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卡莉·菲奥莉娜是美国商界的传奇人物，她从不动产中介公司工读生开始做起，到后来进入惠普公司的权力核心，并连续六年获选美国《财星》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女企业家”，堪称奇迹。任职惠普期间，菲奥莉娜主导总值高达250亿美元的康柏购并案，整顿企业组织，让家族色彩浓厚的60多岁老店惠普气象一新，却也为她埋下了日后遭到守旧派势力反扑的隐忧。卡莉·菲奥莉娜任职惠普5年8个月之后，董事会撤了她的职，此事震惊商界，女强人的事业因人事干扰而严重受挫。在该事件发生18个月之后，卡莉·菲奥莉娜携《勇敢抉择》一书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该书记有抉择内幕，也含商场智慧与人生经验。

　　《安南传》

　　(美)斯坦利·梅斯勒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版，38.00元。

　　《安南传》一书记录了安南任职联合国期间的重要事件，作者认为，安南缔造了联合国的重要时代，安南为联合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使维和行动得以有重大进展；而安南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瞬间；安南任期内最大的遗憾是“没能阻止伊拉克战争爆发”；安南“内心深处永远的痛”是卢旺达大屠杀；儿子陷入“石油换食品”的丑闻让安南尴尬不已。《安南传》从具体事件中展示了安南的个人魅力，读者从安南处理国际事务的具体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的微妙处。该书的作者斯坦利·梅斯勒是《洛杉矶时报》外交事务资深撰稿人，对联合国诸事务素有研究，曾著有《联合国：五十年》。

　　小　说

　　《情殇》

　　《情殇》，钟广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28.00元。

　　作为“老三届”的一员，作者曾经亲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天灾人祸。其作品对这段特定的历史、对人性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种种表现，均有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理解。本书收入的《鬼屋》、《梦魇》、《猎鹤记》、《麻雀之死》、《女难》、《情殇》、《命运》等七部中短篇小说，分别讲述了那个特殊年代中发生的七个不同的故事，或离奇跌宕，或刻骨铭心，或惊世骇俗……有评论指出：“钟广明的小说写得真情、朴实、诚恳、厚道……钟广明的小说，重内容超过重技巧。应该说，他的小说故事更接近散文故事，可以把它们当作散文故事来读。”

　　《第一死罪》

　　(美)劳伦斯·山德斯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38.00元。

　　这是围绕死亡而展开的恐怖小说、推理小说，正如唐诺所言，“死亡之所以让我们感觉深奥，逼迫我们思索，是因为它如此毫不容情地映照着我们生命本身，时时威胁着我们的情感、梦想和意义”。《第一死罪》的男主人公丹尼尔·布兰克是纽约知名出版企业主管，社会阶层属于中等偏上，衣食住行无忧，外形条件不错，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喜欢寻求刺激，登山活动满足了他寻求与众不同的生活想法。当他认识希莉雅·蒙佛这位性色皆佳的神秘女子之后，生活更是来了个大逆转：情欲的狂野、嗜血的腥味、极乐的癫狂改变了他的生活节奏、生活看法。在丹尼尔·布兰克被吊死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留待读者自己去揭秘。

　　访　谈

　　《潘石屹　包泡：非建筑访谈》

　　王宝菊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17.00元。

　　此“非建筑访谈”的对象是潘石屹、包泡，访谈人是王宝菊。他们谈社会：我不提倡的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你明明就是西北人，从来没见过海，还老爱吃龙虾，你有这个口福吗。他们谈文化：北京城这个社会，就相当于我们人类发明了电，可是没发明开关，灯永远是亮的，喇叭永远在响。他们谈人生：生活的压力是有的，你就不得不去做，完全是别人提出来的一个无理要求，可是他就卡着你。他们聊城市：你到法国转一圈，再到长江三角洲转一圈，这天上地下的，那边的人都在睡觉，在沙滩上躺着，这边的人累弯了腰，已经钱包鼓鼓了，还在干着。访谈的话题没有文化那么沉重，随意聊聊就能激发出不少的灵感。

