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序易大旗文集　
　　
　　
　　2000年我刚上网，喉咙发痒，被专制者和教育者掐住了二十多年的舌头，直吐莲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个著名的在话语中对专制者尖酸刻薄，对自己万般爱惜的写作者。在反复的批评中刻画仇敌，也在反复的阐述中坚固自己。进而想做伸张自由、影响世道的士子，退而是想通过舌头，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写作，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称义”的死胡同。通过批判性的写作，我们经营一个“自以为义”的观念世界，把自己围绕起来，也把读者围绕起来。在我们和自由、民主、权利、尊严和平等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概念之间，栽培亲情，养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暗恋。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我们给自己画一个圈，把我们所鄙视的事物隔在外面。我们呆在里面，我们的肉不给他们吃。
　　
　　刚上网时，我曾饥渴的搜寻可以在话语中彼此取暖的同道。寻找那些对自己的统治者有着毫不爱惜的文字气度的写作者。当时大陆尚花果飘零，海外网络则有所谓“四大汉奸”，芦笛、马悲鸣、林思云和赵无眠。另有十大汉奸之说，易大旗便忝列其中。我当时初出茅庐，心中也很盼望被视为汉奸的。因为这是一个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分别为圣的头衔，你一开口就免不了想要这个，就像4岁时想要小红花，7岁时想要红领巾。慢慢读下来,那些海外诸奸，我单单只爱易大旗的文字。对身在专制政体之下的写作者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使我们写作的品质脱胎换骨的机会，使我们文字中的自由和尊严有望康复到1957年和1949年之前的机会。在网上，我们就像一只落汤鸡，逐渐学会怎么敲键盘，可以把被共产党统治的痕迹像雨点一样抖落干净。这方面我的文字品质或许影响过一些人，以至很多人曾长期以为我是一个89年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曾有一个朋友说，你的文章好是好，就是横看竖看都像海外华人写的。他说这话时甚为忧愁。对我而言，说我像海外华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像易大旗。这是颇令我骄傲的评语。如果我的网络文字，曾让一些和我一样揣着共产党的户口薄和身份证的年轻人壮了胆，发现原来不等共产党垮台，就可以这么写文章。那么鼓舞我这般写文章的因素里面，就有易大旗先生的一个座次。
　　
　　最初我和大旗兄在一个叫“天涯纵横”的论坛上结识。后来纵横被关闭，我转而主持“关天茶舍”BBS，大旗兄特别过来捧场。网络是一种尖锐的力量，当易大旗和我在同一个空间发言时，他的自由品质一度构成了对我的极大羞辱。我寻思就文字功底而言，大陆作家有相似水准的也并不少。但能写出那样一种令人入迷的自由品质，而又不落入狂狷之道的作家，我当时所见陆地上竟是一个也没有。那是一种如何的品质呢，不仰人鼻息、不傍于组织、无意识形态之钳制的自由文字。加上读书驳杂，再配以小说家的叙事手法，勾兑野史，出入政治，往往以极下流（三教九流之下流）的故事，铺陈极上流的道理，如《贡烟的故事》、《爱国与吐痰》的类型。仿佛一个未被阉割的人，随便一举足，一开口，就让太监们痛不欲生。
　　
　　当互联网为中文写作者供应了同一个平台，共产党的海关便退到了幕后。我不能再用他在海外，我在国内作辩护了。那等于在说他是人，我不是人。一个榜样出来了，做奴隶的代价就翻了一番。从此不但在专制者面前是奴隶，在易大旗面前也成了奴隶。不但作为写作者是奴隶，作为易大旗的读者也觉得自己的尊严不够用了。读他的文章，会忍不住在电脑前回头，看身后有人没有。
　　
　　后来与他通电子邮件，知道了这个名字的前世今生。80年代声名鹊起的作家孔捷生，经过89年的血路，经过笼罩着整整一代人的死荫的幽谷。城头变幻大王旗，成为流亡作家中少有的在互联网时代咸鱼翻生、凤凰涅槃的异数。读书时依稀看过他的小说《大林莽》，但几无印象了。认识孔捷生后，一次我去四川遂宁调查第一次乡长直选，在边鄙县城的旧书摊上，意外的瞅见了一册精装的《大林莽》。我开玩笑对老板说，知不知道这是动乱精英的书，还敢卖？老板平静得像个地下党员，说就是动乱精英的才好卖呢。
　　
　　碰巧不久我又在地摊上意外买到一本《中流百期文萃》。《中流》是中共党内老左派的刊物，十六大后也被关闭了。翻阅后令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把房门加了两把锁。其中1991年第4期有一篇署名于逢的文章《孔捷生哪里去了》，对孔先生去国前后种种个人劣迹的揭发，真正罄竹难书，天地不容。譬如拍集体照时躲在树下乘凉，等同志们满头大汗、领导们好不容易到齐，孔先生这才一个箭步冲上来，站在事先瞅好的位置上。此为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世界观上一贯反社会主义。作者意难平、心难测的亮出这些细节，自然是同事故交了。文人之无行，生命的虚无，都在这些腌臜琐碎处。使我们无论说什么，都像是自己的掘墓人。
　　
　　多谢这篇文章，使易大旗的形象在我读过的文字间陡然鲜活，更加添了我写作的勇气。原来自由的各不相同，不自由的如此相似。在未得自由之前，我们的生活不像生活，像是剽窃。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相互抄袭的官司堪称全球第一，因为我们连生活细节都是抄来的，我们连堕落都是采用规定动作，都是305C（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何况我们舌头上的话呢。人一说人话，上帝就忧伤。人能不能不说人话呢，不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轻易发怒。把写作的傲慢降到最低，把写作的喜乐升到最高。多年来，写作对我就像鸦片，一天不写，就觉得自己是奴才。可是难道一直写就不是奴才吗？
　　
　　1986年元月，孔捷生写成一篇名动天下的《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俄狄浦斯杀父和薛仁贵杀子的比较，指称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多年之后我在网上查阅，发现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之比较，已成了国内一个抄来抄去的经典。这一“移孝作忠”的杀子模式，我认为直到孔先生在网络上易大旗之后，都是他的文化和政治随笔的核心情结之一。如最近他评论“冰点”事件，就称共青团是一个“集体杀子的精神屠宰场”。既从杀子开始，便有休妻、恋母、娶母、弃母，又有断后、立嗣、夺嫡、爬灰等种种情事。如他笔下那些演义共运史和梳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篇章，活活挖出一套极权主义的政治乱伦学。
　　
　　中国文化难逢一次也要杀父的。受孔先生的启发，不妨比较哈姆雷特与哪吒。陈水扁准备废止的《国统纲领》里面说，要将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君父”之下。哈姆雷特的遭遇就是中国人1949年后的遭遇，被人家杀父娶母。君父被杀，生出越俎代庖的专制主义，母亲被污，生出莫名其妙的爱国主义。有人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透过孔先生的笔看今日中国，便知道哈姆雷特是怎么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伪父临朝，杀是不杀，这是个问题。中国文化中唯有青少年哪咤是半个哈姆雷特。剔骨还肉，莲花重生。你要杀子，我就杀父。我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中，便把李先生视为中共党内罕见的中老年哪吒。
　　
　　大旗兄近年来的文字越发老练和淋漓。他的笔下有婉约之风又火烧眉毛，尖酸刻薄又不失斯文，做工精致但味道生猛。足以煽动颠覆一个精神的殖民地，对处级以上干部清热解毒也大有功效。不但以文学之名摇头晃脑，以政治之名反攻倒算，倘若要解救被中共拐卖之妇女和青少年，也可直接当作教材。
　　
　　这样的文字是得意的，也是我在长夜过春时一贯喜爱的。甚至也是我一直效仿和情不自禁的。尤其当一些人的写作至今充满对世界的屈从或对权势的迷恋，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个朋友最近的书有个好名字，叫《提笔就老》。时光的流逝固然令人自艾，但令人我忧愁和痛恨的，始终不是提笔就老，而是“提笔就贱”。如果一提笔，就写成了一个被统治者。就算写作的才华再高，也不如沉默一世，只听不说。孔先生的文字,有平静的自由,有刺骨的幽默,是我常常自愧不若的。我与他相似的，是充满对世界的藐视和骄傲，也有令权势者羞愧的温文尔雅的嘲弄。我曾以为这样的写作不再是敞开的坟墓。站在专制者的反面，就不再被这世界捆绑。但我终究错了，半年前我读到《诗篇》第5章中“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句，呆坐很久，默想神的话语。其实我们的坟墓只是品牌不一般，我们的坟墓是私人企业造的，是自由主义的，有全产权可以转让，如此而已。
　　
　　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写作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诚实的写作者，我知道观念的外面是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因我阐述观念的行动而发生一次些微的摇晃，还是我的观念在来自世界的拒绝和打击面前显得更加坚定，我都很难不为此骄傲，心里舒坦。但作为一个更诚实的写作者，我最终要看见观念的后面一无所有。如休谟所言，价值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价值，事实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事实。没有一种价值的背后是事实和逻辑。你的观念永远在半路上，你的舌头一旦张开，就永远合不拢也闭不上。你自以为站在世界之外的骄傲就很难维持了。你仍站在世界之内。正如因着对“杀子”的痛恨，孔先生温润而有节制的文字背后，仍无法不随处露出内心的沧桑与苦毒。易大旗这样的作家力求通过写作向读者传递自由，好像击鼓传花一样。但有些东西本不属于自己，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比如自由，比如爱，没有办法自产自销。
　　
　　我在喜爱自己的话语时，写作从未给自己带来过内心的平安，我心中的苦毒也像击鼓传花一样，通过写作感染了我的读者。短短几年后环顾国内网络，勇气似乎已经不再紧俏了。我们内心的苦毒不能得到真的释放，“自以为义”的道路就容易滑向愈演愈烈的狂狷之道，以妄来遮盖虚。一年来，我逐渐看到一些朋友、一些团体及更多不相识的网友，在这条路上奔跑。我们付出的代价水涨船高，放荡的文字可能颠覆一个政府，内心的平安却离写作者渐行渐远。
　　
　　当年鲁迅是一个极端，读鲁迅是痛快的，鲁迅是苦毒的。大旗兄的可贵，是他的存在主义气质，慢慢向着 “冲气以为和”的道家境地接近。使他的尖刻和虚无感，始终与狂狷的文字保持着坐怀不乱的距离。但我不知他内心的苦毒，能否真因这样的写作而化解。若不能化解，我们的文字即便改变了世界，却终将失丧自己。我的经验是，当我不再将自己看为写作的源头，我的喉咙就不再是敞开的坟墓。当我决定不留情面的指出政治的罪恶，我便定意为专制者一心祷告。我也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在我所爱戴的这位兄弟写作的时候，以你的大能摸着他，使他一提笔就有平安。“淋漓如雨”的不是人的文章，只是神的话语。因为他要写的，读者要读的，权势者要担惊受怕的，每一句你都知道。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彼此祝福，正如让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阿们！

