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可以休矣

 

最近几个月闹得纷纷扬扬的那场“禁书事件”终于尘埃落定了。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矢口否认此事,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否认归否认,但也没有人说那八本书就可以继续发行了。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八本书确实一夜之间从各书店的货架上永久消失了。而且,相关的出版发行机构也确实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同程度的责罚。这一次政府又赢了。虽然赢的很实在,也确实很卑鄙、无耻、和下流。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新闻出版署不过是个两面受气的冤大头。真正的赢家,则是躲在幕后的中宣部。

自打1949年起,这禁书的事在中国就从未间断过。今后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这也算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奇迹吧。

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秦王朝,谁都不会大惊小怪的。因为那是个不开化的蒙昧年代。别说禁几本书,皇上就是烧掉天下所有的书也是天理。这事如果发生在今天那个国王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把女孩子拉回家享用的太平洋岛国,那也就犯不着动脾气了。因为那个所谓的国家充其量不过是个规模较大的原始部落,有没有书都无所谓,只要骏马和美女都任由部落酋长支配就行了。但这事却发生在当代一个有宪法有政府有秩序的国家,而且半个多世纪来就一直在发生着。这问题可就大了。因为自打希特勒死后,新闻出版检查和舆论钳制这类臭名昭著的事情已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唾弃。禁止任何一部不违法的出版物的发行,都是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违的事。那么,中国政府究竟有什么三头六臂,凭什么禁那八本书?

大概我们的世界还不够完美吧。无论社会多么文明,总还是有人缺吃少穿,有人身患绝症,有孩子没钱读书,有的国家战乱不断……好在这类悲剧无论发生在哪里,多少总有人幸免的。但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却是另外一种悲剧:举国上下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难逃一劫。这个悲剧就是所有人都不可以放心大胆地说话,都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字,都无法畅通无阻地上网,都不可以自由自在地了解世界上许多事件的真相。一个中国人要是认了这个命,一辈子就少了许多麻烦。这人如果贱到把这悲剧当喜剧来欣赏的程度,学会见风使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那么这人就具备了党政精英、国家栋梁的素质,前途无量。

为什么今日国人的五官都要闭塞一点才可生存呢?这是因为打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的社稷大事都是由国家栋梁们来敲定的,老百姓算个屁。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早就可以自由言论了,但中国当今的栋梁仍然觉得中国人尚未进化到可以自由思维和自由说话的地步。中国现今的栋梁简称“党”。据说是这个党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解放了出来。按理说被解放了就应该有自由的。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便会发现中国的平民百姓们实际上并不比牢房里那些穿着号衣带着镣铐的囚犯们自由到哪里去。我们知道,中国的囚犯们是绝对不可以对党说三道四的,但在中国有谁又敢说党半个“不”字?中国的囚犯们是不可以自由参加选举的,但在新中国难道又有过任何自由选举吗?中国的囚犯们无从了解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大事的,难道监狱外的中国人又比囚犯们知道得更多吗?中国的囚犯们不可以上街游行示威,在中国有谁又胆敢示威游行?

搞了半天,我们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一个野蛮和蒙昧的原始时代,所有的中国公民包括左派、右派还有平头老百姓都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甚至就连那些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的达官贵人们也休想自由说话。精英们可以尽情享受豪宅、“宝马”、美女,但他们就是享受不到言论自由。官再大、钱再多也不顶用。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大官还是普通扫街工都可以因为说错一句话、写错一篇文章而惹祸上身,轻辙丢官去职,重辙家破人亡。

其实,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出问题。事实上,中国自打有宪法以来从来就没有任何一部宪法禁止言论自由。而中国“党”章里甚至还多处提倡民主。“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子,有一首歌就唱到:“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那么,是谁如此胆大妄为,置中国宪法和中国“党”章于不顾,粗暴干涉国人的言论自由,剥夺了国人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呢?

这人名叫中宣部。

中宣部,又名阎王殿。早先国民党也有个中宣部。今天这个中宣部就是比照国民党那个中宣部设计制造的。国民党的中宣部由于名声太臭,太恶心,早已关门大吉,不再插手国事了。而大陆这个名声更臭的中宣部,几十年来不但死死赖着不走,而且变本加厉,演化成了一个魔法无边的舆论钳制机器,冤假错案制造总厂,假话、大话、空话的发源地。

照官方的公开说法,中宣部最多不过是党内从事宣传和教育的部门而已。至于党外的老百姓开口说什么话,写什么书,上什么网站,按理说是不关中宣部屁事的。笔者仔细研究过党章和宪法,那里面甚至就没提中宣部。但谁都知道,这个宪法和党章里都没提到的中宣部实际上却“分管”了全中国所有百姓的耳朵,嘴巴,眼睛,乃至中枢神经,提供着全天候的无微不至的洗脑服务。您也许要说:如今已是网络时代了,网络无国界。这话在哪说都是对的,唯独在中国就错,因为中国的网络跟外国的不一样。虽然中国有世界第二大的网民队伍,但中国却有着世界最强大的网警队伍。网民们该看什么,不该看到什么,事先就由中宣部规划好了。很多在国外如雷贯耳的网站在中国的网络上压根就不存在。曾几何时,国外梦想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的傻瓜们预言网络将改变中国。铁一样的现实告诉世界:中国在改变网络!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中宣部,我们中国人从学会说话起就必须知道,有些事是永远不能说的。有些事情永远只可以有那么一种说法。有些在国内人尽皆知的事却不可以说给外国人听。有些事情和中国人要这样说,和外国人却又必须那样说,说错了就是犯里通外国罪了。有的事一定要等到党先说出去以后再说,您哪怕是嘴快一秒钟都是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还有些话明明是党和伟大领袖在许多年前公开说的,但是今天谁都不可以再重复那些话了,说了就算反党。就是赞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要恰到好处、用词准确地说。马屁既不可拍得太重也不可拍得太轻,拍不好反而要惹祸。至于小骂大帮忙之类的高级马屁技巧,更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滥用的。在中国无论是当左派还是右派都无所谓,关键必须懂得“与时俱进”,错之豪厘就可能失之千里。这些繁杂的中国现代语言规则是永远不会写到任何教科书里的,但人人都必须记住。最最重要的是,任何藐视中宣部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您就是变成一只“不锈钢老鼠”也休想逃过中宣部的火眼金睛。

所以,才有了“中宣部是阎王殿”这么一说,而且是伟大领袖说的。您就是翻遍政府官文和党历来的决议,查遍领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也找不到任何文字认可中宣部的所作所为。要是真的依法办事,中宣部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级别最高的非法机构了。要是拿本《党章》去论理,这中宣部就是中国最大、级别最高的反党组织了。

证据之一:党每天都在说,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但是,中宣部却堵住老百姓的嘴不让人家开口自由说话。连话都不能说还怎么和谐?有中宣部的存在,中国就甭想进入和谐社会,就只是一个永久的戒严。

想必就连中宣部的大员们也知道,我们人类的嘴巴不光是用来吃饭的,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想要人们的嘴巴失去自由说话的功能,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把人的舌头给割了,就和对付张志新那样。不过这个法子只能小批量使用,要割掉成千上万人的舌头麻烦比较大,且技术较复杂,难以推广。另一个法子就是搞戒严。前年法国的穆斯林兄弟们大搞打砸抢烧,当局一恼火就戒了严:谁都不可以上街游行,也不可以拿个大喇叭在街上大喊大叫的,天一黑都要回家。但人们呆在家里想看什么电视,想读什么报纸看什么书却是没人管的;写本书恶毒攻击政府,关起门来开个大会骂娘也绝对没事。就连文化大革命中他老人家搞军管戒严的那阵子,虽然连大小衙门都换上了军队站岗,但革命群众一高兴还是照样可以上街贴市委书记大字报的。这么比起来,打1949年中国“解放”起,中国就一直在戒严,而且是越戒越严。打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就从来没有过说话的自由。既然中国还处于戒严之中,那就别说“和谐社会”之类的大话了,谁信啊。

但我还是要讲句公道话,这长期戒严其实也并不光是党的拿手好戏。1949后海峡对岸也搞了长期戒严。只不过那一帮傻帽生怕天下人不知,硬是弄了个什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法,明说了要党禁报禁,冻结“国代”选举。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这既叫人抓住了“独裁”的把柄,又让李敖之流把风头出尽。所以到了1991年只好把戒严给废了。中国大陆这边有谁说过冻结选举吗?又有谁说过“党禁报禁”?可是自打1949年到如今,大陆有过任何自由选举吗?又有谁成立过任何一个政党?有谁发行过一份不归中宣部管的报纸?国民党就一个笨啊!他们怎么就是不知道早来这边拜师学艺,练就表里不一、只做不说的硬功夫呢?大陆这边一句话不说便把戒严成功地延续了五十八年。国民党怎么就永远不能领悟出“戒严才是硬道理”这个真谛?

中宣部反党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他们不准共产党执政。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执政党都不可以有中宣部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规矩。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的执政党有中宣部吗?都没有。就连满清皇帝、北洋军阀政府也没有设立中宣部。执政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宣传,百姓自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不着弄个狗屁宣传部来吹喇叭抬轿子当打手,对错自有公论。一个政党保持一个宣传部,一定是因为这个政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必须弄个宣传部来颠倒黑白,钳制舆论,造成不公正的舆论优势,保持其独裁地位。这样心胸狭窄、心狠手辣、流氓透顶的政党可以叫执政党吗?

