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上网 为甚么障碍重重?

 

越南总理阮晋勇上周五在互联网与网民聊天近两个半小时,内容涉及民主、自由及私隐等。有关消息为国际传媒广泛报道,内地一向敢言的《南方都市报》,还为这段新闻配发了社论,引发内地网民热烈讨论,期盼可在网络上与总理温家宝聊聊天、说说心话。

时至今日,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和主要官员都已上网聊过天、开设博客。温家宝一向以亲民形象示人,也多次公开表示在人民网、新华网看到了民众的意见,但为甚么他迄今未能上网与民众直接对话呢?

「温家宝」敏感遭封锁

要温家宝上网聊天,首先面对的技术障碍。内地的网络封锁技术可能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网站聊天室屏蔽(网络封锁)的敏感字词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多,连温家宝、温总理、「六四」、赵紫阳、法轮功都在其中。如果不解除这些屏蔽,网民连说声「温总理,你好」都被拒之门外,还能说甚么?如果解除这些屏蔽,哈哈,那才叫热闹呢,就不知道那些官方网站能否承受得起?

其次是面子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去年上网聊天时曾被一名17岁俄罗斯少女问到他的初次性经验发生在何时,阮晋勇也被问及为甚么让儿子去美国留学。对于从不向传媒谈论儿女情况、私人健康和性情况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能否过得了公众人物无私隐这一关?

怕被问及民主人权

最大障碍的当然是在政治方面。越南与中国一样,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都有大批网络异见人士被囚禁,阮晋勇就被网民质疑管制传媒和网络,与当局承诺的改革背道而驰。如果温家宝上网,一样难以逃避民主、自由的问题。

其实,《南方都市报》题为《网聊亲民投石问题 体制改革方为正途》的社论颇有见地,最后一段或令当局芒刺在背:「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值得期待的,但是检验其结果须得看它的权力如何产生、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制衡,须得看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路径,须得看它的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

只要把「越南」二字改为「中国」,这段社论的立意同样成立。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篇社论已被网易铲除,网民在搜狐、新浪网的评论也被删除。如果,连这篇社论都受到压制,要温家宝上网聊天,恐怕真的为时尚早。

沙叶新:读章诒和的文章,不哭也难

 

读章诒和的文章,不哭也难。她是女性,是“旦”角,她可是“催泪旦”。这次她的新作《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果然又催人泪下,至少是催我泪下。

其实我常常为自己的多愁善感而难以为情,怀疑自己的泪腺是否过于发达,怀疑自己的神经是否过于脆弱。可再三思之,我的多泪,一是因为当今社会有过多的残暴,故而每读回忆往事的文章,历史的疮疤和现实的伤痕同时作痛,痛上加痛,使我益加悲辛;二是因为当今社会有过多的冷酷,故而一读文章中的温情,冷热交汇,极易化作泪滴。

章诒和此次的《一阵风》又吹开了辛酸的历史一页,有两处,都让我哽咽不已。其一是一代名优马连良之死,写的是时代的残暴。其二是梅兰芳夫人对马连良夫人的无私援助,写的是人性的温暖,我读时两眼泫然,泪湿青衫。李渔说,乐人易,感人难;如若让人感动得泪下,那就难上加难。章诒和在写作此文时,常常和泪而作,以致难以继续写将下去。她投入的是真情,也只有真情才能动人。可见要让读者泪落一滴,作者至少要泪满一斛。

真情绝不用煽,真泪绝不用挤;只有刻意煽情挤泪,才用得着电视剧中的眼药水。眼下很多作品缺乏感人力量,主要是作者缺乏真情。任何写作技巧,任何古法新招,都无法弥补感情的缺失。什么都可以作假,惟独感情作假不了;什么都可以作秀,惟独感情难以作秀。

《一阵风》吹开的不仅仅是以上所说的让人落泪的那两页,还有如下精彩篇章:如马连良参加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居然要索取演出报酬每场一千另七十万元(旧币),甚至还“讨价还价”;章伯钧请他吃饭,他竟然将厨师、厨具、原料、作料全部带到章家,并将章家厨房擦洗得干干净净以至案板洗到发白,像在章家搞了一场爱国卫生运动;反右期间,他被迫奉命批判他的弟子李万春,可说了两句,便没词了,散会之后,又马上请李万春在鸿宾楼吃饭,表示歉意;排《杜鹃山》时,他勃然大怒,大骂另一位徒弟李慕良是“白眼狼”,后来遭到有组织地猛烈批判,自己又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讨。他为人善于肆应,又具侠义之风;他处事不懂政治,又要“火线入盟”(民盟)。艺术上,他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完美,善于创造,卓然成为老生泰斗;生活上,他极会享受,精于吃食,衣履整饬,爱好收藏,甚至吸毒,不折不扣乃一玩家。凡此种种,章诒和都以她一贯擅长的生动的细节描写、精彩的叙述语言一一描摹之,使得这已去世近40年、几乎已被人遗忘的京剧大师,又重新苏醒过来;否则这马连良三个字,在当代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就只能是一个陌生的姓名符号,即便加上他的生卒年月,加上他的性别族别,加上他的学历经历,加上对他的盖棺之论等等,也至多像是被抽干压平的一张卡片。而在章诒和的笔下,马连良才有了呼吸、才有了脉搏、才有了体温、才有了感情、才有了灵魂,才有了生命,才复活了。

章诒和复活马连良,并非仅仅为了缅怀父执,追念故人;她仍其旧贯,不改初衷,还是为了“往事并不如烟”,以往事昭示今天。她此前的一些文章大多写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如史良、罗隆基,以及曾厕身在政治舞台的侧幕或后台的文化人,如聂绀弩、翦伯赞。这次她写的却是戏剧舞台上的登场人物。如果说,在政治舞台上,往往是真与假或者善与恶的争斗,那在戏剧舞台上,则更多的是美与丑的交锋。马连良一生从事美的事业,一生爱好只是美:京剧的美、天幕的美、行头的美、声腔的美乃至生活的美、情趣的美以及美食、美景……然而这样一个爱美的人却被丑类戕害了,怎不令人泣尽继以血,心催恨无声!

