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日右翼报纸《产经新闻》将从本月14日起连载长篇评传《邓小平秘录》，并从近一个月前就打出广告，在周知海内外“粉丝”、吸引方方面面目光的同时，自然也引起了北京的高度关注。

日前，中国驻日使馆已发出非正式照会，并邀请相关记者，就内容安排等问题，非正式性地交换了意见；尤其是对于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内容，表达了恐对4月温总理访日造成负面影响的担忧。

对此，评传的主要撰稿人、《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局长伊藤正说：“恰逢邓小平去世10周年之际，检阅其人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乃策划之初衷，与温总理的访日无关。天安门事件，无论对邓个人还是中国来说，均是带有历史意味，并且与其后的经济腾飞等变化有关联的重大事件，所以将其作为开卷第一章的标题。”

伊藤正（Tadashi Ito），著名政治记者、纪实文学作家，是日本公认的大众传媒知华派，以《30年后的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再思考》等重量级著作名世。此番担纲邓传的采访、写作，自然备受瞩目。

邓小平，在日本是超级名人，是日文Windows系统中为数不多的只消键入日语罗马字拼写（Toushouhei），无需转换就能自动出现的“固有名词”之一。日人历来少慕虚名，推崇实力人物：1978年10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公以副总理身份访问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这位中国政坛的传奇人物，被当成中国政治的“执牛耳者”，受到了国家元首级的礼遇。事实上，邓公的访日，也间接促成了中国当代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转折：不到两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开幕，在清算“凡是派”，确立以邓为核心的新权威主义体制的同时，打出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开始了一场已经吞噬掉整整一代人，至今难以望见出口的、被称为“改革”的惊天伟业。在日人眼里，在毛时代空前惨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打倒，苟活而终于胜出——邓三上三下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波澜万丈”的中国当代史。更为重要的是，曾被邓两次以非常手段拉动的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已然结出了起飞的硕果。然而，这个超过一万亿外汇储备的、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既给日本带来“中国特需”的实惠，也正在成为日本的恐惧之源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如此文化上令人怀旧，政治制度迥异的大块头邻国，日本总难掩复杂的表情。

此番连载的栏目，是《产经新闻》晨刊的看家金牌栏目，在主流社会拥有众多的读者和广泛的影响力，历史上连载的《蒋介石秘录》、《毛泽东秘录》等力作，无一不曾成为斯时的重要话题。正是其当仁不让的影响力及《产经新闻》本身的反华右翼倾向，成为中共当局提心吊胆的由头。虽说是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但可以想象，对传主的盖棺定论之“厚道”与否，无疑会对日本到底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评价发生微妙的影响。

首发新世纪

 

1949年后中国大陆不知定了多少禁书！海关没收多少禁书！真相从不公布，禁书制度在黑暗中产生，在黑暗中执行，是一个制造黑暗的制度。这段历史后人可能称之为黑暗年代。

（一）不久前会上一口气宣布八本禁书

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在内部会上一口气宣布了八本禁书，包括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引起国内外、体制内外一片哗然。章诒和女士被禁三本书，前两本她不做声，这一次她反抗了，她怒吼了，她的吼声和维权行为获得海内外的支持。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他的书遭禁后，面对来自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他不再沉默，对官员发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批判，鞭辟入里，勇敢捍卫言论自由。

道理很清楚，“出版、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官员、政党都不能剥夺公民权利。国内媒体不能发表民意，为什么不可以到海外媒体上去发表？国家元首都可以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为什么身为草民，就不能在海外媒体发文？

在中国不能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二）禁书包括港台海外出版物

1949年后中国当局不但要在大陆禁书，还要把港、台海外的书定为禁书。我在香港出版的《狱中上书》就被海关定为禁书，我讬台湾朋友带两本过来，被海关扣下，朋友把海关收据交给我，对我说实在对不起，我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张有纪念意义的收据，后来出版的《百年祸国》与《呼唤自由》，只得从邮局寄给国内朋友，结果多数都“失踪”了。

我作为山东大学教授访问团成员，访问台湾、香港，教授们一起逛书店，见店中琳琅满目从未见过的书籍，都想多买些，但大家又不约而同的提出：“海关能让我们带回去吗？”，掂量再三，一怕海关扣下，二怕报给单位领导，受查究；而且书很贵，为了买禁书犯政治错误是否值得？如是只得“自律”，少卖敏感书籍。

在香港的书店里，我曾萌生一个想法，应该向大陆当局建议，列个境外禁书名单，公诸于众，免得出境者枉费猜想。如果当局有种，就把禁书名单贴到港、台的书店，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可想而知，中国当局没有这个“种”。

1949年后中国大陆不知定了多少禁书，海关没收多少禁书，真相从不公布，在大陆，禁书制度是一个在黑暗中产生，在黑暗中执行的制度，是一个制造黑暗的制度。这段历史后人可能称之为黑暗年代。

（三）中国历史上的《出版法》

中国推翻满清之后不久，就有了第一部《出版法》。

1914年（中華民國三年）袁世凯政府颁布《出版法》。（注一）；

1930年（中華民國十九年）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四十四條的《出版法》

1935年（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

1937年（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

1952年四月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58年六月二十八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73年年八月十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

1997年五月七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出版法》（台湾）（注二）

在1949年前的民国时代，中国公民确实享有一定的出版自由。

证据之一是：做为最大反对党的共产党，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办了中共党的喉舌《新华日报》，当时报社领导机构董事会，由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何凯丰、邓颖超6人组成，陈绍禹为董事长；潘梓年任社长，华岗（1951年山东大学校长）任总编辑，以后日本占领汉口，该报搬迁到重庆，直至内战全面爆发，1947年2月28日停刊。

证据之二个是：即使像鲁迅那样激烈批判当局的文人，在民国时期也能获得相当充分的出版自由，共产领袖毛泽东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说他是“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注三）。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在民国治下，文照发，书照出，没听说鲁迅的哪本书成了禁书。

对比之下可以清楚看到，较之1949年后的共产中国，1949年前的民国时期不但早就有了《出版法》，而且比当今大陆有更多的出版自由。

现在的中国迫切需要制定保护公民出版自由的《出版法》，即使今年（2007年）订出了这部法律，也比民国时期第一部《出版法》（1914年）落后了93年。

（四）香港和台湾的出版自由

我多次去台湾和香港，为了联系出版我的《狱中上书》，跑过很多港台出版社，在那里出版书籍，根本不需要什么书号，什么批件，出版社只看有没有市场，能否卖出去。一般，有三种出版方式：

第一种，由出版社负责编辑，设计封面、插图，进行校对；图书发行后，付给作者一定比例的版税；

第二种方式为出版后作者自费购买200－300本书，其它由出版社销售，收支与作者无关；

第三种方式为作者自费出版，自行打印、校对，支付排印等项费用，出版社免费提供书号，负责发行，销售额的45－50％归作者所有，印刷数量由作者决定，销售剩余由作者处理。

书籍也可由大陆印刷，出版社提供书号，但书籍印刷发行后必须交给他们六本书样，以便向有关部门注册备案。

到目前为止，我已在香港出了三本书，没有一本书因为内容问题而受阻。出版社完全尊重作者意见，实行文责自负，有时提点参考意见也是为了让作者了解港、台市场，或在封面上提些意见。这些意见，作者都是非常乐于接受的。