不过,话又说过来,中国党也确实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长久保持中宣部的政党。据史书记载,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宣传部一直到苏联红军的坦克攻入柏林,戈培尔部长效命的那一刻才结束历史使命的。在德国党掌权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其宣传部坚持“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基本原则,反复宣讲犹太人种的低贱和雅利安人种的高贵,鼓舞日耳曼军民的反犹斗志。而且,当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宣传部也出色地领导了新闻检查和舆论管制的艰巨任务。他们和盖世太保紧密合作,发现任何问题就立即交由盖世太保搜捕和屠杀,有效地保障了新闻和舆论同党和元首高度保持一致。新中国建立后,中宣部成功地学习参照了国外卓有成效的舆论管制经验,并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宣部同国安部、公安部紧密配合,有效地指挥各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部和各地公安、国安部门日夜出动,全天候地监视舆论动向,随时随地拘捕任何敢于和中宣部唱反调的人士。

而且,中宣部在积极吸收国外优秀经验的同时也注意继承和发扬国人的悠久传统。远的不说,就说九十多年前,袁世凯称帝之际,家人不许他阅报,怕负面消息影响他的登基大业,且有碍龙体安康。病榻上的洪宪皇帝偏偏不甘寂寞,一定要每天亲自读报。家人无奈只好请人每天代为“出版”一份假版《顺天时报》,内容皆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吾皇万岁万万岁一类的“正面消息”,唯独缺乏真相。好在那份报纸的读者也就袁某一人,并无大碍。袁某识破那个机关后暴跳如雷,把大儿子克定揍了个半死,那都是后话了。1949年后,中宣部充分肯定了先帝家眷创立假版报纸的好经验,并以此作为今后办报、办杂志、办广播电台的方向。袁家秘箕从此在中华大地得到推广普及。今天在全中国,不是假版的报纸已大体上绝迹了。假版出版社、假版广播电台、假版电视台也高度普及了。那个旧时代只有帝王可以享受的假版报纸待遇,如今已是中国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个消遣了。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宣部又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创办了世界第一个假版网络,把造假事业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假版消息对于党政精英和国家栋梁们来说比吸食鸦片还过瘾,但对于每天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庶民百姓们却犹如刀割。秦史皇焚书坑儒固然了却了他一时的心头之恨,但却留下了千古骂名。戈培尔实际上从未举刀屠杀过一个犹太人,甚至没有批准过任何屠杀行动。但在占领军到来之前,他十分知趣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还连带了他美丽的妻和六个可爱的孩儿。张道藩其实是一个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含情脉脉、善解人意的海归、风流才子。他发表过许多作品,他甚至和徐悲鸿的前妻共演了一部长达二十年的爱情悲剧。他在国民政府中曾担任过许多要职。但人们唯一能记住的,就是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宣部长。那个不光彩的职务导致人们常误以为他是流氓。可见这“中宣部”是个多么狠毒、下流的概念。1989年的那场“风波”实际上要是没了中宣部就不可能掀起来。那三个久跪在人民大会堂前请愿的学生,要的实际上不就是解散中宣部吗?自打那年6月开始,中国党就针对国际上的人权叫嚣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中国党严肃地指出,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发展权。这话是说到中国臣民们的心坎里去了。诸位,前几年广东汕尾的那些拼死拼活的小农们,要的不就是生存权吗?那个被毒打致死的农夫丁作明和大学生孙志刚,要的不就是发展权吗?可是,如果臣民们明明是得了SARS还要充作没事,明明是看着“宝马”把农民活活撞死还要假装没看见,明明眼看着兜里的钱都被那些人民公仆们给贪光了还不准吭声,明明是自己的房屋被大款给白拆了还不准喊冤,那还谈何生存权、发展权呢?没有知情权、说话权,又上哪来生存权和发展权?是谁无情地剥夺了中国亿万臣民们的知情权、说话权、生存权、发展权呢?

还是中宣部。

这么看来,这中宣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中国如今的经济发展已逼近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的教育普及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100年前的水准。如今每年中国出的博士已远多于其它任何国家。可中国人民却一直在被当成阿斗、傻瓜、笨蛋,不准参政议政,不准发表任何与政府官员口径不一致的言论,不准上街游行示威,不准成立新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不准独立自由地发行刊物和书籍。一个人生在中国难道就该这么惨?

恕我说句公道话:中宣部可以休矣。

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人就一日不得安宁,就要提心吊胆地捂住嘴巴过日子。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就一日没有任何公道可言。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就一日不能告别封建旧时代。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人民就一日没有被解放。那个长达58年的强加于中国人民的非法戒严早该结束了。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生活在底层的不幸的人们,你们要生存、谋发展,我看先得想点法子解散那个非法的中宣部。中宣部存在一天,你们就一天没法堂堂正正地做人,只能做没有发言权的奴隶。中国的亿万穷苦百姓们如果不想继续在戒严下过着担惊受怕、任人欺压的日子,除了解散中宣部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没了中宣部,弱势群体就可以为自己的合法利益奔走呼号,可以上街呐喊相告,把所有的不幸公诸于众,与世人评说。没了中宣部,谁也不能再查禁《中国农民调查》那样的好书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发言权的人绝对不会有任何生存权的。

中国社会各阶层如果想逃出那个十恶不赦的文字监狱,也只有解散那个罪恶的中宣部。中宣部一天不解散,全中国人民就要继续被羁押在那个超级监狱里装聋作哑,不能畅所欲言。

中宣部是中国的自由派、左派、右派,还有其他各个政治派别面临的共同敌人。各派只有联合起来,向那个无法无天的中宣部宣战,夺回宪法保护的权利,才能够有发展空间。

中国所有的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社、电影公司、网站如果不想继续当奴才了,要挺直腰杆做人,说真话吐真言,也只有联合起来,顶住中宣部的压力,抗住中宣部的淫威,反戈一击,铲除那个迂腐、独断、霸道的中宣部!

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不折不扣的执政党,也必须立即解散中宣部,奉还宪法和党章赋予人民和党员的基本权利,开放党内外民主,解除党禁报禁。民主是一定要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的。你们可以推迟民主的到来,但却无法避免民主的到来。民主在中国大陆到来的越晚,对共产党将越不利。

就连国民党中宣部第一任代理部长毛泽东都说过,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毛的话实际上只说了一半。另半句话是,不让人民说话,天是一定要塌的!

江河水:“主旋律”新紧箍咒引发新抗议

 

广电总局宣布新「限播令」

当章诒和就其新着《伶人往事》遭非法禁止,代表「八本禁书」于二○○七年一月十九日愤然发表抗议时,当局不仅没有检讨反思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在三天后以再禁「非主流电视剧」。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广电总局通过主流媒体宣布「限播令」:广电总局要求二月起卫视黄金时段须播主旋律影视–从二○○七年二月份起的至少八个月时间内,所有卫星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这一禁令意味着数以千计的「非主流电视剧」在各电视频道黄金时间消失。尽管这些「非主流电视剧」并无任何政治问题或「低级趣味」。

据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说:「今年对所有电视节目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为此,广电总局对电视剧设立了四级审查制度,即所有省级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提前一个月报省广电局,而后由省广电局报送省宣传部,再由省宣传部审核后报送广电总局,最后广电总局报送中宣部文艺局,审批通过后再播出。」

当局以「禁网令」配合禁书禁剧

紧接着,当局又再以「禁网令」配合禁书禁剧–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三日下午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这意味着许多当局认为的「非健康向上」网站和网文将如「八本禁书」一样惨遭禁止。至此,二○○七年大陆的文化思想新禁区已从「八本禁书」扩大到上千部电视剧和亿万网文。

这些一发不可收的严酷禁令到底为何?从广电总局的「限播令」中可见一些端倪。

此次「限播令」的时间界限是「从二○○七年二月份起的至少八个月时间内」,即到二○○七年十一月,才可以松动。这般意在确保二○○七年十一月之前的「和谐」,显然是因为中共十七大将在二○○七年十月召开。再联想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二○○一年国家广电总局也曾以「提升电视剧」为名发过一个限播令,有关部门也曾大关网站便可明白,每当中共召开「换届大会」之际,必要来一番禁止「非主旋律」自由思想的「不是运动的运动」–在一个需要广泛听取民意进行民主监督的关键时刻,偏偏要残酷封锁民意禁止民主监督。当年毛泽东曾希望每七、八年来一次大运动,现在却进化为每五年来增加一次思想新禁区。

到底什么才是「主旋律」

时代到底在进步,今日许多文化人已不愿任人圈禁。在章诒和就「八本禁书」遭非法禁止三次发表抗议时,一些主流媒体也愤而巧妙地对「主旋律」发表异议。

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章诒和发表抗议的第六天,广电总局宣布「限播令」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查禁「非健康向上」网站和网文的第二天,《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及《南方报业网》同时发表了两篇「质疑主旋律」的议论。

《南方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题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是什么?》,指出「主旋律」禁区加剧了文化腐败:「去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这就给了『文化口』的官员们出手干预措施的底气。」由此带来了许多文化腐败–「有些文化官员的滥权已经引起了严厉的社会批评:低端的如重庆市查处的有些人利用网吧审批权『设租寻租』,高端的如贾樟柯严辞抨击有关部门让电影《英雄》垄断院线放映市场,是权钱联合,压制年轻电影工作者并散布『法西斯细菌』。」如果说人类有什么「主旋律」,只能是民主–「当今中国的主旋律作品,核心价值观应当符合『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这十二个字。」

《南方都市报》在题为《到底什么是主旋律?》的「长平专栏」评论中说得更尖锐:「这几天,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词,突然让人们感到困惑–当它再次出现在律令之中时,人们不再满足于领会精神和揣摩意图,而是希望发号施令者能够给出清晰的定义。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是社会理性和法治意识的体现。这个词就是『主旋律』」。「民主与法治之下的自由市场观念、人权与人性之中的多元文化观念,就是世界文明的主旋律,也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政府管理的主旋律应该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确保市场秩序的有限政府模式,而不是大包大揽、插手过深的计划经济模式,文化产业的主旋律则应该是鼓励创新、包容多元,而不是垄断控制、单调乏味。」「如果只是针对低级庸俗、消极反动的作品,现有的审查制度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以一个过于宽泛甚至空洞的规定,增设繁琐的审查程序,无疑扩大了行政部门的权力边界,浪费行政资源,并造成新的寻租空间,这不符合本届政府提出的『节约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法治型政府』的理念,不是行政管理的主旋律。」

面对「民言可畏」的辩解

也许来自民间的众多大胆质疑,形成「民言可畏」,迫使广电总局不得不对「二○○七限播令」作出了有所退让的解释。广电总局规划处处长宋鲁曼出面辩解说:「不要以为只有革命历史题材才是主旋律。所谓『主旋律』最重要就是体现出『四个有利于』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层面上,主要是看电视剧的价值取向,只要是表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传达美好的情操,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在他的回答中,《大明宫词》、《汉武大帝》等都算主旋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等经过评估也不是没有可能『入主』」。

尽管广电总局不得不对「二○○七限播令」有所退让,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也让人捎话章诒和有所解释,但「主旋律」新紧箍咒并没有解除的迹象,随着「中国外宣办网络宣传局」成立,二○○七似乎想回归一九五七的「反右智慧」,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界又一个「严冬」!

