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学渊评：作为一个异见者，我乐观中国的国防科技的成就，深切的哀悼科学工作者的牺牲，我也相信中国在制造预警机的过程中会出一些困难，牺牲一些人员，但最后是会成功的。不久前，一个过去的学生告诉我：”中国有几种杀手锏，美国都对付不了。”我对他说：”强大不是靠杀手锏，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都不配套。”这次事件确实表明即便电子系统问题解决了，运载工具可能还是更大的问题，俄国飞机质量本身就有问题，引擎的寿命只有美国是几分之一，而且中俄关系还有潜在问题。从纵深看，中国样样都不配套，政治与经济，繁荣和公正，领袖的地位与能力，勇于树敌的胆量与知己知彼的见识……等等，统统都是不配套的。话说回来，中国追求的”强大””小康”的标准都不是秦始皇、慈禧太后、毛泽东树立的，而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实践成功的。这些综合问题的解决，必定要走现代西方的老路——建设自由思维的社会，而不是走中国的专制老路，空喊”自主创新”的硬道理所解决得了的。

 

香港大公报报导，一架属于解放军空军的预警机三日傍晚发生坠机事件，现场在安徽省广德县柏垫镇的一座长满毛竹的山林上。据称，机上有包括机组成员电子专家共四十人全部遇难，除五名空军试飞员外，其余人员均为电子专家。这是解放军建军史上最严重的一起军机空难事故。

飞机失事后，胡锦涛当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速派员赴现场查明原因，妥善处理善后事宜，严肃认真地总结吸取失事的教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率总部工作组，赶赴现场组织指导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军方和地方有关部门密切协同配合，善后工作正在妥善处理中。

据当地目击者介绍，三日傍晚当地天气晴好，突然看见两架军用飞机一前一后，高度很低进入广德县上空，并发出了异常的声音。很快一架飞机突然机头朝下坠落，眼看要落在居民区时，只见机头又猛地抬起，飞机朝向山上扑去。飞机在坠地前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坠地时又再次发生爆炸，现场被炸了一个巨大的坑。

目前，坠机现场已被当地军警严密封锁。现场清理工作尚未完成，五日还将继续清理现场。另据美联社消息说，美联社用电话访问了距姚村约五公里的同开村（音译）一名姓唐村民，他说村内很多人听到爆炸声，都涌到出事现场。他们看到机体撞山，机尾掉落农田中，一片竹林被毁。

他说在当局封锁现场前，他已到过失事地点，看到两具男性尸体和不少残躯。姚村一名姓高女村民说，她在意外发生不久后到达现场，看到失事飞机残骸冒出黑烟，见到许多残肢和两具尸体，尸体穿平民服装而非军装。

美联社致电广德县政府，一名接电话的女子说不知道发生坠机事件，亦不肯透露姓名。美联社亦致电中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接电话的一名男子也说未悉有军机坠毁，也不肯透露姓名。

香港明报报导，事发后，当局出动大批武警官兵在方圆十多公里外封锁各出入口，严禁闲人进入事发山头。据悉，中央军委副主席曹刚川昨天亲赴现场善后，指示要尽最大努力将损失减到最少。至于失事原因，有说是天气不佳，亦有说是机械故障，尚待调查。

目击者说，于当天下午四时左右飞经安徽广德市宣城县柏垫镇时，突然失控，在空中爆炸解体，机翼和尾部坠落山峰一则的新塘村山野，而机头由于惯性俯冲入山峰另一侧的同凯村村民说，他们听到爆炸声之后，都好奇前往事发地点，结果看到失事飞机残骸，机身断裂，冒出浓烟，大片竹林被烧崱魿

当地政府昨天表示，事发时天气状况不好，曾下暴雨，但村民说，飞机爆炸前确实曾下过暴雨，但飞机出事时雨已经停止，他们估计事故原因是机械故障。据离坠机地点约七公里的目击者说，事发时约为下午四时，当时听到空中传来好像大型拖拉机发出的「嗡嗡」异响，抬头一望，只见一架小型飞机在头顶飞过，距离附近的山头非常近，不到数秒钟，飞机突然爆炸，随即看见数块残骸坠落山头四周，一股浓烟迅速从山腰冒起。

一名姚姓村民说，当时的爆炸声非常大，以为是在放炮弹，爆炸威力也非常强烈，在楼房里也感到震汤，就像是小型地震。当他正想跑到屋外躲避时，就听见外面传来「飞机爆炸了，飞机爆炸了」的呼叫声。

不到半小时，飞机失事的消息传遍方圆数十里的村庄。很多人放下手中工入赶往出事山头，部分人想尽力看看能否找到生还者，大多数村民则都是看热闹。不到两小时，现场围集了近二万村民。当地政府赶紧派出大批消防、民警到场抢救。军方得知失事飞机为空军运输机后，极为紧张，上千武警官兵急赴事发山头营救。

