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半个月前，在家门口守候小半年的警察撤了，说是快过春节了，大家都方便。

没想到，今天是大年三十，警察又上岗了。我、张祖桦、江棋生的家门口同时上岗，但并不阻止我们外出。

往年，其他时间站岗，但春节期间从未站过。今年却不同，大概是今年春节来得晚，离两会时间太近。

下去抗议，警察说是上面的命令。

今晚值班的警察也更惨，我们这些被站岗的人，起码还可以与家人团聚三十，而他们就只能在岗位上无聊。

对于大年三十派警察站岗，不要说戕害人权，连基本的人道都不讲。我表示强烈抗议！

 

我代表理事会：

给全体会员拜年！

问候所有狱中作家及家属！

在仍然没有自由的环境下，坚持和捍卫写作自由，不仅需要坚韧的意志，更需要乐观的心态。

遥祝大家猪年快乐！

旧历2006年大年三十

 

由原中央电视台记者撰写的关于基层民主选举专家姚立法的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出版后不久被禁。

这本书由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女记者朱凌撰写并主编，书中包括她对姚立法的访谈及姚本人的文章等。很多海外媒体都注意到作者在中直新闻机构CCTV工作的背景，一些海外英文媒体在报导这一新闻事件的时候，标题中突出了“中国禁止中央电视台记者写的一本关于基层民主的新书”。

这本书是在素有天涯海角之称的海南省出版的。海南出版社精心选择 2006年10月1号为出版日期，也是煞费一番苦心，试图以这本书作为共和国生日的献礼。

全书字数为25万字，香港明报称：为了能够顺利出版，书中隐去不少尖锐的批评，出版社也将部份官员的名字删除，仅仅“低调发行两万册”，然而尽管海南“山高皇帝远”，结果还是逃不过中宣部的火眼金睛，最后落了个被禁的命运。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读新吉《“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

高举反美帝、反日修、反台独、反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大旗的《环球视野》，经常有反马列主义、反邓小平、反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惊人之作出笼；新吉发表在《环球视野》第151期的《“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就是这样的一篇奇文。这个叫新吉（心急）的左派打手，沿用的仍然是毛泽东、姚文元的老谱：攻其文必先攻其人，而为了打倒一个人又不惜用尽诬陷、栽賍、罗织，甚至逼供信等一切卑劣手段。新吉在他（们）的文章一开头就对周瑞金作人身攻击：把“皇甫平”骂作是“汪汪大叫”的“大黄狗”；再把周瑞金说成沽名钓誉分子：冒充“皇甫平”；最后揭老底，说“周瑞金在文革中也是‘积极分子’，文革后‘清查’时还苦苦哀求有关方面将他整人的材料从人事档案中撤出来。只是由于见风使舵比较快，才有了后来周瑞金的官运亨通。”原来周瑞金也不是好东西！其人如此，其文可知；於是打手们便可大获全胜，班师回朝了。

武宜三先生受我党文化燻陶数十年，深知“打着B56旗号反对B56”的奥妙，今择其最恶毒的两点示众：

1，攻击邓小平的“改革不可动摇！”是汪汪狗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2，2005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以人为本’和‘立足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点’为基本内涵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些，恐怕就是促使周瑞金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动力。”好傢伙，胡锦涛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头目、周瑞金反动文章的总根源。“其用心何其毒也”！

左派打手把“山村女教师利用周末卖淫供弟弟上学”，“马家爵作为一名贫困生被人看不起而采取杀人的方法来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同学”，都归罪后开放改革；质问：“难道这是市场化不够充分造成的？”亲爱的朋友，你问的好，这些悲剧确是“市场化不够充分”所造成的，是一党专政、权力寻租、拒绝政治改革而造成半吊子市场化所带来的恶果。

当然周瑞金也不是无懈可击，例如他一面说：“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一面又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怀念建国之初，当时虽然经济落后，但注意公共品的配给，比如住房、暖气等都由单位包揽，看病有报销，一下子让人觉得十分有优越感。”两相矛盾又违背逻辑的说法授人以柄，给了心急的左派打手以继续造谣的机会。以至被新吉挖苦：“我觉得周瑞金应该先感谢毛泽东时代给予他成功的基础，比如免费读大学、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等。”可谓自取其辱！其实毛泽东时代享受“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等”的只是佔中国总人口不是百分之几的特权阶层，佔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的农村人口是无福消受“公共品的配给，比如住房、暖气等都由单位包揽，看病有报销”的：“免费读大学”的机会，对於广大的农民子弟也是微乎其微的。

周瑞金应该更彻底一点、更勇敢一点，把毛太祖神庙乾净俐落地拆掉，把毛太祖神牌扔到茅坑里去，把毛泽东自井冈山以来的暴行来个总清算。特别是1949年毛共窃取政权以后的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五反、反胡风、反右、三年人祸、十年浩劫，造成数千万人被无辜杀害、被逼自杀、被饿死，几十年间血债累累、寃案如山；凡中国人，到底有多少人还对毛泽东存“很浓的感恩心”？至於新吉的“广大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时代”，更是伪造民意、强奸民意！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透过《“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我看到的是毛泽东阴魂不散，阶级斗争的幽灵仍然在中国上空游荡。

附： “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

新吉

（一）

狗年还没到，墙头上就迫不及待窜出一条自称“皇甫平”的大黄狗：“改革不可动摇！”署名“皇甫平”的大作《改革不可动摇》一经在2006年1月26日《财经》杂志刊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非议和质疑。该文在网上刊出后，同样受到了许多网民的猛烈抨击。

不久前，海外媒体发表题为《皇甫平重出江湖，呼吁防止左倾思潮》的文章回顾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皇甫平系列评论”曾经因鼎力支持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阻挡了当时社会上的左倾思潮而轰动一时，为扭转当时的政治方向起到了巨大的舆论引导作用。

“皇甫平”这个笔名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党委宣传部直属写作组的代称，而《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真实作者则是原“皇甫平”写作组成员之一的周瑞金。周瑞金何许人也？从网上搜寻到的资料显示：该人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周瑞金上调到《人民日报》，乃是源于“皇甫平”写作组的功劳，是当年政治转向的产物，随着周瑞金上调《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内一些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则因“左”的嫌疑而离开《人民日报》。

