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为避免影响敏感时期的稳定表象，本人于今天凌晨一点十分入睡后，又被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的孙狄和韩峰警官一伙请到丰台区樊家村派出所”聊聊”.他们希望我不再通报今晚八点去天安门广场凭吊”**”的信息，并且承诺不会限制我的行动自由，但表示可能派员”护驾”随行，我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交易”由此达成。这次谈话气氛尚属友好，但警方未曾出示立案或传唤文件。对此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径，本人当即表示了愤慨和理解。

孙狄警官找我谈话的原因，是因为收到了我当晚发送的手机短信，信中披露了将前往广场纪念”**”十七周年的安排，而”上边儿”担心媒体的采访可能混淆视听。我解释说，我的短信都是针对私人朋友，虽然告诉了自己的打算和行踪，但并未要求大家一通前往，何况国内媒体噤若寒蝉无人采访，境外媒体无论如何都要采访，至于媒体说的准确与否，反映的是媒体自身素养和水准，因而与稳定问题无涉。我告诉孙狄，假如我想集会游行示威，自然会依法提前具文申请，而此行既属私人行动，且天安门广场并未依法封闭，则官方无权限制我的行动。我还希望政府能正视现实面对历史，诚心诚意地解决**问题，不可如此这般欺人太甚。

凌晨三时许，我被送回家中。但事情又有了变化。

今天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公安的电话又打到家里，告知我今天哪里都不许去了——就象紫阳先生西行那天一样。早饭之后我到楼下遛狗，见丰台区国家安全保卫大队三四位干警已经”上岗”，个个文质彬彬一脸无奈——他们中有人整个晚上都没能睡觉。我得知他们的任务，就是确保我不能离开家门，孙狄警官昨天代表政府所做的承诺不再算数了，这表明官府”违约”在先。经与孙狄警官电话确认，我决定将此事公之于众，并且事先告诉了孙狄。

鉴于每年六月三日晚上回到广场是当年枪林弹雨下所许的愿，而此后每年的今天携妻小并若干好友赴广场凭吊，已经成为我还愿的常例从未间断过，因而我对政府的这一做法深表遗憾。为寻求解决方案，我正通过具体办案警官向他们的”上边儿”转达如期前往广场的正当要求，但目前尚无回应。

我昨天晚上编发的短信内容是：”六月三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个年头，我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只想告诉自己，这件事并未走入历史，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浦志强与君共勉：勿忘**，说出真相；立足维权，倡导和解！”

浦志强 2006年6月3日

十七年前，中国政府在北京街头悍然实施屠城，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十七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拒不承认这一国家罪错，不向死难者家属及受害者道歉和作政治赔偿，还以比面对文革时更为心虚、更为阴暗的心理，设置禁区，死守严防，搞强迫遗忘。

十七年来，有良知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冲破封锁，从未间断过对六四的谴责和对六四英灵的追思，从未停止过对六四之后新的国家罪错的批判，和对政府滥权行为的抗争。

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大地上推动、追求自由化民主化的民间力量，是在官方的打压、破坏和抹黑下艰难地走过来的，也是在和自己身上的党文化幽灵和专制尾巴的痛苦较量中走过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更具挑战性，要做好也更加不容易。

“存大异”与“存小异”

杨继绳先生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说：“中国未来民主化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上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他同时还说：“当然，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伴随种种政治斗争和曲折。”在六四十七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如果我们把反思和审视的目光投向我们自身，那么，在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中，怎样做才能更好？我想提出做好“存大异”和“存小异”的个人看法。

所谓“存大异”，是指民间民主力量在言论和行为上，要与官方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存大异。我们以甚么区别於共产党和历史上的任何造反夺权集团？只能以秉持自由主义理念和基本文明准则来做到，只能以告别专制政治规则、践行民主政治规则来做到。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告别权术，告别肮髒，告别痞子化。事情难在哪里？难在潜意识中常常放松自我约束，难在有意无意地做不好“存大异”。我时常痛心地听到：共产党流氓了几十年，我们难道就不能以毒攻毒，也流氓一把？共产党肮髒了几十年，我们难道就不能以髒对髒，也肮髒一把？共产党那么不讲信用，我们就非得事事处处讲信用？反正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而有些人也真就这么做了。