马连良是艺术境界极高的一位京剧大师,他对当时和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老生这一行,他对所有行当、对整个京剧甚至对其他剧种的改革创新都曾有过巨大作用。他是名副其实的京剧代表人物。作为一个传统的艺人,他在生活上的方方面面,也极为典型。章诒和不但对这些方面有极为精彩的描绘,还有更为精彩的议论。例如关于“艺人最讲究体面”的议论,以及“艺人在不经意间将生活的艺术积淀为文化的蕴涵”的议论,都是发人所未发,而且深中肯綮,令人叫绝。这些地方,都再一次显示了章诒和知人论世的深切。

章诒和身体不是很好,写这类和泪而作的文章又极为伤害身体,真希望她多多保重。我不敢说她的生命是属于国人的,但至少可以说她的生命已经不仅仅是属于她自己的了,因为还有很多屈死的英魂需要她,需要在她笔下复活。多保重,章诒和!

2004年9月12日。上海善作剧楼。
(2/13/2007 13:25)

首发新世纪

秦 耕:对“禁书事件”的另一种观察

 

我最早知道禁书,是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出版社编辑处得到消息的,该出版社因为出版《我反对》而遭到严厉整肃,先是出版该书的编辑部主任紧急奉命进京汇报、检讨,但必须对外保密,如不得公开报道、不得对外披露消息、不得借机炒作等等,接着是2007年1月,据说该社是又接到了王兆国和刘云山的严厉批示,于是出版社又紧急召回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编辑、组稿人员,连夜召开整顿会议,沉痛检讨,闭门思过,从编辑、编辑部主任、终审编辑、出版社领导,搞人人过关,个个检讨。一位不肯披露姓名的编辑忍受不了文革式的会议气氛,中途溜出会场找我喝茶,我用调侃的语气说,你应该站出来发言,说《我反对》这本书出得好、出得及时,凡是被领导点名整顿的书,肯定是读者叫好的书,这样的书我们社不是出得太多而是出得太少了,如果今后多出这样的书,我们社的效益何愁搞不上去?因此整顿归整顿,检讨归检讨,应付一阵子,等风声过了,我们今后就要看准这个方向多出读者喜爱的好书……这位编辑连忙笑着摇手,说不敢不敢。我也哈哈大笑。

后来章诒和先生突然站出来抗议《伶人往事》被禁,一时舆论大哗,国内外抗议之声不绝于耳,我才知道这次被禁的书籍不只《我反对》一本,而是八本。之所以发生荒唐的“禁书事件”,说明共产党在21世纪仍然想沿用早已落后的专制思维,仍然幻想可以对人们的思想实行“计划管理”,仍然不肯兑现《宪法》明确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仍然以为可以继续对中国人实行专制。从发生在2006年的“禁书事件”中,我和人们一样看到了野蛮、自负的文化专制,但我还看到了值得高兴的历史进步。

“禁书事件”曝光后,遭到意想不到的广泛批评和强烈抗议,这些批评的声音,有民间的,也有体制内的,虽然主要是来自有民间的;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而且主要是国内的。禁书并非2006年独有的新鲜事,令人新鲜的是,2006禁书之后爆发出来的抗议声浪。一个对民主自由缺乏概念、甚至还怀有敌意的执政党,禁书是完全符合其专政逻辑的正常行为,不正常的是禁书之后民间的鸦雀无声。恐怖的不是挨打,而是挨打之后不敢发出哭声。相对于以往的沉默,这次禁书之后,民间压抑多年的声音开始爆发了、并得到部分体制内人士呼应的抗议,这是勇敢的声音,是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声音。这些声音中蕴涵着强烈的早春气息,即便是挨打后发出哭声,也说明被打的人心头已经消除了对文化专制的恐惧,新生儿洪亮的哭声中就包含着浓郁的生命信号,专制已经快走到自己的尽头了。

这次官方禁书使用的是日本鬼子的办法,“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说白了就是实施偷袭,是以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方式进行,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过去官方禁书,莫不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发文件、开大会、上电视,他们可以使用一切有效手段,如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或对作者开除公职、公开批判,或对出版社清理整顿、关门解散,甚至公开收缴、公开销毁已经出版发行的书籍。就是当年禁止卫慧小姐的《上海宝贝》,也调动各种舆论工具,很是轰轰烈烈了一把,以至于我2000年冬天在海口请卫慧吃饭时,她告诉我,这让盗版书商把钱赚疯啦。事过境迁,刚刚过去不到10年,官方竟然只能采用日本鬼子的办法禁书了,这不能不让我感慨。这说明官方自己也知道禁书不对、禁书违法、禁书不得人心、禁书是肮脏的、禁书是千夫所指、万民痛骂的行为……知道这一点,毕竟是进步。

我最近还看到了充当官方禁书工具、自己被推到风口浪尖的邬书林等人偷偷登门向被禁书的作者之一袁鹰先生解释、道歉,这也是值得表扬的。且不管邬的解释是否成立、道歉是否真诚,仅仅是他在民间的抗议声中,还知道反思、还知道愧疚、还知道惊慌,就值得肯定。近年来,民间对官方野蛮行径的抗议已经不少,但很少能得到官方的正面回应,也很难形成官民双向互动。我对邬书林的登门解释,持正面肯定态度,虽然官府对民间依然傲慢无理,但官府里那些具体执行公务的官员本人对民间的抗议并非充耳不闻,他们也知道难堪,还愿意做出一定程度的回应,这的确是一个进步,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捆绑在专制的战车上。

