场腐败猖獗，由于利益来源的多元化早就消解了权力来源的一元化，连中共视为生命的中央权威也逐渐被利益的部门化、地方化所削弱，而那一堆人治主义、命令主义的党机构却又根本无法约束腐败的党官，尤其是在谁来监督一把手、谁来监督当权派的问题上，中共的所有组织机构俨然走进了死胡同。很显然，在当今时代，要继续维持这一套严重落伍的中共组织机构，其交易成本、运行费用是无比巨大的，这样巨大的组织代价，说不上哪一天，中共和中国社会就再也支付不起了。

 

假如“四人帮”在路线斗争中获胜，极左派的命运会有什么不同？

尽管高层权力斗争风云变幻，最终决定一种社会理想成败的，还是它在社会基层的可行性。极左派在“文革”中推行的农村政策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大寨模式可行，极左派的理想就可行。大寨模式行不通，极左派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文革”末期，我在学大寨的最前沿，在极左翼，向更左的方向冲锋，亲身体会到极左派前进的艰难。极左派名声不好，他们的视角很少被顾及。不过，我在左翼受挫的经历，对我理解晚年毛泽东的失败和中国极左势力的衰落大有帮助：我的焦头烂额之处，也是他们举步维艰之地。

一、义务劳动受挫

下乡插队之前，我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我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

我们村口的南山上有一片荒坡，第一次义务劳动就是在荒坡上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1976年4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收工之后，我们青年突击队四十来人义务劳动两个小时，种上六七十棵梨树。这是我们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效率高，干劲大，挑水爬坡都是一路小跑，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初战告捷，按照当时的俗套，我作《流汗歌》一首，发在黑板报上。诗写得很矫情，把符合正确路线的一分情绪夸张地感受为五分，表达为十分，努力自我感动并感动别人。

在胜利的鼓舞下，我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我们生产队，然后在我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这种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给多少报酬出多少力，以人们的私心为基础，助长雇佣劳动思想。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萌芽。我的计划比大寨还要左。大寨当时的劳动报酬形式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被后人讥为“大概工”，但劳动报酬与劳动态度和劳动成果多少有一些关系，因此就残留了雇佣劳动的痕迹。我打算消灭这点痕迹。

一周后，我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但干劲也不小，补栽了三十多棵梨树，给上次栽的树浇了水。公社广播站很快就在大喇叭里表扬了我们青年突击队，还提到我的名字。

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分别给苹果园和梨园浇水。众人的新鲜劲渐渐消退，参加者越来越少，有事请假的越来越多。列宁在《伟大的创举》里提出过一个设想：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判断入党积极分子的动机是否纯正？他建议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面筛子。经受住半年以上考验的，才能吸收入党。党员经受不住考验的，还可以清除出党。这个想法当然不错，可是，把这面筛子用到我们生产队，恐怕过不了多久，筛子上边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说不定只剩我一个。进一步说，我这个剩下的孤家寡人，动机是否纯正仍然成问题：我能经受住较大的考验，到底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或热爱人民呢，还是因为我有更大的野心？

一天晚上，我召开团小组会，讨论义务劳动中出现的问题。我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读书学习，思考人生的意义，树立人生榜样，等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我的批评会。几位团员在会上联合指责我，说大伙热情衰退的主要原因就在我身上。我利用了大伙，干活是大伙出力，出名却是我个人的。大家不愿意继续被我利用，成为我捞取个人荣誉的工具。

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毕竟公社大喇叭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的面目模糊为一个集体。从结果看来，我迅速得到提拔重用，这种说法也可以得到支持。但利用大家捞取个人荣誉确实不是我的初衷，至少我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我意识到的就是前边描绘的宏图大略。至于我想在实现宏图大略的过程中捞取什么私利，这一点不妨讨论，我也有兴趣加深自我认识，但我肯定不认那笔小账。我的抱负或野心没那么小，不在乎大喇叭表扬之类的蜗角虚名或蝇头小利。稳定军心，稳住阵脚，哄着大家死心塌地跟我走，更符合我的长远利益。

问题在于，我不在乎，人家却觉得亏了。而且是精神物质双双亏损。我刚来，根基尚浅，会上没有一个人替我说话。

按照党团生活会的规矩，我必须先作自我批评。我很想在自我批评之后发动反击，说他们试图逃避义务劳动，用对我的指责掩盖自己的懒惰和自私，掩护自己临阵脱逃。但是争吵起来，公开决裂，以后的义务劳动就更难组织了。这种仗只能由别人替我打前锋，我本人出面属于赤膊上阵。于是，我更加广泛深入地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做了自我批评，深挖了个人名利思想，重新部署了黑板报小组的宣传工作，请大家今后对我多多批评监督。原定议题取消，下一次义务劳动也没有安排。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我的极左宏图也不了了之。

我感觉松了一口气。当时有一句话流传颇广，据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我把这句话抄在日记本上自我激励。这次及时的提升，免去了我预感到的一连串头破血流的失败。

当然，这种分析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那时我并未深想。现在深究起来，我感觉松了口气，就是因为我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我们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这还没涉及什么大东西呢，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同志们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这点东西尚且不能承担，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我们心里究竟存在多少支撑这种自觉纪律的“伟大的英雄主义”？

列宁指望那种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能够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在革命精神基础上建立的劳动组织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取代资本主义。但在我发动的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青年突击队也面临散伙的危险。当然，将来我可能更老练，根基更稳固，大权在握，手下有人打前锋，还可以动用强制手段，让反对者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在那种情况下，维系义务劳动的还能算“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吗？

二、向自留地让步

我第一次和贫下中农打架是在1976年5月上旬。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当时队里的三级扬程水泵老出毛病，我敢拆敢修，又是生产队副指导员，便由我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

我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来，自留地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领域的残余，在此基础上，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必须时时加以限制。我信奉这套理论。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我转达了意见，我用几句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但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有一回，麦田里的社员很久等不来水，顺着渠道巡上来，发现有人扒水又不敢制止，就找到我，说断水了，让我查查原因。我顺着水渠往下走，看见大队书记的婶子在扒水浇自留地，就上去训了她一顿，堵上口子。她骂我祸害贫下中农，我骂她给贫下中农丢脸，偷大伙的东西。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浇麦进展缓慢。

为了打退小生产的进攻，我发动了舆论攻势。我借助团支部的力量，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小评论：《危险的口子》，再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

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我在明处，扒口子的人在暗处，再说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巡渠。负责浇麦子的社员怕得罪人，既不巡渠，断水了也不报告，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我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我过去制止，他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我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还伸过头来。我看说空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我堵一锹，他扒一锹，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我又一次得胜，一瘸一拐地回去了。

我摔瘸了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大队书记出面，召集贫下中农协会开会，众人纷纷发言，痛斥那位扒水的贫农：你爹咋死的？忘啦？——他父亲看见日本鬼子进村，心里害怕，拼命往家跑，日本人让他站住，他照跑不误，结果让日本兵一枪打死了。——那会儿你咋不敢闹？现在，人家北京知青到咱山沟来，受这么大罪，还不是为了咱们好？你倒敢闹啦？如此这般。那贫农点头哈腰，态度诚恳，连声认错。大队书记给我撑直了腰，做足了面子之后，当场任命我为贫协小组副组长。

我当时多少有些疑惑，贫下中农协会这么有威信？忆苦思甜这么管用？我们打起来他都不让步，一提他父亲的死因立刻就觉悟了？后来，处理过几次类似冲突之后，我才明白他真正怕什么。按照村里的常规，两人动起手来，一旦有人受伤，就可以让对方赔一笔医药费和误工补助，外带探视赔礼必须携带的点心匣子。看不出伤来，尚且要装病开药讹他一笔，像我这样膝盖肿得老高，换了普通社员，至少要扒他一两个月的工分。我是知青，如果回家休养，再加上路费，那费用就更没谱了。

事情闹大以后，一直不爱管事的指导员也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我说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队长并不和我正面争论，他说我的主张是对的，但毛主席让我们关心群众生活，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由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话说回来，我不服从又能怎么样？腿脚灵便时尚且把不住水，现在瘸了，我更不能不识抬举，与所有人为敌。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的一把手，有权一个人说了算了，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照样被迫让步。假如不让步，迫使人家执行我的命令，就等于逼着人向我辞职。我们生产队方圆五六里，沟壑纵横，数千棵干鲜果树，大大小小数百块粮田，哪面坡上的哪棵树果子该摘了，需要几个工，哪块田该锄了，需要几个工，这些知识我不懂，没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也休想掌握。队长一撂挑子，我就抓瞎了。就算我本事大，什么都懂，我也只能带一拨人干活，其他生产小组，老人妇女和各种专业队，如果没有干部招呼着，众人能在地头一坐一整天，根本就别指望出活儿。我本想让社员多为集体做贡献，如果干部撂挑子了，大家全在地头坐着，岂非求益反损？