不能偏离文明准则

冷峻而无情的后果是，这种经意或不经意的对文明准则的偏离和出轨，总会特别严重地自损道义形象，会让人大受刺激，使相助者心灰意冷，使同情者摇头歎息。而每当出现上述令人疾首扼腕之事，我的耳边就会响起这样的质问：“你们和共产党有甚么两样？”

如果我们不把“存大异”作为不能突破的底线要求，我们就比共产党强不到哪儿去。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民间民主力量作为新的政治品格的担当者，和新的政治生态的促成者，只能言行一致地做到“存大异”。

所谓“存小异”，是指核心理念一致的民间民主力量，间也必然会存在政治歧见。为此，应当建立健康的反对派机制。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头脑让渡出去，说话做事按意识形态的或神秘主义的最高指示办的。同样，我们也不会认同“不争论”这一变相的霸王条款。

事实上，在民间民主力量中，争论无可避免，形成派别也无可避免——这就需要确立现代的反对派机制：互相尊重对方的存在，互相不把对方看成麻烦制造者，更不是敌人。同时，制订出自由人相互规约。

要持身端正地做事

在应对“存小异”这一课题上，民间民主力量也有不少令人遗憾、令人痛心的地方。比如说，在歧见、纠纷的内部解决上，有原则、方式和程式的阙如。在必要的公开论争中，同样有规约、规则的阙如。我们经常看到：摒弃语言暴力、不误解对方动机、不搞人身攻击等起码规条常被突破，再加上胸襟、气度和修养问题，使有些论争出现了双方很不愉快、甚至反目成仇的后果。

当然，在民间力量中不时有想与皇帝共晋早餐的人，有决意告别中共但骨子里不想告别专制的人，还会有心术不正、不遵守做人道德底线的人。和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求大同存小异的，和他们决裂是“存大异”，不可避免。

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犯下的六四国家罪错，将会在大陆民主力量的主导下，按法治精神得到正义的清算。在当下，民间民主力量要持身端正地做人、做事，做好“存大异”和“存小异”，积累道义资源和提高公信力——这是正气和良知的要求，也是根基和优势所在；同时，也是获取成功的正道。

编按：作者原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辩证法博士研究生，一九八九年九月被捕，被囚一年半。一九九四年起，因经常参与推动民主的活动，又发表悼念六四的呼籲而多次被捕。

很多中国大学生不知六四事件

自从17年前6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6月就成了中国敏感的一个月份。今天的北京对往事讳莫如深，而见证人对当时的历史仍记忆犹新。

1989年6月3号的夜晚，中国军队出动坦克，携带真枪实弹，对北京的示威学生和群众进行武力镇压，持续到6月4号清晨，造成到目前还没有准确数字的人员伤亡，据信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丧生，其中多半是学生。

*用生命为代价进行政治改革*

当年在广场和学生在一起的老师刘晓波说，他当时被学生用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来进行政治改革、推动民主和自由的行动深深的感动。他认为，在六四中表现最勇敢人是普通市民和学生。他说：“丁子霖老师现在整理出来的《受难者访谈录》其中就有很多人。他们的死是因为阻止军队进城，而这些都是普通人。还有一些人完全是在所谓的火线上，因为救死扶伤，救那些人，被戒严部队打伤。”

现在是作家的刘晓波指出，他虽然被监禁三次，但是和六四中死去的亡灵相比，他要幸运得多，所以他认为活着的人有责任为他们得到公正。

对六四受难者的亲友来说，每年6月4号临近的时候，他们的心灵都会受到又一轮悲痛的折磨。代表失去子女的天安门母亲组织多年来不断呼吁政府平反六四，向死难者的亲属道歉和赔偿。

*四川地方政府给六四难属“补助”*

2006年4月底，四川地方当局同意向1989年六四期间的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提供7万元人民币的“困难补助”。这被看作是六四难属第一次得到政府的变相补偿。但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说，四川地方政府说得很明白，这笔款项是给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的“困难补助”，而不是给予受害者的赔偿。

中国1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国际瞩目的一个焦点，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5%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2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一。2008年中国将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成就的一个重大机遇。

