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残酷迫害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周年。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祭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事件。民族罪人和卑劣小人，民族英雄和一代知识分子风骨，都将以他们的言行而在史册中找到自己应得的位置。这一令神人共愤的事件应当成为中国当代历史教科书上的一页，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起而抗争专制政治、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的伟大、悲壮的一页。他们以热血和生命、流放和监禁、青春飘零和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在当代民族文化史上书写了一段苦难的精神历程，向后人昭示出当年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大义凛然的风骨。
章诒和女士《最后的贵族》一书，从各个侧面，真实、生动地塑造了那群在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性格形象，读来发人深思。在当代中国媚俗书籍、垃圾书籍招摇市场之际，此书尤为难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个版本，恢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本《往事并不如烟》中被删掉的部分，而且有所补充。
我用一天时间读完此书，第二天清晨，登上西行洛矶山札斯帕国家公园的宁静列车，望着窗外郁郁葱葱、碧蓝澄彻的山林湖水，头脑里却长时间盘旋着书中的人物及其命运，毛泽东及其政治对手（所谓右派）之间的文化对立，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问题，以及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出路诸问题。
这本书吸引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切入点选得好。作为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传主去写，也不写家史，而是别具匠心地落笔于父母的几位朋友，诸如史良、储安平、张伯驹潘素夫妇、康同璧罗仪凤母女、聂绀弩、罗隆基，从这些人物与她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和交往中，既写出这些人物，又烘托出自己父母的性格。这种写法和角度，既朴实又巧妙。
一九五七年之际，作为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孩，对于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之精神世界和痛苦心理，虽有不少觉察，但毕竟还不能有多少理解。然而，作者那时候特别是后来“文革”十年中却与父亲的那些朋友们有过亲身接触和往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世事艰辛的体验，特别是后来自己竟然也身受迫害而入狱，这种来自亲身实感的记忆，伴随着内心的体验，落笔非常自然。这是作者朴实和聪明之处。朴实本来就是一种聪明。
这本是一部令无数知识分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令人扼腕、悲愤泣血的千古冤案和痛史。然而，作者叙事绵密，讲究章法，态度沉静，无论是感情，还是议论，都可见出笔端有控制。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捕捉笔下人物一点一滴小事，一言一语谈论，透露出人物的性格、世道的黑暗、人们的善良和软弱、愤慨和恐惧。这是此书巧妙和动人之处。巧妙会生出动情力。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直面事实而表现出来的真率和勇气。它揭露人性的丑恶，诸如吴晗痛骂和诬蔑罗隆基，胡愈之的双料身份，浦熙修翻脸痛揭同居者罗隆基，等等。它揭露人性的复杂和弱点，诸如史良的雅洁、精致的个人习性和生活，对人的友情以及疾风来临之际的变脸，被批斗时坦诚内心那段无果的爱情。它还勇于自承自己也告过密，在监狱里监视和记录同狱女囚的“反革命”言论，致使那位发疯的女囚惨遭枪毙。
作者不回避这些惨酷的事实，让读者真实而深刻地看到人是多麽容易在残酷迫害下堕落成自己曾厌恶的东西，政治打击和人身迫害又是如何把那些在知识界和政界曾经似乎人模人样体面过的中国人变成卑贱、无耻之物。那些翻脸反戈、落井下石、害人以自保的人，践踏了自己的人格，他们活得不如那些被他们凌辱的“右派”们体面。面对国人的种种丑恶与卑贱，人们不免这样反省：这样的国家和政权，剥夺了人的尊严和高贵性，把直立的人变成匍匐的狗，这样一个没有个人独立人格的国家，焉能有什么国格？这样一个卑贱、屈辱的民族，谈何脊梁和骨气？