港、台的出版现状，体现了自由社会的出版自由，台湾在1999年前有继承在大陆时期的《出版法》，香港地区有个《刊物管理综合条例》。我国在制定出版法时，首先应该向港台学习，其次是向海外发达的民主国家学习。建立有关的法制，建立以民营为主的出版印刷体系。

（五）建议尽早制定《出版法》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为了保护公民的出版、创作权利，建议全国人大尽快讨论、制定《出版法》，建国57年至今没有制定《出版法》，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大缺少。

《出版法》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1）保护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

（3）公民有组建出版社的自由权利，政府不得经营商业性的出版社；

（2）废除对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实行民主国家惯用的书籍出版、发行后的报备制度；

（3）禁止政府和出版社出售图书批号；

（4）政府官员，政党都不得制定因人废书的黑名单违者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5）政府官员必须保护公民出版自由权利，凡借行政权利干涉公民出版权利者，应受法律追究；

（6）任何政党、个人、社会团体不得干涉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违者应受到法律的追究；

以上凡要追究刑责的，修改刑法时应该增加有关条款，制定《出版法》要参照民主国家和港、台地区的制度。

（注一：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注二：《出版法》台湾版）

（注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007年2月14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首发新世纪

           ——兼论从袁鹰的邬书林访谈记录看到了邬书林道歉的意思吗？

前言

BBC中文网特约撰稿人张怡静《禁书作家上书，邬书林道歉》实在表错了情，会错了意，邬书林何曾认错？邬书林对袁鹰说：“我们必须这样执行，请你能谅解。”这叫与民为敌到底、“决不后退一步”！只不过，现在走狗挨揍了，主人却还在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而伤了走狗的心；所以邬书林也在杀回马枪罢了。

（一），区别对待、分化瓦解

禁书之一《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作者袁鹰，因为是一名离休干部（原《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入党六十年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便获中共当局另眼相看。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在收到袁鹰抗议信的第二天就要副署长邬书林“尽快来说明”。1月31日上午10时，邬副署长即偕秘书由报社文艺部主任郭运德陪同下急急忙忙地到访袁家。装模做样地表示：“很对不起，这件事给袁老增加许多麻烦，我感到很不安。昨天上午接到你的信，我就报告龙署长，表示要亲自向袁老说明真相。”

大右派分子女儿、反革命分子章诒和等人便无此殊荣.可见“很对不起，很不安”是没有一点诚意的，这不叫道歉；这是行离间计，这不过是共产党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老法宝；这法宝历来是战无不胜的，只是不知这次还管用否？

（二），血债累累，不许“涉及”

袁鹰从邬书林的文件上抄下的一段原文：“关于对中国档案出版社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处理：中国档案出版社未经批准，于2006年10月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该书主要记述了作者在《人民日报》副刊担任主编期间遇到的人和事，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鉴于该书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决定对该社违规通知单一次，2007年不再为该社增加书号。”

毛泽东的反右、“文革”害死了多少人，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党和国家领导人”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勾当，欠下那么血债！现在让受难者、受害者及其后人“涉及”一下也不行吗？

“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必负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必须“经批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哪一条、哪一款？

（三），不是泄密，更甚泄密

当袁老以“你查禁了八本书，说我这本书里‘泄露国家机密’，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对邬责问时，邬抵赖说：“我绝对没有说过这本书‘泄露国家机密’”。结果宣读的原文却比“泄密”更严重，连不是“国家机密”的“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都不许“涉及”。

正如袁老所指出，“这几条规定范围太广，很多书都会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难道都要事前送审吗？”实际上，秦始皇、朱元璋、康熙，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下去，势必有一天连廿四史都要查封、都不许“涉及”了。

因为廿四史中不同样有邬某所说的“比如事实有误啊，泄密啊，记载的话与原话有出入啊，有这些内容的书，都应该报批立案，送到有关方面去审阅。这些规定必须执行”吗？

（四），隔山打炮，借刀杀人

邬某说：“网上炒作，传闻失实的东西很多。比如章诒和发的那个声明，我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她引用我说的话有的地方不全，说错了。”那他邬某为什么不公开站出来辟谣呢？是心虚？是胆怯？是见不得阳光？

邬某说：“我向袁老郑重声明：这次的事，完全是针对出版社违规，不是针对作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然而，谁都明白，针对出版社比提作者的名字更可怕。因为这是“隔山打炮，借刀杀人”，而杀人不见血。受到“2007年不再为该社增加书号”的惩罚之后的出版社还敢再为这作者出版着作吗？

（五），生杀大权，从何以来

这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袁：你看过我这本书吗？

邬：坦率说，我还没有看过，是别人看了告诉我的。我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任务很重，看不过来，只能请有关部门的同志看。

禁了人家的书，竟连人家的书也没有看过.而且禁书不是由法官根据法律来判决，而是由“二十几个”思想警察、文化特务来操控。这“二十几个人”却控制了十三亿人的思想、写作、阅读；谁给了他们这个权力呢？过去的王朝皇帝自信是“奉天承运”，还敢於公开来个“皇帝诏曰”，以为天下法。如今的戈培尔之流凭什么发号施令呢？实在连他们自己心中也没有把握。所以只能鸡鸣狗盗，暗箱作业，偷偷摸摸地靠打电话、吹风会来实行文化专制。“关于出版，这几年中央下了好几个有关文件，作了严格的规定”，凭什么下规定、都规定了什么？为什么不敢拿出来？为什么不肯光明正大、正儿八经地订出《新闻法》、《出版法》？

（六），王兆国、盛华仁是幕后黑手

邬某人说：“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的现象很普遍，这两年就有很多，我们也听到不少反应。《沧桑》里写到延安时期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有几位老同志看了很气愤，写信上告。《我反对》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得不选几家中央级出版社警示一下。”

北京军区干休所有几位老xx看了《沧桑》里写了延安时期种鸦片很气愤，要写信上告。那就去告呗，为什么又不告了？原来是怕上法院，怕把臭底抖出来，而用下三滥的手法——行政权力来禁书。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说：在法治国家，一切政治都可以用法律来解决；而在中国，却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问题.

