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2006年6月5日狱委讯】VOA/对前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研究员赵岩的审判预期6月8号开始。赵岩被中国政府指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以及较轻的诈欺罪。人权观察星期五表示，中国政府必须确保对赵岩的审判是公开和公正的。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证实了开庭时间，但是莫少平说，确实的开庭时间还要以法院正式通知律师的时间为准。 赵岩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准确预测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放弃军方领导人的职务后，于2004年9月17号被中国当局逮捕，理由是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并被指控犯有诈欺行为，赵岩始终否认这些指控。在赵岩被关押的将近21个月的时间里他没有得到任何出庭的机会。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美前，中国政府于3月17号撤销了对赵岩的指控，但是后来又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重新起诉赵岩。 美国政府呼吁释放赵岩 赵岩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政府曾经游说中国释放赵岩，人权观察以及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也展开了让赵岩获释的努力。人权观察亚洲部的副主任罗伯逊说，如果中国当局对重新起诉赵岩的指控有充份信心就应该让审判公开进行。 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赵岩的家属以及纽约时报非常不希望外界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赵岩的辩护律师小组名单上。莫少平说，这样会模糊审判的焦点，因为整个案件的重心还是在于赵岩是有罪还是无罪。莫少平表示，辩护律师小组将要求对政府提出的证据进行核查，而且还会要求传唤证人，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出庭作证。

   5月29日被深圳宝安区民治派出所以“涉嫌诽谤”罪名传唤的经过，几位深圳的朋友都有报道，我不再赘述。最近几天，颠沛流离，无暇上网。在自己的祖国四处流亡，我很悲凉。六四的足迹，在我脚下延伸了十七年，一直到今天。到我有必要把昨天的真相告诉外界。
   
   4月26日，离开休养近半年时间的甘肃时，我象十多年内，数次离家一样：治疗好伤口，重返战场。我的梦境依然清晰，就象我新长的头发。在老家近半年的日子，我过得非常平静–读书，上网。27日，成都。一位在广州美院进修的深圳朋友，突然告诉我，深圳南山公安分局要她立刻返回深圳接受调查。她非常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告诉她，怎么跟我交往的，可以原原本本告诉警察，有什么好紧张的。我的手机一直被监听，我与她的私房话，全被记录下了。既然无法躲开，我索性公开，包括跟女性朋友的短信。五一长假，我转往昆明看望朋友。我内心恐惧深圳，但又想试探深圳对待异议人士的底线。深圳公安早让朋友转告我，深圳不欢迎我，找个老婆赶快成家吧。所有了解真相的朋友，异口同声，反对我去深圳。我非常犹疑。家人传来信息，我离家没几天，庆阳市警察去我家，声称我的护照条码由于制作过程出现技术故障，使得条码与国际惯例没有接轨，要我寄回家重新办理。护照办理已有半年时间；两个年轻警察专程上门通知。这样长的时间，这样良好的服务，对人民警察来说，太反常了，我受宠若惊，心生疑津。我主动致电庆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陈姓女科长问明我的姓名，坚称同批人的护照都有同样的问题……等等。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警察朋友也说护照绝无问题。明眼人一看这是个圈套，无非想没收我的护照罢了。
   
   5月27深夜，完全是车次巧合，我悄然返回深圳。我承认自己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恐惧，我不清楚恐怖来自何方，何时，何地，何人。恐惧是可以传染的。从周围人的眼神、言行流露出来。十多年来，四次牢狱经历，让我无法消除恐惧这个恶魔的折磨。还有，因为我，深圳警方不断骚扰朋友及他们的家人，我很歉疚。我知道，尽管一切都不是我的过错。我迎着恐惧走进黑暗。我们本来就在黑暗中生活。
   
   5月29日在警方的要求下，我签署了一份“承诺书”。保证在6月1日午夜12时前离开深圳，返回原籍。我知道现政府没有游戏规则，即使自己制定的规则（包括法律），也出尔反尔。我被传唤7个小时，获得自由。比我和朋友设想的结果要好得多。最后一天上午，福田分局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电话催问我买好车票没有，他要送我去车站。我答还有事务没有处理完，具体时间难以确定。随后致电深圳市公安局一处赖警官，表明我的立场：迫使我离开深圳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市局安排两年前抓捕我、并称我“诽谤”的对象–张警官，参与讯问，是在滥用司法权力，纵容公权私用，打击报复。张警官在传唤时应该回避，如果有证据证明我诽谤了他，可直接在法院起诉我。赖辩称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到传唤现场（但在茶馆奉命带走我的民治派出所林警官当时说，是奉市局一处之命传唤我调查一件案子。如果不是市局安排，张警官一个小警察怎么能够从福田区很快来到宝安区参与讯问？），如果我有看法可以投诉，云云。
   
   下午，我直接与深圳市收教所管理科副科长所戴敦仁取得联系。要求取回释放时扣押的书籍、通信录和日记。戴说自己在深圳警校培训，会安排其他人见我，并归还物品。他先后三次回电话。特别热情，嘘寒问暖，竟然问起我父亲身体好吗……但我到收教所仅十多分钟，正与副队长邓胜贵争辩收教所无权扣押我的私人物品时。突然，张警官等人驾车呼啸而至，出现在我面前。他们面带得意之色。原来，戴敦仁一边欺骗我去收教所，一边通知了市局。我空手而返。张等两个便衣警察说陪我去办事，直到送我上车离开深圳。
   
   我对两个便衣说：陪着我，你们很辛苦，我也很累。我跟你无怨无仇，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工作（但不意味着原谅），即使你公器私用整治过我，我跟你个人没有过节。张说：刘水你坐牢一年半，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在行政复议中提到他抓捕时罚站、诱供我，纵容警察脚踹我；放掉主犯吴伟如和发廊老板）；你说的还算是有良心的话。车到华强北路，我说要修理手机，跟朋友一起吃晚饭。我邀两个便衣一起吃饭。张说我陪你去，你去哪里我们跟那里，你吃饭，我坐旁边看着。跟朋友约错了地方，从振华路一直走到深南路的“名典咖啡”。我走路向来很快，大步在前，汗水淋漓。俩便衣紧随不舍。张警官时不时紧走几步赶上我，搭几句话。我买水喝，要给他俩买两瓶，张说有水，放在车上。
   
   我蓦然心生怜意。在警察工作岗位，他们尽心尽职，但越这样，害的人越多；在家庭里他们也许都是称职的父亲和儿子。但独裁制度又让他们多了一副枉法面孔和恶毒行为。独裁制度扭曲异化了多少中国人啊。坏制度让他们成为历史的罪人。穿越地道，又返回华强北茂业大厦对面的“绿荫阁”，才见到朋友。两个便衣坐在十米开外的石凳上歇息。便衣小李掏出手机，试图偷拍我和朋友照片，被张伸手拦住了。聊了几句，我告诉朋友身边有两个便衣特务。朋友带我快步进入手机市场，里面全是小摊位，人山人海。三拐两绕，来到一排修理部的一个档口。我回头没有望见便衣的影子。无意间，俩便衣被我甩掉了。手机电池卸掉，被拿去修理。我跟朋友站在档口聊天。
   
   当晚十时多，我摇摇晃晃回到栖身处。突然才想起去广州没有车可乘了。我躺在床上想，即使警察找上门，我坐警车也愿意离开深圳，尽管有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我终究被迫离开了生活、工作了9年的深圳。这里有爱有恨，这里有苦难欢乐。跟我9年前踏上深圳时一样，拎着两件行李，独自上路。不同的是，脸上和头发飘舞着岁月的尘埃。深圳让我实践了全新的视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夙愿。我也了却了即使深圳警察第五次把我送进监牢，我也要探究深圳司法黑暗的底部，跟自己命运赌一把的心结。制度之黑，无边无际。人心之黑，终有亮点,深圳，我没有敌人；中国，我们没有敌人，只有持不同政见者。我满怀悲愤，那么孤单、无力和脆弱，象所有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陪着兴盛的专制制度慢慢老去。个人跟独裁制度的对抗，不是全无价值和无意义的。至少现在，在非法执政的中共头脑身上，看不到跟持不同政见者和解的一丝苗头。我揭露了黑暗，我诅咒了中共，数次被莫须有定罪，关进黑牢。但是，谁也没有征服谁。我仍然活着，依然会坚守自己为言论自由呐喊的信念。这就有生命的质感和乐趣。
   
   以流亡的姿态，在黑暗的前夜，擦亮六四–死去的、苟活的、奋争的、失踪的、流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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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我离开深圳两天了，张警官打电话仍然追问我的行踪。
   
   真相并不重要，关键人们是如何记忆的。
   
   2006年6月3日 离开广东前夜

我是被“6．4”唤醒的。在此这前，我只对庄子和诗歌感兴趣。
“6．4”枪声轰然响起，政治的污浊黑暗和中共面目的狰狞直逼到我
的眼前来，让我再也无法逃避，无法视而不见。在和平年代出动军队
对和平抗议大学生和平民进行血腥镇压并造成如此大规模伤亡，这种
空前的暴行，民国段琪瑞和东汉桓、灵帝地下有知，一定自叹弗如！

我是被“6．4”唤醒的。一种深深的耻辱感让我在县团委度日如年，
本来就不合我脾性的那种炒炒报刊剩饭、写写八股文章的生涯，而今
显得特别丑陋卑贱。不久，共青团县委少了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干部，
海南海府大道上多了一个彷徨无依、忧伤莫名的流浪汉。我相信
“6．4”唤醒了许许多多的心灵，只不过，在强权暴力的恐吓和利益
的诱买之下，多数人选择了无奈的隐忍乃至主动的配合。（当然，对
于依然留在体制内为中共做事的大多数，我非常理解，人要吃饭家要
维持，可供选择的道路太少了。）

“6．4”参加者都是时代的先锋人物。“6．4”之后坚持各种形式的
抗争者，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好汉，这就是胡平、杨建利、刘晓波、
袁红冰、高寒、任不寐、张伟国、薛伟、茉莉、王丹、郑义、徐水
良、徐文立、王希哲、王有才、费良勇、彭小明、刘国凯们深受我敬
仰的原因。有消息说勇挡坦克的王维林还健在，如果属实，太值得庆
贺了。期待着有关媒体进一步的核实和报道。

年年“6．4”，今又“6．4”。17年的忧伤太沉重，17年的沉重压在
中华民族的胸口！《希望之声》夏语冰来电希望我写一首“6．4”的
祭诗，我说，“6．4”这个题材，须自由长诗才有容纳和表达的可
能，小诗和旧体诗很难胜任，那要有纳须弥于芥子的手段呀。夜深
沉，眼前有血，心底有痛，笔下无诗。且将““6．4””13周年时写
的两首旧作附录于此，诗不好，聊以抒愤耳。诗曰：