　　《陈丹青　艾未未：非艺术访谈》

　　王宝菊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17.00元。

　　陈丹青据说特别爱说话，喜欢到处说话，因为，“第一，我知道说话一点用都没有；所以，第二，我保持说话，因为这是我最后一点权利。说话有快感，让我说好了。”艾未未说：“如果要求在我的墓碑上刻一行字，应该写的是——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缺憾。”有了喜欢说话的人，才有了世间的许多快乐。他们说——我讨厌一群人脸上那种集体势力的表情；中国人对明星的心态，复杂、阴暗，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对戏子的心态，暗中巴望人家出事儿，心理上满足，明星被人看死，烦死，阮玲玉、张国荣，死给你看；城市的方便害了所有人……访谈的好处在于，说话有快感，“听”话也有快感。

　　生　活

　　《快乐密码》

　　(英)阿里斯·托马斯著，百家出版社2006年12月版，25.00元。

　　《快乐密码：心理测试1000问》所说的“问”，其实是问自己。问自己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如果总是不对自己提问，自己生活中的问题就会越积越多，能够补救的机会也会随之变少。作者在《快乐密码》中设计的问题非常贴近生活，比如说你究竟想要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感到有压力、你是否存在焦虑行为、你是否生活在过去、你有多少幸福、你的依恋方式是什么、你对于关系的期待是什么、你是一个外向型还是内向型的人等。读者没有必要从头到尾地读完这本书，但说不定你偶尔翻到某一页，看到某个问题，就能对应上你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快乐需要自己扶助，但专业人士的建议可以让你更清晰。

　　《点菜的门道》

　　赵一山、罗莉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版，25.00元。

　　吃饱容易点菜难，温饱问题解决后，就要解决吃得好的问题，所以我们迟早要面对“点菜难”的问题。沈宏非说，点菜之术和中医替病人诊断的方法有几分相似，得望、闻、问、切，总之，要想一席酒菜下来可以让宾主尽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各大菜系有不同的点菜法，《点菜的门道》一书的“点菜学”提及九种菜系：皇城脚下说京菜、浓油赤酱说沪菜、麻辣鲜香说川菜、醇厚柔和说鲁菜、海陆三军说粤菜、精雕细琢说苏菜等。各大菜系下面都收有“必吃榜”，介绍还算地道。权当《点菜的门道》是“饭前教育”，虽然这本书对整个社会来讲，有点超前，但是，总会有一部分人已经可以随时接受“饭前教育”培训了。

　　文　化

　　《图解易经》

　　祖行编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68.00元。

　　《易经》如果真能“解得开”，就不能称为《易经》了，但这并不妨碍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说这一部“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任何一部经典可与《易经》媲美”，因为“无解”，所以可以“任解”，
所以也其乐无穷，同时也需要不同时代的不同解读。《图解易经》共分为六章，分别讲述：《易经》是一本什么书、《易经》的一般概念和常识、《易经》的占筮方法、《易经》六十四卦详细图解、《系辞传》经解、《说卦传》经解等，其附录附有《〈易经〉六十四卦原文》、《〈系辞传〉原文》、《〈说卦传〉原文》等。《图解易经》的优点在“图解”，配图为古人古境，文图易于理解，可收藏。

　　《中国的品格》

　　楼宇烈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版，22.00元。

　　《中国的品格》的作者楼宇烈曾著有《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儒家修养论今说》、《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等。《中国的品格》分为八大部分：文化主流与文化主体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儒家与中国文化、道家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中医与中国文化等。因为是演讲体，所以即便是抽象的话题，也不难懂。静下心来，读一读这样的书有好处，起码可以通过他人的讲述而对自己的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一个某些人叫着要取消中医的时代，更有必要回顾自己的内在传统，不是排外死守，而是为多元文化的前景努力。

　　故事：乡村最后的狩猎文化

　　《达瑟与达戈》讲述的是机村“读书人”达瑟和红军达戈的故事。达瑟走出机村去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他不得不带着书返回机村。红军达戈在路过机村时遇到了金嗓子美女色嫫，一路追着她来到机村，在机村实现了当猎人的少年梦想。然而机村终究不是梦想的舞台，达戈寄托在色嫫身上的爱情最终空梦一场。最后，杀了人的达戈被公安围捕，潜逃中他选择了与熊同归于尽。

　　《荒芜》讲的是机村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困难生活。当年的老红军驼子在机村落户，为实现了拥有土地的梦想而狂喜。然而，土地的荒芜和人心的荒芜使得驼子无法继续梦想。灾难过后，重获土地的驼子实现的不过是卑微者最卑微的梦想。