三、自留地变迁史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

从1955年年底开始，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大量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说“人民公社好”。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小尾巴于是归了大堆。一些主张保留自留地的干部，例如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杨珏和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1958年秋收之后，主要农产品供应全面紧张，毛泽东开始纠左。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恢复自留地。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纠左中止，极左派得势，直接导致了三年大饥荒，数千万农民饿死。大饥荒末期，李先念看到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的惨状，评论说：“如果把自留地坚持下来，小自由多一点，即使是反革命破坏，人也要少死好多。”

1960年11月3日，在大饥荒笼罩全国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第五条说：“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自留地、自留畜、自由市场，再加上生产队内部实行的小包工，这就是“文革”中被称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三自一包”。

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第四十条说：“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至此，自留地制度基本稳定下来，直到大包干在二十年后将所有集体耕地都变成“自留地”。事实上，万里在安徽农村搞大包干的时候，四川就在农村扩大自留地。一是内部瓦解，一是外部蚕食，两条路殊途同归。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1963年遭遇洪水，自留地全被冲毁，陈永贵乘机取消了大寨的自留地。

1970年，山西省昔阳县宣布建成大寨县。这一年，昔阳全县取消了自留地。

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我就是在铺天盖地的“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中下乡插队的。

在这场历时二十多年的较量中，我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我很想砍掉自留地，如果有这种力量的话，我绝不会手软。因为，我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自留地本身就是数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换来的，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对照这面历史的镜子，我才看清楚自己那副无知者无畏的嘴脸。

我对自留地在理论上的厌恶很快就得到了生活经验的充实。每天我都切身感到自留地如何与集体争水、争肥、争劳力、争人心，我完全理解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动机：迫使每个社员把全部身家性命押在集体上，断绝所有后路，造成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格局——要么爱集体，要么没饭吃。这是资源和人心争夺战逐步升级的必然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极左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逻辑并不荒谬可笑。针尖大的洞，碗口大的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堵住漏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日子很不好过。

问题在于，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依托高层发动的全局性攻势，我不仅无力消灭自留地，就连卡自留地半个月的水也卡不住。

四、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

农民对集体大田和自留地的亲疏是可以计算的。

刚插队的时候，我对农民普遍偷懒的现象很不理解。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信条，工人农民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不应该偷奸耍滑。我问一位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道：“有我多少？”这话我听见了，但没有往心里去。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了这句话的深意。

我们第三生产队有57户人家。假设每户人口劳力相等，在集体的大田里，我刨57镐，才为自家刨了1镐。反过来说，我偷懒少刨57镐，自家才损失1镐。这种体制极其有效地激励偷懒，同样有效地惩罚劳动。自留地则不然。那里的每一镐都是为自家刨的，真所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对我们生产队的社员来说，自留地对劳动积极性的激励效率是生产队的57倍。结果，自留地和庭院仅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但社员像绣花一样精心伺候，每年收获的烟叶粮食和蔬菜，价值将近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能与生产队90％多的耕地分庭抗礼。

我们生产队的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57，这还算好的。1958年人民公社兴起的时候，规模动辄万人，连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都不用对劳动成果负责，结果闹出了一场大饥荒。饥荒迫使极左派撤退，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同时伺机反扑。大寨大队和昔阳全县取消“三自一包”，实行大队核算，又把前沿推进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中线阵地。大寨大队80户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我刨87镐，107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亲疏远近不同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铡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铡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56镐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6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4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16镐甚至20镐。于是26镐至30镐有了着落，剩下的26镐到30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五、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干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笸箩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57镐里，他们只有1镐，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两到三镐，所得只有1镐。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腐败。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10镐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镐，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得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耀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和那些辞职的干部一样，我对人们的一般看法越来越坏，温情越来越少。开始，我希望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开，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努力去热爱人民。当干部不过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进知青聊天，说到社员偷懒的现象，我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话一出口，心里一惊。我这是怎么了？本想热爱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心里成了奴隶主？我隐约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六、反向改造世界观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管他们的人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髓，本来依靠理想和信念填补的缺口也进一步扩大。干部当到第二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身力量补不上那二三十镐的大缺口。我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前途深感悲观。极左派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显得渺茫。我开始怀疑继续死撑下去的意义。

在真实的心理活动中，这个变化过程体现为拉锯般的冲突。革命热情逐渐冷却让我深感恐惧，便调动起全部力量与之对抗，精心呵护心中的每一颗火种，鼓起腮帮子吹出火苗。这时我写出了此生最革命的几句诗：“火红的党旗呼啦啦地飘！我们是党旗上的镰刀！我们的热血在党旗上燃烧！”我迫切需要用热情的大话给自己加热。

总之，靠精神力量或世界观改造补不上缺口。那么，靠行政升迁如何？

如果像国营企业那样，出色的管理者可以得到行政体系内部的升迁，这当然是有效的激励。不过，农村干部能够进入干部系列的概率极低。大寨出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中央委员，这种概率，在全国上百万个村庄里，连二十万分之一也没有。建筑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是十万分之八，这种死亡风险几乎不在职业选择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成为中央委员的概率还不到这种不值考虑的概率的6％。对农民来说，成为公社干部的机会也小到了不值考虑的程度。一旦升官的概率低到一定浓度，激励就不再普遍有效。反过来，撂挑子，争取更多的闲暇，才是获得福利最大化的策略。这也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选择。

结论：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靠行政升迁的路也补不上。

不过，这条路可以列入我的考量。我是知青，又是先进典型，从大队领导升到公社领导再升到县委领导的概率远高于常人。我当时确实也如此预测自己的归宿。问题在于，追求升官的个人前程，还能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吗？我想走这条路，到底是为了对革命做更大的贡献呢，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呢？我糊弄自己说，地位越高，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这是为了革命。但我怀疑自己是自欺欺人，而且可疑程度超过六成。

如果没有升官，如果我和农民一样需要养家糊口，大概用不了几年，我的肚子就会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如果我因为学大寨积极而很快升官，恐怕我会继续与农民作对，加大向小生产进攻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

顺便插一句，我的升迁完全是由上级领导决定的。甚至在入党之前，公社副书记和大队书记就找我谈话，内定我为生产队指导员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连群众意见都不必征求。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与农民作对，对我的升迁有益无害。

如果我在明白是非之后升了官呢？我会为了自己的前程昧着良心推行极左路线吗？我会像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那样默许大包干吗？我不知道。官场也是改造世界观的好地方。

七、临阵脱逃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我的插队经历就是一连串的失败。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首先受挫，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替代雇佣劳动的梦想破灭。限制自留地或曰资产阶级法权的努力以退让告终。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的企图也一再失败。屡战屡败之后，我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

每年深秋，种完冬小麦后，县里都要开二十多天的三级干部会，简称“三干会”。先在公社开，再转到县里开，整党整风，建班子。我连续参加了两年，每年的重点都是解决干部撂挑子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干部激励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年底便是干部撂挑子的高峰。我们听大量鼓动报告，接受上级给我们打气，学习先进典型，互相批评并自我批评，听革命前辈训我们没出息，听公社书记跟我们说好话，说大话，再集中解决几个让人灰心丧气的难题。最后人人过关地表个态，承诺再干一年。那么，经过多年的筛选沉淀，什么人留在干部队伍里？

我们听过一个生产队长的报告，题目是《当队长有瘾 搞管理没够》。许多有管理偏好的人，当领导感觉轻松愉快的人，组成了生产队干部的群体。他们有个人特色的选择偏好降低了当干部的成本，提高了当干部的收益。只是这种人比例很小，经过长期沉淀积聚起来，也未必能补上激励缺口的两三成。

各级领导竭尽全力，只能勉强维持这种均衡。这是学大寨运动维持不垮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漏洞百出，但最高司令部一轮又一轮地动员发令，干部队伍像环环相扣的战阵和各级督战队一样挺在那里，经受着八亿农民海潮一般扑向自留地的正面冲刷，经受着农民和农村干部大面积怠工在内部和背后的淘洗。

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我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悄悄给升官的前程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

一位和我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我：“我试着扎根了，但我发现贫下中农的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他考上了清华。可是我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我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我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我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着，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我谈话，表示支持我参加高考。我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我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我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正是护秋的季节。人们大呼小叫地找到我，说我的考分特别高。我半信半疑去大队广播室看了成绩通知单，果然远远高于录取线。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

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心底的羞愧露头了，而且数年挥之不去。我食言了。我怕苦了。我临阵脱逃了。同时我又感到大为轻松，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不必在一场预感到失败的战争中苦苦支撑下去。

八、如今了然识所在

多年之后研读明史，我注意到明朝初年和共和国初期似乎有某些相近之处。朱元璋搞的不是国有化，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顺着这条轨迹上串下连，我获得了另外一种眼光和感觉。我感觉自己当年很像朱元璋手下的酷吏。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各个社会集团对抗，尽量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努力清除反对我们崇高理想的人们。我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就能建成共产主义，正如朱元璋以为这样可以建立合乎王道的万代基业。