之所以如此，皆因中国的立法机关、宪法，都不过是一小撮权贵集团实行镇压、掠夺的帮凶和遮羞布而已。

请看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本应是各级人民代表的靠山和支持者，本应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励行者；现在反而成了违法的先锋、迫害民选人民代表的罪魁祸首。这是因为王兆国、盛华仁本身不是民选的代表，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私相授受的窃国分子；他们为了捍卫既得利益，不得不充当压迫民选代表的刽子手。可耻呀，王兆国！可耻呀，盛华仁！你们真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们的走狗也把你们咬出来了！原来王兆国、盛华仁才是邬书林的黑后台！

（七），见死不救，走狗伤心

邬某的以下两段自白实在可圈可点.主人叫狗去咬人，现在狗挨揍了，主人却装聋作哑、见死不救。真是伤尽了天下走狗的心；所以走狗也在杀回马枪了——

邬：网上许多文章我也都看到了，都冲着我来，我首当其冲，真是有苦说不出。我是执行署里的决定。我处在这个岗位上，当然必须严格执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

邬：我也的确也想这样做。前些天我就向国务院新闻办打报告，也向中宣部打报告，提出用个什么方式说明真相。现在网上这么多议论，我们应该向社会说清楚。我还表示，如果需要仍旧由我出面说明，我也准备出面去做，说句笑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报告送上去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批下来，我也很着急啊。

“国务院新闻办”、“中宣部”，这些糟蹋了无数民脂民膏的党衙门，这些不干好事、专门倒行逆施的阎王殿，这些自己不出头、专指走狗咬人、最后又抛弃走狗的无信无义无仁无能的戈培尔，早该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八），知错不改，死硬到底

邬：这事给袁老造成许多麻烦。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执行，请你能谅解。

也就是说，文化专制、思想禁锢，虽然犯了天下大不韪；但还要这样执行下去，与人民为敌到底了。

“请你能谅解”，中国人民已经原谅你们五十多年了！

12feb2007於流浮山寨

 

 

本书是最近中国官方列入的八大禁书之一。本书通过某市报业集团在新闻体制改革中的人事纷纭，讲述了发生在新闻界的若干内幕故事。南方某报常务副总编辑、资深媒体人陈元应《东方商报》出资方之邀出任《东方商报》总编辑，带来全新的办报理念；与此同时，何大龙走马上任《东方晚报》一把手，他想借各种资源来实现他的新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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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阅读一本书而不阅读我们自身，那么阅读就失去了意义。《我与兰登书屋》的意义就在于提供了一个观照中国出版的机会。

在每个行业，都有值得业界所有人仰望的高峰，会成为一种行业标准。有时候，人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上帝之选”，兰登书屋即是如此。在这个行业里久了，不时会听到某个角落里一声巨吼：我们要成为中国的兰登书屋。只可惜，过了这么多年，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兰登书屋型出版，而且似乎连心怀宏愿的有志之士都越来越少。

而对于大多数行外人士来说，兰登书屋远没有路易威登来得出名，或许我们比较形象一点的说法是：一个有着奢侈精神追求的出版公司。你可以举出一大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可以罗列一大单的大多听说过基本没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这些都是兰登书屋的作者和作品。毫无疑问，中国出版界同样也缺失顶级奢侈品牌。

众所周知，美国的财富和精英阶层，犹太人的势力强大。出版这个行业尤其是如此。我们熟知的兰登书屋、西蒙－舒斯特、克诺夫、维京、皇冠、FSG、麦克米伦等等，不是由犹太人参与创办，就是犹太人占据了总编辑或者总经理等主要位置。瑟夫本人更是典型。

他家庭富裕，从小良好的教育让他热爱阅读，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多种机缘巧合的教育进一步培养了他的文学鉴赏力，并对写作一直跃跃欲试。同时，他进入的这个圈子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比如迪克·西蒙，另一著名出版公司西蒙－舒斯特的创办人之一。这也许使他天生就拥有商人对市场的灵敏嗅觉。

毕业之后，瑟夫进出各个俱乐部等高级社交场所。他难以抵挡出版的诱惑最终舍弃华尔街，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一种把玩文化的心态，同时也有犹太人的精明。这点在其他出版人身上也有。比如，把现代文库卖给他的利弗莱特，也是一位天才的出版人，但是他狂热地喜欢戏剧，同时也屡屡拜倒在石榴裙下；再比如，几乎同时和他同时投入出版的克诺夫，虽然始终在规模上未能有大发展，但是他在文学作品的品位和格调上的天才无与伦比。

一开始瑟夫的玩法就不一样。同样是书，他拉来了著名版画家洛克威尔·肯特来为他们设计扉页，制作插图、目录甚至请柬；有了设计还有要好的印刷商，他就去找最好的潘森印刷公司老总，并且不问报价，直接结账单。这些直接的后果便是，兰登的现代文库到现在为止还是最可信赖的图书品质的保证。

至于图书推广方面，他更是一个大玩家。瑟夫本人非常幽默，在学校时便是主写幽默文章，进入出版后更像是如鱼得水，除了他，世界上还有谁会称体格强壮、线条粗框的格特鲁因女士为美女？他出罗斯福总统的书，心里打着让总统给兰登贴金的小九九……

但是，瑟夫对作品、作家始终带着欣赏的态度，进而想着怎么能够让作品有更多的读者。他可以为作品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最为众人所知的一次是关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他玩了一次大的，为了促成该书在美国出版，他不惜挑战美国法律，并且事先给海关做局，让他把书没收了，同时把各种各样的有利评论贴在没收书中，以便用作证据引用。结果可想而知，他赌赢了。

看过好多中国老编辑的回忆文章，他们的眼光和编辑技能方面都无可挑剔，你甚至会发出感慨，中国真的有好编辑啊。无论在出版社还是民营出版机构，都有些玩家。整天请客吃饭，招呼作家、文化界的名流聚会，热闹的情形不比利弗莱特的酒会弱。有了好编辑，有了好场所。但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兰登呢？

大概他们还少一分玩家的底线。有时候，瑟夫也要玩无赖，看着要出的纪实作品在真实性上有瑕疵，索性改成小说出。但是，面对《绿色公寓》的出版问题的时候，尽管可以占著作权不规范的便宜，他还是给克诺夫补了版税。他的底线在于诚实，诚实地可以拒绝出版奥尼尔、安·兰德的作品：因为他和奥尼尔有约定，《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要在去世后二十五年再出版；因为他对公众有责任，把肯尼迪说成希特勒是不妥当的。他可以拒绝发行畅销书，因为《露阴癖》这样的揭私题材不是兰登追求的价值。

看看我们自己的出版界，剽窃者依然被奉为上宾，出版者拿着高版税的合同趋之若鹜。为了给有文物贩子嫌疑的人贴金，造出一部小说来到处按照真实事迹来宣扬。打开某门户网站的图书频道，全部都是赤裸裸的性挑逗的语言暴力。一边用高版税合同引诱作者，一边想尽办法隐瞒印数少给稿费。至于跟风造假，都认为是可以忍受的市场经济行为……

1925年，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劳弗尔以20万美元买下了现代文库，开始了出版之路；1965年底，美国无线公司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兰登书屋。显然，对于很多玩家来说，40年太长了。

也许当年的八旗子弟来玩出版，中国出现兰登书屋的概率还高一点，因为和瑟夫一样，不管玩多少年，也不管身处何境，他们都玩得很开心，也很有品。有时候也和兰登一样拽：你收购我可以，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业务有绝对控制权，你无权干涉我们的出版。

□　李湃

■　关于此书

《我与兰登书屋》精装版初版于一九七七年在贝内特·瑟夫逝世六周年之际由兰登书屋出版，二OO二年兰登书屋又推出平装版。第一个中文版于一九九一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收入著名的“文化生活译丛”，为尚未进入商业化时代的中国出版界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现代出版业的窗户，为国内不少立志从事文学出版事业的出版人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　关于书名

