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网络上读了袁鹰先生的《邬书林先生来访谈话纪要》，在文中，袁老先生记录下了这样几段话：

“（邬书林说）这次提到的书，都是涉及规定里所列涉及”反右”、”文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必须履行报批立案的程序。””邬：这是上面规定的。有两位老同志就问过我，这些方面会有什么问题，我对他们说，比如事实有误啊，泄密啊，记载的话与原话有出入啊，有这些内容的书，都应该报批立案，送到有关方面去审阅。这些规定必须执行。”这位”国家新闻出版署”（实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署）还说什么：”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的现象很普遍”。读后感到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宪法是最高法，是管总的法，所有法律法规均不得与宪法抵触。法律法规中出现与宪法相抵触的，该法律法规自动失效，而非宪法规定不作数。伪”国家新闻出版署”（之所以称”伪”，因为其实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署长龙新民邬书林所赖以吃饭的那些管制新闻出版的法规，违反宪法是毫无疑问的。既然是违反宪法，就是非法之法，执行非法之法，不是履行职责，而是犯罪。

其次，审查思想和出版的行为，是反文明，反国家，反人类！出版自由不仅为中国的宪法所承认，而且明确载入了联合国人权公约，是全世界公认的文明法则。连龙新民邬书林们这些共产党员的祖师爷马克思都懂得这个道理。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非常明确的指出：”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马克思认为，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作法是反国家行为。剥夺和限制公民出版自由的所有法律法规和行为是标准的反动行径！忠实执行这种反文明、反国家、反人类法规的龙新民邬书林们，在道义上，是在与人类，与国家，与文明为敌。”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实为”乱法部门”，”乱法人员”）发生反宪法反文明反人类的犯罪，是比普通刑事犯罪远为严重的罪行！这个道理，可拿纳粹时的罪犯们忠实执行纳粹法律而最终都被送上审判台来证明。

其三，公民自由写作和出版的行为不应该由所谓的”国家”审查。之所以全世界各国的宪法都要规定公民拥有出版自由，就说明新闻出版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所谓的”国家”根本不应该具有审查写作和出版的权力。非常显然，龙新民邬书林们嘴中的”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的现象很普遍”根本不能成立。不是出版社违规现象很普遍，而是龙新民邬书林及其后台们违宪的罪行很普遍。

其四，书籍只是一件商品，理当由其生产和销售商自负盈亏。在实行自由市场和正常的文明国家里，新闻出版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书商与读者之间自发形成供求链，政府无权插手，资源由那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出版商风险自担，在知识对经济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的今天，新闻出版业是一个利润相当可观的行业。但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违反自己的宪法垄断新闻出版行业，人为造成新闻出版行业供求脱节，有市场前景的书可能因为管制得不到发行而形成地下市场，而某些政治上不触及共产党利益又有市场前景的书则被垄断经营，形成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新闻出版署通过掌握新闻出版社的经营审批权，和出版书号的发放权，以及间接把持新闻出版业的人权任免权等非法权力，把持着新闻出版道路的入口，攥住新闻出版行业的命脉，摆出一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架式，运用这些罪恶的审批权，不仅强索新闻出版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索取新闻出版人的良知，这种行径，实际上与拦种抢劫的贼寇没什么两样。龙新民邬书林们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却专事抢劫纳税人的资讯知情权，还大言炎炎地说什么这是”必须报批立案”、”必须执行”的工作，真是荒谬透顶！

这次禁书丑闻所激起的强烈抗议，以及邬书林这些丑角们的事后掩盖行为，已经足以证明，审查新闻出版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丑恶行为。我想，通过这次的事件，龙新民邬书林及其后台们应当从那种荒唐的帝制伦理观念中醒觉！应该从那种被颠倒了的是非观中觉悟过来，认清审查新闻出版的行径不是为国家服务，而是危害国家的逆流，其行为对中国的进步和兴旺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

龙新民邬书林及其后台们必须认识到，还公民以新闻出版自由才是人心所向，才是今天中国文明发展的方向。

首发议报第290期

－－附录：书生一怒动江湖——打油诗四首送邬书林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露出文化打手的嘴脸，居然以「因人废书」为由，禁了章诒和先生《伶人徃事》，而且一口气禁了八本；从而让自己变成了网上老鼠、人人喊打。这种情况是出於邬书林之意外呢还是邬书林求仁得仁的结果？我不得而知。

去年十一月中国文联第八届全国委员会、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都讲了话，一个个都「唱的比说的更好听」，李长春强调当前文艺战线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把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云云。

而温家宝更是趁机显摆，乱抛书包，把他一贯「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卖狗皮膏的伎俩发挥得淋漓尽致；什麽「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呀，什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呀，简直把无耻当有趣。居然还有脸提什麽《宪法》和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於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文学艺术家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这有利於构建和谐社会。」(《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言犹在耳，邬书林在两个月後的二OO七一月十一日北京全国图书订货会开幕式上就悍然宣布的《禁书诏令》，而把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的谎言彻底戳穿了。

这时候，我重读何家栋先生在首都学者座谈胡平《论言论自由》时的讲话(武汉《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真有一番感触。何先生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了三十年，所以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我们用金元换了一张并不能保持票面价值的纸币。我们争得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已经载入《宪法》，但这枚金元却必须兑换成『言者无罪』的钞票去流通，它印发越多，也越贬值，甚至会成为废纸。」

不幸而言中。在何先生讲这话的二十年後的今天，《宪法》连同「言者无罪」、「和谐」、「自由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这些不断滥发的「纸币」都早已变成一文不值的伪币、假币，而且还要怀「币」其罪了—-如当年红色恐怖时，一张金圆卷就是「怀念国民党、梦想变天」的证据一样。

何先生在肯定了胡平「《宪法》是可以批评的」之後，接着说：「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宪法》可不可以批评，而是《宪法》到底算不算数。《宪法》既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行政法规又不得与《宪法》相抵触。那么，当公民自由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应该到哪里打官司？那些以侵犯人权为乐的人应受什么制裁？」
　
是的，「中国有许多委员会，打苍蝇蚊子，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禁止随地吐痰，又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独独缺少一个促进《宪法》实施的委员会，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然则，邬书林们便可永远逍遥法外吗？