一部部救护车、警车、军车、政府公务车呼啸而过。到晚上七时许，当局实施戒严令，驱散聚集在现场的村民。目睹现场情况的周女士说，现场尸横遍野，恍如人间炼狱，惨不忍睹。身穿迷彩服的军人断肢残骸在整个山头随处可见，大多数死者身首异处，已经无法辨认。最可怜的是见到三具身挂降落伞的军人尸体，在事故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据悉，军委副主席曹刚川对事件十分关注，昨天亲赴现场指挥善后，表示要不惜一切力量，务求将损失减至最低。直到下午五时许，曹刚川的车队才离去。到傍晚时分，当局仍在加紧抢救，整个小山区被数百名士兵封锁，十多公里外的出入口也有民警把守，严防闲人闯入。

英国BBC说，这是近来中国官方公布的最严重的解放军意外。二○○三年五月，中国海军一艘常规动力潜艇在山东附近训练时，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七十名官兵全部遇难。

据透露，目前中国研制成功的”空警-2000″就是以伊尔 -76运输机为载机平台。从一九九○年代起，解放军引进了数十架俄罗斯伊尔-76大型喷气运输机。该型机类似于美国的C-141重型运输机。第一架伊尔-76原型机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中央机场首次试飞，同年五月二十七日在第二十九届巴黎国际航空博览会上公开展出。伊尔-七六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结构，截面与安 -12四不同，基本呈圆形。机头呈尖锥形。机舱后部装有两扇蚌式大型舱门，货舱内有内置的大型伸缩装卸跳板。机头最前部为安装有大量观察窗的领航舱，其下为圆形雷达天线罩。伊尔-76有多种改型，其中俄罗斯的A-50空中预警机便是由此改成，所以西方军事分析家认为，光从平台上来说，中国”空警-2000″与A-50非常类似。

中国国防科工委主任党组书记张云川五月1五日透露，中国制造的空警200预警机已经成功交付部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空警2000预警机，可能暂时无法实现跟SU27或SU30，J10/JH7 的数据链连接，及时将空情、海情数据传给拦截机群。也许这就是这次安徽空难中，罹难人员中大多数军队电子专家的缘故。

今天是六四十七周年纪念日，在这个举世同悲的特殊日子里，世界的空气变得异常的凝重，人们都在回首十七年前中共当局在北京城制造的那场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追忆无数因为追求自由与民主而不幸丧生的仁人志士。然而，在这个被号称为“代表了最先进文化”的党派统治的国度，六四这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意义的事件却在官方的极力掩盖下俨然若无其事。真实的历史在被无情地人为歪曲之后，统治阶级对它的讳莫如深使得一切国内媒体对六四三缄其口，千千万万的年轻一代竟然在畸形的舆论环境下，变得对六四一无所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被判”，经历过无数次浩劫的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难以摆脱当局谎言般的意识形态说教，入口时津津有味，入肚时却毒害无穷的“狼奶”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学潮期间，笔者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但年少时期超凡的记忆力仍然让我对当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记忆犹新。因此，自那一年起，我便开始梦想着和当年的学生们一样做一个有理想的中国人。几年前，迫于生计，笔者去了一趟北京，中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毫无疑问地成了我那次京城之行的必到之处。走在游人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的广场上，我所感受到的不是自由文明的气息，而是杀气腾腾，戒备森严的景象。成群结队的武警战士不知疲倦地转来转去，他们带着一种敌视游人的目光和傲视一切的表情，令人望而生厌。这和我孩提时心目中的子弟兵形象相去甚远，可能这才是新时期军人的代表。不计其数的游客面对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和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全然忘记了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包括八九年那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历史可以被篡改、被抹杀，但我内心的那份记忆却是无法消弭的。看着广场周遭见证着六四的一系列建筑，我没有因为它们的恢弘气势而欢呼雀跃甚至自豪，而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那场运动的追忆，追忆那些逝去的生命。当年的自己虽然很年轻，甚至连那场运动的来龙去脉都不了解，但它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即使未曾亲历，可电视节目里所凸现的莘莘学子的英勇无畏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因为专制统治者对新闻的严厉封锁，我无法从主流媒体得知那次运动的真实结局，当我有幸从一些亲历者那里得知实情后，心里便产生了对那场运动的深深感叹以及对刽子手们的诅咒。事到如今已经十七周年了，每每回想起学生们那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情景，我对推动中国实现民主与自由的信念便日益强烈。