原名为At　Random。At　random一词本意为“率性，随意，偶然”，这一层意思体现出兰登书屋不拘一格的自由派出版风格主张，而Random　House音译为“兰登书屋”，则At　Ramdom也意为“在兰登”。这样的双关正反映出作者贝内特·瑟夫生性幽默、爱好搜集双关语的特点。堪称不可译的绝妙书名。

■　分析
畅销书的产生是一场合谋

数年前，美国小说家丹·布朗写完一本小说，他的经纪人拿着书稿找到出版公司，不料对方态度冷淡。原来，他的前三本书市场表现低迷，出版商怕又惹上一个“票房毒药”。经纪人使出浑身解数，告诉他们要对丹·布朗的才气保持信心，出版者这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出了书。

这本书就是《达·芬奇密码》，面市后全球销量超过1500万本，连续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86周之久，其中大部分时候高居第一名。

美国每年推出的图书品种达17.5万种，能登上畅销书榜的不到0.3％。为什么有的书读者抢着买，有的书却备受冷落？畅销书究竟是怎么诞生的？作者是否只能被动地接受瞬息万变的市场，或者每本热门书的背后都有坚实、具体的成功模式可供他人模仿？畅销书作家的写作技巧、营销手法真的和其他作家有所不同？《打造畅销书》就是为你揭露其中的奥秘。

两位作者布赖恩·希尔和迪伊·鲍尔是美国著名管理咨询公司Profit　Dynamics　Inc.的创办人，专门为企业撰写策划书。为了写这本书，二人访谈了五十余位编辑、老板、经纪人、畅销书作家以及书籍流通领域的专家，就书籍的写作技巧、营销策略等内容进行深入的讨论。

畅销书的产生是作家、经纪人、编辑、出版社、书店老板、书评人的一场合谋。“所有的事情都是恰到好处的：正确的作者选定正确的题材交给正确的经纪人找到正确的编辑和出版商。”

比如编辑的作用。很多人以为他们的工作只是在书稿里改几个字，但不少畅销书编辑说，“身为编辑更重要的工作是协助作者成长，好好磨练他心里真实的声音，让他写出来感动人”。编辑们经常问作者，“想不想试试这个新点子”或“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情节冲突”，作者接受了新点子之后就会回去再加以发挥。

再看看作家经纪人的作用。他们是作家不可或缺的伙伴，尤其对成名作家而言，很多事情更需要经纪人的协助。优秀的经纪公司可以为作家提供许多服务，包括签订合同，转载、商品、影音产品等文字作品附属权利的争取，积极参与全书出版过程以确保作家权利，等等。作品变成畅销书之后，首先迎面而来的就是排山倒海般的媒体访问，然后是公关打书宣传机会，各地方传来的转载、签名请求……这些事情让作家感受到了成就感，但也会耗尽作家所有的时间，而无法专心写作。“经纪人可以隔绝这些外在的繁琐事项，不让我分心，并代表我跟媒体打交道，让我有充足的隐私撰写下一本书。”丹·布朗说。

最重要的，还是读者。畅销书产业链条上的几乎每一个人几乎都将读者口耳相传的好评视为书籍畅销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作品的质量是最重要的，作家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不少畅销书作家有各自独特的品牌形象，差异很大，每个人表达自己品牌形象的方式也不一样，但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会讲故事”。作家如何才能成为讲故事的高手？最终你会发现，作家成功的主因还是兴趣与勤奋，天分倒在其次。

“相信我，天生好奇的个性，可以开启许多故事的线索。作家必须实际观察世界，进一步了解在眼睛所见的表象底下，还潜藏着哪些事情。”美国畅销书作家戴维·鲍尔达奇说。

畅销书作家严格训练自己的心志，最后只要把工作室的灯光打开，就可以坐下来写出作品。成熟的作家摒弃一切令他们分心的外在事物，他们绝不等待“感觉对了”才开始写作，他们也不因欠缺缪斯女神的召唤而停笔。为了避免分心，多位作家都用不能上网的计算机写作。

相比追求艺术的文学作品，畅销书更要合乎时宜。一位出版公司总编辑说，每个时代的畅销书榜都是当时美国社会整体的潮流趋势、期盼、恐惧的缩影。今天当然也是如此。

□　黄广明

■　角色·作家
他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写作

“钱当然是好的，不过在创作时，你最好不要太去想钱。这种想，会让创作过程便秘而已。”这是斯蒂芬·金的写作信条。在此指引下，他花了三十年的功夫，写出了四十本小说和两百篇短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三种语言，发行三亿本。

1979年，金的小说《死亡区域》第一次登上当年的美国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名列第六位。从此他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有了固定的座位。到二十世纪结束前的二十年里，他一共有二十六本小说进入当年的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其中在1987年，他的《燃烧森林》排在第一位、《米泽丽》排在第四位、《龙之眼》排在第十位。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畅销书作家的代表人物。

然而除了自身的天赋，美利坚文学的遗传DNA也让金受益匪浅。2003年，金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的终身成就奖时，评委会对其获奖评语就是：“继承了美国文学注重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和悲惨的道德真相。”

实际上，无论是阴郁诡异的爱伦·坡，还是寻找人性中隐秘罪恶的霍桑和麦尔维尔，这些美国第一代作家都是书写黑暗的大师，美国文学诞生之初就与神秘恐怖、人性的黑暗结伴而行。随后，个人对社会的反抗、对现实的批判也成为美利坚的文学家们不断书写的主题，威廉·福克纳和“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的大师们都是各自时代的掘墓人。如今斯蒂芬·金也坚定地成为这黑暗的另一半。

于是流淌着这样的文学血液的金，不断在打字机上勤勉地实践着缅因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一个现实美国地图上并不存在的小城在金的虚构中渐渐成型(这也可以看作他在向前辈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致敬)。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欢迎，最主要的是他善于把离奇古怪的恐怖故事和城市小镇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给都市的平庸生活带来刺激，从而与人们世纪末的焦虑形成心灵上的共鸣。金的小说的确反映了人们被恐惧和死亡所缠绕的焦虑心理，而且更把市井平民写成与恐怖的恶魔搏斗的英雄，使平庸之辈在心理上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因此尤其受到追求刺激和幻想的年轻人的青睐。加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科幻小说盛极而衰，金的恐怖小说生逢其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量的读者。

金的成功还来自其作品的独特风格。复调式的叙事结构，不断变化叙述角度，口语化叙述口吻，加上哥特式华丽奇谲的句式成为他的招牌。约翰·格里森姆、迈克尔·克莱顿、汤姆·克兰西等几位老牌畅销天王和金相比，粗糙的结构和平庸的语言让他们只能成为合格的畅销小说家而无法取得多大的艺术成就。

然而斯蒂芬·金似乎并不想成为专职的恐怖小说家，一度打算金盆洗手的他尝试了其他题材的作品，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恐怖小说“绑架”了。对此，金在自己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种欲罢不能的痛苦，他小说里的恐怖小说作家往往因为打算放弃写作而饱受折磨。在《米泽丽》里倒霉的作家被自己的书迷绑架；在《尸骨袋》里被书商频频骚扰；最糟糕的是在《黑暗的另一半》里，作家竟然受到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的死亡威胁，让其完成续作并想取而代之。