资本主义，如果视为夺取皇家贵族和官僚集团手中的权力，由资产阶级集体控制政权，那么，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就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将政权置于无产阶级集体控制之下。可是这两种权力转移并未在中国发生。我参与的事业，一方面是铲除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是控制驱使农民群众，而不是被农民群众控制和驱使。这种体制，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称之为“官家主义”？（参见拙作：《置疑“权贵资本主义”》，《凤凰周刊》2005年第13期）

因主张和信条不同，所谓“官家主义”又分为多种类型。儒家信条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败阵之后，以赶超西方为目标的各种主张登上了历史舞台。我插队的时候只熟悉其中的两种主张。一种是：官僚集团直接承担资产阶级的使命，管理生产，计划经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把全国办成一家大公司，这条路线被毛泽东斥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是：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和新世界，顺便完成四个现代化，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本主义时代的其他问题。这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眼界的追求，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后人把这种理想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固然不错，社会主义却大成问题。这里根本就没有农民之类的社会集团说话的份儿。

从上述角度看去，左派右派之类的标签，都是超越历史阶段错用的分类符号。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官民之分，即打天下坐江山的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集团，与农业工商业生产集团的区分，才是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一级分类。只有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及其官僚代理人之后，左翼右翼之类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关的标签，才能上升为一级政治分类。在这套分类体系中，我为强化极权、削弱农民势力而冲锋陷阵。可是，任何集团的势力太大，和皇家贵族势力太大或资本家势力太大一样，都是一种社会失衡，都将造成社会灾难。

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当年的困惑和迷茫消失了。如今了然识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可以说是官家主义的历史。毛泽东时代，用自己的理想塑造社会人心的全方位努力登上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并且凭借强权打造了工业化基础。“文革”之后，从农村到城市，处处民进官退，不时出现“小政府，大社会”的说法，新的均衡似在形成。迄今为止，对这种新均衡的意识形态描绘和理解尚未定型，就连我在此使用的“官家主义”也是正在形成之中的概念，我们仍处于下一个均衡类型重建之前的探索和动荡之中。

我希望在中国建立所有社会集团共同当家作主的社会，大家靠投票立法定规，我以为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集团及其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谁也不能凭借暴力专别人的政。资产阶级固然财大气粗，但工人可以依靠工会与之抗衡；农民固然是一盘散沙，但可以凭借农会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为本阶级争取更多的利益。为了保护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弱者，消除拼命谋生的土壤，这个社会还应该设立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体系。

倘若我梦想落空，中国出现了原始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定规全由资本家说了算，禁止组建工会，禁止罢工，凭借暴力专工农大众的政，那时候，即使我衰老不堪，我也要再当一回左派。这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而是出于对利益制衡的信仰，出于对公道的信仰。公道自在人心。

 

1957年被网罗的“右派”大多是年青人。他们与同辈相比有两个显着特点：一是向往自由，二是无所畏惧。强烈的自由理念，尽管是稚弱的、不成熟的，却是相当顽强的，不易屈折的。它平时表现为厌恶和抵制“党文化”的覆盖，遇适当机会则表现为政治上的反抗。北京大学当年中文系学生邓荫柯曾在《你的选择》中这样描述：在专制和自由之间，你选择了自由。在蒙昧和真理之间，你选择了真理。在邪恶和正义之间，你选择了正义.在忍受和反抗之间，你选择了反抗。在屈服和死亡之间，你选择了死亡。的确，不少“右派”为自由而殉难，在人间谱写了壮丽诗篇。他们曾经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憧憬着美好未来，抗击着邪恶现实。所谓初生牛犊不惧虎，对这个依恃暴力、嗜权若命且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统治集团，极少戒备，不懂周旋，不讲迂回，毫无世故，如此，败于当权者手下是必然的。1957悲剧就是由此而留在历史上。

50年光阴若白驹过隙，忽焉而过。缅怀半个世纪前那场民主运动，让我们以虔诚之心祭奠那些为自由事业献出生命的先行者，让他们的光芒照临日益沉沦和冷漠的社会堕落，让人们惊讶这璀璨之光是何等绚丽，让我们合掌向这些璀璨之光致以由衷的钦敬。

（一）冲破信息封锁

信息封锁是专制社会显着特征。只有堵塞信息的自由流通，才便于使公众头脑闭塞，从而灌输愚忠信念，使“党文化”渗透于各个角落。暴露共产制度残酷内斗的黑暗，比如苏共20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更需严格控制保密级别，堵塞这些丑恶的外泄。报告的高度敏感性，甚至连与会各国代表团都遭回避，被隔离于苏共报告会议之外。中共代表团只由朱德带回报告文本，译后在高层流传。冲破这种信息封锁和思想禁锢，享受信息流通带来的便利，让人们认识世界的变动并作出自己的判断，是人类应有的自由权利。因此，在当权者封锁秘密报告时，民间开始了寻找过程。人民大学林希翎从友人处获得中共译文秘件，并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宣布可以将其公开张贴，供公众浏览。这使校方慌了手脚，忙设法制止。与此同时，北大外文阅览室订有英国《工人日报》，此报转载了美国《纽约时报》经秘密渠道获得的报告原文译本。数学系讲师任大熊借出该报，与陶懋颀、陈奉孝合译，准备由当时学生筹办的刊物《广场》发特刊。由于很快反右，特刊事即告夭折。历史系学生沈元也借出该报，独自翻译，并与人议论。这样，秘密报告内容不径而走，在一定范围传播，这对当局的信息封锁构成现实威胁。

为了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这些年青师生付出惨重代价。（1）林希翎在人大与北大的演讲迅速反映到刘少奇处，刘批：“极右分子。请公安部门注意。”林划极右，毛批：“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1958年，刘少奇问及林希翎情况，人大学生反映她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刘少奇获得的情况显然与不久公安部长罗瑞卿到人民大学将林要走有着直接关系。林终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2）任大熊，因翻译赫氏报告，竟然判处无期徒刑，劳改。1970年3月，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军管会宣布查获“反革命暴力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涉案者26人均为劳改人员，多为1957年“右派”，认定“主犯”之一为任大熊，时年38岁。其中13人，包括任大熊，被处极刑。（3）沈元，因翻译赫氏报告并与人议论，划极右，开除学籍，遣农村改造。1961年摘帽回京，其数十万字历史学成就受到学界黎澍、刘大年等人赞赏，调入近代史所，在《历史研究》共发4篇论文，其中两篇由《人民日报》破例转载，引起学界轰动。但“摘帽右派”仍为“右派”，自然没有发言权，即使用笔名发文亦不可。此事被告到毛处，田家英追查，中宣部不安，周扬警告：“注意影响。”这样，沈元被剥夺了研究历史的资格。谁想到，“文革”时沈却成了“历史学界十大学术权威”之一，连续批斗或陪斗，并被扫地出门，居无定所，走投无路，无以为生，化装为黑人，欲混入马里驻华使馆，逃离黑暗祖国，不幸被擒，1970年遭枪决，时年32岁。向往自由的这些年青人遭受的惩罚就是如此严酷。

（二）控诉对人权的侵犯

在极权社会，权力之争具有你死我活性质。为维护攫来之权，就要震摄群众，使之觳觫于地，任凭驱使，还要震摄潜在的权力觊觎者，使之丧失一切，保证权力稳定。震慑形式，就是肃反。以肃反之名，行震慑之实，是极权者的惯伎。反AB团、抓社民党、斗改组派，以此名义无中生有地大肆杀戮，致使整个红色区域为之颤抖；延安时期“抢救失足者”，大抓特务，依然是无中生有地制造敌情，以巩固边区政权；1955年肃反，斗争对象140万人，错斗130多万人，错误率94％以上。这种无视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显示了暴政的疯狂性和反人类性，引起群众极大不满和愤怒。1957年北大西语系师生召开的控诉会就是公开声讨肃反运动种种恶行以彰正义的活动。声讨者顾文选，原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1955年肃反时，局内被拘捕者日益增加，刑讯拷逼，哀声盈耳。顾对种种非法行为不满，形诸于外，言词激烈，乃遭刑拘，拷打，成为囚犯。被押近1年，忽而“无罪释放”，既无道歉亦无补偿，且被开除，失去职业。顾后来考入北大西语系，鸣放时乃以亲身经历，痛说种种酷刑加诸无辜之惨状，使听众大为惊讶与愤慨。对肃反运动，顾质问道：公理何在？法制何在？人权何在？一席控诉，是公理与强权的对抗，法制与专制的对抗，人权与霸权的对抗。顾文选以自身经历表达了百余万被肃反运动侵害者的愤懑和抗议。听众以热烈掌声表示对顾的理解和支持。

但是，由此遭到当权者严厉打击。顾被秘密逮捕，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8年，在农场服刑。刑满后，强制留场就业，依然被管制，且这种强制绝无期限。他不甘心接受这一终生判决，择机潜逃而去。一说逃往朝鲜，一说逃往苏联。其命运可想而知，以“叛逃罪”遭枪决。只因对肃反侵犯人权不满的顾文选，最终以生命的代价换得拒绝终生被管制的自由。