靠暴力和谎言支撑的专制统治向来就不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什么机权力构或者什么改革举动虽说都披着“人民”的外衣，但一旦人民提出合理的诉求时，统治阶级便显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抛开法律和道义良心，将无辜的人民送上专制的断头台。有人在文革之后对邓小平等人的改革开放政策拍手叫好，并对邓小平感恩戴德，殊不知邓小平对暴力的崇拜和毛泽东相比亦是不相上下。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虽说维护了邓小平的实际最高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它也被毫不留情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六四运动的悲惨结局给原本有着无限民主激情的中华民族蒙上了恐怖的阴影，民族良知在暴力的恐吓下一日千里地下滑，优良的传统文化继文革之后又一次被中共的党文化颠覆得支离破碎。一些人不光在官方腐朽的意识形态说教下变得不思进取，而且将自己的思维都打上了中共的党文化烙印，在思想上加入到这个已经彻底变质的团体，它们为了追求生活的富足而宁愿置所有道德标准和法律法规于不顾，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官商勾结、弄虚作假已经成为相当部分中国富人们致富的前提。社会不公现象在六四之后进一步放大，一个看似灯红酒绿的社会，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表的黑暗，普通老百姓默默承受着专制制度给他们带来的重重压力。

已经经历了几千年之久专制统治的中国人，在满怀希望地告别了国民党的统治之后，曾心甘情愿地将共产党推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共在建政之前的表现确实很令人欢欣鼓舞，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之前对国民党评头论足的中共竟然在独裁统治和暴力嗜好上比当年的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十年浩劫到六四大屠杀，再到上世纪末的镇压法轮功，中共的统治历史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气味。如今的国民党早已经在世界民主大潮的冲击以及台湾民众的争取下脱胎换骨，由一党独大到和其它党派民主竞选，而中共的统治仍然在专制的黑暗隧道中徘徊，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六四运动的爆发是对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唤，更是对独裁的中共统治阶级的善意提醒，然而，它却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扼杀于襁褓之中，这样的事实怎能不让每一个有良心和民族责任感的中华儿女痛心疾首？做贼心虚的当局在一手制造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不但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而且对幸免于难的民主人士进行无情抓捕，将他们投入深牢大狱，无数的中国人在官方喉舌的歪曲报道下被蒙骗，很多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再关心中国的政治和民主，良知逐渐为金钱所淹没。

我们的民族向来提倡诚信，为何在称为社会发展“最高阶段”的共产中国，我们还一如既往地无视历史，拒绝真实呢？人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自欺欺人，当这种罪过投影到一个民族的躯体上时，我们民族的那些传统美德和优良品质都会在相形之下显得微不足道，黯然失色。对 六四的歪曲和淡忘将使中华民族面临更深的道德危机、灵魂危机。十几年来，中国知识份子的堕落和蜕变助长了社会邪气的升温和人们良知的沉沦。最值得怜悯的死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良心的枯萎，物欲横流，唯钱是尚的龌龊氛围令人窒息和无奈。在民主潮流日益浩大的今天，我们有幸看到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要求当局平反六四的不懈追求，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维护言论自由以及维护其它各种合法权益的道路，而所有维权行动都必须建立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之上。对六四的刻骨记忆将有助于我们建立对未来实现民主社会的更深自信，有助于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和坦然面对一切恐惧。

勿忘六四，勿忘所有伤心的历史！

2006年6月4日

【2006年6月6日狱委讯】6月5日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郑恩宠服刑三年后获释，他被控泄露国家机密被判监禁。  BBC中文网报导，刚刚获释的郑恩宠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不仅没有犯罪，而且当时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56岁的郑恩宠还表示：感觉良好，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说会继续申诉，不过对申诉结果不抱希望。  郑恩宠因帮助上海市民维权而成名。他帮助市民针对上海市计划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发起数百起诉讼。  他表示，仍然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土地和房产问题很感兴趣。  2003年郑恩宠被控向境外机构泄露国家机密被定罪。据报道，他同在美国的人权机构有过联系。  当时他向中国人权机构传真发去了两份新华社报道的”内参”稿；上海保密局事后认定这些文件属于国家机密。  中国城市开发往往缺乏适当补偿和程序，农民土地被占用，城市居民面临拆迁，引起极大不满，而且经常因此发生暴力冲突。

　