其实在2006年的禁书事件中,被禁的这八本书的作者还算是幸运的,与其他人相比,他们的书还写了、还通过了出版社的审查、送到印刷厂、还走进了书店、到达读者手中,而那些写出来被压在自己抽屉里无法公开出版的书有多少?被封杀在出版社编辑或审查员手中无法出版的又有多少?甚至还有直接作为题材禁区、作者不得写作的书又是多少?这些被扼杀在摇篮中无法出生的书是80本、800本、8000本还是80000本?也许最终也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人们清楚得很,在一个全面文化专制的国度,被禁止出版的书远远不只八本,人们抗议这八本出版后遭到禁止的书,更应该抗议更多直接扼杀在摇篮无法出版的书。

2007-2-14

──《观察》首发

焦国标:北京不会对台动武

 

2007年北京会不会对台动武?我的看法是不会。从极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看,动武首先得有那么一个拍板人说:“打!”我没能看见吐这个字的北京人。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国台办的恐吓只是那千锤,若缺后边那一锤,莫说千锤,万锤也是瞎嚷嚷。国台办的嚷嚷是无数个“〇”,只有“1”来挑头才有意义。恕我眼拙,看不见那个“1”。

北京会不会对台动武,首先得经过三个W的推敲。三个W者,Who、Why和What是也。谁发令打?为何打?打能得到什么?

为中华民族利益而打吗?显然不是。如果是,决不会选择打。既不是为民族利益,那就只能是为个人利益。试问打台湾哪个人能得利益?

没有任何人能得到好处。

依目前的法律程序,常态下只能是胡锦涛主席喊开打。胡会吐“打”

字吗?我看不会。打下来也传不了胡海峰,可要打不下来呢?自己不就完了?米洛舍维奇第二。

胡不会,谁还会?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肯定更不会。

别的谁还可能会?只有军方。军方谁呢?只有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不可能再有别的谁。打下台湾,胡会不会让郭做下一任的“三位一体”?肯定不会。胡不让,郭会不会陈桥兵变?也不可能。胡不会让位,又陈桥不了兵变,白落一肚子辛苦、一辈子骂名,那还打它干啥?

这是打下来的话。要是打不下来呢?郭还能当副主席吗?显然不可能,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更不用说军委副主席了。责任者必受审判,不说重蹈东条英机、三本五十六的覆辙,起码是战争罪没商量,比米洛舍维奇还不济。

军方喊开打,即意味着越过胡主席。这肯定是进入非常态了。一旦出现非常态,军与政、军与党分离,军方坐大,党国不国,更不可能顾打台湾。

打台湾必然惹翻日本、美国。惹翻一个,北京城头的大王旗就得换。

要是俩都惹翻,中国再现这个版图,那就是一万年以后的事了。

北京军方最近发导弹击毁卫星,好象不可一世。可苏联二、三十年前就能击碎卫星,苏联它如今在哪儿?

别看中国壮如牛、黑如墨,实际上胆怯肾虚,经不起一口气,就象那窗户纸,一个唾沫星子就能把它打透。要不然,新闻出版总署怎么连每出一本书都看得紧紧的?一本书实际上不就是作家的一口气,或一个唾沫星子吗?

天使走夜路也会碰上狗叫。所以我说,台湾的路怎么走,不用那么临深履薄的,听身边人民的心,不看那么远的北京脸色。

现在我俨然一个台独主义者,其实不是这样。我是恨那些反人性的老传统、旧观念,恨那些胁迫人的野蛮人。我的根本思想是:如果大陆不民主,我坚决反对台湾回归,坚决支持台湾人民公决自己的前途。

要是大陆民主了呢?民主了就照目前民主国家的游戏规则办,很简单。

更根本的是,我恨大陆对台湾发动战争。有人要揭挑我了:“你怎么赞成美国打伊拉克?”是,我赞成美国打伊拉克。如果陈水扁是萨达姆,我也赞成美国打台湾。即便陈水扁是萨达姆,即便是我赞成美国打台湾,我也不赞成中国打台湾。等中国象美国一样好了,而陈水扁还是萨达姆,我会赞成中国打台湾,而且比美国更有打台湾的优先权。一个专制国家,没资格对另一个专制国家发动战争,更没资格对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但是,一个民主国家对一个专制国家有资格发动战争,我支持这样的战争。

若北京今年对台动武,那是无道伐有道,独裁伐民主,专制伐自由,天理不容。张皇其事者必折阳寿,后世子孙转生乌干达,女遭割礼,男八代为奴。出家人不打诳语,绝对没跑儿。

(2007年2月9日德国柏林)

--民主论坛

王中陵:心惊肉跳读奇文

 

“苏三乞剑”

半夜有朋自远方打电话来,说正在读《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开卷第一篇读得他心惊肉跳辗转反侧睡不着。什么文章,竟如同恐怖片似地看得人夜不能寐?将信将疑。次日下楼去买了一本来,边走边看,果然惊心动魄!不是吉兆。

这篇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写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了再找点有关讯息,回到家上网搜索。谢先生这篇文字在网上的标题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又把内容对比了一番,在《炎黄春秋》上刊出的较网文删去了一些“敏猪”过敏的内容。最令人心惊肉跳的是有: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象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夺权”、“打倒”、“决战”、“生死搏杀”!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目触这样充满血腥的字眼,便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这等阵势,与前苏联1991-08-19仅仅三天的短命政变“苏三乞剑”(我把那场闹剧嘲之为“苏三乞剑”)前的政治氛围何其相似耳!联想到前年朱氏将军以西安划线,牺牲沿海、不惜发动核战争的叫嚣,更令人不寒而栗。而文中所披露的“左派”外交主张之骇人听闻绝不逊于朱氏将军:

◆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谢韬先生今年八十有六了,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又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这样的职务,他的话决不是空穴来风。对这篇文字,谢老先生在文未说: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1994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

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耿耿救党之心,跃然纸上。

纵观谢先生此文,拳拳之心缘于岌岌可危的乱局,其要点可归纳为一破一立。

经过20年“改革开放”,一党专制下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嘱》中所阐述的“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的问题。普遍的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使人们日益担忧这些日益堆积的“炸药”距离爆炸的临界点还有多远。而有关官员在作反腐倡廉报告时还是老调重谈,说犯“错误”同志的比例是很低的,绝大多数官员是好的……

云云,自欺欺人。这是造成党内“左派”的空前活跃的主要原因。

正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却以世界核心自居,试图通过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咄咄逼“宫”。何以会出现这等狰狞的“反修防修”?

谢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所以,“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27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左派”们要用“真正的马列主义”“反修防修”,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说一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倒也不失为一个奇招。谢文本来就是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的序言,正本清源,直捣“东公”,深挖“茅厕”,是该彻底清一清半个多世纪来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人祸之源了。

不破不立,这个突破口选得好,选得妙。此为破。

破之一: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善修与恶搞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达八十多年的政治实验,中国人民已付出了远比抗日还要惨重数倍的代价,生命的、物质的、民族精神的、传统文明的、道德伦常的…。如此昂贵的学费,若连对马克思主义的善修与恶搞都弄不清楚却妄谈“反修防修”,岂不愧人!谢文选择“修正主义”为破的突破口,令人拍案叫绝。

“修正”,顾名思义,本指把错的修正使之完美,是件好事。“修正”即发展,倘无修正,何来发展?但在我们这个凡事皆不能以常理揆之的国度里,“修正”指的却是以“歪”、“斜”、“邪”犯上,妄图“修理”“正统”,属于大逆不道。倘在其后加上“主义”二字,那就更十恶不赦了。列宁有篇文章,题目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把他的恩师普列汉诺夫斥为修正主义。在中国,被《九评》点名抨击的国外“修正主义”者,不胜枚举。对内,毛泽东卧榻之侧那位“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是如何惨遭谋杀的,国人记忆犹新。

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谢文介绍说,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结论,马克思心目中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1894年,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资本论》第三卷付梓。这是113前的事情。而恩格斯则于1895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84年的斗争方法(《共产党宣言》中宣传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

由此可见,恩格斯知错能改,决非死不悔改之人。称其为现代修正主义鼻祖,当之无愧!善莫大焉。承认《共产党宣言》宣传的暴力革命错了之后不久,恩格斯去世。我想他是可以安然瞑目的了。恩格斯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善修”。而被列宁斥为修正主义的伯恩施坦,只不过是继承了恩格斯的修正。所以:谢文作结论说:

◆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这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相反,从“左”面恶搞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列宁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把恩格斯摈弃的暴力革命当作旗帜挥舞,列宁、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所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是列宁主义,是暴力革命,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在中国,毛泽东才是从“左”面恶搞马克思主义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我把修正二字加引号,把列宁毛泽东对马列的“修正”称为恶搞,实在是不忍“修正”这个好字眼被继续玷污。

“反修防修”,“泽”喊捉贼了几十年。把“修正主义”作为恶谥,挥舞赠人几十年。岂料他们才是恶搞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修正”主义者!历史真会捉弄人。

破二:共产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产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喧嚣了80多年,中国人的耳朵快要折磨得失聪了。

为了说明共产主义之虚妄,谢韬先生举耶稣为例: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

寥寥数十字,道破了百年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老底。

1847年恩格斯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不过是一位27岁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46年后,1893年,正是毛泽东呱呱堕地的那一年,73岁的恩格斯早已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理想。

关于“最终目标”,现代修正主义的真正鼻祖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

另一位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名言”是,“对我们说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用虚无飘渺可望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诱饵教人民忍受现实的贫困,甘于吃苦、奉献,敢于牺牲。是乌托邦欺骗人民的把戏。与佛家的来生再世并无二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弥天巨谎该收场了。

跟着谢先生大致弄清了对马克思主义谁是善修,谁是恶搞。面对要“夺权”、“打倒”、“决战”、“生死搏杀”的“反修防修”者,以毒攻毒,正本清源,还“修正主义”本来面目。正如谢韬先生网上文章的标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序言》,批毛与救中国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应大力深入。批毛这件事若在三中全会时紧接“十年浩劫”的结论趁热打铁,89惨案就不致发生,更不会出现如今令人咋舌的经济腐败、道德沦丧、人格塌方。即使现在开始补上批毛这一课,从谢文谈到的“左派”气焰来看,从新闻出版署新年伊始不惧违宪连封八本书来看,来自高层“无产阶级”的阻力决不会小。

谢韬先生这篇文章在《炎黄春秋》上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顾名思义,应该是论证民主与中国前途关系的,属于立。

立: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才能救中国?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谢韬先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剩下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暴力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三种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既能演变了资本主义,又能演变了暴力社会主义。闻鼙鼓而思良将,若大旱之望云霓。民主社会主义真是个好东西,令人称羡。

而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则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果然妙人儿,休教被什么代表玷污了。

在分折了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如何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后,谢文提到,“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恐怕是倒因为果了。应该说,是邓小平89“6.4”的“暴力社会主义”引发了苏东波。继反右、文革之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是典型的“暴力社会主义”行径。“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那么,在苏东巨变后,即使仅从谢文所涉及的党内“左派”试图通过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说,如此令人恐怖的“反修防修”又该“归功”于谁?

