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南方都市报编者按］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1月25日，16位诗人在哈尔滨参加了“第一声——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主题诗歌活动。在活动研讨会上，诗人们针对诗歌界的现状发表观点，最后形成了诗人用以自律的《天问诗歌公约》，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诗人自律公约。诗人梁小斌就其中“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一点有感而发，重新审视了自己被视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旧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1979年，我写出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诗刊》10月号上，这首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诗，引来了不少读者给我写信，甚至有解放军战士把家乡房门的钥匙寄给我，他也要奔向荒野，尝尝“丢失钥匙”后的心灵滋味。

这些年，我陆续翻阅了不少文学教科书上对这首诗的评语，大概意思是说：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觉醒。于是，我很欣慰，因为这首诗看上去的确像是在“反思”，我便戴着反思者的帽子，在这个“反思者”的功劳簿上打瞌睡，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

因为，至今并无真正思想锋芒直指诗人心底。所以我忏悔！

一个诗人在写出“钥匙”之前，他在写什么样的诗呢？我曾经说过，我是个逃离上山下乡劳动的冠军，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我记得，当“公社美景看不够”时，到底是把麦苗采在手，还是把麦穗拥在怀，我颇费心思。因为麦苗在手，是破坏春耕，而采下麦穗，又是掠取人民的劳动果实。诗人对一个举动作如此揣测，说明他的心迹仍然处在左右摇摆之中。

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这是我心头的沉重石头，我在讴歌那个暴戾时代的时候，因为早有《理想之歌》在我的头顶，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没有抢到活的阶级敌人捡回来斗，我只抢到阶级敌人留在家里的坏思想。

那么，当我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地欢庆“十月的胜利”(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为什么能在一昼夜之间(顶多过了几个礼拜)，立即把我过的那种“卷着红旗到食堂去吃饭”的质朴生活，重新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呢？

我曾经见过，有作家将农民吃的糠菜窝头拿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让作家们轮流品尝的情景，糠菜生活本来是我们艰苦生活的象征，怎么在开了几天会后，又变幻成一个苦难生活的象征呢？

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犹如那个糠菜窝头。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

一个时代对于以前时代的思想当然是要批评的，但是我们往往只是抓到坏思想，而抓不到坏人。新中国对于旧中国的批判则是以消灭坏人而建立的。在我们的文学里，作家全是好人，因为作家太狡猾，他躲在了坏思想的里面，把一个坏人坏事的积极参与者，偷偷摸摸演绎成坏思想的受害者，改装成仅仅是活着的被压迫者形象，改装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疯，最后竟委屈地发现钥匙丢了的人。因此，我们仅抓住政治上的坏人，而丝毫指不出哪个作家和诗人是坏人，因为好像只有作家允许有心路历程，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

我忏悔！当代文学里解构思想看上去具有批判精神，实际上如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样，只是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如今的青年诗人们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未参与，当别人把“腐朽”的大厦盖起来之后，他们猛然成为一个拆建筑的人。我们能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就是这样无形地毒化着后人。

在“天问诗歌公约”里，有一条很醒目：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我们过去把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前留影称为时代的见证，我们掏出没用完的布票和粮票后说，这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离开了“顺民”生活，写出“钥匙”诗，以期喊出时代最强音，这种诡计沿袭至今。我们的诗可能是温柔的，但立场是凶悍的。

现在，“天问”重提见证，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说得好听一点，我至今仍然是一个在十字架和耻辱柱之间徘徊的人，当有坚实的脚，将我踢向耻辱。

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天问诗歌公约

第一条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

第二条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地娱乐化。

第三条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

第四条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

第五条语言的魅力使我们敬畏，我们唾弃对母语丧失敬畏的人。

第六条没有技艺的书写不是诗歌。

第七条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

第八条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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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梁小斌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诗人梁小斌

2月8日梁小斌先生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了《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一文。1979年面世的“钥匙丢了”这首诗，被不少文学教科书称为“新时期文学”表现一代人对“文革”反思的代表作。梁小斌说“……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读梁文不禁百感交“激”。最主要的感想是：啊，终于有一个中国文化人这么真诚而深刻地忏悔了！

用鲁迅的话来说，可名之曰“自我解剖”。梁先生的自我解剖对自己毫不留情，可谓“披肝沥胆”。但是，从语义上讲“自我解剖”是中性的，而梁对自己做的却似对肿瘤的“病理切片”。他说：“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他对自己的揭露的严厉无以复加。

他用了“忏悔”这样一个有基督教色彩的词，取自省坦陈悔罪改过之义自无不可。但从他对“见证”的理解来看，他对基督教色彩语义的了解并不清晰。他说：“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我这)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其实，十字架是罗马帝国处死罪犯并示众的刑具，本来就是耻辱柱。只是基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它才成了殉道的先知先觉的精神象征；所谓“原指望拼命攀上十字架”与“钥匙丢了”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在形象上对不上号，没人会认为那个丢了“钥匙”的少年是救世的殉道者，他不过是个迷失者和社会的受难者。