二○○七年二月三日于深圳

冉云飞:支持四位法学界人士警告新浪网站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法学家界四位著名的人物贺卫方先生、蒲志强先生、萧翰兄、许志永兄发表声明《请公开你们的理由!——关于新浪博客删帖的联合声明》,我深表赞同支持。我曾于2007年1月16日写过一篇《致天涯管理当局的一封公开信》,表达我对天涯社区删帖和屏蔽帖子的不满。天涯社区的管理人员与我沟通得还比较好,最后得以妥善解决,即他们删帖和屏蔽帖时,给我备份的时间、屏蔽和删帖之理由。这理由当然不能随意编造,因为一切理由最终是一种证据,是历史的纪录。你可以迫于压力向现实妥协,但历史会公平对待各种纪录,各种纪录会以各种方式被研究者打捞出来,研究出彼时的社会情状,历史不会姑息各位在其间的不义作为。换言之,在这样的独裁制度下,删除或屏蔽帖子的理由或许都是荒谬的,但是我有索要这荒谬理由的权利,我有保存这荒谬理由的癖好。我不会因看着这些荒谬的理由,影响我的情绪和判断,我只会更加地用常识和理性来试探你们到底还可以荒谬到何种程度,荒谬到何种程度,才是你们的尽头。这个尽头,就是随着我们不断对荒谬的抗议,而达致荒谬的边际效益递减,最终使得荒谬制造者像被烈马尥一蹶子一样,让其清醒地知晓荒谬的代价。

新浪的作派,我一直是非常反感的,譬如可以用金钱拉名人一窝蜂地在那里写口水文字挣商业点击率。但反感归反感,我从没有公开批评过,并且我也没有制止他这样搞商业运作的权利。即我可以认为新浪此种做法很“庸俗”,但新浪有“庸俗”的权利。其实任何一个网站不“庸俗”都无法挣到足够多的点击率,带来相应的广告收入,以及相关的风投支持。但庸俗到无耻,由无耻到没有商业底线,恐怕就不是它的权利了。什么是你商业的法律底线和伦理底线?在这个几乎是无耻的渊薮的国家,真还有些不好界定。商业的法律和伦理底线包含的东西太多,我们单说与此事有关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保护的权利,这是中共白纸黑字写进去的,你应该遵守。新浪也许会说,笑话!中共自己都不遵守,你要我们遵守,简直岂有此理!你这样的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实质是在藉此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政府视法律为玩具、视宪法为装饰品的行为,当然应该受到所有公民的持久批评和坚决反对,任何时候政府都不可能因此推卸他自己的责任。哪怕是将来进入民主自由社会了,要实现国家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解,也必须像南非成立以图图大主教为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解决此事,会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内,要求相关人物前往将自己以前所作所为说清楚,而免于此前犯错误而应得之处分。和解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但和解也是有前提的,但这个前提是和平的和解,而不是暴力的打压。但是和解也不是乞求,也不是奢望,而是多方本着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又追求多赢的理性追求之结果。

开网站的人都知道,网络的内容是由语言、照片、声音等材料来体现,从而构成其内容的。网站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不成其为网站,也不会有任何吸引力。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涉及言论自由,以及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既然你在开网站,你就要准备好接受因各种言论带来的麻烦,你如果真相信一个社会有什么“统一的思想”,那么你最好不要来办网站,这不过是中共的一厢情愿罢了。从来不可能什么统一的思想,即使在最严苛的铁幕时代,那个时代也有不怕死的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林昭、冯元春等人不懈努力,虽然他们的声音微弱,不足以划破漫漫长夜,但任何想让他们的努力寂灭无闻的想法,都是徒劳的。进一步说,政府、网站、网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三方的博弈。一个不受制约、不讲究法治的政府有强大的军队和丰盛的税收作后盾,它当然是这博弈之中的强者,但强者不会永远是强者,尤其是自视甚高的独裁政府;网站是商业驱动的主体,在中国要与政府形成勾结与合谋,才能分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对政府惟命是从,已形成惯例。政府固然可以给你优厚的政策,也可以使你获得利润,但政府不会养你,你必须自谋生路。什么是生路,那就是网民的支持。网民的支持不会是无条件的,他们固然从你们的平台获得信息,供给你们点击率。但另一方面,由于博客的兴起,网民也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提供源,以及诸种思想的发源地。诸种不同信息源泉的冲撞和思想的交锋,才可能带来你的点击率和人气,从而获取你的商业利益。既如此,对网民利益的尊重,必须列上你的议事日程,切不可能胡作非为。

但新浪对诸种言论尤其是对博客言论的胡作非为,已非一日。本人虽没在新浪开博客,但时常去新浪看朋友的博客,去回了帖后,常在几秒种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真是极端让人难以容忍之事。可惜我没有保存发帖后被新浪删除的情形,以后我努力保存证据,以使其“罪证”更加确凿。这种大规模的删除诸种言论的行为,已引起许多网民的愤怒。且不说像罗永浩这样的自由主义“愤青”时常抨击新浪是个“傻逼”,而且他抨击得常常有理。就是温和理性如《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兄,也在新浪不告知而删其摘录的党报言论时,使得他忍不住破口大骂。最近不断的删帖终于引发了贺、蒲、萧、许诸人的强烈愤慨,可谓良有以也。新浪的删帖,以我的体验,在各大网站中是最为过火的。作为网民,我们也理解你在独裁政权下之生存不易,你做出相应的转圜、妥协,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创造性地迎合极权政权对言论自由的持续打压,这就是不可容忍的行为。往往其它网站毫无问题的文章和帖子,在新浪会变成“万恶不赦”的言论。你可以说新浪树大招风,但招风的也未必只有你一家吧,但为什么就你那么无耻呢?这难道不值得声讨和挞伐吗?更可耻的还在后头,别的网站都很少有什么“举报”,新浪却也“与时俱进”来搞个什么狗屁举报,这是实足的下作行为。以我对告密近十年的研究表明,任何极权政权都是靠告密来统治社会,维护其社会运营的。因为告密使得统治成本低廉,而对民众的身心伤害极大,人人自危的生存状态与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去何止霄壤!民主社会是靠良好的制度而非靠降低人之人格、迎合个人主观偏好甚至公报私仇等告密等行为来进行社会运营和管理的。

贺、蒲、萧、许四位,前二位是闻名已久,后二位许兄有一面之雅,萧兄有多面之缘。他们的文章及作为,常令我起见贤思齐之心,令我敬佩之至。八十年代的社会启蒙,如果只是文学等领域在“热烈”地参与的话,这“热烈”固然可敬,但其间时有理性之缺失,更缺少法理层面的支持。八十年代之维权靠的是报告文学,九十年代末至今,许多法学界人士参与对社会变革的议论和行动,是对整个社会民众的公民课和相关法治理性之普及。我谨撰此文表达我对他们自身维权之支持,他们的维权不只是为了自己,对社会亦有极大的延伸意义,希望得到更多朋友们的支持。2007年2月14日8:30分于成都

刘慧卿:“回归十年,新闻自由倒退”

(作者为香港前线立法会议员)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

最近,香港记者协会公布上月委托岭南大学就本港新闻自由进行调查的结果,指逾半数受访的新闻从业员认为回归后新闻自由出现倒退,其中更有三成承认在过去一年曾进行自我审查,情况令人忧虑。

无独有偶,亚洲电视国际台时事节目《时事纵横》,上周亦怀疑出现自我审查,电视台怀疑受到官方压力,临时取消播映有关行政长官选举的节目。后来经传媒追问,电视台才屈服于舆论压力,令节目得以重见天日,于二月十一日播出。

节目获邀参与讨论的嘉宾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立法会议员和人大代表兼时事评论员李鹏飞先生。节目原定于本月四日播出,但当天电视台却临时抽起节目,改为重播以禁烟条例生效为题材的旧节目,做法简直是非夷所思。

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节目被抽起当天,节目主持及嘉宾均被蒙在鼓里。由于李鹏飞先生在节目中曾对本人作出批评,节目主持人特意在节目原定播出前几天致电叮嘱本人收看。

事后本人曾致电节目主持人,查询节目被抽起的原因,但他不愿多谈,而电视台则向传媒解释是「技术问题」。李鹏飞先生回应传媒查询时直指「你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节目中讨论行政长官选举的议题,其实在最近几个月,不同媒体亦就此话题进行广泛讨论和报道,不少政党人士甚至学者也表达了他们对行政长官选举的看法,因此没有任何敏感或需要避讳的理由。

本人在本周日特意收看该节目,只见两位嘉宾未有过激的评论。他们指行政长官选举并不公平及民主,但他们希望透过梁家杰参选,可以为本港争取进一步政制民主化。李鹏飞先生则批评本人杯葛小圈子选举是十分愚蠢,因为有民主派人士参选是可推动民主。本人和前??决定不参与小圈子选举是因为恐怕 ‘参选’过程会为小圈子选举增加认受性和合理化了这个不民主的制度。但本人是尊重决定参与这游戏的人士,只希望他们小心行事,更要专注冲击这不民主的制度。

李先生和何议员在节目中发表的论点并不新鲜,二人的评论亦非过激,那么为何节目被抽起?本人相信原因是与亚洲电视的亲北京背景有关,因为电视台主管对政治性议题进行自我审查,避免播映不受北京欢迎的节目。

亚视高级副总裁关伟在接受传媒查询时否认指控,指当日节目未能如期「出街」,确是因为录影带出问题,而有关何、李两人批评选举的内容,播出时亦没有被删减。

亚视新闻台近年的表现已令很多观众失望,认为她只懂紧贴北京路线实行自我审查,妄顾编辑独立自主的原则,这问题在中文台尤为严重。

可悲的是,对于亚视抽起节目的风波,大部份传媒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有个别传媒当获悉节目被抽起时,曾向亚视了解,但当获悉节目将顺延一周播映后,便认为事件已得到解决,因此再没有追究,更没把事件报道出来。传媒没有深究节目被抽起的因由,究竟同样是进行自我审查,抑或是传媒的分析力不足?香港记者协会就新闻自由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所反映的情况,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何清涟:别让中国成为一个疾病蔓延的大国

 

中国经济正在以10%的增速飞速发展,但社会总体福利却正在迅速下降,其中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中国人健康状况的下降与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一期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梅毒蔓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中心的主任科恩教授(Dr. Myron Cohen)和中国国家性病控制中心的同行合作,研究从1989到2005年间中国人感染和罹患性病的趋势。结果显示:1993年,中国每10万人当中的梅毒病发个案仅有0.2例;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每10万人当中有5.7例。中国病毒学专家认为这一数字有可能被严重低估。而梅毒瓣母婴传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速高达70%以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东、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科恩教授说,几乎可以肯定,实际情况只可能比已经公布的数字更糟。

这一数字让人联想到其他有关中国疾病的统计数字,于是笔者上网查了一下一些常见病的统计数字,现列于下:

目前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据联合国驻华机构公布的资料,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

中国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其中80%在农村。中国现有结核菌感染者4亿人,结核病患者500万人,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200万人。每年因患结核病死亡的人数达到15万人。

中国还有3,000多万乙肝患者、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

近5年全国慢性血吸虫病人推算数一直维持在80万以上 ,局部地区人畜血吸虫感染率高达68%.