*六四所反腐败至今仍然存在*

不过经济上的成就却掩盖不住当年六四所反对、而至今仍然存在的贪污腐败等令当今政府头疼的问题。此外，欧盟因为六四实行的对中国武器禁运至今也还没有解除。

六四就要过去17年了，当年的是是非非到现在政府依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论。当年在石家庄一个军事工程学院当学员的人士表示，他当时只是从电视上知道北京在闹学潮，听说天安门广场有开枪的事情和烧死人的事情，但是到底是什么说法他也不清楚。

这名退伍军人说：“赵紫阳还到那里面去给大家做工作。到底现在怎么个说法，好像上面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文件，也没有明确地来说这个问题。当时是说学生们受外国一些操纵，指使这些年青人搞性解放、搞什么东西，在北京闹事。”

1989年还是初三学生的一位北京女士表示，那年的春夏开始有学生运动，班上很多同学都去天安门广场上凑热闹，但是因为年纪太小，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只是凑热闹而已，不过事件发生的那几天，全校停课。

这名女士说：“其实那个星期是很压抑的，因为没有什么心情玩儿，外边儿很安静。而且那种安静还不是像过去，就是前几年非典时候的那种安静，那种安静是挺恐怖的那种安静。”

这名女士还表示，在她上大学期间也很少听到别人提到六四，只是偶尔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有关六四的一些事情。

*市民肯定当年学生要求*

17年前参与六四的一位市民表示，当时会有学生上街游行并且受到群众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学生的口号是“反官僚”、“反腐败”、“要民主”，等于学生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六四以后到现在，事实证明了这种腐败现像继续存在。他说，政府必须还历史一个清白，当时学生的要求是正确的。

这位市民说：“只不过当时造成那种局面，有一些失控。但是也不至于你政府动用军队来镇压学生。因为军队面对的毕竟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这在哪个国家哪个历史阶段都是经不起检验的。”

还有一位目睹六四的市民回忆说，六四就是一个民意，那是当时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不论中国或是外国，官也好、民也好，对大部份人来说，都对六四有一个好评和好感。他认为，六四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历史问题。他说：“六四在人民当中是永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必须得要平反，而且越快，中华民族所谓崛起和腾飞得就越快。”

六四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似乎是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不确定的事件。多年来由于教科书没有提到，中国媒体也都没有特别报导，所以目前在学的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知道这个事件的人不多。在北京的一名大学生表示，他是最近才听同学谈到中国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个悲惨的事件。他还表示，他们一般同学不知道六四。

*很多大学生不知六四*

这名大学生说：“以前不知道，前几天刚知道。一个同学告诉我，血腥镇压什么的。就感觉到，中国对这种不是很好的事情都封闭的挺严密的。前几天听同学谈到香港，才慢慢扯到这个地方。中国好像对不好的地方就不敢说出来。”

经历过六四的市民表示，像文革和六四这些事件都是社会和政府应该反省和正视的历史问题，不应该掩盖和隐瞒，那样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一位市民表示，每到这种日子临近的时候，都感觉到有压力。这位市民说：“六四这个日子，这个国家、这个政党就特别紧张。他们一紧张，压力都压到整个社会上。让人一年一年这样过来，我觉得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17年后的六四对中国政府来说还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而且也不准许有什么活动来纪念中国现代史上出现过的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刻。但是在香港、美国的洛杉矶、纽约、华盛顿、加拿大的多伦多以及欧洲一些城市这几天都有各种悼念活动，以演讲、研讨会、图片展览和烛光集会等等来纪念17年前发生的六四。

7月31日下午，校党委组织部2位老师和系总支书记曹老师找我谈话，我较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动乱中（注：原文如此，现在应称之为“89民主运动”，下同）的活动情况，并谈了自己的认识。

我感谢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连日来，我找来《党员必读》和有关报刊进行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

作为一名党员，我有权利和义务如实地汇报我的活动情况和思想情况，以接受组织的审查和教育。

下面我将如实地进行一些回忆和反思，以说明一些那天没有讲清楚的问题。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我首先是中国人。

我是大学生党员，但我首先是大学生。

——这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简表：4月15日－4月24日       观望和徘徊（为胡鸣不平、追悼会、《科技日报》、六条）