　　黄裳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地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十月革命这样说。黄裳比中国共产党年长两岁，他是奉陪着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今天的。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地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怎么第一次的见面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开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讲见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说钦源兄的父母，黄裳兄的母亲，苗子兄的母亲和郁风老大姐的妈。再远点见过沈从文表叔的爹妈(我叫姑公姑婆)，见到过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近处讲，见过汪曾祺的父亲，戴金丝边眼睛笑眯眯的中年人。说这些干什么呢？介绍介绍那个时代我的人际氛围也。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位女儿哇哇坠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说一件有关笑的往事。又是那个可爱的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像吃过哪家馆子，他两个人喝得微酲的程度，我走在离他们二十步远光景，观览着左右毫不相干的热闹，清醒地说，我们应该是从另一些马路拐到这条著名的马路上来的，叫做四马路，四马路有这个和那个，是我自小听老人摆龙门阵知道的。我不喝酒，却是让两位的酒气加上闷热的酒楼熏得满脸通红。说时迟那时快，斜刺里闪出两条婆姨，一个挟我一边手臂，口里嚷着：“先生帮帮忙好？先生帮帮忙好？”往弄堂里拖。挣扎了好一会，两位女士才松了手，这时我听到黄裳那放开喉咙的笑声。两位仁兄慢慢走近，我似乎是觉得他们有些过于轻浮，丝毫没有营救的打算，继续谈他们永远谈之不休的晚明故事。眼看朋友遭难而置若玩笑，我设想如果黄裳或曾祺有我遭遇，不见得有我之从容。那次的笑声似乎是震惊了马路周围的人，引开众人对我狼狈形象的关注，若如此，这又是一种深刻意义的救援了。
　　
　　黄裳很善于跟老一辈的人往来，既婉约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赏。同学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学人，如周汝昌辈。在他的好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门忠烈的黄宗江为大哥的黄氏家族，他们的交谊简直可写一部美丽的戏。
　　
　　黄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至于做文，先生是说得再准确没有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推陈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义，这是有着痛苦的经验的。但在文字上，我们却以此为生活的光辉。”
　　
　　黄裳兄的书我几乎都读过，从一九四七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自凌辱、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和黄裳做朋友不易，几十年来他却容忍我的撒泼、纠缠，他也有一套和我做朋友的学问。大庭广众酒筵面前他几乎是个打坐的老僧；在家里我们都曾有过难以忘怀的谈话。他是个弄文的，我是个舞画的，“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他明确地、斩钉截铁地、决绝地讨厌过某某人，那是很勇敢的，即使在戴右派帽子的年月，有人听过他求饶的话吗？苦难年月，罪人常采用屈辱方式强化自己。培根说过：“那些喜欢出口伤人者，恐怕常常过低估计被害人的记性。”(培根说的仅仅是“出口伤人”，还不够害命的程度)既然迫害文化人是种文化现象，文化人怎么会不记得？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怎么办？读书！个个文化人发狠读书，让迫害者去孤独！凋零！
　　
　　我特别喜欢黄裳兄的三篇文章，一是解放前的《饯梅兰芳》,一是解放后的《陈圆圆》和《不是抬杠》。
　　
　　《饯梅兰芳》一文的历史背景和几十年后重翻波澜的情况就不赘述了，想想看，当年的黄裳兄才不过二十几岁的人，有那么深刻的胆识、那么宏阔的气势，敢面对大权威作好意委婉的规劝，文章是那么漂亮，排解得那么清晰，遗憾归遗憾，谅解归谅解，事情却是铁板钉钉，大家看完，大大舒了一口气。这钉子是黄裳敲下的。后两篇文章是针对姚雪垠的。
　　
　　抗战时候在重庆、桂林……批判姚雪垠的小说《差半车麦秸》，连茅盾公都上了阵，像是文艺界很大的一件事。《差半车麦秸》我好像也读过，可惜至今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解放后，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人都不信。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祺的
文章《羊舍一夕》要出版了，我作了木刻插图，人说汪的文章出版，姚雪垠曾讲过好话。怎么讲？哪里讲？我都不清楚，只觉得姚几时从重庆到了北京让我新奇，世上到底也有人懂得曾祺了。算是对姚有点好感。多少年之后的某一天，好友李荒芜来找我，说姚雪垠要请我为《李自成》作插图，我告诉荒芜实际情况不可能。一，我在为北京饭店搞美术设计，工作很忙；二，为《李自成》一书去认真研究史料太费力，不值得。荒芜还是缠住不放。我们在北京饭店几个画画的为了搜集创作资料旅行到汉口时，姚还有信追到汉口，我没有回信。几个月后临近春节，我们来到成都，听说北京将要开展批黑画运动，其中一张猫头鹰尤其恶劣……我说：“唉，画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也是常常画嘛！”回到北京才知道指的就是我，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一天跟潘际坰兄嫂几位老友在康乐酒家吃饭，进门又碰见那位热心而诚笃到家的荒芜兄，说要和我谈件事。我说：“你甭谈，我先谈，我从没考虑过为姚雪垠作插图，请他放心。你还有别的事要谈吗？”荒芜说：“就这事。”我说：“好，就这样？”荒芜也说：“好，就这样！”
　　
　　姚的《李自成》我找来看过，没有看下去，觉得似乎是别有所指，有点井冈山的意思。后来香港某家月刊登了姚写的古体抒怀的诗，其中大意是：“为什么我把《李自成》写得这么好呢？都因为学习了马列的缘故。”……这样一来，对姚的印象就丰满多了。
　　
　　黄裳兄的两篇文章无异是端给姚雪垠的两碗醒酒汤，人一醒，话也就少了。一个人的文章好，总是给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线索；正如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
　　
　　黄裳兄这一生为书遭遇过烦愁也享受过泡在书里的快乐。人常常称呼这个是读书人，那个是读书人，要晓得，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鲁迅啦！郭沫若、茅盾啦！巴金啦！周扬啦！……至于谁和谁？够不够格？人和作品，大浪淘沙，只好让历史去讲公道话了。如果从毛泽东向罗稷南谈鲁迅的第二段话“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预见性的指示来看，解放后的茅盾、曹禺……早就是“识大体”的了。这“识大体”之后，五十年过去，“识大体”早就成为民族习惯和美学价值。像今天，妇女喜欢手镯和项链一样。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
　　
　　和黄裳兄多年未见，这半年见了两次。我怕他行动不便专门买了烧卤到府上便餐，他执意迈下三楼邀我到一家馆子去享受一顿盛筵；我再到上海，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使我惭愧至今。
　　
　　座谈会说好我要参加的，“老了！打不动了！”(萧恩语)眼看从凤凰到张家界四个多小时的汽车，还有个来回，写了个小小发言稿，抒发友谊情怀。