根据《周瑞金答“东方网”记者问》的报道，周瑞金对记者说，在《财经》杂志准备刊登《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时，《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建议他使用“皇甫平”这个署名。周瑞金对“东方网”记者说：“我猜想她（—指胡舒立）的本意想表达，当年的‘皇甫平’，今天又发表文章呼唤改革不动摇了！这有新闻看点，现在也叫‘卖点’。 ”

显然，胡舒立和一些人对“皇甫平”这个笔名的含金量和影响力是抱有巨大期待的。但从互联网上广大同友的反应看，这个愿望恐怕要落空了。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附属一个网上论坛叫做“强国论坛”。2006年2月10日该坛贴出了一篇《皇甫平文章在强国论坛深水区反应的一个阶段性统计》：

皇甫平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有人把它贴到强国论坛后，论坛深水区有一定的反应。2个星期以来至今日零点，深水区中有关这篇文章的评论共46篇；分类统计如下；第一类：支持皇甫平的4篇，占8.7%，第二类：反对皇甫平的42篇，占91.3%.

周瑞金《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开门见山地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同名为“云淡水暖”的网友在《皇甫平为什么“再出手”》一文中指出：皇甫平先生把2005年打造成“拐点”，那人们就不得不把目光将2005年纵览一遍。结果发现，就是在2005年，自称“20年来投身于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了。20年来如日中天的“主流”们为什么会“集体失语”呢？原来由郎咸平先生引发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中，曾经得到众多“研究员”、“教授”们坚定支持的“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样板” 顾雏军，2004年被郎咸平指为吞噬国有资产“样板”，紧接着顾雏军就被司法部门指称涉嫌吞噬国有企业资产而锒挡入狱。自此，披着“改革”战袍的“主流”们“集体失语”了，并且一“失语”就是近一年。

当然，“云淡水暖”网友对2005年概括得还不够全面。2005年，继“郎旋风”之后，改革初期的领军人物之一刘国光又拍案而起，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在经济学教学领域、乃至整个理论领域受到严重挑战，痛陈诸多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随着刘国光发出声音。众多理论工作者和老一辈革命家纷纷站出来说话，指斥“主流”“精英”们糟蹋了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初衷的改革，掀起了批判新自由主义、反思改革中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思潮。

实际上，2005年更重要的一个“拐点”，当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社会现实情况提出了以“以人为本”和“立足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点”为基本内涵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些，恐怕就是促使周瑞金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动力。

关于周瑞金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动力，周瑞金自己在2006年2月5日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交待得很清楚：“去年，有些事给我感触很深。比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社会人士联名向中央上了一份新‘万言书’，要求中央撤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 90年代几个‘万言书’，如《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若干因素》、《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等。这些‘万言书’一脉相承，都是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还有，有的以个案来轻率否定国企的全部改革，导致有些人在媒体上掀起一股攻击、丑化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浪波。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媒体又发起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并借此否定我国市场化的改革。甚至有人进一步提出，我国高校有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领导权被篡夺了，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如此种种现象，早已令我心存忧虑，似乎又回到了15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恰好此时，思想理论界一些同志已敏锐警觉到当前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提笔撰写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要说背景，这就是背景吧！”

（二）

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说：“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到底取得了什么“巨大成就”，周瑞金没有过细交待。但是他承认“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这恐怕是周瑞金文章中唯—一句实话。为了狡辩的目的，周瑞金也不得不首先承认：“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应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天地良心，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据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造成“群众中反应比较强烈”，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难怪一名同友在网上发文指出，“皇甫平本来想要‘捍卫’改革，结果不经意中却否定了改革”。

但是周瑞金紧接着说：“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既然周瑞金承认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是在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凭什么又不能“归罪于”、不能“责怪”市场化改革“本身”呢？这本身就是周瑞金犯下的一个逻辑错误。按照周瑞金的说法，“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那么怎样才算成熟、充分呢？不成熟、不充分的原因何在？周瑞金没有解答。足见周瑞金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只是一篇训诫，而非摆事实、讲道理。

周瑞金说：“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请问周瑞金，你所说的“旧体制”指的又是什么？是否指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呢？如果是，那么请问：“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难道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吗？如果周瑞金胆敢回答“是”，那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连周瑞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全都是“新”矛盾、“新”问题，但是他又说这全都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可见周瑞金自打耳光，不能自圆其说了。有意思的是，“水生”网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周瑞金所说的那些“新问题”和“新矛盾”，按说其实也是一些“旧矛盾”、“旧问题”，因为这些矛盾和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摩登时代》、《包身工》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都曾有过同样的描述，正如当下民谚所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

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末尾大言不惭地说：“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好家伙，周瑞金及其所捍卫的“改革”简直成了救世主了，不仅能救中国，还能救社会主义。那么周瑞金到底要捍卫的是什么样的“改革”呢？纵览《改革不可动摇》全篇，不难看出，在周瑞金眼里，“改革”就是“市场化”、“市场经济”就是“改革”。请看，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最后有所交待：“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

周瑞金不但不思反悔，反而在文章中念念不忘自己的“辉煌往昔”：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据说某报刊在刊登署名“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时，还特意加了一行小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真可谓用心良苦。按照周瑞金之流的意思，《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似乎可以同邓小平当年的南方谈话相媲美了，似乎应该起到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看起来，真正想“回到15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的，正是周瑞金自己，更重要的，是由周瑞金来充当当年邓小乎的角色。真是痴心妄想！按照俗话说，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周瑞金在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还故意捏造说，“皇甫平”的笔名，其意思就是“辅佐邓小平”。正如有的网友在网文中所质问：周瑞金是要辅佐邓小平，还是要毁掉邓小平？

（三）

周瑞金在答“东方网”记者问时说：“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有个特点，因为是党和国家直接培养成长的，所以有很浓的感恩心和很强的责任感。”那么，周瑞金感谁的恩呢？他在2006年2月23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又说：“改革，我是得益者。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改革才有的。我能有机会有平台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皇甫平’的文章，推动思想解放，这也是因为改革才有的。”

