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读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
　　
　　　　
　　书坊间以哈佛为题的书籍似乎并不少见，但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其中居多的不过是“教程”“案例”一类，而流布一时的《哈佛女孩刘亦婷》之于哈佛自身更是无甚关联。旅美著名学者李欧梵积其在哈佛八年求学、十年教学的经历，新近出版的《我的哈佛岁月》一书，就此而言实在是大飨读者之作。全书分“在哈佛求学的日子”和“在哈佛教学的日子”两部分，附录则收录了作者之妻子和学生所作的四篇文章。本书乃“是一本知识性的回忆录，以个人的经验来勾画出哈佛生活的面貌和情趣”，对我们了解哈佛大学以及欧梵先生无疑大有裨益。
　　
　　李欧梵先生称，“写这本小书的缘起，全是得自一句不经心说出来的自嘲”：因为那本《哈佛女孩刘亦婷》，欧梵先生不禁感叹“既然连哈佛女孩的妈妈都能写书，我这个老男人也是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此话自然不过是作者的戏言，其真实意图在前言中也说得明白，一是希望能鼓励更多学生到美国留学，一是回忆那段难忘的留学经历，全书从内容上也因此包含了哈佛文化和个人经历两大部分。
　　
　　尽管国人皆知哈佛大学为世界名校，谈论之时也不乏景仰之情，但细细追究起来，人们所知也仅限于其为美国政府输送了几位总统之类，甚少有人对哈佛身为大学的一面有细致而全面的了解。欧梵先生正是以自己称为“一种“解惑”(disenchantment)的工作”的态度进入写作的——他既在哈佛大学研习多年，对学校的课程设置、管理方式、校园文化等自然甚为熟悉，以口语平铺直叙出来自能描绘给读者一个真实的哈佛。比如书中第二部分第八章即题为“揭开“名牌”的面纱”，内中除了对哈佛的财源状况、保守气质和学科发展等皆有叙述外，更是“揭露”出各教授争夺“地盘”此一不为外人知的“内情”。作者对哈佛的服膺与赞美当然才是主要的，比如对它的典礼和仪式。哈佛的校务会议和毕业典礼都充满着饱满的礼仪和温情的细节，“舍院”（Houses，即学生宿舍）经常举办舞会、教授茶会或“中文桌”等活动也形成了独特的“舍院文化”，此类典礼、仪式皆凝聚了师生，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校氛围。作者也说“我在哈佛任教十年，所得到的一个总体印象就是教授和学生都颇有涵养，教授更是如此，即使彼此勾心斗角，各自称霸，但仍不失礼仪”。
　　
　　哈佛大学之为学术重镇实因汇聚了众多优秀的学者教授，而他们也在欧梵先生的笔下一一“显形”，特别是在《在哈佛听课(一)(二)》两章中。作家虽自谦为“三流作家”，却能以不多的笔墨抓住人物主要特征稍加勾勒，即能令其形神兼肖，活脱跳将出来，比如他写基辛格的官气十足：（基辛格）先是任由助教足足说了二十分钟，然后“才从他的太师椅上站起来开讲了，不慌不忙，一口作状式的德国口音……简直就是一位政客……”。作者也许是因了学者的身份对诸教授讲课时的情形尤为留心，如写亨廷顿之浅薄，柏森斯之枯燥，派普斯之优雅，博斯之“惊心动魄”，哈滋之口才极佳等等，写来皆不惜笔墨，又能使之各具个性、如在目前。李欧梵教授不忘兑现其鼓励赴美留学的写作动机，还单列了一章文字名之曰“申请哈佛的秘诀”。文中所列十条虽为多年来“作壁上观”后的结论，其成为众多家长学子的锦囊妙计却也未可知吧。作者自己先就以轻松的笔墨写道，“以上这十项‘秘诀’其实并没有什么秘密，所以我也不愿意‘版权所有’，甚至‘欢迎翻印’”。总之，相信读者通过此书定能了解到一个颇为真实而完整的哈佛大学。
　　
　　李欧梵先生乃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其对学术之路的回忆或许是部分读者特别是专业研究者更为关注的，而其回忆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他是“如何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自我”并且最终走向“文化研究”之路的。有心的读者循此主线，必能更好地理解这位大学者的学术人生，例如书中就写到：他之所以能摆脱初抵哈佛时的迷惘而走上学术道路，实是因为两件事的引导，一是阅读《卡拉玛佐夫兄弟》后的感动，一是一位陌生老人的当头棒喝；他之所以走上一条“兼走文学与思想史的大道”，实是因为所学主业为历史而自己却对文学颇感兴趣，无奈之下只能加以折中取舍。作者何以喜欢称自己为“狐狸型学者”，其博士论文题目选定的背后有哪些故事，他的讲课方式、专业兴趣、自我评价等又如何，读者亦能于书中觅得这些问题的答案。读者甚至可以将这部分当作一本“如何成为优秀学者”的“参考书”来看。
　　
　　以笔者之见，书中用笔最力、用情最深的或在对哈佛几位师长的回忆，读来颇是真挚感人，而第一部分第四、五两章对费正清和史华慈两位先生的追忆可为代表。费、史两位皆为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巨擘，自然首先是以学者身份出现的，但在书中他们同时又是生活中极具人情味的普通人。两位作为学者自有不同，比如书中写道费授课时之“语调干枯而细致，面孔毫无表情”，史讲课时之“天马行空”、触类旁通；费以现代化理论为背景、史实为前景构筑叙述框架，史则是“一位伟大的狐狸型的老师”，因为“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一个系统”。李欧梵对费正清的学术似乎颇有批评，认为其既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意识的危机又过于强调制度而忽略人情；对史华慈的方法和学问却甚为赞叹，并自称受史氏影响最深。李欧梵以其亲身体验讲述两位温情平凡的一面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比如讲费先生的宽容大度，决不以“小子”的异议为忤，以及他对待家庭的脉脉深情；讲史华慈的谦虚好学，博学多闻，友善谦和，（老师的名字）“确是恰如其人：史(历史)——华(中华)——慈(仁慈) ”。作者亦不讳言在费面前总是有一份腼腆，而在史那里则要自然轻松的多。本书附录部分还收录了作者回忆普实克、韩南两位教授的文章，亦是深情之作，值得一看。回忆之时始终能怀着对恩师人格的尊敬，以一颗感恩的心述之，这才是文字感人的原因吧！
　　
　　李欧梵先生这本记录了其与哈佛之间近二十年情谊的回忆录，当然不是这篇小文能够道尽的，比如其叙述作教师时与学生之间交往的部分，那种“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的快意就值得品味。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还须读者自己去体味才是。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先天性地就受所有人的关注。在我并不渊博的阅读经历中也看过许多关于美国的书籍，其中有经典如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比尔德的《美国政府与政治》、美国人丹尼尔·布尔斯廷的《美国人》（三卷本）、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的《1932—1972年美国实录》，还有一些所谓的美国史纲，大多是国人所编。这些书不断加强我对美国民主的向往，使我认同于好友胡一刀的一句话：“—个可以控告总统性骚扰的国家，一个总统不得不承认自己私生活不检的国家，无疑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多丑闻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最近读到留美作家施雨的一本图文并茂的大书《美国的一种成长》，作为“人文随笔丛书“中的一册，施雨此书虽是以漫游美国作为写作的生发点，但其笔墨却集中于美国人文景观，探讨美国成长的一种方式。全书十一章，分别为“北美文明的始祖”、“谁发现了新大陆”、“南北战争”、“五月花号”、“捕鲸之说”、“西部牛仔”、“纽约、纽约”、“永远的伍德斯托克”、“沙漠中的天堂”、“消失的双塔”、“节日漫谈”。在作者细腻的笔触中，鲜活的捕捉到美国的人文特色，加上数十幅漂亮的彩照，真是赏心悦目，读之令人沉醉。
　　　　
　　作为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施雨，在她的文章中虽然尽量避免学术性的论述，但写出来的文字显然与一般的游记完全相异，更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譬如在谈印第安人时，不仅穿插了吴宇森导演的美国大片《风语者》，还特别提到了印第安人的政治智慧影响了美国政体的建构。美国政体是三权分立，内政由各州自理，外交及一些权职由联邦总管的合众体制，有学者认为，这是沿袭印第安人易洛魁的政治模式。“易洛魁联盟”在印第安人中最具影响力，它于1570年由印第安人六族联盟而成立，其政治信仰是力求和平，他们相信只有和平才能治国。而其外交与贸易事务由各部落所派的四十九位酋长成立的政务院统筹管理。
　　　　
　　《美国的一种成长》中有一个细节让我震动，那是关于哈佛大学的建立。作者写到：“其校庆之日，大家总会看到这样一幅标语——未有美国，先有哈佛。”因为哈佛大学建校时距美国独立建国还有一百四十年之遥。想当初，一无所有的清教徒们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立足未稳，前途未卜，却已经筹划着教育下一代的百年大计，在登陆此地十六年后建立了哈佛大学。这种对于教育的用心实在令我们汗颜，有这样有见识的人存在，才有后来强大的美国出现。正如作者施雨所说的那样：“‘未有美国，先有哈佛’。这不仅是哈佛的骄傲，也是美国这个新大陆国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所在。”
　　　　
　　美国之外的人写关于美国的书，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其中最好的一部应该是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在美国收集了大量资料，向权威人士请教，访问过广大地区。结果，利用他自己在社会学中首创的“访问法”，依据其明察秋毫的观察力，只在美国逗留九个月，就写出了至今仍被世人赞誉的名著。该书文字优美，气势磅礴。施雨的《美国的一种成长》一书自然不能与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相比，但其清丽的笔墨、细腻的女性情思却让人体验到另一种美国风景，美国是一面多棱体，单一的笔墨无法完全呈现出它的伟大与恢弘。
　　　　
　　施雨在《美国的一种成长》书前的序言中认为：“美国的成长，总让人联想到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最终在没有对手、没有挑战中走向消亡，而美国成长到将来，面临的真正挑战似乎也是如此。”此话说的犀利，我原以为美国能够凭借他们强大的民主力量和对人权的尊重长治久安，但当我看到美国占领军在伊拉克枪杀示威的伊拉克民众时，任意处置伊拉克无辜百姓时，从前非常神圣的民主与人权等美国观念变得异常轻飘与无力。我忽然发现如今的美国变得特别脆弱，完全丧失了从前那种“光荣与梦想”，民主与人权开始成为他们手中的道具，强权政治开始成为他们的准则，其他的国家只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也许美国的民主与人权仅仅是针对自己国内的百姓，而面对世界其他国家，民主与人权只是一种幌子。《美国的一种成长》真实地描写了美国光明的一面，我确实从中感受到其伟大与光荣的魅力。然而更多来自书外的事实却揭露了美国民主神话背后的丑恶与阴暗，强权与利益、阴谋与杀戮，所谓美国式的民主也只不过是一种变色龙，其中并无什么永恒的价值守则与理想情操。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一个现在仍然强大无比的国家，却越来越变得专制与霸道。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曾经说过：“不论美国人在哪里生活，他们都在创造和发现新的民主世界。”但这样的民主世界不应该是由枪炮建立起来的，手段之卑鄙，足以证明目的之卑鄙。正如英国人洛克所说的那样：“你不能用一种坏手段达到一个好目的。”