    成君忆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称易中天讲曹操的讲座证明他没道德感，并表示没道德的学者应被打到十九层地狱，从而引起强烈反响。事后，成君忆表示向易中天道歉。对此，易中天日前在博客上发文表示成君忆没必要向自己道歉，说成君忆“触犯人类文明的底线或许是无心之过”。而成君忆则认为易中天是给自己扣“帽子”，并打算写博客回应。 

易中天：他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易中天日前在博客上表示，自己听说了成君忆要向他表示歉意，但认为没这个必要。
 
    “我和成君忆先生没有个人恩怨。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但他随后话锋一转，“我对成君忆先生表示愤怒，不是因为他批评了我，也不是因为他对我态度不好。”
 
    易中天表示，自己和成君忆的分歧是原则性的，“我坚持的是人权和法治的原则。这个原则认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不拥有思想和言论的裁判权，都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意见不同，就声称或者实际上把对方打入地狱。”成君忆要道歉的话，应该向三十年前，三百年，乃至三千年以来，因“文字狱”和“大不敬”而被打入“地狱”的人。
 
    但他表示，“我愿意相信，成君忆先生在说那个故事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触犯人类文明的底线或许是无心之过，只要不再坚持这个错误就好。” 

成君忆：学者不要忘记“文以载道” 

    对易中天的这篇博客，成君忆感觉对方说得太重了，“他说我触犯人类文明底线，和中国文化传统对立，这顶‘帽子’我承受不起。”他表示自己打算开博客把这件事情详细表述一番。
 
    成君忆表示，自己并没有剥夺易中天的言论自由，“反倒是他剥夺了我的话语权，在《对话》节目中，是他打断了我的发言，使我没有完整表述自己的意思。”
 
    他认为：“易中天让我跟以往的学者道歉，这是把他跟以往的学者等同起来，我不能认同。以往的学者在修身方面是很自律的，是有道德追求的，但今天的学者在这方面与前人有很大差距，有些学者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价值观与以前的学者是一脉相传的，“我向他们道什么歉？”
 
    成君忆表示，“我赞同学者娱乐化，但学者不要忘记‘文以载道’，如果连这个都缺失了，还做什么学者。”

    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奖即将在本周揭晓，随后法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三十个文学奖项也将陆续颁出。就在这个“百奖争鸣”的当口，法国文坛迎来了一次黑幕大曝光：包括龚古尔奖评委在内的六十多位法国各项主流文学奖的终身评委，被指有评奖徇私、受贿、勾结等行为。
 
    首先“出事”的是具有102年历史的费米娜奖。该奖评委会刚开除了其中一位评委会成员、小说家玛德莱·莎普萨尔，原因是玛德莱把该奖评选的“详细过程”公之于众。紧接着，在一位刚去世的主流出版商留下的回忆录中，也揭露了法国各文学奖评选制度给各种不公评选和贿赂行为钻了大空子。上周，法国各大主流报刊，包括《费加罗报》和《世界报》，都以大篇幅的文章报道了这场“迟来的革命”，并称之为“文坛上大规模的亡羊补牢”。
 
    对文学奖制度最尖锐的攻击集中在评委会的结构上：评委会成员全是职业作家，而且与普利策奖和布克奖等世界其他重要文学奖不同的是，这些评委是终身的。
 
    虽然担任评委本身没有薪酬，但在一项重要的文学奖中任职者，全都保证会收到作家发布会的邀请，有政府赞助的豪华海外游，以及来自媒体的丰厚“津贴”，广告宣传费用。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这些职业作家评委们出书，哪一个主流出版社都不敢怠慢。其结果是导致公众对整个法国文坛的各种奖项产生直接“猜想”：因为差不多临近颁奖时刻，奖项的评委和作家们都要保证有关出版商的利益。而在参选评奖的作家当中，龚古尔奖也有“法国特色”：入选者不仅有知名报刊的批评家、主流出版商邀约出书的作家，甚至有其他文学奖的评委会成员。
 
    一位不愿透露资料的巴黎独立出版人表示：“当你意识到龚古尔奖得主获得上百万欧元后，其出版商也会同时受益，你便多少能了解到整件事的不道德。法国的出版业，尤其是各项文学奖，都离不开相互利益勾结。”一位呼吁改革法国文学评奖制度的作家兼记者盖·克诺普尼奇表示：“主流出版社和他们在各文学奖项任职的作者们有一层‘关系’，这本身已经很不妥。”盖称，现行的就是一个“贿赂和受贿的制度”。
 
    实际上，早在去年夏天，巴黎已经传出关于文学奖评选的贪污丑闻。当时巴黎政府的反贪部门收集了2004年全年的资料，在2005年的报告中对法国最大的几个文学奖发出警告。隶属于司法部的SCPA发言人称，文学奖的评委会成员——通常也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与出版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很难分辨”，“公平竞争的规则很有可能正被破坏”。
 
    当时的《巴黎人报》将这份报告原话摘录出来：“当中很明显有着利益上的矛盾，而且由于某些评委会成员是被奖项重新聘任，并成为终身评委的程序并非公开透明，这令整个形势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而龚古尔奖受到“炮轰”也已不是新鲜事。这项起源于1903年的法国第一大文学奖，长期以来就被指控其评委会的成员们有在投票时作假，轮流给各大出版商颁奖的行为。在法国出版业中最大的四个机构当中，伽利马出版社曾34次获得龚古尔奖，另外三家也是常客。
 
    英国有媒体猜测，也许是为了息事宁人，2004年的龚古尔奖就颁给了一个新冒出来的出版社的签约作家。不过去年的龚古尔奖又重新回到“大鳄”格拉斯出版社手中。
 
　　龚古尔奖另一件被欧洲媒体视为“平息公愤”的改变，是该奖组委会在2005年请来了法国最有名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伯纳德·比沃特加入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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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书出版也有黑幕

    在法国享有崇高地位的美食书出版方面，近日也一同受到“炮击”。美食书评论家蒂尔里·沃尔顿称：其许多同行都有过“不诚实”的行为，如今法国市面上80%的美食书都有“欺骗读者”的嫌疑。
 