此外,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在煤炭、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电子、轻工等几大职业病高发行业现有134,244人有职业病。而这一数位中仅仅只包括参加职业健康体检的占全行业54%的职工,另外46%未体检人数不在此列。

中国环境规划院估计,在中国13亿人口中,每年有40多万人因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而死亡。

上述资料均为中国国家卫生部及其它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这些疾病的蔓延既与中国那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战略有关,也与中国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关。不少地方为发展经济,开办各种有毒有害企业,同时也完全放弃了劳动保护,“带血的GDP”指的就是这类企业;而爱滋病的蔓延既与性产业庞大(拥有600万从业人员),也与地方政府如河南鼓吹“血浆经济”有关。

属于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而导致的疾病,血吸虫可算一例,从80年代中期开始,洞庭湖区与鄱阳湖区防治血吸虫的血防系统已经崩溃,因此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而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疾病的人则是中国环境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如果说失去社会公正是中国底层人民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那么健康则是全体中国人为经济发展支付的代价。

中国政府在卫生的公共投入上严重不足,更是加速了各种疾病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现在将近有一半人口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国内亦有研究者指出,在卫生总费用、私人卫生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公共卫生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不断下降:199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747.97亿元,2003年达到6584.1亿元;但其中公共卫生费用仅从1990年152.98增至2003年897.69亿元,而私人卫生费用则从1990年549.99亿元增至2003年5686.41亿元, 私人卫生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1990年的79.55%上升为2003的86.37%.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卫生总费用有十分明显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趋势,政府公共投入严重不足。而2003年SARS在中国蔓延之后,中国人才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公共防疫系统非常脆弱。

中国的健康人口还占多少?古巴比仑王国的衰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巴比伦王国末期梅毒蔓延,当外敌入侵时,竟至于无法征到足够的兵力抵抗外敌。中国近来在讨论大国的崛起,但如果考量中国社会状况,可能讨论如何吸取大国衰落的经验更有现实意义。一个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健康的民族如何才能让崛起不至于成为一个自慰之梦,更是一个必须面临的问题。

秦 晖:新农村建设凸显“农民组织”问题

 

现在,让农民组织起来呼声越来越高,但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其中一个疑问是,村委会就是村民自治组织。既然已经普遍推广村民自治,村委会已经普遍建立,又何必另起炉灶,发展其他农民组织尤其是农会呢?

的确,现在呼吁搞农会的人,有的是认为村级选举有问题,所以需要农会来体现农民的民主权利。但问题在于:村组织如果真是农民民主选出的,就不需要农会了吗?同样逻辑:城里的政府如果也民选了,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工会、商会乃至类似民间组织?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有了民主政府还要不要公民社会?”既然民主政府是民选的,已经代表了人民,所有的公民组织是不是都可以不要了?这是一个太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成其为问题呢?

现在关于村委会到底是政权组织还是村民自治组织,是有争论的。但我觉得这争论的意义并不大,原因何在?在真正的宪政体制中,只要实行地方自治或者社区自治,基层政府就是自治组织,没有两者只能居其一之说。但这种自治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即公权力组织。这就决定了:第一它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左派、右派可以竞选执政权,但选上来的只能有一个。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既有一个左派政府,又有一个右派政府。那么,例如,在右派政府执政时左派如何表达其集体诉求?第二民主政权是一个地域性组织,从理论上讲它要代表所在地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其中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后者比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仍然需要各自的成员组织来分别代表。

农会不是“民主政权”,这当然不是说乡村不存在民主问题,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农会是维护成员自身权利的组织,政府是对别人行使权力的组织。农民如果能够自由组织农会,官员即便并非民主产生,其权力也会有制约,不能随意侵犯农民的权益。相反,如果农民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维权,即便是民选的官员也可能滥用权力损害农民利益。

农民组织与乡村治理的前景

我一直有个看法:熟人共同体建立权责对应可能更需要的是伦理约束下的自治而非民主。共同体越小,人们之间的持久互信和伦理联系越多,权力和责任就越容易直接融合为一,“民主”制约的必要性越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家庭中,儒家主张“父父子子”固不待言,即便是西方人也不会主张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父亲。原因很简单,父权一般都以父责为基础,“虎毒不食子”嘛。家外的熟人共同体,伦理约束就不那么可靠,但比陌生人社会还是有作用,而且它的“交易成本”较低。但是进入陌生人社会,伦理就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有制度安排来制衡权力、保证权责对应。

乡村的熟人社会也是这样,实际上熟人群中通常会有一些成本更低的功能,可以解决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集体行为中的权责对应等问题,如果合理使用这些资源,有民主当然不错,没有民主,也不见得就是大问题。其实许多不发达的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民主不民主,而真正最需要民主的,是那些缺少直接人际情感联系的陌生人社会,大尺度社会。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在陌生人社会建立权责对应的一种运作方式。

因此,中国最需要的应该是县一级(如果县以上一时还做不到的话)的民主。村一级主要是发展有效的自治。那么乡镇这一级怎么办呢?我觉得在中国很多地区,乡镇一级的确可以变成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成员可以是职业文官即公务员,由上级派任并对上级政府负责。当然前提是上级(县)政府本身是民主政府,它是民主政府的派出机构。那么,乡镇一级的农民公民权利如何体现呢?不一定体现于直选乡官,组织农会的权利更重要。有农会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跟政府沟通、谈判,我觉得不仅没什么坏处,反而可能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好方法。没有那么高的行政成本,那么多负担,还能保持一定的效率。老百姓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虽然乡官是派出而非民选,但权力有制约,责任可追问,不能为所欲为,农民有诉求可以通过农会来与之协商,乃至向上级政府请愿。他的施政仍然需要征得农民同意。我觉得这比在乡镇直选与否这个问题上相持不下,可能更好一些。

这可以说是“自治比民主更重要”。当然这里讲的是乡镇一级。就治理而言,我以为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人群应该有不同的主要治理方式。熟人共同体尤其是家庭,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家族与自然村主要靠伦理自治,乡镇这种人们偶尔能相遇的中等社区(施坚雅所谓的集市共同体)主要是本地自治组织和上级民主政府(包括其派出机构)的协调,县和县以上才主要靠代议制民主来治理。遗憾的是我们的现状完全是倒过来的:在熟人共同体中(文革时甚至在家庭中)搞“民主”,在陌生人社会反而不搞。农村中的很多问题都由此而来。

农民组织不仅仅是种田人的问题

有人认为,在城市化明显加速的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主要是进城农民工的问题,而不是农村本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说也不无根据,如今我们谈论“农民组织”,并不仅仅意味着种田人的组织,正如“农民问题”在中国不仅是种田人的问题一样。笔者最近曾撰文认为,很多地区与其政府补贴一部分又强制农民付出一大部分钱财,在农村修那么多所谓新农村住宅,只是供打工者春节回乡住几天,还不如拿这笔钱在城里给农民工盖廉租房。

还可以说得更实质一些。中国真正的问题恐怕不是什么“三农”问题,中国的“农业”、“农村”问题不是主要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以人为本”,如何对待占我国公民大多数的那些“人”,也就是对待“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中国的所谓农民问题,从来不能仅仅理解为种田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被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其如今是否种田)的问题。众所周知,那些人现在很多都在城里,解决“问题”不考虑他们能行吗?

农民问题不一定是农村的问题,它不一定表现在农村。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在户口簿上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都是应该解决的。我们讲的农民既不是指一种职业,不是指种田人;也不是指一个阶级,因为“农民”中有穷人也有一些富人,有雇工也有老板。即便是富人,是老板,他们也仍然是农民,所以才常常称什么“农民企业家”。而作为“农民”,他们的权利维护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所以强调维护农民工权益是完全应该的。新农村建设花在农村的钱,相当一部分如果用来给农民工提供公共品,恐怕更好。但这当然并不妨碍我们关心农村问题。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农民一时进不了城,还不能不呆在农村。

新农村建设如果真正有意义,就应该把权利交给农民,农民愿意进城,你就得维护他在城市中的权益。如果农民愿意留在农村,你就得维护他在农村中的权益。回避了“权利”这个关键,不管鼓吹“城市化”还是“反城市化”都会侵犯农民利益。按照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状况,城市化的进度可能是有限的,它能容纳的人口也可能是有限的。但是这一点儿不会减少、而且恰恰应该是增加了农民权利问题的尖锐性。

本来从农民的意愿来说,他是否进城取决于他在城里能不能找到工作。如果工作不好找,一般人是不会贸然自断后路,把土地卖掉的。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农民对自身利益的算计不比市民差。他们不是傻瓜。他会不会一边保留土地,一边进城去看看?完全可能,而且通常就是如此: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他就回去了。八字还没有一撇,什么信息都没有,就随便把土地卖掉,然后自己跑到城里去流浪——这样的二愣子也许有,但肯定不如土地被别人看中然后不由分说就被撵走的“失地农民”多。换言之,如果条件成熟,农民会希望进城;但如果条件不成熟,农民不会贸然进来——除非你圈占了他的土地把他赶出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因此,如今围绕新农村建设方向的一种争论其实很不得要领:有人说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加速城市化的建设,是促使农村“有序消亡”的建设;有人则相反,认为“三农问题的出路不能是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把各种要素留在农村,以实现“乡村复兴”。其实中国地方那么大,有的地方城市化很快,有的地方会长时期保留大比例的农村人口,怎么可能一刀切地讲“城市化”或者“农村复兴”?

