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等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为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衰迈文明画了一个问号。
青年梁启超说，19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龚自珍的表述方式、概括力，对时代的穿透力，他提出深刻命题时的举重若轻，他的敏锐，他的风流洒脱的精神气质，他隼鹰般锐利的目光，使他穿越那个时代花团锦簇的表象，看到了本质上的糜烂、平庸和无聊。他要唱出自己的歌，尽管歌声里依然弥漫着农业文明的气息，这是他无法超脱的宿命。但他郑重而明白地提出了告别“衰世”和“自改革”等至为重要的题目。如何告别？如何改革？他还来不及思考。在这一点上，和他同时代的魏源（只比他小2岁，但活到了1857年）向前跨了一步，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时代无疑是最先知的见解，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以及维新运动。22岁的康有为对西方发生兴趣，就是从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这些书开始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林则徐译西报、魏源编《海国图志》“实为变法之萌芽”。龚自珍和魏源，确是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波，虽未构成一个澎湃的浪潮，却也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它使中国人第一次对世界有了新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传统的“天下观”打破了，中国居世界中心的虚妄打破了。近代的帷幕就是由这两个科场不得志的读书人揭开的。他们有限的思想资源，电光火石，当然照不亮幽暗的专制长空，却留下了极为可贵的火种。
龚自珍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不是他那自成一家的文章、诗词，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子：“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王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末世的空气，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25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就足以光芒四射。龚自珍有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50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二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1812年，他21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流露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一个精神道具。他年仅23岁就经历丧妻之痛，他把亡妻的灵柩归葬于西湖茅家埠。春夏之交，泛舟湖上，忆及两年前和妻子同游湖上，他触景伤怀，用相同的词牌写下一首《湘月·湖云如梦》。他的诗词总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患，即使是想传达内心的豪情，也总是与隐痛与不平纠缠在一起。“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集中伸手可摘。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尤其严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已埋下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盛极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流、糟蹋了历代无数珍贵书画的爱新觉罗·弘历以一纸敕书拒之万里之外。远在元朝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华，曾惊叹于东方的繁华鼎盛，仰慕东方农业文明社会的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也未能丝毫触动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经。然而时隔数百年后，当英国的船只载来马嘎尔尼一行时，一切都开始了悄悄的变化，无论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还是垂着辫子的大臣，竟然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捕捉到这一信号。
比魏源早生两年的龚自珍注定要成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湖云如梦》这一年，他写出了《尊隐》和《明良论》四篇，在“山中”和“京师”的对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大音声”正在地底下运行，他自己对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少年《尊隐》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龚自珍的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时，在墓边种了5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种梅花无数，常以“梅花”自况，但他的体验远远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而是从梅花中体悟到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馆记》我想起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将高矮不平、错落有致的修剪得一样整齐。我还想起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样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这仿佛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宿命，无论如何，逃避不了被这个烂熟的登峰造极的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
《病梅馆记》和后来的三百十五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地（1818年27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38岁的他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95名，殿试时的策论，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衰世”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 25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二十多篇（ “箸议”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而且提出了“衰世”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咎，但毕竟已到了“衰世”，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1819年，龚自珍的朋友庄绶甲担心他因文章惹祸，劝他删掉文章中锋芒毕露的观点，“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显然他没有接受。同样劝说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连他的同道、与他齐名的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言辞恳切，主要是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英年早逝、富有史识的张荫麟说，龚自珍属于那种“先天下之忧”的志士，上下古今，经国纬民，痛哭流涕，“以开创风气为己任”。面对旧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叹、他呼喊、他寻找，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时代转型的迹象，也并未作出全新的创造。