雾一早就散了，，阳光就像斑马纹般地直透进来。在初冬的清晨，我独自走进位于墨尔本市中心的「老墨尔本监狱」，这是一座知名的观光监狱。由于地处便利，游客络绎不绝。

虽然这座十九世纪的监狱中只有一座监狱楼保留下来．但是现在监狱情景与一百四十四年前一样生动逼真。

在略带阴森的监狱角落，我仿佛听见由地底空旷处响起的回音「 他们辱骂我、欺负我，嘲笑我是爱尔兰杂种，把我狠狠踩在脚下，要我再也开不了口。但是，我亲爱的女孩，我不怕那些人怎么说我，因为只有我写下来的才是真实。我唯一害怕的，是无法活着看到你读这些话……」

老墨尔本监狱在建造时，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监狱之一，从前关在这里的囚犯不仅与世隔绝，而且也不许与其它囚犯有甚么联系，这里实行严格的沉默管制。

在十九世纪的荒狱中生活艰苦，牢房中只有一些基本的设施；囚犯到自己牢房以外的地方时，必须佩戴头套，而且必须严格遵守沉默规定，开口说话会遭到惩罚。三角架和九条鞭的使用，就是为了对犯规的囚犯进行体罚。

在这个叫人心寒的环境中，墨尔本监狱曾吊死过一百三十五个人，而通常有犯人要执行死刑时，监狱会向犯人之中征求「刽子手」，自愿做刽子手的人，可减免两年徒刑 (这条诡异法令不知是什么人设的？动机可疑？我觉得这条法令很像黑帮秘教的规矩，不太像是政府组织机构中的监狱法令，流传后世简直成为法律的一大反讽)。在吊死的犯人中最有名的就是绿林大盗奈德．凯利( Ned Kelly )。

在进入这座监狱前，我早就认识了这个著名的澳洲强盗。

Ned Kelly 的父母是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当时新移民在澳洲的生活艰难，时常被警察欺凌，Ned Kelly 更被冤枉盗马而下狱。

一八七八，Ned Kelly 因射伤强奸他妹妹的警察而被通缉，最后成功逃脱，并联同弟弟和两名朋友在各地劫富济贫。

Ned Kelly 和其它劫匪的不同之处是，他每次行劫后都会留下一封信，内容大致上是控诉对政府的不满，并道出他和家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

当时澳洲政府悬红奖赏击毙他们的人，但因为他和伙伴们是下层百姓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没人肯向他们开枪。

Ned Kelly 是澳大利亚爱尔兰移民和低下阶层，反抗英国殖民暴政的代表人物。

到一八八零年六月，他们于格兰卢旺酒店（Glenrowan Inn）被警察围捕，最后Ned Kelly 被捕，而其它三名同伴死于酒店之内。

Ned Kelly 于同年十一月被吊死于狱中。他死时只有三十五岁。

据说当 Ned Kelly 踏上绞刑台时他低声道：『这就是人生』。

对我而言，「什么是人生？」我望向阴森空旷的监狱长廊，歷史故事低沉的嗓音告诉我这幢监狱有多少人曾被执法吊死; 某间房住过有「食人癖」的犯人; 某间房曾有人割喉自杀，或是偶尔鞭打犯人的地方至今夜半仍可听到哀嚎之声。