有人说梁小斌不必忏悔不必谦逊，“钥匙丢了”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反思“文革”的时代思潮的见证。后半句我是认同的，作品一问世就有了它独立于作者意图的社会价值。问题在于： 第一，这种有见证价值的思想和作品是否真诚或看起来真诚。我认为梁小斌这首诗“看起来”是真诚的。作为梁先生的同代人，我知道那时反思并彻底否认“文革”的人有三种：一

种是早就从根本上怀疑和反对“文革”的，这种先知先觉型的人是极少数；一种是坚决拥护和积极参加“文革”，而风向甫变，反思和清算“文革”比谁都旗帜鲜明的永远的“时代弄潮儿”，这种人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是在“文革”后期已不那么积极，乃至对极左路线心怀不满(这是“四五”运动和邓小平复出的群众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是批判和反思“文革”的主力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梁小斌的诗歌在世人眼中当然看起来是真诚的，表达了所谓“时代的最强音”。读诗的人只管起不起共鸣，谁会去“外调”梁小斌是何许人？

第二，更重要的是，所谓“时代的见证”它应当是“正在进行时态”的，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是可能挑战当时主流思潮的良史般的“见证”，而不是打死老虎式的。这样的人，思想界的顾准勉强可以算一个，“文革”时中国的文学界有吗？有苏联时代《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和阿赫玛托娃诗歌那样不求及身功名的写作吗？到现在还没发现，但愿还在哪家“抽屉”里趸着等待“钥匙”找到。当今，我们只看到了某个才子一边宣称“为抽屉写作”，一边爆米花般炒作他的“铁屋里的呐喊”。 正如王彬彬多年前批评的，中国的文人“过于聪明”。他们满腹功名利禄，对成败得失精算细掐，却把自己打扮成先知先觉甚至殉道者的模样。其实他们不过是跃身社会思想主流的“弄潮儿”，他们揣摩主流嗜好的制作，不过是后科举时代的“制艺”。今年1月7日的《中

国青年报》的贾樟柯论张艺谋电影作品与社会思潮的关系，2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稼祥论王朔的“平等观”，以及王朔近期的论余秋雨和余杰，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可惜本文没篇幅转引其妙句。需要说明的是，当今社会价值观、利益主体都相当多元化了，媚上、媚外、媚富、媚俗以及“吃教”，不一而足；时移世易，迎合什么再也不是定于一尊的。

梁小斌先生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袒露自己在“文革”中未尝不想像写《理想之歌》的北大工农兵学员高红十等人一样走红，也依据当时的主旋律炮制过歌颂知青上山下乡的东东；他痛斥自己在“钥匙丢了”中自我美化为精神流浪者和受难者是骗人。他这样自我祛魅在中国真是十分难得。 真正的忏悔是一种灵魂自救，靠道德自觉。有人说，罗马总督不忏悔，刽子手不忏悔，一起跟着对耶稣吐口水的众人没忏悔，凭什么要我一人忏悔？忏悔不忏悔是每个人良心上的事，勉强不得。至于喝问别人为什么不忏悔，类似于鲁迅鄙视的“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的老谱，不提也罢。——但愿中国像梁小斌这样的忏悔者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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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作者:梁小斌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愤青一贯示人的表现是爱脑袋发热，不顾后果；动辄愤世疾俗，动辄打砸抢烧，似乎他们都是一群为了信仰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愣头青一般。在网上经常可见他们污言秽语出口伤人，在现实中则不断上演打砸外资企业，制造民族矛盾的一幕幕丑剧（如前面因反日而打砸日资企业和前面的前面因反美而打砸麦当劳）。如果大家认为大多数愤青都是有胆量有抱负的时代英雄，一旦外敌侵略中国，打起仗来都可以别把片儿刀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愤青们从骨子上说都是些胆小鬼，懦弱是他们的核心本质！！

就我观察，大多数愤青往往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没钱没权没车没房没有资历没人尊重没人景仰，有些可怜的愤青甚至连个体面的工作都没有，不是刚离开校园失业在家，就是整天混迹于江湖，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应该说他们正是这个社会普遍的腐败、不公与堕落的牺牲品，是最应该拿起武器为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而奔走呼号那群人。可不幸的是，愤青们因为愚蠢而被蒙蔽了双眼，因为懦弱而混淆了是非，成为权势精英们转移社会矛盾的工具和枪把子。当然，我想他们至死都不会成为这个权势精英圈子里的一员的，因为那些权势精英们是耻于与愤青们为伍的，愤青们缺少成为这个圈子一员所必备的品质—-资历、金钱与阴谋。打个比方，如果说愤青们是一条失去理智濒临疯狂的狗的话，那他们充其量也是一条没有主人收养，无家可归的野狗！

任何一个智慧和良心尚存的人，都会被中国现实社会中那些不断上演的腐败、不公与堕落所折磨和激愤。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大学校园里的特困生、花天酒地为富不仁的大款、见死不救暴敛患者的医疗机构、贪污腐败强奸民意的政府官员、有毒的水食物空气、越来越高的房价、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越来越低的购买力、越来越少的森林鸟类和野生动物。。。。。所有的这些哪些不比小泉参拜神社重要，哪些不比修改日本教科书与我们自己和民族的发展存亡息息相关？？？要我说，日本人搞的这些小动作与上述的那些事关中国民生的大事比起来，简直就是p事一件。话说回来了，只要你中国强大了，人民富强了，家庭幸福了，社会和谐了，国家铁板一块了，他小美小日还敢惹你吗？他们还能不把你中国人当人看吗？！可我们的愤青恰恰忽略了这些根本大事而纠缠在这些狗p小事上，还搞得有声有色，煞有介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无非是因为愤青们的内心的懦弱！