4月25日                 加入纠察队，参加游行4月26日                 加入校自治会（4－27游行、印发传单、组织参加学代会）

5月4日                  参加大游行5月13日－19日           参加绝食5月21日－23日           在广场5月23日晚                回老家

一4月15日7时53分，胡耀邦猝逝，举国致哀，万民皆痛。

通过电台、报刊等的宣传，我了解到：胡耀邦关心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知己，是大学生的良师益友；他密切联系群众，足迹踏遍神州大地；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这样的官，中国太少了。

由于北大、清华的模范带头作用，我校的大、小字报日益增多；悼念胡公的，抨击时弊的、校内外动态等等……我几乎每张大、小字报都看，心情受到冲击。

我在徘徊和观望……

4 月22日，我看了追悼会的实况。下午，我了解到：那么多大学生在广场上参加追悼会，电视、报纸、电台却没有做任何报道，我就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中国的新闻为什么爱说假话？看了一些大字报介绍的“真相”，听了一些同学声泪俱下的述说，对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不报道我们大学生在广场参加追悼会的情况感到不理解和愤怒！

“六条要求”，我也看了。其中有几条，如“新闻立法，民间办报”，“惩治官倒，反腐败”：“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我极为赞成。特别是官倒、腐败、教育问题，政府一直未采取有力措施，情况越来越糟。至于“为自由化平反”，我却忽视了，没问一问自己：这对不对？

狂热的情绪，使我丧失了理智。我只是想：闹一闹，敦促政府解决问题，推进改革的发展，总不会有错吧？

当时有人问我：你是党员，你敢罢课吗？

我回答：为什么不敢？

4月24日到复课前，我没上过一堂课。应该指出，我当时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员，而党员应该怎么做呢？当时，根本未想过。

以后学校里搞了几次自由演讲会，我也去看了，看到很多同学情绪激动，支持罢课的人也不少。

由于校学生会名存实亡，有几个同学出来，能代表同学们的意愿，他们当然受到同学们的拥护；更何况他们带头打起北农工大的旗帜出现在4月22日的广场，在学生看来，这无疑为农工大争了光——还上了报纸，确实令人自豪。我目睹校学生会被解散的情景，也看到很多同学签名支持自治会。

青春的热血激发着我，终于参加了进去……

二听说4月25日要在校内游行，我主动参加纠察队，想亲身体验一下那种感觉。

很多学生要求出校门，于是队伍上了街。

游行时，我一直在我系队伍外面维持秩序，也领头喊过口号。我们的口号主要有：“官倒不倒，民无宁日”、“惩治腐败”、“民主万岁”、“新闻自由”、“教师万岁”、“罢课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等。进入林大校园后，有人喊了鼓动林大罢课的口号——实际上林大也罢了课。

当时，有2个外国记者在我们回校时录像，我专门询问了一下，他们自称是德国一家电视台的，并采访了一位英语较好的同学。我想，既然是记者，也就算了，内心也希望农工大那个名扬海外的。

游行队伍回来后，想从正门进入校园，由于门卫不开门，大家就在门前静坐。我打电话到校办，得知校领导在校礼堂主持开大会。校自治会的WQ和LA（注：本文中涉及的同学名字以字母代替）提出到校礼堂找校长对话。

本来参加游行的同学有上千人，从东门进入校园后，离校礼堂越来越近时，很多同学看到各系的领导在礼堂的台阶上，就跑了。电系的学生，看见系主任和总支书记，也都跑了；抗旗子的同学把旗子交给了我。记得系领导曾经劝我离开，我回答“我们时一起来的，我不能走。”

系领导问“你听谁的？”

我的抵触情绪很强，就一声不吭。

系领导又说“好，你刘A的。”

我也没有回答。

最后，汪校长出来和代表对话，学生都散了，我才把旗子收起来。

三4月25日晚，“四&#8226；二六社论”播出了。激起了很多同学的愤怒，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接受不了“动乱”的定性。不少人喊：“游行去！”，“罢课到底！等口号……”

4月26日，在党员学习社论的会上，还有同志为我辩护。我心想：历史证明，中央的决定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当总支书记宣布市纪委的要求时，大家还讨价还价，使我思想上更不可能与中央保持一致。