且慢高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公民的自由受到剥夺，那麽任何人包括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邬书林们的自由也是不完整的；刘少奇、林彪、陆定一、周扬们哪里想得到，当他们肆意践踏别人自由的时候，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也就轻而易举地损失了。网上老鼠，人人喊打；如果能打得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邬书林们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岂不是意外收获！

书生一怒动江湖
—-打油诗四首送邬书林

自宋以後无名桧，
书林之前姓愧邬；
书林读书为何事，
文字狱中再禁书。

国标讨伐阎王殿，
诒和怒斥出版署；
堂皇当年检查令，
如今心虚怯如鼠。

焚书坑儒大功业，
为虎作伥有小猢；
於无声处听惊雷，
墨吏如何对千夫？

天赋人权要说话，
岂可哼哼作驯猪；
拑嘴再让讲真话，
书生一怒动江湖。

太平天国一百五十八年二月吉日

首发议报第290期

竖立在深圳街头的邓小平宣传画

对深圳人来说，2007年有三个纪念邓小平的日子：1月19日是邓小平南巡深圳15周年纪念日，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10周年纪念日，7月1日是邓小平主导的“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但这三个纪念日到来之际，许多深圳人却深深感到一种“挤兑邓小平”的困扰。

春节银行挤兑潮

2007年2月17日，深圳一位湖北籍的K先生吃惊地发现，深圳工商银行昨天当面答应他今天一定可收到的一笔托收款，又没有如期到达其牡丹信用卡。为何深圳工商银行在承诺此款16日到帐食言后又一次失信？这时，他看到了当天《南方都市报》一条深圳“不少银行现金严重紧张，一些银行甚至库存告急，出现了‘没钱’的尴尬”的新闻，才知自己正在受到银行挤兑暗潮的困扰。

《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标题是《蜂拥取款“掏空”银行》（记者徐维强）——

“昨日（2月16日），市民任女士来到位于上步中路的招商银行红荔支行，准备取钱购置年货。但她在门口发现，银行竟然贴出了一张告示，表示现在库存无力支付大额取款。记者中午来到该网点，看到在门口的取号机上贴着一张温馨提示：‘由于临近过年，大额取款客户较多，今日我行库存已无力支付，敬请取款3万元以上的客户移驾周边其它支行。’而当记者取号时，工作人员也前来询问，是否是大额取现，并进行提醒。”

据查，根据人民银行的规定，个人取款超过10万元要进行预约。但从无“三万元取款须须等待或转行领取的规定与先例。此次深圳多次出现存户遭拒领存款现象，说明可怕的“银行挤兑潮”已在深圳震头，事态是否会向“恐慌性挤兑”发展值得高度关注。有人疑惑地说：“挤兑的基本模型”有许多种，此次“银行挤兑潮”发生在“邓小平三大纪念期”中，可称是“挤兑邓小平”——邓小平南巡15周年后的深圳，竟然出现“春节银行挤兑潮”，真是对邓小平南巡的反讽！

“荔香坊”挤兑邓小平

在“邓小平三大纪念期”之际，许多深圳人和游客来到深南大道新闻大厦旁边“小平画像广场”与邓小平画像合影留念。但人们惊异地发现，邓小平画像背后一百多米处出现了三栋11层新住宅楼，纷纷愤愤不平：原本依傍奇树鲜花蓝天的邓小平画像，现在竟然是在三栋11层新住宅楼的压迫紧逼之下，邓小平画像原有的美妙风景，全被破坏了，人们现在照相留恋，常常感觉三栋11层新住宅楼如“三座大山”或“一堆阴霾”压在邓小平头上，邓小平像被挤兑，怀念邓小平的留影人也在被压迫，难以摄取一个宽松的悠然影像。

经查，挤兑邓小平画像的三栋11层豪华新住宅楼名曰 “荔香坊”，于2005年8月竣工入伙，开发商是“城投”：深圳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公司。

“城投”何方“老大”，敢以“荔香坊”抢占邓小平的风景？

网上介绍，“城投”是一个有“优先吃肥肉特权”的“红顶商家”——“深圳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公司是由直属深圳市政府的局级事业单位改组而成的国有一级企业，主营房地产开发、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工程监理等综合性业务。目前，公司总资产超过8.9亿。自一九八二年以来，先后完成了深圳市政府第二办公大楼、金融中心、图书馆、科技馆、深圳大学、大剧院、文锦渡报关大楼、滨河小学等着名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黄木岗、鹿丹村、福滨村、天井湖等一批住宅小区，建筑面积累计超过198万平方米；完成了罗湖口岸、文锦渡口岸、皇岗口岸、南头联检站、布吉联检站、梅林联检站等特区一、二线大型口岸设施及数十公里的二线巡逻路、防护网建设；完成了深南大道、北环快速路、滨河大道、滨海大道、铁路高架桥、春风高架桥、洪湖立交、雅园立交、罗芳立交等三百多公里城市道路、三十二座大型立交及三十九座人行天桥建设。累计完成建设投资达123.95亿元，为特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受到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赞誉。”

“城投”是在2002年布署“抢占邓小平的风景”战役的。网上查“荔香坊”详细资料：地皮受让日期为2002年8月6日（不知是否经过“公开投标”？），深圳市国土局福田分局批准（深地合字（2002）2023号）；占地面积：0.541195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0.7万平米 ，绿化率43.00％ 容积率1.29，分为A、B、C三栋11层小高层建筑，共60套单元，单位面积：143—270平方米(多为4房以上户型)。开发商为深圳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公司。该项目2004年动工，2005年3月31日开始公司内部销售，5月正式面市。 楼盘的均价11000元／平方米（实际上达到16000元／平方米），管理费3.20元/平方。