　　其一

　　万愤与谁论？风高白日昏。
　　填波精卫梦，啼国杜鹃魂。
　　正气逊邪气，泪痕杂血痕。
　　闭门开烈酒，旧事且重温！

　　其二

　　长安不见日，奋起少年雄。
　　反暴情怀激，驱迷泪血红。
　　苍天降大罪，青史记奇功。
　　草莽星星火，遥祈万里风。

　　　　　　　　　我该如何是好
　　　　　　　　　在这冰凉透骨的夏天，我又回来
　　　　　　　　　空无一人的广场

　　　　　　　　　你们热闹着先走了
　　　　　　　　　我与许多落荒而逃的独行者
　　　　　　　　　升起了空白的国旗
　　　　　　　　　为了17年前你们高挺过的身躯

　　　　　　　　　其实，我拒绝听他们谈起
　　　　　　　　　一辆辆坦克向你们开过来了

　　　　　　　　　我如此畏惧目睹鲜血
　　　　　　　　　可是，一个孩子脖子上的红领巾沾满了
　　　　　　　　　你们伟人一般挥别自己
　　　　　　　　　黑暗的牢狱，住在中南海里的每一位神
　　　　　　　　　都成了天安门的罪人

　　　　　　　　　他们，永远微笑着撒谎
　　　　　　　　　他们的微笑代表一面国旗
　　　　　　　　　上面雕刻着镰刀、铁锤
　　　　　　　　　和17年前被杀死的一捆稻草
　　　　　　　　　我啊
　　　　　　　　　如此恐惧看人们列出你们的名字
　　　　　　　　　抵挡坦克的瘦小身体

　　　　　　　　　你们在黎明的北京城倒下了
　　　　　　　　　六月四日
　　　　　　　　　连空中的飞鸟也听见了
　　　　　　　　　“誓死保卫中南海”士兵的吼叫

　　　　　　　　　街道上遍地的血迹从此
　　　　　　　　　腾出神圣的位置，为一个虚弱的国度

　　　　　　　　　我们眼里的忧愁被军人枪杀了
　　　　　　　　　无论多少个阴郁的雨天
　　　　　　　　　他们还是用谎言歌颂你们的死
　　　　　　　　　他们企图清洗你们

　　　　　　　　　今天，我独自一人心疼
　　　　　　　　　我不想呼唤英雄
　　　　　　　　　我也不是被吓倒的孩子
　　　　　　　　　六四是上帝忙碌的日子
　　　　　　　　　他没让你们重新选择生命

　　　　　　　　　我
　　　　　　　　　应该开着坦克载着我的诗歌回到广场吗

　　　　　　　　　我应该和他们
　　　　　　　　　你流落异乡的兄弟
　　　　　　　　　回到广场吗

　　　　　　　　　你们的灵魂，和我们
　　　　　　　　　共同跨过了冬天
　　　　　　　　　跨过苦难中国的肩膀

　　　　　　　　　我要让杀害你们的人
　　　　　　　　　给空白的国家上色
　　　　　　　　　给人民这个词语添上翅膀
　　　　　　　　　象当年见证了死亡的飞鸟有哀鸣的权利
　　　　　　　　　有祭奠的仪式
　　　　　　　　　我要让杀害你们的人

　　　　　　　　　今天，就在今天
　　　　　　　　　带来一束雪白的菊花
　　　　　　　　　和一张泣不成声的面孔

　　　　　　　　　（2006-06-02 Sand Beach）

《达芬奇密码》的主要情节——主业会（Opus　Dei）对锡安隐修会（Priory　of　Sion）长老和圣杯持有者的追杀，始于该会与梵蒂冈教廷在岗多夫堡（Castelo　Gandolfo）进行的一场秘密的交易。岗多夫堡也发生过一场与中国（科大，科学院，外交部）有关的事件。事在1983－85年间。我亲历。

背景

1983年9月9日，李淑娴和我再次到罗马。这一回住在岗多夫堡，为期三个月。岗多夫堡是教皇的夏宫，也是梵蒂冈天文台所在地。它还包括一个很大的教皇花园。我们刚到岗多夫堡时，教皇保罗二世还在夏宫避暑，直到9月18日他才返回罗马城中的梵蒂冈城。夏宫的地位很重要。如果只参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博物馆，而没有去岗多夫堡，就等于只参观了北京城中的故宫博物馆，而忘记了去颐和园。

岗多夫堡的格局也有几分类似颐和园，但尺度大。从罗马乘火车东南行，三十多分钟后进入Albano湖区。湖面开阔，平静无浪，类似昆明湖。但其直径有四公里。沿湖走一圈，要用四个多小时（昆明湖两小时足矣）。这里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划船比赛场。Albano湖由火山形成，四周有小山，以西岸的山势最美。湖与西岸山的尺度比例也恰似昆明湖与万寿山之比。山顶的最高建筑（相当于颐和园的佛香阁），就是岗多夫堡。

我们来这里是同罗马大学物理系的同行合作，与宗教无关。当然，同梵蒂冈天文台的同行也成为朋友。我有一篇文章（Astr.＆Astrophys.140，77，1984）在致谢中写道：Fang　and　Li　would　like　to　thank　Drs.G.Coyne　and　B.Stoeger　for　hospitality　during　their　stay　at　the　Specola　Vaticana.。这里Specola　Vaticana　即梵蒂冈天文台。Dr.G.Coyne　神父是梵蒂冈天文台台长。Dr.B.Stoeger是梵蒂冈天文台研究人员，宇宙学学者。二人均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会士。

《达芬奇密码》中说，教廷的机密会议常在岗多夫堡的天文学图书馆里举行。这不是事实。我常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里看书。图书馆无人管理，也没有反窃听设备（比中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保密会议室差得多）。我有一张岗多夫堡出入证，只在有教皇的瑞士卫兵把守的地方有用，其他地方无人查验。有一次，一个当地人和我走在堡外，忽然听到从一个窗口传出声响，该人轻声对我说：“听，教皇在里面在喝酒。”可见，这里大概不是一个举行机密会议的好地方。（电影《达芬奇密码》中，机密会议一场，没有声称那是在岗多夫堡天文学图书馆。Ron　Howard怕G.Coyne找他麻烦？）

科大人倒是常在岗多夫堡举行“会议”，虽然不是机密的。当时，科大有近十个人在意大利。加之罗马常有过客，李和我在岗多夫堡的公寓，一时成了中国学生学者的一个集散地。过客当中的CCP们不介意进入教皇领地。距集散地不远，有一小院落，外挂的牌子是Departmento　di　Propaganda，已数百年了，比所有CPs的历史都长。所以，CCP中的宣传部人员，也算是到了他们的名称的源头朝圣。

岗多夫堡的望远镜

在插图版《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Special　Illustrated　Edition）中，有一张精美的岗多夫堡照片，突出了堡顶上的两个望远镜园顶。（电影《达芬奇密码》中，堡顶出现了三个园顶。是否也是怕找麻烦，以区别于岗多夫堡？）。“密码”作者说，这两个望远镜是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设备之一。这证明作者只从外面看过这两个望远镜园顶，没有入内。从外面看两个园顶，光亮银白，熠熠然，象征着天主、教廷、上苍三位一体的崇高。但如进入园顶，就知道望远镜已弃置了。原因是，距罗马太近。罗马灯光造成的天空背景太亮（灯光污染），在岗多夫堡已不能做有研究价值的天文观测。

两架天文望远镜中，一台是施密特望远镜，口径一米，质量远不是欧洲天文台中最先进的。但比北京天文台的施密特望远镜（90厘米）略大。突发奇想，我建议Coyne神父把这台弃用的施密特望远镜送给中国的天文台。望远镜只能沿着纬度平移。中国有许多地方与罗马的纬度相同，不难找到没有灯光污染的地方。Coyne神父一听我的建议，竟然马上同意了。在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支持这个想法。

其实，由耶稣会士送天文望远镜到中国，是有历史的。据记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即伽利略于1609年在威尼斯用来发现木卫星的望远镜，只隔了五年，1614年，就由耶稣会士J.Terrentius带进广州。所以，中国的第一台架天文望远镜应就是世界第一架天文望远镜。我向中国科学院汇报后，科学院也接受了这一计划，并计划将该望远镜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天文观测站，镜址也选定了。

1985年春，中国科学院派了五个人（我不在其中）专程去梵蒂冈天文台，讨论具体的拆卸及运送技术性事宜。经中国驻罗马使馆科技参赞的同意，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此备忘录只涉及梵蒂岗天文台和中国科学院两方。至此一切顺利。

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

有一个困难：中国和梵蒂冈没有邦交。若涉及外事文件，如何签署？按国际惯例，这种问题，找一个第三方（third　party）作为中介就可以解决。我有这方面的一次经验。

1982年在上海召开第三次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大会。当时PRC与以色列无邦交，不能在以色列护照上签发PRC入境签证。另一方面，这个会议是国际组织办的，不是中国一方主办的邀请会，不能拒绝以色列学者参加。形势一度极紧张。以Steven　Weinberg（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首的一批美国犹太裔物理学家公开声言，如果中国政府不发签证给以色列学者，他们将抵制会议。后来找到一个变通方法：由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作为第三方。ICTP主任Abdus　Salam　（也在197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签发给两位以色列学者，T.Piran　和G.Horowitz，各人一纸，作为护照。中国领事部门在该纸上正式盖章发放签证。在他们入境时，由我到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验明正身）。我曾是ICTP的国际理事会成员。所以，进入上海的两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原则上是虔诚的穆斯林Abdus　Salam教授的“ICTP王国”公民。

我建议用类似方法解决中国和梵蒂冈之间的望远镜转移。不难找到一个愿充任一次性“王国”的第三方。

1985年夏，罗马大学等发起成立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后来，ICRA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个下属。准备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美国Hubble空间望远镜研究所，梵蒂冈天文台等。我也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参加ICRA.以ICRA作为转移望远镜的第三方，十分合适而且方便，即先由梵蒂冈天文台将望远镜送给ICRA，再由ICRA送给中国科学院。无涉中梵外交。

1985年6月17日，ICRA正式成立，罗马大学校长Ruberti教授，梵蒂冈天文台Coyne神父，斯坦福大学Everitt教授，空间望远镜研究所Giaconni教授以及我代表各自的单位草签了ICRA的章程。

北京的自激振荡

6月19日　意大利信使报（Messagero）报导了ICRA成立的消息，提到有罗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梵蒂冈天文台等学术机构参加。美国之音也简单地报导了这条消息。这是条学术消息。一个国际学术组织中含有中国与梵蒂冈，并不新鲜。比如，二者就都是国际天文学会（IAU）的会员国（地区）。6月20日以后，西方媒介不再提这件小事。6月21日，教皇保罗二世接见所有参加Marcel　Grossmann会议的学者。我也在其中，我也同教皇握手，照相。对此，西方媒介也没有任何报导。ICRA　是个学术机构，同IAU一样，它与中国和梵蒂冈二者之间的政治，宗教或外交没有联系。

但，北京开始自激振荡。

第一个信号发自“大参考”。6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大参考”重复转载有关ICRA的消息，而且放在政治栏目中。“大参考”是一种内部报纸，它选登外国报纸和通讯社的消息，只有局级以上的干部有权订阅。“大参考”两次选登同一消息，少见。说明有人为ICRA和岗多夫堡望远镜二事而陷入自激。

果然，6月24日，中国外交部向中国科学院查询有关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一事，并暗示这件事已经触及了中国对梵蒂冈的外交政策。本来，中国科学院清楚地知道望远镜的全部内情，他们曾派人去过岗多夫堡，签过备忘录。只要说明此事为纯学术交往，就完了。但是，在官场，凡遇到追究责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推卸干系。所以，中国科学院立即把查询之事踢到科技大学。幸好，科大的同事有岗多夫堡非秘密“会议”的共识，支持这项活动。再则，科大根本没有参与签署备忘录。科大不理会外交部的查询。