这些强盗的故事有些老套，但我对Ned Kelly的特殊「造型」，穿著铁皮防弹衣，头上是铁桶面罩觉得特别有创意。

澳洲有一位驰名于世的艺术家Sidney Nolan (1917-1992)，画了一系列的Ned Kelly，每幅画都非常怪异有趣，背景一方面，衬以传统的地理风景；一方面诠释着澳洲歷史传奇的神秘性，画作流传至今都是国宝级收藏品，价值不菲。
这位画家颜料的使用和作画的技巧都十分特殊。令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就像自由女神、麦当劳叔叔、米老鼠….等凝聚美国精神的独特标志符号，这个穿著铁皮防弹衣的Ned Kelly是代表澳大利亚的一种造型。澳洲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Waltzing Matilda」跳舞的玛蒂达，带着铺盖流浪。歌词大意是：饥饿的流浪工人偷宰了到池塘边喝水的羊，当警察来找他时，他宁愿投水而死也不愿被捕，死后灵魂徘徊水边歌唱。

这样一首描写偷羊贼的歌曲竟然广受欢迎，可能是因为这种自由不羁的精神，正符合澳洲人性格。

我自己第一次听这首歌时，只觉得是很好听的民谣，知道歌的内容后，觉得也许自己的个性也很像那个宁死也不愿被捕的流浪工人；血液里隐藏着粗野叛逆。看到 Ned Kelly的造型更加有了追随他脚步的好奇心。

偷羊贼和Ned kelly不向命运和既得利益者屈服的霸气，一直是我生命里缺乏的精采。也许还不够老，偶而还会梦见遭遇电击、被流星撞到、或在街上莫名其妙遇见对我一见钟情的偶像巨星。平凡如我，只会对遥不可及的事物怀着欲语还休的痴妄。

红尘滚滚，人生寂寞。

抬头仰望，没有道德律令，只有欲哭无泪的阴天。

活着，赞美与骄傲愈来愈少，谩骂与误解愈来愈多。

我的记忆随着时间，慢慢失去了形状，没有朋友的我只好把秘密说给石头听，有一天石头变成了墓碑，墓碑上是没有人能解读的秘码…..。

多年研究百年言论史的傅国涌继两年前的《追寻失去的传统》之后，又推出新作《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他开宗明义就指出，自晚清至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然而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从来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停下手中的笔——

1918年：邵飘萍创立《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1926年：张季鸾倡导“四不”方针，开启《大公报》的新时代；

1934年：可敌百万兵的《申报》史量才以身殉报；

1936年：国难当头，上海记者群体发出《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的呼声；

1939年：国民参政员邹韬奋提案《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

1946年：储安平开办“独立、客观、超党派”的《观察》；

通观一部中国百年言论史，总是能在幽暗的长夜里看到微弱而持久的光亮。早在1874年，得风气之先的王韬就在香港办起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也是最成功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率先开创“文人论政”的先声，成为“中国报业之父”。1904年，也就是102年前，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彭翼仲在文章中说：“应该争论的，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开通风气，热心爱国，这八个字虽成了现在的口头禅，但从现在作去，天下的人总要来原谅的啊！”“不怕得罪人，知道的就要照直说”。1905年8月，不畏权势的《京话日报》追踪报道那王府活埋侍妾的新闻，“访问了二十多次，还有人进府细查”，连续发表《不近人情》、《王府活埋人》、《三记活埋人的事》、《四记活埋人的事》等报道和评论。这张报纸创刊不到一年，很快就成为北京第一家发行超过万份的报纸。《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曾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北京报界之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不幸的是，到了1906年9月，《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因讥讽当时深得慈禧宠幸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而被封禁，《京话日报》总共出版了753期，杭辛斋、彭翼仲均遭逮捕，彭翼仲被流放新疆，为“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笔底波澜》一书始于1872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申报》，结束于1949年，先后只有77年，姑且称为近百年的言论史罢。从中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大公报》都曾是一份敢于批评时弊的重要报纸，著名报人、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的张季鸾曾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思索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忠于职守，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不接受政府官厅或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偿之职，只有这样坚守良知和操守，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既然本报（《大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允许范围力求公正，则必须有一个言论自由的语境方可。所以说人民有拥护政府之责，同时亦具有批评政府一部分政策或攻击官吏一部分行动之权，使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发表之报纸。”

我们以往常听说《大公报》被指责为“小骂帮大忙”，《大公报》虽然也常常处于“不骂白不骂”、“骂了也白骂”的尴尬境地，但《大公报》记者还是做到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该报所以被誉为当时最严肃的报纸。报人办报，先从“小骂”开始，就在“九一八”过后，张季鸾开诚布公，率先在《大公报》上来一段自骂：“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多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但在’九一八’以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事后有何挽回？可见现在四省沦陷，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总括一句话，国家不稳，什么事业能稳？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北方有句俗话：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样不能混的地步，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年教育，仗社会优待，吃了多少年饱饭的人，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一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而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

有了张季鸾的“小骂”开先河，就打开了《大公报》的“大骂”之局面，1947年，《大公报》记者大骂当朝外交部长腐败、扩大报道河南灾情，声援学生运动而导致数名职员被捕，当时的总编辑王芸生亲自打电话给上海市长要求放人，并表示“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很快人就被释放了。王芸生是在1941年张季鸾病逝后主持笔政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往各地的接收大员大发横财，“五子登科”，影响极坏。王芸生就在《大公报》上发表《莫失尽人心》等社评，予以严厉抨击。1941年，《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当年最佳报纸不是偶然的。

回顾历史，说真话、发布客观真实的新闻很多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1934年上海《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在史未出事前，蒋介石就对《申报》不听话大为不满，让杜月笙随史老板到南京谈话，蒋说其手下有一百万兵，史说自己有一百万读者。于是为自由与真理服务的史量才终被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派特务暗杀。再往前追溯，1913年3月20日曾任《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北洋军阀张作霖杀害，1926年8月7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杀害，此外还有许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记者被杀害，他们都是大写的人，用热血写就了一部激荡人心的百年言论史。

1949年5月25日、5月27日，诞生于19世纪暗夜里的《新闻报》、《申报》相继在上海停刊，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申报》共存在了78年之久，成为百年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 傅国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 定价：26.80元）

虚荣的花朵，无边无际，不分时间地开放，我来到真理的祭坛前，没有虔诚的香火，没有幻想如火如荼的红烛，天空辽阔得不留下一丝白云。不需要月光的装饰，也不必有白云的图案，有了天空就已足够，真理不要过多的解释和说明。

人啊，在亿万次反反复复的血与火中，早已洞穿了生死的秘密。任何假情假意的下跪，都带有太多的奢望和企图。绝望的大地总在盼望着，有一个冬天，或者每一个冬天都有一场漫天遍地的大雪，雪花一朵一朵开满黑暗、肮脏的角落，等待奇迹生长出一个纯洁的幻愿。