周瑞金先生当然感恩“改革”使得他能够有机会、有平台崭露头角，特别是在“皇甫平写作组”时期他得以政治投机的机会和平台。但是，周瑞金从一个农家子弟，不可能一步登天成为“皇甫平写作组”成员。那么他的成长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2003年5月周瑞金为自己的《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一书作了一篇自序题为《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他在这篇《自序》中说：“孩提时代，逃避战乱，尝够枪炮的惊吓。迎来解放，戴上儿童团的袖标参加劳军演出，又有多少童年欢乐。少年时，跋山涉水从偏远山区到温州城求学，尽管家境贫寒，大半年赤脚没有鞋穿，还不时交不出伙食费被停伙挨饿。但是苦读带来的荣誉与满足，尤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名牌大学的喜悦，在我年轻的心底里牢牢烙印。”请看，毛泽东时代在周瑞金心里留下的烙印，只有“苦读带来的荣誉与满足”和“考进名牌大学的喜悦”。相比之下，这一点荣誉满足和喜悦，与改革开放时代官升《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所以，周瑞金对改革有着浓厚的感恩，认为自己更得益于改革，进而对改革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这就不奇怪了。

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周瑞金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也有交待：“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怀念建国之初，当时虽然经济落后，但注意公共品的配给，比如住房、暖气等都由单位包揽，看病有报销，一下子让人觉得十分有优越感。”对于这些，周瑞金是看不上眼的。尽管他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也说“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但他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声称：“我试图在文章中揭示，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这个公共品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环保等诸多方面。因此，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深化政府职能、机制与管理体制改革，才是当前深化改革，解决民众诸多不满意的关键所在。”

可见，周瑞金关注的，不是民众的疾苦，而是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在经济体制中进一步弱化政府的作用。按照他的理论，这才能解决诸多的民生问题和社会不公问题。我们这里暂且不去批驳周瑞金这一荒唐而不可及的教条。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像周瑞金这样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为什么会对自己出身的阶级失去深刻的同情，哪怕是朴素的感情，却对资本主义的歪理和教条坚信不疑呢？

正如一位网友在网文中所分析的：看来，周瑞金是承认改革开放前、或者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是“让人觉得十分有优越感”的，如果再深入一步讨论，当时的新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基础，需要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勒紧裤带搞积累，对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公共品”的提供所带来的“十分优越感”就更加难能可贵，像周瑞金这样一个“跋山涉水从偏远山区到温州城求学，尽管家境贫寒，大半年赤脚没有鞋穿，还不时交不出伙食费被停伙挨饿”的农家子弟，能够读到名牌大学，成就于后来的“皇甫平”，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这位网友说：如果设想一下，周瑞金少年时中国就开始实行市场化的教育、医疗、住房“改革”，肯定会改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差距巨大的状态，周瑞金这个连鞋都穿不起的穷小子，如何能够从偏远山区到温州读书？如何能上得起复旦大学？可以算一笔帐，如今的复旦大学文科的学费是5000元／年，已经“小康”了的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计算上实物收入）才2000多元，在西部农村，三个壮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高中的学费也在2000元甚至更多的水平。如果是家徒四壁的穷人，如何能够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成为下一代的“皇甫平”呢？如果周瑞金留意一下这两天的新闻，《南方周末》一位记者披露了一名山村女教师利用周末到外面卖淫供弟弟上学，难道这是市场化不够充分造成的吗？（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今年1月16日，周瑞金在“东方网”发表言论，主张“政府将性产业从地下带到地上，实行阳光管理”，这也是周瑞金所倡导的“不可动摇”的“改革”措施之一。）

这位网友继续说：这里，与少年时代穿不起鞋子的周瑞金比起来，人们还应该想起一个念书念到了大学还穿不起鞋子的农家子弟马家爵。马家爵作为一名贫困生，被人看不起而心理上受到极大伤害，最后采取杀人的方法来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同学。马家爵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所以我觉得周瑞金应该先感谢毛泽东时代给予他成功的基础，比如免费读大学、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等，然后再“得益于改革”。

然而，周瑞金却不这样认为。在周瑞金看来，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不如改革年代，恐怕是毕竟还让周瑞金“大半年赤脚没有鞋穿，还不时交不出伙食费被停伙挨饿”，不如后来官运亨通那么惬意。在周瑞金眼里的毛泽东时代，除了“戴上儿童团的袖标参加劳军演出”的“童年欢乐”和“苦读带来的荣誉与满足”、“考进名牌大学的喜悦”以外，就是“大半年赤脚没有鞋穿，还不时交不出伙食费被停伙挨饿”给了他极深的印象，还有如他在《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一文中所说的“批斗声此伏彼起”、“打小报告整人成为积极分子”、“整人的和被整的走马灯般轮番表演”。据了解周瑞金先生的人士说，周瑞金在文革中也是“积极分子”，文革后“清查”时还苦苦哀求有关方面将他整人的材料从人事档案中撤出来。只是由于见风使舵比较快，才有了后来周瑞金的官运亨通。周瑞金在《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一文中慨叹“回首人生旅程，个人命运总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人生道路总与时势风云难分难舍”，恐怕也是经验之谈吧。

周瑞金在接待《南方周末》记者时，表示看不起那些在互联网上撰文批判他的网友，说他们“相当部分是年轻一代，他们没有过往历史经验的教训，容易被情绪感染”。知道了周瑞金的个人主义奋斗历程，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周瑞金这句话的分量。“相当部分的年轻一代”，引以为戒啊！

当然，并非所有“出生子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一代知识分子，都如周瑞金那样，周瑞金在同《南方周末》记者谈话时也说：“还有一些来自学界的不同声音，他们还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他们，恐怕才是中国的脊梁！

（《环球视野》第151期）

 