大家想想吧，一个连为自己这个群体的基本权利（工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民主选举的权利等）都不敢去争取的人，你让他们冒着被有钱有权有兵的精英集团所打压的风险来为百姓大众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不是在痴人说梦吗？要我说啊，愤青们压根就没有这个胆！！

批美批日多好啊，他们远在天边，即使批得他们不高兴，也不能把咱愤青们怎么着，而且这样批也是得到精英集团默许的，打砸抢烧时自然不怕会坐牢会杀头，搞的好或许会得到精英集团的一官半职，搞的不好也可以发泄发泄心中的邪火，最次也能扩大一点影响，捞个上镜的机会，没准就能得到一两个无知女青年的青睐，顺带把个人问题解决一下呢。

别看愤青平时最喜欢把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成为“汉奸”，其实愤青们从骨子里才更具汉奸本色。缺乏正义与勇敢精神的愤青们，无非是一些幼稚的潜在社会动乱份子和政治投机者，一旦耻于与他们为伍的主人们倒台或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祖国时，第一个夹着尾巴逃窜者便是这些平时以“民族汉子”自居的愤青们，无数国家的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几天，美国有两条新闻很值得一看——确切地说，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议论对两条新闻的评价——2月4日，《纽约时报》的评论对政府准备大幅提高移民申请费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建议国会否决这个议案，因为这加高了进入了美国的门槛，违背了美国的自由信条，对美国的利益不利；而2月1号的《今日美国》肯定了国会提高僵滞了十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论证此举虽然表面上看来损害了美国雇主的利益，但是有两个好处——许多美国人努力工作，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美国标准），这说明原来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失去意义；这个标准不提高的话，实际上是抢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是使美国人受益的。

可能很多人对去年初的一条新闻还有印象，针对在美国上千万的非法入境的墨西哥移民，小布什的共和党在国会提案，要加紧对非法移民的管制。可是美国各地都有反对的游行，洛杉矶甚至有50万人上了街。《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认为不能妖魔化这群最勤劳却最没有保障的人群；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洛杉矶时报》的文章，以自己在美国40年的成长史为例子，他从一个不怎么会说英语的欧洲移民，变成了演艺与政治明星，说明欢迎移民，吸取新生力量是“美国梦”的核心价值，文章最后才羞答答地表了一下态，说法律的尊严也是要顾及的。

这些新闻有个共性，那就是承认自由的价值，一个国家的公民越自由，越有实现梦想的可能。而且自由并不专属某个群体，为非美国公民的人（甚至是非法移民）争取工作的自由、行动的自由，最终是让美国人有好处的。自由这个词听起来挺虚幻的、挺可怕的、破坏力挺强的，其实它已经是理念与实践结合得相当好的一个准则了。远的不说，中国在30年前，不过让农民有了一点种地的自由，马上就喂饱了十多亿人。

吃饱了还有有进一步的做为，那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大家都仅有伟大腰围是不够的。不过，从如何破除中国的二元结构的争论当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城镇居民还是普遍对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特别是农村人口）的自由持“有罪推断”，将犯罪率上升、城市生活品质下降充满偏见地和人的自由流动扯上等号。中国现在的城市人口当中，可能超过一半都是出生于农村（至少和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也许是等级制度最有力的维护者，不愿意自己辛苦得来的高贵身份瞬间稀释了，那样的话，春节回家怎么还会有优越感呢？——别怪我把人性想得那么坏，自由这么好的东西都接受不了，对它深怀恐惧，从经验（包括你自己的经验）到理智都说服不了你，一谈到给予其他国民像你一样的自由，你就把头埋进沙堆，水米不进，除了说你特殊蠢、特别坏以外，可能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形容词了。

一个国家的进步，有些很简单的标准可以衡量，对自由的理解就可以做为标准之一：一想到别人也要自由，心里就不爽，这样的人构成的群体是不会进化的；一想到别人还没有自由，心里就不爽，这样的人构成的群体才配得上人类的文明。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五 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继美国的“虐囚案”之后，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一案，再次为国人妖魔化美国提供了素材，民族主义也有了又一次泛滥的机会。警察打人，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同情被打的平民和谴责施暴的警察，实乃理所当然。何况，在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中国，赵燕在超强的自由美国被警察殴打，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爱国者的义愤，也属正常现象。

然而，在美国官方多次表示向受害者道歉和对此案进行严肃的司法调查的情况下，这一个案应该循司法途径解决，该赔偿就赔偿，该惩罚就惩罚，而决不应该无限上纲地放大为泛政治化的中美冲突，进而上升为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和整个制度的妖魔化。事实上，赵燕已经开始享受美国制度的保护，她的医疗费和诉讼费全部由美国联邦政府负担，而且没有上限。她因打官司而无法工作的收入损失，每周最高赔偿为600美元，一年最高为三万美元。美国名律师帮助她进行民事诉讼，诉讼赔偿可高达五百万美元。她还可以请最好的眼科医生、牙医和心理医生。换言之，赵燕被打仅仅是一个个案，与中美冲突和美国制度没有多大关系，更与美国的超强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尊严无关。