多少次白雪飘满世界，多少次覆盖了谎言和真理的祭坛，多少次又在白雪流泪的时候，重露出全部狰狞或善良、丑陋或美丽的面孔。雪啊雪，你徒劳地欢歌，徒劳地悲歌，你的生命只在人们望穿双眼的期盼，等来的却仍是泪水汪汪的晴天。

在真理的祭坛前，雪，一片片落满了真诚和虚伪的祭者，去者和来者，已死的和未死的。人依然活，雪依旧来，河水依依地流走，梦般消逝的是我们的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吗？——雪何时再来？雪片落满我的头发和双肩，我置身在茫茫雪野中，天渐渐地暗下来，我和雪一块等天亮、等太阳，或者下雨，诗人曾说雨下在雪地上，会泪痕纵横。我真想看看最美好的雪怎样地哀伤，怎样地哭泣……

 

致一个诗人的生日

远方，天空曾经流泪，但你坚决地回过头，——走向海。深渊的罪恶和施过肥的土地一样肮脏而肥沃，繁殖着亿万个生灵的苦难与欢乐。我们的眼睛早已被烧成碎片的晚霞染红，何必在乎梦有多久，情有多深，没有名字的山谷和湖泊，很久前就记下了你和你沉重的背影。

沧海在黑暗的面前俯下头，山脉起伏着，只有孤独的峰头，白雪化尽了，所有呼喊都化为群岛热情的声音。冷酷的冬天，一次次地教训过你我，英雄的手掌也曾在黑夜里流淌着汩汩的鲜血，血红的太阳将高高地停格在我们的身后。

死亡和生存一样的激动着我们的心，只要头上的苍天还在，就有早晨在每一个夜的尽头等我们。岛在脚下，和大海一起沉默。我想对你说，除了死日，都是生日。今天只是你多少个生日中最为热烈的一个，让我们面对自由的大海，一同举杯！

 

回答

多少次，理想曾被夏天如雨的蝉声嘲弄，窗外的冬季正下着一望无尽的雨。微笑的烛光下，佛陀的嘴角流露出对屠刀的轻蔑。刑场上，月光苍白如雾。一切都如同门前的狗尾巴草，摇曳在风中。

我望着雨中的苦恋树，所有铭心刻骨的爱情都会淡淡如水，所有的喧嚣与快乐都会痛苦得只剩下满头白发。当世界上所有赞美的词汇都献给了平庸，多少曾经光彩夺目的心灵都会渐渐暗淡、褪色。

我要走了，沙漠在远方等了我漫长的岁月。写在天空的巨大问号，已落在现实的大地上。诅咒和疯狂一样无力，我们脚步经过的地方，都会长出坚韧的刺，开出永不屈服的花朵，就是对这个问号的回答。

不要怕理想没有结局，不要怕世纪之间的呼喊空荡荡没有回音，你我的存在就是最响亮的回答。只要理想不变色，只要沙漠还在呼唤我的名字，一切嘲笑和蔑视都是门前摇曳在风中的狗尾巴草。

　　坐公交车，看到有关部门在高考前夕向社会发布优秀民办高校、诚信民办高校一类的消息。我们市场力量的发育不足以自尊自重，需要行政介入，加强管理，这是好是坏不说，一下子唤回了我埋藏多年的感觉。我想起小时候村里每家都划定好家庭成份，你是地主出身，我是贫下中农，小朋友玩耍时一问对方是什么成份，就会生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感觉。

　　到了80年代，成份论消失了。我也高兴时代在进步。但上了大学回到家乡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少村民家门口贴有五好家庭的红纸条以及五好家庭公约，听父母说，是村干部定的。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感觉到，社会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90年代，由媒体和社会团体介入，进行企业评优的活动越来越多，比如全国质量万里行之类，据说名利双收，我觉得无伤大雅，乐观其成。但这种市场的力量热闹一阵后，纷纷还权于权力部门。民间价值评判体系催生不出来，反而是行政力量越来越强地介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它来决定我们生存的善恶是非。它说环境是好的、发展是快的、民众的明天更美好（意思是今天已经美好了），它不容其他的声音出来，更不用说，容忍其他的价值判断出来。

　　拿民办教育来说，发育20多年，现在不死不活，多方不讨好。是谁之过呢？他们经办得惨淡，却仍不得不让行政力量来决定谁是优秀、谁很诚信，好像民众都是瞎子、傻子、笨蛋，必须有人提示才知道选择；或者说，好像民众都懒得不愿不屑去研究选项，也不会独立思考，只愿被人引导过日子，不知道怎么看待民办高校，那么，与其被市场引导，不如被政府引导。一个自称文明的社会却需要政权的力量来掌管价值领域，口含天宪，朕即价值，这种社会还是升平盛世吗？

　　我有一个埋藏多年的感觉是，我们被告知，在万恶的日据时代，小日本鬼子竟然把我们的善良百姓分成好几类人，只对其中一类发“良民证”。老百姓必须怀揣“良民证”才能出门走路做生意，否则一旦被查出来，会有麻烦。我的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儿恶毒？不过，我一直在想那些研究汉奸发生学的学者，他们最终痛苦地为那六百万伪军(世界上最庞大的伪军规模)辩护，我想他们内心里一定对历史上和现实里的专制政权深恶痛绝。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小东就曾激愤地说过，如果一国的政府不把自己的人民当做主人，那么，对人民来说，做谁的奴隶不一样啊。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唯彼作价、唯彼认证、唯彼作威、唯彼享福，仍是我们不少官吏的常态。

　　甚至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了我们大家的。大家自觉自愿地把是非善恶的判断交给别人，而不能自己独立地表达对人对事的意见。我多次说过，像我这样没有单位的人，也被人视为“不良”；像我这样没有工作的人，在一些人看来，也难以理解。闲人多了，盲流多了，或我这样的作家（坐家）多了，这个社会，从政府到百姓（良民）都觉得承受不了，百姓就同意政府出头管制。“无法”没有催生出自由演进，反而生出“恶法”。这是什么样的市场，什么样善良的百姓？我是不是应该领一个良民证或好人证来护身，但我向谁领呢？

