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行“小知识”(随笔)
◎ 里 纪
一
上海公路入境处，常会看到伫立着一群看客似的闲人，一有汽车停下，便探头探脑地上前迎候。这些人掌握着丰富的周围路况信息，除了通晓各条道上车牌双单日行外，对附近每个工地上的开工日也了如指掌，甚至能精确地告诉司机昨天下雨，哪条路上有个坑得绕道行。这些知识司机当然从地图上是学不到的，可以称之为这些“业余向导们”的“小知识”。
海德格尔有诗云：
林中有路。
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渺无人迹处，
只有伐木工人，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林中路。
——《林中路》
海德格尔在这里也道出了一种伐木工人才真正具有的对于森林的“小知识”。
听说，老友要从大陆去香港开会，我突然感到似有千言万言，压在心口要关照。啰里啰素地总是不断地想到要提醒老友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到了香港后，去住什么地方好，吃什么地方好。
我的香港行“小知识”尽管比上业余向导、伐木工人们的“小知识”，因为它早已是一种昨日黄花，但比起普通旅游指南来，我想，总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小知识”。
二
首先，得带足香烟。我第一次入境香港时，临上车时只买了5包红梅牌，那时我的烟瘾大，不到第四天香烟便全部告罄。再去买时，发现自己原可以买5包的烟钱在香港的“士多”里便只能买一包了，真是追悔莫及。
第二，小心烟蒂！
记得十多年前，老友作为我一本书的特约编辑，俩人曾一起为出版的事去合肥。乘的是夜车，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往常，我们谈话时总是你一支我一支地猛抽。可这一回，还没等悠游哉地抽到第三根，列车员出现了。二话不说，便是狮子大开口，每人罚了我们十元钱。
不过，到了香港后就会发现这点罚款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那里的街道上到处写着：乱扔烟蒂，罚款2千5百港元。为了防止无意识的坏习惯，提早结束我的香港行，最后吓得只好不在路上抽烟。
以后我发现还有更为离奇的“小知识”。在去美国的联合航空班机上，被烟瘾逼得受不了，便跑到洗手间里想过过瘾。没想到，头上三尺处，赫然写着：此处抽烟，罚款1万美元。幸亏还识得几个英文字，否则不是人没到美国就玩完了（Game over）吗？
可在美国的马路上，却是可以到处乱扔香烟屁股的，车上喝酒则属犯罪行为。从纽约返回旧金山时，我曾想乘“灰狗”。以我在中国的旅行经验，买一箱啤酒，醉眼朦胧地看山看水，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横穿美国的神仙游，但入乡随俗的“小知识”，只好使我着罢。 （注释）
三
“士多”是Store(商店)的直译、“孖结”就是Market（市场）的意思，举目望去，这些殖民地留下的的名字很给人刺激。
我第一次入港是11月底，在北京丢了一箱衣服后，身上就只剩下一件皮夹克了。海关人员盘问我时，真像一个走私犯似的，头上、脖子里都是汗水，其实只是热。在这个季节里，香港有多热呢？只要知道几天后，我就在离岛的海滩上潇洒地游泳了，便可以想象得出它是多么的热，又是多么的爽
现在是1月底，气候也差不多。如果不想出关时一副狼狈相，最好还是在车上、飞机上事先换好衣服。不过，香港的衣服很便宜，也很时尚。在这里，倒是建议老友不妨拷贝我那次意外的“衣着行”，上路时，只穿皮夹克或大衣，到了香港后，大买特买，尖沙嘴的弥敦道就有着最为时髦的时装。
老实说，除了电器外，这大概也是唯一在香港值得买的东西。
四
住呢？最好还是去离岛。香港共有四个区，九龙：最古老的殖民地，那里可以看到许多破破烂烂的大楼，以及昔日“红灯区”的遗址。我想，等上海出现败相后大概就会是这种德性；香港：较年轻的殖民地，著名的维多利亚港、中环就在这里，犹如今天上海的浦东陆家嘴，但比它更加挺拔；新界，大致还保存着一种乡野的气息；只有离岛，我想将会永远保持着它的青春活力。
所谓离岛，就是几百个散布在周围海上的大大小小岛屿。其中，南丫岛最大，周润发的家乡，最小的岛屿当然就是那些无人岛了。这些岛我都不曾去过，我去的第一个岛屿是长洲岛。
船从中环的皇后码头出发，几分钟后，灯红酒绿的高楼大厦消失了，船窗外也变成了漆黑一片。当走到甲板上时，海风扑面而来，骤然间，天空变得闪闪发亮，仿佛星星是一起涌现出似的。在无数颗群星的掩映下，渐渐地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这就是长洲岛。
尽管长洲岛离维多利亚港仅半小时的航程，但它却是一派十足的海洋景观，环岛皆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上岸后，会有两个惊喜在等待着你：一是，渡假屋便宜之极，一夜200港元，周末外加20－40港元。屋主一般在路边的“士多”里接待游人（香港所有店里的电话都是免费的），给你一把钥匙后就不管了。二是，房间正对着大海，且带有炊具。房间小是小了一点，也较为陈旧，但香港作为一个有国际信誉度的城市，各方面还是尽可以让人放心的。（我下一站去塘福，花240港元住的房间就很大，崭新的西班牙式别墅，只是海景在百米外）。
五
第二天早早地就被海浪的拍岸声吵醒了。原来正遇上涨潮，海浪已翻滚到阳台下。长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渔港，港湾里停泊着不少渔船。饭店门口像上海的大排档一样放着许多桌子，游人们大多喜欢坐在外面吃，一边吃，一边观赏海景。一条斤把的铜盘鱼99港元，对内地来的人是贵了一点，但它却是活的。在上海这么多年，除了在卢潮港外，我还从没在菜市场上看到过活蹦乱跳的海鲜。
晚饭我决定亲自动手下厨，不是房间里就有炊具吗？后来我了解到，不像大陆、美国，香港的渡假屋里大凡都有炊具，由此可见香港人确实喜欢吃，也深知旅游三味。
街市不是一个外来语，而是个古名，即菜市场。香港就是一个这么奇特的地方，最西方的和最古老的东西都在这里相逢了。我最近看到南怀瑾的一篇文章说，广东话是唐朝的国语，这倒是一个有趣的发现。
话说我到了菜市场，已是太阳西下，太太因为临时有事，需回九龙的家。这里的船次是二十分钟一班，我想一去一回，总要三、四个小时，于是就一个人慢慢地在菜市场转。我惊奇地发现，这里所有东西都是以元计数，比如说，一把蔬菜5元钱，一把葱1元钱，比之美国商品价格的尾数几乎都是.99来，香港人实在大方多了。
一小时后，我满载而归，约莫三小时后，太太回来了，这时，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已做好。我让太太猜每盘菜的价格。她瞧我一脸诡秘的样子说：
“我怎么猜得出，你莫不是又学你老爸了？”
我父亲有个习惯，总喜欢把所买东西的价格说低一点，好像自己挺有本事似的。我想，这回即使不想学老爸，太太也不会信，因为六条一盆的小鱼总共才二元钱，而在这之前，我还特意强调道：“一把葱也要一元钱。”
不过，这次的葱却是我买一条大鱼时鱼贩子送的。
我指着另一盆贝壳说：“这才三元钱！”
太太听后大笑起来说：“傻佬，人家这哪里是卖，是送你的，因为看你是个靓仔。”
后来我知道，香港的菜贩们在落市时，大多是三钱不值两钱地送人，尤其是已死掉的海鱼。对一年四季只能吃到死海鲜的上海人，看来到港后只要活吃海鲜就不虚此行了。
六
衣食住行，除了行之外，不经意间，好像都已写到了。看来需要补充的还是吃。
在香港，千万别买大陆酒，得买进口酒。一瓶（香港称“支”）青岛啤酒卖16港元，4听荷兰进口啤酒却仅卖10港元。
如果在香港饿了，想图便宜到店里吃一碗面的话，那是绝对上当受骗，不仅价格不菲，20港元左右，而且异常难吃（因为广东人不喜欢吃面，香港的面其实大多就是被称之为“车仔面”的方便面，一碗兰州拉面则为25元左右），得去遍地香港的茶楼，那才代表着真正的香港饮食。同样是20港元，却可以吃到四、五种点心，不仅吃得饱，若还稍带上一份报纸、杂志的话，更是一种对香港自由文化的享受。对大陆客来说，地摊上5元一份的报纸，咸湿版、反动文章任你选。假如不嫌挤，去旺角女人街、榕树头的话，在路摊上，6到10港元便可吃上一碗美味的鱼肉生菜汤、鱼翅羹、钵仔糕、烧串牛肉丸、鱿鱼串等地道的市民小吃。
行，在这里我就不说了，海陆交通都十分发达。比起大陆来，车资当然是贵得惊人，不过香港的船票倒是相当便宜，从中环皇后码头到长洲岛20港元足矣（午夜一点还有航班），从尖沙嘴码头横渡维多利亚港到中环约2元，但如果乘地铁的话，那就对不起了，得近10港元。
最后不得不提到这个所谓的“文化沙漠”里的文化。香港中央图书馆、维多利亚公园就在繁华的铜锣湾商业区，到了夜晚，中环的兰桂坊酒吧街更是各种亚文化齐放光芒，同性恋、艺术家、异域文化，就像旺角古董街（女人街）一样，都绝对值得大陆文化人一游。
注释：
香港现已全面禁烟，这里的“小知识”真的成了昨日黄花了。
2007t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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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蛙：离岛往事 (随笔)
离岛往事 (随笔)
◎ 井 蛙
当我和君临赶到中文大学附近的马料水码头时，天已经不早了。阴天，但是，我们激情高涨，因为，在这个忙碌的都市里，难得一同出外旅行。我记得我穿着一双在街摊上买的红色皮凉鞋，其实是皮制草鞋。平底，舒服。而他却是永恒装束：牛仔裤，T恤。
去往离岛塔门（GRASS LAND）的船正好等在那儿，船工也正好在搬运蔬菜和各种罐头等食品。那是一艘两层高的木船，船上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海草味。
我挑了船头迎风的位置坐下。一路上青山环绕，风景宜人。君临说，我们看到的那些山都是荒岛，据说有无数的野牛生活在山里。它们无人管制，自生自灭。我问以前是否有渔民生活在那些荒岛上？君临说，当然有了，香港是一个渔村。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离岛也是渔村。这个四周环海的岛屿，每一个人都能以捕鱼为生。
荒岛，是一个多么迷人的词语。我脑海里顿时浮现昔日荒岛上繁华的景象来，捕鱼的渔船，买鱼的卖鱼的村民，甚至鱼腥味也能从我一时走神的表情里嗅闻得到。
果然，当木船偏近这些无人居住的荒岛时，我能清楚看到黑色的牛群在花草丛中奔跑。虽然比不上西班牙的斗牛或者西藏的赛马节的盛况，但是，它们跑动的姿势却无比优美。它们不是被驱策而跑动起来的，它们比西班牙的牛和西藏节日里的马显得悠闲。
其实，只不过花了半个小时在船上，我却感觉像去了一趟远途旅行。塔门，到了。一上岸，我惊呆，今天是周六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根本不像长州或者南丫岛每条街道上都走满了游人。这里，安静得只听得见海水拍打居民门前石柱的声音。偶尔，会有守候在鱼排上的黑狗狂叫几声，以视寂寞。我抬头看了看天，阴天突然变成雨天。我和君临都没带雨具，只好在一家人家门口避雨。一个阿婆百无聊赖地坐在门槛边的竹藤椅上打瞌睡。我看她的衣着，很像宝安人家的客家阿婆，穿着宽松的裤子，暗色花纹的圆领衬衣。她一见我，便笑问：
“阿妹，你们从香港（市区）过来的？不巧哦，鬼天下雨了。”
我一听她满口客家口音的粤语，欣喜若狂。
“是啊。我们刚上岸就下雨了。”
“婆婆，您自己住吗？”君临不甘寂寞地问道。
“是啊。我的子女们都出香港住了，他们要做事嘛，所以，我自己一个人住咯。他们过年过节都会回来看我。”阿婆先前的睡意一下子被沉闷的雨点和我们的对话打消了。她坐直了腰板，亲切起来。