耐人寻味地是，开发商“城投”在宣传中对“荔香坊”的地段核心优势隐而不说，只是低调道：“城投荔香坊位于福田荔香街，新闻大厦背后”。有人说这是因为“城投”自知犯了影响邓小平画像风景的大忌，故意以人所不知的“荔香街”进行掩护。但“荔香坊”的业主们多是有权有势有钱有路的“特殊人物”，为了炫耀和炒房升值，无所顾忌地宣扬荔香坊位于邓小平画像紧背后，是“前傍邓小平永远不倒 ，后据荔枝公园天然氧吧长命百岁” 的风水宝地，东可鸟瞰地王繁华商业区“罕有放盘”，西能紧盯市委大院“连升三级”。一位荔香坊业主这样在网上发布租房信息：“深圳租房-市政府邓小平广场后荔枝公园旁-荔香坊三室一厅零卫零厨”。据说 “荔香坊”未到公开销售日便早已内部抢购一空，在今日房地产飚升之际，其价值更是升值多多。

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寓言

2002年1月20日，为纪念邓小平南巡深圳10周年，中新社记者向隽、张国栋曾写了篇报道《南方谈话发表十周年 邓小平画像成深圳一景》——

邓小平画像成了深圳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耸立在深圳深南大道旁的邓小平画像，近年来已成为海内外游客缅怀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最佳去处。

邓小平画像建于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画像高十米，宽三十米，画像前鲜花常艳，绿草常青。据有关方面统计，每年大约有百万以上游人来此与这位世纪伟人“合影留念”。

自1992年开始，深圳街头一共悬挂过四个版本的巨幅小平画像。1994年夏，深圳遇到了多年未遇的狂风暴雨，深圳市内多处房屋倒塌，树木折垂，广告牌被掀翻，但这幅300平方米的巨幅宣传画完整无损，在老百姓中传为佳话。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4年8月16日，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深圳人制作了第四版本的全新巨幅小平画像，尺寸为30.47×10.35平方米，比前三个版本30×10平方米的巨幅画像略大。新建成的画像钢架层十分牢固，可以抗击12级台风。在全新的小平巨幅画像悬挂的前一天，投资573万元的小平画像广场改造工程竣工通过验收。

然而，不知道是当时的“小平画像广场改造工程竣工验收小组”疏忽，还是发现了也不说，对于“小平画像广场”背后一百多米的“荔香坊”建筑工程，当时竟无一人公开提出异议。有人甚至怀疑，“小平画像广场改造工程”与“荔香坊”建筑工程，可能
都是“城投”在施工和验收。

可以抗击12级台风的“小平画像”，竟挡不住一个“由直属深圳市政府的局级事业单位改组而成的国有一级企业”的“荔香坊”——“荔香坊”抢占“邓小平风景”事件，到底只是某些权势集团的发财贪心在驱动，还上有其它更为深远的政治计算与投机？如果深圳人连坚持和保护邓小平画像都无力了，还能“坚决惩治腐败”、“坚持改革开放”？

联想起来，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寓言——抢占邓小平风景的“荔香坊”建筑工程，竟动工于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挤兑于“邓小平三大纪念期”！

邓小平只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明的“摄政王”，并非真正的民主法制信仰者，但如果2007是一个“挤兑邓小平”年，连一个开明“摄政王”也容不下，中国要向何处去？

2007年2 月18 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90期

 

自美国从大英帝国下正经独立起，隔大西洋互为犄角的英美两国，就一直是守望相助的伙伴，很少红脸反目。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洗礼，复经冷战几十年的考验，两国的这种关系更形巩固。

“9.11”以后，在反恐的步调上，英国亦步亦趋，追随美国的大旗。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各抱离心，违扭美国意志的局势下，英国然能摆出两肋插刀的姿态，毫不犹豫地站在美国一方，更见出两国原本是一家的血浓于水的情谊。

如果说英美两国200多年的世交，是由血缘纽带扭在一起的，好象也不是事实。一者我们并不曾见两国的作家、学者或主流媒体把“血浓于水”当成口头禅，当成庸俗的号召。二者即便这200年里真的是血浓于水，那么200年前的那场美国独立战争也说明，血有时也会变得比纯净水更淡，甚至比砒霜更毒。不然两国就不会兵戎相见，致使无数盎格鲁？萨克逊子弟流血牺牲。如此说来，究竟两国关系是浓是淡，根本不在血，最起码不全在血，在血外必另有其他因素。

那么其他因素是什么？是共同的利益，是共同的信念。当北美13个殖民地的利益受到侵害，当他们的清教徒信仰遭到来自英帝国打压之时，来剋星屯响起了反英独立的枪声。所以如今看到英美两国如此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大可不必产生既有今日之亲密，何必当初独立的痛惜。今日的亲密固然难得，当初的独立也是历史的必然，值得庆幸。

按中国人的历史循环论，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美国和英国就不合乎这个规律，它们分了以后就再没有合过。其实分也好，合也罢，都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是目的。目的应是什么？目的应是大家都过好日子。如果分着能过好日子，何必合？如果合了能过好日子，那就别不要分下去。既分了，如果不能确保过更好的日子，不妨分下去，不必强合。好比一个笼子的鸟儿，逃出几只，笼外好还是笼内好，究竟回不回笼里，应该由逃出的这几只鸟儿说了算。仍然留在笼里的鸟儿，如果喊着叫着一定要把飞出去获得自由的鸟儿捉回来，大家一块儿过笼子里的生活，这就是心理变态，不合现代观念。健康文明的观念应是，对于仍然困在笼子里的鸟儿而言，同类飞出一个算一个，飞出两个是一双，要为获得自由的同类额手称庆。自从美国独立以后，似乎英国笼子里的鸟儿就再没有哪个说：“那不行，一定得把逃出去的美国鸟捉回来，我们都得活在大英帝国这个沉闷的笼子里。”

留守在英国笼子里的人们，不仅没有谁喊着要把独立出去的美国人捉回来，不仅不在国际事务中挤兑、打压美国人，反倒一直帮衬美国，扶助美国，追随美国。常言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英美这种互为犄角，守望相助的兄弟关系，很温暖、很温馨。