狱中散记 ——北京市第一监狱中政治犯的八九“六．四”  李阳

1989年6月4日距今已经17个年头了，历史的真实是无法改变的，谎言  说一万遍，仍然还是谎言！随然，它可能一时因某种权势蒙蔽很多人  的视听……但是，谎言终究还是谎言……  现在，北京市第一监狱（以下简称“一监”）、Ｋ字楼（北京市公安  局看守所，当时也称七处）、王八楼（中转站）也已经拆除多年了。  可谓物不是、人亦非。但是，我想那段历史是真实存在过的，应当把  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个人的记忆，同时，也让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的  真实！  89年的时候，我在一监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86年我因“反革命宣传  煽动罪”与“叛国投敌罪”被判四年徒刑，从Ｋ字楼到王八楼再到一  监的袜厂六中队，程序是不能少的。  一监分为塑料厂和袜厂两个厂，每个厂各五个劳动中队，各一个伙房  队，另外，还有一个女队（也是劳动队，同袜厂一样织袜子）一个严  管队（俗称反省号或小号），一所医院。总计14个中队加一所医院。  （王八楼是中转站，随然在一监内，好象不算一个中队吧？！）还有  两个临时队，一个叫演出队、一个叫建筑队，是由各中队抽人临时组  成。  Ｋ字楼，因其建筑从天上俯瞰是个英文Ｋ字的形状而得名。王八楼是  一头一尾短，四支爪子长，中间一个园盖子，活象个王八而得名。这  两幢建筑都是三层，所以称楼。一监的监舍是平房，形状象两只伸开  的手掌（塑料厂、袜厂各一），掌心是一个公用大厅，五个手指成扇  形伸开。从建筑材料上看，这四幢建筑主体都不是49年后修建的，传  说Ｋ字楼和王八楼是日本时期，曰本人建筑的。这两只手掌什么时候  建的就不知道了。女队和严管队建筑材料较新，可能是49年后修建  的。  一监主要是关押刑期长的犯人，一般最短的刑期也是十二、三年。还  有无期徒刑（俗称：无头儿）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俗称：死缓儿）无  头儿和死缓儿要经过改判，变成有期徒刑。一般是两年一改，死缓儿  两年后改无头儿，无头儿两年后改15年。后来，有期徒刑最长判20  年，有好些犯人就说，判20年的还不如以前判死缓儿的。因为，死缓  儿在监狱中最多待19年。判有期的，随然罪轻了两个档次，但是要待  20年。  在一监服刑的犯人中，就刑期而言，例外应当说是政治犯了。政治犯  又可叫反革命，当时《刑法》还没有改，政治犯是指因“惩治反革命  管理条例”而被判刑的人。  《刑法》改了后，中共还曾经说：“我们现在没有政治犯，监狱中关  押的都是刑事犯。”可见，以前还是有政治犯的。  在一监，政治犯大多集中在塑料厂的一中队和袜厂的六中队。当然，  也有个别例外，但人数较少。我知道的，在严管队三筒（当年我们在  监狱时，监舍称为“筒道”。筒字都是写成“同”字。后来查《辞  海》觉得还是当写成“筒”字）就有一个人是一直单独监禁的，严管  队杂务也不许说他的名字。我想大概是魏京生吧！  塑料厂当时主要生产塑料拖鞋，好象牌子不很响亮。然而袜厂生产的  袜子就不同了。现在40岁左右的北京人，大约还能记起“金马牌”的  袜子。当时在北京销售得非常好，那时“出口转内销”的产品，老百  姓认为一定是好的。“金马牌”就是北京第一监狱袜厂生产的袜子。  89年前，美国政府曾经指责中国出口监狱生产的产品，其中就有这个  “金马牌”袜子，真是“世界名牌”啊！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分析过，89年以前社会上的准备过程：“从思  想基础、群众基础而言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准备过程的。85年的  学运，使大学生们对游行、示威、请愿这种形式不再陌生，不再是文  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而是成为自身参加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中的  一部分；提高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对西方的思想理论开始从另  一个角度去思考、分析、研究。86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没  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而使很多学者形成了以‘沙龙’形式出现的  研讨组织。同时客观上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倒是做了很好的宣  传，使广大普通民众也开始关注一些问题。”  