她的腰板其实比我的还直，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体力劳动者。也许年轻时也是捕鱼为生的渔民。她肤色黝黑，眼睛明亮，体质健康，谈吐流利。
“阿婆，您是客家人啊？”我问。
“是啊。我是。你也是么？”她笑眯眯的拉我坐下。
“是啊。我小时候在宝安长大的。您呢？”此时，君临暧昧地笑了。他知道我通晓五六种地方方言，客家话当然是最熟悉的一种。所以，他笑我又在拿老人幽默了。我立刻白了他一眼，希望他别打乱我们的交谈。我是客家人和我不是客家人又有什么要紧呢？
“我不是宝安来的。我们家乡在惠州。你们小孩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年代可苦了，家乡连吃的都没有。只好偷渡来香港，希望能寻得两餐饱饭吃。那时候啊，我们村里好些人一起逃难，爬过你们宝安的梧桐山，足足耗了十天，才到新界。我记得清清楚楚，饿了几天几夜，当知道已经到了香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庆幸，捡回这条命。”
老人脸上没有悲哀的表情。她开眉笑眼，乐观敦厚。
“当时，怕吗？”君临插嘴道。
“怕？当然怕了！谁不怕死啊！”
天，像是在给这个岛村泼水似的。成串成串的雨水从街道两旁狭窄的屋檐流落下来。天空，除了一片迷雾般的阴暗什么都没有。我畏缩地躲到阿婆的身旁，像个害羞的小孩。
我们的对话一直在持续。雨一直在下。君临坐在那儿发呆。直到阿婆将塔门岛的繁华历史般出银幕，他才晃了晃脑袋，正襟危坐。
在两位诗人的眼里，离岛就是外岛。是渔村，是捕鱼停航靠岸的地方。但是，阿婆说，英国佬统治香港的时候，塔门人不靠海为生。塔门是一个鸦片岛。这里，就是我们现在脚踩着的街道上，曾经是繁华一时的吸大烟的商铺。整个岛上的街道都林立着吸大烟的场所。中环人，九龙人，新界人都来这里吸鸦片。
“一边欣赏优美的海景，一边吸大烟，蛮诗意。”君临不无诗意地说。
“当时，这里的鸦片是受港督管制的。”阿婆补充道。“每当过年过节，港督和他的随从们都会来塔门岛热闹。看舞龙舞狮。观音诞、关公诞、中秋、十五都来。塔门，那个时候说有多繁华就有多繁华。但是，当人们不再吸鸦片了，大烟生意无法做下去了，塔门就像一个死岛一样……”
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纯朴的渔村竟然在一百几十年前是个吸大烟的地方。塔门有观音庙，稀奇古怪的岩石，有破落的校舍，有西班牙式别墅，有鱼排，有山有水。不管是什么，都难以将鸦片这种边缘文化与此相互结合起来。
可是，说到它的荒落，到是十分贴切。现在的塔门人，连蔬菜甚至一棵葱都要靠木船从九龙或者新界每星期一次运送过来。君临问阿婆：“您这么健康，有什么秘笈吗？”
她笑说：“我们每天都吃豆腐乳，这算不算秘笈呢？因为，我们很难买到蔬菜和其他的东西，所以，豆腐乳是最直接的菜。”大概，豆腐乳是健康的秘笈。岛上只有一家茶楼，但是，不是每天都开门。今天，我们就看到门口写着斗大的字：茶楼今日休息。
雨不停地下。我和君临只好在岛上借宿一夜了。没有像其他离岛那样的出租度假屋，只好经阿婆的介绍，找到一家人家，租了他新婚不久出外工作的女儿的房子。每夜120元港币。我们都觉得便宜，便在里面开始收拾打扫起来。
房子正好在海上，脚下是海水。晚上，能听见浪漫但忧郁的海水翻腾，透过窗户，我能看见隔壁房间的君临正在写诗，以及另外一头的窗外，黑漆漆的海面闪烁着渔船上的灯光，大概是渔民从深海捕鱼回来吧。他们正在清理鱼虾，狗在船上走来走去。
我无法入眠。我爬到窗户上看君临写诗。后来，我也写。一口气写了十几首。头被雨天折腾晕了，于是，我们俩一起讲心事。这种不着边际的心事，却从来没触及到我们两个本身。因为，我说：“诗人和诗人在一起是悲剧。”可是，君临说：“尽管是悲剧，世界上也只有诗人理解诗人。”这话听来多么真切。
第二天，阳光灿烂。我们参观了只有一个校长，一个老师，两个学生的塔门小学。还跑遍了塔门岛上的每一座山头，那些古老的岩石，和古老的佛教庙宇，都弥补了昨日天气所带来的欠缺。我重新回到客家阿婆家里，真没想到，天晴的客家涌街道门口都排坐了很多个客家阿婆。她们在晒太阳。像荒岛上的牛群，悠闲、自由。
我奔跑过去，一一向她们问好。君临为我和阿婆们留影了。他还说，我长得很像那位和我们交谈的客家老人。所以，他说，不再反对我说我是客家人了。
2007－2－18
SAND BEACH
《自由写作》首发
邹洪复：2007新年献诗：莲花灯
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筑巢而居
吹泡泡
坐在春天上面跑
说些没边没沿的话
就算是住在天堂里了
你的名字叫遥遥
是遥遥祝福的遥
遥不可及的遥
是逍遥的遥
你说，寂寞就是一堆闲人看着一个闲人
你说，生命的场景不仅仅是用来发呆
你说，四方街的河流里到处放满了莲花灯
我知道，有你在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地生活
我知道，那条运载生命的河流
有你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
有你在，就会有至高无上的幸福
正如你告诉过我，我们建设自身
就如同建设这个世界
余世存：年关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能对年关有多少感觉。我自己是相当惭愧的，中国的旧书读得少，儿时的年节习俗不曾学得习来，现在到了欲说还休的年龄，面对年关，发幽情而不得，道感慨而无语。我唯一知道的是，年关是一道槛，它周期性地横在中国人心头，但当代中国人交不出答案，中国人因此无法登堂入室窥奥，从数九寒冬到小阳春，如此长时间里的休整，中国人多只能失语。真的，面对年关，我们能说出些什么呢，我们能给出些什么呢？
天增岁月人增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普天同庆。爆竹声里一岁除，且把新桃换旧符。除了这些套辞外，我们还知道什么？而这些套话背后更为深厚的人情、物理、信念是什么，我们也无人提及了。但我知道，中国二三流的文人戏子们却一直想抢答也在抢答这一问题。从元旦到春节，我们一直在技术包装出的喜庆里看着他们现眼。由于有关这一文明传统的洞见阙如及其精神传承之人物的缺席，他们的现眼往往成为中国观众随喜观摩的盛大的节日演出；也因其无根无着，这种现演往往具有后后现代的喜剧性。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中国人的言语和思维只能在平安、祥和、恭喜发财等套路上打转。
但我的记忆深处有着年关的另外内容。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后面的不记得了，网络上会有，但我拒绝用“古狗”把它搜出来，大概是有人流泪，有人歌舞楼上头。我儿时常唱的歌谣，大人望挣钱，小娃子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时我们才有新衣服穿，才有肉吃。而富人过年，穷人过年一类的提法则更直接明了地把世界划分出界线。鲁迅写过祥林嫂在年除夕死去的事，那种感受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悲苦的神经则在穷富背后发现了精神的悲喜剧，发现了观念的杀人力量。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并非集句：从中心到边缘》，诗很短：
眼看他起高楼
我冻得直发抖
眼看他宴宾客
我没有钱买酒
眼看他楼垮了
我坟墓成荒丘
眼看他生了死
这山水还依旧
现在看来这诗似乎还是有一些少年记忆和意气的。而说到穷富，就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借债，乡里乡亲的，一年到头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些磕磕碰碰，有些大言诺言豪言，更有些钱物上的典当借贷。我印象里的年关期间，乡亲们多会记起这种种的岁月波折，而采取种种办法。这是讨债的好机会，即使人们年中会两手一摊地作难，此时却必得想办法还债，否则，这个年是不好过或没法过的，除非离家出走，躲债。理由很简单，这是年关，无论是借方还是债主，年关是他们共同承认并遵守的底线。到年关了，你夏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借过我家的三斗米该还了吧。到年关了，你打针看病借我的十块钱该还了吧。
我不知道社会学家们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这其实不单是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文化，是习俗，是传统，是法则。确实有无赖，借贷了却经年不还，跟债主争吵。但此时人们最为硬气的话乃是，老俗言说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没钱，你没钱怎么过年，看你屋里，不是置备了年货吗，没钱你怎么办的年货，不给钱，好，那就拿你几斤腊肉抵了。诸如此类的话是我经常听到的，而欠债的也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从自己家里取东西，大者也如今天我们农村的乡镇干部进村牵牛赶羊一样（当然，今天的乡镇干部早已发扬光大并有创新，例如他们把欠他们所谓税费的农民关起来，办学习班，到村民家里搬桌椅收音机电视等一切可以搬走的家当，上村民房顶拆其房子，等等）。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你不还钱，你就是没理，你能到哪儿说通你的理去？你行不正。我小时候听多了这样的话，我确实知道它的份量；一个人不遵这理，不守这规矩，他就没有信誉，他做人就是不可信的。但万没想到的是，今天的中国农民已经不信这理了，他们虽然不得不忍受乡镇干部们“鬼子进村”式的扫荡，但仍执拗地拖欠税费，从皇粮到用货币化的各种名目的税费的转变，竟使得他们不再相信曾经义天地的至理。他们是良民还是刁民，是公民还是农民，真是跟今天的“年关”一样难以说清。