那些本来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不一个人种，不一个民族，尚且可以彼此走动，旅游，做生意，发展外交，象中国和台湾这种同种同族的不同政治实体之间却一直搞萁豆相煎，挤兑打压，人为隔绝，不通商不通邮的，真是愚昧得可以，可悲得厉害。大陆与台湾，象后来英美那样友好，莫象英美当初那样兵戎相见，是最好的选择，武装独立和武装反独立同样都是罪人。

（2007年2月修改柏林）

－－民主论坛

快乐的异乡人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马  建：中国文学与政治(演讲稿)

流亡与诗歌创作(演讲稿)

◎ 雪  迪   

 

到美国后诗风的变化，和与在中国写作的基本的不同处

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造成内心的一片空白。在可以自由写作的环境中，由于失去那种熟悉的创作环境，失去说自己的语言的环境，朋友们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曾经压制自己创作的政府突然位于那么遥远的地方；曾经有过的推动创作的力量突然消失。我感到无比茫然。在新的文化中说我不会说的语言，象一个弱智者，用不熟悉的语言吃力、笨拙地表达自己。那种挫折感、艰难感，不仅给新生活带来巨大压力，也使创作处于重要的转折点。我开始更多的向内凝视，倾听内心一个清晰的声音，而不是象以往在国内时听到一个庞杂、巨大、响亮的声音。我曾经生活在那个声音之中，在那个声音里写作。那个声音里混杂了太多、太响的噪音。在国外的写作，因为更个人化，更孤独，因之来自内心的那个声音也更纯粹，更无功利性，带有深刻的觉悟感。写作变得清晰、内向，不爆烈。

在美国和在中国写作的基本的不同是：在国内的创作太向外抒发，因为生存的被禁锢的状态。那时的写作带有极强的反政府性，带有极强的为写作自由而争的气势。因之作品爆烈。气势很大，内涵不足。国内的创作总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被一些新译介入大陆的西方诗人的创作方式影响。国外的创作，因为是生活在不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的环境中，因此作品显得宁静、冷静，更多的内省和对自身的观照，更多倾听中的内涵。这样就形成距离：作品与作者之间思索、感觉的距离；读者与被阅读的作品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作品本身与读者感悟的距离。这些错综地混淆在一起的距离，赋予作品张力和撞击力。作品向内，触及更深的地带；表现的形式清晰、干净。由于不生活在母语中，因此会以更敏感、更主动的方式体验和使用母语。这样写出的诗作比以往直接进入内在，语言更干净，去掉很多飘的东西。作品呈现了自己风格的发展和完善的倾向，不被其它诗人影响。因为“自我”和“品格”都在异国的文化和孤独地思索的生活中强化了，成熟了。作为一个诗人，更坚强，更明晰。

相同的是：不论国内、国外，我的创作都紧紧连接着生活。读我的诗，你会感到一个人的具体、真实的生活感受：疼痛、抑郁或呼喊；欣喜，或对灵性的追求。它们真实地纪录了我的心灵和肉体的成长过程，我的精神的向上的旅行路线，我的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它们真实、鲜明，不造作，也许表达的方式愈益抽象。

　

诗学中的文化与反文化，和我的创作的风格

我的诗反映的是生活，是具体的生活欲望和状态：受苦，渴望；一些孤独的时刻，静夜里听到的几种声音。它们都很真实、鲜明。写诗是我与我的灵魂的对话，是我的肉身在不同阶段向更高一层发展的记录文字。在写作中，我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并把生活中很多受苦的时期转换成美。我的诗歌写作紧密地与我的“灵”和“肉”连接，深挚地与我的对精神的领悟连接。因此，我不是在写[文化]，或者简单地标榜[反文化]。我不愿意立标签，喊口号，只是写。让写作成为叙述者和阐释者。我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文化过程，但我的创作指向生命。我的诗歌创作是努力将生命升华的过程。记录下关于美的纯粹的思考，记录下那些置身于美的喜悦、顿悟的时刻。它们更接近省悟和感觉，离[文化]和[反文化]稍远。

我的诗歌自始自终与生活紧密相连。我对诗歌的认识和表达的方式在不断丰富与完善中。如果我失去对生活细节、对情感的细腻和清晰的感受，我也就不再写作诗歌。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写作标签为一个流派，就象你无法把生活化分为派。写作和生活一样：复杂，清晰；充满善意。要真诚；显示出悟性；精力集中。真诚和深刻是首要的。这也是我做人和写诗的信条。因之，即使你强迫我，我也不会自我封派。我的诗歌创作来自生活，来自我的真诚的感受。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希望象土地一样本质，象天空一样辽阔。诗歌写作艺术的发展应该象使一切生命存在的气和能一样：它们就是你本身。你吸气，吐气；你自在地振动；同时气连接你和其它物质及存在。你看见它们流动、转弯，消逝后又出现。它们把一切物体连起来，然后呈现成“自然”这一景象。你观看它，你也在其中。

　

对中国古典文化和诗歌的理解，以及对我的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完美地表现了“形”和“意”的连接，这其实也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诗歌的话题及写作方式。也许意象群不一样；也许感受和意念不一样，但现代作品同样需要“形”和“意”，需要研究、完善使意念和意象连接的方式。请注意古典诗歌创作中对细节的关注和描写。我以为这是古诗所以那么成功的关健所在。赋予强烈的美感及心灵感受的撞击，重要的部分来自古诗人对细节的观察和准确的描写能力。他们把细节准确呈现，然后抽象地连接细节，同感物质和抽象体。在一刹那，物质幻化为气流，细节演变为向外、向内漫延的载体。古诗永远言中有物，这是“核”；在物与物的连接中成熟、完美地传达了精神，这是“体”。二者互相倚托、互相借重，演变成满含精神性的诗歌的美。

1998年4月，我获加里福尼亚州Djerassi艺术创作奖。从4月至6月，我住在加州桑塔·克鲁斯山中潜心写作《碎镜里的猫眼》，同时钻研古诗。美好的山景和大片红松林的景象；山脚下的大海；山中无数的野生动物和漫长的西部雨季，这些都使我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了古诗中的自然美。由于我当时痴迷摄影，使我在那段时间领悟到古诗中的细节的重要性。