但不管“城市化”还是“农村复兴”,根本问题还是一个农民权利问题:是否进城,农民可不可以自由选择?农民的命运必须捏在官员手里吗?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要圈地了就一道命令下来,通过简单的行政区划,把农村变成城区,人为地把农民赶出土地,赶进“居委会”。农民不想要城市户口都不行。一旦觉得进城农民是个麻烦,又一道命令下来,给农民设置很多就业门槛,租房门槛,甚至强行驱赶,人为地把农民拦在农村。农民是进城还是留在农村,很大程度上不能自由选择,只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需要。我曾经指出中国的变化存在着一种“尺蠖效应”,就是或“收”或“放”都是那些强势者得利,忽“左”忽“右”总是这些弱势者吃亏。现在看来在“城市主义”与“乡村主义”之间也有这样的尺蠖效应:乍“城”乍“乡”都在要农民付出代价。

总之农民问题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城市化进程不是消除了、而是突出了这个问题。而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组织。农会问题如今受关注,原因不过如此。

新农村建设更突出了农民组织问题

这些年来农民给人以“弱势群体”的印象,许多人出来为农民说话,中央领导也高度关注农民问题。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归根结底,别人为农民说话,何如有个组织让农民说出自己的话;别人维护农民的权益,何如有个机制让农民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农民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别人如何代他维护?如果农民没有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他们的其他权利又如何能够维护?农民缺乏这种权利,不要说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可能损害他们,就是有人好心想要帮助他们,也有可能难以成功,乃至好心做“好事”却很难有好效果。

特别是现今的新农村建设更凸显了这个问题。今年财政当局宣布本年度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充分体现了本届国家领导人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但是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财政投入不能重蹈‘部门分肥’的覆辙”,和“财政投入如何与农民的需求对接”的议论。的确,我国基层的“财政饥渴”由来已久,农村税费停征后如何弥补基层财政缺口也一直没有明确,许多地方越来越依靠“卖地财政”,使“圈地运动”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国家三令五申仍未理出头绪。在这种情况下如今上面凭空掉下这么大个馅饼,假使诺言兑现,这笔钱谁来接?平分给9亿农户自然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的农民又不像日本、韩国乃至台湾农民那样有发达的农会、合作社等自治集体来对接这笔财政资助,那么就只有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来瓜分这笔巨款,再靠他们凭良心给农民提供“服务”了。

让农民组织起来

其实“组织化”并不是个新问题,早在建国前就有那篇名文提出,把农民《组织起来》!问题不在于农民该不该有组织,也不在于农民自己想不想有组织,而在于农民以外的一些人想要怎样的组织。

一位“三农”专家曾说:当年搞强制集体化是有道理的,因为国家与无数分散的小农户打交道“交易成本太大”。可同样是这位朋友,跑到工会农会都高度发达、农民组织化程度很高的印度去考察一番后又说了:印度没希望,因为他们的官员、企业和工会农会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弄得连圈地修高速路都搞不成。原来他讲的“交易成本”不是科斯说的那种全社会为维持“交易”付出的总成本,而只是为强势者单方面计算的“成本”。这么讲,那当然是古拉格式的“组织”最能为强势者节约“交易成本”(不许你“交易”,我自然就不用付“成本”了)。如果做不到,那只好让弱势者一盘散沙。否则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了,我对付他们的“成本”就太大太大了!

显然,这么看问题就无法跳出“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我们怕”的怪圈。我觉得只有摆脱这种心态,才能争取在农民组织化问题上、乃至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双赢局面。在这方面,如今最高层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提法我认为很对:那就是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所谓主体,就是要尊重他们的意志,尊重他们的权利。在农民组织问题上,这个原则尤其重要。

当然这决不是说官员和农民以外的人就不能为农民提供帮助。笔者的一位官员朋友很反感“官办组织”的说法。他说我是官员,可我的权力并不大,我帮助农民搞合作社和行业协会都是从农民的意愿出发的,并没有动用权力搞什么强制。我说这样当然太好了,你这样的做法是应该称赞的。官员帮助办的组织不等于“官办组织”。但这与指出“官办组织”的弊病有何矛盾呢?因为动用权力搞强制的现象如今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嘛。

可喜的是,如今像这位朋友一样,作为官员不仅不阻止、而且还帮助农民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注意不颠倒“主客”关系,自居于帮忙的服务者角色而让农民成为“主体”的事越来越多了。这表明农民的结社权和农民建立现代公民组织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让农民组织起来”,而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一字之差,真可谓千钧之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吧。

谢 泳:中国知识分子退步了




学者谢泳认为,经济上的独立并不等于就和体制完全脱离了关系

民间思想对政府改革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专业的东西插不上手

记者:邓小平作为中国的一代领导人,他对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谢泳: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开创了中国对整个世界文明主流的认识和评价,他在这方面是有洞察力的,他深刻意识到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他在选择承接历史的领导人方面,我个人认为,前后承接是比较好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振荡,在他晚年,这是一个重大贡献。

记者:邓小平处理问题跳出了意识形态,更切合了实际。

谢泳:从个人行事风格上观察,邓对抽象的理论似乎没有兴趣,李璜在《学钝室回忆录》中写过,邓小平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对人性有深刻洞察力。总体上来说,他使中国在发展方向上没有发生大的偏差。

进步是邓小平以后10年来的标志。特别是经济上,我觉得政治和思想上也有进步,这个国家,正在朝良性方向转化。

我想,邓小平的务实和他的坎坷经历有关,他顺应了历史实际。我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上世纪70年代广东人总往香港跑,有人给邓汇报说是阶级斗争,邓只说了一句“香港工资高嘛”,没有上纲上线。他的“黑猫白猫”论,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确实过上了好日子。

记者:那如果比较改革前后两个阶段呢?知识分子在改革过程中参与了什么?

谢泳:1989年以前,中国知识界比较单纯,知识准备不是很够,对西文文化的认识和评价比较简单。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生年代集中于1920年到1960年。从教育背景上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分界线在1920年,越往后教育越差,1949年后接受完整新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没读过什么书。总之,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深度和知识准备有明显缺点,但他们的精神和热情以及对中国前途的判断,至今没有过时。

上世纪80年代,体制内有比较强烈的改革冲动,而且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和民间的改革力量(比如大学、作协、社科院里的知识分子)的诉求是相通的,具体的方法也是相通的。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前,中国知识界大约有两年的沉寂时期。但“南巡”之后,中国知识界开始恢复常态,学术研究开始回到比较专业的水准。大约到了1997年前后,在政府层面,出现了比较职业化的官员,完成了从自由思想到职业规范的转变,政府官员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出现了清晰边界,改革的要求和冲动已经不在政府官员身上了,他们的改革要求走向专业化,一些技术层面比较专业的改革(比如司法体系、行政体系、人大制度的改革等等)力度很大。

记者:知识界的改革冲动为何不大了呢?是客观环境导致的吗?

谢泳:我觉得不只是客观环境的变化。民间思想对政府改革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专业的东西插不上手。行政有专业特征,知识界和民间在这方面即使有诉求,也比较容易和政府官员达成一致。差异在于,现在是政府官员主导行政改革,而民间的兴趣基本还在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的变革上,这恐怕是1990年以来的新特点。

记者:不同阶段的改革都有知识分子做了官,你如何看待知识精英从政?

谢泳:历届政府都有意从知识界,比如从大学、社科院吸取一些力量,比如王沪宁、夏勇,比他们级别低的也有一些“入阁”。

不同的时代进入政府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境界上差距很明显。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动力在富有行政责任的官员身上,他们和知识分子的改革冲动是一致的。上世纪90年代后“入阁”的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我觉得这也要两面评价,一方面行政体系比较完善,比较有秩序,做了幕僚就难免当传声筒,这是职业行政官员的素养,不能说完全落后。另一方面因为完全和政府认同,独创性的改革思路就减弱了。

在体制内还是有一撮有追求的人

记者:你的研究多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情怀,而且有独特的地方。

谢泳:我1990年后做的是储安平和西南联大,从专业的学术规范,可能有人不太认可。但我做研究还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特别是材料上,虽然是业余研究,但标准是专业的。那时网络还不太发展,相关专题成形的基本文献还没有出现,许多都要从头做起。即使到现在,关于储安平和西南联大,十几年过去了,完全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这方面知识的增量并不明显。

记者:你个人觉得现在的学术研究自由吗?

谢泳: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这分两个层面,研究什么是自由的。比以前时代还是自由多了,现在研究什么都不恐怖,但如果要完全让研究成果得到认可,要把研究出版、物化还有些局限。

记者:你现在是在山西省作协供职,在一个机构里从事研究,我国现在真正独立做研究的学者好像还不是很多。

谢泳: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获得了一些独立性,包括传媒也有很大发展,但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思想文化还是比较依赖政府,这方面的改革力度不是很大。可以这么说,所有的知识精英,还要依赖体制获得基本的生活来源,完全不依赖政府体制的知识分子还极少。

知识精英主要生活在几个场所,大学是主要活动区域,还有社科院、出版社、报社、作协等机构,也包括政府里面的一些有理想追求的官员,如政策研究室、发展中心一类。但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源基本由国家控制,大多数知识精英要依赖这个体制,所以完全的独立还很难做到。

记者:市场化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更多的生活手段,受到的约束是否少了?

谢泳:会好一些。比如,在和政治联系不紧密的行业里出现了空间,出现了完全独立的知识分子。只有经济的独立,才有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如果不能经济独立,难免向一些东西妥协。文化方面已经有些松动,比如书商,这是一个群体。上世纪80年代后的海归,他们在海外提前完成生活积累,在西方挣的钱,可以在国内过较体面的生活,不用为谋生发愁,可以独立做一些自己的事。现在也有一些比较自由的作家,比如王朔、韩寒等,但数量不是很大。画家等艺术家对体制的依赖很少,一旦成功,他们获得自由的程度比较大,包括一些导演,如贾樟柯、张艺谋。但经济的独立,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具备了脱离体制的可能,并不等于完全和体制脱离了关系,有时候是相反的。

一些自由的学人,经济上不能和艺术家相比,但也出现了完全独立做研究的人。可能有的人以前做过生意,研究完全是兴趣,但这个人数还是较少,没有普遍意义。

记者:对体制和机构的依赖是否会导致研究立场的变化?

谢泳:越依赖体制的那些学者、学术团体,他的独立性就越弱,越是在经济上和政府没有关系,他的独立性就越强,现在的情况是“左”的对体制的依赖性强,“右”的对体制的依赖弱或完全脱离。我觉得越不依赖体制学术就越纯粹。这种格局容易产生多元的学术,多元的文化,现在情况比过去稍好一些。

有人提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以为对与政府主张不同的人,要宽容。学术多元后,中国不一定会有大的振荡,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上世纪90年代后,媒体也发生了变化,在主流媒体之外,有很多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他们对媒体功能的认识和主流是有差异的。以不触犯现有法律和行政管理为原则,而不是简单听命,媒体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当然有市场的因素,但理想是支撑点。这10年来,思想文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体制内还是有一撮有追求的人。

把超女简单地和民主选举联系,我感觉有些天真

记者:这几年有一个现象,比如博客、超女。有媒体评论,这是草根的狂欢,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谢泳:我单纯地相信这是娱乐事件,可能与政治运作的某些方式相似,我不赞成放大它的功能。把超女的选拔方式简单地和民主选举联系,我感觉有些天真。我觉得博客对社会的影响会相当大,现在还不好估计。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自由度是它最大的优势。博客使平民对社会的表达有了一个出口,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刘军宁说文艺复兴就从博客开始,虽然是比喻性说法,但有一定道理。现在能建立博客的人,还局限于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希望将来很贫困的农民,随时也可以把自己的冤屈放到博客上,成为社会表达意见的一个通道。将来媒体从博客上获得信息源,恐怕也是新闻变革的一个方向。

记者:这两年有一个百家讲坛。2006年年轻人写历史,像《明朝那些事儿》等,好像历史谁都可以做,历史研究是否进入到平民时代?