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民的对立面们，他们面对亏欠同样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们的年关过得最为惬意。一年答应过的各种债，情债、借债、聚会债、演出债、稿债、政策承诺债，等等，在此时完全是莫须有无地对待。听说北京的圈子里流行一句话，年年难过年年过，而且过得还不错。那些公共政策的制订者们是如此如履薄冰地明了在复杂而矛盾重重的社会关系面前的无能无力，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坐在大大小小的火山上，但他们却一次次地侥幸地过年了，而且过得喜庆、吉祥，收到各种问候、礼品，“送礼就送脑白金”，据说他们能收到很多这种补脑礼品，以补充他们一年里绞尽脑汁耗竭的脑力。听说那些公共人物们，如作家、名人、明星、学者专家们，他们一到年关是他们的收获季节，各种约稿、会议、演出，电话、传真、伊妹儿、邀请信、合同书纷至沓来，他们应接不暇，编辑、记者、主持人哀求着他们，用他们的话说，他们难过呀，他们没有时间跟亲人团聚，他们得赶写文章，得出席各种会议，得打着“波音的”天南海北地赶场。我宁愿相信，他们的难过，是他们承诺太多，他们算计最大化，而对欠债不还允诺不守的行为于心不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年年如此难过他们仍要过，而且他们过得相当不错。据说，他们年关时的收入占全年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么，年关究竟是什么呢？我曾经想到一种思路，它可能是我们文明里的信仰情怀，也许，这种奠基了一个文明社会存在之可能的信仰情怀是我们文明应对丛林法则、应对功利算计、应对历史主义或理性的秘密，即那种历史主义眼里毫不顾惜的岁月流逝必须时时休止，那种永无尽头为明天将来做准备作牺牲的调子必须停唱，以接受审判、清算，以决定新生。用今天的语言思维，如此长时间的休止绝非是为了要“消费”或完成“扩大内需”一类的“假日经济”的，那里面一定有是非，有信念，有至善。那些以各种“伟光正”名义自居的人，以为自己无时不刻地跟学问、真理、知识在一起的人，以为自己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贡献的人，以为自己在进行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业的人，此时都不得不放下心中“僭妄的理性”而回应来自年关的神秘“律令”，虽然他们并不解这律令的全部丰富性。而那些以现代理性自居来对抗这一律令及其习俗如“禁鞭”的行为，其败象固已天下周知并为世人笑。那么，年关里有我们文明存在的符码、情理则是必然的了。但我的思路如此芜杂，我想到了伽达默尔有关节日的论述，他是把节日当作跟祖先相会的。我还隐隐约约地记得，年在我们的民间传说里是一头凶狠的怪兽，驱邪避害是我们过年的要义。这也跟信仰情怀有关。这样的想法当然会让大方之家失笑，但我想，对于年关，如果我们自习俗、传统、言行里经过审慎的分析诠释和概念重构，将会发现我们的“日用”一定跟现代文明理性对生命的理解一致，我相信我们文明的习俗的核心也是对生命的至上尊重。生生之为大德，一定是体现在日常履践里。唐逸先生说过，在自家文化传统中，发现这由过往至现时而通向未来的道，只有惊喜与感恩。
惜乎我们对于年关遭遇了知行的双重困难。在现代理性的名义下，年关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为我们“坎陷”般地不断递减掉了，如今，空剩下一种节庆的娱乐理由；就像我们拥有许多现代理性的概念却没有什么自己的经验积习和生活方式。看着“年关”二字，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唐人街，很多唐人街的入口处有一个牌楼，上面有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大字，我去了几个唐人街，我对那牌楼的印象深刻，我长久地记得它。就像非洲国家、中东地区的市集一样，那里面有热闹，外人却不可理喻，只有那几个大字还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和它的谜。我担忧的“年关”或者已经如是。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创造，只有庸福，只有喧天的锣鼓和爆竹，耀眼的烟花，以及众人在地上（而非鲁迅时代的众神在天上）醉醺醺地祈福并相互祝福。
资中筠：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资中筠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前《美国研究》主编
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历程就是大国相继兴起的500年。我以为，有资格作为“大国”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并不在于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事实上所谓“大国”，不少是小国)，而在其有所创新，成就大事业，对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所以，两年前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几位主创人员向陈乐民(编者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和我就这一创意征求意见时，我们在表达钦佩的同时，不无保留和担心。首先对“崛起”一词有异议，更主要是担心是否会重复“船坚炮利”、“开疆拓土”的传统诠释思路，或者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从而对当前把“崛起”挂在嘴边的国人产生误导。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
以荷兰为例：荷兰应算“蕞尔小国”，且地势低于海拔，得天并不算厚，其有利条件就是有海港，可以也只能以贸易求生存。它的始发优势在于自由、平等、开放，特别是务实精神，最少虚荣的包袱。它是当时欧洲思想最自由，对各种宗教信仰最宽容的国家，因而吸引了各方人才。它在不经意中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商业文化，有诸多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创新。例如别出心裁地发起全民集资办企业，是为股份制之滥觞；为代替分红发行证券，出现证券交易所，早于纽约100年；又因势利导建立信贷业，为银行的雏形，早于英国100年；它先有村民和社区自治，后有统一的王国，因而有最成熟的市民社会，最少森严的等级。证据之一是，作为其艺术特长的油画，不画神、不画王公贵族，而多画平民百姓日常生活。这一点即使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也属少见。总之荷兰之强盛似乎是无心插柳，水到渠成，并非是先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作出英明的规划和决策，然后成其霸业。
英国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人皆知其曾为“日不落帝国”，实际上这一巅峰期只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奠定现代英国基础的《大宪章》，远在13世纪就已制定，贯穿其中的原则精神引领英国800年，直到今天。毋庸赘言，它同时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那位跨越16-17世纪，领导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而奠定英帝国霸业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正是由于恪守《大宪章》“王在议会中”、“王在法下”的原则，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使英国得以在稳定、宽松的环境中繁荣昌盛。再至查理一世，也正是由于反其道而行，企图越过宪章，扩大君权，实行专制，结果招来动荡和革命，把自己送上断头台。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以暴易暴，掌权后更加独裁，结果也被推翻。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又回到《大宪章》的轨道，确立了几百年国内的长治久安。这段历史说明君权民授和法治精神已深入英国人心，形式上有一个国王，实质上决不能容忍任何专制。于是在这片国土上适时地产生了培根、洛克、牛顿、瓦特、亚当·斯密、凯恩斯……一连串光照世界文明史，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和创新。
17世纪以来，法国和德国思想家辈出，宗教革命，启蒙，理性，逻辑学，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响彻世界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权宣言”……这些耀眼的珍珠缀成的链条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闪光。然而，路易十四的法国虽说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差不多同时臻于鼎盛，但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没有留下一种类似《大宪章》那样限制君权的机制，还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几经反复，才确立了法兰西共和制度，以《拿破仑法典》为保证。不过法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已达到高峰。法语在历史上的持久影响力无与伦比，几百年中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都以法语流利为文化修养的标志，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法语一直是国际场合的主要语言，以后才逐渐为英语(美语)所代替。巴黎先贤祠的正门上铭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形象地表现了法国以文化傲世的特点。
对于德国作为后来者，教育兴国是它能够“崛起”的核心。德国的高等教育有诸多创新，曾为世界的榜样，对美国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都有影响。而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造就了素质极高的国民。除了众所周知的知识精英在哲学思想、文学音乐方面的贡献外，普通公民的敬业自律、劳动者的技术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也为世界之首，因此“德国制造”本身曾一度成为工业品的世界品牌。
事实上欧洲文明国家不论大小，都有尊重思想文化的特点，代表国家骄傲的多是文化人而不是王公大臣：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丹麦的安徒生，挪威的易卜生、格里格……更不用说意大利、奥地利的人文荟萃了。
纪录片最后一集有一段旁白可圈可点：
“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也许这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但是人们可以在无尽的岁月中无限地接近它。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社会福利的创新
这一历史时期“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和成熟的过程。《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兴起中的革命作用和资本的威力有非常精彩的描述。资本主义以空前的效率促进科技进步，创建丰裕社会，同时必然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宣言》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终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而且马克思还曾预言这一革命将在英国发生。但是历史没有实现这一预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欧美国家都及时进行了改良，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现在的新名词叫“社会创新”。