    大家知道，独立中文笔会是个不分种族和阶级的作家行会，它是国际笔会的下属组织，但不是个政治组织，凡是动笔头的，且有一定成就或水准的，都可以申请加入该笔会。不管你有何政治倾向、有何宗教信仰，哪怕是共产党员、轮子功学员，只要符合条件，独立中文笔会均来者不拒。
    然而，最近网上看见一轮子学员，出言不逊，对笔会“重槌棒喝”、肆意“槌敲”。这学员自称注意安全，“过马路一定要走横道线”，也注意卫生，“吐痰非要进痰盂”，可说话一点不卫生，也不注意安全。他自称比王力雄还“聪明”一点，讥笑他早年参加“有（由）中共党委领导的中国作协”。还说作家不读《九评》、不搞不声援“三退”，便是自恋，号召作家跟中共叫板，理由是不该在“共产党和法轮功的正邪决战中骑墙”。他公然声称：“不敢介入政治的中文作家是不配称为独立中文作家的”。最可恶的是，他还影射攻击：“独立笔会”是中共给资金占有股份的“官办民营”企业。
    由于该人只是网络写手，又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倒霉时，不仅要劳教、上老虎凳，而且五脏六腑有时候也要惨遭人家的掠夺，以致我同情曾写了篇《电棍子的爱》以作声援，因此我对他的批评不会刻薄。只是就我所理解的告诉他：正像郁达夫所说的，作家不是战士。该笔会也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战斗组织。作家应关注现实，同情民间疾苦，但不等于加入政治。即便加入政治，也是作家本人服从内心的召唤，并非出于谁的指使、谁的命令。另外，独立笔会的成员没有阅读粗制滥造、漏洞百出的《九评》的义务，也没有接到国际笔会有关这方面的通知。那些充满党文化、文革暴力话语的所谓的“正邪”、“决战”，也不能由一人说了算，这需要赢得大家的共识和通过历史检验。由于轮子功目前处于劣势状态，在此我不落井下石，像他那样说三道四了。不过，我的立场可以告诉他：我眼前没敌人，也不想流血，追求自由民主也是渐进的，并采用非暴力形式。还有，你们的“传九退三”跟“八荣八耻”都是政治说教，都是一个路子，一对孪生兄弟。
    我承认轮子对中国自由民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也晓得多亏了他们的软件，才可以让大家在互联网上漫游，这也是我对轮子心怀感激、投鼠忌器的原因。但唯我独尊，排斥异己，逼着大家做轮子学轮子、向轮子看齐的做法，让人厌恶，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的学习“老三篇”。在我眼里，这只心胸狭窄的轮子，有点像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一旦得势，弄得不巧跟目前的执政党没什么两样。
    这个说话没有轻重的人，行文中，前后用了两次“呵呵”，十分阴毒，一点不与人为善，真不知他的修养在何处，轮子炼在什么地方。他不但挑拨笔会跟民运志士的关系，而且还煽动笔会成员退出笔会。他居然还说：“如果没有三退的人，绝对不可以作笔会领导！”这种口气，哪儿像个提倡“真善忍”的轮子功学员，倒像个骑在独立笔会头上拉屎撒尿的太上皇了。在此我要说：世上没有绝对的事，希望他不要以法轮功组织的模式来要求独立中文笔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家互不干涉，请自重。再这么肆意攻击，休怪我对轮子功也说三道四。
   
   江苏／陆文
   06、6、4

今年是六﹒四屠杀和89年民主运动发生后的第十七个年头了。年复一年，人们都在纪念那成千上万的死难者和伤残者。年复一年，人们都在怀念那失去的机会，并且一点一滴总结血的教训和展望着民主运动的未来。我今天也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分析评点一回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思想立场。由此才能做出指导我们个人行为的有用的结论。

今年和往年不同的是，出台了一组重要的历史人物。许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在六四屠城发生 之前，广场上曾经有一段轰动全国的小插曲。来自湖南的三位年轻人，有计划有准备的用灌满颜料和墨汁的鸡蛋，扔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上。表达了人民大众对中共和他们的倒行逆施的愤怒的心情。这个小插曲的下半段，更让全国人民目瞪口呆。这三位和那个挡坦克的英雄一样代表民意的英雄，并没有得到几声喝彩。反倒被同样代表民意，并采取非法行动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扭送给了代表中共一党专政的公安机关。

据最近透露出的信息，这扭送还不是个人头脑发昏的错误决定，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的不经意犯下的错误。而是广场指挥部开会讨论后投票做出的慎重的决定。也就是说有深厚的思想立场基础，揭示、预示出那场运动产生和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在89年之后的十几年中，他们三人，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三位英雄，默默无闻的在中共的大牢中承受着煎熬。海内外热热闹闹的炒作着六四学生，却渐渐地把他们和六四时流血最多的人民大众忘在了脑后。甚至有人十几年一贯的坚持广场学生隔离群众的说法，坚持认为那是一场学生运动，不是全国人民参与的一场全面动员的民主运动。

最近，由于喻东岳得到了魏京生基金会的民主斗士奖，三壮士的壮举再一次得到了大多数国人的肯定。鲁德成先生被营救来到了西方国家，得到了海外各界的热烈欢迎。三壮士又成了舆论的热点。涂毛事件也随之成为褒贬的对象。至今仍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不赞成他们当时的做法，认为那种做法不符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标准。甚至有人认为不符合“爱你的人”的宗教标准。指责他们侮辱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员们的人格，伤害了他们的心灵。

17年后存在的争议，恰恰说明了这件事情的确意义重大。它代表的是反抗暴政维护人权的阵营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和立场。一种是后起的，看透了中共本质的立场，要求彻底改变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是现在民主运动的主流，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这个愿望是中共的死敌，几十年来中共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这个愿望的镇压和分化瓦解。但这个愿望从1978年在民主墙上出现之后，就从星星之火走向了燎原之势。现在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令中共恐惧的扑不灭的野火。

另一种则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清官情结。它是人民大众的最原始的思想立场，或者说代表着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愿望。是中国人民反抗中共暴政初始阶段的主流思想。文革时，绝大多数人虽然造反了，但只敢打着暴君和维护暴政的旗号造反，甚至在暴政的指挥和怂恿下残害、镇压同类。好笑的是进到了同一个监狱里，还在争论谁最符合暴君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当然，他们现在绝口不提这丢人现眼的疯狂愚昧的走麦城，吹嘘的都是自己如何远离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是1976年的花圈运动。大家都不想再靠拢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了，但反毛还要打着纪念周恩来的旗号。而且很快就得到了平反，变成了民主墙运动中的招安派。在民主墙新生的反共民主派被镇压之后，一些人的确被招安了。并且成为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主流。监狱里的人不可能再进行活动了。因此，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主流就是跪着造反派，以其跪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台阶上而得名。

这场运动的兴起，是被人民要造反的愿望支撑着。它的失败，则是跪着造反的必然结果。大家想想长达两个多月的，跪在那儿等着屠杀的过程就明白了。苏联和东欧的人民，还没有中国人民那样轰轰烈烈，反倒成功了。为什么？

（于2006年5月24日。部分内容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1989年5月23日，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被来自毛泽东家乡的三名湖南青年投掷内装颜料的鸡蛋弄污后(左图)；工作人员忙着用帆布将毛像暂时覆盖

八九民运有三件大事最具象征意义，其一便是来自毛泽东故乡的湖南“三壮士”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从左至右）向天安门城楼的毛像投掷内装颜料的鸡蛋。

惊天动地的1989年六四事件，有三件大事最具象征意义：一为民主女神出现在北京天安门；一为来自毛泽东故乡的三名湖南青年（史称“天安门“三壮士”），用内装颜料的鸡蛋投掷弄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一为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只身挡坦克。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年，当年将鸡蛋投向毛像的“三壮士”，为这一掷付出惨重代价。如果说六四流血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空前的悲剧，天安门“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更是六四事件至今一个还未结束的悲剧。

“三壮士”中的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当年25岁，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月获假释出狱。另一位是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当年22岁，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愈，今年2月22日获释。第三位是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当年26岁，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2004年底从中国大陆逃往泰国，2006年4月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17年还未结束的苦难

1989年5月23日，是北京当局宣布戒严的第四天。三名湖南青年在当时全世界目光的聚焦地──北京天安门城楼，悬挂了一巨大横幅，上书：“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接着，他们相继向毛像投掷内装颜料及墨水的鸡蛋，一向予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毛像，立刻被斑斑点点的墨水溅污。