“五四”时期，新青年们以反传统相号召，高扬个性解放旗帜，批判旧家庭制度，将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大家庭伦理斥之为“吃人的礼教”，掀起了家庭革命浪潮。一时间，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成为新青年一代的流行口号，宣传这些新观念的各种新书新报、西书译文涌现如潮，直至二三十年代，一直盛行不衰。就在青年们纷纷抛却昔日经籍、争读西学新书的大潮中，却有几本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的自传体笔记旧文，也被屡屡翻印，流行一时。在这类旧籍中刊印版次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沈复的《浮生六记》。这是一篇乾嘉之际一个苏州无名文人写下的仅3万余字的自传小文，写成后手稿零落，几被湮没，1924年被俞平伯整理标点首次以单行本印行后，据笔者初步统计，直至40年代至少已印行了50余版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不到10年间就印行8次之多，可见该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及流传之广。30年代中颇有时名的“洋派文人”林语堂又把该书译为英文，并在自己谈论家庭的文章中多次引用。30年代末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关于性学的译著中也引注此书以为例证。他们三位都是成长于“五四”时期，受新式教育，活跃于当时文坛，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的新一代文化人，但他们对此书的解读，却因各自所持的文化视角和家庭观念而迥然不同。

俞平伯：新文学青年的启蒙主义解读——“个性解放”

俞平伯（1900－1990）是“五四”以后第一位向社会推介《浮生六记》并使之流行开来的新文化人。据他回忆，在少年居乡时就曾读过《浮生六记》，但没留下什么印象，1922年他从友人顾颉刚处又偶然重读此书，触发其思想，顿感此书“有迷眩人的魔力”，认为是“绝妙一篇宣传文字”，遂加以标点整理，并附以年表，以单行本刊行，还先后写了两篇序文，该书1924年由北京朴社首刊后，随即广为流传开来。

俞平伯对此书的解读主要反映在他写的两篇序文里。作为正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新青年健将，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由个性解放而促进民族自强，是他这一时期思考的一个中心，家庭革命和文学革命是他关注的问题，这本书为他正在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契合的例证。

俞平伯对此书最为称赏的是沈复夫妇所表现的“个人才性的伸展”。在俞平伯看来，这首先表现为他们夫妇二人不拘礼教而率真任情、个性舒展的生活态度。俞平伯以赞赏的笔调列举了沈复与芸任情随性的洒脱行为，如他二人日常生活中不知避人而“同行并坐”的恩爱举止，芸扮男装后“揽镜自照，狂笑不已”，沈复挽之“逍然迳去”相伴出游的逸事等，这些“放浪形骸”的举动，无不体现了他们夫妇二人率性任情、使“个人才性伸展”的个性魅力。俞氏还指出，沈复的“个人才性伸展”，亦表现在他以率真自然之笔记述自己夫妇生活的写作态度。

俞平伯从此书挖掘出来的这种“个人才性伸展”的元素，实则是历来中国文人性情的另一面追求。但俞并不是以旧式眼光来看待这一传统元素，他不仅接受了新式教育，而且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已经形成了新的家庭观念。俞平伯认为，传统家庭制度存在着礼法与个性的固有矛盾，因而旧时代家庭悲剧是很常见的，而这些家庭悲剧的主因皆可归之于此。他说：“大凡家庭之变，一方是个人才性的伸展，一方是习俗威权的紧迫”。因此，沈复夫妇的悲惨遭遇并不属偶然，而“是表现无量数惊涛骇浪相冲击中的一个微波的银痕而已。”只是沈复记述下来的这个例证如此真实生动，“已足使我们的心灵震荡而不怡。”所以他才顿感这正是自己提倡个性解放新家庭观念的“绝妙一篇宣传文字”。

《浮生六记》被赋予了这样的符号意义，它便脱离了原作者沈复的话语系统，而被纳入到了俞平伯的新观念系统，因而衍发出了新的意义内涵。一方面，沈复夫妇“个人才性的伸展”及受大家庭摧残的悲剧，构成了只要打破旧家庭制度，建设使人性完全发展的制度，就会使个性得到解放、人才得以产生、民族唤发活力的因果关系链，这是俞平伯用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话语系统所建构的。另一方面，沈复夫妇的事例还意味着，作为启蒙思潮一个核心概念的“个性解放”，不只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外来物，它还有着本土传统的基因和血缘，只是以往被压抑摧残而不得彰显。这层喻意是《浮生六记》这一旧籍形式所特有的，也正是俞氏之所以在提倡个性解放的西说新文如潮而来之中，独独见到这本不起眼的旧籍而眼前一亮，顿觉其“有迷眩人的魔力”，因而予以表出宣扬的根本原因所在。

《浮生六记》在经俞平伯推介流行约十年后，1935年，又被林语堂译为英文介绍给西方。林氏在此书的译序中对此书作了评论，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多篇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生活的文字中也多处引述此书内容。在林氏围绕此书的这些议论中，对于沈复夫妇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这一民间传统，作出了与俞平伯颇为不同的一种解读。

林语堂：边缘文化人的西方视角解读——“闲适生活”

林语堂（1895－1976）也是成长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但身世和文化背景却与俞平伯有很大不同。他虽然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因特殊的境遇而深受西方文化濡染，成了一个处于中西之间的边缘文化人。在当时新文化人中，他以“洋派文人”的形象而名于时，是当时西式教育和留学出身的洋派文化人的一个典型，而且由于其教育背景及职业性质，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处于基础和主干的地位，并成为其观察问题的文化底色。

林语堂的视角与俞平伯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他也赞赏沈复夫妇舒展个性、追求个性自由的生活态度，而反对大家庭制度对个性的压制，但他的视角又与俞平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林语堂对沈复夫妇生活方式的肯定，更偏重于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是一种更彻底的个人本位观念，从这一点来说，他更接近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他关注的重心并大加赞美的是沈复夫妇充满个性才情和闲情意趣的生活态度。这与他这一时期所倾心提倡的闲适生活的品味正相契合，甚至沈复的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即“一个不出名的画家描写他夫妇的闺房中琐事的回忆”，也与他提倡的被讽为“小摆设”的文字风格颇相类似，反映了他在个人主义生活态度上与沈复有某种相通。