89年以前的一监，也有几件很有意思的事值得一提。  我是86年末87年初到的六中队，那时六中队真可说是死气沉沉。前面  我介绍过，在一监服刑的除了少数政治犯外，都是重刑犯。他们刑期  长，要想早日回到社会上就只有靠减刑。而减刑的前提条件是认罪服  法。我分析了一下有三种可能减刑的方法：一是要有“托儿”。“托  儿”又分“人托儿”和“钱托儿”。这“人托儿”就是要有外面的人  能同报或批减刑的警察搭上关系，或上级、或亲朋、或故交……这点  条件极少数人能做到。“钱托儿”在当时也不是多数人能做到的，而  且当时的警察有很多也并不敢接钱，那时可不象现在敢花钱买刑期。  总之，“托儿”是很难的。二是要会“拍”。“拍”就是拍马屁，把  个警察伺候得象个“爷”，当然，还得经常打打其它犯人的“小报告  儿”这叫“扎针儿”……这点条件也不是人人能做到的，这也是一门  “功夫”、一种“本事”。三就是拼命干活，这点多数人都能做到。  我就见过一个人看六台机器，一个班儿下来，能织200多双袜子，而  且100%合格，人也变成机器了……  其实不然，我就没有看见单靠拼命干活减刑的。减刑的还是前两种  多，后一种是靠熬年头儿减刑的。（每年减刑名额不多）比如：判15  年的到第13年给减一年。但是，这点并不是谁都看得出来的。或者是  看出来也没办法，随大流儿、从众吧！所以，争当劳动改造积极分子  （简称：“劳积”）就成了一种风气。  政治犯就不同了，高刑期的不多。而且要减刑就必须认罪服法，政治  犯里认罪的不多，所以政治犯减刑的极少。  这样就形成了：警察和少数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当时监狱里就叫二儿  警察。不象社会上叫“二儿狗子”或“二儿雷子”。还因为这些人活  动空间相对大，能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也被称为“柳儿爷”）组  成的“积委会”成为“统治层”；大多数成为“被统治层”；少数抗  拒改造者（这当中有不认罪的、劳动不好的）成为“被镇压”的对  象。打骂、体罚、关小号儿（送进严管队）……同时也起到杀鸡儆猴  的作用。  这种死气沉沉的景象，到一批从劳改农场转来的人来了以后就改变了  许多。这些人都是几进几出，监狱的常客，好象他们是被注消北京市  户口，要发往新疆的。这些人可谓抗拒改造“经验丰富”，办法也  多，有硬抗的、有耍滚刀肉的 、还有打群架的、打闷棍的……他们来  了以后不劳动，警察和二儿警察拿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多数人看到  他们没事，也跟著学。风气渐渐地有所转变……警察没办法，后来把  这些抗拒改造者编了一个建筑队，我记得这个建筑队全监狱那儿有修  修补补的活儿就去那儿，最大的“工程”是给女队改造大教室，20几  个人干了三个月，也没有干利落。这些人早点名也不参加了、伙食也  比一般的人好了、每天晚上都能看电视了……随然不是“劳积”也成  了“柳儿爷”。  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出口劳改产品消息传开后，监狱方面好象对产量、  质量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了。随后是改服装，把原来黑色的囚服改成  深灰色。改称呼，以前称犯人为：罪犯、犯罪分子、劳改犯……现在  改称为学员。为了所谓精神文明建设，还成立了一个演出队。这个演  出队经常去监狱外面表演，我不是演出队的成员，所以不知都去了那  里。在犯人们当中那种受罪是应当的、在这里“是龙得盘著、是虎得  卧著”的心态也渐渐地有了改变。  特别是九中队警察与犯人合伙偷盗成批袜子，从中谋利的案件暴露  后，抵触情绪就越来越大了。  大概是89年初吧（我实在记不清了）林翠芬女士以记者身分采访了几  名政治犯。当时是怎么说的，现在记不清了，好象不是很好。前几  年，偶然同杨靖先生提到此事，他说：林女士本来是要采访魏京生先  生的，监狱方面不让见，才找了我们几个年轻的。  “6．4”前期，我们多是通过电视、报纸了解事态的进展。当时我有  一台收音机，能收听《美国之音》，每晚熄灯后，总有几个难友到我  住的号里听广播。可能是被同号的人“扎针儿”了吧？“6．4”前大  约一个星期，我又被关进了严管队。  在小号，每一个人在三平方米的号里。被关的人彼此之间见不到面，  随时有杂务或队长溜达，只能偶尔说一两句话。“6．4”前几日，小  号里突然间增加了很多人，三个筒道都快装满了。后来听说，好象是  有什么企图。但事后也没有公开处理，不了了之了。当时，刑事犯人  主动找政治犯们接触到是事实。  进小号后，信息就很不灵了。只是偶尔杂务们在筒道放电视的时候能  听到一些。因为我是小号的常客，杂务们对我管得不是很严，又因我  的脑袋小，能从递饭的小洞里侧著伸出头去。应当说我是横著看  “6．4”的。不过我们的耳朵是听得见监狱外（严管队距监狱围墙很  近）冲锋枪点射的嗒、嗒、嗒声的……  （于2006年6月3日）