英国是社会创新的先驱，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下，1601年颁布了统称《伊丽莎白法规》的济贫法，是为政府用法律调剂贫富之始(事实上英国第一部济贫法出台是在1388年，不过范围甚小，此处暂不论)。到工业革命之后，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特别表现在城市条件恶化，英国最严重，同时又是城市改革的先驱。1845年恩格斯发表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示伦敦工人的恶劣生活条件，到1892年恩格斯为此书德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就承认：从那时以来，城市触目惊心的恶劣条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这一变化发生的半个世纪正是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在恩格斯的名著首发近百年后，就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间，英国又出现了全面社会保障的“贝弗利奇计划”。这一计划尚未经国会通过就在国内发行50万份，大受欢迎，宣传部门印成小册子发给前线士兵，以鼓舞士气，让他们知道是在为怎样的生活而战。战争结束后，各政党都以这一计划为竞选的号召。1945年工党当选执政，第一批措施就是根据这一计划，通过一系列有关法律，付诸实施，延续至今。也就是说，英国不论在帝国盛时，还是在危急存亡之秋，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条件的努力一直延续不断。
其他国家或先或后都建立了缓和矛盾、照顾弱势群体的各种制度，并根据各国国情百花齐放，逐步完善。事实上，人民福利也是各大国互相竞争的一个领域。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政策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法国强调民间互济，政府为辅。英国在半个世纪中在改善福利过程中一直以德国为竞争对象。美国发现自己在“人道主义”方面落后于欧洲，以德、英为榜样急起直追，到罗斯福“新政”时确立了美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才停止向欧洲学习。如果从中找出共性来，那就是，“大国”之为“大国”，其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条件也须得到保障，并一般优于同时期的他国。当然，这种社会创新并非都出自统治集团的自觉，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大众媒体的批判和监督、各种改良和革命理论——费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成推动改革的综合力量。思想界的百花齐放从人文、哲学走向更实际的社会科学也是时代的需要。没有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全民的最低福利保障，作为现代化的“大国”是难以为继的。
至于高水平的福利又带来新问题，这是另一课题，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余 杰：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日前，大陆一个由反贪局官员组成的“考察团”，在入境时被芬兰海关拒之于门外。芬兰方面在验证了有关的文件之后表示，很明显这是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他们不欢迎这种可耻的公费旅游的方式，尽管这些挥金如土的游客会给当地带来丰厚的旅游收入，但是如果容忍这种变相的腐败行为，将会大大地损害当地的道德伦理基础。于是，这些本来打算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饱览异国风情的反贪局官员们，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了。
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庞大的公费旅游群体席卷全世界。绝大多数时候，这些肥头大耳的官僚们都能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此次芬兰事件只是一个例外而已。我曾在巴黎最著名的“老佛爷”百货商店里，听到一群官员给家里的夫人或情人打电话，他们旁若无人地在电话中大声询问说，需要买什么牌子的香水和衣服等等。我为这样的同胞感到羞辱。
这一次，反贪局的官僚们大大出丑了，此事件也表明反贪局本身已经沦为一个高度腐败的部门。如今，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不得不讲的“政治”。但是，腐败变得越反越猖獗。从昔日的陈希同到今日的陈良宇，京沪两地的最高官员先后落马，相映成趣。与敢于染指作为老百姓保命钱的数十亿社保基金的陈良宇相比，陈希同的那一点醇酒美人、相机别墅，不过是九牛一毫而已。两相对照，中共高官腐败能力的进化程度，简直比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还要快。
其实，大陆并不缺少反腐机构，监察局、反贪局、检察院、政法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等，叠床架屋，比之大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来，更称得上机构庞大、人才济济。尤其是中纪委，堪称身负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可以对调查对象实施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这是一种不经过正常司法程序的逮捕，让各级官员均谈虎色变。近日，中央同时掉换京津沪三个最重要的直辖市的纪委书记，既是敲山震虎、打击日益抬头的地方主义，也说明这三个最富庶的地区腐败情势已经是病入膏肓、非得由“空降部队”接手整肃不可。
但是，为什么如此多的机构，仍然不能防微杜渐，将腐败控制在一个民众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呢？中共又不是不知道腐败会造成“亡党亡国”的可怕结果。最近，中共当局还精心制作了一部关于苏联老大哥亡党亡国的历史的记录片，专门供各级官员内部学习，也是意在警钟长鸣。
有人建议说，大陆不妨引进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也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香港的廉政公署并非茫茫海洋中的一个“孤岛”，它根植于香港的民主政治，依托于香港的公民社会。廉政公署虽然独立于其他任何政府部门，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对高级官员展开独立调查，却仍然受到法律的制约和舆论的监督。没有严密的法治，有新闻自由，何来廉政公署？可以说，廉署之于香港，乃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而廉署体制一旦移植到大陆，则立即会水土不服、半途而废。
中共的宣传机构声嘶力竭地号称中央有反腐败的决心，事实却是越反越腐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始终坚持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此制度一日不改，反腐败便一日师老无功。即便像变魔术般地变出一百个廉政公署来，也无法遏制腐败如干柴烈火般的蔓延之势。
──《观察》首发
一周新闻聚焦：反右运动五十年，清算呼声此起彼伏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号召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一个大阴谋，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是“阳谋”，是要“引蛇出洞”。广大善良诚实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进行善意批评，特别是要求中
李昌玉：一九五七大祭
今年，２００７年，是中国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大祭。
五十年，时间的长度，不长，也不短。所谓不长，是相对于百年、千年而言，所谓不短，是指人的寿命而言。幸好现在人的寿命普遍延长，比起古人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来说，活到活过七十岁的人，已经比比皆是，因此，经历了反右运动，并且仍然活在世上的人，还多得很。
官方宣布，１９５７年打了右派５５万余人。打右派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和司法程序，打或不打，党支部书记一个人说了盖个章就可以算数，因此，年龄最小的右派，现在我知道的为１６岁，一个在昆明，一个在成都。他们现在才６６岁。不过，现在还苟活在世的右派大多在７０岁以上，其人数也许在一半左右，在２０――３０万之间。
为什么说反右运动是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呢？因为那一年的２月２７日，北京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毛泽东召开了一个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他在会上作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矛盾问题的报告”，向被扩大参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坦陈心迹，表示共产党要实行整风，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政方针，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在“鸣放”过程中，要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诫的政策。因为在这之前，抓辫子、打棍子已经成了政治生活的常态，反胡风运动已经把思想言论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中国知识分子已经积累了非常强烈的不满，希望共产党改弦易辙，弃旧图新。对于这个政治动态极为敏感更是极为兴奋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因此纵笔挥洒，赶快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名文，３月２４日刊载于《人民日报》把一股和煦的春风吹到大江南北，但是他没有料到，这成了后来打右派的由头。