而在中国，从外交部到御用喉舌，从爱国愤青到赵燕家人，似乎抓住了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利用赵燕的哭诉对美国的制度和人权进行妖魔化，已经变成了大陆的官方、媒体和爱国愤青的合谋，非理性情绪不再只是爱国愤青对美国的仇恨宣泄，而且变成了国家化的外交决策。《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历史的经验已经反覆证明，奉行强权和霸道的超级大国历来追求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总是把自己国家和公民的利益置于他国和他人之上。”“美国警察和执法人员隶属国家机器，他们之所以敢藐视法理、藐视人权，显然是受国家的帝国思想、强权政治、霸权意识和种族歧视的综合余孽的影响和驱使。从法律意义上说，美国当局对赵燕事件负有不可推卸和无可争议的责任。”

《新华社》借采访赵燕亲属的机会指控美国仇视中国人虐待中国人。赵燕一家更把事件无限上纲，什么美国说尊重人权是“”挂著羊头卖狗肉。“什么这件事”不仅是赵燕一个人的事，也不仅是赵家一家的事，而关系到整个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赵燕本人也跟着上境界，在纽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赵燕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一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把打我的凶手绳之以法，严惩他们。感谢全国人民、同胞们、我的国家、中国驻美使领馆对我的关心，感谢媒体对我的支援和声援。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援，就不会有伸张正义的日子“。

互联网上的爱国愤青更是一片叫骂声，什么美国“充满暴力”、“极度没有人性”，“美国是全球的邪恶轴心，美国人是披著人皮的恐怖分子。”所以要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

然而，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国人都如此看待赵燕事件，除了那个《赵燕，飘到美国的一根幸运草》的著名帖子外，另一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被中国警察打和被美国警察打的不同结果》，也对赵燕事件所凸现的中美制度之优劣对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现引用如下：

“1，被中国警察打，不是新闻。被美国警察打，是新闻，而且是大新闻。2，被中国警察打，不会见报，报纸不敢登，敢登的会被清算。被美国警察打，会见报，而且是连篇累牍，最重要的是，报纸可以自由报道。3，被中国警察打，打了白打，警察会威胁你不准把事情说出去，律师不敢接你的诉讼，法院会跟警察一起来整你。总之，如果你执意要”找个说法“，那么最终你的下场很可能比被打一顿还要惨。相反，被美国警察打，会有媒体的揭露、群众的示威抗议，律师会主动联系你要帮你打官司，法院会独立审判。4，被中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不会关心你，相反还会在面对国外记者的质疑时声称”没听说这回事“或者”这是中国内政“。被美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会”严重关切“。5，被中国警察打，没有人会认为这说明中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不会这么认为，新闻媒体也不会这样认为，总之，被中国警察打，这与”人权“无关。而被美国警察打，所有人一致认为这说明美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和新闻媒体会大力宣扬”美国没有人权“，并且把这件事情写入明年的《美国人权状况》里去（如果美国胆敢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的话）。6、被中国的警察打，你不敢去告；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被中国的警察打，你即使去告了，没钱也不行，不要说红包，单是诉讼费也拖死你；被美国的警察打，不用担心诉讼费，人家把你的费用全免了！（纳税人的钱原来还可以这么花！）7、被中国的警察打，那证明你是坏人，不是也是，就该打；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好人。”
即使去告了，没钱也不行，不要说红包，单是诉讼费也拖死你；被美国的警察打，不用担心诉讼费，人家把你的费用全免了！（纳税人的钱原来还可以这么花！）7、被中国的警察打，那证明你是坏人，不是也是，就该打；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好人。”

 

1997-2007，邓小平告别这个世界已经10年了，我想起当年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大家谈起他死时的一段故事：小平同志死了，真是应了一句老话——”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大家随后一笑。

邓死后之后一两天，我和新华社一张记者，还有其他一些记者，正与一程姓主持人谈有关演艺界的事情，当时最大的话题就是邓死了，肯定不能忽略这个敏感话题，就有了上面那句老话。

邓死于1997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三。正是他过了大年初一，却不能捱过大年十五（元宵节），就去见马克思了。

当时，北京正在准备过号称非常热闹和祥和元宵节，天安门附近还可以搞些花灯，全国各地民间都有类似活动，可惜邓死的真不是时候，这些娱乐的道具都作废了，虽然全国没有公开要求停止娱乐，但还是有一丝压抑的气氛。

邓去世当晚，北京非常安静，天气也不是那么冷，没有冰雪。前几天看《南方周末》关于邓小平逝世的报道，提到邓死之际所在的北京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外窗外北国风光（原文是：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其实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冰雪，此后的几天也一直都是晴朗天气。至于邓是否平静地死去，应该由当时的医生来说明，我个人看法应该不太平静，因为如此生离死别，应该是痛苦的，再说反右和六四新老问题还没解决，他会那么平静的吗？