回到宿舍楼，发现很多同学已经自发准备好了游行用的小标语旗等物品，有的同学让我去校自治会问问明天要不要游行，我答应了。当时，我还有个想法——就是确认一下背后有没有人操纵利用我们，后来我也做过多次试探，但一直都是否定的答案。

打听到自治会的办公地点——东平房学生艺术剧团办公室，我就去了。

从九点多到半夜，我一直在那里。人多时十几个，人少时也有七八个。我认识的有汪Q、刘A，路YG，其他的不认识。

大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游不游行……

当时，我们得到不少消息：1）署名为“北师大学生自治会”，盖有“吾尔开希”私章的一份通知，说明天不游行。2）传闻中央组成了镇压小组（制止动乱小组），李鹏和×××负责（名字忘记了）。3）已经有几万部队入城。4）邓小平说“流血是可能的，我们不怕流血”。5）师大、清华很乱，不少学生自发去游行。6）我校外面有2辆警车等等……

林大自治会来过一名同学，我们告诉他农工大不准备游行。

为了避免流血牺牲，大家商定：1）明天不游行，10点前绝不动；2）如何劝阻同学们不出去游行；3）明早派几位同学去北大、法大、清华三个方向摸情况，并及时电话汇报。

当晚11点前，就通知各宿舍楼，明天不游行。有几个学生还来抗议，要求游行，我们做了说服工作。

我可以肯定，四&#8226；二七游行自发性更大一些，因为很多院校的自治会并没有组织，但那一次人却最多，有几十万。这表明广大学生对社论的强烈抗议！

四4月27日早上6点多，我就赶到校东门准备堵截自发出去游行的同学。

由于我校没有大规模自发游行发生，我和其他负责堵截的同学回到了自治会办公室。外面打探消息的同学不断打来电话，我们知道部分学校的学生已经上街，冲破了警察的阻拦等。我校的学生也躁动起来，数百名同学聚集在学生管理站，汪Q和刘A竭力在劝说。

有些同学偷偷拿着自治会的校旗自发去游行，不少人跟着；自治会的几位同学在校大门劝阻未果；我和路YG一直追到六道口强行夺回校旗，人群就散了。

中午，我决定到另外一所大学去找老乡……

后来知道，下午我校几百名同学参加了大游行。我印象很深的一句口号是“北农工大，人民养大；为民说话，流血不怕”。这反映了那时学生们的真实情感。

五后来，我认识了王文同学，他是北京人，在我校读夜大。当时，感觉他和高自联关系密切，他曾告诉我，我校很有希望成为高自联常委。

“四&#8226；二七游行”，自治会组织不利，受到一些非议。自治会就搞了签名，签名以学生宿舍为单位进行，公布的结果显示：自治会获得75％的支持率。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

4月30日，自治会开了个学代会，我也参加了。这个会，我认为开得很好，大家发言积极，气氛热烈。会上，我提议建立以“班代表联席会议”为决策机构，并推选常委负责日常工作，但提议遭到否决。会上成立了决策小组。

经过投票，绝大多数同学支持自治会的领导。

到五四前，我主要做了些打印传单的事情，打印的传单主要有《中国的希望》、《论中国的改革》、《告市民书》、《告同学书》、《国际歌歌词》等，不过我记得这些文章中并无反动内容。本来，我保留了几份，现在都找不到了。

六我参加了“五四大游行”。一开始我是在前面做纠察队，过了政法大学后，又帮助搞募捐；进入长安街，又拿着对讲机，骑着自行车负责联络。

无巧不成书，我在广场上竟然碰到了来北京旅行结婚的表姐和姐夫，他们传达了父母的口信，让我不要意气用事，要听领导和老师的话。

当晚，听到赵紫阳同志的讲话，觉着很顺心。心想：一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还是赵总书记理解我们大学生。

赵总书记的讲话促进了我校的复课，我本人5月5日就上课了。

我在早些时候，就知道除了罢课、游行外，还可能会绝食，但并不知道绝食的时间和地点，也没有散布过这些信息。

六5月6日，表姐和姐夫来到学校，在他们的劝告下，我脱离了自治会，以后再没参加过自治会的会议和活动。

5月14日，校总务科组织学生宿舍楼的楼长、层长外出游玩（去大观园和陶然亭公园），当时我是南楼楼长，上了学校为我们准备的中巴，我发现南楼的一位层长没来，马上就跑回南楼叫人。