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再就此事查询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如前所述，大使馆的科技参赞是直接经手此事的，完全知道这是一件非政治性的学术交流。但同科学院一样，想减轻干系。正好那时我正在ICTP短期访问。驻罗马大使馆找到我。我把事情的原委写了一个详尽的报告，以证明这件事根本不涉及中梵外交，就如1982上海会议不涉及中以（色列）外交关系一样。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接受了我的报告，没有提出异议。

到此，真相已大白，证明是一场虚惊。事情本可以结束了。但不知甚么原因，北京的自激振荡还在继续，而且，振幅愈来愈大了。

6月29日，中国驻罗马大使馆再度被查，这次来头更大。据透露，在一次CCP中央常委会上居然也提到这件事。几乎同时，7月1日，在合肥，举行CCP成立第64周年大会。在会上，我也是被表扬者之一。名字登在“安徽日报”上。表扬的事迹之一恰是“努力为科大开辟国际交往渠道”云云。我当时人在Trieste，对国内的消息全然不知。无论是北京常委会，还是合肥大会，都不知道。

7月2日我接到中国驻罗马使馆紧急通知，责令我于1985年7月3日上午必须赶到罗马。任务见面再谈。我漏夜乘火车从Trieste去罗马，3日清晨赶到大使馆。原来，十万火急的事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教授将于当天（7月3日）从北京飞抵罗马，要我去亲迎院长。作为科学院的一个成员，迎接院长也是应尽的义务，但要我从六百公里之外的Trieste乘夜车专程赶来迎驾，未免架子大了一点。（在意大利乘夜车很累，如不是包厢，是不敢睡觉的，因小偷多。）后来才知道，迎驾一事，倒不是卢院长的主意，而是北京官方决定的，责由驻意大使馆执行。当时外交部估计，当卢院长一到罗马，必定会被记者团团围住，讯问有关梵蒂冈望远镜等事。责我在机场护驾，为院长解围。

当日下午2时，我和几个大使馆官员到达罗马达。芬奇机场，恭候院长。北京来的飞机误点，直到下午6时还没有到。我不断仔细地观察机场大厅，始终没有发现一个企图围追我院长的记者。机场气氛倒是极其紧张，警察带着警犬不断地来回巡逻。不过，他们的任务并非专为保护卢院长，而是由于前一天，7月2日，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候机楼中的以色列航空check－in柜台。

总之，无论在机场，或是在随后的访问活动中，根本没有一个记者有兴趣采访我院长。外交部为院长精心准备的关于梵蒂冈望远镜的答记者问，没有派上用场。

七天以后，7月10日，我陪卢嘉锡院长小游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海风终于使我院长认识到，他不是记者或狗仔队有兴趣的对象。院长显得轻松多了，好像圣马可广场上一支逍遥的鸽子，除了不会飞以外。这时，院长告诉我，他到罗马那天，即7月3日，是星期三，正逢中国外交部两周一次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了对付外国记者提问ICRA及梵蒂冈天文台望远镜，外交部发言人精心准备了答词。很可惜，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提这个问题。实际上，外国舆论早就忘了ICRA倒底是哪几个字的缩写。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梵外交事件。

尽管如此，当局还是决定终止执行由耶稣会转移望远镜到中国的计划。

可见，八十年代的北京当局，对耶稣会等事务的了解，似乎还比不上1614年明代的万历朝廷。以至，一架天文望远镜就会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自扰。对于科大参加ICRA一事，当局找不出任何错，故仍允许进行。后来，许多科大的，非科大的朋友及学生都是以ICRA作为第一站，踏入欧洲。

后记

二十年后的今天，ICRA规模更大了。Coyne神父和我依然都是它的成员。近两年（2004，2005）暑期，每年都有约十个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来ICRA的新总部Pescara作学术交流，并享受亚得里亚海滨的沙滩和阳光。今年（2006）照样。李淑娴和我也每年暑期从美国来此一会众老友。有关当局似乎终于开了一点窍，不再看到有趣的自激了。

至于岗多夫堡，我后来还多次住过。不少中国同行也住过。1999年，北京天文台一对研究宇宙学的新婚夫妇（不是信徒）还在岗多夫堡度蜜月。

2005年4月2日教皇保罗二世去世。当天我给许多朋友发了一个email.大意说，我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我尊重保罗二世，他是一位伟大人物。主要理由是，他对科学的态度相当开明。他为伽利略一案正式平反。主张科学研究与宗教信仰分离。他曾说“宗教和科学二者各自应保持自主……宗教不是基于科学的；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John　Paul　II：On　Science　and　Religion，1990）。所以，“异教”如CP者们也可以住进岗多夫堡，作研究，教廷不过问。这一点，在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今天，宗教信仰应与科学研究分离，“科学不是宗教的延伸”，在许多地方，包括华盛顿D.C.，也还有许多人不完全明白。

寻找圣杯的故事，开始于达芬奇的“莫娜丽莎”和岗多夫堡的圆顶，终结于牛顿墓前的苹果——最后一个密码APPLE.无论是否作者的原意，都免不了令人想到西方文明的精华。相比之下，伽利略的天文望远镜，就是一架圣镜。可惜的是，进入中国后，圣镜就下落不明了。最后的密码在那里？

2006年5月24日，从罗马飞回Tucson途中

收到风清杨的信──《我真的愤怒了》──，我也同样感到愤怒。但
和风清杨不一样的是，我并不是对中国政府感到愤怒，而是针对这些
去悉尼歌剧院参加中共的电视台举办音乐会的华人。

在6月4日这一天，举办这样的音乐会，不会是一次偶然的巧合。就中
共对6月4日的敏感，它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中共敢于在6月4日这个
天安门大屠杀的日子、在澳大利亚举办ＣＣＴＶ《中华情》大型演唱
会，是它在自信地宣布它已经主宰了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这是一次
公然的挑衅，是利用它已经控制的海外华人，向全世界公然地宣布：
中共的“6．4”屠杀已经被中国人彻底地遗忘了。

音乐会之所以能够举办，不是中共一方就能办成的。它派出再大、再
好的音乐团，也必须有观众。中共敢于在6月4日这个曾经充满了血
腥、暴力、杀戮的日子，举办这样的音乐会，是中共已经能够肯定，
会有大批的华人前往捧场。每一个手里拿着音乐会的入场券的人，都
是中共敢于在6月4日举办音乐会的支持者。

音乐会的观众，除了一些澳大利亚的西方人，和一些新来的华人移
民，大多数是因为“6．4”屠杀后，基于人道的理由，被澳大利亚收
留的政治难民。

6月4日的十周年时，我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领事馆。当时到
场的不到20人，还包括几个西人和西藏人。我当时感到的不是愤怒，
而是悲哀。在“6．4”一周年时，我也参加了当时的“6．4”游行。
那时的队伍，我在中间，是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到尾。人们举着
标语、画像，争先恐后地留下自己参加运动的照片。人们是在支持中
国的民主运动吗？人们只是留下他们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证据。

在当时，澳大利亚是海外除了美国以外的第二大中国民主运动的中
心。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如6月的雪，融化得连一点水的痕迹都找不到
了？

答案每个在澳大利亚的华人都非常清楚，因为“6．4”的大屠杀，澳
大利亚政府已经给予在澳的华人政治庇护。拿到了澳大利亚身分的
人，没有必要再演出什么悲喜剧了。

对那些不再想介入政治、只想安静过日子的人，我不会感到愤怒，只
是感到一点淡淡的悲哀。

但今天的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竟然是中共的天下，除了法轮功的一
张《大纪元》，十几分的中文免费报纸，不是屈服中共的淫威，就干
脆是中共的喉舌，文章写得比大陆的还嚣张。墨尔本居然有一家从早
上到半夜不停播音的中共电台。

台湾的政党轮替，使一些原来的国民党的反共派，不少成为拥共派。
新来的华人移民中，又有不少的既得利益者和其子女。墨尔本的华人
社会，几乎是被中共全面地占领了。今日的华人社团和侨领，也几乎
是清一色的爱国贼。有了经济作后盾的中共，统战玩得更加得心应
手。在今天的墨尔本的华人社会，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我真的感觉
到，中共已经追到家门口了。

人们说那些因为“6．4”的血案而拿到澳大利亚身分的人，是吃了人
血馒头。我的一家也是受益于“6．4”而留在了澳大利亚。华夏中华
赤子的血，能否唤醒中国人，我现在是真的非常怀疑。至少，这些受
益于“6．4”献身者鲜血的人们，是不应该再做屠杀者的帮凶吧？

6月4日的晚上，坐在悉尼歌剧院欣赏演出的人们，你们在这音乐声
中，是否能听见，天安门母亲在为了他们逝去的儿女的哭啼的声音？
你们真的听不到了吗？

（2006-06-03；写于“6．4”17周年的前夜。墨尔本）

问：当“6．4”17周年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感想?
答：“6．4”和文革是同一片土壤的产物。17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如何改变这片土壤，使“6．4”和文革这种人类的悲剧
　　不再重演。

问：上世纪80年代当年您同赵紫阳一起，想把中国的政治引导到何
　　处？
答：中国应该享受普世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它全面接轨。经济改革是
　　为了接轨，政治改革也是为了接轨。

问：您认为一人一票实行选举的民主制度究竟是否适合中国？您能不
　　能就此作出解释？
答：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目前的观点，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这些
　　“先锋队”中的“先锋队”，“特殊材料”中的“特殊材料”，
　　现在也尚未具备自由选举总书记的条件。根据同一逻辑，即使
　　1,000年后或者几千年后，即使全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和对党的忠
　　诚，统统都提高到今天中共中央委员的程度，中国也仍然不配实
　　行有竞争有选择的普选制度。但是我知道，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
　　甚至30年代，中共中央就认为蒋介石还政于民、实行普选的条件
　　早已成熟。因此，我并不象那几位领导人那样悲观。这个问题也
　　许可以这样来看：对社会来说，普选不会比腐败造成更沉重的负
　　担。 建立民主制度，不会比维持专制制度需要动用更庞大的军
　　队。大陆老百姓的智商，大概和台湾老百姓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问：您如何理解现在的中国的统治制度？中国已经不剩下什么社会主
　　义的东西了，更不要说共产主义了，是不是中国竟象一个极右的
　　独裁资本主义，而不是装扮成的社会主义？它的独特性是其他体
　　系不可比的，是吗？
答：中国并没有发明什么独特的制度，无非把专制制度发展到登峰造
　　极的程度而已。至于“社会主义”，我不认为毛泽东模式或斯大
　　林模式那种统制经济（econom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有
　　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味道。中国从来没有搞过什么社会主义，尽
　　管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响亮的口号。

问：执政的共产党从经济的成功当中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许多中国
　　人说没有现在的集权主义体系就不会有经济上的成功，因为中国
　　会在民主制度下陷入动乱。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也出现过经济飞速崛起的奇迹，
　　并且给他们的财阀和政客带来了幸福。身临其境的德国和日本的
　　人民最清楚：当他们丢掉法西斯主义转入民主社会的时候，他们
　　的经济生活到底是“搞乱”了，还是走上正轨了。这个问题问题
　　最好请他们来回答。

问：目前中国还有没有民主派试图从体制内部改变这个制度呢？
答：毛泽东说过一句正确的话：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相信这句话
　　包含着他的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哲理。