　　尽管从小长在农村，对农村生活极为熟悉，但阿来说，这两部小说的故事并没有生活原型，它们全部是虚构而成，只不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拼贴了不少他所熟悉的人的影子。对于《达瑟与达戈》中讲述的狩猎文化，阿来表示，在他的家乡，狩猎是一个很优秀的文化传统。乡村的好猎手就是一个乡村的英雄，许多年轻人常常把他作为榜样。“但随着乡村生态平衡的破坏，山上的猎物渐渐稀少，直至最后荡然无存。当没有了猎物的时候，猎人的悲剧也就随之发生。小说中的达戈与格桑旺堆就是机村最后一代猎人，为了寻求最体面的死法，他们情愿与熊同归于尽，而不愿死在人的枪口之下。”阿来说，达戈只是千万村庄万千狩猎人的写照，《达瑟与达戈》的写作可以算是对最后一代狩猎人的无尽怀想。

　　主题：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在《空山》前两部的四个故事中，《随风飘散》描述历史变革即将到来前的微小波动；《天火》写的是铺天盖地的大火对机村的毁灭性清洗；《达瑟与达戈》则代表着现实生活情境的严酷与人性、神性的迷失；《荒芜》讲述的则是梦想的破损与毁灭。与在《空山1》中阿来借外界自然天火对机村产生的毁灭性灾难，人们道德和怜悯心的消失不同，在《空山2》中，阿来试图通过当时历史环境与各色人物对机村乡土文化的破坏，感叹理想主义者的悲剧，追问机村人性的迷失、神灵庇佑的迷失、动物的疏远和不能获得土地的迷失。

　　阿来认为，《空山2》的主题，是向人们呈现出了一个关于理想主义英雄的悲剧，“达戈和达瑟的故事是两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在狩猎的时代，这两个年轻人都希望成为英雄，但狩猎文化的消失却又让他们的理想次第破灭。尽管他们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实，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但在无情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他们的努力最终是徒劳的。”但与此同时，阿来也为他们的付出给予肯定，认为正是这一代代满怀理想主义者的坚持，才将历史的脚步移向另一个方向。

　　结构：拼接乡土文化碎片

　　与《空山1》中的《随风飘散》《天火》两部相对独立的小说一样，《空山2》中《达瑟与达戈》与《荒芜》这两部中篇小说表面上看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相互勾连在一起，共同讲述了发生在机村的故事，试图揭示“一个村庄的秘史”。

　　然而有读者认为，阿来这种试图以多个中篇小说构成长篇小说的结构，为小说阅读设置了障碍，读起来并不能收获到阅读传统长篇小说的快感。对此，阿来解释说，这种“花瓣式”的结构设置，在国外长篇小说中并不鲜见，“我计划写成3卷6部中篇小说，用这6个故事来概括建国前后，50年间一个村庄的变迁，呈现一个共同的主题。”阿来说：“出版社打了一个唯美的比方，说是众星拱月样的‘花瓣式’结构，但在我看来就是拼接一个破碎的花瓶，乡土文化的花瓶。从前它是完整的，后来被城市破坏了，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将它完整地拼起来。”阿来认为，如果说《尘埃落定》在语言上有所突破的话，那么在《空山》中，他希望在结构上有所创新。

日前，以网名“赫连勃勃大王”闻名于网络的作家梅毅，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最新作品《大明朝的另类史》。在他笔下，明朝是一个欲望自始至终都勃勃膨胀的朝代。

而曾出版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青年作家张宏杰的新作《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近期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该书通过对王莽、杨广、朱元璋、朱厚照、载湉五位皇帝生命历程的解读和性格剖析，对他们的不同命运进行了关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历史的刀锋》、《大帝国的涅槃》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帝国雄关》等另类的历史写作，与《大明朝的另类史》、《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相互映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和作者得到了主流作家越来越多的认同。

历史写作热是否与功利有关

2006年，有关“历史”的内容在文化界全面升温，易中天讲“三国”、于丹讲《论语》、阎崇年讲明末清初都备受关注。梅毅等青年作家的横空出世是否也是在赶这股热潮呢？

梅毅告诉记者，他开始这种历史写作是在2003年底2004年初，当时学者和网络写手写历史的人还不是很多，网络作者中主要有梅毅、潇水和火焰塔。梅毅写的是两晋南北朝，火焰塔侧重五胡十六国，潇水写的是春秋——他们写的都是比较混乱的时代，也是最不好写的历史阶段。