但他知道，“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1838年，龚自珍曾经想随林则徐南下广东，参加禁烟行动，因“事势有难言者”而未成，他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砚台一方，砚台为一紫端，背后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林则徐珍视这方平淡无奇的砚台，一直珍藏在身边，随同他风雪万里，并亲笔在背后草书两行：“定庵贻我时晴研，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落款“林则徐”。这是他在新疆与陕甘途中所刻。龚自珍以“快雪时晴”作砚铭赠别林则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林则徐在南下途中读了龚自珍的赠别文章后写信给他：“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7岁，与龚父是同僚，他们早就认识。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后，对宦海深为厌倦的龚自珍辞职南下。这年4月23日黄昏，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车两辆，其中一辆载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路经扬州时，他曾与魏源见面。船过镇江，在北固山下因道士再三恳求，他写下了本文开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首著名七绝，作为祈雨的青词。自从上次离开杭州（1826年），他有十四年未回家了。世事沧桑，变化真大，亲朋中已有不少人离开人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三
1794年，魏源在湖南邵阳出生的那年，正是乾隆禅位前一年，是所谓“盛世”的终点，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他生当其时，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1825年，他32岁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皇朝经世文编》，到1826年冬天共编成 120卷，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不过那还是属于古代的范畴，是按照千年相续的传统思路编的。1826年，他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这是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落第，直到1845年，龚自珍死后四年，魏源52岁那年才在补行殿试中恩科三甲九十三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到江苏，先后做过东台、兴化等地的知县。所以他要自嘲“中年老妇，再作新娘”。
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
1841年5月，林则徐被清廷发配新疆伊犁。6月，魏源在京口与林则徐见面，对榻倾谈，思想上产生很多震动。也就是这一次，林则徐嘱他编一部《海国图志》。当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来信邀请，到扬州相聚，得知老友正在编《海国图志》，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自京都相识以来，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或见面，或书信往来，转眼已有20多个年头。8月5日，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7天后（8月12日）就在丹阳猝逝，终年50岁，也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在龚自珍身后，自魏源等人开始，老大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开始告别“衰世”的各种具体努力。
1842年12月，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终于辑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又补成60卷。到1852年，参考新出的一些著作如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增补成100卷，共88万字。《海国图志》对五大洲大多数国家的沿革、现状都有记载，并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他知道靠这本书并不能驾驭外夷，“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他想到了天道、人心、人才。他认识到英国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甚至已朦胧地觉察到了英国之所以强大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他在第50、51卷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即国会)，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会分上、下两院：“国主欲征税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国民纳钱粮。” 他介绍英国的报纸：“又刊印逐日报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他对英国工业、贸易、交通的介绍也都很详尽。
对于美国，魏源在《海国图志》59卷同意徐继畲的观点，对美国的总统制、国会制度等都予以了肯定。华盛顿被公推为总统，“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对美国的民主制，他在《后叙》中称赞：“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此前，明代万历年间利马窦的书《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初入中国，人们都视为天方夜谭，不相信是真的。后来南怀仁等编印《地球全图》，人们依然不相信宇宙之大，地球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文明，俨然以中国为最高的文明形态。乾隆帝驳英国使节的心态如此，到了道光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直到魏源、徐继畲这些人，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多年后，梁启超如此评价《海国图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从张之洞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魏源的影响。到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还奏请皇帝，重印《海国图志》，“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也就是希望清廷将这本书当作救国良方。《海国图志》甚至影响了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从1850年起，陆续有《海国图志》传入日本，甚至流入普通书市，还出现了翻刻本。
虽然《海国图志》还没有完全抛弃“华”、“夷”的思维定式，但魏源眼中的“夷”已迥然不是昔日迂儒心中的蛮夷，他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之外不仅别有世界，而且有优先于我们的技术、文明，在他之前，我们是天下绝对的中心，文明的中心，所谓夷就是野蛮、未开化的代名词。在经过了长夜漫漫之后，本民族终于有人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更大、更辽阔的世界。
1828年，35岁的魏源初游杭州，西湖给他留下了美丽至极的印象。1856年秋天，他63岁那年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寄宿在一处僧舍，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晴湖不及雨湖好，雨湖不及月湖窈。”“月华如水孤山孤，山影化云云化无。”他在西湖留下了许多早已被后人忘却的诗篇，好在历史还记得他的《海国图志》。
1857年3月26日，一个烂漫的春天，离龚自珍客死异乡16年后，魏源在龚自珍的故乡杭州一病不起，终年64岁，下葬于西湖南屏山的方家峪，他的墓如今已找不到踪迹了。
－－南方网
中国改革的完全失败已经是铁的事实，连修修补补的维持性措施都无法达成一致了。这种窘境被著名学者秦晖、徐友渔等人称为“改革无共识”。发生了“改革无共识”状态后，“改革”作为一套话语系统而不是政治实践似乎还有些残值，所以，杜润生、吴象这样重量级的实践型改革元老又出来说话，其话语借壳为“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暨南方讲话十五周年”。且不论为什么将原来的“南巡讲话 ”改为“南方谈话”之细节原委，仅看5篇文章组成的系列（其余三人为周瑞金、马立诚、徐景安），毛病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