林语堂对《浮生六记》的解读，概而言之有以下三层：第一，林氏将沈复夫妇作为理想的个人本位家庭生活的一个典型而推崇，从中体现了西方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影响；第二，林语堂对沈复夫妇恬淡自适的生活态度的推崇，体现了中国自然主义和乐生主义人生观的影响；第三，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西文化边缘人的西方视角和民族主义情结。此外，林氏推崇沈复夫妇“恬淡自适”的人生态度，融合中国人生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的理论，以及关于后工业时代悠闲生活的人生观，还具有“后现代性”意义，与工业时代被异化的人们自然产生的回归人类本性的方向一致。正因为如此，他对沈复夫妇赋予的“闲适生活”的符号意义，具有一定的超国界性和超时代性，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会得到一些共鸣。《浮生六记》在30年代重印中被列入“美化生活丛书”、“娱情小品撷珍”等，也是这一脉的和声。及至近年林氏《生活的艺术》、《人生小品集》一类文字与《浮生六记》一起，在中国大陆工业化喧嚣声中又再度重印流行，也是这一流脉的体现。

在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介绍给西方的数年后，另一位也成长于“五四”时期，曾留学美国，并也是林语堂主办的《论语》作者之一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在他翻译注解英国人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中，也在一处注释中提到了《浮生六记》，作为论证该书论点的一个例子。在他的话语体系里，对《浮生六记》意义的评判则与俞平伯和林语堂都截然不同，在俞、林二氏那里，沈复夫妇的生活方式都是作为正面价值的符号，而在潘光旦这里，却是作为负面价值的符号，反映了这位社会学家所持有的另一路向的家庭观念。这种不同，主要源自他与俞、林二氏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术理路。

潘光旦：社会学家的优生学方法解读——“个人主义家庭观”

潘光旦（1899－1967）与俞平伯和林语堂一个最大的不同，是知识结构和学术取向具有较强的科学专业性，以优生学家、社会学家而有时名。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就是他在西南联大期间翻译的。在这本书中谈到人的恋爱婚姻与家庭和种族关系的问题时，他在进一步申论霭理士论点的注释中，对当时流行的《浮生六记》等书作了评论，其意义略有以下三层：第一，认为沈复夫妇所代表的，是一种不适于“种族竞存”的个人主义婚姻模式。在个人之自由幸福与种族竞存这二者之间，他是倾向于后者，在个与群的关系，是倾向于群体，这与俞、林二氏的立场是判然不同的。因而，他明确反对“五四”以后流行起来的偏重个人主义的婚姻家庭观，认为“个人主义末流之弊危及种族”。潘光旦在“种族竞存”家庭观念的观照下，《浮生六记》沈复夫妇作为个人主义婚姻观的一个象征符号，自然受到否定性的评价。第二，潘光旦对于青年喜读《浮生六记》现象所反映出的混淆理想与现实的恋爱至上主义，对于婚姻缺乏科学态度的倾向予以批评。“恋爱至上”是“五四”以后青年中盛行的新婚姻观，潘光旦则由社会生物学者的立场，撰写多篇文章反省这一社会思潮，批评这种婚姻观是不科学、不理性、不现实的。第三，潘光旦批评“一部分文人的提倡”，造成青年热读《浮生六记》一类书并崇尚个人主义婚姻观，这些文人是以非科学态度误导青年。

潘光旦对于《浮生六记》现象的解读，通过上述对其内含的三重涵义进行的分析可知，其中的思考涉及到建构家庭观念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潘光旦比俞、林二氏的解读具更为深刻的意义。由今天的眼光看，潘光旦所提出的折中家庭形式，基本适合于当时及此后至今的中国广大农村及部分城镇，即社会福利还不能解决养老与抚幼问题的前现代及不完全现代社会。但潘氏的优生学家庭观，也有过于强调种族竞存的群体利益，强调以后代优生为中心，却对个人幸福及利益有所忽视的偏颇，而个人的幸福及利益，毕竟是工业化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方向。

俞平伯、林语堂和潘光旦三位分别代表了“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新文化人中相当流行的启蒙主义、西方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三种认识取径，他们对《浮生六记》一书所作的不同解读，则反映了此书所代表的一种民间传统，在这三种现代家庭观念建构理路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其中蕴含着传统在现代观念中延续与变异的一些特点。

 

最美好的东西，一些人物，一些理念，在历史上由最优秀的书院传下来了。书院有一些伟大的主持人，当时叫“山长”。就因为他们的精神在那儿，书院也就在那儿了。关键是坚持和专一，头脑既清楚又执著。从古到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生活在任何时代里的人都要有爱心，都要爱得深刻，然后做事情的目标也就有了，态度也就有了。如果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不关心人，不忧患世事，没有文化上的坚定性和责任感，只想有点“说法”，就会成为一个酸腐文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想到书院就想到诵经。经是经典，当然不会是一般的佛经，是需要诵读的经典。书院如果不守住中国文化之根，那就非常可疑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文化之根并非是逐步强固的过程，这个毋庸讳言。可以想象，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批深入研习中国文化的年轻人，而且能蔚然成风，我们的民族就好了。这才是时代的觉悟。许久了，博大精深的文人或者无声，或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得到了不适当的推崇。长期以来，我们不仅没有了钱穆这一类人，就连南怀瑾这样的先生也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的书院不得不再一次强调：从头读读四书五经吧。

现在有些文学人士，一开口就是杜拉斯、昆德拉。总这样“拉”也不行，因为太简单了，太偏食了。谁还能指望这样的文学有什么深度呢。中国的文学必然是从自己的沃土上茁壮而生的，这个不必怀疑。当然，书院也有个面向世界的问题。全球化时代不是我们的理想，却是一个潮流。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将有自己的对应，所以还是要听到窗外的风雨之声。

从历史上看，书院是高级形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不是培训班之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它首先需要相当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能够与一个时期最高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对话。没有这种能力，也就成了遍地皆是的私学和官学，或者狭隘，或者办成平庸的庙堂。它有时也可以沉默，可以不发声，但是它要存在在那儿。它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磁力线，要辐射和切割，要生电。惠特曼说：“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他其实是歌唱真正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古代，那些著名的书院哪个不带电？不带电的肉体只会是淫荡的肉体，不带电的书院也必会是一个空有其名的俗物，变成一些好事之徒的俗腻场所。