所以,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仅仅归之于“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似尚可商榷。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谢文引胡锦涛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听来令人神旺。

可是,抓尽天职的记者,抓按法律程序办案的律师,新闻出版署违宪因人废书,公仆从上到下拒不公开申报个人财产……,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咄咄怪事,“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胡锦涛的讲话于事无补,温家宝号召作家讲真话只能加快李长春禁书。看来,说胡温令不出中南海未必尽虚,否则,不是胡温言行不一,便是别有司令部。

如何才能救中国?窃以为:

关键在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简洁铿锵。“民主”就是“民主”,不须前置,不须后缀。

要害是护宪,公民应挺身护法,力争、捍卫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诸自由。

急所是对违宪的党政高层官员,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另有二点建议:

1、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应以身作则,带头先行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公布个人及家庭经济收入、财产详细情况。随即从中共政治局委员起,凡拒不公开个人家庭经济收入、财产情况者,即以涉嫌财产来历不明付有司查处。

2、在去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对中纪委常委提出的“关于党、国家机关、政府部门干部公开公布经济收入、财产情况”议案投反对票的政治局委员,应以自动弃权进入十七大视之。

谢韬先生文中有一华彩片段令我赞赏不已: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象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对此我深有同感,那十几个曾经以马克思主义作政治实验的国家,其实验既然全部以失败告终,既然世界上有那么多不知马克思为何许人也的国家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人民安居,我们为什么不能向马克思的同胞德意志人或犹太人学习?即使我们找到了的真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这种形式依然把马克思当作神物供奉着?不用王麻子剪刀,世上的人都有衣服穿。

也许,和尚不亲帽子亲,旧情难割。也许,“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和谐社会”理论的核心。果如此,中国社科院要再建几十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也就顺理成章了。也许,这不过是被逼无奈,出于策略,为改革开放争得历史正统地位,为了建立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是另一种“打左灯”、“向右转”吧。

关于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列宁和暴力革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一读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2007-02-10)

民主论坛

国际笔会致胡锦涛的信

国际笔会会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尊敬的阁下:

国际笔会是一个代表101个国家中会员的世界作家组织,深切关注20多位中国作家的旅行受到限制。他们原准备参加于2007年2月2日至5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中文世界的作家:文学交流”。

在这次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亚太地区、欧洲和美洲其它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们的历史性聚会上,国际笔会启动了关于文学和自由表达的对话,勾画了在亚太地区的工作规划,并表达了在这整个地区争取更大言论自由空间的期望。然而,会议却因20多位中国大陆作家的缺席而受损,中国当局警告他们不得前来或拒发来港通行证。其中,一位作家秦耕的通行证被收缴,而另两位早已获得通行证的作家昝爱宗和赵达功则在周末先后在边界被阻止出境。

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突出了使国际笔会深感不安的言论自由问题。尽管中国宪法确认言论自由及交流自由,然而相关保障却遭到中国政府行为的挑战,遭到最近禁止八本书的挑战。禁书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章诒和的作品,她原定在会议上讲演,但却未能出席。

国际笔会对中国当局最近施加于作家的限制深感忧虑,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保障已载入自己宪法及中国作为成员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中的言论自由权。

我们欢迎您对此发表意见。

祝好!

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
执行主任:卡罗琳˙麦考密克
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卡琳·克拉克
2007年2月12日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国际笔会的英文本翻译)

 

国际笔会致胡锦涛的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尊敬的阁下:

国际笔会是一个代表101个国家中会员的世界作家组织,深切关注20多位中国作家的旅行受到限制。他们原准备参加于2007年2月2日至5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中文世界的作家:文学交流”。

在这次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亚太地区、欧洲和美洲其它十多个国家的作家们的历史性聚会上,国际笔会启动了关于文学和自由表达的对话,勾画了在亚太地区的工作规划,并表达了在这整个地区争取更大言论自由空间的期望。然而,会议却因20多位中国大陆作家的缺席而受损,中国当局警告他们不得前来或拒发来港通行证。其中,一位作家秦耕的通行证被收缴,而另两位早已获得通行证的作家昝爱宗和赵达功则在周末先后在边界被阻止出境。

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突出了使国际笔会深感不安的言论自由问题。尽管中国宪法确认言论自由及交流自由,然而相关保障却遭到中国政府行为的挑战,遭到最近禁止八本书的挑战。禁书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章诒和的作品,她原定在会议上讲演,但却未能出席。

国际笔会对中国当局最近施加于作家的限制深感忧虑,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保障已载入自己宪法及中国作为成员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中的言论自由权。

我们欢迎您对此发表意见。

祝好!

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
执行主任:卡罗琳˙麦考密克
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卡琳·克拉克
2007年2月12日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国际笔会的英文本翻译)

狱中作家委员会员强烈关注诗人孟浪在深沪两地被警方短暂留置

狱中作家委员会员强烈关注

诗人孟浪在深沪两地被警方短暂留置

 

【2007年2月14日狱委讯】2月11日,旅美诗人孟浪由香港入境深圳,目的地——故乡上海。这将是孟浪人离开中国11年来第一次与上海家人团聚共渡春节;但节日未到,期待尚未实现,其返乡之旅就蒙上了不愉快、不和谐的浓重阴影。孟浪是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兼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

按原定计划,孟浪定于2月12日下午晚7时30分搭乘国航CA 1894航班由深圳宝安机场飞往上海浦东机场。

下午4时许,深圳市公安局国保人员在孟浪深圳住地管区的民警引领下突访孟浪住所,提出希望与他谈话。

此后,深圳两名国保警察与孟浪在其住地小区内一咖啡馆进行谈话。然后两名国保警察将其直接送往深圳宝安机场。

孟浪于当晚7时30分后登机,航班飞行约两小时抵达浦东国际机场。晚9时50分左右,在孟浪离开机舱走下舷梯欲搭驳运巴士前往出口时,遭等候在停机坪的4辆警用车辆旁的近10名上海市公安局国保人员及机场警察拦截,要求其随他们上车。对方称要与其谈话。1个多小时后,他被带往上海市内。在位于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宾馆内一房间,四名上海国保警察在场与孟浪谈话。唯一主题是本次国际笔会香港会议。