（三）绝不屈服的榜样

1957年的知识分子缺乏必要的智慧资源和谋略资源，在毛氏集团的扇惑与拐骗下铩羽而败，本不为怪。弥足珍贵的是：不屈服者的坚定，不驯顺者的抵抗，是“右派”留下的火种，使自由之光熠熠生辉。试看：（1）徐洪慈，1954年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成绩优异。1957年坠入罗网，划为极右，劳改，入狱，开始坎坷生涯。他不认罪，不屈服。了解极权社会最黑暗角落――劳改、监狱实况者都会明白，那里是死里求生之处，不服管教即可送进绞肉机，没有一丝光明可言。崇尚自由者每以越狱为求生之唯一途径，但越狱被抓获，后果不堪设想。众多越狱者明白：不跑是等死，逃跑是找死。而徐洪慈竟然4次越狱而逃，其追求自由之意志不屈不挠、善于与魔鬼周旋之智慧丰富多彩，由此可见。他不仅越狱，而且越境，逃至蒙古共和国。在那里以“擅自越境罪”被判1年徒刑，刑满在异域流亡近10年。这是何等诡异的、非凡的人生！1984年平反归国后，
他的极平易又极高傲的一句话是：“不被征服就是胜利。”徐洪慈可称“右派”的骄傲。（2）冯元春，1957年时22岁，四川大学学生。当时的大字报写道：“还我川大传统的民主圣地！我们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大学生要讲话的权利，过问国家命运的权利，我们决不再盲从！”在这种气氛中，冯元春于全校性辩论会上主讲《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针对胡风事件，她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不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泽东主席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权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这个集团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给加班工资，美其名曰’奉献‘；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一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一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者说我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这一辛辣而尖锐的批判，使毛泽东与共产党原形毕露，其思维高度堪与林希翎媲美。她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徒刑20年。入狱后不屈服，经常上诉，”文革“中高呼”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终被处决，据说”死得比张志新还惨“。（3）兰州大学划为右派的36名学生、两名研究生、1名教师，被贬至农村劳动改造。由此，他们才真正感受到农民的贫穷，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落。他们听到农民无助的叹息，看到农民困苦的日月，经常议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其间，他们同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和当地农民建立了良好关系，获得多方面支持。这一群不承认自己失败的年青人，在稳定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后，就跃跃欲试地展开新一轮活动。张春元提议办一刊物，取名《星火》，意在火种虽小却可燎原。《星火》第一期终于出版。39人酝酿的最突出的认识是：共产党已经腐败，需要一次革命。他们寄希望于党内革新者，盼望他们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让革新的党修正错误，缔造一个完美的社会。这些戴着”右派“帽子的年青人痴心不悔，一意革新。他们草拟一篇《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抨击”大跃进“是反科学，罢黜彭德怀是反民主，提出”还我民主，还我科学“，并油印出来准备寄给各省市党政领导，向他们游说。这些活动是向当时声势浩大的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新右派提出的挑战。他们还获得一份《南共七大纲领》，1958年通过的这份文件提出”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并拒绝苏共在共运中的垄断地位。他们赞许这些主张，因而想到未来的中共革新应取得南共支持。被称作”兰大林希翎“的谭蝉雪奋勇当先，只身前往香港探路。张春元和苗新久也外出联络。不难想象，这一任务的冒险性与他们这方面经验的缺乏形成巨大落差。谭使用的赴港假证件被轻易识破，侦讯结果，彻底暴露，因此，以”反革命集团“的嫌疑将39人全部收监。结果：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苗新久20年，谭蝉雪15年，杜映华5年等。张春元不甘心自由意志被剥夺，决定向庞大的专政机器发起进攻，策划越狱。这一冒险活动败露，1968年以”密谋暴动越狱“罪，张、杜二人被处极刑。自由的星火被熄灭。但是，这些落入陷阱者不灰心，不自馁，依然撑起自由之旗，继续向专制发起一波又一波挑战的精神永远记在历史上，尽管他（她）们的行为显得莽撞和不成熟。

50年后回顾往事，这些不认罪的、不屈服的、继续支撑自由之旗的、甘愿以身探险的先行者们，他（她）们的声音依然在祖国上空回响，他（她）们的事迹依然在历史的屏幕上闪耀。我看到他（她）们亲切的面容，我听到他（她）们亲切的呼唤：“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2007.2.16）

 

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历史。在充斥者铁血气息的词藻中，是没有妥协存在的空间的。妥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

今天，在跌跌撞撞的失败，挫折的教训后，妥协一词被有心人提出来。但是，由于长时期人们对妥协的否定和漠视，今天，人们对妥协一词，仍然没有足够的了解，甚至是存在不少的误解。

看到有人提出，谁不愿意愿意妥协？

这个提法本身不十分明确。如果说，这里的不愿意是指不心甘情愿。那么，任何妥协都不是心甘情愿的，都是被对方的实力逼出来的。

人们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主动的妥协，让步。但，这是妥协者，让步者有着超前的眼光，象高明的旗手能够看出下五步，十步棋一样，他们看到了明天，他们的主动妥协，让步，仍然是被逼出来的，不过不是被今天，被现实已经存在的压力，而是被即将到来的压力逼出来的。

如果说，这里的不愿意是指不肯。那么，我们必须弄明白，妥协到底是什么东西。妥协是两股力量的动态平衡，是动态平衡打破后的又一次新的动态平衡。

说妥协的双方必须平等是不符合事实的，妥协的结果不是双方各百分之五十，这只是妥协中的一种特出的状态：势均力敌。妥协可以是在百分之百到百分之零之间的任何状态。

肯不肯妥协，必须先明白妥协的基础：妥协的双方都存在着对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要求的评价。如果一方认为，自己的实力等于自己的占有，甚至小于自己的占有，他当然拒绝妥协。如果他的实力等于，或小于他的占有，你根本就没有权力要求他妥协。

例子尽量写的通俗写：一个广东人，带着自己的狗，在北京的街上，被一个东北人开车被狗给压死了。双方争执，谈判。

结果如下：狗不应该乱跑，广东人有责任，东北人没有避免事故，也有责任。广东人受到实际丧失，所以，东北人赔偿广东人1000元。妥协达成。

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东北，如果正好在这个人的家门口，东北人非常可能拒绝这个妥协方案，他可能不付钱，甚至反过来要求广东人赔偿他。并不是东北就更强调狗不应该乱跑，而是他在自己的家乡，具有的更多的讨价还价的实力。

同样，如果事情发生在广东，如果狗的主人又正好是一条地头蛇，不接受妥协的应该是广东人，甚至就可能发生让这个东北司机帔麻戴孝的荒诞剧。

这个例子，说明了妥协并不只是一个谁有理谁没有理的问题，而是一个自己的实力和自己的要求是否般配的问题。

我们呼吁妥协，是针对那些错误估计自己实力的人。当然错误估计自己实力的一方面，这常常是在变化中，处于衰败，下落的一方，一般也就是从强到弱的统治者。而处于被统治的人民，反而是经常没有意识到自己逐步壮大的力量，甚至是习惯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状态。

一些人把妥协过分的美化，几乎等同于民主程序。民主是阳光下的博弈，但妥协不是。妥协可以是私下的交易。在非民主社会，妥协基本都是私下的交易。妥协不要求公开，平等。妥协只是要求在一个局部问题上的平衡。妥协甚至不是必然的理性产物，更多的是力量对比的无奈。

妥协的主动权并不一定在统治者一方，妥协的主动权一般不在试图改变这个平衡点的一方，而在被动的要求改变平衡点的一方。所以，妥协的主动权经常表现在统治者那一方面。

说妥协的主动权在强者手里，只有在对强者定义限定为在局部问题的平衡点的转移时，才能成立。政府对弱势群体，当然是强者。但具体到某一件事，具体到某一个要求，如孙志刚事件，或这次的章诒和禁书事件，政府完全可能是相对的弱者。主动权可能并不在政府手里。

当然，就是如孙志刚事件，或这次的章诒和禁书事件，如果你的要求过高，如果你要求的妥协的平衡点不是就事论事的解决，而是如废除党对舆论，出版的绝对领导。强弱当然会变化，因为你不是挑战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侵权事件，而是针对了制度。现在和你较量的是整个的政权。你当然处于弱势。

在具体的维权斗争中，民间可能是强势的一方，但如果你拔高了你的诉求。你自己就把强势交给了对方。

对中国知识分子向来寻求最高的目标，无法达成合作的批评，也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如果说妥协是基于双方对自己的所有和自己的所求的正确判断。那么，如果任何一方提出了过高的目标，使妥协破裂，当然应该被视为这个目标的提出，就是犯了错误。