　

【2006年6月6日狱委讯】感谢大家，感谢”中国青年人权奖”评委会为此次评奖活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心血。 几天前还有朋友问我，六四，这个黄琦出狱一周年的纪念日，您最期盼得到什么礼物？我一时语塞。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接踵而来的灾难中，似乎已经丧失憧憬美好的能力了。直到接获”中国青年人权奖”的通知时，我心中奔涌的暖流告诉我，天网的人权工作还是得到海内外广泛支持的。我心底最渴望、最珍惜的是朋友的支持，特别是参加89民运朋友们的支持。感谢朋友们在我出狱一周年赠我这份厚重的礼物，我想凡是在中共铁窗下呆过的朋友们，都能掂量出这一份荣誉背后之情谊的份量。  十七年前，我因为各种原因未能直接参加六四，那段日子，我流着泪收看有关新闻。六四被镇压的那天，我很愧疚自己没有在最危难的时刻和那些勇敢的人们站在一起。为了那有如噩梦般缠绕终生的深深内疚，我们在上世纪创办了”六四天网”人权网站，为六四死难者家属、八九参加者和中国普通老百姓呐喊呼吁；同样是因为那份深深的内疚，2000年，当局最为惨烈地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我们在天网上发出了法轮功学员被害惨死的新闻，公开表态我们反对一切侵害人权的行为。之后，即便是在炼狱牢火中，我也时常偷着乐，千百次骄傲地回味六四天网的努力。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不用再次愧疚，以至终生。  通知我当选为获奖人的信函中说，黄琦是”中国青年人权奖”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奖时不在狱中的获奖人。在此，我想对那些还在狱中的战友和他们的家人们，对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天网义工们，对我身陷囚牢期间不弃不离的爱人曾丽说：我们都是获奖者！ 我将把”中国青年人权奖”这个崇高的荣誉，献给启蒙黄琦，引导天网走上民主道路的西单墙民运前辈们、八九民运兄弟们、九八民运的朋友们，献给所有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战友们！ 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正在赢得全民族没有失败者的胜利！ 再次感谢所有帮助过我和”天网”的海内外朋友们。

　