关于费孝通，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在１９５１年的秋冬。我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因“抗美援朝”而参军，８月调到华东军区后勤部教育处工作。这时，进驻原美国大使馆的后勤干部处，交来好几大箱的英文图书，大概他们认为我们教育处应该可以利用这批图书，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并没有人读得懂英语。我觉得这些书印刷精美，图片丰富，而且很多是关于中国的内容，于是翻了若干本，其中就有注明费孝通中文大名的照片，从环境背景和人物背景来看，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旅行时拍摄的。这样，我算是“认识”了这位不知干什么的中国人费孝通。因为我是初中毕业参军的，知识实在浅薄，能够因此“幸会”费孝通，也是一种巧遇。
原来费孝通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他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说：“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蜇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费孝通本来是一腔幽怨，进尽忠言，希望共产党创造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说话、舒心工作的社会环境。也许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古已有之的道德自许。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篇诸葛亮的《出师表》，使陛下“谘诹善道，察纳雅言”，但是，费孝通没有料到后来他的文章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信号弹”，他本人成了“章罗联盟”的军师。
按照费孝通的看法，既然已经进入“早春天气”，那么只要共产党继续推进双百方针，三月阳春也就遥遥在望了。但是，他表达的更是一种隐忧。他说：“‘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这是一位在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讲话的著名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肺腑赤诚，在期望之余，仍然心怀疑虑。
费孝通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３５年，２５岁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接着就和比他低两个年级的同学王同惠结婚。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先生出席了他们的婚礼，为婚礼增光添彩。
新婚之后，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蜜月旅行是到广西大瑶山进行社会调查。一天，他们趁着夜色，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回赶的时候，费孝通误坠捕虎的陷阱，被倾泻的石头压伤。夫人王同惠在无力解救之后，下山求救。可是，第二天，费孝通被救之后，遍寻夫人无着，直到七天之后，才在山涧里找到王同惠的尸体。这是发生在他们婚后１０８天的灾难，也是这位著名学者的人生传奇。
此后，费孝通的大作《花兰瑶社会组织》和《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两部别具一格的社会学著作，使他在中国名声大噪。也许费孝通认为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比较高，而又获得共产党的赏识，所以敢于鼓起勇气，发表傥论。
毛泽东为了使这个整风鸣放获得人们的信任，因此把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拿到全国的高等学校等等地方广泛播放，其记录稿，也就是未定稿也印发给人手一册，让各色人等认真学习，以便参与整风。对于党外人士来说，就是“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件件往事，我们这些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谁也难以忘记。
在中共的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共执政之后，如此信誓旦旦地向最广大的群众输诚，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料的盛大举措。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有谁敢对毛泽东的诚心诚信产生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怀疑呢？
于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一场所谓大鸣大放运动，也就是由中共各级党委或统战部出面，召开的座谈会，就在全国次第展开。当时的所有党报都是全力以赴地高调报道座谈会上的发言，其开放程度可以说在中共执政的５８年来，既空前，又绝后。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当时的校报名曰《新山大》。我抄录５月１８日山大中共党委召开座谈会的消息报道如下：
标题：大胆发表意见，帮助党员整风，党委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许多同志对党员提出尖锐批评。下面是参加会议者发言的“记录摘要”。编辑表示：“未经发言者校阅，如与发言有不符原意之处，由本刊记者负责。”其小标题如下：
刘鸿宾：动员报告说服力不大，说明党委对“放”没有决心。
高 亨：领导高高在上征求工资意见形式主义。
张维华：山大使我不感温暖，党群不能以诚相见。
刘泮溪：没有掌握大学特点，要求领导学习业务。
黄嘉德：“党员找人谈话，一定不是好事。”
陈 机：校外校内气温不同，工作混乱是非不明。
傅宝瑞：对老教授要有正确估计，党员有特权思想难接近。
曲漱蕙：重视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党员不谦虚光教训别人。
阎长泰：校委会中可设常委会，更好发挥老教授作用。
王祖农：应该发挥工会组织作用，教工之家为何迟未建立。
尹左芬：校刊报道失实夸大，工资改革不尽合理。
刘鸿宾：不能以反历史观点看历史，党委对群众意见处理拖拉。
黄冕堂：为什么入党后就高人一头，为什么校刊不敢登批评稿
最后，刊登了校党委副书记的发言，“欢迎给党委党员提意见，希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５月３１日《新山大》报道，“党委已召开２１次座谈会，各方面的意见对整风有很大帮助，目前正整理研究意见以改进工作。”
看来由校党委召开的会议，主要是邀请正副教授和讲师参加，各系还召开会议，邀请其他的人员参加，主题仍然是帮助党整风。《新山大》不断使用的大标题是“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大家动手，拆墙填沟”等等，都极为具有煽动性，使人们认为共产党真是开展开诚布公的整风了。于是，《新山大》上，不但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刊登教职员工和学生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们为申述自己的观点而写的文章。
可是，我们这些昏头胀脑的百姓，做梦也难以想到，贵为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他却正在部署一场全中国、全世界都不曾有过的巨大的歼灭战――围剿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以上这些摆在台面的鸣放文章，不过是实现他的“阳谋”的把柄。山大党委从５月１６日开始，召开座谈会，拉开整风的架势，实际上是根据早前一天毛泽东的部署。我们当时都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中共的任何一级组织，他们根本没有权力自行其是。
其实所有的会议都是按照毛泽东指导运动的战略部署而召开的。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急电传达党内。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钓鱼”、“诱敌”、“引蛇”，这些都是毛泽东在发动“鸣放”时的专用名词。在他眼里，知识分子中潜藏了一大批“鱼、蛇”，他们都是“敌人”，需要用计谋把他们引诱出来，钓上钩。
毛泽东是战略谋略大师。他又在谋划一场大战役。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调动党内党外的对手敌人，然后按照他的战略意图，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用这种办法把党内的对手，如张国涛，如王明，等等，置之死地。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这种谋略，也是屡试屡爽。现在，他向党内露出了他的底牌：要打右派。怎么打，打多少，他提出了指标：“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426页）一场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歼灭战进入了倒记时。
军队进攻，先要制定作战计划，规定几时几分部队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几时几分炮火准备开始，同时坦克利用炮火的掩护也前进到出发阵地，几时几分部队冲锋开始，同时炮火延伸，压制敌军的后方火力，配合坦克和步兵的前进。毛泽东在部署了一个周密的进攻计划之后，就下令各级党委召开座谈会，以调动敌人，暴露自己，然后聚而歼之。
我自己和全国５５万的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掉进了毛泽东预设的陷阱。