　　在ELLE杂志担任了15年美食评论家的沃尔顿告诉英国的《观察家报》，法国大部分的美食批评家都跟餐厅老板有私交，他们到各大餐厅去，都会受到VIP的待遇，吃饱喝足过后，这些人自然不会对施惠者“下毒手”。美食历史学者和评论家艾里克·胡表示，美食书出版业和文坛评奖的规则有相似之处，就是其结构“除了消费者之外，谁都能分到一块肥肉。”

【2006年11月7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说它为北京高级法院不允许记者赵岩听证感到震惊。他的律师将代表他向法官提交书面上诉。 “程翔被拒绝听证后仅仅几天，我们又得知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被拒绝公正审理中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个世界范围的新闻自由机构说。 “这两起案子中，中国司法机构似乎害怕真相。赵岩，2005年记者无国界-法兰西基金奖得主，应当澄清加诸其身的可怕的诈骗指控，这是至关重要的 ，”它说。 该记者在低级法庭摆脱了泄漏国家机密的指控，但以诈骗罪名被判刑3年，该指控基本上依赖于吉林一省级官员及其亲属提供的证据。赵自2004年9月17日以来一直被关押。 北京高级法院11月2日做出拒绝听证的裁定。赵的律师关安平只能书面向法院提交上诉。他被允许提交新的书面证据并向案卷中补充新的材料。审理将在两周内进行。 初审时，辨方被拒绝交叉盘问控方证人。赵要求这些证人在上诉听证中接受测谎实验。 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

　

这个问题由李泽厚提出，他的原话是：“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该问题其实是个老问题，早在1950年代，郭沫若等人就拎出它来，作为胡适甚至不止是胡适而是整个中国自由主义的罪证。当然，李泽厚也不是最后，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常老常新，被人们刻刻挂在嘴头。当年胡适们的取舍，似乎最大限度地“败坏”了自由主义本来就并不好听的声名。人们实在难以想通，自由主义既然追求自由，怎么会和独裁走到一起呢？

凡是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不妨先行考量一下自己的政治学知识。

蒋介石政权的确是“独裁”政权，独裁人人痛恨，因此，人们往往忽略不同独裁之间的区别。根据20世纪的现代政制来看，它至少存在着两种独裁形态，一种是“威权型独裁”，一种是“极权型独裁”。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独裁有其共同性，如党、政、军权力往往垄断于一人之手，并且按胡适所说这种权力还不受法律限制。但，它们之间的不同似乎被忽略了。如果说“威权型独裁”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型独裁的话，极权型独裁则是它的现代形态。这种独裁表现为“政治全能主义”，它从两个方向上把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一是权力的范围，一是权力的程度。前者，权力走向“无限”，即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每一空间，它使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高度政治化。整个社会已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没有民间社会可言。社会的边界在哪里，权力的半径就指向哪里。后者，权力走向“无形”，作为一种深度渗透，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入看不见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人心。思想范畴本是人的自由的最后的领地，当初，自由主义争自由也是从这里起步，从而导致政教分离。而意识形态恰恰是以“有形”入“无形”，试图进行思想整合和控制，使之走向新的政教合一。因此，美国的汉娜。阿伦特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统治中的首要地位，后来的极权主义研究者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也共同地把极权主义的第一个特征视为“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

根据我个人阅读，胡适最早使用“极权”概念是在《独立评论》时代，尤其是赴美后的1941年。该年夏天，他应邀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作政治讲演，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该讲演接着发表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会年报》上。这个英文讲演的题目虽然是意译，但并不走形，因为胡适文中大量使用“极权”这个概念。胡适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上马克思。伊司曼的文章，不仅归纳了包括以上两点在内的极权体制的20个特点，以此和民主体制进行比较；并十分明确地把极权体制锁定在当时的三个国家上：社会主义苏联、纳粹主义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1947年，胡适又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它实际上是上文的继续，尽管文中没有用“极权”这个词。但，胡适所做的甲式政党（以英美政党为代表）和乙式政党（以苏俄政党为代表）的条款性比对，也依然是在比较民主与极权的不同。应该说，这样的对比对于胡适，带有自我清算的性质；因为他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过苏俄革命。然而胡适一旦认清革命后苏俄政制的极权面目，他自然要做出反向的选择。

和极权体制相反的当然是民主体制。可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体制，而是一个在现实土壤中尚待形成的体制。因此，胡适与其说是选择民主，毋宁说是选择有可能走向民主的体制土壤。比较而言，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体制，是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的一个“威权体制”。它尽管也是独裁的，但比之极权，它的权力有相当的限制。如上，极权政治的范围无远弗届，而威权体制有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它的权限不可能由国家向社会无限延伸。一般情况下，这个政权并不干涉民间社会和私人领域的存在，也不干涉私有经济和市场。另外，威权体制不搞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有形的的权力且止于有形，没有以意识形态统一意识的诉求，也不进行思想控制和表态。由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文化等领域中的事务，不是国家包办，而是取决于个人或各自不同的社群。

国民党从本质上来说，是苏俄性质的政党，这是胡适的论定。比如它搞一党专制、搞党化教育、搞新生活运动、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都是向极权靠拢的表现。但由于各种机缘、条件和因素，它直到自己交出权力的那一天，也没有完全苏俄化，充其量是摇摆于“威权”与“极权”之间。这个时期，胡适还可以在国民党外办《新月》、办《独立评论》。虽然，这些杂志可以被查封，就象查封了还可以再办；但极权体制却不需要这样，它预先就不让你出现。因此，当年储安平谈自由的“多少有无”，放到这里，威权体制就是自由的多与少，极权体制则是自由的有与无。

这就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之难，它不是在“民主”与“极权”之间选择，而是在“威权”与“极权”之间选择。胡适斥极权而择威权，并非对它认同，而是一种基于“宽容”的考量。这里的宽容不是别的，是一种制度空间，或者说，宽容就在于空间。力主政治宽容的胡适紧盯的不是民主自由满天飞的口号，而是它可以播种的土壤。极权体制作为一种刚性体制，权力之外无空间，内里也不存在转圜的余地。因此，民主口号满天飞，却着不了地。威权不然，它有它权力不达到的地方，这地方再小，也有一个“宽度”，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比如，你能想象极权体制也会容有《独立评论》这样的刊物甚至刊名吗？独立的空间在哪里？而威权，这个空间，外在于体制，它恰恰就是可以播撒民主种子的土壤。自由主义正是在这块土壤上开展自己的工作，并试图以渐进的方式，一寸一寸拓展之。它之所以反对苏俄式的暴力革命，是因为推翻威权的暴力需要集聚更大的暴力，这种暴力一旦被集聚，就不可避免地极权化，当它摧毁威权的暴力时，连同被摧毁的势必包括那原本就弱小的空间，于是，民主与自由彻底失去生长的土壤而仅流于满天飞的口号。

这就是当年胡适选择的内在缘由，不知道李泽厚先生今天是否把这问题想通了。

上周五，检察官就总统府国务机要费一案对总统夫人吴淑珍等人提出起诉。此举毫无疑问不仅令台湾朝野震惊，同时也必定引起整个华人世界的密切关注。那么这个起诉表明了什么？人们应该以什么心态面对这个起诉？我认为起码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看待：

●台湾民主傲人成绩

首先，检察官可以起诉第一夫人，是台湾司法的胜利，是台湾民主的成绩。

检察官清楚地表明，在整个侦调过程中，没有受到压力。所谓压力，当然只能是来自执政党的压力。它说明，陈水扁政府自始至终没有介入和干预司法人员的侦调。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政权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无论台湾的司法还有多么严重的不完善之处，检察官可以在没有任何来自政府压力的情况下，对总统、第一夫人和总统府要员进行司法调查，足以说明台湾已经进入了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对于经过了国民党无法无天时代的台湾来说，今天的成绩是值得台湾人民欣慰和骄傲的。

●被起诉不等于定罪

第二，既然我们尊重司法，也开了一个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好头，那么下一步必须遵守的就是法律程序中最重要一个的概念：无罪推论。