1997年2月19日傍晚，也就是农历正月十三，我从城东去看城西永定路的朋友，看望朋友后回去，路经301医院，大约是晚上9点多时，医院门口一点异常的地方也没有，可见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我是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听外地的朋友电话询问北京是否平静时感到纳闷，为什么都是外地人比在北京的人知道更快。其实北京很平静，邓小平之死是稳定的，过几天江泽民在天安门邓的追悼会上的致悼词，还哭出来了，当时的北京也是天气非常地晴朗。只是我当时所在的报社领导告诉我们，没什么事情不要上街，要守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到单位上班，没事或者不采访的时候不要在街上瞎转悠。我春节是在外地过的，这个时候已经回到北京上班，正赶上小平去世，就这样写几句。

邓小平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有功于人民，但1957年反右和六四时候还是有罪的，这段历史肯定要记录在青史的，是上耻辱柱还是上伟人台，自有历史公判。

邓死后，我和朋友们都没有去所谓的”十里长街”和八宝山送别，我记得去八宝山只是送别过以前单位的去世同事，还有一次前领导人赵紫阳。赵紫阳和邓一样是个清醒的人，但他对共产党的看法，至少比邓小平彻底，邓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妥协主义者。

－－博闻社

 

11月17日 星期五

一觉醒来，飞机已经出现在北美上空。机翼下是壮美的五湖地区。湖面千里冰封，上空漂浮着朵朵白云。一开始，我错以为是在太平洋上空。辽阔的洋面被冰雪覆盖，但仍保有它蔚蓝的外貌。我惊讶于上帝大手笔的创造，这是个完全纤尘不染的属灵世界啊。壮美，辽远，宏阔，粗犷，却又波澜不惊，静静的在天宇下铺开，一望无涯。但是，我立即发现不是太平洋，因为蔚蓝色正在消退，开始出现覆盖着冰雪的山峰。我收回目光，发现飞机舱里的电子大屏幕显示飞机已经掠过五湖地区，进入北美大陆的腹地。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北美的第一天。

下午4点8分到芝加哥，出关，转机，用了1个半小时，因为同行的朋友们英语都不好，费了很大的气力，并且靠一个中国大姐的帮助才上了去华盛顿的飞机，大家一路感慨，一定要学好英语，否则，今后出门都成了问题。

8点47分，飞机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华盛顿，我和苏滨律师走出候机厅，一位亚裔小姐过来问候，原来正是前来迎接我们的蔡小姐。

等行李的时候，我给家里打电话，一连打了好几个都没有人接。一想，因为时差的原因，这里仍然是17日。中国已经是18日的上午了。

我们一行被告知原来准备接待我们的付希秋牧师此刻还在西班牙，只能由蔡小姐带我们去在华盛顿的住所。机场的一位黑人司机把我们的行李搬上汽车，开往华盛顿的住宅区。由于带路的蔡小姐和司机路都不熟，我们在住宅区里转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找不到要去的地方。最后，我在车上昏昏睡去，直到被人推醒。一下车，两位金发碧眼的美国美女_女主人李拿约和大学生海伦在一座别墅前迎接我们，年龄约30岁左右的女主人很热情，与我们一一拥抱，海伦则帮我们把行李拿进室内。

这座别墅外面看上去很普通，里面却装潢豪华，我们被告知这是女主人一个月前刚刚买下的，我们是入住的第一批中国客人，而女主人是布什总统的朋友和老乡。果然，我在客厅里见到了女主人与总统的合影。

11月18日 星期六

蔡小姐和海伦带我们去华盛顿市区观光，我们先去了国家大教堂。华盛顿的建筑都很普通，没有高楼大厦，都是一些风格单调、样式陈旧的简易楼房。但是，国家大教堂却让我们大开眼界，这座教堂辉煌、气派，直冲云霄，用洁白的花岗岩构建。据说用了83年的时间才建成，是华盛顿乃至美国最伟大的建筑之一。我在青岛曾参观过天主教大教堂，那是亚洲第一教堂，但是跟这座教堂相比，那是太寒酸了。

教堂外有许多漂亮的树，如果说华盛顿的初冬别有一番风姿，那就是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树，有的金黄，有的翠绿，有的殷红，有的挺拔笔直，直冲云霄，有的旁逸斜出，花枝招展，整个城区就是一座硕大无朋的花园。华盛顿特区没有令人生畏的高楼大厦，所有的楼都不能高过国会大楼，也就是六七层的样子，面积也不大，城市到处是公园、绿地和各种各样的树，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

11月19日 星期日

傅希秋牧师从西班牙回来了，与我们一一相见，一再抱歉没能亲自去接我们。原来以为牧师都是留着山羊胡子、身披黑衣、脾气故怪的老头，原来却是跟我们年龄相仿、性格温和、举止优雅的中年人，在美国人看来应该算作青年人。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跟我算是校友，不过我们一行四人中居然有三个人有人大的学历背景，李劲松律师在人大法学院进修过，昝爱宗记者也是在人大读的中文。中国人民大学，这座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党校”居然培养了这么多“自由主义分子”，实在也是趣事一桩。