问：中国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是否会给中国的政府带来政权的不稳
　　定？
答：是的。中国的腐败，造成了基尼系数直线上升，贫富鸿沟迅速扩
　　大。这是很危险的现象，对老百姓，对统治者，对弱势群体，对
　　暴发户，对中国，对国际社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问：您是否担心中国会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
答：以“爱国主义”为名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日益抬头是现实生活中的
　　一种客观存在，值得引起人们密切关注。

问：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再次发生，您是否认为现政府会再象
　　1989年那样采取武力镇压？
答：目前我看不到再次出现大天安门事件的迹象，但小天安门事件此
　　起彼伏，没有断过。这种事件的正式名称是民众维权事件。官方
　　的态度是软硬兼施，把维权的民众压下去，其中仍然并不排除使
　　用军队武力镇压。广东汕尾市东洲村开枪打死维权民众，就是新
　　近的又一恶例。进入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因为官方的侵权行为
　　愈演愈烈，民众维权行动越来越多。去年全国发生了80,000多
　　起，平均每五分钟一起，人数从数十到数百、数千不等。维护弱
　　势群体当年是共产党的宗旨。否则的话，要共产党干什么？共产
　　党是靠支持民众维权起家的。现在的中国真正进入了民众维权的
　　时代，共产党应该为之欢呼。中国社会将通过民众维权而进步，
　　而告别专制制度，而进入人类文明。──我的这些话，没有任何
　　新意，只是复述了几十年前我加入共产党时的良心和原则而已。

（2006年6月2日）

今天，17年前的今天。这个触动我们灵魂的日子，这个我们年轻时的
热情被撕碎的日子。我们纪念它，为自己，为朋友，为祖国，更为在
那一天替我们死去的人们。

我现在后悔没有在那一夜死去，没有将自己的纯真固定在那一时刻。
我后悔那一夜的枪弹没有射进我的胸膛，因为我可以将目光凝视在那
个死亡和崇高紧密相连的晚上。悲惨的是，我们没有死去。含着泪
水，抓起那血，把心灵染红。

今天，我们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们，在不同的地方聚集，用各种形
式回顾追溯那个夜晚。我们是值得使自己骄傲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曾
经用生命和鲜血去试图实现我们的理想。尽管那时我们还年轻，尽管
那时我们还幼稚，但正是这些缺点支撑了我们的热情。而且在那以后
的日子里，我们依然没有屈服于专制和世俗的压力，以自由为代价去
争取精神的独立。

一个民族的苦难与悲痛会写在历史的书卷里，但不会永远铭刻在人们
的脸上。心里的哀痛，只会永远陪伴着那些事件的直接受害者们，他
们长久以来的悲愤无法释怀。他们将亲人的生命背负在心灵当中，他
们只有无奈地向杀人者讨回公道。然而那些杀人的人，他们依旧以国
家代表的形象，继续着他们堂而皇之的谎言。继续用残酷的手段，消
灭着任何一个敢于向强权发出抗议的人。国家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私
器，手中的公权力已经成为他们营私舞弊的工具。难道不是吗？17年
前，民众们反对的“官倒”、“腐败”，非但没有根绝，反而日趋严
重。社会的道德意识，民众的道德自觉已近没有。事实不会给谎言遮
羞，却会被当权者涂抹。难道不是吗？人们在强权的恐吓下，对公理
噤若寒蝉。“恭喜”你们！当权者们，你们的恫吓和高压成功了！否
则也不会历经17年，那惊天的血案依然得不到昭雪。但你们的“成
功”是暂时的，决不会是长久的！因为公理毕竟不在你们那里，人民
也不会真正忘记！“6．4”依旧是你们的梦魇，更何况，现在令你们
感到难挨和忌讳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多。你们尽可以把谎言用残酷的手
段继续延续，但你们是否相信还会延续17年！

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精神昂然地绽放着光芒，监牢和迫害并
没有摧毁我们的意志和理想。我们虽然失去了肉体的自由，但我们的
精神却因桎梏而更显自由！理想的追求和道德的自律使我们在压抑中
发出怒吼。我们自豪！因为本能的良知战胜了肉体的痛苦。我们把信
念当作生命。因为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们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承
受了无数次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朋友们，还记得这些吗？这些曾经属于过我们的高贵，曾经支配着我
们行为的热情。

17年过去了，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可以支撑起明天的希望？我们
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可以构筑未来的理想？那残暴的枪声是否还会让
我们记忆？那死去的同胞是否还会让我们哀伤？

17年后的现在，我们的声音是那么细小且微弱。代表我们的也不再是
我们自己，而是那些死去的人。岁月蚕食着我们的年龄，生活吞噬着
我们的热情。纯粹的精神已经不是我们这个群体中涌动的主流，公而
忘私的道德已经被个性的追求盘剥得支离破碎。我们是不是应该怀念
那火光与血红交织的夜晚，我们是不是应该追忆那热情与悲痛缠绕的
青年。

为什么在监牢中我们的精神坚不可摧？为什么在恐吓下我们的胆魄所
向披靡？为什么于贫困和匮乏里我们的意志坚如钢铁？为什么于患难
和孤寂里我们的信念稳若磐石？

然而现在却有那么多不和谐的旋律？然而现在却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动
作？难道我们真是只能共苦而不能同甘吗？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在这个17年前杀戮的日子里，让我们在纪念逝者
的同时，也忘却彼此间一切龃龉，为整个民族背负起我们的使命。用
宽容履行我们正义的事业，用良知承担我们道义的责任。因为历史在
见证我们的所为，未来在等待我们去开创！

为了那些已经死去的灵魂，为了那些还在痛苦中的同胞，让我们团结
！在任何分裂我们的企图面前坚定地团结！我们不是要分裂成新的利
益集团，我们是民主桥梁的架设者！我们是民权道路的铺路石！前辈
们！朋友们！我们只有如此！因为我们的心头有死者的鲜血！因为我
们不会忘记那一夜，那血红！

得知杨天水被镇江市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我惊呆了：天啦，天水就为了这方块字呵。

    我的朋友杨同彦先生今年45岁，笔名杨天水。2005年12月23日被国安人员抓走，本来我们还存有一份侥幸的心理：他会逃过此劫难。并常常在心里祈祷：他不会有事的。并天真地想：2004年12月24日圣诞夜被抓，不是以“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出来了吗？不是照样没事吗？

    在此之前，我曾与李建强律师约定：嘱咐海内外的媒体少报道有关天水的消息，以此淡化人们对天水事件的“关注”，以此“感化”中共当局给予“冷处理”，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错了，因为党妈妈蛇蝎一样的本性不是用真情可以感化的，因为当权者早已失去了人性的本质。

方块字与诏狱

    方块字只有中国独有。自从我们的祖宗创造方块文字以来，方块字就成为语言艺术与意识形态的范畴，封建帝王为了维持靠血腥与暴力夺取的政权，喜欢歌功颂德的方块字，不喜欢批评性的方块字。所以，更多时候视方块字为“谋反”的证据，于是，方块字与冤狱紧密相联，几千年的文字狱葬送了无数英杰。

    与方块字有关的文字狱莫过于明朝。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当权者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者主观解释。做贼、做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短，认为知识分子用文字讽刺他作过小偷的不光彩历史，对知识分子奏章中涉及“贼”的谐音而大开杀界。浙江府知识分子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一句，被处斩！桂林府知识分子蒋质，奏章中有“建中作则”一句，处斩！河南尉氏县知识分子许元，在奏章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的句子，朱元璋认为，“法坤”

    与“发髡”同音，讽刺他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认为其意是要他“早失太平”，许元难逃斩首的厄运。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

    几千年来，方块字不仅被当权者亵渎与滥用，而且成为打倒对手、消灭异已的佐证。清朝的玄烨、胤禛及弘历三朝皇帝时代，曾制造了数百起与文字有关的诏狱，大案要案二十二起，每一起都有数十人人头落地。中共操控的媒体歌颂最多的爱新觉罗。弘历大帝，即所谓的“乾隆盛世”，牵涉文字狱的大案十四起，无数的社会精英被送上断头台。弘历屡次浩浩荡荡游玩江南，挥金如土，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师级（千总）军官卢鲁生，假借宰相孙嘉滏名义，撰写劝阻弘历再南游的奏章，卢鲁生磔死，两个儿子外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一千余人。

    中共执政以来，无数的文化精英与社会良知成为方块字的牺牲品，受方块字牵涉的人和事成千上万，不胜枚举。从反右、文化大革命到六四运动；从林昭、张志新到杜导斌、杨建利、罗永忠、郑贻春、张林、师涛等等，有的走上了中共专制的断头台，有的在中共监狱里耗费青春与生命。

    杨天水也是其中的一个。曾以“反革命罪”入狱十年的杨天水，十多年前是为方块字葬送了“前程”与青春，现在又因为方块字判罪十二年。

方块字交织的爱与恨

    杨天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应该说是天之骄子。在那个年月，他很容易被“重用”，吃上共产党员的俸禄，弄个一官半职。现在不说是权倾一方的诸候，至少是个武文弄墨的大学教授，抑或是靠耍嘴皮混饭吃的官吏：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车上车下，台上台下，吃不尽的山禽走兽，玩不绝的世间美女，妻容子贵，光宗耀祖。但是，他在当时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就看清楚了工人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真正原因，特别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使他如梦方醒，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丧尽天良。这也是他人生“悲剧”所在。正如他在《狱中文选》——《成功与失败》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因为人的立场、境界不同，故而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必趋向于持各自自以为是的成败标准：有的人认为无论采取甚么下流的卑污的丧尽人格与良知的手段，只要骗到权力、捞到票子、有机会偷抢国库为自己和亲友谋福利，就算作是成功；反之，持人的尊严与良知，不肯趋炎附势，不肯向丑恶势力低头因而没有分享到贪腐势力的权位与物质利益，没有机会成为盘剥人民的特权群体一员，就算作是失败。”就因为他持有与常人不同的思想与观点，他用方块字做为武器，向专制、向黑恶势力射出见血封喉、让权贵们闻风丧胆的文字。他才在六四刚刚过去一年后被打成“反革命”，判罪坐牢十年。

    在江苏龙潭狱中，他没有沉沦，而是不停地思索，不停地写作——拼凑方块字。他写下了短篇小说集、诗歌集、文化反思集，共组成《狱中文选》，在他这些文集中，洋溢着对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无限情意。《狱中文选》——“农家子女集”表达了他对中国农民那种赤诚而真挚的爱。其标题可略见一斑：《红领巾》、《米饭》、《糖果》、《学费》、《打工》、《看病》、《鞋》等。在《狱中诗选》——《我之爱》这篇长达一千八百多字的诗中，他写道：“我将爱悄送给明月/我将爱悄送给星星/可我又难忘九州他处/夜月下何处没有真情/唐古拉坡毡包灯火点点/照映多少牧羊女对情郎的思念……”；在另一首达五千一百多字的长诗《爱之夜光》中，他满腔热情记述了五千年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他写道：“思念先哲/仰望明灯/天地万物来自永恒/文明来自人生/生命都有各自的母亲/文明怎能忘先哲之恩/先哲以心血替我们筑路/又高举起盏盏夜行之灯/盘古花了多少时间/才辟开天地/女娲费了多少心血/才完成了创世/那是个永恒之迷/ 知情者唯有上帝……