大约十八年前，胡风先生的夫人梅志女士曾出版过一本回忆录《往事如烟》，那时我曾为此书写过一篇评论。现在，章诒和女士把自己这本书的大陆本题名为《往事并不如烟》，似乎见出两代女性在反思往事时的各自性格。年轻的章女士曾在“文革”中与梅女士监禁和劳改于同一个农场。章女士的书名，见出一种顽强的血质和悲愤的情怀。曹操曰：刘景升之子如犬豚。辛弃疾曰：“生子当如孙仲谋”。章伯钧的女儿，应当如此。
血写的历史，不可淡忘。可惜，当代新一代人依然健忘。特别是处于物欲横流
醉生梦死、不怕腐败就怕反抗的“新时代”，太多物欲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正直和良知再遭放逐，成为社会边缘的孤魂野鬼，这不是与五十年前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麽？
二
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本写当年右派群体的书，有这本《最后的贵族》这样生动而亲切，这样能够见出那些被打成“大右派”和遭到文化迫害的人们的个人性格，包括他们的信念和观点，性情和趣味，爱情和追求，优点和弱点，以及他们个性中闪射出来的那种出类拔萃的高贵性、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和无可奈何的悲愤之情。这一点，在罗隆基、储安平、章伯钧、张伯驹、聂绀弩等人身上有着强烈表现。
章、罗等人反对一党独裁和政治专制，主张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主张党派平等和自由竞选。他们对共产党执政以来暴露出来的诸多本质性痼疾，做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年轻才子储安平以“党天下”三字对中国现实做了准确的概括，并且以愤然弃世来傲然抗拒毛泽东们对他的迫害。罗隆基则早从1929年就与胡适、梁实秋等人共同倡导和高扬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理念，勇敢抨击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及其对人权的侵犯。他们不愿做共产党政权的婢女、花瓶或喇叭。他们的政治理念和道义勇气，显示出他们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正确方向之代表。他们的肉体遭到邪恶势力的凌辱和毁灭，他们的精神却昭示出中国的未来，他们的灵魂归于永恒。
以章伯钧为代表的这些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和熏陶、见过大世面的知识分子，与那些植根于恶俗文化、长年在山沟里滚、窝里斗、精于玩弄政治骗局、毫无道义可言的人们之间，不仅是政治的对立，更是文化的对立。正如走兽与飞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出身绿林大学的毛泽东们，不能与出身柏林大学的章伯钧们有共同的素养、理念、情志，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奇怪。
你跟他讲康德的道德律令，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他却骂你迂腐，不懂政治，于是滔滔大谈刘邦往儒生的冠帽里撒尿，秦始皇只杀了四百六十个儒生，实在没有他气魄大，曹操耍阴谋如何伟大，武则天面首成群，诛戮异己，谁敢说男尊女卑！你和他谈法律的尊严，他对你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终于抓住他，说他耍阴谋，倡鸣放，诱人上钩，他却狡辩说：“我耍的是阳谋。”你能和这类人探讨问题麽？你能和这类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麽？你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麽？你一放，他马上诬蔑你是毒草，必须立即除去。你如果及早认识到，这种人实际是混迹人间、随意到处捕食的一种野生动物，那你就是彻悟了。因此，那片土地沦为坑蒙拐骗、贪污公行、走兽横行的乐园，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章、罗、储们被一群地头蛇所害，这也是中国历代庸人之恶俗社会的规律之一。在这片土地上，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原因很简单：君子做任何事都有道德律令在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小人却只有个人之得与失的谋算而毫无道义观念和顾忌，因而无所不用其极。因此，那些胜利者，常常成为臭名昭著的恶棍奸人；而那些失败者，往往成为名垂千古的志士仁人。这也是中国社会的怪异现象之一。在这里，你必须拿着大顶看世事、看人生、看成败。