孟浪对有关方面在他抵达上海时采取立即留置问话的行动提出强烈异议和不满。他向对方表示,这是在不适宜的时间、不适宜的地点、用不适宜的方式,进行内容并非不适宜(指已在香港结束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的谈话。他也重复以前向警方和国安人员表示过的,在声称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中国,作家应该是与作家坐在一起,而非总是不得不与警察坐在一起,谈的竟还是作家和文学活动。

在孟浪的一再要求下,也在其上海家人久候接他不得后频频催促下,上海国保人员于午夜12时30分结束对孟浪的留置。孟浪于2月13日凌晨2时前返回家中。

另据了解,由上海参加香港会议的独立中文笔会上海籍会员中至少有2人已被警方约谈。在此之前,旅居瑞典的本会秘书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回国探亲,乘京港直通车于2月7日在北京火车站持合法中国护照入境时,被边检警察留置四小时后,未经任何讯问就被拒绝入境并遣返香港。

以上事态已引起国际笔会方面和独立中文笔会广大会员及海内外作家的严重关注。

 

The Supermodel School of Poetry Pop

The Supermodel School of Poetry Pop

BY BRENDAN BERNHARD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said for the silence of the page. On it, a poem  three neat quatrains, say  can speak, indestructibly, to the eye, ear, and mind.

But there is also something to be said for singing along. Recently I found myself doing just that to a poem by, of all people, Emily Dickinson, as performed by, of all people, Carla Bruni, the Italian ex-supermodel and ex-girlfriend of Mick Jagger, Eric Clapton, and Donald Trump. Dickinson’s poem, “I Went to Heaven,” is featured on Ms. Bruni’s new album, “No Promises.” On it, she sets to music poems by W.B. Yeats, Dorothy Parker, Walter de la Mare, W.H. Auden, and Christina Rossetti, among others.

To the strumming of an acoustic guitar, the Dickinson poem  or can it now also be classified as a song lyric?  begins:

I went to Heaven
Twas a small Town
Lit, with a Ruby
Lathed, with Down
Stiller, than the fields
At the full Dew
Beautiful, as Pictures
No Man drew.

As you might expect, it’s very beautiful. Paul Muldoon, who won the 2003 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 and has co-written rock songs himself (he collaborated with the late Warren Zevon), has not heard Ms. Bruni’s album, but said, “anything that expands our sense of what poetry might be, that poetry is not a scary object written by a bunch of dead guys to be held at arms’ length, is really good news.”

Mr. Muldoon pointed out that much of Dickinson’s poetry is written “in what is essentially a hymn structure,” and can therefore readily be set to music. “It’s almost impossible not to be able to set it to music,” he said.

Even poetry-lovers have poets they don’t quite “get.” For me, Dickinson has been one of them. The revelation in hearing her verse sung was that I no longer really needed to. Because I was enjoying the music, Dickinson’s words (which become progressively stranger as the poem proceeds) were able to seduce me slowly, hypnotically, because a successful pop song is, by definition, something listened to repeatedly. That’s why it’s a stroke of genius to place poems that might strike some as off-puttingly archaic on the page in a pop setting: The music does the work for you, while the words can seep slowly into your mind.

Ms. Bruni, 39, has a small, husky voice whose charm lies in its tousled, just-got-out-of-bed timbre. She recently told the Times of London that she began reading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in order to find inspiration for her own songwriting. And then the idea came simply to record the poems she was reading. People have done this before  Joni Mitchell and Van Morrison have each recorded a poem by Yeats, and Leonard Cohen has sung poems by Lorca and Byron. In 2002, the Scottish singer James Grant released an excellent album of poetry, “I Shot the Albatross”; last summer, the American Kris Delmhorst released “Strange Conversation,” a CD based on poems by Walt Whitman, George Eliot, Robert Browning, and others; and Deb Talan of The Weepies set an Edna St. Vincent Millay poem to music in 2001.

But Ms. Bruni may be the first bona fide pop star (her last album, 2003’s “Quelqu’un M’a Dit,” sold 2 million copies) to make an entire record out of great poems while barely changing a word other than to repeat lines as substitute-refrains.

“No Promises” will be released as an import on the Naïve label on February 4 (much of it can be heard for free at carlabruni.com and myspace.com/carlabruni), and in France and Germany it is epected to be a hit. Some of the interpretations are questionable, and Ms. Bruni’s pronunciation, despite the coaching of British songstress Marianne Faithfull, is uneven, if charmingly so. A video in which Ms. Bruni, looking très supermodel, is driven around Paris as she sings another Dickinson poem, “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 may be one of the more spectacular mismatches between word and image in the history of, well, music videos. On the other hand, the opening lines  “If you were coming in the fall / I’d brush the summer by / With half a smile and half a spurn / As housewives do a fly”  do sound unexpectedly rock ‘n’ roll.

To her credit, Ms. Bruni has been quite imaginative in her selections. She has also understood that much of the poetry we associate with the classroom is no more traditional than the lyrics of Bob Dylan or Pete Doherty of Babyshambles, and that there are potentially thousands of great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ms begging to be enmeshed in electric guitars and downloaded onto iPods. It’s an idea that appeals to John Wesley Harding, the Brooklyn-based songwriter and novelist (under the name Wesley Stace).