    他在狱中的那些小说与诗歌，情感交融，闪烁着思想与智慧，应该出版后摆到中国任何一个书店。但是，中共执政下的中国，哪能容忍他有出版的园地！哪能容忍那些思想与观点深入中国民众的空间！幸好海外《博讯》、《大纪元》等网络给他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否则，他拼凑的方块字现阶段将永远不为人知。

    他更多的文章是愤怒的指责、控诉与揭露，正所谓爱之切、责之苛。他写下了《郭国汀律师的诚实和正直》，《共产主义阵营的良知典范——悼念赵紫阳先生》、《高贵的人格——谈谈张林先生》，《释放异议人士实现社会和谐——致中国两会公开信公开信》，《天上人间一齐哭》，《谁构陷了张林、许万平、马晓明？》、《万里河山，万里血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除夕时刻的惦念——惦念师涛、王金波等等》。他愤怒的控诉，是因为爱，爱那些素不相识、含冤的六、四事件受难者，爱专制制度下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他激烈的抗议，也是因为爱，爱张林、师涛，许万平、马晓明等专制铁蹄下的精英和民主斗士；他无畏地揭露，也是因为爱，爱那些在中共半个世纪统治下的社会良知，爱赵紫阳、林昭等。出狱后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他不仅整理了百万字的狱中小说集、诗歌集、政论集，又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政论文章。

仅存良知与尊严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中国，人人都有自己的天地——房地产、小车、现代化电器，杨天水悲天怜地的一些农民，还有属于自己耕种的一块土地，工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狗窝”——小家庭，但是，杨天水什么都没有，他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与金钱，而且老婆与女儿早已被形势所逼迫弃他而去。为了方块字，他一无所有。

    十年牢狱出来后，他寄住在姐姐家里，八十年代的北师大的高材生，竟然上无片瓦，下无立椎之地，身无分文，个人的生活十分困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抑或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宿命？为了方块字，他一穷二白。

    他剩下只有良知与尊严，只有不屈不挠的信念——争民主、争人权。

    杨天水这次的“罪名”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当选为“民主中国第一届临时过渡政府秘书处成员和各省市和平交接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接受成员”；第二条是“担任由盛雪等人发起的‘赵紫阳治丧委员会’荣誉委员”；第三条是“遵循敌对组织‘中国民主党的纲领’、章程，秘密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并发展组织成员。”这些指控荒诞可笑之极。“天鹅绒行动”只不过是网上的一场游戏。在这个网络游戏过程中，东海一袅被“民选”为总统，杨天水只不过小小的“喽罗”而已。正象东海一袅所言：“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罗，我大总统才是首犯呢。中共纵容老枭逍遥，却拿天水开刀，岂非欺软怕硬？还是别有用心？”

    更为荒诞不经地是，指控杨天水组建“中国民主党苏皖分部筹备组”的证人，竟然是当权者依靠犯有盗窃前科的林某某。这种没有社会责任、没有政治理想的刑事犯罪嫌疑人，竟然成为指控社会良知杨天水的“证人”，这是多么滑稽的制度，多么可耻、阴险的权贵阶层！

    其实，被指控的这些“罪证”都是假借之词，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杨天水的“罪证”，主要的是他用方块字组成了爱憎分明的文字。是他用方块字，组成了对中共专制的恨，对中国民众的爱。

    判决后，杨天水选择了不上诉，很多朋友评价他“舍身求仁”一点不错。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既然无数的文化精英与社会良知唤不醒当权者的觉悟，既然中国的政治改良无望，他愿意用血肉之躯，去承担苦难，用青春与生命的代价，去唤醒芸芸众生的觉悟。

    天水第一次因为方块字被判罪十年，现在又被判罪十二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天水现在已四十五岁，人生有多少属于自由的光阴？天水呵，你为了中国人的理想与信念，受尽了煎熬；天水呵，你为了中国民主改良大业，受尽了苦难；天水呵，你要挺住。相信有一天，自由、平等、博爱的曙光会照耀黑沉沉的东方，你会早日得到阳光的沐浴。

    2006-6-3

前言

转眼十四年已经过去了，可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却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十四年啊！多少少年长大成人，多少青丝变白头。然而十四年之后，多少冤魂仍在长安街游荡，多少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儿仍在为死者讨个说法而苦苦祈盼、守候。十四年，在茫茫宇宙的演生史中只是不及一提的一个小小数字，就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也只配称作泡沫或刹那，然而就个体生命 而言，十四年几乎相当于五分之一的生命期，是绝不能忽视并绝难轻越的历史。我有幸或曰不幸在那个时间从长安街、从天安门走了过来，就生命个体的延续而言，我幸运没有在那个时间终结而得以延续至今，可是就人生苦难体验与对人世丑恶见证而使心灵倍受煎熬而言，我有时却感到苟活是多么的不幸！ 十五年来，我经受了太多心灵的炙烤，见证了太多社会的罪恶。这十几年来，在“伟、光、正”一个个辉煌成就的谎言中，中华精神日见庸俗萎化，中华文明惨遭摧残，作为从八十年代曾有幸呼吸过一丝丝清新空气的我沦陷在十几年的污泥浊浪与浓烟烈火中，深感窒息，日受煎熬。然而既然活了下来，曾亲见过血腥屠杀的我深感有责任将当年这一切告知后人，一则让被肆意曲解的历史得以保存丁点的真实，再则对长卧而不得安息的灵魂给以一份个人所能的告慰。这是生者的责任，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虽然回忆是一种割剜陈创的痛苦，但我绝不敢因此而舍弃、逃避。就让我将残存在记忆深处的零星片断诉诸纸墨，以作为对当年历史的交代、对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评价的同仁们的祭奠，也使我沉重的灵魂能得以片刻的解脱。

痛悼胡公 表达心愿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胡耀邦先生的溘然去世给这个日子披上了厚重的黑纱并永久载入了史册。当天下午噩耗传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顿时笼罩上了一层悲伤的气氛，傍晚我回到寝室，室友们低沉的情绪更使我感到空气的凝重。大家的言谈失去了往昔的轻松活泼，不多的言词中声调也降了几拍。胡耀邦先生的去世何以赢得知识界大学生这份沉痛？对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应该清楚地记得胡耀邦先生主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直面历史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排除阻力推行改革开放，尤其在文化思想界力倡思想解放，起用“三宽”部长，开启了中国有史以来难能可贵的一个文化思想繁荣时期。然而八六年底的学生民主运动竟使得耀邦先生在顽固派的逼迫下辞职，这更显示出耀邦与知识界的患难与共，因而深得知识界的敬仰与爱戴。如此一个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难得的好人，居然在蒙冤受屈中忽然逝世，这在中国知识界自然引起了极大的失重感与失去依赖感，也唤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同情与不平。作为知识份子集中地的大学，对胡公去世的沉痛反应自然更为直接而强烈。

我当时已是大四学生，除了写毕业论文外已基本没课，于是17、18日我就去天安门纪念碑前，一则表达对胡公的悼念，再则怀著追忆76年“四五”运动情景的心情去读各种挽联。两天所见，前来纪念碑前悼念的人们都是非常克制而理性的。从挽联到个别简短讲话都围绕著缅怀胡耀邦生前伟绩，感念他对知识份子的理解、关怀与爱护，同时表达对他被以反“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的不平，基本没有涉及到政党、政权、政体的问题。这种对胡公功绩的缅怀与生前不公待遇不平的表达是这期间纪念的主旋律。

19日，我因有点资料需查就没再去天安门。谁知当晚就发生了部份学生到新华门请愿而被强行扭上车送回北大的事，并且在扭送上车的过程中，发生过武警公安人员打伤部份学生的情况（我后来在对话代表团还专门搜集过证据，并找到了4月19日晚被打的学生）。

20日早 晨，我还在床上睡觉时，被楼下几个学生的呼喊声惊醒。因为我住西南楼二楼北边，窗外就是“三。一八”纪念碑。只听一个青年在纪念碑前大声陈述著昨晚被强行扭送的经过，呼吁同学们下午去天安门悼念胡耀邦，谴责打伤学生的暴行，支持学生的和平请愿（后来我了解到这人就是吾尔开希）。等我起床下楼，叫喊及围观者已离去。我惦记著下午去天安门的事，中午就去西北楼转转。在西北楼一楼的门厅中，正见几个学生在写一横幅，大家商讨著应写甚么，我也参加商讨，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写“继承耀邦遗志，发扬民主精神”。下午将近 3点钟时，吾尔开希跟几个同学打著横幅在“三。一八”纪念碑周围转了两圈，大声呼吁学生参加去天安门的悼念声援活动。约3点半，大约五、六百学生从“三。一八”纪念碑前集结后出发。当时天色阴沉，乌云压城，正是暴雨将临之像。果然学生队伍刚走出师大校门，暴雨便至，闪电雷鸣，气势悲壮。许多同学于是赶紧跑回学校，或躲在街边楼下。我因没带雨具一下子就成了落汤鸡。记得吾尔开希穿了件雨衣。队伍在雨中有过惊慌的混乱，但没有停留，不过到了新街口豁口时只有四、五十人了。吾尔开希在积水潭地铁出口对面的空地上对过往行人发表了演讲。当时雨还没停，只是比之前小了些。他讲的还是昨晚新华门发生的情况，因下雨过往行人停下较少，加上来的学生也就一百余人。讲完后吾尔开希看人太少，提出是否返校，待明天没有雨后再组织同学们前去天安门。我想扛出来的横幅因为下雨而扛回去似乎不太好，于是跟他说就算剩下我们两也应扛到天安门去。他于是没再说甚么，我们打著横幅向前，过了新街口，队伍只剩七、八人了，雨依旧下著，我们一路前行。街边行人看到我们或驻足，或叫好，或喊一声“耀邦永垂不朽”以示支持，行人的赞赏与支持极大地鼓舞著我们。

在暮色降临天安门时，我们一行只剩六人从长安街进入了天安门。在我们还未踏入广场时，许多坚守在纪念碑下的人们就远远地跑来迎接，许多带著相机的上前来拍照。这一幕后来作了五月份《大学生》杂志的封面，大概当时杂志记者就在拍照者之列，不过《大学生》杂志也可能因此而罹难，因为我后来再没见过这份杂志了。

广场上的坚守者的欢迎，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与鼓舞。我们似乎是被簇拥著走到了纪念碑下，在纪念碑座基下，吾尔开希向围观的人们发表了演讲。刚讲了几句，从纪念碑台阶上走来一个人，跟吾尔开希说先别单独发言，待大家协调统一后再讲，但吾尔开希没有理会继续讲了昨晚的所见及纪念耀邦的意义等。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从纪念碑 台阶上下来的人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周拥军。演讲完后，我们将横幅送上了纪念碑，这时周拥军又过来跟我们说学校应该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对此大家都表示认同，但如何联合一时似乎说不出个所以然。因雨仍然下个不停，我们湿透的衣服在北京四月的夜风中显得有些寒冷，又加上步行三十多里路，早已饥肠辘辘，于是我们就往回赶。在地铁车上，我跟吾尔开希商谈著悼念胡耀邦的情况，深感北京高校联合协调行动的必要。我觉得悼念活动发展到今天，从悼念到请愿，尤其昨晚发生的强行遣返情况可能使事情激化，那么为了悼念耀邦并为民请愿，北京高校学生应该联合行动。因为胡耀邦 22日也就是后天将开追悼会送别，时间非常仓促，这时必须有人跳出来牵头，肯定得有人出来。我当时建议吾尔开希出来牵头组织。这绝无推他作炮灰的居心，也没有让他成为名人的远见。提出此建议是基于当时的客观需要，同时我说明了两点：其一，民主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国民主建设肯定还需要长期艰苦的斗争。我自己马上大学毕业了，要在大学中继续发挥作用，还是让大一大二的学生出来较好；其二，凭八六年学潮的经验，就算有危险会秋后算帐，在校大学生一般过后谈谈心教育一下就算了，不会有甚么大问题，毕业生可能就会受影响（这无疑带有功利性的考虑，但当时远未料到后来的形势）。