后现代艺术是反映西方的消费的时代；是整体逐渐消失，个体浮出并主宰一切的时代。广告成为一门艺术日趋精致，占领人的日常生活。后现代艺术是关于细节的艺术。从波普艺术到美国西海岸的语言诗，对细节的关注就是对个体的关注；就是对统一和集体的反抗。没有细节就没有日常生活，也就失去了后现代的艺术特征。在美国的10年生活使我深深体验到这一点。对后现代艺术的进一步了解，使我更清晰地看到它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的联系。我的新作注意细节；注意对细节描写准确和精炼；注意对独立现象的本质的探讨；注意连接细节时的开阔性和思想性；注意抽象的感觉体现的精确的美。这样，诗更结实，言中有物；更开阔、准确。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创作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连接处。我从来不想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我一直在研究怎样以现代的方式连接古典文化，尤其当我孤身独处异国，更感到这种寻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加里福尼亚的群山中；在倾听窗外成群的北美狼嚎叫的那些夜晚，我领悟到那种连接的方式。

　

“向内” 和 “向下” 的诗歌写作

内部的、内在的，是指一种生存姿态和方式；是一个选择，过一种内心生活的选择。联系到写作，就是把力量向内凝聚，把情绪向里、向深处爆发的写作风格。这和生活在美国有很大关系。外在的迫害的现象消失，反抗的直接的目标不见了。（当然挣钱、付帐单的外在压力仍旧存在）。这时你发现最强大的对手，不断骚扰你过一种宁静的生活的其实是你自己。我们不习惯与自己做战。我们习惯了生活在外在的压迫之中，然后反抗压迫；然后被迫害，然后反对迫害。在这样的循环中，我们获得写作动力，获得生存的欲望和决心。我们在此生存状态中，获取知识，渴望获得更多知识，以便能战斗得更持久，打得更漂亮。这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和细节。我们习惯了看清对方的弱处、不仁不义；我们习惯了认知“一切的错误都是对方的”，是党的。

当我们生活在异国，失去抗争对象；在自由的环境中，在民主的气氛中，我们发现以往的斗争精神实际上将我们放在最低的生存地带。我们没有时间、环境和需求去认识、发展和升华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不曾询问和拷问自己：哪些方面是我们犯下的错误？是我们自己心智的迷乱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惑和失落感？是我们自己精神体的孱弱，使我们生活在不清晰、不幸福之中？这一切都和党的专制统治和国家警察的残酷迫害混在一起。我们从不询问自己：哪些是我们对人生、人性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哪些是致命的，不可宽恕的；是源自我们个人的内心的恶？

因此，内在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是一种选择。选择过智性、灵性的内心生活。真诚，充满善意。把力量向内、而不向外扩张；把使生命向更高处升华做为一个挑战，不断看见自身的错处，承认并发展，这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会改变诗歌的写作。诗歌变得干净，注意力更加集中。诗歌中出现更多灵性的声音。诗歌和古人的思索连在一起，呈献广阔、深刻、满含智慧的语言。这样的创作变得更浑厚。你感到那些诗作的底在向下沉，向深处运行；诗作表述的在向上升，到达另一个层次，带领我们达到高处。那儿干净、舒适。向内是艰苦的工作的过程，不是一个随心如意的过程。但你总能看见上面的光。你不放弃。你会感受到很多光贯穿着你写作的那些日子。

　

流亡与流亡的选择

流放、流亡都是被迫的，是出于政治原因。我不认为我是在流亡中。在异国生活是我的选择；没有人强迫我留在国外，我也可以返回中国。我也不用“内心流亡”来形容自己。我选择生活在美国，这是一个主动的生活姿态。在异国生活有很多困苦，尤其是诗人用语言建筑一生的事业，和语言的紧密联系超过任何其它行业的艺术家。因此在不讲母语的国度中，来自内心的痛苦和深深的孤独具有摧毁性的力量。如果异国的诗人性格不够强壮；目标不是鲜明集中；不能排解众多新的物质的诱惑带来的迷乱和困扰；不能聚集全部的精力去干要干的，这个诗人就无法在异国继续写作。这也是许多大陆诗人到西方后停止写作的原因。这样聚精会神地活在西方很累。除非你进入到那样的状态，感到这是一种给你带来巨大补偿的活法。我认为这样的内心的生活是挑战，也是在精神中的快乐，是非常不易的。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因此不是“内在的流亡”。没有人强迫我过这种“内在的流亡生活”，这是我的主动的、认识清楚的选择。

　

诗歌和政治的关系

诗人应该怜悯众生。如果你的人民、你的朋友、你的父母兄妹生活在不幸福、不自由之中，你要创造出诗歌为他们申张正义。因为诗意味着真诚与善良，充满对美的梦想、幻想。政治家为达到目标撒谎；诗人为达到目标说心里话，并不惜为此遭受迫害。这是政治与诗歌的根本区别。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国家，不自由与独裁贯穿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做为诗人，遣责与反抗不公平与不人道的待遇就是你的职责。你用语言表达，每一句意味着你的认知，它们对生命和精神负责。政治家运用组织手段，经常变化；他们应该对生命和纯真的精神负责，但他们往往蹂躏、糟蹋生命。

诗人应有普世的怜悯心。如你不怜悯生活在不幸中的人，你怎么能真诚地对待你的内心世界？你怎么能写出感动世人的诗歌？如你无善心，你的诗也无善心。美是不脱离善的。大美是有大怜悯心在内。即使是诗句的美，也只会来自创作者人格中的美。诗歌的美来自诗人心灵的善和神经的敏感。对于一个生活、成长在中国大陆的诗人来说，他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应该、必须与中国大陆的不人道的政治状态连接。

即使是写内在的生命，这个内在的生命更紧密和深刻地与我们的父母兄妹的被政治化了的生活连接。他们被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我们生命的失败。身处自由的环境，我们无任何借口，不为身处不人道状态的兄弟姐妹们，用诗歌发出深刻、良知的呼喊。

　

　

ê1?\–?