由于当时天安门广场充满“阴谋论”，留守广场的学生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误判为中共公安便衣蓄意制造事端抹黑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为了不给当局镇压借口，部分学生纠察队成员，将三人“扭送”公安局“法办”，造成他们遭重判的悲惨命运。六四过去17周年，三人个人及家庭承受的苦难迄今尚未结束。

对于“三壮士”之一喻东岳在狱中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的悲剧，以及三人17年来所受的苦难，当年的天安门学运领袖，如今纷纷表示愧疚。可惜，喻东岳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也不认识父母家人；再说，失去的青春和付出的代价如何能补偿！

今年5月4日，“天安门一代”的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刘俊国、李恒清、郭惠、潘强、安田、蒋品超、金岩及余厚强等人，在一份欢迎鲁德成获得自由的连署声明中沉痛反省：“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鲁德成等三人向专制的象征──毛泽东像投掷颜料，并因被当时在场的部分学生送到公安局，导致他们承受了沉重的代价。作为学生整体中的一员，作为八九学运的一分子，我们对鲁德成有着深深的歉疚。”

王丹说，鲁德成4月底访问美国时，他两次与与他见面。鲁德成表示在还原事件真相的同时，不忍苛责当时的学生，“真正的责任在于中共”。王丹等人“对鲁德成的深明大义和宽阔胸怀深表敬意，至感惭愧。我们一些当年的学生在得知鲁德成将要开始新生活的消息后，已经讨论决定尽可能为他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鲁德成在纽约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也表示，虽然他们三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要怪只能怪中共”。他与余志坚都不怪当时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他最难过和痛心的是喻东岳的病况。因喻东岳早在1991年冬就已被折磨至精神失常。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精神病患者不得被关押和服刑，但他却在狱中待了16年。

鲁德成说，喻东岳本来是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没想到他会精神分裂，由此可见他在狱中受了多大的折磨，否则以他的性格不可能疯掉。曾有报导说喻东岳出狱后去了德国，鲁德成指报导不实，喻东岳仍在湖南老家与父母在一起，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喻东岳的情况有多糟糕？鲁德成举例，喻东岳不但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家人，甚至冲着鲁德成年仅七岁的儿子叫“爸爸”。

鲁德成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自由世界，他目前的主要目标是要设法改善喻东岳的处境，希望他的病情获得治疗控制。他感谢过去那些年，所有向他们施以援手的人。

为“八九真英雄”付代价

在为“三壮士”鸣不平的海内外人士中，最难得的是湖南自由撰稿人陈少文。2002年6月，他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详细介绍了“三壮士”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的悲惨命运，这是最早对“三壮士”事件展开反思及表示内疚的文章。

陈少文在文中高度评价说：“天安门三君子的行为，震撼了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他们对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给老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下跪文化的结束。他们三个人的行动不仅是个人的行动，也代表了老百姓的意志。他们的行为不仅代表了民主的潮流，也代表了世界价值观的呼应。”

陈少文指出，喻东岳等三人向毛像扔鸡蛋，这在自由国家不过是借以表示愤慨的抗议行为，在中国，却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里，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令国人惊心动魄的壮举，竟是来自湖南毛泽东家乡的三位青年壮士所为。

他说，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用自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大无畏精神，为四十年来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无天”恁v统治的人民，出了一口大大的冤气；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壮举，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势将黯然失色。

在纽约出版的历史文化刊物《黄花岗》，2002年7月27日刊出陈少文上述文章，8月6日大陆当局逮捕陈少文，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他不服上诉后获减刑两年。在湖南第一监狱服刑期间，被狱警殴打导致头部严重受伤，视力也受损，并连累家人在他坐牢期间受了不少苦。

陈少文2005年8月刑满获释后，曾将狱中经历写成《不共戴天：中国监狱里骇人听闻的报告》一文，揭露监狱的黑暗和残酷。而对为“三壮士”付出的代价及所受的罪，他无怨无悔。

鲁德成说，他们三人与陈少文素昧平生，陈少文却为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因此坐牢三年而毫无怨言，出狱后不改初衷，坚持理念，对照当初他们三人被打成“反革命”而众叛亲离的处境，这样的人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实在太难得了，他非常感动。

三壮士走在历史前面

现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的前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是最早对“三壮士”悲剧命运展开反思及表示内疚的学运领袖之一，2005年3月，他撰写《天安门的历史教训──我见证的砸毛像事件》一文，沉痛检讨学运得失。

他表示，六四事件后，许多参与者从思想角度进行了反省，当时由于他们许多人对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心存幻想，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根本转变，甚至因当时物价飞涨，毛的威望反而有所回升，还有人抬着毛像游行，“三壮士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而这正是悲剧的所在”。

封从德说，造成三壮士的悲剧，还有组织结构上的原因，这点外界很少注意，“但作为运动组织者之一，我难辞其咎”。早在1990年底，他就写下备忘录，后来再不断提高认识，“以期从这一悲剧中汲取一点教训”。

封从德描述事件经过说：“ 5月23日下午4时，正在百万人抗议戒严的游行当中，北京上空狂风大作，云色由灰转黄，由黄变黑，浓厚的乌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天安门广场上妖风四起，一阵阵强力的旋风将地面的纸片、破布和其它各样的垃圾卷起，不知带到了何方。刹那间，地面上干净了许多，各式帐篷在狂风中摇摇欲坠，广播站的塑料顶篷几乎散了架。风沙刮得人脸疼，然后便是倾盆大雨，其中竟夹有冰雹。但不多久，又雨过天晴，西斜的太阳放出桔黄的光芒，射在人们脸上发烫。这是我刚回广场时的一幕。就在这令人惊诧的自然现象的同时，我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

封从德回到广场不久，一位同学来广播站报告学生纠察队捉住了三个“便衣”，“他们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毛像用油彩涂污了”！难道刚才是毛泽东的幽灵在兴风作浪？封从德诧异万分。经了解，他才知道，当天下午2点，那三名被学生怀疑是“便衣”的人，用水彩颜料灌在空鸡蛋壳里，掷到毛主席画像上，当即被在场的学生和市民抓住。他们被审查了两个小时，开始什么也不说，后来才掏出证件，说是湖南毛泽东家乡来的教师和记者。“他们的证件象是假的，肯定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想嫁祸于学生运动！”因此，广场学生立刻召开记者会撇清“这不是学生干的”，随后三人被移交公安局。

封从德当时认为这样做有欠考虑，因此责备了那同学几句：“怎么可以移交公安局呢？如果三人并不是便衣，那不等于断送了他们的前程。”

六四事件后，封从德与妻子柴玲（后离异）在大陆逃亡十个月，才经香港到法国。后来听说喻东岳在狱中已精神分裂。“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一事件的意义，也对当时学运犯下这一失误的因由有了一些认识，尤其是组织上的原因，是外界基本上不了解的”。

他说，当时外界和多数当事人，都以为押送“三壮士”去公安局的决定，是学运最高组织“北高联”或“广场指挥部”做出的。事隔多年，封从德澄清，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这两大组织当时没能主持大局，或者说，正是因为当时运动组织出现权力真空，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历史事件不无遗憾