梅毅的《华丽血时代》讲的是魏晋南北朝，《帝国的正午》写的是唐朝，《刀锋上的文明》聚焦的是宋朝，《帝国如风》记述的是元朝。回顾自己近年来的多部作品，梅毅说：“我的写作，完全与功利二字无关。”

张宏杰的历史写作比梅毅还早，他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在大连市图书馆，他看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还有法国人白晋的《康熙皇帝》。在这些书里他发现，乾隆皇帝天赋极好，处事能力高人一筹，而且很有人情味；康熙更了不得，白晋直接告诉法国皇帝——你们是东、西世界最伟大的两个人，但康熙比你看上去更仁慈。

大学毕业后的张宏杰被分配到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1996年出版了第一本历史专论《千年悖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他的第4本书，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全换了一副面容。

在梅毅和张宏杰等优秀青年作者的历史写作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有的网络写手写明史，不过是拿本吴晗的《朱元璋传》或者现成的《朱棣传》、《嘉靖传》做参照，以网络低俗调侃语、无厘头“幽默”来炮制一本又一本书，力图借助明朝的“那些事儿”发家致富。

梅毅对历史写作的功利化倾向嗤之以鼻：“历史本来可以更好看”，“如果一心想着讨好读者或以流行文化为风向标，最容易流入低俗，这样的作品不比地摊文学高贵多少。有了搜索引擎之后，那些以点击率为噱头的历史写作制造出一派繁荣的假相，最终会让读者倒胃。”

赢在独特的演绎方法

“我的写作秘诀，就是细读原始史料，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我读‘古书’的速度和阅读白话文一样，这种能力缘于兴趣而不是训练。”梅毅说：“现在大学里不少搞某项专业的人士，反而没有我们这些‘业余研究者’的这种热情。一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古汉语基础都不行。”

梅毅举例说，《元史》中忽必烈对权臣阿合马的儿子入枢密院不满，斥责说“彼商贾事尚不知”。这在上世纪50年代被一个元史学者误解成忽必烈认为阿合马的儿子是“做买卖的商人”，几十年来一直承袭此说。“其实，只要有基本的古汉语知识，只要手勤翻古书看看，就会避免这种低级错误。”

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肖复兴并不认为梅毅写的是“另类史”，“目前市面上这么多的明史作品中，梅毅对我最有吸引力在于他的解读和叙述有自己的态度和角度”，“明朝的很多东西他没有写，比如说郑和下西洋，比如说张居正，但是他把所有的皇帝和重要人物用欲望来考量，用这个角度重塑了明代的这段历史。”

同样，张宏杰的历史写作受到众多专家肯定也在于他独特的叙述和演绎方式。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张宏杰的叙述始终包含着一种饱满的激情，与冷冰冰的教科书明显有别，“敢于下论断，使得他的作品更好看。”

欣喜之余，肖复兴对当下历史写作的热潮也表达了忧虑：“我怀疑历史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历史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谜，我没有太大的信心揭开这个谜。”

新星出版社总编辑止庵认为：“学历史的人写历史的东西会写得中规中矩，非专业人士写历史首先必须要具备专业知识的基础，他们写历史可以写得很好，但是也可能写得很糟糕，这类书不能一概而论。”

像写小说那样写历史也是一种误区

谈到历史写作热的是与非，梅毅认为，一部感人的历史作品一定不是炫耀历史知识的佶屈聱牙的考证专集，也不会是生硬地把古文翻译为白话的“历史流水账”。他认为作家们写历史的优势在于，他们从前写过小说，思考问题能从人性的角度对“历史的人”进行有趣的、文学的观察，把“人的历史”分解成鲜活的、极富个性的、充满魅力的特殊个体来进行描述。

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解玺璋则对于历史写作的文学性提出了质疑：“文学性控制在什么程度上是一个问题，想象的成分多了会影响读者对历史的认知，必须注意历史的复杂性。”

赵丽华说，“我要回归真实状态下的我——至少没有一般的网民所想象的那样不堪。”她形容自己这几个月的生活，“灰头土脸、满身粪水，要低着头、贴着墙角走路，过街老鼠一样，再无自信，再无面子，再无尊严……对一个女人的羞辱，莫过如此！”

赵丽华说，她首先要告诉大家，网络上很多署名为“赵丽华”的作品并非她本人的，比如《黄瓜》、《谁动了我的花内裤》等；有的则是将她的诗掐头去尾、故意漏掉很多句子，比如《张无忌一》、《张无忌二》等。“我必须告诉大家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恶搞者硬塞给我的，让大家看到相对真实的赵丽华，那么对我而言，就叫拨乱反正了。”