古代的书院，大半建于山中大野，这种僻远开阔的环境有利于大思大悟，有利于生长真正的见识。在这里既是读书，更是读山林土地。纸上的东西与地上的东西相互交融，一些新的创见就会滋生出来。我们现在常见的毛病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文字到文字，写作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投射，每个人的语调都差不多。为什么？因为这些写作者只是读书，而且都在读一个时期最热闹的书，并不读山林大地。没接上地气的文字，没接上地气的学问，终归不会有什么惊人之笔，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

钱穆先生当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很不简单，那时的艰辛不可想象。他那里名为书院，其实不太具备传统书院的一些要素。他大概是瞅准了“书院”这两个字的内美。他要把书院的精神保存下来，结果做了许多事情。一个生在乱世的人，做了文化传承的工作，做了保存读书种子的工作，这就是勇者之事。勇者，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逆流而上。这样的人稍有成就即是大得，他们才是民族的中坚。有人以为夺到一块地盘才是大业大勇，这是极其粗浅和庸俗的认识。实际上，有形的地盘要失去太容易了，而文化的根基一旦立起来，却会最终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污浊的世风之下，精神是向下的，这时候正义不存，伦理不守，离一种文化崩溃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是不是到了文化崩溃之期，得看两种人：一是知识分子懂不懂廉耻，再就是要看看更年轻的人，比如青少年学不学好。青少年向不向善可是大指标，如果相当数量的青少年乐于表达丑恶、变得心怀恶意并且沾沾自喜，那么离文化的崩溃之期也就不远了。文化崩溃了，一切幸福都谈不上了，一切希望都谈不上了。

有朋友说到了美国的梭罗研究，说到了梭罗故居开展的事业。他们这一伙人就在林子里的几幢木屋中，那儿是梭罗生活过的地方，复原的梭罗的小木屋就在一旁。这是美国的康科德小城西郊，我也去过这个研究中心。说来一个梭罗有什么可研究的？一个著作不多的作家，一个行为引起争议的独居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但这对于商业繁荣和现代化的美国颇有吸引力，对于文学历史浅薄的美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梭罗研究中心把梭罗所有的资料、照片，包括他当年在林中或其他地方生活时用过的、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收集起来。研究者们编书，接待热衷于梭罗的人，送上一些研究资料。他们这种专注的行为，可以把梭罗这件事情办得更深入、更透彻。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做好梭罗的事情不也是挺好吗？这些人的工作是充实的、有意义的。

人们现在议论最多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开始进行反思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应试教育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书院在这种情形下能做些什么？选择一个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教辅多得汗牛充栋，有的是出于忧虑，有的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书院的责任感，也表现在这里，我们不能在这场教育的反思和变革中做一个袖手旁观者。我们也要有声音，也要做努力。

还有现在可怕的艺术批评风气。其实这与应试教育的性质是一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教育和出版的充分商业化，伴随着后工业时期的高度现代化的制造功能，使真正的艺术欣赏能力丧失殆尽。无论是专业和业余的艺术批评，常常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漠视艺术本身、或者说根本读不懂艺术品的情形。欣赏和阅读的口味被彻底败坏了，而且愈演愈烈。这种趋向不是中国所独有，恰恰相反，这是从西方、从商业竞争的炽热之地传播过来的。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的零件都差不多，它们在一块儿运转。这个时期人的头脑已经被充分系统化、格式化，所以基本上读不懂文学艺术作品了。流派越来越多，批评家们与艺术的关系却越来越少。文学作品放在这一架架高效率的程式化的粉碎机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批评，想一想“以诗论诗”的传统。批评的基础如果不是悟想和赏读，没有一场深入的纠缠和感动，不是参与阅读并一起创造和激动，批评也就变成最无价值最无聊的事物。这时候，好好研究一下中国的文艺批评史是有必要的，重新读读刘勰的《文心雕龙》，看看中国传统上是怎么搞艺术批评的。

目前形成的非常庸俗的商业潮流，它对学术和艺术的损害；一些随大流的思想和见解，包括业已形成的学术体制，让人强烈地不满。古代书院的产生，首先是因为不满于当时那种教育体制。所以说它安静，却又非常不安分、非常具有创造性。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自己，而且具有很大的辐射性。

应该从学会阅读开始。那些从僵死刻板的教育机器形成和生产的一些后果，就是让人丧失了阅读能力。那么我们每个人现在是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倾向呢——不能高估自己，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所以也应该有这样的忧虑。所以我们要从头寻找阅读的方法，形成自己的阅读习惯，不妨从一些最有魅力的、令人着迷的书开始读起。

 

电脑死机、局域网瘫痪、数据惨遭破坏。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精卫填海以来，神州大地亿万炎黄子孙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国宝级宠物大熊猫发出过如许声势浩大的集体讨伐。那只颔首敬香、双眼微闭、憨态可掬的虔诚“熊猫”，让中国网民为之彻底抓狂。

两个月后的本周，年轻无畏的“熊猫”养殖者们陆续归案。然而，由该病毒引发的另一波互联网娱乐狂潮，却在轰轰烈烈地肆虐和蔓延。自猫扑网大杂烩出笼《题诗三百首》之后，各种视频、流行歌曲、电影对白的恶搞版，乃至原创漫画，席卷各大中文网站。其传播之迅捷和猛烈，决不亚于病毒本身。

一个病毒及其十几个变种，悍然击破了“有了瑞星江民金山毒霸就可以高枕无忧”的神话，鞭策了广大网民养成勤打系统漏洞补丁的好习惯。而一张小纸条，也有着如此大的威力哦。

一位自称“上海电力系统的员工”，拿自己一月份的工资条在网上开晒，两万余元的畸高月薪立即晒出了网民对民生的焦虑，对公平的期盼。大家针对如此不和谐的薪酬差距言词激烈地垒着万丈高楼帖。其讨论的命题，从质疑工资条的真实性，到拷问垄断行业的社会责任感，不一而足。