但不管怎么说，他始终没有辜负书商的高额合同，更没有辱没美国文学的金字招牌。用最流行的解释是：他拿起笔杆的那一刻灵魂附体，他继承了美国文学的光荣传统，那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写作，他，不是一个人。□　韦志刚

■　角色·编辑
编辑更接近于文人和艺术家

《编者与作者之间：萨克斯·康明斯的编辑艺术》是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林楚平、杜振丰、宋梅瑜译)的，从版权页(严格的说这不是版权页，因为当时并没有购买版权)上可以知道，此书英文名What　is　an　Editor：Saxe　Commins　at　Work，作者是萨克斯·康明斯的太太Dorothy　Commins，原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这本书介于传记和回忆录之间，主要写的是萨克斯·康明斯与他的作者们的交往。看看他有哪些作者吧：尤金·奥尼尔、辛克莱尔·刘易斯、W·H·奥登，威廉·福克纳、埃德加·斯诺、富兰克林·罗斯福……

说来也着实感人。萨克斯·康明斯原是一名牙医，偶然邂逅尤金·奥尼尔，两人成为知音，奥尼尔常请康明斯帮忙处理文稿，后来奥尼尔跟贺拉斯·利弗莱特出版社(也就是贝内特·瑟夫在创办兰登书屋前工作的出版社)签约后，就介绍康明斯去那里当编辑，负责他的书稿出版。可是利弗莱特很快破产了，尤金·奥尼尔成为纽约出版商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奥尼尔给所有出版社提出一个要求，即合同中必须包括一个条款：在跟他签约的同时必须聘请康明斯当编辑。由于康明斯在利弗莱特出版社工作期间早就熟知贝内特·瑟夫的为人，他便建议奥尼尔选择兰登书屋。就这样，尤金·奥尼尔和萨克斯·康明斯一起“转会”兰登书屋，一直到死。

如果说，《我与兰登书屋》告诉读者怎样成为一个出版家的话，那么这本书就是告诉读者怎样当一名优秀的编辑。前者其实也是企业家，而编辑，更接近于文人和艺术家。　

□　彭伦

■　时代
人和人的相遇，人和书的缘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因缘际会》(Another　Life：A　Memoir　of　Other　People)可谓半部美国出版史。风起云涌之间，几十年的出版界沧桑变迁就在书页翻动之间滑过。

在这部美国著名出版家迈克尔·科达(Michael　Korda)的回忆录之中，可以看到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Simon＆Schuster)是怎么从一个出版小作坊成为跨国出版集团的，以及迈克尔·科达本人又是如何从入门的初级编辑，成为总编辑兼企业部副总裁的。其中记述了出版界大亨和文人墨客的千姿百态，作家、经纪人、编辑、出版人的职业生活与交游私谊，亦庄亦谐，妙趣横生。

对出版业的局外人而言，出版界多少充满了神秘和优雅。其实，这一行和其他行业一样拥有同样的生产程序：企业生产产品(这产品是难以衡量精神价值的书)，然后推向用户(读者)，为了生存企业之间免不了像所有企业那样整合、并购。迈克尔·科达进入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的时候，出版业的独资时代行将结束，华尔街金融家们对出版业跃跃欲试。此时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出现内部权力纷争，分成三派。迈克尔·科达在权力斗争中小心翼翼地权衡取舍，从底层的一名编辑干起。他充满兴致地观察着各色的作家、经纪人、编辑和出版大亨与出版界的风云变幻。记载沧桑变迁的《因缘际会》堪称一部美国出版野史，在大时代的风云之下，书中的连珠妙语俯拾皆是。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些句子，寥寥数语，却利落干脆地道出编辑这一行的真谛。比如“作者是人，编辑是神”，再比如“编辑只有能做、不能做，没人能教你”。做过这一行的都知道，编辑就是这么一种活计，在人与神之间苦苦挣扎，在书稿中翻过丝丝年华。

迈克尔·科达操刀的一本名作《第二十二条军规》，编辑们在编辑阶段竟然把打字后的原稿剪成纸条后再重新组装！看到这里，心向往之，却也不免有些黯然。身为编辑，谁愿意一辈子改错字呢？不过，一方面是编辑是否拥有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出版机构的编辑都能有这么大的空间和权限。能这样大刀阔斧改稿的编辑，有的不仅仅是高超自信的编辑能力，还有异常宽松的出版环境。

此书流畅有趣，可读性强，译者的功劳也不可埋没。我在想，为什么译者会把书名译做《因缘际会》？也许，科达的出版生涯、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的四十年乃至战后至八十年代的美国出版史，既是人和人的相遇，也是人和书的缘分，更是时代的际遇。而这一切，不正是“因缘际会”么？　

 

跟《带一本书去巴黎》一样，《西班牙旅行笔记》绝不仅仅是一本旅游景点的现场描摹，甚至也不是信手拈来的心情随想，它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历史书。巴黎是激昂的，经历了五次共和，终究转入现代国家的正常轨道；相比起来，囿于曲折混杂的传统、一度傲视全球的霸业以及更为复杂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从古到今，西班牙都如同一个迷宫，一般人没有勇气去窥视。但林达在这本书中以历史的演进为横轴，以亲临其境的参访、感悟为纵轴，将《西班牙旅行笔记》搭建成一座体量庞大、结构恢弘但构造精美的建筑物，作者就是那个从材料选购、图纸设计，到一砖一石砌垒都亲历亲为的建筑师。读完全书，我们都会同意：西班牙是值得这么认真对待的。

最不宽容的时代

西班牙人个性强烈而独特，他们有着浓郁的宗教传统，富于宗教情怀，热情奔放但又有堂。吉诃德式的内在骄傲，狡黠但不世故。宗教在西班牙历史上的发展脉络是这本书里特别有意思的一条线索。

阿拉伯人统治了八世纪到十三世纪的西班牙，科尔多瓦的清真寺在那里矗立，见证了伊斯兰文明高度繁荣的五百年，那里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西班牙的宗教是宽容而自信的，伊斯兰教、天主教、犹太教和平共处了几百年。作为世俗政权的统治者，他们饱满而自信。宗教的核心是“内省”，给人挑战自己的内心以大无畏的勇气、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所有的宗教，当它围绕着这个核心召唤着人们的时候，它是纯粹而向善、谦卑而和平、宽容而开放的。但是，一旦由人运作、因而同样秉承着人性弱点的宗教组织，在无可避免的世俗争斗中以信仰作为出口不断“外战”的时候，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西班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开端的“黄金时代”，西班牙通过大量攫取美洲的黄金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可是金子来得太容易了，物质的富裕带来的却是宗教的不宽容，那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不宽容的时代。吊诡的是，它所针对的并非外来宗教，而是同为基督徒的“异端”。

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除了黄金，它的宗教裁判所在欧洲也是出名的——出名的残忍。所以人们说，那些从美洲掠夺来的黄金带着印地安人的诅咒。所谓中世纪的黑暗，在这个意义上，乃是人还未开蒙，还始终以自我为中心，不管这种自我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自觉的宗教宽容还没有开启。那是现代的任务。