但赵丽华拒绝说出她认为的“幕后的龌龊”。“真相是丑陋的，揭开它，除了暴露人性之卑劣下作到令人齿寒的程度之外，除了印证‘同行是冤家’这句古语的正确性之外，除了使原来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人突然在诗歌圈内暴露出其本来面目外，并无其他益处。”

据赵丽华介绍，此次让她萌生“拨乱反正”念头的，是“博客中国”和“华声在线”日前“对赵丽华事件始末和有关学术价值的正本清源及客观讨论”。“开始真正探讨事件的原由，开始讨论起我诗歌的成败来。这对我就是一个拨乱反正或者说正本清源的事情。但我并没有与‘华声在线’和‘博客中国’进行具体沟通。”

当“富婆作家”遭遇“卖身诗人”

“包养”是资助还是炒作

从红艳的博客上得知其愿意包养自己以后，黄辉立即提出了12万元年薪的天价。但红艳却只想给黄辉提供物质资助：一是给黄辉租一套适合创作的住房；二是保证黄辉衣食无忧，并表示“不想和黄辉有任何肉体上的交易”，所谓“包养”只是资助。红艳认为，自己虽然算不上大款，但却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包养”黄辉。她也同时强调，由于对黄辉还不了解，所以将和他签订一个书面协议，“他一年内要达到一个由他自己制定而我也能认同的目标，具体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磋商。”

早在去年媒体上刊登黄辉寻求“包养”的消息时，红艳就开始关注和搜集黄辉的相关资料，“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理想的诗人，不是骗子”。红艳透露说，她“包养”黄辉是因为曾和黄辉一样为实现理想流落街头，因为饥饿感到绝望，“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只是缺少机遇罢了。”但是，多数网友都对红艳提出质疑，认为她无非是想借这件事情自我炒作。

就在红艳一再声明“只提供物质资助”、“不想有肉体交易”之后，黄辉却在其个人博客上明确表示，包养他的底价是“年薪12万元”，而且夸耀自己经验丰富，肯定不会让包养者失望。面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才华而且不是骗子”的“诗人”，不知红艳作何感想。

当“闭关诗人”遭遇“裸体诗人”

“闭关1年”11天结束

成都诗人杨黎于今年1月23日宣布开始“极限写作”，要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搞一年创作。入关以后，网络视频拍下了杨黎的一举一动。这引发了作家韩东一针见血地评论：“想闭关写作不用搞网络直播，杨黎的行为其实与写作无关。”到第11天，杨黎“破关”而出，把天天“追踪报道”他的媒体朋友们都耍了一把。

新闻出版署禁书事件出笼以来，对禁章诒和的书，我还可以理解，这跟中国官方禁我等海外作者的文章一个道理，可就是搞不懂，为何要禁一个报社编辑的回忆录；等把袁鹰先生的回忆录读下来，才恍然大悟，官方原来忌讳的是，这本书揭示了文字和文人是如何被带上枷锁，文字狱王国是如何建成的。

袁鹰先生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他与中国当年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交往的历史，这些曾经大红大紫的文人领袖包括夏衍、胡乔木、周扬、郭沫若、赵丹、赵朴初、巴人、邓拓等，也涉及了“胡风反革命事件”、1957年反右、文化界内部的权争与阴谋，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后等诸多建国以来中共官方迫害知识分子、大搞文字狱的历史细节。对于我们身处海外的读者而言，这些内容或许并不新鲜，但由一个真名实姓的历史经历者以回忆录的方式写出来，足以为当年的那段荒唐岁月，增加了更强的真实性。

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加上刚刚过去的文革四十周年，官方其实应该非常欢迎袁鹰先生这样具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出版，以使官方和更多的读者，能够以史为鉴，避免共产党再走弯路、重蹈覆辙。可惜，心虚的新闻检察官、刀笔吏们，跟所有的奴才一样，往往比主子更左更积极，拿起枷锁不由分说，就要将之打入冷宫，谁料想，却闹出来个海内外尽人皆知的“禁书丑闻”，在主子“和谐社会”的政治正确下，成了里外不是人的风箱中的老鼠。