今天我们谈妥协，是因为我们希望社会的变革的最小成本。说统治者不愿意妥协，毫无意义。统治者从来也就不喜欢让步，妥协。

说专制是不需要妥协的，这也不是事实，就是秦始皇，毛泽东也不得不一而再的妥协。统治者维持他的统治，除了暴力，也同时少不了妥协，否则中国历史不会只是秦，汉，唐。宋那么几个朝代了。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变化，中国必然也会变化。我们希望这个转型能够避免暴力和流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谈妥协。

我们揭露，批评中共，不是在于说中共是妖是邪。而是指出中共政权在今天，已经不可能象毛泽东时代那样的肆无忌惮，今天的中共不得不一再的退让。

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说今天的中国是最黑暗最残暴的说法就是革命的说法，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初露曙光就一定是特务的说法？第一，事实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的集权时代，哪一个说法更接近真实？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的发展，民间力量的成长，已经有了逼迫中共让步的空间，有了逼迫中共妥协的本钱。

我们支持维权，不只是寸土的争夺，而是让普通的老百姓明白，今天你们可以有更多的诉求，你们除了义务，也同样有权利。

在民间和政府的博弈中，积累力量，就是积累在未来妥协的平衡点向有利于民间的转移。

我们说妥协是基于对自己所有和所求的评估，如果民间增加了他们的所有，当然他们应该提高他们的所求。而一旦他们得到了他们的所求，哪怕是部分的所求，他们将进一步的扩大他们的所有。中国走入民主之路，不能排除这种良性互动的模式。

我们希望，民间一步一步的扩大他的所有。进而逼迫政府做更大的妥协。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出现，不只是在目前压力下的妥协。而是被即将到来的压力逼出来的妥协。如果妥协的双方都能够看的远一些，中国的良性转型就有实现的可能。

张鹤慈 17、02、07 墨尔本

引一个朋友的信中的一句话”妥协既是靠实力，也是靠理念。要实现妥协，就要让妥协的理念广泛传播。这也是你写文章的意义所在。”

虽然我说：妥协甚至不是必然的理性产物，更多的是力量对比的无奈。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理性在妥协中的地位越来越大。民主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在理性下的妥协。

我的文章强调了妥协是力量对比的事实，却没有说足了妥协的达成，可以从较量后，移前到较量中，移前到较量前。较量的移前，就是妥协的低成本，低付出。这里，对妥协的正确理解，或说妥协的理念广泛传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这应该是我写这一篇文章的缘由。

张鹤慈 18、02、07 补记

 

最近从网上获悉，中宣部已经明令文化界和出版界，不许发表或出版有关纪念反右50周年的文章或书籍。对于这个明目张胆地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公然违反宪法的行径，作为一个曾经被划为右派分子而被打入社会底层达二十余年的受害者，我对这个背情逆理的禁令感到非常愤慨，并表示严正抗议。

反右运动已经50年了，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里改正右派，也已有28年。但是，掌握党权政柄者至今仍然坚持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至今仍然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公开道歉；至今仍然没有作出应有的赔偿。这至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有的态度。更令人惊讶的是，反右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许回顾讨论、不许纪念出书的禁区。这是为什么？纪念、回顾、讨论反右运动，不论是开会讨论也好，写文章出书也好，无非是揭示反右运动的真相，吸取经验教训，从中发现真理。这样做，既可以促进执政党认识自己的错误，通过适当的方式为反右运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放下背负多年的耻辱，也可以使全社会从中吸取教益，提高思想认识，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个错误的、违法的政策不放呢？

在这个错误政策的影响下，很多人至今仍对反右运动缺乏正确的认识，看不到它对中华民族的摧残和对社会文化、社会道德的毒害，因而也就不能获取应有的教训。更有一些人至今还怀着深刻的反右思维。在“八九镇压”和苏东巨变后的反和平演变闹剧上演时，有一位教授指斥“胡耀邦的最大错误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把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在这些牛鬼蛇神里，当然就包括大量右派分子。我们能够恢复平等公民的生活，竟然成为这位教授的莫大遗憾！最近还从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转引香港《明报》的报道，说有一位北大教授认为：“共产党对他们是极其宽大的。但他们仍梦想变天，说当年反右反错了。”请看，在这位“左派”教授的眼里，“说当年反右反错了”，就是“梦想变天”。多么可笑！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从广播大喇叭里、在批判会和报刊上，曾经不断地听到看到“不许右派翻天”之类的警告，不想在进入2007年的时候，还会有人重复这一类滥调。至于把55万公民打成右派居然还是“极其宽大的”，那么，不宽大又怎样？把我们都杀了？这倒使我想起了文革期间张春桥的一句话：“对于巴金这样的人，不杀他就是落实政策了。”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些文革“左派”的思想是多么一致，连语言风格、思维方式都如出一辙！对于这些文革式的人物来说，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有可能把他们心目中的右派、牛鬼蛇神，再一次地打翻在地，好让自己踩着他们的脑袋爬上去。回顾、反思、纪念反右运动，就是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反右运动的性质和严重后果，接受教训，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同时也让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这些嗜血的骗子的当，打破他们妄想卷土重来、再开展一次反右运动的迷梦。而不许纪念、回顾、反思反右运动，客观上就是庇护、支持这股在朝在野的反动势力。这是一切善良的人们难以容忍的。

我诚挚地希望有关当局重视这个问题，撤消对纪念反右运动的禁令，允许人们自由地开展纪念活动，允许报刊和出版社发表和出版有关的文章和书籍，使全社会都能从这个已经付出掺痛代价的历史事件里得到教益。

2007年2 月19日

 

当中国无辜死难矿工的冤魂承受着何祚庥院士的“宿命”谴责之时，一群群怀揣着大量美金、英镑，在中国考不上大学或为家族转移资产目的少年留学生们，正在低调的匆匆的挤出国门，奋不顾身、心甘情愿的去接受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剥削。

曾经肩负着“亚非拉人民大团结”重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不顾子孙后代的“安危”，将公子王孙和革命分赃，送到了万恶的资本主义欧美澳，完成了欧元、美元、澳元与人民币的大团结，实现了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国际主义”精神。

老子英雄儿好汉，父子贪污孙子转；身负家族重担的少年王子公孙们迅速插入敌后，融入赌场，深入红灯区，认真实践了“三个代表”在西方诸国的宣传和推广，深受广大房地产商、赌场老板和性工作者的交口称赞和高度赞扬：中国来的同志，就是大方！每当遇到这个为祖国争光的时候，他们总是自豪地说：谁叫我有幸生在中国！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宝马跑，要是有人来问我，我来自于什么地方？我就骄傲的告诉他，中国是我故乡。

继承了伟大的革命前辈邓小平、周恩来等留学法国，“勤工俭学”，却没有任何学历的光荣革命历史传统，这群少年留学生敢于挑战留学大潮，勇于蔑视文凭制度，开创了“留学垃圾”新时代；著名的“时差七小时”主演兼作者，深圳市领导之爱女妞妞，哈尔滨宝马撞人案中某神秘的高干之女，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的留学生博克 “毒药”，都是勇立潮头的新一代弄浪儿。

由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落后，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中外之间并没有经济犯罪或贪污腐败的司法引渡协议，这个漏洞成就了掏空中国国有资产王公贵族们转移赃物的可能。而欧美澳之间完善的引渡协议，使那些靠数百年或几十年拼搏的西方各国豪门高官的孩子，常常羡慕不已的看着本班本校那群中国来的小留学生，有大把的钱花在名车和泡妞上，有大把的时间耗在游戏机和血拼上，尽管他们的学业成绩总是不佳，可是每当受到这种仰慕的时候，他们总是很谦虚地说：谁叫我有幸生在中国。

那里的人们爱当官，也热爱金钱；歌唱海外的新生活，歌唱共产党；江主席呀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

生在红旗下，长在有权分赃的家庭；生在死难矿工们白骨作基础的豪宅，长在累玩了腰的农民背上；生在穷人看不起病的医院，长在工人下岗国企贱卖的经济崛起上，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去贡献数倍于外国学生的学费，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网上爱国，捍卫那个让他们有幸的政府。

这些嘴上高喊爱国的小留学生，却总是把中国纳税人的钱奉献给国外；这些嘴上大骂欧美的留学垃圾，却总以欧美国家的身份为荣。

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党，他的名字就叫共产党；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都是党的传人；党的怀抱中我成长，长成以后是小留学生；黑社会黑手党黄色书，永永远远是党的传人。

谁叫我不幸生在中国，会讲中文，流浪欧美，认识过这么一群党的传人，国家的盗贼。在我哀叹中国矿工、农民和下岗工人不幸的时候，他们却“窃国者候”一样的自负：谁叫我有幸生在中国。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三部分 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二 在姜文被诬陷的背后

最近，又一则演艺界名人的“汉奸新闻”轰动大陆。被影视圈公认为一向爱国的姜文，却被天津一家报纸的记者制造成“准汉奸”，理由是：姜文在拍摄抗战影片《鬼子来了》期间，曾经多次去过日本的靖国神社。