山东大学一级教授、物理学家束星北，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称他是自己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抗战时期他因为主持研究雷达，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他应邀从青岛（当时山大在青岛）到济南，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会议。他只知道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他在会上大声疾呼：“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束星北半个多小时的发言，受到与会人员的强烈赞赏，被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结果，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并管制３年。
山大副校长陆侃如，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史家，一级教授。他有幸到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如坐春风，如沐夏雨，回到青岛就召开九三学社的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发表了“我赞成撤消学校里的党委制”的讲话。那么，他赞成的这个“撤销学校党委制”观点是谁提出的呢？就是英明领袖毛泽东。结果，他成了“阳谋”的牺牲。
山东大学，在反右运动中，共计打了右派２０４人，约占全校师生的十分之一。其中正副教授１６人，约占四分之一，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知名教授。教师划右派５４人，约占五分之一。学生１１４人，主要在中文、历史、物理各系。这和北大等其它综合大学相似，就是学生中被打右派的大多是素质比较好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反右运动在人才构成上，明显的特点就是逆淘汰。
公正地说，山东大学打右派的人数，无论是相对数还是绝对数，都落后于北大、武大等几所高校。山大还没有把全年级学生完全彻底打右派的记录。
最后，本文再回到毛泽东在怀仁堂里那个信誓旦旦的讲话。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把这个讲话正式发表，加上注释曰：“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补充，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无论打过右派还是没有打过右派的人，读到这个“整理本”的时候，只能仰天痛哭，可是欲哭无泪啊！毛泽东食言自肥，把他说过的话，完全抛弃，质言之，就是：言者有罪。
这样的惊心动魄，是今天的人无法感受的。
作为学者，他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底线。
作为政治家，他突破了政治道德的底线。
作为一个人，他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沦丧已经病入膏肓，却采取“八荣八耻”这样的小儿科手术挽救。其实，追本溯源，始作俑者就是毛泽东，就是反右运动。如果绕开病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着手，不从批判毛泽东着手，乃舍本逐末之途也。
仅以本文作一九五七之祭。
呜呼哀哉！
（２００７／２／１０于山东大学附中）
廖亦武：土改工作队队长洪钟
采访前奏
从曾婆婆家出来，我再次路过十几米开外的布后街2号，就钻进去故地重游。昔日雕梁画栋之深宅大院，如今已变成十来层的水泥楼，朝外的楼面遮着巨幅广告。在底楼大厅的吧台内，管收发的焉巴老头摇着蒲扇，乜了我一眼，问找哪个单位？我顺口说：《戏剧与人生》。他说：莫得了，几年前就垮逑了。我又说：《当代文坛》。他说：差不多垮逑了。我说：啥子叫“差不多垮逑了”？他说：每期才印几百本，不等于垮逑了？你该不是跑来买版面哦？我吃了一惊：啥子意思嘛？他说：《当代文坛》办了20几年，在文学评论界还是有影响嘛，现在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面向大学卖版面，刊登博士和硕士论文。我连忙点头：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要上楼梯。老头撵上来喝问：到底找哪个？我答：《星星诗刊》。老头嘀咕说：没有垮。可编辑部没得人。
我不理睬，就一层层上。可每一层楼道都黑古隆冬，我走马观花了一遍，发觉省作家协会下属各部门、各协会、各杂志编辑部的招牌几乎还在，可都关门闭户。我试着敲了几下门，毫无反应。爬至6楼，我找到占据了几间办公室的《星星诗刊》，只有资料室的门开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7楼是《四川文学》和巴金文学院，楼的那一端，有影影绰绰的生命迹象，但我已失去探索的兴趣。
上世纪80年代人声鼎沸的文艺衙门，如今咋个沦为一座空楼？感叹之余，我记起流沙河曾讲过，在90年代以前，文艺被捧得高，省市两级宣传部的官员，一个星期至少要来文联和作协一次，或视察，或指导工作，或开座谈会，弄得左派文人情绪持续高涨，小报告也打得勤；可转眼信息时代来临，我党的意识形态重心扭向报纸、电视，其次是出版，昔日卖弄风骚的文联和作协，地位一落千丈，犹如人老珠黄的二奶，半年一年盼不见一个官员来，大家披肝沥胆的小报告没处递，积极性受挫折，就只领工资，懒得上班了。
洪钟离休得早，还算保持了晚节，我想。就抓紧给在一家著名报纸工作的铁哥们打电话，一拍即合后，约定次日一起去寻洪钟。
2006年8月27日上午10点，我和朋友在布后街2号门口碰头，然后颇有底气地找到附近的省作协宿舍，敲响了洪家在底楼的门。迎住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人，我的朋友问：
洪老在吗？我们是某某报社的，要采访他。
中年人满含笑意地给我们沏茶。我说：不用了，时间比较紧。
中年人说：我是洪老的女婿，临时在这儿看家。爸爸已经住院几个月了。
我急忙问：啥子病？要紧么？
中年人说：前列腺。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病，前一段开了刀，就一直住院疗养。
我的朋友故意说：我们会不会打搅洪老？如果不方便……
中年人爽快地说：你们去吧，这两天他的精神还可以。接着推开洪钟的书房，从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抽出一支圆珠笔，写道：华西医院第三住院大楼12楼（高干病房）40床。
我们连声道谢。中年人却摇头说：本来我该带你们去，可家里走不开。
自从父亲2002年患癌症去世，我已有几年没来过医院。在我被数次污损的记忆词典里，眼前这块声名远播的地方跟屠宰场也差不多，区别只是见血和不见血。可不知为什么，这地方却比10年前扩张了好几倍，老远望去，新的住院部大楼直耸云霄，像逼近天堂的飞碟工厂。
我们是打的过去的。由于塞车，十几分钟的路绕了半个钟头，并且越接近医院越堵，最后我们干脆下车步行。忘了进的是哪道门，即将消失的狭窄老街显得兵荒马乱，到处是残垣断壁；而医院的围墙内也在大兴土木，吊车和打桩机此起彼落，整得热火朝天。沿途都是水果摊、小卖部和廉价礼品店，叫卖声震耳欲聋，直到快抵拢大楼，才逐渐减弱、消逝。
我们进入了中国最大的疾病超市之一，人流滔滔，形色惶惶。好在标志显眼，我们就在熙熙攘攘中顺藤摸瓜，乘电梯直上12楼，不料竟一脚踏入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超现实空间。出奇不意的静穆！被过滤的天光从甬道两端透进来，拉长与缩短着影影绰绰的梭巡的白衣天使。在如此和煦如春的特权罐头里，我们两条害人虫，鬼鬼祟祟地比照门牌，很容易就逮着了已87岁高龄的革命前辈洪钟。
电影里常见的宽敞病房，整块的落地玻璃，悬在轨车下的输液瓶，还有真假鲜花、真假果篮，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肮脏的癌病房有天壤之别。50多岁的白发陪护将老爷子从卫生间搀出来，上床半卧着，我们一脸恭敬地趋前问安。由于没戴假牙，洪老满腔空洞地询问我们的来历，我的朋友一板一眼作答，并掏出《工作证》及《采访证》供其查验。洪老的表情越渐放松，笑起来，两条长寿眉直打颤。
我乘机以报纸要做土地改革专题为由，掏出了录音机和笔记本。洪老让陪护将床头摇高一些，仪态轻松地应答我的提问，该切入的切入，该回避的回避，该强调的强调，该简略的简略，政策、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真不愧经历了那么多年革命风雨的洗礼。
老威：洪老你好，能够接受采访么？
洪钟：问题不大。
老威：你对土地改革应该了如指掌吧，比如清匪、反霸、减租、退押？
洪钟：对对，亲身经历过。
老威：听说你在金堂县蹲过点？
洪钟：在金堂县土桥沟，那是最偏远的一个乡，与乐至和中江县接近。我是1952年去的。
老威：那么成都周围的土改要晚一些。
洪钟：要晚些。此前，我先在华阳的大面铺参加第一期土改，大概搞了半年，1951年的九、十月间到1952年的一、二月。当时土改第一工作团的团长是川西区党委秘书长郝德青，他好像56年还做过匈牙利大使，去了不久，就碰上匈牙利事变。这个人，老报社的人恐怕都知道。
老威：你当时的职务？
洪钟：先在大面铺做副队长，正队长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年代太久远，他的名字已记不得了。随后就到金堂县土桥沟做了正队长。派驻金堂的是第四工作团，团长是安法孝（音译），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长，你们可能不晓得这个人？
老威：我们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嘿嘿。
洪钟：土改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下去访贫问苦，摸清情况，地主、富农有哪些，地方上的恶霸势力分几坨，弄清楚了，下一阶段才是清匪反霸……
老威：访贫问苦的时间有多长？
洪钟：就1个多月。因为总的时间才大半年。土改之前我在川西文联，党组织为了锻炼锻炼我，就抽调去了。
老威：从各个机关抽文化人去参加土改，当时也算普遍现象吧。我曾在《万象》上读到一篇写作家废名的文章，他也被调到安徽农村蹲点了。
洪钟：主要还是抽调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四川文学》有个作家叫茜子，也参加土改了。
老威：我听说过茜子，好像是个右派。
洪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歪曲现实，可我在《四川文学》的时候，还是用他的长处。写过《吕梁英雄传》的西戎同志从《四川日报》调到省文联来做领导，也赞同我用他的长处，指明他“要跟群众好好结合”。可到了1957年，风向一下子过左，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接着弄去劳改了。直至文革结束，才回到文联。文联和作协分家，又留在作协。西戎同志去世，我们，还有李缨同志，联名发了唁电。茜子还下过海，不习惯，又回来了，找个农村旮旯住，就不晓得下文了。最近，听说他死了。