因为马上要过感恩节了，教堂有一个很大的聚会，傅牧师带我们去参加。这是个上流社会的教堂，聚会的人有上千人，几乎看不到亚裔和黑人， 中国人只有我们几个，显得很突兀。开场仪式很庄严、肃穆，唱诗班分成两个序列，一个儿童班，一个成人班，分别穿着白色和黑色的衣服，先有唱诗班唱诗，一些神职人员举着美国国旗在教堂里游行。然后是牧师宣讲，因为都是用英语，我们听不懂，但是不断的有china（中国）这个词进入耳朵，蔡小姐翻译道：他说，这里有四个来自大陆中国的基督徒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是维权律师和记者，是为自由而征战的战士。全教堂的上千人一起站起来向我们鼓掌致敬，我们四人站起来答礼，感到惶恐，更感到荣耀。但是我立即就知道，这更是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信靠他，成为他的儿女，才获得这样的荣耀。

聚会结束的时候，很多美国人过来和我们握手，他们大都是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可是在主的圣殿里，他们是和我这个中国人平等的神的子民。

11月20日 星期一

在北京的时候，范亚峰博士曾对我说，傅希秋牧师是一位奇人，他除了和美国教会领袖有密切的关系外，与白宫、国务院、国会都有非同寻常的联系，他甚至有能耐绕开国务院安排王怡、余杰、李柏光会见布什总统。

一到美国，我就感受到他的“能力”，他给我们安排的住所是布什总统的朋友李拿约女士的别墅，这位女士是布什总统的老乡，并且是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布朗先生的总统竞选委员会顾问。在她家里，我看到了她和总统的合影。

一大早，傅牧师说要带我们去国务院，拜会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我知道傅为什么会首先安排我们去国务院，因为我们此前的一个团会见总统毕竟“得罪”过国务院，由于中国政府的抗议，国务院竭力劝说总统放弃会见余杰王怡，但是总统没有采纳，据说余王进入白宫的时候，国务卿赖斯刚刚离开。

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和国务院的关系何以会这么快得到“修复”？让国务院在半年之内再给他面子？这在我们中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九点钟。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跟我们有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因为时间太短，参与会见的人太多，我只谈了两点，一是国内异议作家被逮捕的情况有所上升，人权状况在恶化；二、信仰自由没有得到全面落实，不少地方出现借其他名目镇压基督徒的案件。希望美国政府关注，并通过外交渠道促使中国政府进步。李劲松律师、李苏滨律师主要是为中国领导人歌功颂德。

下午。傅牧师在国会作证。我们旁听。见到了中国大使馆的人和一个访问学者。吴宏达先生也到会，并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做客。

下午4点30分——5点30分，会见国会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我想当熟悉，不仅熟悉我的简历，而且熟悉我办的所有案件和写的所有文章。这些国会官员跟我们分别会谈，听我详细谈了严正学、陈树庆、力虹、郭起真、李剑虹以及李丽娟、黄琦等人的案子，表示了严重关注。他们表示会做成一个报告，向国会汇报。

晚上，傅牧师举行晚餐会。联合国的官员、国会的官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都有参加，主要讨论陈光诚案。我发现美国官员有个误区，他们认为陈是为了争生育权而向政府挑战。我提出不同意见。我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必要的。陈也不是为生育权而挑战政府，而是对临沂地方政府对计划生育的落实政策（野蛮计生）不满。但是，我的意见被打断，我注意到，美国人不能理解我的观点。随后，没有安排我参与和联合国官员关于人口问题的会谈。

11月21日星期二

今天赴白宫，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这个官员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特别助理。是美国安全战略报告一文的起草者。他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接见我们。主要的时间都是他自己介绍美国的战略思想以及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他提到三件有趣的事。一、他在开场白中说，我是在和未来中国的领袖们交流，感到很荣幸。这句话像调侃，但是也发人深省。所有在座的人事后都说暗暗吃惊。二、他还说把曾电话打到空军一号，布什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以及国务卿都在，他希望总统安排会见我们，但是，总统决定国务院必须由副国务卿出面会见我们，时间安排在下午。

今年五月，也是这个委员会绕过国务院，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了余杰、王怡。因为有人事先发布了消息，中国政府强烈抗议，赖斯国务卿要求总统取消会见，总统感到骑虎难下，没有采纳，但是由原来的在白宫会见变为在一个小的私人办公室会见，规格降低了很多。

这次布什没有安排会见，我想主要是照顾国务院的面子，作为让步的条件，国务院再次安排国务次卿会见我们。三、他写的战略报告受到了中国大使馆的强烈抗议，大使馆说这份报告的起草者应该被解雇。“但是，布什总统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否则我就失业了。”他最后幽默地说。

这个官员有2米高，会见我们的前一天晚上还到我们的住所参加过我们的晚餐会。可以看出，他跟李纳约具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作为回应，我们的水平要差了很多。李劲松律师主要是赞美胡锦涛主席，（他在每一个场合都不遗余力的赞美胡、温、曾，并且暗示他和他们有直接联系，不知是什么意思。）昝爱宗要求美国领导人向中国领导人传福音。我则提出，中国是个敏感的国家，也是个需要帮助的国家。美国对中国要少些批评，多些鼓励，这对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更有意义。