我没有敌人–写在六四民运十七周年 刘水

【2006年6月6日狱委讯】5月29日被深圳宝安区民治派出所以“涉嫌诽谤”罪名传唤的经过，几位深圳的朋友都有报道，我不再赘述。最近几天，颠沛流离，无暇上网。在自己的祖国四处流亡，我很悲凉。六四的足迹，在我脚下延伸了十七年，一直到今天。到我有必要把昨天的真相告诉外界。  4月26日，离开休养近半年时间的甘肃时，我象十多年内，数次离家一样：治疗好伤口，重返战场。我的梦境依然清晰，就象我新长的头发。在老家近半年的日子，我过得非常平静–读书，上网。27日，成都。一位在广州美院进修的深圳朋友，突然告诉我，深圳南山公安分局要她立刻返回深圳接受调查。她非常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告诉她，怎么跟我交往的，可以原原本本告诉警察，有什么好紧张的。我的手机一直被监听，我与她的私房话，全被记录下了。既然无法躲开，我索性公开，包括跟女性朋友的短信。五一长假，我转往昆明看望朋友。我内心恐惧深圳，但又想试探深圳对待异议人士的底线。深圳公安早让朋友转告我，深圳不欢迎我，找个老婆赶快成家吧。所有了解真相的朋友，异口同声，反对我去深圳。我非常犹疑。家人传来信息，我离家没几天，庆阳市警察去我家，声称我的护照条码由于制作过程出现技术故障，使得条码与国际惯例没有接轨，要我寄回家重新办理。护照办理已有半年时间；两个年轻警察专程上门通知。这样长的时间，这样良好的服务，对人民警察来说，太反常了，我受宠若惊，心生疑津。我主动致电庆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陈姓女科长问明我的姓名，坚称同批人的护照都有同样的问题……等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警察朋友也说护照绝无问题。明眼人一看这是个圈套，无非想没收我的护照罢了。  5月27深夜，完全是车次巧合，我悄然返回深圳。我承认自己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恐惧，我不清楚恐怖来自何方，何时，何地，何人。恐惧是可以传染的。从周围人的眼神、言行流露出来。十多年来，四次牢狱经历，让我无法消除恐惧这个恶魔的折磨。还有，因为我，深圳警方不断骚扰朋友及他们的家人，我很歉疚。我知道，尽管一切都不是我的过错。我迎着恐惧走进黑暗。我们本来就在黑暗中生活。  5月29日在警方的要求下，我签署了一份“承诺书”。保证在6月1日午夜12时前离开深圳，返回原籍。我知道现政府没有游戏规则，即使自己制定的规则（包括法律），也出尔反尔。我被传唤7个小时，获得自由。比我和朋友设想的结果要好得多。最后一天上午，福田分局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电话催问我买好车票没有，他要送我去车站。我答还有事务没有处理完，具体时间难以确定。随后致电深圳市公安局一处赖警官，表明我的立场：迫使我离开深圳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市局安排两年前抓捕我、并称我“诽谤”的对象–张警官，参与讯问，是在滥用司法权力，纵容公权私用，打击报复。张警官在传唤时应该回避，如果有证据证明我诽谤了他，可直接在法院起诉我。赖辩称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到传唤现场（但在茶馆奉命带走我的民治派出所林警官当时说，是奉市局一处之命传唤我调查一件案子。如果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一个小警察怎么能够从福田区很快来到宝安区参与讯问？），如果我有看法可以投诉，云云。  下午，我直接与深圳市收教所管理科副科长所戴敦仁取得联系。要求取回释放时扣押的书籍、通信录和日记。戴说自己在深圳警校培训，会安排其他人见我，并归还物品。他先后三次回电话。特别热情，嘘寒问暖，竟然问起我父亲身体好吗……但我到收教所仅十多分钟，正与副队长邓胜贵争辩收教所无权扣押我的私人物品时。突然，张警官等人驾车呼啸而至，出现在我面前。他们面带得意之色。原来，戴敦仁一边欺骗我去收教所，一边通知了市局。我空手而返。张等两个便衣警察说陪我去办事，直到送我上车离开深圳。  我对两个便衣说：陪着我，你们很辛苦，我也很累。我跟你无怨无仇，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工作（但不意味着原谅），即使你公器私用整治过我，我跟你个人没有过节。张说：刘水你坐牢一年半，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在行政复议中提到他抓捕时罚站、诱供我，纵容警察脚踹我；放掉主犯吴伟如和发廊老板）；你说的还算是有良心的话。车到华强北路，我说要修理手机，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邀两个便衣一起吃饭。张说我陪你去，你去哪里我们跟那里，你吃饭，我坐旁边看着。跟朋友约错了地方，从振华路一直走到深南路的“名典咖啡”。我走路向来很快，大步在前，汗水淋漓。俩便衣紧随不舍。张警官时不时紧走几步赶上我，搭几句话。我买水喝，要给他俩买两瓶，张说有水，放在车上。  我蓦然心生怜意。在警察工作岗位，他们尽心尽职，但越这样，害的人越多；在家庭里他们也许都是称职的父亲和儿子。但独裁制度又让他们多了一副枉法面孔和恶毒行为。独裁制度扭曲异化了多少中国人啊。坏制度让他们成为历史的罪人。穿越地道，又返回华强北茂业大厦对面的“绿荫阁”，才见到朋友。两个便衣坐在十米开外的石凳上歇息。便衣小李掏出手机，试图偷拍我和朋友照片，被张伸手拦住了。聊了几句，我告诉朋友身边有两个便衣特务。朋友带我快步进入手机市场，里面全是小摊位，人山人海。三拐两绕，来到一排修理部的一个档口。我回头没有望见便衣的影子。无意间，俩便衣被我甩掉了。手机电池卸掉，被拿去修理。我跟朋友站在档口聊天。  当晚十时多，我摇摇晃晃回到栖身处。突然才想起去广州没有车可乘了。我躺在床上想，即使警察找上门，我坐警车也愿意离开深圳，尽管有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终究被迫离开了生活、工作了9年的深圳。这里有爱有恨，这里有苦难欢乐。跟我9年前踏上深圳时一样，拎着两件行李，独自上路。不同的是，脸上和头发飘舞着岁月的尘埃。深圳让我实践了全新的视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夙愿。我也了却了即使深圳警察第五次把我送进监牢，我也要探究深圳司法黑暗的底部，跟自己命运赌一把的心结。制度之黑，无边无际。人心之黑，终有亮点,深圳，我没有敌人；中国，我们没有敌人，只有持不同政见者。我满怀悲愤，那么孤单、无力和脆弱，象所有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陪着兴盛的专制制度慢慢老去。个人跟独裁制度的对抗，不是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至少现在，在非法执政的中共头脑身上，看不到跟持不同政见者和解的一丝苗头。我揭露了黑暗，我诅咒了中共，数次被莫须有定罪，关进黑牢。但是，谁也没有征服谁。我仍然活着，依然会坚守自己为言论自由呐喊的信念。这就有生命的质感和乐趣。  以流亡的姿态，在黑暗的前夜，擦亮六四–死去的、苟活的、奋争的、失踪的、流亡的……  我离开深圳两天了，张警官打电话仍然追问我的行踪。  真相并不重要，关键人们是如何记忆的。  2006年6月3日 离开广东前夜

　

六四断想：去国十七年

陈奎德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个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机场的汽车内，绕过重重叠叠的路障，目睹满街疮痍，遍地狼籍。由于交通瘫痪，路上居然屡屡见有骑自行车并扛车跨路障去机场的旅客。我的车左奔右突，总算抵达了虹桥机场，登上去美国访学的飞机。从机窗回望家园，耳边似乎还在回响着这50天来亢奋的呐喊声和昨晚香港电视录像上的子弹爆裂声…。反观机舱之内，乘客寥寥无几，神情萧索木然，互不交谈。就是在这种五味杂陈的诡异氛围下，我匆匆离开了那弥漫着狼烟的故国。

六月七日，两天之后，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学（当时名为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大学）接到北京三个衙门（国家教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下达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国。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刚刚离国两天，难以返校恭敬从命了。

原本我的访学计划仅是半年。但是，归途已断……。

自那时至今，十七年了。没有料到，我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从此故土变异国”。

回望前尘。六四前，从1987年末到1989年，我从复旦大学应邀去华化创办并主持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兼主编《思想家》杂志。