不过，令人感兴趣倒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书中记录和刻画的当年曾经大红大紫的文坛领袖们；许多人说，1957年反右，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脊梁骨，文人们从此跪了下来，但那只是指的大部分知识群体，而对一小部分的文坛领袖们而言，如夏衍、胡乔木、周扬、郭沫若、赵丹、赵朴初、巴人、邓拓等，他们倒曾经高高的站立起来了，成为主子们建设文字狱王国的膀臂、文奴，文化战线上绞杀文字、桎梏思想的一线刀笔吏。

而极具讽刺的是，这群著名文人政客们，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确是地地道道的言论自由的斗士。

袁鹰先生在写到夏衍时，强调了夏衍“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他将报纸工作从记者直到总编辑的许多岗位都统称为“新闻记者”），他深情地说：“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并详细回忆了1946年在国民党钳制新闻自由之下，夏衍如何与新闻检察打游击，通过上海《世界晨报》发表《蚯蚓眼》系列评论的曲折往事。

夏衍这位深受国民党言论钳制之苦的记者和作家，1949之后，终于翻了身，成为钳制他人言论的刀笔吏：他先后出任上海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相关文化职务。

文字狱王国的军功章上，有夏衍的一半。

当然也有周扬、郭沫若的一半，两位中国三十年代知名的文化人士，一个左翼作家联盟的负责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才子，在其青壮年时代，能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而呐喊；却在中共建政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言论自由和文人的刽子手、刀笔吏：周扬先后担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联主席，郭沫若先后担任教委主任、科学院院长等职务。

尤其是周扬，一手制造了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许许多多的打击迫害文人的冤假错案，并一线操刀打断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可悲的是，这位刀笔吏，木匠带枷，自作自受，当主子用烦了他时，便一脚把他踢到了文字狱的牢笼中去了。

一大群胸怀理想、投身革命的文学天才，能够在白色恐怖之下，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争取言论自由，却在拥有了个人的自由之后，扼杀了大众的自由。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人的自由，随国共两党的兴替，一步一步地走向消亡，其中又有多少言论自由的斗士转身堕落为文字狱刀笔吏的功劳？

我们不知道，当文革风暴降临，被打入监狱的如夏衍、周扬们，或死于风暴的邓拓们，在牢房面壁之时，在万念俱灰之际，是否曾经后悔，可曾有过忏悔，当他们剥夺了别人的言论自由之后，他们也必将被剥夺这个自由。正是他们，一步一步地建造了通往奴役之路，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坚实基础，为姚文元们的出人头地创造了条件，也打开了自己的监狱之门。

文革结束之后，重新复出的一代文坛领袖、共和国的刀笔吏们，再也没有五六十年代的嚣张跋扈，铁窗数年的痛定思痛，促使他们八十年代对言论自由与新闻管制相对开明。

然而，他们个人的历史经验教训，却不能成为这个党的借鉴，更不能成为后来人的前车之鉴。亲身经历了文革后言论开明、政治清明历史阶段的邬书林，现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1978年至1982年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禁书事件”的一线刀笔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天之骄子，正在像周扬郭沫若一样，通过禁书事件，建造着别人和自己的奴役之路。

无限政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

在政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政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

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鬻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

无限政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府，政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府倾斜，但其后果政府也难以担负。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政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政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

无限的政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

一部中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载的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

（选编自《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年）

原香港《南华早报》编辑，现为美国有线电视CNN 做中国问题评论的林和立（ Willy Lam ）对此指出，这次中国领导人的非洲之行，标志大权在握的胡锦涛已彻底扬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主张，而走上了要”有所作为、以我为主”的所谓大国发展战略。林和立认为，这从上个月解放军导弹摧毁卫星，到这次胡锦涛的非洲八国之行，都是明显的信号。

最近中共的非洲政策相当活跃，胡锦涛不到一年之内就两次访问非洲，而且仅仅三个月前，中共就邀请了 48 个非洲国家元首等，到北京举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并用大笔勾销33 个非洲国家欠中国的债务，来拉拢非洲。

在胡锦涛启程前，中共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强调胡的非洲行，主要是致力非洲和平发展等等。当时美国媒体对胡锦涛的非洲之行能够有助于制止苏丹的种族屠杀有相当幻想，《纽约时报》记者佛蓝茨（ Howard French）发自北京的报导题目就是 ” 中国领导人访问苏丹，试图结束那里的冲突” 。