八九民运期间，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主要分为北高联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和外高联 （外地赴京高校临时指挥中心 ）两派，一度形成天安门两股势力之争。现居华府的“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连胜德，当时是外高联总指挥，被视为决定“三壮士”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

连胜德不同意封从德“天安门广场出现权力真空”的说法，同时对如今天安门学运领袖纷纷对“三壮士”表示歉意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坦承，“是我下令将他们三人送交公安机关的”。连胜德是四川人，原为天津中国民航学院学生，六四后入狱两年，1994年流亡美国。

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壮士”弄污毛像事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三人的思想境界远远在学生之上，代表一代人与中共专制彻底决裂的觉醒，但在当时来看，似有“拔苗助长”之嫌。他对“三壮士”的悲剧命运觉得难过、痛心，但至今仍坚持当时将三人送交公安的做法无可厚非。

连胜德说，鲁德成等三人当初作出涂污毛像的惊人之举，事前并没有与当时的学生指挥中心协调沟通… …

通，也不肯说出他们为何这样做的目的及透露其背景，造成学生误解。做为当时代表了192所外地高等院校学生的领导人和广场主要决策人之一，他有责任保护学运和平理性发展，不希望授人以柄，更不希望被当局找到提早清场镇压的借口。而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参与学运的学生，90% 以上都是不反共的，包括他本人，所以鲁德成三人用鸡蛋砸毛像之后，有学生来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将三人送交公安？他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即使17年后的今天，连胜德仍没有改变当初的看法。“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我还是会这样做”，因为他是站在全局考虑问题，他不认为鲁德成等人是“反革命”，但至少认为他们是“个人英雄主义”，“不应损坏公物”。连胜德说他很早就意识到广场问题的严重性，当局一直在寻找提前动手、清场的机会，他的责任就是杜绝任何让当局有可乘之机的口实，防止出现“国会纵火案”的翻版，所以只能牺牲少数，挽救大局，否则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部分天安门学运领袖现在对鲁德成等三人被重判一事表示忏悔内疚，认为学生负有道义责任。连胜德说这种想法“太肤浅”，即使当时学生不将他们送交公安，六四后他们迟早也会被抓，“中共早晚会找他们算账”。而鲁德成三人的悲剧，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悲剧。他个人也经历了类似的痛苦，付出了代价，而牺牲最大的是那些躺卧在血泊中、长眠在东西长安街的六四死难者，“说来说去，这笔账应该算在中共头上”。

连胜德强调，历史事件不无遗憾。他推崇鲁德成几次就砸毛像事件发表的讲话，“都是从顾全大局出发，且非常有水平，识大体，可见他的思想非常成熟，民主素质也比一般学生高”。

一票之差定三人命运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团部分成员，曾与连胜德等外地学生产生矛盾。封从德指出，“权力真空的出现，导致广场丧失决策机制，而最终将三壮士送去公安局的决定，是在中共公安人员的要求下仓促作出的，按余志坚回忆，是一个六比五或七比六的投票，仅多一票就决定了三人悲剧性的命运。至今无法确知哪里些人参与了投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组织投票的并非已回高校的北高联，或第二天才成立的广场指挥部。从现有资料来看，当时直接处理三壮士事件的关键人物，基本上不是当时运动的核心人物。合理的推测是，这次投票实际上是当时在场的一些骨干临时凑合起来的。”

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首任主席周勇军，对“三壮士”事件的反省非常彻底。他在2004年8月 4日，写下长篇调查报导《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

周勇军作为八九学运的发起人、领导人之一，也是“三壮士”事件的知情人和当事人之一，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的命运，并尝试用各种努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引起学运领袖们对历史的反思。最初由于中外媒体和八九学运领袖们对这个事件普遍持冷漠态度，他的努力没有达到显着效果。

2002年7月，纽约《黄花岗》杂志发表湖南陈少文的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周勇军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感内疚，为了肯定三壮士泼墨毛像的正义行动，进一步冲击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崇毛心理，并把三壮士事件摆到海外华人和国际与论面前，在《黄花岗》主编辛灏年先生的鼓励下，我带领赵品潞 （八九民运工自联代表之一，已故 ）、叶宁等人到中共大使馆门前，重现三壮士向毛像投鸡蛋的行为，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喻东岳，公正地对待这三位湖南人士。这次行动开创了海外华侨、民运界和国际舆论关注湖南三壮士的新阶段。”

其后，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也给三位受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周勇军花了许多功夫，对“三壮士”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了解。

“三壮士”之一余志坚获释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当时是高自联学生把他们送给了中共当局，广场学生对他们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冷漠和不信任，学生纠察队曾让他们蹲在地上，学生领袖就是否送他们到公安局的问题投票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不过，当时的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不记得有投票表决这回事。鲁德成表示，他不怪连胜德等人将他们送交公安，实际上天安门一代为喻东岳捐款时，他每次都看到连胜德的名字。“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周勇军回忆，1989年5月23日下午1点左右，赵品潞从外面回来向他报告说：“天安门城楼下聚集了很多人，有三个人向毛泽东像泼了墨水，几百人正在吵吵嚷嚷，可能要出事。”周勇军马上让赵品潞带领工人纠察队前去察看究竟。

“约半小时后，赵品潞带回来一个外地人，衣着十分朴素，神态疲惫。……我问他为什么向毛主席像泼墨水，他没有回答，带着一脸的沉思。我将工自联中所剩不多的面包和汽水给他吃，他小声的说了一声“谢谢！”我当时和赵品潞等工人领袖商量让他自己走，这事没必要管，可是不一会儿刘涣文、韩东方两人从广场中心回来，说高自联要人，并说高自联已逮住另外两人，需要他们三人一起澄清事件。我当时虽然已离开广场学生的领导工作，但天生的纪律与服从观念没让我多想，就决定让刘涣文、韩东方等人将这个人送到高自联去了。”

后来，周勇军得知，这个人是喻东岳，“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失去了他生命中该有的一切，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他更多一点的保护。”

周勇军向当时曾担任纠察队总指挥的张健核实情况，张健表示，因为当时大兵压境，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的，不想给当局找到镇压的口实，不想有人火上浇油。“现在想起来，当时没放他们，很内疚，很后悔，这是我们的错误或者叫误会。我当时做为纠察队总指挥，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学生的生命安全。”

三件事最具象征意义

前湖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唐柏桥，是“三壮士”的同乡，也是海外最早为“三壮士”奔走呼号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长期以来为营救“三壮士”，作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

许多人曾好奇地问唐柏桥，当初世人还未完全理解“三壮士”的行为时，为何他很早就为三人呼吁？

唐柏桥说，1989年他因领导湖南学生声援北京学运入狱，1991年获释，他从一名狱警口中听到喻东岳等人在狱中遭受非人待遇的情况，“那名狱警并没有政治立场，只是看不过眼而为喻东岳、余志坚等人鸣不平”。唐柏桥自此开始关注“三壮士”的命运。他在1992年为“人权观察”撰写的“湖南人权报告”中，向外界披露了喻东岳等三人情况，并在“八九一代学生”中，以及利用“中国和平”、“公民议政”等组织的名义，多次发起联署活动，谴责大陆当局迫害“三壮士”。