这片土地上，无一处不在变戏法，无一事不魔幻，无一物不迷离，它本应当是魔幻现实主义成长的最肥沃土壤，可惜却被拉丁美洲人拔了个头筹。这也不奇怪。因为那需要想象力，而想象力需要多一点自由的空间，这恰恰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没有魔幻现实主义，这又在情理之中，怨不得别人。我们的名利物欲把颟顸的心灵填得满满的，哪儿还有一点儿空灵，一丝闲暇？
三
在一九五七年之际，面对共产党专制这一死路，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观念涌现出来。一些知识分子提出要“轮流坐庄”或“轮流执政”。他们显然洞见毛泽东之辈在文化上低劣、在野蛮上有能、在治国上无能这一事实。他们深知，这些人是绝不能把中国民族引向健康、幸福和尊严的人间正道（九年后毛泽东犯下更深重罪行，玩弄阴谋而发动“文革”，把中国民族引向崩溃，就是又一个有力的证实）。这些敢于针砭时弊、敢于抨击共产党罪行的知识分子，想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以挽救中国民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道路。然而，他们这种道义激情和民主情怀却遭到黑暗的毛泽东势力的残酷打击和毁灭。
毛泽东以讽刺的腔调，说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政治设计院”云云。这话倒是引人深思。毛泽东非常明白，他的这些民主党派对手们，几乎个个都是知识精英、文化翘楚，富于思想活力，善于思考问题，眼光敏锐多智，有着深厚的人望、社会基础以及国际亲和力与影响力。特别是，毛泽东意识到，这些人具有坚定的民主政治观念、人权意识、自由意志，有一整套与专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鲜明对立的民主政治理论和法制社会蓝图。毛泽东内心也应当知道，这一民主理论与社会蓝图正是全人类认同的普遍价值和方向，这与欧美先进国家是一致的。毛泽东也应当知道，中国民族这些政治精英兼知识精英，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在知识上或个人魅力上，无论是国内影响力还是国际影响力方面，都是他自己这一群人所望尘莫及的。毛泽东更应当知道，面对这场知识界洪波将起的政治鸣放和国是辩论，除了断然耍流氓，悍然动野蛮，他是压不住也赢不了的。他是靠土匪式的枪杆子起家（与张作霖之辈大同小异），要想赢，就得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用暴力封杀言论，用诬蔑陷害对方。
章诒和这本书，使人强烈地感到，这些被打成“大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乃是当时中国民族知识精华之荟萃。他们有着丰富的知识素养和理论能力，许多人学贯中西，通晓世界大势，有着卓越的才能、可爱的个人魅力乃至难得的领袖气质。这些身为所谓“民主党派”人士，个个学有专精，都是专家学者。这批民族精华人物的存在，使当时执政党中掌实权的那些人物相形见绌。“外行领导内行”，就是一句颇见实情的真话。正是这些毫无治国才能、毫无现代文化素质的一群外行，几年后又把中国民族引入更可怕的罪恶深渊。此辈遭人轻蔑，不是理所当然麽？
我们来看看当时那些与掌权者对立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领袖人物及其知识品格。
章伯钧身上有着一种难得的领袖气质。他善于接触人，团结人，有主张，敢决断，豁达大度，不计小嫌，做事大刀阔斧，却又不乏精审，能大胆进取，又懂得适当妥协，有良知而能自责。这样的人物，若搞政治，应当不会成为冷血动物。而且，他的夫人李健生则是一位淑女式贤内助，二人相处甚好。特别是他追着向太太陪不是，更是有趣一笔，见出这个人没有中国传统那种大男子主义毛病，而且颇懂回旋、退让。他生得面相方正，脸上流露一种坦直和热力。以我看来，他若取代毛泽东做国家主席，当是颇佳人选。
罗隆基性格正直，有现代政治理论素养和广阔文化视野，敢于挺身批评时政，没有市侩庸人习气，永远像一个充满社会理想和爱情追求的热烈青年。他学识渊博而口才雄辩，精通国际法，习性整洁，衣装笔挺，风度翩翩，谈吐优雅，待人亲切，生性活泼，为人精敏，善解人意，对于女士，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西方骑士兼绅士风格，讲一口流利英语，读英文书比读中文还畅快，对各种年龄的女士似乎皆有一种难以抵御的魅力。他的聪明、活泼、优雅、亲切、细腻，他的灵活眼神，温情绵绵的一束康乃馨，使史良、罗仪凤、浦熙修等知识女性接二连三地堕入情网。就连康同璧老太太（康有为之女）也对他一见如故，顿生好感。这个人身上那种磁石般的独特亲和力和青春热力，是一种难得的性格素质。如果中国有议会，那么他的政治观念、渊博知识和滔滔辩才，将会在议会中大放光彩，令人倾倒。如果他能够做外交部长，那将会使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他的渊博知识、机智辩才、性格活力和个性魅力。