跟网友骂战永不疲倦的性先锋性旗手李银河博士，本周突然在自己博客上公然宣称要闭关修炼了，要开始享受生活了，要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了。有网友惊诧、有网友旗帜鲜明地挽留、有网友顺水推舟让她干脆封笔，有网友表示要给小波过十周年祭……而这一切的肇始，据李银河透露，乃是因为那“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

但本周最带劲、最富有新闻效应的，当属各大门户网站的群殴事件。本周，盛大再次抛售400万股新浪股票。搜狐则不顾任何风度，也赤膊上阵大批量撰文，免费替新浪传播负面消息。新浪则修饰自己的股价实事播报。再加王朔痛扁陈彤，群殴的热闹格局前所未有。

马上就要过节了，但过节不一定人人都快乐，今年更是多了层紧张气氛。情人节春节双节将至，各大论坛雨后春笋般冒出巨多量“诚征女友回家过年”和“恳请介绍黄牛一位”的主题帖。其心情之焦灼、语气之恳切、现实遭遇之无奈均让旁观者们为之深深动容。

　　【文学】

　　《马尔特手记》

　　作者：里尔克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34.00元

　　这是诗人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顶峰之作，小说叙述了一个出生没落贵族的丹麦青年诗人的回忆和自白，小说中充满了孤独、恐惧、疾病、死亡、爱和创造等。本书首次在内地出版全译本。

　　《亚瑟与乔治》

　　作者：朱利安·恩斯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3.00元

　　亚瑟和乔治生于英国19世纪末，但出生环境截然不同。

　　亚瑟是医生，后成为大名鼎鼎的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乔治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律师，为铁路法而努力呼吁。本书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环境，反映了罪过与无辜、民族与种族等问题。

　　《大地之灯》

　　作者：七堇年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2.00元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和解脱的小说，讲述了在雪域高原深处长大的孤儿卡桑和出生在北大荒的孩子简生的故事。简生和卡桑由于父母缺席的家庭抚养，两人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欠缺。在成年之后的岁月一直都艰苦地进行自我扶正与探索。

　　【艺术】

　　《人体美丽史》

　　作者：（法）维加莱洛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32.80元

　　时代不同，人体美丽的标准不同，本书叙述的就是人体美丽标准的演变过程。不是已经广泛研究的学派典范和学院式参照对象差别甚微的艺术史，而是在日常言行中身体审美、魅力和品位标准得到一一体现的更社会化的历史。

　　《电影演员》

　　作者：（法）雅克林娜·纳卡什

　　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9.00元

　　演员给人物以生命，但与此同时，又因是人物的化身而将人物定格；演员在电影中引导观众，却使后者在虚幻中迷失方向；演员让电影臣服于人类，阻止它成为一门艺术。电影远没有将演员消耗殆尽，它只是用新的悖论对之进行充实和丰富。

　　《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

　　作者：（法）弗朗索瓦·特吕弗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33.00元

　　这本书中的交谈进行了四年，希区柯克回答了特吕弗关于自己电影生涯的500个提问。它揭示了希区柯克这个易受攻击而又敏感的人的真正本质，也记录下了自默片时代起便活跃在影坛上的这位大电影艺术家行将消逝的艺术秘密。

　　【人文】

　　《哲学科学常识》

　　作者：陈嘉映

　　版本：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

　　定价：32.00元

　　陈嘉映是位低调的学者，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和常识的关系，并集中讨论了常识、科学、哲学三者的关系，这本小书大量借用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关心的却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

　　《说吧，北京》

　　作者：李江树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60.00元

　　一座又一座城市，历史的积累和宝贵的遗存，还是依次被拆光毁坏。于是，我们的思想很难达到一致，总是看见枯燥的争论在不休地上演。本书从城市保护的角度对北京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呼吁。

　　《希特勒家族》

　　作者：（德）沃尔夫冈·茨德拉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6.00元

　　关于他的家族，希特勒编造了一个充满谎言的神话。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希特勒的家族在纳粹上台前，是如何生活的。本书首次呈现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希特勒家族，将视角投向希特勒的私人生活领域。

　　【女性】

　　《杜拉斯：真相与传奇》

　　作者：阿兰·维尔贡德莱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46.00元

　　杜拉斯和她的儿子让·马斯科罗曾想出版一本家庭影集，后因杜拉斯集中力量写《情人》，计划搁浅。杜拉斯去世后，她生前的好友、杜拉斯研究专家维尔贡德莱与马斯科罗合作，共同完成了这部影像丰富的传记。

　　《无目的美好生活》

　　作者：洪晃

　　版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1月

　　定价：25.00元

　　洪晃是一个喜欢找乐的人，找乐对她来说，既是生活态度，又是生存状态。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她走在美好生活的大路上、享受着她的美好生活。美好的生活有千万种形式，而达至美好生活的路径也有万千条，洪晃的生活，是其中一种。

　　《墨迹》

　　作者：曾子墨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2.00元

　　凤凰卫视盛产美女主持人，曾子墨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本书中，她清晰地回溯了自己在华尔街从事投资银行，到进入全球顶级企业，直至后来加入自己一无所知的电视媒体。书中幽默地展现着一个中国女孩的智慧和努力。

　　【历史】

　　《证照中国：1949-1966》

　　作者：许善斌

　　版本：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

　　定价：32.80元

　　许善斌是一位致力于证照收藏的收藏家。去年出版的《证照百年》让人对证照反映出来的独特历史为之惊叹。这本《证照中国》又是一本全新的另类“断代史”，记录了1949-1966年间的“历史碎片”。

　　《罗马与长安》

　　作者：凌沧洲

　　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3.80元

　　作者从权力的角度切入，以大历史时评的叙事方式探讨中国文明的盛衰和得失，观察历史的转折与冲突，讲述历史的故事和细节。不仅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许多勇气和自由的基因，而且对中世纪专制与愚昧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大明朝的另类史》

　　作者：梅毅

　　版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

　　定价：39.80元

　　已经不能怪出版商赶潮或跟风了，因为明朝题材的确很热。明朝那些皇帝和宦臣已经被无数的书解读，解构。这本书也没脱开这些人物，只不过将关注的点更向细节转移，更注重他们私人生活中另类的一面。