需要一提的是在纪念碑下我碰到了一个从天津商学院过来悼念胡耀邦的学生，一聊跟我老家较近，于是领他一块到学校来并约定他第二天回天津通知各校学生22日赶来北京参加胡公的追悼会。回到宿舍，我简单地冲了包方便面吃了一下。安顿了那个学生后，我总觉得有点不放心，于是又去西北楼吾尔开希的房间了解情况。我与吾尔开希进一步强调了必须有人出来号召协调统一行动，并说明这时候谁先出来学生就认谁的现实。直到看到他找几个同学商量行动，我才回宿舍休息。我之所以不避卖弄之嫌疑而详细述说这一过程 ，是为了戳穿后来当局制造的所谓学生运动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有预谋的甚至跟国外勾结而发起的一场动乱”的无稽之谈。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这一运动完全是自发的。

21日等我起床，已听到同学们议论有个叫吾尔开希的人以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号召北京高校学生今晚到师大来集合，统一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明天胡耀邦的追悼会。我送走了天津的学生并叮嘱他明天7点前（也就是天安门路口管制前）带天津同学到北京站，我接他们共同进入天安门。

到晚上六点多钟，北京高校陆续有学生来到师大并统一集合在操场。晚上九点来钟北京各主要高校的学生都来了。于是学生们从师大出发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参加胡耀邦追悼会。为甚么选21日晚上去天安门？因为 22日天安门会实行交通管制，到时肯定进不去。我因考虑明天一大早要去北京站接天津来的学生，本来跟著队伍出了校门，又跑了回来。

22日六点多钟，我赶到北京站，在那直等到八点仍不见天津来的同学（后来才听说他们已在昨晚赶来了），于是我就想往天安门赶，结果已经进不去了，只好在外面徘徊一通，听听广播就回了学校。

回到学校不久，去天安门参加追悼会的同学回来了。他们气愤的议论告诉著我天安门所发生的一切。

随之高校就有停课的呼声。24日、 25日陆续有一些学校出现停课现象，但没有普遍而全面的停课，也就是说北京不是所有高校都停课了，就是停课的学校也不是全部课都停下了，应该说此时停与不停还在争议中。谁知25日晚中央一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臭名昭著的“ 4、26社论”。

抗议定性 要求对话

“4、26社论”是八九学生运动从悼念胡耀邦、表达愿望到抗议政府、争取平等对话的转折点。“4、26社论”的直接后果就是将还在犹豫停课与否的师生全部推出了课堂。当天北京高校似乎全部停课。4月27日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主要目的 就是抗议政府将学生悼念胡耀邦并提出一些改革建议的活动定性为“受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动乱”，要求政府与学生平等对话。这种定性的错误与武断激怒了北京高校的学生与有良知正义感的知识界。

针对“4、27大游行”中提出的平等对话，当局为了平息事态，在4月29日钦点了几所学校的几名学生会干部去表演了一场“训导式”的对话。这一拙劣的表演完全显示了当局对民意的漠视。因为对话必须是双方代表，学生代表必须能代表学生，这就要求是学生选出的而不是官方钦点的。对话所谈论的问题也必须是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而不应是官方以家长领导姿态的单方出题与训导。 29日对话的公布更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深感被愚弄与欺骗。于是罢课依旧，呼吁公开平等真诚对话的呼声更高更坚定。当局迫于形势也曾在多种公开场合表示愿意接受对话，于是北京主要院校于5 月初纷纷选举代表组成了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准备与政府对话。

北师大于5月5日在“三一八”纪念碑前通过公开演讲、学生直接投票的方式选举了5名对话代表，后来实际参加对话代表团的共3名。我有幸成为北师大对话代表之一去参加对话活动。

代表团定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会议室召开会议。6号我去参加会议时代表人数共30余名，主要以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法大、师大等高校的研究生为主，许多是博士生。政法大学的项小吉据说曾参加过亚洲大学生辨论赛并且学国际谈判的，自然成了会议的主持者。社科院的何光沪以博学老成稳重而成为代表团倚重的对象。会议进行到 11号，中国人民大学增选了江棋生参加对话代表团。江棋生虽然来得晚几天，但他的儒雅举止、包容品格与严谨的逻辑思辩几乎在当天下午就赢得了代表团人员的一致首肯。代表团作了较粗略的分工，我被分去调查4 月19日晚打伤学生情况。记得我还找到过一件被撕破并带有血迹的牛仔服，当事人愿出面指证当晚的暴力行径。所以我确信4 月19日晚是发生过暴力殴打学生事件的。

对话代表团的理论素养在当时无疑是非常高的，有几个还是当时国内不多的法学博士，然而大家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是不够的，对中国未来的整体建构、现实如何改良等都缺乏系统的认识，因而对话提出的问题与改革方案都较零碎，没有一整套系统的东西。我还记得当时鲁迅文学院的一位老师曾送来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家欣喜不已。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中国文化思想界自身研究刚起步，对外国的东西接触吸收也很有限，尤为关键的是由于胡赵的开明执政使中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新气象、新活力，学界在根本性问题上对现政体是认同的，没有考虑去质疑。因此代表团的根本立场是帮助改进政府不足、促进社会健康良性发展。我记得当时最大胆的质疑也无非是宪法前言的四项基本原则，当然财产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在考虑之列，但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本没有去涉及，也就不存在疑议。总体而言，对话代表团相对政府来说还是站在一个进言上书甚至献策的地位。然而如此的对话也被一拖再拖，甚至在对话代表团组成后，当局仍意图绕开对话团而谋求与官方学生会对话。这严重凸显出当局缺乏与学生代表对话的诚意。

这种一再的拖延，使期待中的学生忍无可忍。5月13日，以柴玲为首的一批学生签名绝食以抗议政府的失信，敦促对话的早日举行，事态进一步扩大。当听到学生去绝食时，看著那一个个坚定决绝的身影，我的心沉到了冰窖。谁将这些学生逼上了自杀之路？

5 月14日，迫于绝食后所引起的国内国际的强大压力，同时也顾及到戈尔巴乔夫的即将访华，当局作出了接受对话的决定，于14日下午通知到对话代表团，并要求马上赶去。当时对话团因陆续有北京一些高自联人员加入，人员已增至50余人。当局只要求二十多人，来接学生的车只能容二十余人。于是对话团又自己挑选了一下，基本上去了一半。我不在去者之列，但有种无言的轻松与解脱。因为我深感自己在许多方面跟别的代表相差较远，我相信他们去完全可以信任学生们的重托，而如果我去，这沉重的担子就未必承担得起。我于是跑著回了师大，吃了晚饭就赶往天安门去静候对话佳音。

我大概在下午六点多钟赶到了天安门。心中一直记挂著对话，到傍晚八点多钟，听说似乎对话了，好像广场的广播也在播，但听不清，太嘈杂。据说天安门广场的一些负责人也赶去了对话现场。九点多钟听到对话失败。我默默地坐在纪念碑前，看著成片绝食的学生，我说不出心中的苦味。当晚学生考虑政府第二天要接待戈尔巴乔夫而主动将绝食队伍移到了广场纪念碑的东边。当看著饿了两天的学生艰难地挪动身体还有衣物时，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第二天，我看到大批激情澎湃的市民，我们前去问他们对学生绝食的看法，竟没有碰到反对者，都是充满著对学生的理解同情与赞赏，一致谴责政府的失信。这种情绪几乎感染了整个社会，以致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一下子似乎好到了极点。街上容易引起争吵叫骂的事端，如自行车相撞、阻车等等，都一概化成了和气的互相道歉与微笑的耐心等候，甚至小偷都发表罢偷宣言。绝食净化了人们的灵魂，也展现了未来的希望。的确，“当那么多人为了社会的责任，为了民愿的表达不惜牺牲生命时，我们有甚么事不可以谅解、忍耐？”这成了当时社会的共识。

16日晚，我又独自来到纪念碑下想看看绝食学生的状况。将近12点，我听负责保安的学生说有两位工人强烈要求进入学生防卫圈内，广场指挥部无暇接待。我于是前去将两位工人领了进来并陪著他们在纪念碑下转了两圈后坐在纪念碑前详谈起来。两位工人中身材高大的一位自我介绍叫韩东方，从他言谈中我感到他应参加过“四。五运动”。他一则为学生的义举而鼓舞，同时对广场的组织管理状况表示出一些忧虑，并谈了许多好的建议。我随后将这些建议交给了广场指挥部。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还不只一次看到北京市民打著声援学生的横幅到天安门来想加入学生队伍，却遭到学生的拒绝而被隔离在圈外。学生为了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著跟外界的联合。我看得出市民的难过，但他们仍然对学生给以理解。

5月14日晚学生与当局的对话虽然失败了，但高校对话团没有放弃努力。大家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将要求继续对话的信息传进中南海。有几个晚上代表们因可能的对话而彻夜守候在皇城根下，大家急切期待重新对话的心情真是天地可鉴。当然此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天安门绝食的学生每延续一天生命就多一分危险。许多学生已经因绝食而昏厥，并不断传来学生绝食变成植物人甚至死亡的消息。救护车在广场与医院间的鸣叫声声敲击著对话代表的心。然而一切的呼吁请求都如石沉大海。

5月18日，对话代表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后赶到中国音乐学院去开会。会议中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大家心悬著天安门情况，于是打开电视收看新闻联播，当看到一辆辆救护车长鸣著将一个个生命垂危的学生送往医院并听到红十字会一位副会长出来谈绝食几天后学生生命危险情况时，整个会场哭声雷动，四十多条汉子（因有几个代表没到）肆意横流的泪水模糊了电视的画面，不可抑制的呜咽盖过了街上的车鸣。就我而言，自我有记忆以来有过两次痛哭。其一，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那种失去亲人的痛心，让我无法抑制悲哭；其二，就是这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不只一次地痛哭过，为学生那种慷慨赴死的豪情和与之相对的当局的冷漠残忍，为自己多年培养的信念的崩溃。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这个社会的党和政府还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的，而今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些都被击得粉碎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个人人生的不幸而痛哭，这第二次则是为天下苍生、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痛哭。

北京戒严 “六。四”屠杀

但是，痛哭并没能等来对话，却等来了大家万万想不到的“戒严令”。

5 月19日晚发布的“戒严令”宣告了一切对话企盼的破灭、一切为对话所作努力的终结。这种出人意料的程度超出了对话代表团任何人的预见。大家不仅没有预见到，而且在讨论中几乎一致认为无论情况怎么样发展，当局采取多么非常的手段，也不至于在北京戒严。毕竟北京不是拉萨。北京中外交流活动频繁，外宾云集，戒严后在国际上的影响后果不堪设想。我还记得代表团中有人曾戏称在北京戒严那是天方夜谈，就是有人想为，也未必敢为。然而事实证明，学生是太天真善良了，就是最坏的设想也远不及现实的残酷。