被起诉绝不等于定罪。在第一夫人和相关人员没有被法律定罪之前，必须认定他们是无罪的。由于台湾半个多世纪都在独裁专制下，对民主国家法律中这个最根本、最原则性的概念并没有清晰的认知，这就是为什么在司法没有定论之前，立法院已经两次提总统罢免案，现在又要提第三次，更发生了街头倒扁的闹剧。起诉是司法层面的问题，而罢免案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在国务机要费一案没有走完司法程序之前，而且是在起诉书刚提出的当天，国亲两党（现在又加上了台联）立刻就表示要再提罢免案，如此迫不及待，明摆着是出于政治理由，为达政治目的。其结果，只能是迅速地把此案演变成更进一步的蓝绿恶斗（台联在表明要超越蓝绿的时候，已经和绿营划开了界限）。

●办案涉有政治倾向

第三，在民主国家，司法虽然是独立的，但办案人员却都有政治倾向，并无可避免地把政治倾向带入案件中。

这在民主非常成熟的美国也是同样。例如当年侦查柯林顿性丑闻的检察官，虽然被称为“独立检察官”，但却是公认的保守派，所以对自由派的柯林顿毫不留情；他本人则遭到了以自由派为主的媒体狠狠修理。同样，去年共和党的副总统钱尼的幕僚长被调查起诉，该检察官就被亲保守派的媒体指责严重偏向民主党。

这次起诉吴淑珍等人的检察官，虽然自称一直属深绿（我现在对“深绿”到底指什么，越来越不清楚），但他的起诉书却有明显的不公允之处，甚至有的言词近乎给总统定罪。而且，在总统夫妇都有需要进一步向检察官说明的问题，并且向检察官表明了这种意愿的情况下，对于牵扯到一国之元首和外交机密等这么重要、复杂且棘手内容的情况下，检察官不是耐心、全面地听取充分的说明之后再做决定，而是在刚认定涉嫌犯法的两天之后，在不给总统夫妇进一步说明机会的情况下，立刻提出起诉，不仅让人觉得过于草率，甚至给人一种有急迫想定罪的感觉。这点势必会影响到民众对检察官到底是否公正的认知。

蓝营领导人马英九们一被调查，蓝媒就一片“司法不公平”的谴责声，而这次统派媒体除了欢呼之外，不仅绝不再提“不公”，甚至激动到发专论“天佑陈瑞仁！”明摆着，对这个司法案件的反应，仍是蓝绿抗衡的继续。

●国务费制度有弊病

第四，无论总统夫妇和其它官员最后是否被定罪，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如何动用国务机要费的制度是有严重弊病的。

堂堂一国之总统需要靠搜集发票来核销国务支出，不仅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是对总统这个职位尊严的侮辱。更让人无法不谴责的是，这种让人用无关发票抵账的做法，根本就是诱惑犯罪的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这就是接受一个独裁政权班底、继承一个旧体制的恶果。古往今来，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国家，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论做好做坏，它有一个自我系统的统一性。而民进党靠选票执政，却进入一个国民党留下的体制和那个体制各个阶层的人员，这样在其程序作业的处理上，如果不发生矛盾冲突那才叫奇怪。

即使在国民党后期，他们还有“奉天”和“当阳”项目的小金库，里面的钱在陈水扁接过来上交国库的时候还剩几十个亿。国民党的总统可以动用这么庞大的资金，却根本不必搜集乱七八糟的发票核销，无论里面漏洞有多大（从宋楚瑜的兴票案就可清楚看出）。而今天陈水扁政府没有了小金库，不仅仍必须支出各项国务机要费用，还得想方设法找各种发票核销，无论有没有贪污，都是麻烦透顶的事情。台湾的宁静革命，避免了流血的代价，但和独裁体制遗留问题冲突的代价，自陈水扁政府上台以来，就一直在付了。陈水扁无论是否有罪，他个人的代价都是第一届台湾本土政权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秘密外交内部扯腿

第五，国务机要费使用中的“秘密外交”字眼，再次提醒人们台湾的艰难。

哪个国家都要搞外交，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台湾这样，不得不靠金钱来“买”邦交关系，打通外交渠道。那些第三世界小国的头目和要员，你不塞足够的红包、礼物，他不是刁难你，就是转向北京（而那些费用，你既不能公开说出来，他们也不会承认）。台湾在国际上做点什么动作，都得偷偷摸摸地，都不能理直气壮。国民党执政时已倍尝其艰辛，而今，陈水扁政府在国际上困难重重，在国内又到处被国亲两党绊脚。

说到底，只有台湾制定了新宪法，彻底甩掉旧制度的种种弊病，其民主体制才可能真正走向完善，正常的机要支出，走正常的渠道，以制度来保障政府官员的清廉；只有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才能不必在国际上偷偷摸摸地搞什么“秘密外交”。而这一切的实现，还要靠认同这个国家的台湾人民继续不懈的努力。

秋声秋色，格外惹人感怀，”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以赛亚书），谁也不能例外。但是，有的树到了秋季并不是枯干，而是叶色更绿，就像春天发芽时一般鲜嫩。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树，而是有超强生命力的树，我们众人也能这样，因为只有起死回生的生命，才能超越死亡。

1926年4月26日凌晨，年仅40岁的着名报人、《京报》创办人、浙江金华籍的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于北京天桥。从80年前的这一天起，邵飘萍先生已经向死而生了，生的从容，死的勇敢。

前几天，一本研究邵飘萍生平历史的专着《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由杭州的学人散木先生（邵飘萍外孙，其女婿之子，浙江大学法学院老师）着毕，并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此前，我和余杰等人也策划过一本有关新闻自由历史的集子《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民族出版社），提到邵飘萍先生的不畏强暴、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不过，别说80年前，邵飘萍的行为是壮举，在8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壮举。

2006年10月24日，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案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开庭，因最早报道此案多次受到威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也来到法院，但却被近70人围攻。2005年5月18日，刘万永发表调查报道《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揭露王亚忱如何空手套白狼攫取了民营企业家高文华的上亿元资产，并将资产所有人送入牢狱11个月。据报道，采访王亚忱的记者无一不受威胁，刘万永还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受围攻的当时他报警110，尽管”警察承诺我三分钟赶到现场”，但他担心黑恶势力”一刀子下去只要三秒就能完成。人就挂在那里了”。后来，王家又到主管《中国青年报》的共青团中央指他”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见2006年11月2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记者徐英/文），由此可见，在中国当揭黑幕的调查记者，是那么地艰难。

所幸的是刘万永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定地做还没有完成的报道。2006年7月，我在北京一个调查记者活动中与他认识，发现他很是乐观，由于他的行为和诚实，相信贪官腐败分子只能被他的正气和手中的笔所吓倒，因为这”光在黑暗中照射，黑暗却不能领会光”。

邵飘萍被秘密枪决前后

我曾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经常骑车路过当时位于张自忠路的段琪瑞执政府旧址（现平安大街），即”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又联想起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当年无一不是记者们在记录历史，把真相传播出去。

民国十五年，着名的新闻记者、报人邵飘萍临死前四天在报上刊登了一则《飘萍启事》（1926年4月22日）：”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当时他虽不知道必死，但已相信遇到了危险。

1926年，北京发生”3.18惨案”，请愿学生、民众在天安门集会后游行遭段祺瑞政府枪杀，死49余人。第二天，邵飘萍在《京报》上刊登《首都大流血报道写真》，并在《申报》、《京报》发表《国务院门前之屠杀》、《日英露骨之主张》《可为强有力之政府矣》等时评，给运动以舆论上的支持，北京政府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邵飘萍先生揭露政治腐败黑幕，向来勇气有加，再者是民国有民间办报的传统，所以邵飘萍所向无敌。但是，残暴军阀的权力一旦膨胀，飘萍难免遇到不幸。1926年4月15日，张宗昌率军入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奉张集团窃取了北京政权。他们占领北京后，钳制舆论，封闭报馆，捕杀报人。邵飘萍被迫避居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奉军决定实行诱捕。为此，他们收买了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两万元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张翰举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邵飘萍 ，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邵飘萍出使馆乘车回报馆的途中，被预伏军警截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1926年4月25日，舆论传出《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各界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因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遂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汤修慧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京报》时停时出。后来因不堪累累负债，汤修慧不得已将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终刊于1937年7月，历经近20年的《京报》从此结束。邵飘萍从事新闻工作的14年中，他4次被捕。由他创办的《京报》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蛳最大的报纸。因发行量大，利润丰厚，创刊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是当时北京新闻界唯一的一家。现在，北京又有一家《新京报》，由南方都市报的程益中等参与创办，一向以坚守报道底线着称，为当今报业中难得的一个角色。但是，不幸的是程益中因为曝光广东的公安渎职腐败而身陷囹圄，虽几经营救而恢复自由身，但《新京报》已落入他人之手，恐怕难以坚守当初的底线。