储安平人格刚正，意志坚强，嫉恶如仇，有坚定的政治操守，热烈的精神追求，才情敏捷，勇于任事，在一片懦夫庸人的低眉顺眼中，他把一张报纸起死回生，办得个性鲜明、生气勃勃，却引来杀身之祸。这样有思想、有勇气、舍生死、担道义的年轻才子，在这个衰朽民族的肌体里，实在已是寥寥无几。这样的人，做一位文化部长，是绰绰有余的。那么，他一定会以全身心那种青春般的性格热力，扫荡文化界的庸人相、奴才气，使中国文化走向真正的繁荣。
张伯驹的善良、执著、沉默与多才多艺、仗义疏财，与他的世家子弟身世（直隶总督张镇芳之子，“民国四公子”之一），构成一个奇特的传说。他一掷万金，不惜卖宅、破产，购买一幅古代传世之画作精品，而又慷慨捐献给国家博物馆；他出于友情而接纳破落的袁克定（袁世凯之子），把他留在家中直养到去世；他对艺术的理解、对才能的看法，虽寥寥数语，却精辟入里，非有深悟精识者不能出此言。他的夫人潘素，美丽端芳，才情高雅，精于绘画，善良通达，享得富贵，受得寒迫，皆超然处之，名利物欲，无所系怀。夫妇二人，皆超凡脱俗，倾心艺术，珠圆玉润，构成双璧，如遗世孤芳，无一瑕尘俗。他们的存在，是那个戕才害人的野蛮社会最后一缕绝唱。今日国人子弟，除了腐败贪鄙、纸醉金迷、脑满肠肥、纵情放肆，还有人知道人间有高尚情操和超然境界麽？民国出奇才，今日出俗子。民族在进步，还是在颓败？
毫无疑问，这样性格出色、学有专长、以人权和民主自由为价值、富于个性活力和感召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组成一个政府。而且，这个以民主理念和自由精神为基本价值的政府，不仅会受到自己阵营那些民主党派中个个身为专家、学者、教授等等一大群知识分子的热情支持，而且肯定会受到各界人士以及全体民众的拥戴，所有报刊杂志都会焕发出青春和热情，以自由的精神和崭新的面目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划出一个新时代。那群拿无产者的乞食袋来挥舞和招徕的人，那些宣扬“阶级专政”、抢夺他人财产、施展残暴酷刑的各色新阿Q们，那些乞灵于枪杆子和暴力、谎言和欺骗、阴谋和教唆、告密和卖身、镇压和逮捕、特务和军警来维持政权的人们，必被全体民众唾弃。
章诒和女士这本《最后的贵族》，令我心中悠然回旋起德国古典作曲家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它美妙，单纯，深长，略带感伤，而回味无穷。
四
中国来的消息，常常令人悲哀。新年伊始，中共宣传部手下的新闻出版署悍然宣布禁止出版发行八本新书，其中一本就是章诒和的新著《伶人往事》。这是章女士被禁的第三本书。这本书写的不过是梨园往事，然而就是这远离政治的梨园、这远离现实的往事，依然令一批新掌权者恐惧。一位女性，能够让一个大国、一个政权－－据说它要成为世界一霸、本世纪老大－－如此恐惧，非奇女子，孰能如此？章伯钧先生有此女为后，可以欣然九泉矣。而发出禁令的人，用自己那只肮脏的手，继承其政治前辈的犯罪史，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向中华民族犯罪。他们依靠卑渺权力，公然蔑视宪法、践踏人权、明目张胆耍流氓，企图封杀言论、窒息思想、向当代作家的人权和尊严挑战。章诒和拍案而起，勇敢捍卫自己的人权和尊严，站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一宪法的立场上，质问下令者，追究他们的责任，甚至控告下令者违反宪法、侵犯人权。这样，这道禁书令将会引发一场中国知识分子维护自己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权和尊严的运动。
在中国，思想者的人生道路，一向是充满荆棘和苦难的道路。这片黄土地，是一个囚禁灵魂、扼杀思想的土牢。先秦时期哲学思想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然而大一统之后思想顿时凋零，自由思想家变成官方发言人；近五十年来，中国没有哲学家，罕见思想家，却多了一批德国黑格尔门下行走和玩弄文字小匠人。掌权者换了一茬又一茬，然而专制体制不变，中国人的悲剧文化命运就不会变。章诒和的父辈受尽苦难，现在这种苦难又落到女儿身上，落到新一辈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只是因为她们不肯苟活，她们要说真话，而且她们的作品和出版都在宪法条文保护的范围。人们不免要问：这种苦难，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麽？
与父辈不同，章诒和拿起了笔，悲悯苦难，长歌当哭；她比父辈更勇敢、更洒脱，她弃官职如敝屣，视人格为生命，沉郁而扼腕，忧愤而抗争。这是不可征服的生命意志。她的第一本书《最后的贵族》，原名《往事并不如烟》，似乎针对胡风夫人梅志《往事如烟》书名而发，对悲惨往事表现出永不忘怀的活鲜性和现实感，换句话说，悲惨往事仍是悲剧现实，岂能以“如烟”二字轻轻淡化？更何况，这“往事”仍是现实。二字之别，见出两代女性。在这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捍卫著作权和出版权的抗争中，章诒和站在法律和正义的立场，受到海内外知识分子和舆论的支持；从另一方面看，这场反抗禁书令的斗争将成为对中国法律是否有尊严、是否一纸空文的一个考验。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