制造者根本不管中国人可不可以去靖国神社，姜文去干什么（是收集素材或看樱花或仅仅出于好奇），也不管姜文的身份是什么（导演而非政府官员），只要去过，足矣！

有题为《名人的社会责任感》评论，把姜文走进靖国神社的脚与赵薇穿过日本军旗装的身体联系起来，批评演艺界的无知者无畏，伤害了国人的民族感情，无怪乎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这次围绕着姜文的不再是光芒，……他壮汉般的英雄形象开始缩水。”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着侵略者的牌位，是国恨家仇的象征；日本政客不顾中国和亚洲舆论的反对，屡屡参拜“战犯”亡灵，每一次参拜都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且亡我之心不死，都要在中国的官民中引起一阵愤怒抗议；由此，对患有畸形爱国主义综合症的国人来说，靖国神社是类似瘟疫一样的禁忌，绝对不能碰，谁碰谁就染上了汉奸毒菌；它还是类似花柳巷的藏污纳垢之地，无论去干什么，只要去了，就与嫖娼脱不了干系。又因为，现在的中国，爱国主义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要想抹黑一个人，汉奸的恶名远比桃色绯闻更有效。爱国与否绝非为人小节和私德问题，而是关乎民族气节的公德和大是大非之辩，如果一个社会名流沾上汉奸腥臭，必然全国共讨之。

姜文拍的《鬼子来了》，尽管于1999年1月在唐山喜峰口长城脚下已经封镜，尽管获得了2000年第55届法国嘠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尽管从2002年3月起《鬼子来了》的盗版光碟火爆大陆，但至今这部抗战题材的影片在大陆仍然被禁映。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影片的真实力量，它同时揭穿中共和日本右翼的双重谎言。

姜文是个很较真的人，对电影艺术和对历史事实皆如此。他拍抗战题材的原则之一，就是要尽量还原历史真实，而对一个靠谎言支撑的制度来说，对于一个仍然在掩盖和歪曲抗日历史的政权来说，骨子里惧怕任何真实，哪怕是出于爱党爱国的动机而说出的真实，也会被视为颠覆性危险，必欲置于死地或禁宫才有安全感。正是独裁者的权力恐惧症扼杀了一切真实，包括无数出于绝对信任而向党向领袖交心的人。

就我看过的大陆影片而言，《鬼子来了》是1949年后大陆出现的第一部诚实反思抗日战争的力作，其开掘之深和艺术品味之高，在改革二十多年以来的大陆电影中，实属罕见。首先，影片揭示了中共并不是领导抗战的政党，反而是类似不遵守诺言的见死不救的土匪无赖。在影片中，类似中共抗日游击队的人，只在开场的短暂片断里出现过，游击队以蒙面人的身份用枪顶着农民马大三脑门，把装在麻袋里的两个日本俘虏交给他，要求他保管且不能让这两个俘虏死了，过几天蒙面人会回来向他要人，如果两个俘虏死了，唯马大三是问。影片的故事以及全村被日本人屠杀的结局便由此展开。之后，两小时四十分钟的影片中，游击队就再没有露过面，没有兑现自己取走日本俘虏的承诺，更没有在平民百姓遭到日本兵屠戮时挺身而出。

其次，影片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伟大传统，深刻、辛辣、幽默，直入国民劣根性的底层，揭示了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势如破竹的深层原因——中国人的虚荣、欺骗、自私、懦弱、不负责任，每每在关键时刻出卖和背叛同胞的阴险无耻，也就是当惯了家奴的国人，一旦面对强大的外敌，就将自动地转化为汉奸。影片中的众多角色，唯一表现出人性之善良和血性且具有责任感的男主角马大三，为了报日本兵的屠村之仇，单枪匹马冲向日本人，最后却死在了作为接收大员的国军手中，而且国军是让日本俘虏来充当屠戮马大三的刽子手！而且还是采取枭首示众的方式！刑场周围，依然挤满了麻木不仁且幸灾乐祸的看客。这种对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揭示，甚至远远超过刺激年轻的鲁迅弃医从文的看客们。

仅凭以上两点，这部影片对中共死死抓住的最后意识形态王牌——极端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就是釜底抽薪的颠覆。而电影又具有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名导演名演员的影片的影响尤大。如果这部影片公映，以姜文的公众号召力，以此片对历史还原的深度和视觉魅力，必将在普通的百姓中颠覆中共伪造的抗日历史，有损于中共经过多年伪造而塑造出的伟光正形象。

所以，中共非封杀不可。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谎言制度对艺术真实的肆意践踏。该审查意见认为：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鬼子来了>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

中共不喜欢姜文的影片，日本右翼分子也不喜欢该片，因为姜文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大开杀戒。而现在的日本右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当年在南京被屠杀的中国人是平民。他们坚持说：日本军人从未有意识地屠杀过非武装的平民，而杀的都是参战人员，或正规军或游击队或游击队的同谋，这在战争状态下是正常的，绝非反人类罪。

但是，日本毕竟是个民主国家，政府及任何团体无权禁止一部电影的公映。于是，荒谬的反讽又一次让中共政权出丑：日本的现政府和右翼都讨厌的《鬼子来了》能在整个日本公映，日本观众可以通过该片了解中国导演如何看待中日战争；而该片在中国却不能公映，使中国人失去了了解真实抗战史和获得审美享受的权利。

在阻止这部影片公映上，中共电影局与日本右翼居然是同一战壕！

在此意义上，中共封杀了这部片子，海内外都不准发行，正中了日本右翼分子的下怀。

在姜文的《鬼子来了》还在被封杀的情况下，爱国记者制造出姜文数次去靖国神社的新闻，等于在落井下石，该文质问到：“姜文的脚就像赵薇的身体一样，因为无知就能无畏吗？”

这样恶毒的反问，不能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动机。

靖国神社事件爆光后，尽管姜文为了洗刷自己脚上的“汉奸”气，他本人坦然承认自己去过，并澄清了自己去靖国神社的目的；尽管姜文的遭遇比此前的赵薇好多了，一些影视名流公开为姜文辩护，另一些名流出面否认了报道中自己说过的话，指责那个记者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为了炒作新闻而任意编造，非常不严肃不负责任。但是，怪圈就在这里，为姜文辩护的理由，不是姜文本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作为导演的创作自由，而是也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无非是说姜文多么爱国，他去靖国神社进行实地体验和收集资料，恰恰表现了一个爱国艺术家的严肃负责的创作态度，而无人敢于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为之辩护。

在当下大陆，具有绝对话语权威的“政治正确”，不是“三个代表”，而是爱国主义。人们在网上对“三个代表”提出置疑甚至冷嘲热讽，不会引来一片叫骂，更不会被指控某种罪名，反而会来赢来附和叫好。而那些有伤民族感情的言行，一旦爆光，肯定要招致爱国者的围攻，汉奸、卖国贼、洋走狗、一夜美国人等罪名就会纷至沓来。以爱国之名的言行能够肆无忌惮，无论多么过分都会赢得社会主流情绪的掌声。爱国愤青可以指责江泽民朱鎔基对美国日本台湾的软弱，甚至可以指控江朱是亲美亲日的卖国；也可以制造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为所欲为地使用暴力加淫秽的语言，大耍流氓爱国主义。如果有谁一不小心刺激了爱国者的神经，就算踏入了雷区，将在道德上被炸得体无完肤，且有口莫辩。

现在大陆的流氓爱国主义，很好战也很阴险，借助爱国主义灵光的照耀，每天瞪大眼睛在同胞中寻找爱国的敌人和汉奸，也是为了寻找任何可以大逞口淫之快的借口。对这些爱国者来说，不小心触到爱国雷区的人，最好是个社会名流，其行为最好还具有暧昧的性质。因为，名流可以在媒体上造成轰动效应，暧昧可以提供近乎无限的搬弄是非的空间。他们最善于利用互联网上匿名发言的便利来制造“汉奸”，来对“卖国贼”进行口诛笔伐穷追猛打，即便完全不是理由的理由，也可以作为借口进行恶意陷害。如此下流的行径，仅仅在于他们手握着道德尚方宝剑：爱国不需要理由。

显然，姜文受到恶意诬陷的遭遇，就是前些日子赵薇蒙辱的翻版，而赵薇受到的几乎是全国性的愤怒声讨。只因为出于商业目的，赵薇穿了类似日本军旗图案的服装，便引起全国性的持续声讨。事件的制造者和愤怒声讨者，根本不管赵薇是否知情，穿这套服装干什么，更不会顾及赵薇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名誉。只要穿了，就足以证明她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小日本的艺妓，就该被诅咒被打杀被强奸被挖祖坟……赵薇在全国性的大批判和大诅咒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出面道歉。

狂热爱国主义的可怕在于，对赵薇的大批判大诅咒大耍流氓并非官方授意，而完全是民间的自发情绪，并有大批社会精英参与其中。由此形成的主流民意，不仅仅是流氓爱国主义对受害者的人格和名誉的侮辱，更是多数的舆论暴政对个人权利的野蛮剥夺。他们把完全无罪者送上了道德法庭，逼迫受害者不得不“低头认罪”，向被深深伤害的广大爱国者道歉——包括那些用屠夫语言砍杀她、用污言秽语调戏猥亵强奸她的爱国者。而以爱国之名发动的舆论暴政，离多数的肢体暴行只有一步之遥，不是已经有人向赵薇身上泼粪了吗！