路上遇到一位同学，他说自己牙痛，让我帮助送一捆东西（红布和白布）去广场，我当时也想去广场看看，就答应了。

大约九点多，我赶到广场。绝食的同学有几百人，都集中在一起，围观的人并不多。我校有几十个同学已经参加绝食，他们各个头扎白布，有的上面写着“绝食”字样。绝食的同学们高呼“绝食宣言”和口号，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与政府对话，承认是爱国民主运动而已。我很受感动，也扎上白布条参加了绝食。

下午，在一位不知名的年轻人帮助下，我领着几位同学骑着三轮车多次前往协和医科大学为参加绝食的同学搞水，还拿回几箱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水。

当晚，我校参加绝食的同学增加了一倍。所有绝食的同学都是自愿的。

夜里，听了几位名人的演讲，我参加绝食的信念更坚定了！

在广场的几个夜晚，我很少睡觉，自觉照看同学，防止有人昏迷出事。

市民们的声援、游行，送东西等都是大家绝食下去的动力。“不自由，母宁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是大家的坚定信念！

五月十七日，我亲眼目睹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大游行的宏伟场面，我不禁热泪盈眶——人民终于觉醒了！当天，我在广场声援团见到了从老家赶来的父母，我没有听从父母劝告我退出绝食的话，委托同学把父母送回了学校。

五月十八日，北京下大雨，绝食的同学上到有关部门为我们准备的公交车辆上避雨。我主动留在帐篷看守，后来同学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我临时指派了2位同学负责，姓名已经记不清了。

我当时持有绝食团指挥部发的一份通行证，我每天好几次带领同学进出绝食团去上厕所（注：当时，为了加强管理，参加绝食的同学和外面声援的同学是被纠察队严密隔离的，只有持有通行证才可以进出），那天被雨淋透了衣衫，几天绝食身体虚弱，我昏迷了过去，被送往医院救治……

5月19日下午，我回到学校，在领着父母到食堂就餐时，我仍坚持绝食（当时我看到母亲眼中满含泪水）；在我和父亲的劝说下，母亲同意先回老家。当晚，我送二老搭上返家的火车（后来听父母说，乘客听到母亲诉说自己的儿子在绝食后，主动让出座位给他们）。

5月19日夜，广场上的喇叭反复播放李鹏和杨尚昆关于戒严的讲话。绝食团指挥部决定停止绝食……

5月20日清晨，我在帮助一位绝食的同学用嘴开一瓶果汁盖时，瓶口的玻璃破碎，我的嘴唇被划破，鲜血直流，立即被待命的救护车送进天坛口腔医院做了个封几针的小手术。

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我照顾有加，我倍受感动。当时，北京的公共交通已经瘫痪，不少医护人员是走路来上班的，有的要走十几里！

听到医护人员议论，说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学生堵截军车，戒严部队根本进不了城时，我想：人民觉醒了，大家起来反对戒严了！

21 日上午，我打电话到学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当天下午，我要求出院，医生同意了。其中几位医护人员向我诉说，北京物价已经开始上涨，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希望学生能够撤离广场。我答应传递他们的意见。傍晚，等不到学校的车，我决定步行离开医院，医护人员送了我一大兜水果。

回到广场后，我立即向绝食团指挥部反映情况，并建议撤离广场。他们说我不了解情况，否定了我的意见。当晚，我在东长安街搞了民意测验，上百位被访的市民中，竟然没有一人同意学生撤离，看来坚守广场也是民心所向。

第二天，管后勤的一位同学要走，我临时负责管理我校在广场上的食品饮料等物品。

5月23日中午时分，我在国旗杆附近的公交大巴上看到了被破坏的“毛主席画像”，听说肇事的2人已经被大学生纠察队抓获，后有一人自首。他们被纠察队移送到了派出所（注：当时，学生很怕有人破坏学运，所以抓了这三位英雄。现在追悔莫及啊！）