“Songwriters need a break now and then, and I could see it as a refreshing way to write song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in them, but still creating a meaningful album that you really liked,” he said.

While there are lyricists, such as ex-Pavement front man Stephen Malkmus, whose words evoke the experimentalism of a contemporary poet like John Ashbery, most rock lyrics are closer to the 19th century,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It’s an odd but inescapable fact that rock music, the most revolutionary cultural force of the last 50 years, has kept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of rhyme and meter alive. (The same is true of rap.) Mr. Dylan once quoted a couplet by Shelley  “What is it you buy so dear / With your pain and with your fear?”  and noted that he might have written it himself, although Elvis Costello seems a likelier candidate.

“Up until a certain time, maybe in the 1920s, that’s the way poetry was,” Mr. Dylan once said, placing himself firmly within a pre-modernist tradition.

Reviewing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bout Mr. Dylan in the New Statesman in January 2003, the British novelist Will Self wrote, “It is not so much that Dylan’s work dare aspire to the status of poetry; it is, quite simply, that along with work by a host of other inspired songwriters, it has completely replaced poetry, in that portion of the collective soul that requires the lyrical.”

As if to prove the point, the magazine’s cover story, “Gods and Guns,” about the Anglican church’s opposition to the invasion of Iraq, was prefaced by an anti-war quatrain from Mr. Dylan’s “With God on Our Side.”

Mr. Muldoon admits that, even if Mr. Self is overstating the case, song lyrics have taken up much of the “oxygen” previously reserved for poets. So let us concede that Ms. Bruni is not only doing something interesting, but potentially useful, too. Since the practice of making students memorize poetry went out of style in the 1960s, just as pop music became ascendant, perhaps pop can now breathe some life back into it. Listening to Ms. Bruni sing the gorgeously romantic opening stanza of “Lady Weeping at the Crossroads,” one of two Auden poems on the record, it seems entirely possible:

Lady, weeping at the crossroads
Would you meet your love
In the twilight with his greyhounds,
And the hawk on his glove?

But does poetry, which creates its own internal music, require the services of a fashion modelturned-singer? Asked whether Ms. Bruni was guilty of trivializing the poet’s texts, Edward Mndelson, a Columbia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Auden’s literary executor, replied that, on balance, he didn’t think so, at least from what he could hear on her Web site.

“I do think that the less emphatic the music, the better it is for the poem,” he said, noting the straightforward arrangements. “So maybe she’s actually a better poem-setter than composers who write better music.” (“Lady Weeping at the Crossroads” was originally set to music by Benjamin Britten.)

One of Ms. Bruni’s most successful interpretations is of Dorothy Parker’s “Afternoon,” in which a woman nearing middle-age anticipates the day when, done with desire, she’ll “draw her curtains to the town” and resign herself to having “memory to share my bed / and peace to share my fire.” In her restrained way, Ms. Bruni approaches a more thrashing, 4/4, punkish arrangement. When she gets to the lines “And I’ll forget the way of tears / And rock and stir my tea,” she steps up the tempo sufficiently to make you forget that “rock” refers to a chair rather than dancing around a room.

Raised in France, Ms. Bruni is a brittle chanteuse at heart. But you can imagine any number of Anglo-Saxon female rockers tearing into it with gusto. Let’s hope the trend continues, and a few more singers pick up the baton.

[email protected]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Why European economies lag behind the U.S.

BY EDMUND S. PHELPS

Monday, February 12, 2007 12:01 a.m. EST

The nations of Continental Western Europe, in the reforms they make to try to raise their economic performance, may prove to be a testing ground for the view that culture matters for a society’s economic results.

As is increasingly admitted,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nearly every Continental country is generally poor compared to the U.S. and a few other countries that share the U.S.’s characteristics.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inental Big Three–Germany, France and Italy–stopped gaining ground on the U.S. in the early 1990s, then lost ground as a result of recent slowdowns and the U.S. speed-up. Unemployment rates are generally far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U.S., U.K., Canada and Ireland.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have been lower for decades. Relatedly, the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reported in surveys are mostly lower, too.

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s on the Continent are not well structured for high performance. In my view, the Continental economies began to be underperformers in the interwar period, and have remained so–with corrective steps here and further missteps there–from the postwar decades onward. There was no sense of a structural deficiency during the “glorious years” from the mid-’50s through the ’70s when the low-hanging fruit of unexploited technologies overseas and Europeans’ drive to regain the wealth they had lost in the war powered rapid growth and high employment. Today, there is the sense that a problem exists.

What could be the origins of such underperformance? It may be that the relatively poor job satisfaction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on the Continent are a proximate cause–though not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poorer participation and unemployment rates. And high unemployment could lead to a mismatch of worker to job, causing job dissatisfaction and employee disengagement. The task is to find the underlying cause, or causes, of the entire syndrome of poorer employment, productivity, employee engagement and job satisfaction.

Many economists attribute the Continent’s higher unemployment and lower participation, if not also its lower productivity, to the Continent’s social model–in particular, the plethora of social insurance entitlements and the taxes to pay for them. The standard argument is fallacious, though. The consequent reduction of after-tax wage rates is unlikely to be an enduring disincentive to work, for reduced earnings will bring reduced saving; and once private wealth has fallen to its former ratio to after-tax wages, people will be as motivated to work as before.

An indictment of entitlements has to focus on the huge “social wealth” that the welfare state creates at the stroke of the pen. Yet statistical tests of the effects of welfare spending on employment yield erratic results. In any case, it is hard to see that scaling down entitlements would be transformativ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eed, some economists see increased wealth, social plus private, as raising the population’s willingness to weather market shocks and helping entrepreneurs to finance innovation. I am skeptical.)