谢泳:我觉得在电视上可以讲的历史,有普及作用,但对现成的历史知识,它不是加法,而是减法。为了通俗,不能有深刻的东西,去掉了很多专业的标准,在知识和学术研究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讲书的人传达的都是现成知识,没有学术性,或者说学术含量很低。

记者:刚才谈到贾樟柯和他的电影,你和他是老乡,好像一直很推崇他的。

谢泳:他的电影还是可以的,我比他大10岁。他的电影有比较重的人文情怀,他的作品反映了改革以来,特别是中国社会下层人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困境,主要表达底层人善良的一面,和这种善良在一个不健全社会中不断被伤害、被逼迫中的无奈,贾樟柯电影中有相当多温暖的东西。

他现在也不能说得到了主流的认可,至少主流不反感。我觉得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人也要警惕,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当然,政府能接受非主流的电影,也是开明的表现。

记者:这是你对他这一代导演的忠告?

谢泳:他们这一代导演总体上还是有人文追求的、不错的电影人,但是也要清醒,不能像张艺谋那样,完全为了市场而放弃价值。知识分子关键是定位。也不是说张的东西不可以,但不能为了获得利益而放弃别人对你的尊敬。早年靠反体制获得声望,这是基本事实,当体制对你不太制约的时候,表现出对体制的完全妥协,对知识分子、电影人来说,你的追求是值得怀疑的。这必须清醒,有时候市场也逼人。商业时代,一个境界不高的人,总会发生摇摆。

总的说这10年进步是主流,但在思想文化上还是滞后

记者:你研究过很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你现在还能列出这个时代中,对国家有真挚感情的知识分子名单吗?

谢泳:我现在列不出来,我倒是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但他们爱国的感情常常得不到理解。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因为教育的关系,对国家有很深的感情,后来的知识分子好像没有这种情怀了。这不是知识分子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的原因。

记者:中国过去的知识精英与国家关系是怎样的?

谢泳:举中国以前院士制度来说,是从以前的中央研究院过渡而来的,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体制,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平衡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因为放弃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政治和行政对学术的干预程度过深,作为国家学术制度的权威性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国家没有对知识精英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保持敬意,在深层制约了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从院士到学部委员的变迁,不只是学术制度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院士制度最终为学部制度取代,虽然最终又回到了院士制度,但作为学术传统,它没有回到以前所积累的传统上。

记者:当下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变化了。

谢泳: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真挚感情这个传统中断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是有的。这种中断很可怕,对中国文化传统影响很大。

总的说这10年进步是主流,但在思想文化上还是滞后。

记者:知识精英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与国家关系也在变化之中?

谢泳:在过去,总有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在承担上下之间的缓冲作用,国家是认可这种社会力量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已出现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比如律师、工商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等等,随着大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动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他们有可能承担起社会贤达的职能,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譬如21世纪的某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可以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声望、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

记者:有哪位知识精英能代表这个时代?

谢泳:好像没有谁能代表当下,如果要寻找代表这个时代精神的,过去有几位,到上世纪90年代后好像没有,对于知识界来说,有些缺憾。我想不出在道德和知识上,大家默认的一个知识领袖。

记者:这是知识精英的退化还是进步呢?

谢泳:肯定是退化了,从知识上来说。20世纪30到70年代出生的人,在知识上都是有缺陷的。中国经历了很糟糕的社会阶段,知识分子没有条件承传知识积累。我们过去的知识教育非常狭隘,道德教育虚伪,思想教育是失败的。

现在高官腐败的高峰年龄,是四五六十年代后出生的官员,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非常贫困的阶段,他们在非常匮乏的环境里成长起来。这些人简单说都很穷,不但物质,还有知识和思想,都很穷。加上法律不健全,道德的自我约束力极差。以后恐怕还是要在制度和道德两方面入手,特别是道德教育,一定要诚实朴素,不能再假大空那一套了。

对话人物·谢泳

1961年出生,山西榆次人。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专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校报编辑。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已出版《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杂书过眼录》、《没有安排好的道路》、《大学旧踪》等著作。代表性研究专著为《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血色闻一多》等。

谢泳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首发南方都市报

刘晓波:核讹诈的爱国主义(《单刃毒剑》之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七 核讹诈的爱国主义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回答驻香港的外国记者“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这一问题时,以流利的英语回答:“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所谓中国领土,包含使用中国解放军所属战舰及战机”:“如果美国有心干预”,“我们也有决心做出反应,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朱的核威慑言论一出,不仅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应,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仍然有比较热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对朱成虎的以下言论尤为反感:“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有网友马上计算出,如果中国真的准备牺牲“西安以东”与美国打核战,那么中国将遭遇灭顶之灾,西安以东的地域与人口,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的21个省、市、自治区,人口10亿,占全中国13亿人的四分之三。还不算整个台湾及二千三百万台湾人的生命。

据西方媒体报道,发自中共军方的这类威胁性言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它是中共鹰派的一贯观点。中共军事科学院教授、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罗援大校,早就有过此类表示;更高军衔的有中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他在1995年曾对当时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表示,美国人应当“关心洛杉矶,胜过关心台北”,言外之意,美国如果过于关心台北,那么美国本土很可能遭到我们的核打击。

人们当然也记得,1998年,两名解放军的校级军官合写了一本《超限战》,书中的主题就是不择手段地对付美国,包括破坏银行体系与股市的经济战、以非法毒品打击社会稳定的药物战、操弄舆情来瘫痪敌人意志的心理与媒体战、运用国际组织来遏阻敌人的国际法战、以及控制重要天然资源的能源战等。9.11后,鼓吹对美国的“超限战”,再次风靡于大陆的网络。

好在,中共官员并非个个都是朱成虎,文官的看法与军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即便同为将军级军人,刘亚洲的放言与朱成虎的狂言也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据中新社报道,就在朱成虎的狂言引发国内外的激烈反弹之际,曾任中共驻法国大使、现任中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7月24日在受邀为全国青联全委会的委员会们作国际形势报告时表示,看到有的媒体宣扬“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感到十分担心: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和平崛起的时候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他告诫说:“这时候理智很重要”,在和平时代,必须坚定地奉行“共赢、睦邻、安邻、富邻”的国际主义精神。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共政权,尽管还不具有善待百姓的为政之德,但起码还具有计算成本和收益的理智,即便是基于保住政权和权贵们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共现政权也决不会因台湾问题而与美国摊派。毋宁说,中共现政权的对美外交,仍然处在对内言辞和对外现实的分裂之中,奉行对内灌输仇美意识而对外力保稳定的中美关系。君不见,反分裂法之后,胡温政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反而迅速安排了国共领袖的北京会面;朱成虎狂言之后,中共外交部也公开强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针不会改变;胡锦涛访美之前,又是调整外汇政策,又是花五十亿美元的巨资购买40架波音。

朱的核恫吓言论,主要是针对美国而发,用不惜打核大战来显示统一的决心,来阻吓美国协防台湾。但我以为,他的言论不仅是针对台湾问题,也不仅是代表了中共“鹰派”的立场,而且是中共的一贯狂妄思维,其鼻祖就是毛泽东。再往深里追溯,这是所有极权者的共同狂妄逻辑。

回顾冷战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红色中国,所有极权者都有一种穷横本性,无一不对世界进行核讹诈和战争恫吓。是共产极权挑起了韩战和越战,是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一起挑起了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曾声言:过不了多久,我们苏联就能像生产香肠一样地制造火箭。他还不分场合地进行核讹诈,比如,他在英国首相艾登家中作客,当宾主在暖烘烘的壁炉前入座后,赫鲁晓夫突然对艾登说:“你知道摧毁你们这几个小岛需要几个核弹头吗?三个。只要三个。” 还是冷战时期,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曾对意大利进行核恫吓,他访问罗马时故意向意大利政要提起古城庞贝毁于火山喷发,暗示罗马城也可能毁于新的火山喷发——核爆炸。

现在,长期陷于经济危机且在国际上极为孤立的北韩,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用穷横的核讹诈威胁国际社会,以便在与美国的较力中开出更高的要价。就在7月26日重开六方会谈的前不久,朝鲜高官也声言:“我们可以打倒美国的任何地方。”

再看中共的穷横逻辑。毛泽东声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意味着极权者也是彻底的狂妄主义,头上无星空,心中无神圣,周围无法律,一向无所畏惧。用毛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害怕困难吗!文革时期,全国沉浸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狂热之中。

毛泽东似乎从来不怕打仗,更不怕核大战,尤其不怕与美国人打核大战。不怕与美国打核大战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多而美国人少,我们中国人不怕死而美国人怕死。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人命贱,美国人命贵,我们不怕用上百条中国人的命换一条美国人的命,而美国人却怕用一条人命换中国的上百条人命。所以,只要向美国人明确表示中国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首先动用核武器和美国拚命,美国就会退缩。

这种论调,与二战时希特勒的论调何其相似,希特勒在进攻英国前曾对德国百姓大声宣布:英国人不过是一群店主,我们一轰炸,他们就不行了。而结果是,英国变成了欧洲抵抗纳粹德国的最后堡垒。

当年,毛泽东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贬为“纸老虎”,最爱以“不怕死人”来要挟国际社会,多次声言中国人不怕打核大战。1957年在苏联。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前苏联政要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毛泽东如此露骨地蔑视生命,就连赫鲁晓夫听后都大吃一惊,认为毛泽东是“疯子”。

1958年,毛泽东谈到大陆可能因台湾与美国打仗时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与台湾开战,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最多整个福建打光了,死他个三千万,换来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值得。

毛泽东为了与美苏两强争霸,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不顾百姓生活,大搞核工程。1964年中国有了核弹之后,毛动不动就提出准备打核大战,显然是想通过核讹诈和战争恐吓来压倒对手,也就等于把全中国人作为他抗衡美苏的人质。