邵飘萍先生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为后人之典范

飘萍先生主张”独立办报”，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艰苦卓绝”；应该”虽幽囚受辱而安之若素”；应”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为使报纸坚持”独立、民主”的立场，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成为《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邵飘萍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还反对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并强烈谴责军阀段祺瑞”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由于反动军阀惧怕邵飘萍的名声，又想利用《京报》为自己作宣传，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遭到拒绝。他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张作霖下令：打到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

199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种权力》提到这一段：北京政府在4月26日凌晨５时将其枪决，”枪决后，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后来，飘萍先生的亲属散木先生专门在湖南《书屋》杂志2005年12
期上着文《张学良残忍枪杀记者邵飘萍只为杀一儆百》提到由这本《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中称：邵飘萍被”枪决后，北洋政府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这也不是事实”。他写道：据当年《申报》所载，此次北京报界同人营救邵飘萍的十三位代表是上海《新闻报》、 《时报》、《商报》和汉口《正议日报》的驻京记者以及《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所组成。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也对此事做了报道：”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少帅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张学良的一席话，说明逮捕且欲杀害邵飘萍是直奉联军既定的方针，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他绝不可能擅自违背已由直奉军阀各将领铁定的计划。此谓杀一儆百。直奉联军进入北京，为了借”反赤”获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局面，势必要拿几个人头来开刀问祭。十三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时，会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已经渐渐失去耐心，他借口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这样一来，代表们只好含泪而归。

飘萍之死，引起全国愤慨，各界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及悼念活动，报界在显要位置刊登飘萍被杀真相，如《民国日报》的”飘萍竟被枪毙”，《申报》的”哭飘萍并告国人”，《大公报》的”飘萍君横遭惨死之真因”等。

邵飘萍先生，是早期投身报人行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12年，邵飘萍就已经在杭州与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不久，杭辛斋加入政界，报纸由邵飘萍独立负责，他站在进步一面，揭斥袁政府的种种阴谋。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失败后，《汉民日报》被封，他东渡日本，习政法，并于课余创办通信社，投寄国内报纸，内容大都为揭露日阀侵略野心特别是”二十一条”唤起国民注意。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惭恨而死，飘萍应《申报》之聘，回国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时年32岁。他是个风趣机敏，擅长言语交际，时刻都生活在角色中的记者。上达政府首脑，下至仆役百姓，无不乐于与之为友。他的目光时常探入视为禁区的政府内阁。1917年初，府院矛盾激化，在是否对德断交并宣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争执不下。3月4日，段不辞而别出走天津，黎元洪被近妥协，段于3月7日23时回到北京。邵飘萍闻讯于23时30分赶到车站，人已散尽。他立即换乘汽车，直奔段的官邸，见大门紧闭，连连鸣车。警卫开门不愿放行，他坚持让警卫禀报，称有要事相告，段竟欣然接见，与他谈到凌晨3时。飘萍出官邸直奔印刷厂，将与段的谈话内容插入要闻版当天见报。在《申报》任特派记者的两年时间里，写了250多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请看一篇关于国会议员开会的报道：”缺席既多，逃席又众……竟以罚金限制之。反观之，则诸君之不得已而不缺席、逃席者，为金而已。间日来坐数小时，而年受六千之岁费，试问诸君将何以对国家，何以对国民也？”

当年轰动全国的《申报》”北京特别通信”，在民众中引起反响，应读者要求，由原一二百字专电，加长至两千余字。1918年飘萍创办编译社，向《申报》和北京各报提供编译的新闻消息，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网的格局。同年创立《京报》和新闻学研究会。其时，五四运动爆发，他连续在《京报》上发了三次特刊，一个月时间内，撰写了二十几篇评论，支持运动的开展。

前后古人，后有来者，提起民国，除了连绵不绝、哀鸿遍野的战乱，除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闹剧，最让我们不能忘情的，是还曾经有那样一批扞卫新闻自由的新闻记者，他们以殊死的抗争，为那个黑暗的社会增加了一点亮色。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活得很舒适、很风光，然而，他们却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看到，邵飘萍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在今天依然是壮举。为了正义，为了良知，他们带血的呐喊，穿过世纪的风风雨雨，一直响到今天，萦绕于我们的耳畔。

《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先生着，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首发议报第275期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

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

在邵飘萍殉难80年后，一部砖头般的大书《乱世飘萍》悄然问世，大概是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一代报人最好的纪念。80年的时光不算短，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记得邵飘萍惨遭杀戮的那个日子，记得他从容赴死的一幕，当然更忘不了他在报业史上四射的光华。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他遇难第五天曾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具有采访天才的新闻同业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那一年，邵飘萍只有四十岁，正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状态，他手创的《京报》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舆论的重镇，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强势集团的侧目。转眼8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新闻史上永远伤痛的天桥时，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场感，仿佛邵飘萍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邵飘萍赴义的那个清晨仿佛与我们近在咫尺。对他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新闻天才的不幸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他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是新闻的全才，对采访更是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一点只有黄远生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连报业巨人胡政之、张季鸾都自叹不如。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先是民国初年，他在杭州，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当地的权贵，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评袁世凯而被捕，他在狱中过了9个多月，获释后只能东渡日本避祸，时在1913年。1919年“五四”浪潮过后不久，因为公开批评当权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后因政局变化才得以复刊）。等到“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他面临的是难以回避的血光之灾，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送上刑场。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并不后悔，他就义时是面含笑容的。这一天的来临对他也许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绝过张作霖的30万元支票，更早的时候，他还拒绝过袁世凯10万大洋的收买。他的夫人祝文秀回忆，当时曾劝他不要在《京报》过多地得罪张作霖的势力，以免遭到不测。他坦然回答：“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新闻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关键在于她作为记者的独立性，这是值得中国同业学习的。其实，这种独立性在我们本国的新闻传统中照样存在，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做信史来看。追根究底，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他们的不幸下场都是因为不愿向强权屈服，都是因为忠实地守护了新闻记者、报人的独立选择。新闻自由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年头，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

那一代报人的有幸

邵飘萍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那是一个王纲解纽、天下未重新定于一的乱世，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一口气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惨案”，他有幸遇到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并最终赤手空拳办起自己的报纸，并影响了一个时代。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换句话说，即使有性命之忧、有流血的危险，但他们还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发挥出来。

邵飘萍有幸生在那个时代，“人味儿”尚存，当他殉难，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风声鹤唳，他的家属、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为他收尸、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两百元，拜托师傅侯瑞春出面为飘萍收尸，被誉为“义伶”。京剧名角马连良也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在保存下来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那些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京剧大师义薄云天、手葬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故事不仅值得报业史永久记诵，而且也应该载入戏曲史。还有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三十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己办的《中华新报》上连载，抨击军阀暴行，被张作霖下狱，关了三个月，侥幸获救。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决胜负游戏尽管走马灯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间社会，在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去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这也是邵飘萍的有幸，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后，虽然北京新闻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学、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纪念文字，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也都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如《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等。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当时，张学良面对北京新闻界代表为邵飘萍的求情，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还说了一句话，“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在大背景下解读