 

中文世界（大陆）的版权问题(演讲稿)

◎ 张桂华   

 

这个问题，我分两个题目来谈，第一个题目，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的版权情况，第二个题目，盗版对作家的影响。

　

一、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的版权情况

这个题目，再分为三个时段来谈，主要谈后两个时期：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
二，市场化前期（1978——1992）
三，市场化时期（1993——2006）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归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几十年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互不往来，各自为政为经，双方隔绝，不可能尊重互相的版权。由于西方有成熟的财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这方面问题主要在大陆方面。这里无法给出数字，只能举一些实例。

1，1949年——1966年，大陆翻译西方的书籍很少，主要翻译的是苏联作品。少量西方书的翻译，还是从苏联转译的。
2，1967年——1977年，1970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出现过一个翻译作品小高潮，主要是苏联作品，如柯切托夫、西蒙诺夫等人的小说，此时中苏早已分裂，这些作品不完全符合大陆意识形态倾向，因此都是“内部发行”。1972年，自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西方往来，也开始翻译一点西方书籍，如美国作者编写的《世界史》以及当时西方国家首脑的各类自传传记。这些翻译读物也同样是“内部发行”。

用“内部发行”形式翻译西方书籍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如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只是当时这部分读物数量很少，控制很严，只有高级干部和研究人员才能够看到，而文化大革命后期“内部发行”的书籍的数量较多，阅读范围自然也要大得多。

二，市场化前期（1978——1992）

1978年始，大陆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松动，多年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积聚了了解西方、向往现代化的强烈求知欲，此时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的各种作品读物，蔚为大观，短短几年内翻译的数量超过过去几十年的总和。

早期，仍然延续“内部发行”方式，以专业杂志社名义如《编译参考》专辑翻译西方书籍，先分段连载刊登，再出整书。这份杂志先后翻译的书籍有：《日本人》，《1984》，《最后诊断》等。西方的一些政治社会读物如《光荣与梦想》、《仅仅一年》（斯大林女儿回忆录）和《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也以“内部发行”名义出书。这些“内部发行”书刊数量很大，但因为是“内部发行”，自然可以不顾及版权。以单个品种而言，西方版权受侵害最大的，应数“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这是大陆自1978年以后发行量最大最为普及的英语原版教材，直到今天仍然在各级各类学校中使用。现在这套教材已获得版权，但在近二十年时间内，随地翻印，至少有几百万册数量。

其他公开发行的书籍，最早是西方经典小说，以前有的译本几乎都翻译出版，这部分是没有版权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和其他社会科学读物如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和阿瑟·黑利的小说以及其他许多小说，也大量出版，这部分小说大陆仍不管版权。此后，港台小说也大量出版，金庸、琼瑶、三毛的大陆堂而皇之出版，不管版权与否，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一般出版社出版不管版权出版西方港台图书，是当时大陆普遍的做法。这种做法，用版权专家的说法叫做：“自由使用”。这在当时或许有情可原，一则大陆当时尚未制定版权法（著作权法），尚未签署世界版权公约，参加世界版权组织，再则，当时的一部分翻译出版确也不是出于谋利动机。

但此时已出现为谋利而盗版的现象，这可以说就是由《新概念英语》那种影印形式开始的，再扩展及英语读物和词典。这些盗版以作教育教学参考所用，即使根据版权法，也可规避侵权指责，但如此多数量就难以解释了。其他非英语读物更是纯粹的盗版。如美国《读者文摘》，如港台翻译作品的影印等等。

1987年初，情况有所改观，大陆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要求各出版社出版港台和海外书籍，必须得到作者或出版社委托书。这是一个开始，直到1990年大陆制订了著作权法（版权法），随后不久又参加了世界版权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执行情况不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出版社比较规范，内地小出版社就不那么规范了。这种状况真正改观，还是到市场化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前面两个时期内，大陆出版的书籍没有出现盗版现象。

三，市场化时期（1993——2006）

1992年，大陆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至今已15年。这段时期内，大陆加入WTO前后有较大差别。加入前，大陆出版社基本仍延续1987年后的做法，翻译图书和出版港台图书获得委托书后出版，但正如前所言，并不完全规范。加入后，出版翻译国外图书完全正规化，版权页上写明版权所有、版权出自何方授权等等。到目前为止，原来的翻译出版国外书籍不顾及版权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现在大陆最大的版权问题，是大陆书籍的盗版问题，而且近年来呈现越来越厉害的趋势。表面上看，这些盗版与以前《新概念英语》做法相似，但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

第一，以前是计划经济下的单位行为，现在是盗版者纯为谋利的市场行为。

第二，当时出版、印刷单位的这类行为，虽然不合世界上通行做法，但因为大陆没有相关法律和政策明文规定，故不能算违法，而现在盗版者的盗版行为则是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

第三，盗版技术越来越成熟，以前多是影印制版印刷，现在则是扫描制版印刷，盗版书质量越来越好，使人难辩真假。而且盗版时间越来越短，从制作到完成最快的只需一周时间。

第四，盗版已形成一个产业模式，从制作到分发推销，出现在大街小巷小书店书铺书摊上，前后紧密相连。

其结果，就形成了目前这种状况：大陆出版图书，无论什么类别的图书，发行量稍大点的，立即就会出现盗版。西方图书是否畅销看其是否有平装本，目前大陆出版的是否畅销书，可看其是否有盗版，这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面对盗版的猖獗，对出版社而言，出的书若有可能畅销，第一版即印上几十万册，争取尽快赢利，如余秋雨《借我一生》第一版40万册，余华《兄弟》第一版40万册，易中天谈《三国演义》的书第一版也是几十万。这主要是害怕盗版，新书的利润只能集中在第一版时赚取，等盗版书跟上，赢利也就难了。对书店而言，大店，连锁店以及新华书店改制而成的出版集团开办的书城一般不进盗版书，卖盗版书的，是无数小书店和骑车摆摊在大街小巷流串的小书贩。卖盗版书要比卖正版书赢利多得多，因此也是“劣币驱逐良币”，原来卖正版书的小书店，逐渐也就以卖盗版书为主了。