******

In my thesis, the Continental economies’ root problem is a dearth of economic dynamism-loosely, the rate of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innovation. A country’s dynamism, being slow to change, is not measured by the growth rate over any short- or medium-length span. The level of dynamism is a matter of how fertile the country is in coming up with innovative ideas having prospects of profitability, how adept it is at identifying and nourishing the ideas with the best prospects, and how prepared it is in evaluating and trying out the new products and methods that are launched onto the market.

There is evidence of such a dearth. Germany, Italy and France appear to possess less dynamism than do the U.S. and the others. Far fewer firms break into the top ranks in the former, and fewer employees are reported to have jobs with extensive freedom in decision-making–which is essential at companies engaged in novel, and thus creative, activity.

Further, I argue that the cause of that dearth of dynamism lies in the sort of “economic model” found in most, if not all, of the Continental countries. A country’s economic model determines its economic dynamism. The dynamism that the economic model possesses is in turn a crucial determinant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performance: Where there is mor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and thus more innovation, as well as all the financial and managerial activity it leads to– there are more jobs to fill, and those added jobs are relatively engaging and fulfilling. Participation rises accordingly and productivity climbs to a higher path. Thus I see the sort of economic model operating in the Continental countries to be a major cause– perhaps the largest cause–of their lackluster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to a country’s economic model. One part consists of its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on the Continent do not look to be good for dynamism. They typically exhibit a Balkanized/segmented financial sector favoring insiders, myriad impediments and penalties placed before outsider entrepreneurs, a consumer sector not venturesome about new products or short of the needed education, union voting (not just advice) in management decisions, and state interventionism. Some studies of mine on what attributes determine which of the advanced economies are the least vibrant–or the least responsive to the stimulus of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pointed to the strength in the less vibrant economies of inhibiting institutions such as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nd red tape, and to the weakness of enabling institutions, such as a well-functioning stock market and ample liberal-arts education.

The other part of the economic model consists of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culture. Some cultural attributes in a country may have direct effects on performance–on top of their indirect effects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 they foster. Values and attitudes are analogous to institutions–some impede, others enable. They are as much a part of the “economy,” and possibly as important for how well it functions, as the institutions are. Clearly, any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poor performance on the Continent that omits that part of the system can yield results only of unknown reliability.

Of course, people may at bottom all want the same things. Yet not all people may have the instinct to demand and seek the things that best serve their ultimate goals. There is evidence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values surveys” that working-age people in the Continent’s Big Three differ somewhat from those in the U.S. and the other comparator countries in the number of them expressing various “values” in the workplace.

The values that might impact dynamism are of special interest here. Relatively few in te Big Three report that they want jobs offering opportunities for achievement (42% in France and 54% in Italy, versus an average of 73% in Canada and the U.S.); chances for initiative in the job (38% in France and 47% in Italy, as against an average of 53% in Canada and the U.S.), and even interesting work (59% in France and Italy, versus an average of 71.5% in Canada and the U.K). Relatively few are keen on taking responsibility, or freedom (57% in Germany and 58% in France as against 61% in the U.S. and 65% in Canada), and relatively few are happy about taking orders (Italy 1.03, of a possible 3.0, and Germany 1.13, as against 1.34 in Canada and 1.47 in the U.S.).

Perhaps many would be willing to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spirit of stimulation, problem-solving, mastery and discovery has impacts on a country’s dynamism and thus on it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ountries where that spirit is weak, an entrepreneurial type contemplating a start-up might be scared off by the prospect of having employees with little zest for any of those experiences. And there might be few entrepreneurial types to begin with. As luck would have it, a study of 18 advanced countries I conducted last summer found that inter-country differences in each of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re significantly explained by the inter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cultural values. (Nearly all those valu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ost of the indicators.)

The weakness of these values on the Continent is not the only impediment to a revival of dynamism there. There is the solidarist aim of protecting the “social partners”–communities and regions, business owners, organized labor and the professions–from disruptive market forces. There is also the consensualist aim of blocking business initiatives that lack the consent of the “stakeholders”–those, such as employees, customers and rival companies, thought to have a stake besides the owners. There is an intellectual current elevating community and society over individual engagement and personal growth, which springs from antimaterialist and egalitarian strains in Western culture. There is also the “scientism” that holds that state-directed research is the key to higher productivity. Equally, there is the tradition of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in Continental countries. Lastly, there a strain of anti-commercialism. “A German would rather say he had inherited his fortune than say he made it himself,” the economist Hans-Werner Sinn once remarked to me.

In my earlier work, I had organized my thinking around some intellectual currents–solidarism, consensualism, anti-commercialism and conformism–that emerged as a reaction on the Continent to the Enlightenment and to capit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It would be understandable if such a climate had a dispiriting effect on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But to be candid, I had not imagined that Continental Man might be less entrepreneurial. It did not occur to me that he had less need for mental challenge, problem-solving, initiative and responsibility.

It may be that the Continentals finding, over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at there was little opportunity or reward to exercise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learned not to care much about those values. Similarly, it may be that Americans, having assimilated large doses of freedom and initiative for generations, take those things for granted. That appears to be what Tocqueville thought: “The greater involvement of Americans in governing themselves, their relatively broad education and their wide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ll encourage the emergenceof the ‘man of action’ with the ‘skill’ to ‘grasp the chance of the moment.'”

The most basic point to carry away is that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lated here lend support to the Enlightenment theme that a nation’s culture ultimately makes a difference for the nation’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ll its aspects–productivity, prosperity and personal growth.

It was a mistake of the Continental Europeans to think that they expressed the right values–right for them. These values led them to evolve economic models bringing in train a level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with which most working-age people are now discontented. Perhaps the way out–to go from unsatisfactory performance to high performance–will require not only reform of institutions but also a cultural shift that returns Europe to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that put it on the map to begin with.

Mr. Phelps, a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s the 2006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