《乱世飘萍》不是第一本邵飘萍传，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作者将邵飘萍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和新闻史的大背景下，而不是将传主孤零零地拔出来，这是一个特点。历史人物都是他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幸与不幸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对于传记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虽然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一些历史背景的判断，比如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定性，比如对其他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等。邵飘萍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的，他有才子的潇洒，有讲排场、讲究享受的一面，生活消费水准很高，为了维持《京报》和他自己的开销，他也接受过包括北洋政府、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津贴、赠款，他没有因为收了钱就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是军阀对他恼羞成怒的原由之一。《乱世飘萍》澄清了当年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流言，为他做了一些辩护，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私领域”，他的一些缺点。不过，我们不会忘记鲁迅的那句断语，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遮没不了邵飘萍作为新闻界战士的光彩。他一生虽短，15年的新闻生涯也并不漫长，但他生逢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大时代的起伏烟云，他终身没有离开新闻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以身殉报，在近代中国他树立了一个新闻报国的榜样。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首发南方都市报

——小议友人温克坚的两篇近作

友人温克坚最近连发两篇重要文章：《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分解共产党》。两篇文章涉及的内容都是我这几年一直关注的。

我说克坚的两篇文章重要，当然是我个人的判断，理由有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2001年的冬天，温克坚、廖亦武等一行数人，让我颇感意外（几天前网上刚刚报道说廖亦武被传讯、抄家）地来到南京之后，我对这位青年的能力、才具、独特的交往禀赋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跟一些朋友私下说过，“综合考量，我所见过的30岁上下一批青年，温克坚是最突出的。”我偏偏又是一个喜欢综合考量别人的人（《议报》曾发表我给浙江范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那里面说到了几个“一点”）；二，《博讯》记者蔡楚先生特别推荐了这两篇文章，仅此，我这样的见识有限的读者就必定要重视的。看完《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之后我给朋友发短信说：就重要性看，这可以视为温克坚的第一篇文章。此前曾给我传来台湾某学者、崔之元等人演讲记录的朋友说：现在很少有人会重视这些文章了。在我看到沙叶新先生（我曾将沙先生认作“上海的吴祖光”）最新发表的重要文章后，我也生出某种感叹来。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是不肯全信的。不谈。

抛开克坚的文章内容是否他人都说到过不谈，我个人觉得，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克坚的文章至少在“人士（我这里不使用精英一词）政治”的意义上很值得分析。我愿意开玩笑说：如果克坚是政治家的话，他的文章一定是中国最充满战略意味的文章。相比之下，例如康晓光、温铁军、朱学勤、刘军宁、贺卫方、崔卫平、徐友渔、秦晖、肖雪慧……等人的文章，在政治意味上，就显得或者太道义、或者太不道义，或者太直露、或者太隐曲，或者太简单、或者太复杂了。仅仅从文字风格上看，克坚的文章就是异常独特的。

我总是有了评论克坚文章的个人理由了。本来我想等一等，一来这些天心情特别灰暗，林牧、何家栋两位老人都很突然地说走就走了，当然还有其它很私人的事情。但老人走了，后人究竟还得过日子。二来我想等克坚发表系列文章告一段落。但我当然难以揣测克坚准备在《民主中国》改版（“滚动”等等好办：“发文原则”则不易把握）之际发表多少篇系列政论文章。三，更重要的是我在认认真真琢磨高智晟、郭飞雄事件究竟可以作哪些“分解”，尽管我已经“零交往”、非公开信息近乎空白，但我确实重视高、郭事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相比之下，高、郭案比魏京生以来的所有个案，都有更复杂的牵涉。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情绪受高案影响，林牧先生不可能走得这么突然。

评论什么、怎么评论呢？想了想，还是当着很朴实的事情来做吧。朴实的理由当然首先在于：不论文章怎样，中国的事情肯定与文章关系不大。何况克坚的文章同样不可能有很多读者呢。我看克坚也不是很重视字纸的人（尽管克坚的文字功夫也了得）。

这里仅仅就克坚文章中的两段话做些议论。

其一：“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却很少正视人们趋于保守现状的客观理由：1，现政权已经进入防守性统治阶段，侵略性已经大不如前，即它不再象毛时代那样主动地寻找敌人和制造敌人，而大都是在遭遇到来自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时才动用专政力量；只要民间不向其政治权威发出主动而公开的挑战，六四后中共政权已经对私下议论中的骂娘变得无动于衷了。所以，绝大多数民众喜欢私下骂娘和公开沉默。2，民众的沉默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出于获益。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但在现实博弈中。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

其二，“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分解共产党》）

这两段话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1，关于现政权的侵略性问题。若干年来，我的观察与思考是：由于毛泽东的奠基工作，虽说晚近对民众的侵略在方式、方向上有所变化，例如政治上的侵略运动大有减少，但基本品质没有变，这样，与其说侵略性减少，不如说具体侵略样式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例如经济抢劫运动十分疯狂，并且正由此带动了新的政治侵略：每年都要镇压数万起普通民众的规模性抗争。此外，权痞暴发户集团的蹂躏美色运动也很猖狂，“公款嫖娼”、“贪官无不贪色”、“外商嫖娼特权（投资环境）”等等，绝对是一种人权、主权的双重沦丧。非理性、反正义的增长运动对民众的健康也形成了多方面侵略运动。……从毛泽东的“极左”，到后毛时期的“极左”退居二线为极右保驾护航，基质一然，对民众的侵略本色未变。至于说“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我不知道克坚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主动、挑战等词语的。如果是在反侵略的意义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这么说；如果朴实一些脱口而出地说话，我相信一般人不太可能把民间说成是挑战方。当然，我相信克坚的用语属于一种独特的“中性表达”。

2，“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在《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的一开始，克坚就说道：“在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和越来越利益化的今日中国，如果仅仅从道义善恶的角度而无视利益博弈的角度来谈论民主化变革，无论怎样慷慨陈词，也无论在道义上多么正确，也无法触及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主要问题。政权及其政治精英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僵化，是出于维护权贵阶层的特权利益；各类精英阶层与政权形成稳定共识，大多数民众对不公正秩序的忍耐，也同样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和对风险的规避。”这里面的相似意思在其他人的文章中已不少见（我且不止一次作过议论），唯独对民众的看法很独特。看来克坚也不否认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既然是沉默着的，作出相关判断就一定很不方便。例如：是否“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了？怎样评估民众对其“既得利益”的感受？民众“对风险的规避”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还是另有原因，或者珍视已有的利益在“对风险的规避”中占多大比重？抛开谁只是对民众一味作道德谴责的事实判断成立与否不论，我的观察和思考是：道德差了现实政法的水准也一定很差，现实政法的水准高了也一定意味着道德水准不低。一个人道德水准低，他的现实政法趋向也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无论他将其趋向命名为宪政还是别的什么。单纯的道德尺度于操作政法改造用处有限，但却是政法改造的原动力。良知（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中依然是救赎性的力量。例如民众对腐败的谴责很大程度上还是道德的，比起例如儒家文化的崇奉者们来说，似乎有着更难撼动的朴直品格。