当下大陆，激进爱国主义在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的纵容下，泯灭人类的共同价值，使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基本区别失去意义，已经走上好战化和流氓化的歧途。

卢雪松（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吉林艺术学院图书馆馆员）

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人类表达自由心智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现实在提供了表达的背景、资源和动力的同时，更对作家的创作带来种种限制与影响。在个体的表达诉求与现实的阻限之间，作家通过自我约束、自我审查的机制（后文简称“自审”），以求达到作品在心灵与现实之间的平衡。

我们大致可从三个角度将“自审”分类：即艺术性自审、道德性自审与政治性自审。通常谈到的“自审”一般不包括艺术性自审。至于道德性自审，则应对两种情况进行区分：其一：托尔斯泰式的。主要体现为用作家的道德理想来约束作品自由的展开，努力达到作者认为尽可能完美的道德境界。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并非世俗道德，它完全植根于作家的本体性的信仰与信念。主观上，作者凭借超凡的信念的指引，节制情感和欲望的过度张扬，而把作品的主题让度给终极道德理想，力求使作品趋于完美。在今日中国大陆，有代表性的作家如北村等，其作品的德性化育功能非常明确。但客观上，人们对这种道德上的自我克制是否能增加或者减少作品的艺术价值仍然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创作自由的前提下，作家及其作品中体现出的追求永恒的严肃态度，追索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本就应是人类理性中的高级内容。即便是那些不尚完美、只求安乐的人们，至少应对他们那严谨的生命态度抱一份尊重和崇敬。

第二种情形的道德性自审则可归并于政治自审之中。因为这种道德自审不是以作者的道德理想作为衡量自审的标准，而是将特定时代、特定语境的国家道德强制性的内化到作品中，其实质则是一种非道德或反道德的力量左右和主宰作家的自审了。

本文的关注点在于狭义的自审，即政治性自审。政治在这里指的是公共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政治”对写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和作家的强烈的创造性之间的张力。政治性自审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在作家心灵中的内化的结果。

本文的观察，是一种历史性的观察。首先应表明的是，在国家权力与作家之间，笔者将选择站在文学的立场、个体的立场，来理解和观察文明的周期性的盛衰兴替对于文学的影响，而不是选择站在国家的立场。因为对于文学而言，国家权力本身并不是自由心灵关心的方向，文学性的个体只关心政治与自由创造的心灵之间的关系。

在文明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公权力和作家的书写呈现出或相融、或相对的辩证形态。近日正在与我的先生合作进行项目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的历史周期论史观。历史周期论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不是单一的线性发展，而是有如生命一般有着他的盛衰规律，有如大自然一样经历着春夏秋冬的轮回兴替。就中华文明而言，他已经跨越了漫漫的二个文明周期而仍继续存在，而其他文明迄今为止都尚没能突破一个文明周期的大限。我们认为，晋代后期的淝水之战（公元383年？）以后，中华文明就进入了第二轮周期。简言之，今天的中华文明正好处在这第二周已然结束，而未来可能出现的第三周文明尚未开启之时。从淝水之战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前，是第二周文明的春季；安史之乱后到元朝建立之前，是文明的夏季；元、明两朝是文明的秋季；入清以后就进入文明的冬季了。

在文明的春季，自然的自由是文明的主题。国家权力松散、平和，社会自由度高，艺术和思想受人崇敬，并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生命简洁、自由、欢快而不失于度。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文与命运，正是文明在春季的特征的最佳写照。李白的诗风率真、活泼，用典而不涩，明白晓畅却掩不住灵魂中溢出的飘逸洒脱。我们恐怕只能呼应到上一轮文明周期的春季——晚商西周时代，在其元典《诗经》中才能又见此种气象。43岁上的李白得到了唐玄宗超规格的召见，玄宗不仅下辇步行亲自迎接，而且赐宴，赐坐七宝床，更“御手调羹以饭之”，古代文人中只有李白得此殊胜礼遇。至于李白借醉意，命杨贵妃磨墨，高力士脱靴，信笔即成“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之绝妙诗文，其个性之傲岸放达，在国家最高权力面前的随性不恭，其实表现了当时国家权力在艺术个性面前的包容甚至谦卑姿态。由此可见，在文明的春季社会正处在一个黄金时期：艺术与公权力互不相碍，令人神往。所谓“五侯七贵同杯酒”，并非吹嘘与炫耀，“同杯酒”很自然；所 谓“天子呼来不上船”，训诂学家指出“船”在唐代专指扣子，并非刻意标榜的狂傲，不系衣扣也很自然。作家可以以一种令后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气度自然而为，自然而写作，自然而生存，是因为那时的国家权力并未一意与作家为敌。

在第二周中华文明的夏季，文学作品较之春季有了更多的忧患、亢奋和激烈的情怀。唐前期本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国家联邦，此时则发展为贵族城市国家之间，为了中央集权的共主地位的激烈争夺，“帝国主义”性质的争霸、对峙和冲突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唐后期，各地方政治力量之间蠢动不休，中央政权也在各方面收紧。此后又经历了唐宋之间的种种混战，宋朝何尝不梦想实现大一统的统治，何尝不想“九州同”，但始终还是因为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四夷”的强势控制而从未能真正实现，甚至很快沦为地方性政权，连“北定中原”也成了幻想。此时，文学艺术的自由发展并没有中断，而且愈加强劲。它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有二：其一，自然的自由开始转向激进的自由；其二，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往往表现出对国家、政治的强烈忧患意识，其焦虑程度远超前代。

与文明春季时对政治的不即不离、雍容洒脱的境界不同，在文明的夏季，士大夫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国家意识都在增强，政治并不是当时作家回避的问题，相反文学创作常常成为作家抒发政治抱负的手段。公权力的限制往往会刺激作家的反向自审倾向，甚至略带有一点挑衅意味的要求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在杜甫、陆游、辛弃疾等大文豪的作品中，个人世界与社会现实常常胶着在一起，对世道不公的揭示、对言说责任的担当，俯拾皆是。然而，这种胶着状态使他们的生命境界往往显得沉郁有余而灵动不足，比之于文明春季的作家，他们更激奋更忧患，但也就少见李白、贺知章那一代人生命中富有的轻松与喜悦。此时的宗教也已不够自然，人为着墨的痕迹较重。宗教一方面成为文人逃避现实功名牵累之憩园，一方面也表明，在文明的夏季，思想和哲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更成熟的阶段。

总之，在文明的春夏，个体的元气充沛，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在其内化的过程中，只能在个体的心灵和心灵的外在表达当中留下淡淡的痕迹。这种痕迹有时反而构成了一种映衬，掩映出了自由个体的创造之美。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象“比基尼”，正因为有些小面积的遮蔽，更能映出整体的动人。

宋神宗时代的文坛领袖苏轼，秉性率直，论诗标榜“言必中当世之过”，却没料到因此而险招杀身之祸。恃才傲物的苏轼所生之世已与李白不同，国家权力的捍卫者们已越来越无法容忍作家对天下万般事物的“指手划脚”。据说，虽然神宗本人不以苏轼的言论为意，但奈何参者众多，言辞激烈，终使苏轼遇祸，酿成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给北宋后期的政治气氛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士大夫从此讳言国事，明哲保身。士气与文气的凋敝终于使国家元气大伤，北宋的政局遂渐渐不可收拾。乌台诗案，是一个文明从盛夏转入凉秋的象征。

在文明的秋季，因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国家权力具有了空前的控制力。控制思想，控制思想的表达是帝国形态在精神层面的映射，明显的证明就是禁书不断增多。皇帝地位升高，而士大夫地位迅速下降。行政管理的体制与文明的春夏季大不相同，不断扩张的国家强制力对士大夫阶层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伤害。

朱元璋删孟子，这在文明的春夏两季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想象的。其关键，大概是孟子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让帝国及其人格化身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与难堪。明成祖杀了方孝孺，并诛杀其十族，几为史无前例。姚广孝劝他为天下保存“读书种子”，遭到拒绝。这证明，帝国与“读书种子”之间的紧张已达到崩溃的地步。这种源自帝国暴力的被迫的自审，它给自由心灵所强加的压抑和屈辱，遭到了写作者以“十族”的鲜血为代价的惨烈反抗。不过，也反证了帝国的脆弱和虚弱。嘉靖皇帝明知道海瑞的上疏是忠诚的、负责任的，甚至是有道理的，却要将其下狱。他在临终前的遗嘱中又将海瑞等释放，这种复杂的心态，并不仅仅是海瑞们的悲哀。嘉靖死后，事实上文明的秋季已经终结了。