 

2007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应该给他做一个评论。这里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7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暴戾和荒诞使中国整个国家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在毛的最后几年中，他自己也无法适从各种变化了。特别是在他的继承人的问题上。他非常不放心周恩来，尽管周恩来再三地表现他的忠诚。毛周两条巨大的战舰都在沉没之中。毛泽东最后不得不把邓小平提出来掌管这个巨大的帝国。但是毛的亲信和徒众很快又把邓扳倒了，但是，天不济时，老毛及周撒手人寰了。

1976年毛周死后，中国是绝对混乱的国家，经济已多年停滞，国库没有钱，统治集团分裂，民众的痛苦已到了顶点。政权若继续按毛的方针及路线前进，其后果是帝国的分裂和崩溃。

邓小平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在共产党高层统治集团中，邓小平既打倒了“四人帮”——毛的妻子，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毛提拔的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又获得了共产党内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所有幸存的人的支持。邓小平终于成为这个帝国的统治者。

邓小平打出“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国际上以越南战争改变了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公开向美国及西方靠拢。经济上恢复资本主义，允许私人企业，並且大规模地欢迎外资入境。国内政治上以胡耀邦为首几乎“平反” 了前三十年中毛泽东所主持的所有政治运动，给上千万人恢复了名誉和地位。但是，这一点邓小平不同于50年代的赫鲁晓夫，他坚决批判斯大林，邓没有公开批判毛泽东。毛的形象还在全国各地矗立着。毛建立的共产帝国完全没有改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邓小平的方针很有成效，经济上特别是外资的投入不仅解决了工商业方面的危机，而且很大程度上疏解了多余农业劳动力的问题。整个社会活跃起来，社会趋向相对的稳定。

然而，邓小平的战舰也很快要沉没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却渡过了难关。邓小平指定了“接班人” 江泽民，而且还指定了再下一个的“接班人” 胡锦涛。但是，诚如他自己说的，“现在的这条路是摸着石头过河”。再下去就自己走吧！“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走一百年以上” 共产主义就不讲了吧！

邓小平生前最后遇到了二件事。首先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上百万的学生几乎瘫痪了中共中央及政府部门的职能。这也是十年来“开放”的结果，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人——包括几千万共产党员——认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前途，没有人相信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人信赖共产党。这是自然的一个趋势。但是中国的民众没有成熟的准备，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绝大部分是年青的学生，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也没有开阔的政治，社会及自然科学的基础。他们只是凭着热情，冲动及爱国的情感，还有一些人就是党内的异见分子，他们是要求“更快”地“改革”，祛除“腐化”。他们是体制内的“先进份子”。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可能分裂，于是他下令野战军及坦克，给予严厉的镇压，由此他获得了刽子手的称号。

第二件事是1997年香港回归，他没有能去香港，看到它的回归而离开了人世。国内自1978年“开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经营管理立即象春风野火一般蔓延全国，中国很快成为国际资本的宠物。这不仅是完全违反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教条，而且影响到了国内政治上的彻底分化。共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教条主义者掀起了一场反抗，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邓小平不辞年老之躯，出巡深圳，发出“南巡讲话”再次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自1990年代起，国际资本（包括港、澳、台三地）的投入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共产党肆无忌惮地同国际大资本集团密切结合，共同利用中国丰富的，低廉的并且极度驯服的劳动力。

很遗憾，中国人接受了邓小平的二十年统治。这二十年的统治决定了今后的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政治状态。如今经济上不论在结构、制度、拥有制等各方面来看，不能说是自由资本主义方式，但绝对不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方式。目前，这种生产组织和方式将在中国存在许多年。这种生产方式很奇怪，庞大的资本集团同集权的共产制度结合在一起。资本集团需要充裕的但不追求人权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市场。极权制度需要权力的集中和富裕的金钱，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

政治“改革”方面是相对落后的。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架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共产党严格地掌握政权， 掌握军队及专政机关，並且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是共产党的中宣部仍然严格地控制着新闻媒体及各种宣传工具。中国仍然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尽管专政的方式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为缓和一些，方式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是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领导” “共产主义道路”是绝对存在的。现在，在中国不再提“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革命”这些罪行了，而代之以“颠覆国家政权” 的罪行。但这个国家是只有一个党“领导”，自工厂、机关、学校、以至省、市、县各级“领导人” 全是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以前是“反党” 就是“反对祖国”，现在是“反对祖国” 就是“反党”。

邓小平自年青时起全心全意参加共产主义运动，随着毛泽东打天下，平定西南后，在中央是毛泽东也是周恩来的左右手，他不可能推翻或削弱这个与他生死攸关的帝国。在文革中，邓小平被疯狂的毛泽东连同刘少奇一同整肃了。虽然如此，他还做了“深刻检讨” 求得一命。最终，他以大度的精神为共产帝国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政权之初，不可能一下子就控制所有的新闻出版行业。一九五七年以前的中国人是有言论自由的，虽然程度上不尽人意，总胜于无。

中国人的自由是一点一点失去的。中共建国初年从八大民主党派成为共产党的附庸开始，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人成为共产党的部长，享受四级或六级待遇。但他们也因而失去了作为独立声音的权利和资格。共产党进而又通过公私合营掌握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通过了历次运动，一九五八年以后党以外的声音不但会被群起而攻之，发出声音的肉体也会受到惩罚和陷入经济上的困境。毕竟鲁迅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时候，每月有一千大洋的薪水。而大多数右派在失去政治权利的时候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中国又开始有了私有资产。人们不领政府的工资也能生存，甚至活得更好。在收起了共产主义大旗以后，中共能聚集民众的只剩下了民族主义。官方对不同声音的封口和围堵不免力不从心，剩下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明令禁止」了。可惜在商品加信息社会里禁止只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效果适得其反。有人还竟认为是书商炒作。

我相信，全中国人得到言论自由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自由不能赐予。在集权社会争取言论自由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一九八九年以前就开始了。最近章诒和等对新闻总署的禁书令的几次公开声明，是一次在法律范围内的集体抗争。章诒和们正用他们的行动去夺回在他们父辈手中失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