看着古代的野蛮杀戮和残暴内斗，现代人要轻易指责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直到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我们还是在残忍地互相杀戮，尽管打着的是理想主义的旗帜。但我同意林达的分析，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文明的、向善的力量虽然看上去总是弱的，似乎永远也无法和野蛮的、恶的强势力较量，但人道精神在进化，人类的希望还在。

“欧化派”与“寻根派”的冲突

大起必有大落。1588年，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西班牙开始衰落，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失败，除古巴独立外，殖民地全部被割让给美国。与同时的中国相似，西班牙出现了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在进行“西班牙往哪里去”的思考，后世称之为“九八年”一代。

面对现代的大门以如此惨痛、屈辱的方式被打开，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令中国人感到眼熟的：西班牙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恢复昔日之荣耀和光辉？历史造就的古代辉煌和文化，到底是应该抛弃沉重负担、与欧洲接轨的无尽障碍，还是必须回归和发扬的传统、失落了的“西班牙灵魂”？“欧化派”与“寻根派”的思考看上去是如此两极，但其实是自由思想状态下结出的必然果实，需要时间成长、融和，化为社会正常演进的动力。

可惜，外来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变革走得比他们快。西班牙的“近代转折”半生不熟，却很快就被逼到下一个“现代转折”的十字路口，像林达说的，“一个急转弯没有稳住，就接下一个急转弯”。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之风吹到世界各地，更加上世界经济的大萧条，西班牙有了自己的激进左翼，开始闹革命了。于是有了共和政府罢黜国王，极端左右翼轮流上台，维持着极端脆弱的平衡。一端是有传统宗教信仰的极端保守派，另一端是法国启蒙运动激发的现代思想，诸如无政府主义之类的准信仰的极端左翼。

“九八年”一代争执的和解

后来的故事，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西班牙内战和佛朗哥长达四十年的右翼专制。那是一个令国际社会为难的政权，佛朗哥一度被认为是法西斯的同路人、极权的刽子手，可他却让西班牙逃离了二战的战火，不仅保持了中立，故意的不作为帮助了盟军进攻北非的计划，甚至还成了六万犹太人逃离厄运的避难所。同时，即使在严厉控制、政治专权的时候，佛朗哥也没有把西班牙的国门封闭起来。相反，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自由进出，本国的劳工也可以顺利到邻近的法国就业。在他统治下，西班牙获得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机会，社会的各个环节并没有中断。这些都给胡安。卡洛斯国王在佛朗哥死后推动民主转型打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1976年，佛朗哥死后一年，西班牙举行了政改全民公投，顺利过渡到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至此，纷纷扰扰的近代忧患、现代动荡才真正告一段落，西班牙走上了正常国家的道路，进入了现代社会大家庭正式的一员。

而“九八年”一代的争执，在此才真正达成和解，那就是把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独立区分开来。林达说：“君主立宪制的恢复，国王的存在，宗教的保存，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使得大众对传统失落的担忧得到消解，不再担心会失去‘西班牙灵魂’，他们永远是独特的西班牙人。”

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乐观。林达的书是一部细节饱满、时有智慧闪光、尤其是对落后文明古国近现代转型有深刻洞见的历史笔记，从中清晰可见作者忧思中国的脉络和条纹。就如书中引荐的华盛顿。欧文享誉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游记一样，它有着平实简朴的文字、扎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和亲身采集的现场素材。它还有欧文所没有的，那就是对于古今建筑、绘画流派专业而优美的评介，它是一本带着体温的西班牙文艺之旅的导游手册。

 

这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化史稿。书中最有分量的部分，在于朱大可对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的精辟分析。作为1980年代迄今中国文化嬗变的在场者与“他者”，朱大可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话语创造力，勾勒出这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文化剧变的清晰脉络及其后果。

与大多数文化研究文本不同的是，朱大可开创性地构建了一套广义流氓学体系，藉此进入文化堡垒的核心，对现行文化研究体系进行颠覆性重构。所谓广义流氓学，建立在对流氓、流氓主义以及流氓话语的重新定义基础上。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并非传统理论给定的狭隘对象，而是拥有身份危机、异乡情结和精神焦虑三种识别标记的个体，从而大大扩大了“流氓”这一词语的内涵。由此，在身份危机的语境中，以异乡情结、焦虑心理和反叛立场为精神特征的流氓意识形态，形成了朱大可所谓的“流氓主义”，而流氓主义的自我叙写，相应地被称为“流氓话语”。这是广义流氓学的几个核心概念，也是作者文化研究旅程的出发站。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将重点放在对流氓话语的文化阐释上。在他的视域中，流氓话语并不仅存在于文学领域，除了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外，影视、音乐、建筑乃至新近勃兴的网络话语，均为流氓话语强有力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学科边境上的界碑一旦拆除，崭新的流氓文化学版图便清晰地呈现眼前。简单来说，广义流氓主义以国家主义的“反讽性镜像”破空而出，理所当然，流氓话语也是有别于国家话语的另一套话语体系。但流氓话语既是解构国家话语的一种力量，却也具有重大建构作用。正如朱大可所说：“如果没有流氓话语，中国现代艺术和文学都将面临枯竭和死亡的危机。”

从这样的视域来看，长久以来的文化理论的致命伤一目了然。比如，缺乏流氓学维度的当代文学史，不仅对1980年代以“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面孔出现的先锋诗歌流派茫然无措，对于“下半身”、“口语诗”等流氓主义诗歌，更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腔调。即使同样属于国家话语体系的“朦胧诗”，也一度遭遇国家主义理论家们的攻讦。在正统文学史教科书中，“流氓写作”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只能作为正典话语的陪衬或对立面，轻描淡写地提上一笔。

但在朱大可笔下，流氓话语俨然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不可忽略的叙事谱系，从鲁迅到王小波，大量文化精英投身于流氓主义的话语事业，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生态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流氓主义不仅是国家主义的“反题”，也和国家主义“正题”一起构成总体意识形态“合题”。按照传统的理论，流氓是国家永不饶恕的敌人，但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主义不失为国家的“对偶”。毕竟，“流氓主义不是指向未来的信念希望，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法抹除的存在而已。”

流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将之排斥在总体意识形态之外的话，它将成为国家主义的刺客，一旦注重其“解构中的建构性元素”，流氓主义便将给僵硬的正典话语注入生生不息的新鲜血液。正因如此，朱大可这本书不仅是对既有文化理论的颠覆，更是还原现当代中国文化史真实面貌的史稿。朱大可将长期被排斥在正典之外的流氓话语英雄们，一一请进文化的历史序列，恢复了他们本该拥有的名誉。毫无疑问，这一举动不啻为一场“话语的革命”。

 

1921年晚春的一个夜晚，巴别尔在敖德萨中喷泉区的一个房子里写作关于敖德萨的小说。此时距《骑兵军》描写的苏波战争惨败已一年，国家经济崩溃，这座曾经商贾云集、财货堆积如山的豪华都市历经战乱后已成废墟。在涛声与风声中写作的巴别尔回忆并构思着敖德萨的故事——与其说是构思不如说他经历着词的酷刑：很多篇章都经过了十次以上的改写。这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完成后，为保护自己，巴别尔再也没有著作问世，读者问这位文学大师为什么沉默，他总是报以嘲讽似的回答：“我就是个沉默派大师。”