3，关于中共自新的可能性问题。首先，人们的幻想哪怕是一万次地破灭，我个人在1989年一次性破灭之后，都仍然会无奈地将中共例如以分解的方式新生，作为“但书”中的余项或者备注。我相信富有务实政治智慧的克坚也不会将中共的自新，当作中国政治转型的唯一路径依赖。不仅是克坚有这样的事实陈述：“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这段话在例如康晓光、萧功秦、冼岩、朱学勤那里，也有过相近的表述。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恰恰是“非技术型”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成了中共空前绝后（我几年前即提出“开明派的历史终结”命题）的开明党魁。当然，所谓人文系、技术系、政法系的说法，本身就有太多的暧昧。不管是何种专业背景的，只要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就一定会：第一，放弃或者阻止任何真正正义的诉求，依仗权痞暴富集团的黑箱优势诉诸“利益博弈”（中国式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画饼），反映到各种“圈子政治”中，总的说来都是暴富集团可以操控的了——我是说，抛开具体人物（士）的评价问题，例如“民运”、“维权”、“教会”、“网（上部）落”等等“圈子”，都难以摆脱“特务政治”的纠缠，甚至都符合暴富集团死抱住不放的黑箱战略需要；第二，继续按照权痞暴富集团的意愿安排落实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例如将1987年开始试验的村民自治继续弄得聊胜于无；再花20年玩弄似是而非的农会……2050年之后，可以真正搞民主自由了，因为权痞暴富集团会被“三个代表”安身于“法律追溯期”之外，孙子辈们能够以清白的士绅面目出现了。所谓“和谐社会”的真实战略意图，如果不出“三个代表”的意图，也就是邓小平“三步走”的意图，那么，例如陈良宇案也就只是个案而已，免除农业税等等也只能是黄宗羲定律的初始环节而已。第三，只要黑箱政治继续着，所谓的“利益博弈”就是虚幻的，真实的一定还是郑也夫、秦晖等人揭露的“权家通赢”、“赢家通吃”。所谓的内外“回应性”就一定是“投怀送抱者得宠”、“依顺强奸者给活路”、“拒绝强奸者视具体需要酌处”，“台商统战、港商联姻、韩商拉拢、日商周旋、欧商恭敬、美商忍让”……这些都很难说是表现出了向现代政党转变的倾向。李光耀回应了多少年，他那个执政党也还是个团伙而已；普京的回应性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吧，刚刚被谋杀的美丽女记者怎样说过他？回应也是有的，例如孙志刚案之后的政府作为，只是这样的回应太少太不可测，更远远比不上江南案面前蒋经国的回应罢了。

克坚上述两段话主要关涉意识形态。

克坚说：“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

如果意识形态是指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提出的一套说词，那么，中共过去的意识形态就是似有若无的，把马恩列斯毛一锅烩、党国官僚特权与为人民服务的道德高调一脸变，当然是混乱的；如果意识形态仅仅指谎言部分，那么，对意识形态就只剩下一个戳穿的任务，但是，怎么能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欺骗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呢？如果意识形态只是利益辩护词、实话实说的利益诉求，那么，除了在多党竞争社会的一些政党那里能够（不必然）看到外，在别的地方都还没有。我这里是在说，重要的是，在真正的民主宪政社会，作为利益博弈方有其意识形态，但国家、政府必须是天平而非尺蠖，必须兼顾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因而至少对内并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言。这样，执政党这个概念就有很大的迷惑——党赢得大选，但却不能用党的利益原则、党的意志来代表国家、政府的利益原则、意志，在中共看来，这执的哪门子政呢？中共在“权家统治、通控”的意义上使用执政党一词，没有超出打江山坐江山，通赢通吃、统揽包办，党（改朝换代的核心团伙）的利益、意志至高无上的巢臼。所以，我认为，例如今日的欧美澳加，作为非党私物的国家是没有意识形态的。秦晖先生抓住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有拨开意识形态迷雾、搁置无谓争执的好处，有节约思考、直入实质的明澈，既有指向现实的批判性，又有面向未来的建设性。不论人们如何命名、展开自己的政治思考，一落实就都得回到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上来。

我在最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中国共产党的说词低于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前意识形态的。中共从来没有意识形态，更没有人文精神、社会理想、科学真理的追求，有的多是颠三倒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说词。

克坚说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已死，以“三个代表”为标志的新意识形态已立。什么叫死了？当然不是指文本，文本上是死的活的、正的邪的、人话鬼话都有。文本上“三个代表”与其他说词也未必有什么冲突。但“三个代表”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前意识形态说词，是低于现代政党意识形态的祟言佞语，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至多只能表达某一阶级、某一阶层的最大利益。至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既然陈良宇们有了明确的理解与执行，就足以见到其邪恶了。难怪拆迁、征地、企业改制等等运动都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前矛，原来掠夺也可以挂“先进生产力”的招牌。这不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而是流氓无赖痞子匪盗主义。克坚虽然没有直接对“三个代表”的明确评价，但克坚是看好既有利益格局之利益竞逐，将演进出民主宪政来的战略前景的。如果人们能够稍稍离开美文般的史论，便不难看到，英国、美国的“阳光”（论者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与法、俄“闪电”相对待）道路，同样是荆棘丛生、洒满鲜血，不乏电闪雷鸣的道路。中国当下的利益格局已经是权痞暴富集团，用民众的生命、健康、血泪融成的，我的研究表明：1989年之后的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700万人！（拙作《当今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发表后未见任何转载）这根本与博弈论没有任何关系了。

的确，后毛时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说词、做法弄死了。该死的死了不足惜，例如斯大林主义早被苏东巨变弄死了。弄死了老的坏不等于有了新的好，例如把毛泽东时代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弄死了，农民们更惨了！弄死了很多国有、集体企业——它们至少比“化公为私”要多一些“社会主义”吧，工人们生活得更苦了！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不死，就可怕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反对超经济剥削思想是不该死的，至今在欧美也没有死，在中国倒被共产党弄死了；该死的一党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阶级政党理论不适合苏共、中共）没有死，毛前毛后一个样。

如果克坚说的已成明日黄花的“中共左派”果真死了——例如邓力群为了一党专政、为了不断加码的抚摸安慰笼络收买，不再向以暴富集团吞噬共产党为目标的“三个代表”叫板了，那只是共产党体制内人士的品德大数律使然，正如包括有些自由民主愿望的人士在内的各类体制内精英，也都不出这一品德大数律一样。因此，如果说“中共左派”死了甚至必须死，“中国左派”却注定要生发、壮大出来。这一点我是有极大的乐观期待的。除非不超出黑箱政治，或者发生不知寿命如何的极右方向的剧变，否则，暴富集团注定面对不得现在远未成型（主要原因是很多伪左派与很多伪自由派一样，总想着入局分羹而真正独立的品格——这一千年大病，依然是今天体制内外知识界、文化人们的大丑陋）的“中国左派”。

记得中共十六大刚刚开过的2002年冬天，克坚等一行数人来寒舍闲聊，我说到：现在的中国才真的需要讲讲马克思主义呢！考虑到照搬苏联这一层，可以说真正道义性的马克思思想中共一天也没有让它存活过。李锐老先生今年刚刚纠正了“秦始皇加马克思”的说法，换成了科学、准确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如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附加周正毅加孔子”！附加者的作用不无实用主义，也就是“三个代表”与老说词“机会主义串联”的作用。克坚说的中共左派已成明日黄花，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它将永远伴生于一党专政。写到这里，我真的忽然想到了秦晖先生关于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睿智观察。

不过，我依然认可一般不会凭假想说话的克坚，所作出的陈述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它所陈述的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共政治局已经并将继续自觉统一于，被舆论判定为权痞暴富集团定海神针的“三个代表”。

如果仅仅从字眼上选择，坦率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弃“三个代表”如弊屣，而给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不坏的看待。我这样说，自忖与精英们机会主义的猫论思维、劝诱效应关系不大，当然也与沉默的大多数没什么关系。至于实际政治行为上的比较，我当然有着继续观察的兴趣，而不会受到一些政治个案的影响。

基于江泽民时代就是权痞暴富集团形成的时代这一事实，我已经不止一次说到：江泽民是何清涟所说的“中国陷阱”的代名词；是秦晖所说的“化公为私”运动的总代表；是杨帆先生研究指出的60万亿腐败成果的第一责任人。我这样讲当然首先是一种道义谴责，但我当然苦于没有激进变革派可以加入，也当然没有丝毫谴责沉默群众的意思。作为中国人，反对“最偏激的权痞暴富集团”应当是一件很普通也很需要坚持的事情；反之，则至少不是道德上值得称道的。我相信作为有着新型政治家抱负的人士更应当与“三个代表”保持距离。撇开不可抛开的严肃人士评价不说，在高（智晟）、郭（飞熊）、陈（树庆）、张（建红）等人被捕、林（牧）、何（家栋）、鲁（海南大学学者鲁萌女士）、陈（演员陈述的好起码是陈良宇、周正毅们无法相比的）相继去世的日子里，我甚至更愿意这样说。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