5月19日，“戒严令”下达，戒绝了学生对话的幻想，对话代表团基本解散，各自回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返回师大与陈章宝主持北师大学生理论宣传部的工作。

5 月22日，我作为北京高校代表出席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天安门西观礼台举行的成立大会。会上韩东方与另外几名工人活跃份子当选为工自联常委（周拥军以王铁之名也当选了，记得当时还就此有不同意见，但后来还是通过了）。会上通过了工自联章程，整个章程是由一个法学博士依照法律条文起草的，通篇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没有甚么出格的言词，更没有甚么威胁或颠覆政权的目标。会议期间，不知甚么人想冲进观礼台，一度引起过门口的混乱。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全部门的关注，但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隐瞒的意识。会议还算顺利地结束了。在戒严令下达后，工自联的成立无疑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对此我毫不掩饰地当面对韩东方等人表达过敬意。

由于戒严令的下达，对话希望的彻底破灭，天安门绝食的学生也就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全国声援学生民主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形势发展需要北京高自联能站在全局角度来处理问题。自绝食以来，因一些高自联人员也参加了绝食，导致高自联事实上以天安门为工作场地。为指导绝食，天安门广场又成立了广场指挥部。两套临时性的班子经常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这客观上影响著工作的开展。为将高自联撤出天安门，五月二十几号（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清了）北京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北航、中央民院、法大、广大等八大院校联合各派代表去广场召开现场会议，我与北大杨涛负责组织会议（但杨涛临时有事在天安门找不著了）。高自联以王有才为代表，广场指挥部以柴玲为代表。会议就在广场东北角一块空地上站著表决，参会人员基本都赞同高自联撤出，广场由广场指挥部领导。自此天安门广场避免了令出多头的混乱。

随著戒严令的下达，军队从北京四面八方逼进城来。从各种情况看来，军队的调动肯定远在戒严令下达之前，因为戒严令下达的当天晚上，我就得到消息说有军队已逼进城郊，但被无畏的市民自发阻止在各个入城地（后来知道有些军队是从几千里之外调来的，没有多天的准备，是不可能这么快赶到京城的。）于是北师大成立了以十人左右为一组的“和平敢死队”，分赴京郊各地了解军队进城情况，联合市民设法阻止军队进城。出发前明确要求方法必须是和平的，态度必须是敢死的。为了掌握情况，我随一组去了南郊的新发地。在那里市民利用军队进城路不熟而问路的机会，将军车全部带入了一条死胡同，并在后退的路上阻上小车杂物，一些老人就地坐在军车后。这样使得军车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待我们赶到时已是中午。我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士兵都在车上安静地坐著，市民与陆续赶到的学生在车下围观著。有些市民与学生上前向士兵诉说著北京发生的一切，动员士兵不要参与镇压学生。中午有市民从家中做了饭菜送来给学生吃，学生还主动说服市民将饭菜给士兵吃，将送来的饮料给士兵喝。经过一阵宣传说服，士兵们感动于学生与市民的真诚，有些士兵就与学生市民交谈起来。从交谈中，我们得知士兵很长时间不给听广播和看报纸，更无法看电视，他们不知道北京发生了甚么，也不知道是来北京镇压学生，他们是接到参加军训的指令，都以为是平常的训练而已。士兵们也纷纷表示不会参与镇压学生。

迫于形势的日益严峻，学生在天安门坚守的必要性一再成为我思考的问题。然而天安门的学生不甘心就这样撤出，北京市民一如既往的热情、无私无畏的支持让学生只有坚持，但这种坚持究竟将换来甚么？意义何在？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难以求解。我只是本能地感觉到如此坚持下去势必无法善罢甘休。于是我在各种场合陈述撤离天安门的理由，并且不只一次去天安门了解学生思想状况。有一次跟在广场的钦本笠交流，谈了应该考虑撤离的理由，最后他反而动员我参加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工作，可见说服撤离实在不是件易事。还有一次（大约到了五月二十七、八号了）在北大召开了北京各主要学校的学生代表会，我与师大的赵纲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我力主撤出天安门，然而支持者甚微。当然，当时主张撤出者也还没预料到最后的屠杀。

时间一天天在煎熬中过去。6月2日，我听从天安门回来的同学说有军队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奇怪的是围阻军队的学生与市民中有背著黄布包并且包内装了石头的人。他们混在学生市民中不时掏出石头向军队投击。这引起我极大警觉，我似乎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因为那些混杂在市民与学生中的人，很可能是有关方面预设的陷阱，在为屠杀编织理由。学生与市民长期以来都非常理性而克制，不可能背些石头在身上。

6 月3日，不论是天安门还是京郊各地，有军队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异动，军队主动冲击著围观的市民和学生，小范围的冲突不间断地传到学校。我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了。夜幕降临时，京城街头的广播轰响起了透著腾腾杀气的“军队进城告市民学生书”。晚上九点多钟，我在西北楼大厅处理著一些事务，有市民骑摩托车从木樨地拉回一个学生。那学生一进西北楼就痛哭著说军队开枪杀人了，市民与学生为保天安门在冒死阻挡著军队前行。我找到当时在校内的陈章宝，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后作出带师大在校学生去天安门的决定。我们当时考虑军队是冲著天安门而去的，到天安门的学生市民越多屠杀清场的可能性就越少。于是自治会广播呼吁学生到“三。一八”纪念碑前集合去天安门声援。

去天安门的危险我是能想见的，但我绝不能坐视市民学生的被杀。将近十点，“三。一八”纪念碑前汇集了一千多学生。我跟陈章宝说我带学生去天安门并建议他赶紧离开学校，因为我知道屠杀刚刚开始，而一旦杀人那杀多少就是量的问题，杀十人跟杀一百人没有质的区别。接下去高校清洗在所难免，一些特别危险的人应该赶紧躲避一下，甚至我都认可他们跑到国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在难想到更适当的方法。当然多年后我认为应该坚守在国内，但这不是我们有权要求别人这样，只能就道义而言）。我决心去天安门与学生共生死。陈章宝在纪念碑前发表了简短演讲后将师大一面指挥旗交到我手中并叫我跟同学们说几句。记得我当时只说了一句“我希望每个学生都平安回来”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本来确有很多感慨，但当时是没法说的。我只感到以血肉之躯是阻挡不了枪炮坦克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重与痛苦，不知谁能体会。我默默地举起指挥旗，带领同学义无反顾地冲出了师大校门，一种可能永别的悲情袭过我出校门时的心。

队伍快速向天安门而去，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呼喊口号支持鼓励学生。在我们赶到西单附近时，又有市民学生跑来诉说军队开枪屠杀情况并说军队已冲过木樨地快到文化宫了。我们心急如焚，大家不约而同地奔跑起来，很快我们赶到了西单长安街路口。那里早聚满了市民学生，十字路口几辆公交车不知甚么时候已横断了长安街，市民与学生群情激昂地聚集在长安街上。

随我跑到西单路口的师大学生因中途掉队不少而只剩下二、三百人了。我让大家手挽手背东面西横过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并叮嘱大家看我的指挥旗行动，如果我的指挥旗放下，大家马上往东冲进天安门里面，会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一起行动。我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硬阻，那样不会有甚么作用。交代完后，我独自上前爬上了横在西单路口的公交车。这时有个青年拿著根九节鞭也跟了上去并声言要保护我。我劝他赶紧下去，这里太危险。因为西边过来的军车那雪白刺眼的灯光在午夜的长安街已清晰可见，枪炮声也透过远处军车的轰鸣与近处人群的喧嚷依稀可闻。从车上往军博方向望去，街上人流如潮水般自西向东涌来，并纷纷往两边胡同散去。紧跟在人群后的就是坦克。

我上车不到十分钟，头上就传来啪啪的爆裂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双眼就顿感涩辣难睁。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催泪瓦斯了。我赶忙放下指挥旗示意后边的同学们快撤，同时自己也摸索著往车下爬。刚才上来的青年已不知去向。我艰难地爬下汽车。顿感长安街一遍漆黑。当然眼睛睁不开，有灯也没用。但长安街此时的黑绝不是因为睁不开眼，而是人为的熄灯，以便让黑暗造成恐慌，借黑色行使犯罪。我在烟雾中摸索著往街南边的墙根下去，以便倚墙而行。当我终于摸著墙根往东缓行时就听到后面军车的轰鸣声很近了，同时感到脚下水泥地上有爆裂声，我努力睁开眼看到脚下有火星在溅动。这使我认识到是子弹在跑，我紧张地尽力向前。在路过一个胡同口时，听到里边有人叫快进去，于是就顺声而入。我发现胡同里已有不少人，他们一个个在进去不远的拐弯处沿胡同墙半伏著身子窥视著外面。我进去后，一个市民示意我将指挥旗藏起并弯下身子。几乎是我刚伏好军队就过来了，坦克的轰鸣声盖过了其他。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沿街边巡查著向天安门而去。不知甚么时候有个北京市民爬上了胡同边的瓦屋，伏在屋脊的南面，嘴中情不自禁地将所见情况念叨著：这么多坦克，还有炮呢，不好，那边有几个人被打倒了，还要去追那些跑的。又开枪了，完了，又有两个倒下了……这些土匪，军阀，法西斯，当年日本进北京也没有这样啊 ！太残酷了！他说著说著声音在激动中变成呜咽。停了一会就听到屋上有抽瓦片的细微响动声，我侧头看去就见那人扬手抛出了一片瓦。马上批啪的子弹声就响了起来，并且一队士兵冲到了胡同口向里就是几枪。好在这个胡同有个拐弯，没有击中里面甚么人。有士兵似乎想往里冲，听到有人出面阻止。于是一队士兵就骂骂咧咧地走了。屋上那人紧紧伏在瓦上，待士兵走后又气愤地骂起来。我心想你抛几片瓦对钢盔盾牌全副武装的军人有甚么用，就是砸一下也岂不形同搔痒？无非是看著过不去泄点愤而已，但我也不好劝说。在亲见屠杀的情况下，任何有血性的人岂有不切齿的？大约半个小时后，军队过去了。我与大家赶紧冲出了胡同。我一心记挂著天安门，就匆匆往东赶。很快到了六部囗，在中央音乐厅的前边路口我吃惊地看到几个青年鲜血淋沥地躺在地上。有一个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还汩汩地流著血的学生向围观者痛苦地讲述著刚发生的事。他说军队过来时，他们往胡同里跑，几个女生因跑得慢被士兵拦住了，他们几个想冲过来救，结果被一阵扫射打倒了。我看著他痛苦的样子，猛醒到应该赶紧将他送去医院抢救，于是大叫一声“ ？快送医院啊！”围观者也如梦初醒，纷纷上前背的背，抬的抬。我俯下身背起刚说话的青年，只听他一个劲地说著谢谢，不过他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微弱。我的心在流血。多好的青年啊！就因为为民请愿、为天下尽责就该落此下场？我背著他到了音乐厅后的胡同深处，那里已有不少三轮车装著一个个还在流血的伤员。我就近将青年放在一辆车上并叫推车者赶紧送去医院。许多人一边抬伤员一边禁不住失声痛哭，整个胡同沉浸在悲泣声中。等我再返回六部口音乐厅前，那十几个伤员已全部被送走了。这时我看到许多人围在音乐厅前的雕塑边议论纷纷，于是上前去看发生了甚么事，结果发现那个雕塑的大理石坐基被打掉了一个大角。如此硬的石头被打掉了一个角，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枪，至少是重机枪或甚么炮吧？ ！（这个角一直到九三年我回北京时还残缺著，九八年我再去看时发现已经换了。）我惦记著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不敢停留就随著人群往东赶。然而刚走不远，后边又来了一批军队，路中是坦克、卡车（车上装著士兵）车边还走著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一下躲无可躲，于是一大批人就在长安街南墙根下站著。这时我看到一个青年拄著根棍子，一条腿拖拉著，看得出还在流血。他居然跟著军车一路怒骂著，质问著“你们看看，你们枪杀的是些甚么人？这些都是你们的父母兄弟啊 ！他们所追求的不正是你们所需要的吗？人民解放军怎么能屠杀人民？你们的枪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有种就再给我一枪！……”他那坚定无畏的神情与话语深深激励著路边的群众。不知是谁抑制不住大呼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于是应者如潮。口号刚喊过去，顿见从人民大会堂那边冲来一队士兵，一路扫射著、喝叫著。街边的人群顿时蜂拥著往西边撤。我随人流很快又回到了六部口音乐厅前。当我回头去看那个追随军车的青年时，他已不知去向。