盗版书的实际成本一般是正版的1/10，卖出价在2—4/10。为了更快获利，盗版者还制作伪书，将几本同一作者的书合在一起印成一厚本，随便标上一个出版社名字。因为出版社没出过这种书，因此名之为伪书，以和盗版书相区别。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是正版书价格较高，盗版书便宜，更深层的则是大陆公众缺乏版权观念和道德自律。其次是政府管理不善，这应是更重要原因。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明确反对的，不知是打击不力，还是无法根绝。

这里再介绍一种书，不是盗版，可名之为非正规出版物，即不是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由个人自费印刷的书。这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现象，一些老人特别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将自己一生经历写下，自费印几十数百本分送友好。显然，这些非正规出版物是为纪念不是为谋利的。目前，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对于不直接违反官方意识形态的，有关部门也不干涉，最近报刊上甚至公然宣传这种做法。

还有少数作家在这么做，对于有些难于出版的作品，就采取这种方法印出流传。他们认为：一方面宪法和其他法律并没有禁止条文，另一方面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目前大陆从报刊到网络，言论尺度较宽，但在报刊和网络两种媒体之间还可形成一个空间。这类出版物现在已印得越来越精致，品质与正规出版物无大差异。如现居北京作家毛喻原翻译自费印刷的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

　

二、盗版对作家的影响

一， 不同作家影响不同

大陆作家粗略可分为三类，官方的、半官方半民间的、民间的，这里不是指立场态度，主要指发表作品的渠道。

对这三类作家而言，盗版问题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同的。盗版影响的主要是第一类作家，如余秋雨、余华、易中天等。对第二类作家也会有影响，这主要指，当这些作家写出有影响的书之时，也就会成为盗版对象，如写《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潜规则》等书的作者。至于第三类民间作家，他们主要在网络、海外媒体以及非正规出版物上发表作品，盗版对他们几乎不构成问题。所以，盗版主要损害的是官方作家尤其是发表畅销作品的作家。

二，盗版与大陆作家收入

大陆书刊市场上，作家、出版社和发行商之间，作家是弱势群体。三者中最获利的不是作家，而是发行商，其次是出版社，最后才轮到作家。只有极少数知名畅销作家才可能与出版社谈版权费，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各种书籍中，文艺书、社科书在现今社会上难于有大的发行量，最有利润的是教科书以及辅导资料。因此，中国作家不可能凭作品发财，即便畅销，因为有盗版存在，绝无可能象西方畅销作家那样有钱有影响。许多民间作家指责官方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其实在当今社会，这些专职作家的那点工资补贴已够可怜，最近几年许多知名作家都去大学教书，就可证明这一点。现代世界有两个致富神话，一是比尔·盖茨，一是英国的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这在大陆，绝无可能。因为有盗版。名作家王朔最近说，以他作品的发行量，要在美国，他就可能是亿万富翁了。

对那些受到官方查禁的作品，盗版书也有其意外之处，如官方查禁之后，只要该书有影响、有人要看，盗版书肯定会填补空缺，扩大其传播面。如前面所说的《往事并不如烟》几种书，如海外版的毛泽东医生回忆录等。

三，对盗版书的态度

盗版肯定是不对的，无论对外还是对内，于法还是于情。

在确定这一点之后，这里我们再提出一种似乎也值得注意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就决定了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对盗版书的态度。

有人曾断言，如果大陆的计算机软件都严格遵守知识产权的规定，不用盗版，那么，大陆的计算机发展、网络发展的情况至少要落后五到十年。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比尔·盖茨也会更有钱。将此类推到书籍的版权，有人认为，盗版书因为便宜，至少它有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实际作用，再就是，由于盗版书已成为一个据估计拥有几十万人的行业，它事实上也就提供了这么多的劳动岗位。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在分割作者和出版社的利润，一本畅销书出现，大家一拥而上都从中分肥，这于道德法律都是不对的。但从我们大陆的国情出发，少一个两个比尔·盖茨或罗琳而能够提供几十万人吃饭，在这两种做法中作出选择，似乎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修改于2007/2/10

　

《自由写作》首发

 

我的出版社(演讲稿)

——互联网

◎ 杨恒均   

 

我还是说自己的经历，我从小就很想当一名作家，这算是我的梦想。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当一名作家是无上光荣的。全国人民都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起献给了党和毛主席，老毛也就靠一个红本本、四五份全国性大报纸，以及八台样板戏干出了空前绝后的事儿：把世上最难驯服的人类的思想高度地统一了。

在那个时代如果能够当一名作家，如果你能够有郭沫若歌颂红太阳的激情，又或者有写出金光大道这样的乌托邦的生花妙笔，你祖宗三代都会荣耀的。

时过境迁，虽然改革开放后作家在中国大陆的地位每况愈下，弄到今天，几乎要和娼妓相提并论，可我还是痴心不改，愿意混进作家的队伍里。

我是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在好几个党政部门混过。平时闲来无事，最喜欢看的就是国外的政治和间谍类的小说，还有好莱坞大片。看多了，就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堂堂的中华大帝国，竟然没有一本这类题材的小说作品。这一发现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不是总抱怨美国人以好莱坞大片为武器对古老的中华文明搞文化侵略吗？我们自己怎么不也搞一些类似的作品？看看中国的大片，不是秦始皇，就是清皇帝，就是写中国人的也要把场景推回到古代，当然也有进步，最近开始改编莎士比亚。

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萌生了写政治小说和间谍小说的念头，当时想从官场小说写起。不过，当我一有了这个念头，我也立即产生了打消这个念头的念头。原因很简单，我一直在党政机关部门工作，我的朋友也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我想如果我写政治小说和官场小说，虽然一定会比那些没有经验的作家写得更深——当然不一定是更好，可是正因为我了解太多，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就算写出来了，要想出版的话，也是很困难的。既然无法出版，写那些劳什子干什么？