当天下午，有位在西安读书的老家同学在广场找到了我，听说老乡跑来北京声援绝食，几天没有吃过热饭，没好好休息。我决定带同学回学校招待一下，当天下午我将工作移交给别的同学，冒雨赶回学校（多亏有辆货车愿意顺路送我们，否则不知道几十里路要走多久——当时根本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回到宿舍，发现了家里发来的“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在老乡的劝说下，当夜我离开了北京。

在老家期间，我没有搞过任何演讲、串联之类的活动，一直在家，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注：事过多年，我得知当年北京曾经派人到老家调查我的情况）

最后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1） 必须加快新闻立法解决新闻报道经常一边倒的问题4－22，新闻不能如实报道几十万大学生在广场上悼念胡耀邦的情况使更多学生参加了罢课。绝食后，报纸又肯定学生的游行、静坐和绝食，没有更多的理性的声音。而西方媒体却能全面客观的报道一切常常捅出内幕，而我们就不行。

新闻自由，是治理腐败的有力武器，能够使官倒官商们的丑恶行径暴露在人民大众面前，他们自然会收敛；新闻自由，也是民主进程的动力，能够让更多人关心国家大事，参与国家大事。

中国的改革在呼唤，这个的民众在呼唤：加快新闻立法工作，给新闻更多自由。

2） 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绪由于种种有目共睹的原因，学生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很严重，以至于对改革和国家前途失去信心，必须警惕：更严重的“厌学风”正悄然兴起。（注：从此，大学生沉迷于打麻将、谈恋爱、考试作弊等不良风气愈演愈烈）

3） 绝大部分学生的愿望是善良的广大学生的出发点是想让党和政府改掉体制上的弊病，是想促进中国的改革，他们不是动乱分子，不是暴徒。对学生们可贵的爱国热情应加以保护，当然要帮助同学们提高认识。

后记我，1987年考入北京农业工程大学读书，当年底受中共13大的感召和鼓舞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8年7月1日成为预备党员。

在89年7月底开始的审查当中，我口头和书面做了很多次检查，较清楚全面的向党汇报了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也曾经无限上纲，痛批自己的错误。但是，越是汇报的多，问题就更加严重，处分就越大。后来组织曾给我罗列了十条“罪状”，成为学生政治教育的反面教材！

本文就是根据保存至今的所作检查的草稿录入而成，除了个别人名和错别字基本没有做过删改。虽然，当时我就有保护同学的想法，在正式的检查中也很少提到其他同学的名字，但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思想局限性还是有讲过一些，若因此使这些同学受到牵连，这里我深深道歉！

1990 年5月25日，当组织向我做出除名决定后，我把自己关在学校一个偏僻的小自习室里反省，当夜几乎一宿没睡，我想不通自己一个爱国爱人民并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能被党容纳，曾几次流下热泪。次日清晨，当我走在校园通往主楼的路上，灿烂的阳光拥抱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一种被解放的舒畅，我感觉自己自由了！

2001年，我回到学校参加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上文提到的系总支书记握着我的手，一个劲的说对不起我；我当时回答，你不必自责，这是历史，不是你个人的错！

十几年来，脱离共产党的那种自由的舒畅仍让我时常回味——那种脱离共产党控制而而获得身心自由的舒畅是多么美好啊！衷心祝愿我的祖国和人民也能够早日脱离共产党的控制，获得真正的自由！