中午，我们在自由亚洲电台录制节目，我跟李劲松、李苏滨发生了激烈辩论。他们一再赞美胡温，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地方政府干的，中央政府没有责任。李苏滨甚至认为，如果胡温等最高领导人知道异议作家的案子，一定会无罪释放。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毫无道理，显然是一种人治的观念。并且中央政府包括最高领导人对人权状况的恶化是有责任的。他们应该立即启动改革。

下午，我们在国务院会见负责中国事务的国务次卿。这位官员是中国问题专家。他在中国问题上非常谨慎、小心，不愿意因为对宗教信仰、言论自由的过分关注影响中美关系

去年外交部奉命对外宣布了国务院的一项新规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六条：从今年一月一日起，“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也就是说，不必再像过去那样申报当局批准。图片：鲍彤夫妇(鲍彤授权RFA使用） 今年1月1日和17日，路透社记者先后对我采访，果然没有遭到有关当局干预。看来这个新规定正在开始落实，我很高兴。 第一次采访，记者先生要我谈谈这个新规定本身。我的评价是肯定的，说，“这是个进步”，“实行一天，就是一天进步；长期实行，就是长期进步。”这次采访的英文消息播出去了。 第二次采访，记者问我如何纪念赵紫阳。我说，每个人都有权采取一切合法的方式；我愿意推荐这样一种方式——通过维护公民权来纪念赵紫阳先生，因为“这是人人能做，天天能做的。”我说，“全国同胞大家都能享有法定的权益，赵紫阳的理想就实现了。”这条英文消息也播出去了。 大陆传媒没有登载这两条消息，但我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倒是有三个问题，值得斟酌。 一，有朋友担心新规定会流於一纸空文，比方说，只许路透社今天自由采访鲍彤，不许其他媒体明天自由采访比鲍彤更有新闻价值的公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我想，新规定应该是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什么官员或者什么领导机关，胆敢架空国务院的政令，在中国的脸上抹黑，那么，一切关心中国的开放与进步的人，无论是我国同胞还是外国朋友，应该都有权向中国政府检举，应该不会受到漠视和打击，相反，应该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和支持！ 二，有人鸣不平：“把自由采访的权利给了外国记者，会不会使本国媒体在竞争中处於劣势？”我愿意替国务院说句公道话：这是经由外交部发布的规定，当然专谈外国记者事宜，无需涉及中国记者；但根据普世法理，决不应当把它理解为中国政府只优待外国记者（而“虐待”本国记者），只保护外国媒体利益（而“损害”本国媒体利益）。值得警惕的倒是，中国确实存在着某种邪恶的阻力，至今仍在致力於摧残新闻自由。最近的一个实例是《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的一位聘用人员，在采访煤矿实况时竟被伤害致死，伤天害理，莫此为甚！这一严重事件，反映了中国记者的险恶处境！有消息说，此事已引起国家主席的关注。我希望，这一类事情，不仅作为个案能够迅速依法处理；而且希望国务院能够由此及彼，明令宣布：中国记者和媒体，应该同样享有外国记者和媒体所具有的自由，任何人必须尊重，不得侵犯。 三，新规定第九条说，“本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2008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有人说，后半条难以理解。我也有同感：难道国务院的新规定不好吗？为什么要画地为牢自行废止呢？难道，保障新闻自由在我们国家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阻挠新闻自由反倒应该成为中国的常态吗？ 总之，在充分肯定新规定的同时，我认为需要明确解决三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一，取消第九条的后半句；二，规定对阻挠和拒不执行本规定的官员的惩处办法；三，宣布中国记者当然具有自由采访中国公民的权利。如能这样，就完美得多了。

 

BBC中文网独家消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禁书”事件继续发酵。七本加一套丛书被列为”违规出版书单”，其中一本《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袁鹰，上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和副署长邬书林，两天后的一月三十一日，邬书林匆匆上门道歉并说明情况。

他说：”境外媒体和网上许多文章都冲着我来。首当其冲的是我，说实话，我是有苦难言啊，我只是执行署里的决定而已。”他否认网上所传言《风云侧记》是因”泄露国家机密”而被出版总署所禁，只是书中”不少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鉴于该书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决定对该出版社作违规通知单一次，二零零七年不再为该出版社增加书号”。

邬书林在与袁鹰的谈话中，却泄露了”国家机密”，他说：”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现象十分普遍，署里听到不少反映。《沧桑》（禁书之一，作者晓剑）一书写了延安时期共产党种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的几位老同志（指退休的老共产党员）读了这部书后相当气愤，写了信上告中央。《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禁书之一，作者朱凌）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盛华仁都提出质问。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少，总署不得不作出警示。书中凡涉及反右、文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出版社必须履行报批立项的程序。”

“国家机密”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袁鹰，本名田锺洛，一九二四年十月生于江苏古城淮安，从小学到大学分别在杭州和上海，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共，同年开始报纸生涯，先后在《世界晨报》、《联合晚报》任职，中共执政后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文艺部任职编辑、副刊主编、主任，一九八六年离职休养，长期在文坛风口浪尖、旋涡中心，老来回首，随手记下一些耳闻目睹的真相，一些值得咀嚼回味的事实，一些骨鲠在喉而不吐不快的是非。他的《风云侧记》收录了二十一篇回忆性文章。