然而,独裁者们大都只讲实力而不讲道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独裁者们不怕自由国家,却都害怕另一个更强大的独裁国家。当年,毛泽东惧怕斯大林,怕到让中国人为苏联帝国及金日成政权卖命的程度。毛泽东太知道,斯大林象他一样心狠手辣,得罪不起。斯大林死后,老毛觉得出头之日到了,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非要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他动不动就声言“不怕与美国打核大战”,但他却不敢冲着苏联叫嚣核大战,他知道俄国人与他一样无法无天。珍宝岛冲突过后,勃列日诺夫真要对中国下手,甚至密谋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正是极权苏联对极权中国的步步进逼,让毛泽东感到了大祸将临的恐惧,他怕与俄国人打核大战。所以,他才不得不接受世界头号“纸老虎”美帝国主义的橄榄枝,握住尼克松伸过太平洋的联中抗苏之手。

原来,一向目中无人的毛泽东也有甘当鸵鸟的时刻。

毛泽东这套“不拿人当人”的恐吓逻辑,也不光是中共政权及其高官的逻辑,甚至不光是大陆愤青的逻辑,就连从未在大陆生活过的台湾“老愤青”李敖,也学会了毛泽东式的残忍,他在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中表现出的那种“不怕死人”、不拿人命当回事的口气,即便比之于毛泽东,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李敖有话说》第15集《漏油漏下来才能雨露均沾》中,李敖在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后说:为什么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毛泽东还要搞核弹?就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为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够抬头,为了国家能够进入太空,这个钱非花不可。有的人不懂事说,你把人送到太空,这个钱为什么不来救农民?怎么救农民?一双袜子,我告诉你一块美金,十三亿人口多少美金?怎么办?光着脚造核子跟潜艇,免得被帝国主义欺负,中国要的是这个。袜子,对不起,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问题的就是这样子。有人讲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告诉你,政治人物的判断,尤其第一流政治家的判断跟人民是不一样的,人民的要求跟政治家是不一样的。”

李熬大概没有推算过,按着当时的国际价格,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要挥霍掉411亿美元。如果在大饥荒时期用这些钱进口粮食,起码会让全国人在两年内吃饱,也就不会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此意义上,毛泽东为造原子弹而饿死的国人,超过死于两颗核弹下的日本人的100多倍。

中共号称:原子弹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但实际上,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在1964年就成功试爆核弹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核工业才于1955年起步,苏联帮助中共制定出1956-1967年12年核工业的计划大纲;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将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以及一系列技术设备,首先提供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命令苏联各部“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一批批中国顶尖的科学家赴苏受训。就连中国的核弹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圈定的。

李敖说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可能连凤凰卫视也觉得过分,所以在网上发布的文字稿时删掉了,我只能根据记忆来复述。李敖的大意是说:为了抵御美帝国主义,宁可穷也要造原子弹。别看我们穷,只能造一颗核弹,美国富,能造几千颗核弹,但就是这一颗也足够吓住美国。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能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我告诉你,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他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只要有一颗核弹能打到洛杉矶或夏威夷,贪生怕死的美国人先就吓死了,就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斯大林当年说“死一个人是生命,死一百万只是个数字。”毛泽东声言用世界一半的人口换来社会主义的胜利;朱成虎声言用“西安以东”来换取美国的百个城市;李敖声言用中国二百座城市的毁灭换美国一座城市的毁灭,用十三亿中国人的血肉换二亿美国人的血肉。

这是多么一脉相承而又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

这种“以人命为刍狗”的强国逻辑,是典型的暴君逻辑,毛泽东如此,萨达姆如此,金家父子如此,他们的追随者亦如此。

狂妄得目中无人的老毛,亏他当政时中国的实力太弱,再想通过核大战称霸世界,也只能快快嘴皮子而已;崇拜老毛的李敖,亏他只是个狂傲的文人,只能说大话惑众;放言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朱成虎,亏他只是个不掌兵权的少将,口出狂言发飙,还不会变成中共现政权的决策;

狂妄的纳粹和日本败于二战,狂妄的前苏联败于冷战,这样的教训已经在告诫所有国家,越是实力处于上升过程的国家﹐就越要以温和谦虚的姿态面对世界,而越是狂妄就越容易导致对外政策的失误,也越容易招致世界的反感。而任何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哪怕仅仅过过嘴瘾的口头失误,都将支付更多外交成本。

当独裁政权用“万物为刍狗”的冷血对待生命之时,它不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国人民,而且可以集中全国资源用于独裁者决策的实施,即可以拿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作赌注来恐吓世界;同时,独裁权力特有的狂妄,也会使它不断高估自己的实力和别人的恐惧,从而将本国和世界拖入残酷的战争。

极权者之所以个个如此穷横,最大的资本是被他们劫持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们。极权者在本性上的好战和视生命如草芥的残忍,根本不在乎人命,饥荒饿死或迫害致死也好,在战争中充当炮灰也罢,在极权者的眼中,最宝贵的生命不过是供其驱使的群羊而已。只要独裁制度不变,随着国力军力的提升,患有权力狂妄综合症的疯子就会越来越多,越是疯狂也就越是冷血;越是冷血,也就越容易把本国人民投入战争,越容易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

如果中共真的狂妄到率先向美国投核弹,那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肉炸弹”,最疯狂的“自杀性攻击”,因为中国将遭到美国数百核弹的反击。国家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恐怖分子的自杀性攻击所利用的人肉炸弹,是自愿献身的狂热分子;而国家恐怖主义的核弹自杀性攻击所利用的人肉炸弹,则是数以亿计的被绑架的无辜生命。

2005年8月15日于北京家中

傅国涌:伤害文化尊严的不是恶搞

 

有朋友来电告诉我,中国美院院长在广州开个人画展时,批评了时下盛行的“恶搞”现象,认为这是对文化尊严的伤害,其中点了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该院长还指出,“戏说”的背后是文化的犬儒倾向。这种犬儒倾向以貌似的率真来游戏人生,以自谑谑人的方式来恶搞艺术。面对这种现象,艺术的创作必须坚守道德的力量,必须坚守人文关怀。对于这些观点,我有不同意的,也有同意的。

先说不同意的。以电影为例,从《无极》到《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动不动就耗资多少个亿、号称票房多少个亿的商业大片无疑代表了今天的主流文化,是典型的强势话语。他们在文化上的堕落,陷入了唯物质主义的泥潭,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是他们的旗帜,旗帜的背后是票房至上、商业利益至上,已完全抽空了文化的灵魂,离开了人类正常的精神空间。如果要说对文化尊严的伤害,那么这些年来对本民族文化的伤害首先来自那些声名显赫、占据着文化主导地位的名流精英们,或者说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犬儒倾向。千千万万的弱者、普通人、边缘者对此除了吐唾沫,向来毫无办法,这个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胡戈出现了,挥舞土制的戈矛,瞬间就将笼罩着虚幻光环的商业大片解构了。于是,从网络到媒体一片欢呼。直到那时,孤陋寡闻如我,才第一次听说“恶搞”一词。我个人以为,这样的“恶搞”实际上恰好是“善搞”,是对那些不可一世、赢家通吃的文化大鳄一次“正搞”,是还原文化的部分真相,在这个特定时代重新恢复起文化的一点尊严。这确实说不上“娱乐”,更不是什么“娱恶”,至多只是对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泛娱乐化”一次小小抗议,是对日渐脱离文化轨道的“四化”(时尚化、娱乐化、游戏化、商品化)说了一次“不”。如果“恶搞”都是这样,在我看来,不仅不应该批评,还应该鼓励、提倡,应该发扬光大,让那些号称“正搞”、“善搞”,用金钱堆积起来,用血腥、色相包裹的所谓杰作在“恶搞”面前纷纷现出原形。与其匆忙给“恶搞”戴帽子、下结论,还不如静下心来先想一想产生“恶搞”现象的深层原因,想一想“恶搞”为什么受到广泛欢迎。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戏说”时代,把一切都娱乐化、游戏化,我同意这背后呈现的正是文化的犬儒倾向,是许多以文化为业的人尤其是掌握优势资源的大腕、大牌纷纷丢盔弃甲,躲进犬儒主义的深宅大院中。犬儒本是个外来词,在古老的象形文字中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与之完全对应的词。很久以前,英国哲人密尔就说过一句名言:“专制使人变成犬儒。”我们现在所说的犬儒是指玩世不恭,貌似看穿一切,骨子里却对红尘的利益极为在意,只承认躯壳、肉欲,不承认精神、灵魂。也就是“只认外在的世俗与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一个社会到了号称文化精英的那一部分都大面积地犬儒化时,这个社会在精神和价值层面确实就陷入了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绝不是“恶搞”伤害了文化尊严,而是犬儒主义的盛行伤害了文化尊严。

那么,是不是“恶搞”导致了犬儒?还是犬儒导致了包括“恶搞”现象在内的一切?这个问题是值得澄清的。众所周知,所谓的“恶搞”往往都没有掌握公共资源,没有有力的平台,没有动辄若干亿的资本支持,“恶搞”一般来说出自民间、底层、边缘、草根,不登大雅之堂,“恶搞”本身是多元的、千姿万态的,并不是一种形式、一个态度、一个方向,不是一块铁板,不同的“恶搞”有着不同的动机和倾向,不能一概而论。而且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与“恶搞”艺术中的犬儒倾向相比,那些夜夜笙歌,在主流媒体、黄金时段、全国影院铺天盖地,最大限度地开动宣传机器狂轰滥炸的“善搞”艺术,它们歌颂秦始皇、歌颂历代君王,把一个个主宰大地万物、杀人不眨眼的古代统治者打扮成爱民亲民、英雄伟大的标本。要坚守道德力量和人文关怀,批判犬儒倾向,我觉得首先应该抓住它们,抓住这些“只为君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的作品,而不是把目光投向民间的“恶搞”艺术。随着文化艺术领域正气的抬头,新人物、新作品的诞生,“恶搞”终究会渐渐退隐。

--首发南方都市报

樊百华:民众的金融不安全(《1989后的中国》之二十)

 

1989年以后,共产党对各类官员、少数知识分子实行了高工资笼络的政策,对普通工农依然实行低工资、低收入政策。工农的低工资低收入已经是种种强制性剥夺后的结果,例如农民在得不到任何公共品服务的情况下,还反过来经受剪刀差、乱收费、高价农资、农产品低价收购等等欺压,工人几十年被克扣的福利到1998年就达到4万多亿,这引起例如吴敬琏等少数经济学家的愤怒,并提出通过无偿转让“福利房”、“国有股减持再分配”来补偿老工人。其实,这些年各种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员工,更积累起新的惊人欠账!数千万进城农民经受着目前人类最残酷的剥削,即便是所谓的白领阶层,实际上也被通过加班、高强度利用,榨取了很高的剩余价值。