敖德萨挽歌

《敖德萨故事》讲述了作者的童年以及敖德萨黑帮的故事。书前有一篇名叫《敖德萨》的散文，是巴别尔22岁的作品。他饱含深情讴歌犹太商城：人欲横流、人们生活在轻松与光明之中，从光明他谈到了高尔基和莫泊桑，他预言文学弥赛亚即将诞生于这个城市。这个预言是正确的：这个“文学弥赛亚”如果真的存在过的话，那自然非巴别尔莫属。

《敖德萨故事》以浓郁的色彩和强烈的现场感书写了一个出生于贫困、人口众多、吵闹的家庭里的少年在作业、课外音乐课和苦恼的初恋中长大的故事，少年胸中始终燃烧着犹太人的信念：苦学然后像大卫王那样去战斗并赢得成功——他渴望以后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故事家。少年十四岁时一度在黑帮里混过一段时间(《德·葛拉索》)。这些故事虚虚实实，普通读者难以分辨真假。就家境来讲，巴别尔的家庭其实是相当富裕的。黑帮故事讲的是别尼亚·克里克古怪而奇特的发迹史(《此人是怎样在敖德萨起家的》)，他的帮规，他残酷无情的手段和绝不滥杀无辜的规矩(《带引号的公正》)。这些松散的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拼合了好几个主题：屠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信念、黑帮／地下政府、小说／歌剧等。

巴别尔的小说吸引人但同样令人困惑。人们阅读《骑兵军》时，往往会迷惑于作者模棱两可的道德感：他一方面描写了军队的暴行，另一方面却对军队的胜利充满渴望。而在《敖德萨故事》里，读者会困惑于作者的美学意图：在《我的第一笔稿费》里，巴别尔宣称“编得好的故事不必谋求同现实生活相像，倒是生活应当竭尽全力谋求与现实生活相像。”这明显类似于王尔德强调艺术技巧轻视生活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但在小说的另一个地方，他又对自己对现实生活的透彻了解深感满意：“那天夜里，我洞悉了诸位永远无缘洞悉的秘密。”

读者还会惊骇于他独特的道德观。《我的第一笔稿费》仔仔细细讲了妓女的秘密，《日薄西山》讲的是弑父，《弗洛伊姆·格拉奇》讲的是黑帮老大被红军处决时死得如何悲壮，而《养老院的末日》隐喻着敖德萨的末日与基层政权的残暴。《线与色》以赞赏的语调回忆临时政府总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敌人克伦斯基。而那篇大逆不道的《耶稣作的孽》明显是在向东正教挑衅。

笔者在读《敖德萨故事》时，体验到一种与读其他书籍大相径庭的心情：希望自己读得慢，希望记忆力在阅读时不发挥多大作用，甚至在读完本书后有些嫉妒那些没有读过该书的人：因为在有生之年，他们还有一次机会去享受初次阅读该书的乐趣。读完《敖德萨故事》之后，我产生了更明确的疑问：那就是博尔赫斯所写的街头好汉的小说很可能就来源于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而《教父》等一系列当代电影的灵感就来源于巴别尔或巴别尔的模仿者，世界文化史上不绝如缕的以“黑帮”为内容的艺术品种都因为这一形式上的革新而挽救了这一题材的生命力，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至今看来仍然无人可比。巴别尔在敖德萨的废墟中写作的这些故事其实是一首又一首的挽歌，纪念的不仅是犹太人的财富、犹太人的功绩，而是他认为弥足珍贵的犹太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活态度。在那里，流浪了几千年的犹太人终于实现了梦想：财货堆积如山，物欲横流，人们生活在轻松与光明之中。

我们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对巴别尔小说的艺术特征的解读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以色列的伊弗莱姆·西哈尔(Efraim　Sicher)教授从犹太教和敖德萨历史的角度来辨析巴别尔小说中普通读者难以理解的部分。巴别尔忠实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在《童年·与祖母相处的日子》一篇中，他写道，单凭辣根带馅冷鱼这道菜，就值得皈依犹太教。)，他的世界观和《旧约》是一脉相承的。敖德萨的奇特历史，犹太人对敖德萨的特殊贡献，数次屠犹与敖德萨的毁灭过程，西哈尔教授都了如指掌。从普希金流放到敖德萨开始，敖德萨这个城市的文学生命也开始了，在众多敖德萨文学家中，巴别尔汲取了这个城市的性格及文学传统脱颖而出。英语版《巴别尔日记》编译者、新泽西州立大学副教授卡罗尔·埃文斯(Carol　Avins)对巴别尔的小说进行过互文性研究，通过对《我的第一只鹅》初次发表的苏联文学杂志上其他作者作品的研读，辨析出巴别尔作品中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个人声音；对其小说中提到的某期《真理报》的仔细对比，她发现巴别尔对列宁在《真理报》上的发言进行了歪曲：列宁在发言中提到了要将共产主义普及到欧洲更多国家，巴别尔却说列宁的发言是“贫乏遍及各个方面……”这从一个无人注意的角度切入到了巴别尔的内心。多重声音使巴别尔的小说包容了战争与和平，屠杀与宽容，从而使小说主题显得既丰富又隐晦。

《敖德萨故事》为巴别尔著作的中文版出版画了一个句号，而我们的阅读其实才刚刚开始。中国研究者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都了解苏联文学。尤其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不为西方所知的小说极为熟悉。这部小说的作者和巴别尔都曾在第一骑兵军中服役，都在退役后写下了关于骑兵军的小说。通过对比和细察，也许我们会对两个作家、两部小说以及那段历史有更多的认识。

 

广州其实有着国内一流的散文作者，比如林贤治，比如筱敏。或许是因为散文本身的寂寞，也或许是他们远离各种喧闹的“坛”，把自己放在一个寂寞的位置，说起“广东作家”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提及他们。

所以虽然在这个城市做文化记者三年，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筱敏：瘦削，端秀，温和，沉默，甚至微微有些羞涩。回答问题时，常常要略加沉吟，说话慢而平稳。已经50多岁的筱敏过着一种非常安静、沉湎内心的生活，跟这个喧闹的南方城市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形容自己时，筱敏说得最多的就是“慢”字。做事慢、读书慢，写东西慢，这种和广州节奏、中国节奏脱节太多的速度，让她无法忘记别人快速忘记了的东西，她会为某种解不开的内心疑惑思考上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整个人都比别人慢好多拍”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是专职在家写作？这样的状态持续多久了？

筱敏：是啊，我是广东省作协的专职作家，1983年进作协算起，已经是20多年了，中间曾去进修，编报，时间都不长。对我来说，有条件给我时间，让我慢慢看书写作，这很幸运。

南方都市报：在那之前你在做什么？

筱敏：我那时是工人，三班倒，上夜班，很累的。其实说起来当时我进作协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不想上夜班，就有一个想法：只要不上夜班，哪里能收留我都愿意去。然后我业余写的东西作协觉得还可以，就当作一个“苗子”收进去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广州土生土长的作者，这个地方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比如它的商业氛围？