老威：哦。
洪钟：哦。
老威：回过头来说土改？
洪钟：好，说土改。摸清了底，就清匪反霸。川西平原土匪不少，他们既抢人，又勾结恶霸，盘根错节，欺压百姓。所以一清匪，自然就牵出地方恶势力，牵出大地主。过去他们总的靠山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靠山叫打倒了，底下的脚脚爪爪都露了出来。人民政府要主持公道，把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老威：在你蹲点的地方清了多少土匪？
洪钟：华阳县不多，只有几个，恶霸也只有几个，都枪毙了。我临时出任法庭庭长，在本地开的公审大会。
老威：你当时多大年纪？
洪钟：我1919年生，当时才20多岁（老威注——口误，应该是30出头）。
老威：真是年轻有为的庭长啊。
洪钟：刚解放嘛，都年轻，又没有专门学法律的，我也不学法律……
老威：临时法庭是咋个组成的？
洪钟：土改工作队队长，还有两个队员，其他就是农民中的积极分子。
老威：相当于现在的陪审团。
洪钟：对对，农民就是陪审团。你不把掌握地方命脉的土匪、恶霸、哥老会头子清了，农民就站不起来。但是枪毙人要报土改总团批准。
老威：总团是县级？
洪钟：不，哦，是县上。主要负责是郝德青，川西区党委秘书长，又做过匈牙利大使。这是清匪反霸的大致情况，接着减租退押……嗯，地主收的地租太高，不合理，弄得农民粮食不够吃，我们就要把压在贫农、下中农头上的过分的租子给减掉。
老威：你经手过的比较著名的案件有哪些？
洪钟：著名案件？唉，记不得了，都记不得了。
老威：再想想看。
洪钟：哦，华阳大面铺有地方一霸，叫林凤章，开糖果铺的。虽然他的职业是开铺子，却一贯欺负贫苦农民。大家都反感他，所以土改就弄来枪毙了。金堂土桥沟的土匪比较多，也枪毙了一些，时间久了，名字就记不得了。都是土匪、恶霸互相勾结，必须杀。
老威：能不能更具体一点？因为有活生生的事件、案件穿插在其中，现在的读者才容易看得懂。否则，莫提我们这些人，就是年龄还大点的，也摸不着火门。那时候都没有生出来嘛。
洪钟：在大面铺阶段，我是副队长，正队长是老区来的，我突然想起了，叫崔玉杰，80年代在成都市当过啥子部长，已故去了。土改划成分还是有标准的，根据少奇同志在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上定的一些条条。哎呀，都记不得了，你可以去翻一下嘛，对，翻一下土地改革的基本法。
老威：啥子时候出的？
洪钟：1950年就出了。工作队每人手头都有个本本。记不清楚了。少奇同志的大致意思为消灭封建剥削阶级，中立富农，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的地主。但不是把地主扫地出门，还是要给适当的土地、房屋，给适当的补助，让人活下去。只是原来的土地、房子分给贫农下中农了，他们种的、住的就没那么好了。
老威：一些资料显示，在土改中还是采取了某些过激行为。
洪钟：也有可能。这要看下面的队长如何掌握。
老威：你所在的地方过不过激？
洪钟：想不起了，好像没啥过激。比如将贫农下中农，甚至上中农的利益伤害了，当然就过激了，可我们连富农的利益都在适当保护。只是打击恶霸地主没有手软。
老威：没有手软？是的，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他们肯定不甘心，那你们采取了啥子办法？
洪钟：大的形势摆在那儿，他们也莫法。
老威：你们有些啥子斗争方式？
洪钟：恶霸地主枪毙在前头，他们遭吓倒了。
老威：威慑力量？
洪钟：是嘛，威胁力量。
老威：恶霸是咋个定义的？
洪钟：横行乡里，欺负老百姓嘛。
老威：包不包括旧政府官员？
洪钟：也有乡长、保长，更大的官好像没得。
老威：有点像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的……
洪钟：陈戈演的王保长，压制贫农下中农嘛。
老威：保长一级的都镇压么？
洪钟：也不一定。看他如何悔过，也要给出路。
老威：除掉镇压的，余下的地主咋个处理？
洪钟：原来的好地、好房子、大院子收了，就把贫农下中农差一点的，比如茅草房换给他，根据人口多少，也适量分地，给出路嘛。叫人活不下去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老威：据相关资料，1947年，土地改革就在解放区开始了，那时是为了广泛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大量招募兵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解放全中国。可到了50年代初，国民党跑了，中国已经解放了，还有啥子必要搞土改呢？
洪钟：嘿，封建主义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嘛。农民吃不饱肚子，政权就不稳。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把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土地、财产没收了。
老威：可从地主的角度看，土地、财产都是几辈人辛苦挣来的。
洪钟：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共产党不允许不劳而获。
老威：几乎与大陆同时，台湾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可采取的是由政府出钱向地主赎买，然后再分给农民。
洪钟：孙中山搞的就是土地赎买，好像法国大革命也差不多，资产阶级革命嘛。我们的性质不一样，可要留基本的生产资料，让地主能活下去。
老威：台湾与大陆，两套土改，你觉得哪种合理些？
洪钟：当然我们要彻底些。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要铲除剥削，铲除恶势力，重建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让人民翻身作主。我们不允许恶霸地主，包括伪乡镇长、保长来破坏，一旦发现，就抓起来镇压。
老威：据我了解，当时川西平原有若干股袍哥势力，那些人见识浅，没文化，根本不晓得外界的事。也许你指控他破坏了啥子，他却不晓得你在说啥子。
洪钟：对嘛。
老威：洪老举一个搞破坏的例子嘛。
洪钟：就是背着工作队威胁农民，不准起来闹。按郝德青的定义，恶霸就是地主阶级当权派。
老威：你说谁定的义？
洪钟：郝德青。说不准还是少奇同志在《土地改革法》里定的，属于国民党的地方统治者。乡长、保长，甚至甲长开始都威胁过农民。
老威：1979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地主、富农揭帽，此后我也陆续读到一些土改亲历者对土改本身的反思文章。洪老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洪钟：我反思了，觉得没啥子嘛。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当时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十分必要。即使工作上有失误，打击面扩大了，也是难免的。哪能完全公平合理呢？
老威：有没有左的倾向？
洪钟：极少数。个别。
老威：举一个例子。
洪钟：1953年我从乡下回到文联，曾有一个自称活不下去的人来找我，哭诉受了冤枉，还跪下给我磕头。我说不要这样，我给华阳县委书记写封信，你去找他解决。
老威：他受了啥子冤枉？
洪钟：也是个袍哥大爷，号称“拦门大爷”，有点恶霸性质。我为他写了信，可县里咋个解决的，就不晓得了。
老威：我听说洪老作为土改的突出典型，还上了一部纪录片？
洪钟：对嘛，叫《伟大的土地改革》，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派了一个王德成，还有助手，带着录像机，先到大面铺来找我，商量哪些要拍，在哪儿拍，咋个拍。
老威：细节咋个的？
洪钟：我们当时开镇压恶霸地主的公审大会，虽然我不懂法律，可准备要杀的人，都是上面（郝德青）批准了的，由我这个审判长来宣布。电影里就有这个场面，还有我加夜班的场面。
老威：你够辛苦的。
洪钟：是比较辛苦。
老威：为啥要将你树为典型？
洪钟：郝得青看上我了。老地下党员，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我解放前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写了不少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鼓吹革命和改革。那时剧作家陈白尘还在编《华西晚报》，我也在当《华西日报》的编辑，又写又编，很有影响。我的党内关系在川北地下党书记王绪武手头，他是我的蓬溪老乡，做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曾专门为我写过1939年入党的证明材料。
老威：哦。那个土改片子拍了你多长时间？
洪钟：华阳和金堂的土改现场都拍了，还采访了。
老威：怎么采访的？
洪钟：王德成问开啥子会，政策怎样执行，等等。
老威：你如何回答的？
洪钟：我说我们完全遵照少奇同志的《土地改革法》来进行，有人的有些怀疑，就用不着了，因为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老威：还问啥子？
洪钟：也问了是不是过左之类。
老威：这之类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在接着问。
洪钟：嘿嘿，我今天也没觉得过左。没错杀过、多杀过人嘛。
老威：我查阅过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对土改中被镇压的地主人数作了个粗略统计，大概是200至400万。你认为这符合实际吗？
洪钟：费正清我晓得，抗战期间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他的这个统计我没看过。
老威：你认为土改中杀了多少地主？
洪钟：不清楚。一个乡才三两个，不多嘛。
老威：经你的手，有送去劳改的么？
洪钟：有。
老威：何种情况？
洪钟：恶霸嘛，送劳改农场。数目也不太多，充其量一个乡三两个。
（陪护插话：我来讲一个土改的故事。
老威：好嘛，你是哪儿的人？啥子成分？
陪护：我是乐至县的，家庭出身贫农。解放前，我的老家是个土匪窝子，许多户人都藏有枪。大概在1950年，刚成立不久的人民政府派工作组下来征粮，大家都抵到不交，可工作组是带着任务下来的，也不会让步，召集群众开了几次会，都不见效果。
老威：群众的觉悟这么低？
陪护：才解放，都对共产党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也复杂，民中有匪，匪中有民，哪个都说不清楚。连乡公所也是既接待共产党，又暗通袍哥、土匪。有一回，土匪从山上下来一百多，要把工作组征粮队一锅端，可当时，征粮队分散下村，只剩一个人在乡上留守。这个人是解放军的侦察排长，相当凶，竟靠着地势，与土匪周旋对打了两个多钟头，撂倒了十来个，直到随身的100多发子弹拼光了，才转身就跑。土匪听见脚步声，就乌呀呀的一大片，跟着追，还辟哩啪啦地放枪。幸好天黑，侦察排长好歹穿过树林子，跑了两百多米，躲进了乡公所。土匪立刻把乡公所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吆喝着搜。可是把旮旮旯旯全翻遍了，就是不见影子。土匪气疯了，吼着要点房子，乡公所的一个人吓住了，就暗中点水。土匪根据他歪嘴巴的方位，撞入一间屋，里头就一张桌子、两条板凳、一张床。土匪拿枪筒子和刺刀，将天上地下都戳了个透，还是没人。土匪又吼，那个点水的就指了指床。农村的床又大又沉，床档非常厚，十几个土匪，费尽吃奶的劲儿，翻了个底朝天，终于逮住壁虎一般死死扒在床背的侦察排长。