唐柏桥指出，10多年来，学生领袖和海外舆论对湖南三壮士的冷漠和忽略是不应该的，他曾多次劝说一些学生领袖，希望他们改变对“三壮士”事件的看法，对遭受苦难的三人给予起码的人道关怀。

唐柏桥认为，一些学生领袖不愿意面对自已的错误，甚至“停留在天安门孩子的心态，封闭自大，排斥他人”。他希望在六四17周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学运领袖应深刻检讨“三壮士”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要因为担心影响学运的光辉形象，不愿正视事实。”

他强调，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三壮士”向毛像掷鸡蛋之举，现在已被列为八九民运最具象征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跟自由女神、王维林挡坦克并列，历史已还他们公道。

被当局指为八九民运“长胡子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表示，他当时虽然不在广场，但仍对“三壮士”表示歉意。

唐柏桥表示，郑义曾在一个场合跟他谈到，虽然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弄不清当初将三人送交公安局的做法是错还是对？但只要他想起三个人的悲惨命运，就觉得揪心裂肺般的难受。“郑义这句说话让我特别感动。”现居洛杉矶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程真对周勇军表示，“学生的这种处理绝对欠妥，不过当时学生如同惊弓之鸟，任何小事情都有可能做出过激反应，尤其当时广场的学生可能认为三壮士的行为，破坏了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三壮士”事件毁了这三人的一生，任何人都无法掩饰对他们的同情。国内的人因为信息沟通和生活环境的原因，至今不能拥有正确的认识，无可厚非；但来到海外的学生领袖，受西方文化熏陶10几年，如果还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认识，或者拒绝承担历史责任，那就更可悲了。”

余志坚后来表示，“三壮士”事件不仅是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法律上的污告陷害案。

周勇军分析，现行中共的法律制度有个宗旨：“民不举，官不究。”如果没有学生对三壮士小题大做，没有学生把他们送到公安机关，当局一定不会在他们身上大做文章。在5月23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或其它拦截军车的第一线，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砸军车、砸公共汽车和拆广场政府广播的事件，当局都没有立即采取逮捕行动。当时政府高层正在酝酿大规模镇压，各地方公安局处于观望状态。

原就读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说，送三人去公安机关的行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上是一次群众举报行为。中国公安的办案习惯，“常常是如果大批群众举报甚至扭送当事人，就必须立案，无罪也会变成有罪，小过即可做成重罪，因为“民愤极大”，“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学生领袖们强迫三壮士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与三壮士公开划清界线，其本身如同文革中的批斗和游街，先定性定案之后，再交公安机关惩治。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伙同专政机器强加给他们的”。

六四事件的重大冤案之一

周勇军指出，从中共现行的法律体制来看，对三壮士的过分重判，是六四事件的重大冤案之一，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可以依目前法律途径，要求国家赔偿。

作为当事人及受害人的余志坚、鲁德成，在外界开始责难学生领袖“断送”三壮士前途并质疑天安门学运之际，他们发表声明为学生领袖辩护说：“纵观古今中外，没有那一场革命运动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八九天安门广场当时正是大兵压境的非常时期，天安门广场当时具体的决策人，对我们的处理方式，毫无疑义是没有错误的，充其量不过是失误而已。假如当时他们肯定十天后（6月4日）专制、残忍的中共必定开枪，而不抱幻想，他们还会这样做吗？假如我们三人向毛像扔完颜料就逃跑了，而不敢引颈就戮地对此负责，那么还会有今天的尴尬吗？因此，这不是算账的事，如果要说算的话，那就是要跟专制、暴虐的中共算账、算总账！现在不是追究谁纵火的时候，而是大家必须一起来救火的时刻，因为身处火海的喻东岳正嗷嗷待援！”

被判刑16年的鲁德成，1998年1月25日获释出狱，2004年底逃到泰国，随即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避难申请。同年12月12日下午3时，鲁德成在泰国曼谷刹昆路附近一间天主教堂，被当地便衣警察逮捕，面临遣返。泰国警方最初表示打算将他押往泰国北部，移交北京当局处理。鲁德成明确表示不想再回到中共牢房，如果泰国警方强行将他遣返，他会拼死抵抗。

为此，海外民运组织及人权团体展开紧急救援行动。加拿大卡加利多名热心民运的侨界人士，向加拿大移民部申请担保鲁德成以难民身分到加拿大定居。

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帮助下，鲁德成获加拿大政治庇护。2006年4月11日，鲁德成从泰国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并于当晚到达卡加利落脚。鲁德成感慨获得自由的代价及过程太漫长太艰难。

协助鲁德成到加拿大定居的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席关卓中表示，鲁德成身为政治异议人士，已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举动付出沉重代价，就算中国政府要对他向毛像泼漆的行为定罪，也应该是破坏公物的轻罪，而不应以反革命罪名重判。

不少大陆异议人士指出，即使是同为华人社会的台湾，向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或现任总统陈水扁扔鸡蛋，绝不会出现被重判16年至无期徒刑的荒谬事件。

鲁德成在湖南老家有妻子和七岁大的儿子及七十岁的父亲，鲁父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就没过个好日子，天天都忧心儿子安危。鲁德成说，父亲以前从不迷信，不烧香，不拜佛，后来因为鲁德成系狱，“他愈来愈迷信”。十多年来，鲁德成对父亲非常内疚。

鲁德成念念不忘的他的亲密战友喻东岳。他说，虽然喻东岳已获释，但一种看不见的压力依然存在。他希望喻东岳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下生活，这样才有利他恢复健康和有效治疗。否则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消除他内心的症结。“正是因为精神迫害及肉体摧残，才导致他今天的悲剧。”

回顾当年的掷鸡蛋事件，鲁德成说，他们一直认为“好汉作事好汉当”，多次主动表示对自已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自已的行动，只是为开辟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探险，事前他们已做好不惜牺牲生命的心理准备，并已写好遗书。

不过，鲁德成说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前途葬送在学生手中，是学生纠察队将他们三人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的。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指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仇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乘北京发生动乱之机，张贴反动标语，发动反动演讲，进行反革命煽动，公然在天安门城楼当众污损毛泽东主席画像和天安门城墙，进行反革命破坏，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民愤很大，必须依法惩处。

2006年4月下旬，鲁德成应邀自加拿大前往美国国会为中国人权状况作证，然后往访加州湾区。4 月25日晚，加州湾区各方朋友设宴款待鲁德成，纷纷向他表示欢迎及对“三勇士”表达敬意。

六四后被北京当局全国通缉的21名学运领袖之一周锋锁等人，在会上公开对鲁德成等三人表示歉意。

老资格的民运人士王希哲指出，周锋锁等人向鲁德成道歉，令他很感动，代表了大家的心意，也了结了一段历史心结。

鲁德成等三人当年在湖南奔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时，曾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17年后的今天，他们被誉为“战国时代的荆轲”、“戊戌变法后的谭嗣同”。他们的湖南同乡陈少文大声疾呼说，愿世人能记住1989年的真英雄和真壮士──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记住他们当年就已经成熟坚定的正确思想及气壮山河的伟大壮举，为中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再立新功。“因为，人民和历史已经真正地将他们铭记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