中国严格控制书报出版

这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非法违规出版书单”传开后，不上网的袁鹰，是从多位友人那里获知禁书的事的，禁的原因是书中”泄露国家机密”。他寻思许久，不明白自己的文章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

一月二十九日袁鹰写了封信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和副署长邬书林。他在信中说：”事关本人名誉，也为了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务请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我很不理解邬副署长既认为此书有问题，为何在通风会之前不先向作者和出版社进行认真的了解和调查，听取作者和出版社的意见，就草率地在有各地出版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上宣布，事后又迟迟不向作者通报，这种粗暴的方式，是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我不得不表示不满和抗议”。

上门道歉

一月三十日，邬书林透过《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转达袁鹰，刚收到他的信，并表示要去看望他。袁鹰回应说，只需邬书林回一封信即可。不久，邬书林坚持要上门，署长龙新民也催促邬书林尽快与袁鹰见面，于是双方约定三十一日上午，袁鹰在家等候。那天双方谈话一小时，袁鹰夫人吴芸红也在场。

邬书林说：”这件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真对不起，我们深感不安。昨天接到您的信，我立即向龙新民署长汇报了，要亲自向您说明真相，现在外边传闻很多。龙署长要我尽快见您。一月十一日那个会上，我谈到一些出版社违规的问题，没有说作者，根本就没有提到作者名字，更没有说您这本书泄露国家机密”。

邬书林说出版总署没有查禁这些书，网上炒作，传闻失实的东西不少。有出版圈中人对此反驳说，既然认定是”违规出版”，还对出版社作了处罚，这无疑就是查禁了，难道”违规”的书还不禁吗？

“八本”还是”五本”？

邬书林明确表示说：”现在都说八本书，其实只有五本，在我们的内部讨论时根据送来的材料是提到了八本，那五本中有一本就是你的。我已经对档案出版社负责人说了，只要他们按程序补个报批备案手续，如果想重印再版，也是可以的。”

不过，二月八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记者会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就禁书事件作公开响应，副署长阎晓宏说：”这一次，这八本书，新闻出版总署按照法律查处过，譬如说，有些是淫秽色情的，有些会引起民族宗教问题的，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图书，但是，这八本书，这一次，新闻出版总署没有查禁。”

对此，人们不理解的是，邬书林说”五本”，阎晓宏又说是”八本”，究竟事实如何？阎晓宏说是按照”法律”查处，是”法律”还是”规定”，是”法律”的话又是哪一条”法律”？这八本书，哪些是”淫秽色情的”，哪些是”会引起民族宗教问题的”，哪些又是”涉及国家安全秘密的”？事件真相并不明了。

狱中作家委员会员强烈关注 诗人孟浪在深沪两地被警方短暂留置

【2007年2月14日狱委讯】2月11日，旅美诗人孟浪由香港入境深圳，目的地——故乡上海。这将是孟浪人离开中国11年来第一次与上海家人团聚共渡春节；但节日未到，期待尚未实现，其返乡之旅就蒙上了不愉快、不和谐的浓重阴影。孟浪是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兼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 按原定计划，孟浪定于2月12日下午晚7时30分搭乘国航CA 1894航班由深圳宝安机场飞往上海浦东机场。 下午4时许，深圳市公安局国保人员在孟浪深圳住地管区的民警引领下突访孟浪住所，提出希望与他谈话。 此后，深圳两名国保警察与孟浪在其住地小区内一咖啡馆进行谈话。然后两名国保警察将其直接送往深圳宝安机场。 孟浪于当晚7时30分后登机，航班飞行约两小时抵达浦东国际机场。晚9时50分左右，在孟浪离开机舱走下舷梯欲搭驳运巴士前往出口时，遭等候在停机坪的4辆警用车辆旁的近10名上海市公安局国保人员及机场警察拦截，要求其随他们上车。对方称要与其谈话。1个多小时后，他被带往上海市内。在位于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宾馆内一房间，四名上海国保警察在场与孟浪谈话。唯一主题是本次国际笔会香港会议。 孟浪对有关方面在他抵达上海时采取立即留置问话的行动提出强烈异议和不满。他向对方表示，这是在不适宜的时间、不适宜的地点、用不适宜的方式，进行内容并非不适宜（指已在香港结束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的谈话。他也重复以前向警方和国安人员表示过的，在声称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中国，作家应该是与作家坐在一起，而非总是不得不与警察坐在一起，谈的竟还是作家和文学活动。 在孟浪的一再要求下，也在其上海家人久候接他不得后频频催促下，上海国保人员于午夜12时30分结束对孟浪的留置。孟浪于2月13日凌晨2时前返回家中。 另据了解，由上海参加香港会议的独立中文笔会上海籍会员中至少有2人已被警方约谈。在此之前，旅居瑞典的本会秘书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回国探亲，乘京港直通车于2月7日在北京火车站持合法中国护照入境时，被边检警察留置四小时后，未经任何讯问就被拒绝入境并遣返香港。 以上事态已引起国际笔会方面和独立中文笔会广大会员及海内外作家的严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