老威：真了不起。
陪护：侦察排长被土匪杀害了，尸体叫扔在树林子里。惹得解放军来剿匪报仇，一百多土匪全报销了，还继续追查点水的人。乡公所的人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解放军说，全部不是好东西，就把所里十几个人统统枪毙。
老威：乡长也枪毙了？
陪护：嘿，还想两头吃糖，结果从乡长到烧饭的，一个都没滑脱。
老威：那个侦察排长叫啥名字？
陪护：沈福山，牺牲时才20多岁。乐至县城一个坡坡上，还立了烈士纪念牌，他的事迹，老一辈人都晓得。那阵我才七、八岁，可沈福山的故事已听了好多年。
老威：唉，竟然有那么多坏蛋为他垫背！沈排长的命也太值钱了！）
洪钟：他讲的是土改以前的征粮阶段，那阵我在军管会文艺处，晓得有一些老区来的干部被派下去催粮。
老威：小时候，我就学习过丁佑君烈士的光辉事迹。
洪钟：对对。丁佑君也是到西昌邛海边上征粮，遭遇土匪恶霸，惨遭杀害的。她原来是个追求进步的女学生，好像还是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征粮工作队，结果没满20岁就牺牲了。西昌邛海至今还立着她的碑。还有乐山五通桥，她的老家，也立着她的碑。
老威：洪老参加过征粮么？
洪钟：没有。1950年初征的粮，我是1951年九、十月间调去搞土改的。
老威：为啥要征粮呢？
洪钟：刚解放，一下子那么多解放大军入川，军粮十分短缺，可川西平原的多数地方，恶霸地主与土匪勾结，囤积粮食。他们不拿出来，就要派工作组下去征粮，以供军需。我还记得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原四川大学校长黄济儒逃去台湾后，还造谣说：四川老乡啊，共产党抢粮，要把你们饿死啊。嘿嘿嘿。
老威：哦，原来在正式的清匪反霸之前，还剿了一次匪。
洪钟：有匪就要剿，有霸就要反，不限于一次两次。只有地主阶级当权派彻底倒了，障碍扫清了，才有条件搞土地改革。
老威：那土改中的赔罚又是咋回事？
洪钟：这是从经济上整垮地主阶级的一项主要手段。有的地主虽然有罪，但是不够杀的条件，那工作队就要支持农民找他们算帐，你过去占了大家的便宜，得了大家的好处，今天不仅要全部吐出来，而且要罚你好多钱，好多谷子。
老威：赔罚和一般意义的罚款不同么？
洪钟：不同。解放前，你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欠了农民的债，统统要喊你赔，赔够了，才是罚。
老威：有没有个大致的比例？
洪钟：看具体情况而定。看你地主拥有多少封建土地、封建财产而定。
老威：是不是赔和罚都没有规定的比例？
洪钟：各个地方不一样。总之，土地、房屋、财产，你有多少我就罚多少。记得著名作家沙汀同志曾问我：在土改中打垮地主阶级最凶最有效的手段是啥子？我一时回答不出，就随口猜：恐怕是镇压反革命、镇压恶霸地主。沙汀同志摇头说：真正打垮地主阶级经济的，就是赔罚。
老威：一点点把他们挤干，让他们生不如死。
洪钟：没那么严重。只是逼你把好地、好房子、埋藏起来的金银财宝老实交出来。
老威：我看过一本写土改的书，里面说有的地主交不出赔罚的钱，就上吊自杀了。
洪钟：可能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现象。
老威：你认为一般都能交够赔罚？
洪钟：能嘛。
老威：要叫一个人把财产白白交出来，还是很艰难哦。
洪钟：是很艰难嘛，很痛嘛，等于割他的肉。嘿嘿。
老威：那他不交咋办呢？
洪钟：有别的办法嘛。抓住他另外的破坏活动，狠狠地惩罚。关一下啊，或者一个村子的贫农下中农，开大会斗啊。开展说理，主要还是说理，说理不得行，再动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老威：如果对这个地主交钱的能力估计过高呢？
洪钟：恐怕要作适当的纠正，可一般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沙汀同志说，要靠赔罚来打垮地主阶级经济。
老威：洪老的觉悟这么高，可能跟自己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洪钟：我是四川蓬溪县城的，从小很贫苦。父亲是个中医，也在当时的征收局做过小职员。我初中毕业时，父亲死了，断了经济来源，只好辍学，当了县上的小学教师。红军时代，我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共青团组织。可在1933年国民党清共时，还让人告了密。我被捕了，当地的士绅很不满，觉得我品学兼优，不可能是“少共”，就一起保我出来。不久，遇上梁漱溟的学生祝超然下来搞乡村教育，我又做了他的学生。后来他回省城，晓得我在家乡没啥出息，就来信叫我去成都的教育科学馆，在他手下做干事，整日抄抄写写。因为投稿，又到了《华西日报》，认识了剧作家陈白尘等著名文化人。1939年，地下党组织马识途通过熟人关系找到我，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当时我在进步人士中比较有名，引起国民党省党部特务的注意，准备抓我，所以组织上就安排我到西康省。刘文辉的儿子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长，他介绍我与他父亲认识。后来我晓得，地下党与延安联系的电台就设刘家背后的山洞里，刘文辉掩护了许多地下党。我一直在雅安呆到1950年初，党组织才电报叫我返成都，去军管会文艺处。稍后文艺处改成文联，我的关系就一直在文联了，其间调过重庆，在作协重庆分会当编辑。
我是搞文学理论的，为人厚道，不乱整人，而且反对乱来，所以1958年的成都会议以后，我还被搞成“反党分子”。
老威：你也会成反党分子？
洪钟：我当时在重庆，毛带着李井泉、还有上海的左派市委书记一道来，把重庆市委书记划为右派，我受株连，也就成了反党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长江边上的长寿湖农场改造。1961年，沙汀同志当省文联领导，才把我调了回来，还是当编辑。文革中我是保皇派，受过冲击，家里被抄走了许多东西，包括珍贵文稿。邓小平复出，我的所谓问题才澄清、纠正了。反正这辈子就这么过来，没得二话，就是组织上咋个叫我就咋个干吧。
老威：洪老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啊。
首发民主中国
未 普：胡锦涛紧缩言路，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
新年伊始，大陆政权主管舆论的衙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一起行动，向出版界和传媒界共同发出紧缩禁令。中宣部先向媒体和出版公司打招呼，警告他们不得擅自报道50年前的反右运动。几天之后，出版署公开查禁了八本书。紧跟著，广电局指示，从二月份起，各地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一律不得播出非主旋律电视剧。而最新的动作，则是上个星期中宣部出台的扣分制度，即，对所有偏离中央指示的报纸和刊物，实行扣分，扣满十二分，这些报纸和刊物就得关闭。
中共舆论衙门的所作所为，实在蛮横、粗暴，既不像一个有传统文明的国家，也不像一个有现代文明的国家。而这些收紧言论的做法，自胡锦涛执政以来，更是变本加厉。有人把这些严重践踏《宪法》的野蛮行径，都算到舆论总教头李长春头上，是不合逻辑的。从胡锦涛上任以来表现出来的思维和理念来看，这些做法显然是得到他的赞同和支持的。
中共舆论衙门的行径和胡锦涛的纵容，已经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什么是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笔者认为，国家形象不是本国首脑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不是大手笔向发达国家开支票、买企业，不是主办世界级的体育盛会。国家形象也不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不是科技水平的提高，不是在太空射下自己的卫星。国家形象是这个国家的知识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资产的总和。如果知识被扭曲，文化被阉割，政治被统制，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选择的自由，这个国家的形象不会好！
关于国家形象，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网络版，1月15日刊载了一篇俞可平的新作，叫“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这篇文章是为雷默的新书《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所作的“序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先生就是那位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声名鹊起的人物。雷默在他的新书里提到，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就是“国家形象”。俞可平认为，“‘国家形象’在全球化时代显得特别重要，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损害国家形象，实际上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反之亦然。由是之故，关心国家利益的人，势必要关注国家形象。”
中共紧缩言路，在国际社会看来，形象惨不忍睹。奇怪的是，中宣部长刘云山，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等都不是三岁小儿，智商也不是三岁小儿的智商。他们难道不懂，他们的倒行逆施，会使中国形象在国际上极不光彩，使海外华人极为反感，使台湾民众极不乐意谈“统一”！？还有，胡锦涛既然是全党全军全国的第一把手，智商也绝不是三岁小儿的智商，为何任凭刘邬向中国形象上抹黑？
原因只有一个，中共把自己的专制统治看得重于一切。维护中共的专制统治利益，重于维护国家形象。诚然，正如俞可平所说，损害国家形象，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可是像刘云山、邬书林这样的中共干部，大多都是当一天部长撞一天钟，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与他们何干？他们只在乎上级的指示和自己的升迁。至于胡锦涛，据说，他很重视国家形象。不过，同整个中国的形象相比，恐怕他更在乎自己的位子是否稳当，中共的江山是否长存。
有谁相信，一个对内称霸的政权，对外会不称霸，一个对人民不负责任的独裁体制，在国际上会扮演负责任的角色。胡锦涛先生，如果您真的在乎中华民族的崛起，如果您真的想要消减“中国威胁论”的杂音，请注意一点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