看来从长安街南边往东是进不了天安门了。待又一支军队过后，我与一些人从长安街北边的皇城根下往东去。快到新华门时，我见到前面一批人被追赶著往回跑。路边原本往东的人就又都跟著往回跑。我停止前行，看到新华门附近沿街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并排横断了长安街，并且有一队兵正鸣著枪驱赶著试图走近的群众。我同时看到在刚跑回的人群中倒下了两名，很快士兵追了过来，将不知是死还是活的伤者抬走了。显然从长安街进天安门的路是不通了 ？其实早该想到不通的，一条街哪有南边戒严北边通的？只是心急没有细想而心存侥幸罢了）于是我又随著一批人从六部口往北绕一个大圈到南池子。天真地指望著从南池子可以绕开警戒线进入天安门。待我赶到南池子时，天色已微明。南池子依如新华门边的情形，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封死了南池子进天安门的路。在离士兵二三十米处有一条警戒线，好像用甚么拦了一下。市民们就自觉地聚集在警戒线外。大家急切地想了解天安门内的情况。随著天亮，人越聚越多。大家议论著，交换著彼此的信息，表达著各自的忧虑，同时反覆要求前面警戒的士兵让大家进去。在一再要求无结果的情况下，大家对天安门里情况的担忧及许多不同方面枪杀情况的汇集，使大家心里升起了怒火。于是由请求变为质问，由质问变为斥骂，最后愤怒地喊起了口号“打倒法西斯”“抗议屠杀学生市民 ！”“请愿无罪！”……虽然大家在悲痛与愤怒中，但仍没有超越冲击警戒线。然而一会就见一个军官带著一队士兵从警戒队伍后边忽然出现，举枪向天鸣了一枪。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些持枪的士兵向警戒线外的群众脚下扫射，一批手持警棒的士兵冲向人群抡捧就打。群众顿时惊慌四散。我被一棒击倒在地，等我爬起来时看见身边一位妇女被士兵打倒在地并抡捧猛击，我正欲上前去拉她，自己的胳膊被人抓住并一把拉进了旁边的民房。我进屋后跟那个拉我的人说快去看看那个妇女。那人转身出去，一会回来说不见了那女的。这时我才感到胳膊火辣辣的疼痛。我胳膊衣服被打烂，皮肤裂开，鲜血浸湿了衣袖。房东赶忙拿来一些药喷洒在伤口并留我在家中休息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叫两个中学生骑自行车将我送回师大。许多同学以为我已遇难，因为我带去的同学早已从天安门撤回。当他们看到我回来时惊喜不已。许多同学建议我离开学校，但我甚么地方也去不了，因为我当时身无分文，同时我觉得甚么地方也没必要去。于是索性蒙头大睡。我实在是太累了，自四月底以来我就没好好睡过觉，常常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并且是走到哪睡到哪，在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都睡过。而今似乎没甚么能做了，只有好好睡一觉。下午又有几个读研究生的同学来叫我躲避一下，于是我想在京的几个老乡许久没联系了，就藉机去看看。

“六。四”后，京城交通彻底瘫痪，我只能步行到军博附近的一个老乡处。在路过长安街时发现满街的坦克在森严的戒备下焚烧。当时我想这大概是报废的车吧，借这次入京就换新的了。当晚看到新闻联播时，才发现这成了市民及学生暴乱的铁证。巧的是当看到一辆坦克中烧死四个军人时，一起看电视的人中有两位就大骂起来，说当晚他们正好在木樨地那边亲眼看见这辆坦克因开得过快先撞在街上分隔栏杆上，继而又闯上人行道的台阶上，一下就翻了过来并燃烧起来。我不懂机械，对此自然也不便说甚么。但依常理是不可能有人靠人力去掀翻坦克并且士兵不出来等著被烧死的，只有忽然的翻车才有这种可能。

我在老乡处呆了两天，觉得没甚么事，同时也怕万一有事连累老乡也不好，于是就返回了学校。

之后对我的处理应该说还不算重。待查出我一些材料时，我已分到外地工作，学校有些老师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来保护我（这事后来我回北京时才知道），毕竟人们心中自有公道。最后学校老师也去了我所在单位，但没有深究。十月份，师大清理整顿小组给我所在单位去了一份材料，列举了我在春夏之交的问题：其一，写了一些文章，并在文章中将人民政府称为“当局”；其二，加入非法组织学生自治会并负责理论宣传部工作；其三，参加对话团非法活动。然后让我在材料上签了字。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直到 1993年，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在笔试面试过后调档时，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我被以要单独调审的名义拖了下来。后来我找到哲学系一位负责人，他倒是很直率地跟我说这不是人民大学的问题，他们也有压力，如果我能回师大去开一张证明我在八九事件中没有问题的条来，他们肯定录取。于是我抱著探个究竟的态度回师大去找老师。师大的老师还是很热情的，但后来还是因“当年清理小组已解散，没人愿出来承认是清理小组的成员，更不会有人出来开这个证明”而宣告了一个公民受教育权的被剥夺，我也自此愤而“下海”。

沉重的反思

转眼快十五年过去了，当年那一切没法忘（因为每到春夏有关方面都会来提醒我们），也不敢忘（因为那些鲜活的生命被无情地夺去）。这么多年来的现实坚定了我对“八九”所追求目标的正确性的信心。虽然“八九”提出的许多观点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它涉及文化思想、政治、法制、经济等关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符合人性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八九”后十几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短期些许成效，事实上是不得不沿袭“八九”部份的经济诉求的结果。然而在政治、文化思想及法制上近十多年来却是逆历史规律而为，与人类文明的主流背道而弛。中国目前的体制性腐化、权贵经济主导、各种不公现象盛行、社会矛盾激化，正是改革单腿而行、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意在还历史以真实，同时追忆纪念那些为民请愿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八九”可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在此我只想简要谈谈三点我认为最沉痛的教训：

其一，形势认识不清，自我把握不准。“八九”自前期悼念胡公、表达愿望到中期抗议定性、争取平等对话，到最后怒而绝食、静坐，整个过程学生及支持学生的市民都是在理性、和平的范围内力争。然而当局从“ 4.19”的强行驱散到“4 .22”的拒不接见，到“4.26 ”的社论定性，终至戒严镇压，态度也是一惯的，坚决而不容商量的，那就是一切民意即是“敌情”，一切民愿即是叛逆，一切争权即是颠覆，所以拒不回答、拒不接见、坚决镇压。在这一连串不理不睬，到定性镇压时，敌视是从开始就体现的，这也符合暴力夺权党的一惯思维。然而学生及市民一直以“上书进言”、帮助政府推进改革的“子民”心态尽责表忠，当被对方当作敌人时，自己还一心以为是对方的一分子并以此取舍行动，这是对形势判断多大的错误啊 ！后果自然不堪设想。这从对话团一再论证不会“戒严”更勿庸说预见屠杀了可见一斑，可以说广大学生完全是一厢情愿，单方善意，甚至可以说是单相思。毕竟，我们对极权政体太缺乏认识了，对它的残酷性甚至缺乏起码的认识。当然这与几十年来的欺骗教育是分不开的，“伟、光、正，代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自己的政权，人民当家作主……”这些不断重复的谎言让人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最后是枪炮声中淋漓的鲜血宣告了“子民”情结的破灭，昭示了这个政权的固有本质。在鲜血面前人们才警醒到自己的位置，看清所面对的对象，从而端正对形势的基本判断。

其二，缺乏联合协调社会各界力量的意识。学生从悼念胡公表达愿望，到抗议定性要求对话，整个过程应该是得到了北京乃至全国人民的竭诚关怀与无私支持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市民的支持，学生运动坚持一天都是困难的（在整个运动中社会各界给予我的感动远胜于学生给我的感动，我经常感到为这样善良无私的国民，我死而无憾。）然而学生为保持运动的“纯洁性”，除了学校之间学生的联合，学生与社会各界基本上没有联合，更谈不上协调统一行动了。我清楚记得当“市民代表团”想进入广场时被学生阻拦的情形及韩东方跟我的感慨。运动中后期，知识界因其与学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特点，一批以大学老师（如刘晓波等）为主的知识份子才融入运动中，但这远谈不上学生与知识界的联合协调一致行动。当然，对政府体制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一批改革开明派更是缺乏了解，没有配合与支持，错过了良性互动的机会（这个损失是惨重的。它直接导致中国十几年改革的遗误，体制内一批政治精英的失落，有自省能力与革新思想的一批老革命被逼出政坛，极权体制的保守顽固势力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最后运动必然失败。在推动社会改革，尤其要改变庞大保守的社会体制时，社会中每一点抗拒极权的进步力量都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充分联合，协调行动。只有这种大致方向一致性的合力足够强大时，才可望攻克顽固保守势力。没有多方进步力量的充分联合、协调行动，没有最广泛的团结社会各派力量，凝聚社会中的人才与智慧，要推动社会革新那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指望体制自身革新也是俟河之清。

其三，缺乏能组织协调运动的机构。八九民运因其突然性、自发性而决定了其组织机构的仓促性、临时性。这样的机构在协调统筹运动上是软弱无力的，既缺乏产生正确方针的程序，又没有对机构意志贯彻实施的保障。整个运动完全依托于学生及市民的理性与热情。因其弱组织性也使运动没有进退尺度，没有科学的方式方法，没有策略，缺乏应变性。一种社会运动，尤其是意在变革社会体制的政治性运动，如果没有设置科学的组织机构以保证正确决策的产生实施，运动要成功是不可能的。

“八九”是沉重的，这一页在历史上也必是厚重的，它有许多有待研究总结以供后人借鉴的东西。对“八九”的研究还远未开始，因为有很多东西尚未解密。当然“八九”的深远意义也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与淘洗，它决不以某时某人的宣布定性而定性。让我们共同期待早日还历史以清白！期待烈士们的英灵能够早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