文明的冬季是帝国衰亡的时代。国家权力的强制力表现出狰狞和凶悍的特征。清代文网的严密，文字狱的酷烈，只有前一轮的文明冬季的魏晋时期可堪比拟。自此而后的400年，国家强权对于个体的创造性构成了更严重的损害和摧残。早已不是文明夏季时那种淡淡的痕迹，而内化为深重的恐惧。这是以国家权力的强制力所制造的无数血淋淋的惨剧作为前提的。此一时期的作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帝国形态的变种，它的内在特征是反文明的，它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充满了末世的绝望与疯狂。1968年4月圣女林昭之死，是这种自杀性的反文明的疯狂的最高潮，它标志着文明冬季的结束，更意味着第二周中华文明的终结。从那时至今，我们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文明之外、文明之后、文明之前。

我们可以试以曹雪芹和鲁迅为例，考察冬季文明的严酷，以及作家通过把握自审的分寸和尺度，对此峻烈气候所作的应对。清代的文字狱是尽人皆知的，曹雪芹的特殊经历更使他明白国家权力的厉害。在《红楼梦》的凡例中，他就郑重声明“不敢干涉朝廷”，体现了在缜密的文网面前，曹雪芹的谨小慎微的心态。国家强制力虽然在不断扩张，但还没有能力伤害到作家的形上关怀，相反，国家权力在现实层面的强大，迫使作家断绝了形下诉求的可能性，使其更在形上问题上用力，境界大开。《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巨著：在作家的现实关怀被外力强制压服，于是他创造了一个“太虚幻境”。作家刘心武对曹雪芹的创作心理有非常准确的定位：

曹雪芹是边缘人的身份，从事边缘写作。他的边缘生存，开头是因家族的败落而被动形成的，后来，则成为他主动自觉的选择。他从事边缘写作，完全离开了当时的官方文化和社会的主流文化。……他在寻求超越，……把自己的情怀提升到超政治的人类关怀的新高度。（参见刘心武：《刘心武揭秘古本〈红楼梦〉》）

不过在赞叹《红楼梦》的精深妙化的同时，我们却不应忘了凡例中的“不敢”二字。正是出自这“不敢”所透露出的政治威压，我们才更能体会出作品中对于人生的存在主义性质的深深忧郁，以及作者借主人公的命运传达出来的逃避现实的深深遗憾。

鲁迅曾躲在租界、半租界里写文章，所谓“且介亭”就是对这种精神飞地的戏称。冬季的帝国衰亡时代，外患频仍始终是难以逃避的事实。内在的衰腐所造成的异文明的碰撞，同时也给中华文明带来了一个反思的角度，并为精神先驱者在精神层面提供了转换、突围和发展的可能。租界的存在固然是历史的悲哀，但它同时也毕竟给那些来自文明内部的精神反抗提供了一个支点，譬如曾被清政府追捕的邹容。鲁迅在政治性自审当中对尺度和分寸的独特把握，具体体现在他对文风的选择上面：略带影射意味的讽刺，更适宜在古文式的文风当中得到实现。以《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的名句为例：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此一段落多用反语，既是由于忌讳的原因，又准确地传达出作家内心深沉的愤怒与悲凉。

但是，从曹雪芹到鲁迅，实际上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仍然偏重于身体的层面。作家大多沉默无声，但其杰出者依然志节未衰，身体的摧残越猛，精神的气象越大。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则创造了中华文明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此时，国家权力的强制力实际上已突破了文明盛衰消长的界限，强制力的指向已主要不是身体层面的镇压，而是内心世界的革命性的批判重构。在此排山倒海的滔滔巨浪而前，基本人性面临严峻挑战。此时，内心信仰的支撑几近崩溃，形上关怀几乎不再可能，绝大部分写作者的自审行为已成为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自觉的遵守或自动的迎合。唯有圣女林昭是一个例外，更是一个奇迹。在狱中，她用血的书写代替了耻辱的书写，将这样一种从隐忍开始、以驯顺告终的奴性书写予以中断。在文明史的意义上，在自审行为的演变史上，圣女林昭的书写都有其特别的价值。

今天，作家的创造力所面临的审查的威胁，已不甘停留于以往对内心自由信仰的强制性消灭。在表述历史真实的领域，作家的书写和表达转而遭受到来自国家的更进一步的反对与遏制。比如最近网路上沸沸扬扬的禁书风波。《伶人往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沧桑》、《风云侧记》、《年代怀旧丛书》等，共同体现了作家对真实的历史表达的承担与追求。但是，我们被告知，这在现今时代是不被允许的。对于此，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已不只是对个体的自由创造在国家强制力的这种审查暴力面前受到威胁而感到恐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一意孤行地要将自己的权威建立在谎言之上，我们感到恐惧。

行文至此，已无更多要说的话。在这样的天气里，在文明的黑洞里，就像向秀写《思旧赋》，了无意趣，只有匆匆煞尾。从林昭受难之日算起，文明的第二周已经终结了整整39年。我们大家都明白，如果执掌权力的一方没有勇气回归历史的真实，第三周中华文明的重新开始就将是没有希望的。

2007年1月

首发民主中国

 

又见国标放语，言及台湾问题。看法透彻，说得流畅，连我那“初中毕业，小学文化”的太太看得都笑了。

先不说正题，解答不少朋友的疑问：我反鲁迅，为什么挺国标？

这就是朋友们学理不精的地方了。因为鲁迅是儒系产品，一个复制的朱熹——道德角斗士、自以为是的偏执狂；国标呢，全然不是儒系，是竹林七贤之“道且玄兮”的遗风，放旷、豁达。扒黄陵的主张就是现代版的“非汤武薄周孔”吗！要拿国标与鲁迅比，可以说是有点“泼污”老焦的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区别“60人” 国标与“70人”余杰。依我来看：国标是拉伯雷，余杰是帕斯卡尔；国标是房龙，余杰是斯迈尔斯。虽然这两个人不完代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希望之光，至少也是熠熠生辉。一家之言，姑妄言之。

好了，转回正题，说台湾。

我说的“夯”是我们家乡的土话，文言为对峙、挺着乃至拖、赖之属，据说曾国藩写过《挺经》，往那里去找解释就好了。

大陆不动台湾（——动成与动不成先不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下了“沉底炮”的先手棋，在中国力欲造新盟的中亚地区有了军事基地。东南沿海一动，西北必然有虞。别看中美关系总体上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美国对东突态度可以说是“说变就变”。据《凤凰周刊》的消息说：美国一直有院外力量在活动，为东突争取国会支持，云云。

台湾问题本质上个假问题，只要大陆一方愿搞“民主对接”，一切都好办。问题是大陆这边还拿不准，国内冲突性因素太多，“民主对接”完了，中共被非法化了——中共不会做这样的“赔本买卖”！怎么办？现在只有“夯着”，夯上个40年，比如到2049，大陆（中共）这边建国100年时，用政治借口即意识形态去阻挡统一的力量就变得微乎其微了。我不想具体指什么人。反正中国现在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光台湾问题，国内的宗教自由问题、民间社会正常发育问题，都要正常解决。到2049年，看“他”怎么办。“他（庆父）”不是烂没了，就是让“仇人”给“刨了坟”。当然，我尽管写诗引用过伍员倒行逆施而鞭打平王尸的故事，但我还是不赞成这样的报复的。

不用急，2049年，国标86岁，可能思维还清晰得很，凭他的达观劲，不愁活不到90岁；余杰呢，76岁了，相当于茅于轼先生现在这个样子，也没问题的。

世界在变！我比国标小一岁，也是农村孩子出身。我们小时候还喊“人民公社万岁”，也得学他们河南“长葛经验”去深翻土地。后来呢，人民公社“好得没毛了”，老邓上来一句话就给解散了。我对共产党有意见，但绝不想妖魔化共产党。能出个解散人民公社的老邓，肯定就能出个跟台湾搞“民主对接”小邓什么的。说不准，这小邓就是焦国标当年的学生，或余杰的热心读者。2049年的某月某日，他（她）在中共内掌了权，去问焦老师台湾问题怎么办，焦国标肯定会说：“真笨！制度对接呗！”；他（她）或许去问余杰，余杰说：“制度对接呗！去吧，我会为你祈祷的。”

写完以上文字，又想不发了，怕再被人们认为是“无原则地挺焦”，不想老焦又有新文，写了一番卡斯特罗。我对卡斯特罗没什么好评论的。但我要准备三挂长鞭——基督徒过年不放鞭，就留其他用处吧：

这第一放，为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不押宝但可放言一测；

这第二放，为卡斯特罗下地狱——这样的恶魔肯定上不了天堂，“放炮，为他送行！”；

这第三放，为中国的“庆父”之死，舒舒心，毕竟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总还有这个表达权力。也可以预见，“庆父”死日，中国鞭炮会脱销的！——不过当局可能会以其他理由禁放的。

以上顺序不见得准，反正有所准备就是了。放！放200块钱的，大不了，半年不喝茶叶了！！

首发议报第2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