于是，我只好憋着，十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提起笔，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我第一次知道网络是在一九九七年，当时主要是用来看新闻。认识网络好几年后我才认识到网络不但是一种新的媒体，也是一个平台，一个你可以表达意见的平台（例如论坛，交友），后来更发展到博客，成了你可以随时出版自己作品的平台。说起这些，要感谢博讯网，我第一篇文章和那些小说都是在博讯发出来的。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我，在我发现可以把自己写的作品贴到网络上时，我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短短三年里，我在没有拉下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用业余时间一口气写了近两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把我的家人和朋友吓坏了，我自己暗中吃惊。有几位看到我的书的编辑都懵嚓嚓，一位编辑说，怎么回事，好像洪水暴发，一下子写了这么多？是以前憋的吗？

这真是一针见血，我确实是憋的呀，满脸沧桑，满肚子鬼主意，一脑袋的分泌物，足足憋了一二十年，没处发泄，现在有了互联网，我还不一次泄过够，更待何时？

我写作就是要发泄，发泄我大脑的分泌物——所谓想法和观点。我是文学的门外汉，不会咬文嚼字，甚至连基本语法都没有弄太清楚，常常用错标点符号。可是，我有感而发，而且，折腾了两年，总算搞出了十三亿人中第一部政治间谍小说——我在这里强调十三亿中国人的第一部，是想挑战，挑战我自己，也挑战那些限制人写作的当局统治者以及自我设限的作家。

对于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写作并不需要多少才华，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勇气而已。

今后我还会写一些中国大陆迄今没有的题材，我觉得互联网的出现给我提供了方便和机遇。如果你不是卖文为生，不用一边数字数一边算计银行进帐的话，大可把互联网当作你的出版社。再说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如果是想写政治类的文艺作品，无论是从赚钱还是名声上，都是不划算的，搞不好，还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大陆作家的财富排行榜出来了，首富余秋雨也就一千多万，听着让人心酸，你们知道人家陈良宇的排名最后一位的情妇年收入是多少吗？绞尽脑汁用文字来吮痈舐痔，还不如人家小姑娘直接用嘴巴来的快捷。

至于说到名声，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德国人说大陆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都是垃圾，我很生气，这个德国人难道不知道造成这些垃圾的罪魁祸首也是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吗？后来有人说，德国人的原意不是这样的。那么我来说一句，在目前大陆的出版制度下，能够出版的涉及到政治的文艺作品，很难有好东东，更不要说传世之作了。有那么一部分趋炎附势的作品不但确实是垃圾，而且还是毒垃圾。

上面说了，既然在大陆写能够通过审查而出版的政治类文艺作品又无钱又无名，还不如不要自我设限，让大脑在虚拟的空间彻底解放出来，畅所欲言，像那些乳臭未干、想唱就唱的超女一样，作家们应该想写就写，想发表就发表，——感谢虚拟的互联网，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自己的出版社。

我说过，当作家虽然是我的梦想，可我也不会一直写下去，有朋友问，你什么时候收手？我说，等到中国大陆出版自由了，高潮到来，我就停止写作，不再发泄了。

为什么？很简单，中国十三亿人人才济济，能写会道的不计其数，等到大陆出版自由了，等到我的书能够出版了，谁还会看我的？我一没有文采，二没有耐心，思想也不够深——我是自知之明。

我现在拥有的只不过一点点勇气而已。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度，在一个动不动就因言获罪的国家，真正的写作最需要的是一点勇气，当然还有良知和爱心也不可少。

我也不必太谦虚，特别是作为一名三年前才开始业余写作的半路出家人，我还是很自豪的。如果你把“政治间谍小说”几个字输入谷歌（Google）搜索，就能够看到，已经至少有了一套这类书，那就是“致命”系列，而且国内的读者也很喜欢看。

致命系列第一部《致命弱点》算是温和的，国内读者比较喜欢，有三个出版社和书商先后三次和我签约出版，结果都被审查掉了。通不过的主要原因是出版社领导拿不准，害怕国家安全部的人随时来敲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作品里出现的“国家安全部”这个名字了，说了国家安全部是间谍机关，向外派遣间谍这个事实。编辑说，你知道，这可是原则问题，我们国家原则上是不承认自己有间谍机关，更不会说自己向海外派遣间谍。所以，你不能写甚至暗示中国有情报机关。

每个国家都有间谍机构，每个国家都向外派遣间谍，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承认这件事，可是同样没有几个国家限制文艺作品里写这样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一个向国外派遣最多间谍的国家说自己没有间谍机关，从而，让我们读者和中国间谍小说彻底绝缘，每天只能捧着外国人写的政治间谍小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我想说，当我了解了互联网诸多性能后，我认为再保持沉默就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良知和独立性的知识分子。邓小平上台前，中国的文人和作家没有权力保持沉默，你必须表态，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书，必须写反映时代声音的作品来交差，要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我对那时的作家的遭遇很同情，甚至对那些昧良心歌颂红太阳的知识分子也是怜悯多于讨厌。

改革开放后，中国毕竟有所进步，至少这个时候，没有人逼迫你写自己不愿意写的
东西，如果没有饭吃，你可以改行，下海经商或者摆摊卖茶叶蛋什么的都可以，你不应该去写一些违心的甚至是害人的东西。而且，北京政府虽然还在不停压制言论自由，但已经有点黔驴技穷了。他们现在对出版发行的控制大多放在对出版社的控制上，至于对广大的作者，则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只要善于利用互联网这个出版社，相信会有好作品脱颖而出的。至少我本人是很期待的。

互联网的出现是否会让自由写作的时代提前一点到来，是否会涌出无数个独立的作家？至少现在有了这种迹象。我看到的好作品，都是从互联网上来的，包括今天在座各位的众多作品。

最后我想祈祷一下：感谢上天给了我那么一点点勇气开始写作，感谢比尔盖茨搞出的软件让我一天能够折腾出一万字，感谢虚拟的互联网成了我的出版社，也顺便感谢互联网让我读到那么多好作品以及认识了在座的各位，当然，从我自己来说，我好像还得感谢一下北京政府，如果不是你们对出版自由强有力的打压，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政治间谍小说作家的……

　

　

《自由写作》首发

 

Posts navigation

Previous page Page 1 … Page 967 Page 968 Page 969 … Page 4,586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