筱敏：影响好像不大。我觉得我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外界对我的影响不大，换个地方也就是换个地方坐着。我可能反应比较慢，所以即时的、当下的东西我也没法写。比如我刚写的一个长篇，讲“文革”的，我要隔那么久才能回头看，发现什么。我整个人都慢，不仅半拍，好多拍的。这两年我散文写得比较少。我很羡慕那些精力充沛的人。我做事情都很慢，看书也慢，写东西就更慢。

“你不关心政治，但它随时可以来管你”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女作家，你好像一点也不喜欢风花雪月的东西，或者时髦的话题。你关注的都是那些人类共通的大命题，关注政治、社会和历史。这种写作的倾向是怎样形成的？

筱敏：不同的人敏感区域不一样，我可能对这些东西尤其敏感一些。比如政治，它不存在你关心它还是不关心它的问题。你不关心政治，但它随时可以来管你。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你可以远离的东西，它就渗透在你生活周围，决定了你一切的生存环境，就像大气压力一样。所以你不能不关注它，不去理它。但是对于那些时尚流行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不去理它，我也顾不上。这方面我比较迟钝。

南方都市报：和以前的散文集相比，你觉得《捕蝶者》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是什么东西影响了你的这种写作变化？

筱敏：其实这个变化也就是我的写作倾向形成的过程。这几本集子可以看出一部跟一部的不同。最早的《喑哑群山》是1992年出版的，按说那时我也不年轻了，但现在看来那里面近一半的东西都没法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感觉还没找到自己。《理想的荒凉》、《女神之名》等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到《阳光碎片》(编者注：该书由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9月出版)、《成年礼》(编者注：该书由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之后才比较满意。应该说我在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开始对整个背景产生绝望，开始思考我们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我找很多书来看，思考这些问题，有感受就形成文字。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比较成熟是从哪一本集子开始？

筱敏：《阳光碎片》吧，在这部里我就比较自觉地形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写它的时候我正在为写后来的长篇做准备，所以都是围绕对“文革”的思考而写下来的。里面写到俄罗斯啊、纳粹德国啊、法国大革命啊，等等。《成年礼》是我十年散文的一个自选集，选的都是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算是一个能代表自己的集子吧。

“我想现代社会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南方都市报：最新的集子《捕蝶者》呢？

筱敏：这就是把《成年礼》之后写的东西收成的一个集子，当时我自己还觉得里面的篇目好像有些杂。书出来以后第一个读者是我儿子，他看完了说，你从头到尾就说了一个主题，就是个人和国家，个人和组织、和群体的关系。后来仔细一想，他这个总结是对的。虽然我自己好像没有特别有意识地围绕什么东西去写，但其实我还是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些文章也说明了我这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它总在我心里边，它挥之不去。无论你写什么，最终好像都会回到这里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比如里面的《捕蝶者》这一篇。“无论它是什么精灵，你已建立了伟业，它已失去了生命”，看上去，你似乎想表达一些什么，又似乎想隐去一些什么。可不可以谈一谈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筱敏：就是生命吧，生命和自由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蝶，它是个体的生命，对它来说生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一次。但你也可以从捕蝶者的角度来看，他是更强大的，有权力的，他可能会以他的理想来决定别的生命，来处置别的弱小的生命。他可能觉得他热爱蝶啊，这是爱的最好形式，把你制成一个标本可以扬名世界，可以保存下来而不是瞬间消失。但实际上对这个蝶来说它完全失去了，失去自由，失去生命，最后是不是扬名世界跟这个蝶有什么关系呢？从蝶的角度看，这个操控权力的人是残杀生命，是在作恶，但从这个人的角度他是在建功立业，他有他的逻辑。

南方都市报：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似乎是你最关注的问题？

筱敏：这是近十年来一直缠绕我的问题。个人、个体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一直是不好的词，它含糊不清，被无视，被贱视，而国家、集体、组织才是至高的，理所应当凌驾在个人之上，忽略个人，剥夺个人，牺牲个人。我们这么活得久了，也就麻木了。我想现代社会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权利等等都应该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个人切身的感受，所有宏大的概念都没有意义。也许你说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怎么怎么样，但是你放在那百分之零点一的单个的人身上，对于他来说就是百分之一百。

南方都市报：这与你的人生经历有关吗？

筱敏：那肯定的，像我们整个这一代人，有些东西是刻骨铭心的。有些可能习惯了，麻木了。当你去深想的时候，会发现怎么是这样，很荒谬，很残酷。

“可能在女作家当中我算是比较理性的”

南方都市报：反过来，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出发，你去思考历史和政治应该也和男作家不太一样？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差异？

筱敏：我想还是有的。当然首先要说的还是个体和个体的差别，个体的差别大于性别、民族、阶级等等等等的任何差别。但笼统地从男女这个角度说呢，可能讲起政治时，男性会更多地想具体的运作啊，制度的设置啊。但我更关心的是人本身在这个制度下面他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女性本身对于个体的东西会有更深刻的了解。比如女人要生养孩子，这个孩子怎样一点一滴成长起来，一个个体生命是怎样的不可替代，作为母亲很容易就能体会到。不像政治家、男人，他们更多地会想一些数字：百分之多少、十三亿人。在我看来，数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即使我在里面只是百分之零点一，对于我来说也是百分之百。

南方都市报：你的文章文字轻盈优美，内质却很坚硬。怎么看这种结合？

筱敏：这可能也是我的一种追求吧。我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写出来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美学追求，我甚至是有点唯美主义的。无论是文字上，还是它的艺术氛围上，我都希望它是文学，而不仅仅是一个论文或者说明文。个人独特的表达是很重要的，关键是找到最适合的一个表达方式。我很在乎这一点。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人？

筱敏：可能在女作家当中我算是比较理性的，但我想实质还是感性的吧。纯粹的理论我也不行，它必须进入我的个人感受才是真切的。我的理性思考需要借助感性的东西，最后才会有表达的冲动，形成我要表达的东西。

“散文应该是最适合我的文体”

南方都市报：你在广州慢慢地写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要写成什么，在文坛有个什么位置这样的雄心？

筱敏：我没有什么幻想，尽力而为就是了。如果说我有什么雄心，就是希望能完成自己，不留遗憾，希望自己每一篇都写得好，都往前走一点，东西能站得住，经得起时间。过几年再来看时发现，哎，还不错。这就是我最实在的追求。

南方都市报：林贤治在序言的开头写道，自由的氛围和独立的个人才能产生好的散文。对这一点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筱敏：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啊。散文这种文体就要求作家要有一种自由的精神，内心有自由感才能写得好。外部条件可以扼制你，但你是奋力争取自由的。散文完全是从作家个人的感觉出发，作家直接在那里说话。不像写小说，还可以写别人，作家隐在后面。散文应该是以个人的真实感受出发，如果作家没有自由精神，没有个人独立的追求，他跟群体没有区别，也没有什么个人的东西可说了。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写散文，也是因为这种自由吗？

筱敏：散文应该是最适合我的文体。我需要的就是一个最能表达我心里东西的形式，一种最自如的表达方式，散文的概念很宽，形式比较自由。那种能够自说自话，也就是独语的形式，没有很多规则约束的形式更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