1989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举办《思想家》杂志创刊座谈会，因国安骚扰破坏，酿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这次半座谈半流产的“会议”上，戴晴、苏炜等拉上我，征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识界签名上书活动，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学者的联署活动。同时，戴晴也把她千辛万苦印成的关于反对三峡建坝的书连同我们的《思想家》创刊号一同派发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学运轰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里两位研究人员驻扎北京，就地观察，随时联络。同时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内，连同几位学界同仁，四处张罗，征集签名，同时支持北京与上海的年轻学生们与当局的对话诉求。因此，原已定好的4月30日应波士顿学院之邀赴美访问的计划，因学运之故，也因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五月份要来文化所访问之故，推迟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会我家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长陈敏恒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热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电视节目转录下来的录像带，播放出来，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战军屠城影像！枪声响处，血流漂杵……

六四，作为一个蓦然的转折点，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自六月五日飞离那血腥之死地后，一系列事变接踵而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应《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痛陈六四惨案。

1989年七月十三日，应刚逃离虎口的严家祺、吾尔开希等人之邀，我们前往巴黎参加为期一周的海外学人共商中国国是会议，见识了法国人当年的罗曼蒂克。他们拒绝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七月十四日的200周年法国国庆观礼，而把我们这批流亡者请上了贵宾席。最令人涕泪难禁者，是典礼的第一方阵队伍竟是由中国人组成，他们簇拥着三个巨大的中国鼓，上面赫然大书六个汉字：“自由平等博爱”…..。全场起立，掌声、泣声交混回响，久久难息…..（当年那些热血法国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应邀去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参加《中国学社》研究项目，主笔《民主中国》杂志。

1996年底，应邀主持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节目至今。

2002年初，参与筹办中国信息中心，主编《观察》网刊至今。

…………

诸“罪”种种，我遂成了故国的“不可接触者”，被拒之于国门以外，至今，也整整十七年了。

我曾经千百次地想象过有朝一日归国时的情景心境，总是不得要领，难以拼出一幅具体的图像。但是不期然的，脑海中却突然冒出刘禹锡那首略蕴沧桑的七绝来：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物异人非，不复当年。昔日友朋，有弹冠相庆者，有门生遍天下者，有坐拥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运，各得其所，我无意也无权去物议臧否。只是，当有人问我，你不悔吗？我很诧异发现自己情绪竟是波澜不兴，心境很淡地回了两个字：绝不。

遗憾自然是有的，并且很深，不足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双亲在这段时间相继离世，不孝子我未能奔丧万里，扶棺哭灵，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双亲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饭，侍奉汤药。这是我身为人子最难释怀之处。然两老深明大义，多次捎来信息严厉阻我探视之妄念。彼情彼言，没齿难忘。我只能叩首东拜，接领教诲，涕泪交流。

我自然明白询问者之好意，因为的确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选择“不划算”。意谓你本有一个相当好i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过于执拗，就将如何如何，云云……。

我自问并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无视身外之物不食人间烟火之辈。既生为常人，七情六欲自然难于超脱，亲情乡情亦时时萦绕于怀。然而，没有办法的是，有些人伦的底线是绝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骗自己。我无法假装没有看见野战军在大街上滥杀无辜，还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举手拥护；或者制造一套理论说辞来安顿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换取灵魂的片刻安宁。

我更加无法割舍的，是灵魂的真正宁静，是心灵无尘无埃无愧的坦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良知与自由。

我无法长久维系一个分裂的人格，时时活在一幅面具背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无法长久地被框定于钦定的“语言和语法”内，用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写一篇又一篇的装腔作势的“学术”论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论”专著，成为人见人爱，但却不知所云的“学术权威”和“青年导师”，制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垃圾。

我更无法忍受的，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袭人耳目的谎言宣传，那类小儿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铺天盖地而来，日日轰炸，使你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那是对人的心灵和智力的双重侮辱。

…………

简言之，在我心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六四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论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热血沸腾，有些人依然讳莫如深。它依然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杠杆。它仍然在等待“最后的审判”。1989——仍旧是活着的现实。

质言之，只要六四事件还未获得公正审判，只要正义未张，一党垄断未亡，我对那片纸醉金迷的“人间乐土”就了无兴致。那不是我的故乡。

据说，北京当局最近非常关心国人道德，欲在中国推行正确的“荣辱观”，倡导“八荣八耻”。我只能直捷地说，免了吧，何须用如此复杂繁琐难于记忆的字句。什么是耻？六四，就是最大的耻，最大的罪。而六四的亡灵就是中国之荣。你们有了这一“荣辱观”，就一通百通了。

中国老话云：知耻近乎勇。特此郑重录下，并转赠中南海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