我相信中国人并非省吃俭用的族群,事实上,中国的有钱人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狂热令欧美社会吃惊。但中国的普通民众为了哪怕是泡影般的住房、养老、子女教育,不得不节衣缩食将原本很少的收入储蓄起来,有的还用于各种投资,例如炒股。但即便是储蓄、投资也多是陷入了另一轮被剥削。

首先是相对高的通货膨胀。尽管这些年政府对物价的上涨幅度用大力控制,但是,从垄断行业到农产品,哪一样不是一涨再涨?每年年初政府都宣布力争将通货膨胀的指数控制在多少多少之内,实际上举凡水电气公交医疗教育住房蔬菜肉类,民众没有不喊高的。我个人的感受除了水果、纺织品、牙刷牙膏价格基本稳定,多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让穷人犯愁。经济专家几乎都承认:存在银行的钱是付利息。大概与市场分割有关吧,人民币对外在升值,对内呢,应当是在贬值。

一些人对中国的居民储蓄持续增长津津乐道,有的更将此作为“经济主义改革”伟大成就的证明,可事实呢?有专家指出,带动中国储蓄高增长的收入并非都来源于国民收入,而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国有资产的流失。由于大量不进入核算体系的“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的急剧膨胀,使储蓄率快速上升。而这部分从国有资产流失中置换出来的储蓄并非社会财富的增长,因而缺乏可靠的物质基础。储蓄在社会各类成员中分布极不均衡这一现实也可以印证以上观点,据统计,到1996年底,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中20%是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口占有82.2%的存款,97%以上的普通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仅1080元。十年过去,中国的基尼系数据一项香港与内地两地学者合作的调查研究,已经达到5·4。最近有传媒披露贪官的银行存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日存万金。中国的老百姓是有被迫储蓄倾向的,但中国的高储蓄首先是权力集团对老百姓偷盗抢劫的结果。

中国的高储蓄不等于老百姓高储蓄,这种储蓄高速增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同时又意味着一种恶性循环,因为通过高储蓄回笼的大量货币贷出以后,并未形成有效投资,没有为社会提供有效供给;而在新一轮循环中,这部分货币又以更大的比例和规模转化为灰黑色收入,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储蓄来源。于是储蓄自身形成了一个没有经济效益的封闭性循环。有些贷款根本不经过产业循环就又回到银行手中——例如中国式的资本运作多为空手套白狼,银行只是低价购买公共资产者的担保方而已。“货币空转”(对腐败来说不是空转)所导致的高速储蓄并无实际财富增长相伴随,而是一种隐蔽性的改变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途径。

储蓄泡沫、放贷混乱当然意味着储蓄的实质不安全。看2004年年初的审计资料——

国家电力公司“财务报表虚报盈利,损益不实,且存在巨额潜在亏损;因为管理不严,该公司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目前已上报的该公司案例13件,违规资金就达10亿多元。这公司是1997年国务院出资1600亿建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总资产达到1.8万亿。后来通过所谓改革分成几家公司,国家电力公司不复存在。而在给国务院只有8000万的审计报告中,财政部被点名10次以上。一处这样写道:“财政部在专项转移支付和年终结算中为本系统安排一些资金。特别是一些司局利用职权向地方财政对口处室安排资金的做法由来已久,审计署多次提出异议,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2002年,财政部在分配社会保障、中小学建设等10项补助资金时,将国家明确规定不应给予补助的地区和单位纳入补助范围,共超范围安排5亿元。”在规定安排给落后地区的10所学校的4450万专项补助款中,补助给了不应当补助的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2所院校2500万元,占该项补助款的56%。

报告还说到“一些国债项目损失浪费、效益低下问题比较严重”,例如总投资58.41亿的污水治理项目,有15个项目未按计划完工或开工,有7个没有达到设计要求。

还有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原总经理肆意侵吞国有资产,“1990年代中期给国家造成近10亿元损失,但7年来始终没有被追究责任。”“至今仍然未见被查处迹象。”(引自《法律与生活》2004年2下半月)

金融不安全直接指银行的内部人犯罪。说几个江苏的例子——

1964年,现年55岁的王士英结束了在徐州银行干校的学生生活,被分配到东海县农业银行任现金出纳员。她曾多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一道道耀眼的光环套在这位“女强人”的身上,职位也不断升迁,从出纳员到会计科长、副行长,1995年3月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连云港市港口支行行长。

1995年8月,从中国银行连云港市港口支行调到苏州市苏州物资集团财务公司任营业部经理的尹世勃,找到了昔日的老上级王士英。尹世勃一开口就向王提出拆借1000万元人民币资金的要求,并暗示给王士英一笔相当可观的好处费。两人经过一番预谋,终于达成一个肮脏的协议:“中国银行连云港市港口支行拆借700万元人民币资金存入苏州市苏州物资集团财务公司账户,苏州物资集团财务公司除付15%的高额利息外,另付2%的“好处费”给王士英个人。初次尝到了甜头的王士英,感到钱来得太容易了。……(取自1998年9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万成 刘钧 文)

    1998917《江苏法制报》报道,1998年1~7月江苏省法院新受理各类一审金融诈骗犯罪案件113件,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金融犯罪有愈演愈烈之势。报道称:“当前我省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犯罪势头猛。二是手段多样化,新类型案件多。三是涉案金额高、社会危害大。……”报道介绍说,近两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一些单位和个人利用群众想获取高额回报的心理,违反金融监管的规定,以较高的利率或利率加分红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杨建朝、程景恩两位作者在《金融系统经济犯罪的新特点及预防对策》一文中作了如下相关分析:⑴ 犯罪类型比较集中:多是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犯罪,其中挪用公款罪的比例较高,而且多是部门和个人利用“小金库”的资金私自放贷。河南省漯河市检察机关去年以来查处的19件金融系统经济犯罪案件中,挪用公款案就有15件,占78%。⑵ 犯罪数额巨大:特大案件比例上升,犯罪数额多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元,国家遭受的损失较其它行业犯罪严重。近年来,新闻媒介披露的犯罪数额在几千万甚至数亿元的经济犯罪大案,90%以上发生在金融部门。⑶ 犯罪手段更具行业特色:主要是直接管理现金的人或掌握一定贷款审批、办理权力的人将回收的贷款、吸收的储户存款、私自拆借的资金不记账,直接侵吞或挪用;或者伪造存折存单,冒名取款;或者涂改账目、票据,变造凭证,偷支储户存款等。⑷ 犯罪动机已从单纯享乐型向投资营利型、追求金钱的再增值转化:如发生在浙江省的全国最大的挪用公款炒股案。浙江省嘉兴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经理李伟民、副经理沈加增、报价员秦学军、电脑管理员叶利根,为炒股从1992年12月~1994年11月累计挪用公款1.89亿元。⑸ 作案人作案潜伏时间较长:即在几年内连续作案……

要是银行工作人员贪污了钱,他们会存在哪儿呢?只要存在国内,我就希望有朝一日,政治民主化到来了,能“扒”出来。可是,你怎么知道哪些钱是“黑社会”的呢?办法是有的,而且小学生也能想出来,但共产党老人们当然想得更复杂,所以,“实名制”出台的设想阶段特别漫长──希望不是在为罪犯们转移赃款提供时间。“实名制”这词,首先让我联想到匿名文章、化名文章之类,原因在于作者至今犹怕惹文祸。1998年底,“新政”出银行居民私人存款拟行实名制的设想。一听就不是冲我等百姓的。为什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立即实行这小小不然的实名制的呢?我估计这消息出来后,一些人便加速了提款并转向境外的速度。果不其然,2003年网上披露的各地贪官外逃的消息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了。有高官装糊涂,并且以“缺乏确凿证据”为由,为不在网上发布通缉令辩解。惹得著名时评家鄢烈山先生站出来怒斥:真是强词夺理,难道公安部通缉的不都是“犯罪嫌疑人”吗?烈山先生真是洞若观火。如果我掌握到有关权力,就一定会从实名制而请求境外相关国家冻结有关“华人”的银行存款(这该是国际法和联合国人权事业的内在要求)和“保全”其财产……说白了,我想为追回那10-30万亿民众的“血汗”钱而奋斗!这事固复杂,这里也就不多说让“聪明人”笑话的话了:君不闻“阳光议案”在政治局投票三次未能通过吗?唉!

1999年1月15日《周末》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假名存款使反腐倡廉困难重重》。文章介绍说:1993年新中国最大的一起招生受贿案有了结果,四川泸州市招生办副主任石仁富被判处死刑。此前司法机关对石宅搜查时发现:石拥有银行定期存单63张,计50.35万元;各类企业、银行债权、信用卡280多张,金额24.8万元;现金8.5万多元。原河南省汝州市市长徐中和、原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长王建业……当他们东窗事发时,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场面:司法人员从其家中的各个角落搜查出人民币外币存单、国库券、债券、股票等各种有价证券。这些满载赃财赃利的金融债券上或直接署着当事者的大名,或署其家人、亲属的名字,或署着一些只有当事人才知晓的假姓名。

虚名不行,实名就行么?那时我想,即使实行了“实名制”,中国特色怕还是免不掉的。没有证明有罪就不能通缉贪官的事实,不是证明了我这个关心政治的外行的猜测么!小小不然的“储名制”啊,可真是能见“太阳”的一滴水哩!中国的事,真让人感慨万千哪!中国第一公子不是早已被安排到境外逍遥去了吗?

网上的外逃贪官资料,详细记录了各省市总共数以千计的贪官外逃、失踪的人数,都是论级别上档次的,还披露某摩天政要在外国银行数亿美元的存款。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官方的核实,这里不敢引用,否则要吃官司的。但外逃、失踪屡见不鲜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外逃、失踪当然以资金转移为前提。让我注意的是:外逃贪官动辄随身携带数百万资金,且都有合法现金携带手续,可见应当有用的实名制没用,更可见资金外逃是一个黑白联手的系统工程。中国的许多枝节改良,实际上在为各种犯罪销赃匿迹提供保护或者延缓受到惩罚的时间。试问,有什么阳光法可以保障检察官从银行自由侦查数以万计的厅局级以上高官及其亲友的实名账户吗?当然没有,除非有了党政领导的批示,例如对极少数撞上反腐枪口的贪官。对老百姓的监督来说,实名制与虚名制无甚区别。连赫然耸立的多占的住房都能在老百姓眼皮底下堂皇地经二级房产市场出售,何谈埋在银行保险柜中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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