但实际上胡锦涛去苏丹，却是去奖赏那位推行种族屠杀政策的苏丹总统，答应帮他盖一座”总统宫殿”。《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拉比（ Sebastian Mallaby ）二月五日在该报发表的专栏，题目是”给苏丹一座宫殿”，副标题是”中国无原则的援助损害西方”，认为胡锦涛答应给苏丹独裁者盖一座宫殿，完全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近年没有答应给任何国家总统盖宫殿，所以挑中了苏丹，就是要利用这个举动对抗西方。

近年苏丹政府遭到欧美等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主要因为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的居民要求独立，但遭到政府军及亲政府民兵的镇压，而且是使用种族清洗手段，四年多来，根据人权组织的数字，多达二十万人被杀害。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中止援助，甚至主张联合国要对苏丹经济制裁，但遭到北京反对，中共威胁动用否决权。这次胡锦涛访问苏丹，不仅不谴责苏丹的种族屠杀，反而答应向那个野蛮政权提供一亿四千万元人民币的援助，盖”总统宫殿”，等于给了苏丹独裁者一个奖赏。

中共为凸显胡锦涛的所谓”大国崛起”，还准备今后三年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向非洲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 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这种做法被西方评论家称为”撒钱买阔”，而根本不管中国迄今仍有六亿人每天收入不到二美元， 5 ％的中国人（六千多万）仍生活在联合国”贫困线”下的现实。因而中共的非洲政策，其实是一种”非人”政策，既不顾苏丹对 20多万人的种族屠杀，也不管中国人的死活；它看重的仍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人本身。

西方国家所以对苏丹的暴行关注并谴责，另一个原因是，在整个非洲都迈向多党制的今天，苏丹的种族屠杀实在太显眼，太令人愤怒。在上世纪的非洲，到处是强人专权，军人统治。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 Paul Johnson ）在他那本总结二十世纪历史的名著《当代》（Modern Times）中，关于非洲那章，题目就是”野蛮人的王国”。因为截止六十年代末，非洲就发生过64 起军事政变和叛乱，仅达荷美这一个国家，就发生过六次，刚果，多哥，扎伊尔等国，都各发生两次。至1975 年，43 个非洲国家，有20 个处于军事专制之下。六十年代，非洲仅有四个国家（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冈比亚、博茨瓦纳）保持了多党选举制度 。

而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大漠孤烟直的闭塞之地非洲，也开始民主之风劲吹。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撒哈拉次大陆的 48 个非洲国家，已有42 个进行了多党选举。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后的国家，像坦桑尼亚、赞比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加纳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在这种背景下，苏丹不仅没有民主选举，而且还在推行国家暴力，种族屠杀，可想而知国际社会的愤怒。

上述《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拉比说，面对西方的批评和要经济制裁，胡锦涛强调，要尊重苏丹的国家主权。这位评论家说，什么是国家主权，在现代文明社会，如果一个国家对内种族屠杀，或对外侵略，那么这个国家实际上就已经丧失了国家主权，国际社会就有权进行干预。这就像美国使用武力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铲除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一样。再例如，当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对外侵略的时候，国际社会就有权进行军事干预，把希特勒政权铲除。纳粹德国不能用什么不得干预我们的国家主权，来阻止国际社会对它暴行的谴责和制止。

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廖建明也在《华盛顿邮报》网络专栏中指出，中共的这种所谓主权说，就是为自己的暴行辩护和开绿灯，像六四屠杀，以及中共可能对台动武，都可以用什么国家主权做借口，推行国家暴力。

今天，北京偏袒、奖励苏丹独裁者的非洲政策，再次证明了，胡锦涛上台后，中共的专制制度，意识形态思维等，都没有改变，对这样的政权，不能抱有浪漫幻想。

2007 年2 月12 日于纽约

向李先生和南都同仁致敬。

但我的回复却不成功，天涯社区向我显示，”李－民－英”仍然被列为必须过滤的关键词。李先生的案子我们不论，人家已经刑满释放，恢复了公民权，在此恳请天涯也”恢复”李先生的姓名权。一个人的姓名是一个人的尊严和位格的延展。这种对姓名的屏蔽，在伦理学和社会学上被称为”人格谋杀”。网站出于环境所迫，我们能理解。但现在政府认为李先生已经”改造”完毕，予以释放，并让他回到真实的社会中去。所以请天涯也尊重政府的立场，效法政府的勇气，让李先生的名字也回到虚拟的社会中来吧。

请各位天涯的网友支持。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908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