于六四十七周年之夜  深圳

——暨论中国社会温和改良的制度伦理之依托

引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社会主义”无论作为纯粹哲学概念还是政治学概念，均遭到了全面解构。解构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西方的阴谋”，而是来之于“制度”在技术性层面存在的堕落。 这种堕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一些对制度进行讨论的言论被视为罪行即对现存制度的颠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又被冠以“科学”的名义，称曰“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会违背科学精神吗？－－这是形而上的思辨问题，因为所有的科学都不能回避遭到价值颠覆的可能，比如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产生的教科书，一直在推崇哥白尼日心说对地心说（实质是创造论）的颠覆。 科学社会主义例外吗？－－在无法不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下，仍然有巨大疑问：在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的情况，高举“制度”利器分乎科学精神吗？ 回到中国古训中，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换言之，我们所面临的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尴尬是：社会主义早被“制度”所僭越。 一、训诂的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全面缺位 很显然，无论1890年代（巴斯夏的学生）居约特攻击社会主义为暴政还是1930年代道德哲学巨匠哈耶克将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起列为“通向奴役之路”，但是社会主义依然有她的魅力所在，比如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支派已经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了“北欧模式”，即高福利、低冲突的国家政治。并且，在苏联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全面失败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如曾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的阿丰索·盖拉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借以区分“旧的和新的社会主义”［戴隆斌汉泽，见《未来的社会主义》P39－57，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与国际社会的社会主义探索相对照，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全面缺位。且不讨论她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社会福利与平均程度等处于悖论中的现实情况，只看文献体系的“善意回避”，则足见“制度”僭越的结果： ㈠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权威工具书《政治经济学辞》（1981，人民出版社，许涤新主编），没有“社会主义”条目。 其外延概念从“社会主义工资”到“社会主义制度”，直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个人所有制”，胪陈其间，计有72条。许涤新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特征列为六种：1，公有制；2，公有制下人民广泛的企业管理权；3，计划经济；4，再分配有利于人民；5，商品化被认可；6，人民的消费权利。对于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系，许涤认为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 之于今天的现实来说，其中的2、3、4项已经湮灭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㈡仍在改革开放初期，但在1989年之前，《简明政治学辞典》（1985，吉林人民出版社，本书编写组）仍没有“社会主义”条目。 同许涤新的概念体系一样，编写组列示的概念从“社会主义民主”到“社会主义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议”，不一而足，计有14条。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该辞典称其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等的概括称呼。”并表明制度的结构性，即“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是人民代表制度，在我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此中的语法表述当然已经十分成问题，难道一个国家内的“专政”还会有两种形式吗？ ㈢1989年之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制度确立后，为其服务的政治制度显然没任何结构性变化。1995年出版的许崇台主编的《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同样是只有“制度”而无“主义”。 其相关词从“社会主义一党制”到“社会主义制度”，再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共有43条。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许崇台（秦宣具体撰条）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制度的总称。”但是，较之前两个（许涤新与“本书编写组”的）“制度”描述，这个“制度”添加了内容：1，它是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2，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 总的来看，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是高举“制度”而贬抑“主义”的。当“制度”由专政、宪法空头支票化之情况来表述时，“主义”的福利性让位给了集体目标，其民主性也让位给了某个小集团或个人的权威维持。其制度性表现有： ㈠约瑟夫·兰帕洛巴拉所界定的“官僚病”即“三偏离”［香港李南雄《关于中国腐败现象的研究》，见《比较》1989年第1期］： 1,价值偏离，如命令主义、主观主义、脱离群众； 2,组织偏离，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思想僵化、责任缺位； 3,执行偏离，如形式主义、裙带关系、文山会海。 ㈡京特·沙博夫斯基所反省的“制度与个人的悖论”［《政治局：一个神话的结束》，孙瑞英等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1,每一个总书记都是一个仿制的列宁（P141）； 2,权力是确保救世主式的制度的绝对化，导致了“权力问题”高于“社会主义意义与目的”的结果（P142）； 3,人们不由自主地同这个制度达成妥协，结果“即使一个人想冲出这一制度，他仍是这个制度的一分子并将受到它的约束。”（P162）。 兰氏（即李南雄的引述）侧重于制度的运行层面，而沙氏则注重于内在问题。但，不管在哪个层面，“制度”僭越了主义的后果，首先表现为社会的人道主义灾难。 二、人道主义灾难：从中国的大饥荒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尽管沙博夫斯基作为前东德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对东德的“制度”僭越了主义的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毕竟东德并没有发生除“枪击越境者”之外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但是在中国1960年代、在前苏联的1980年代，所发生了的人道主义灾难成了二十世纪历史最惨痛的构成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大饥荒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而这个点式的（也是案例式的）分析选择只是为尽可能淡化政治批评情绪而作的技术性处理，如果选取苏联的肃反及迁移德意志人、选取中国的“反右”及“文革”，大饥荒与核电站的分析意义则顿时苍白。 简言之，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尽管避免不了“政治倾向”，但我还是努力从“最专业”的制度分析方面来作中性化（只是尽可能的“中性”！）处理。 ㈠在盖拉理论视角下，看1960年代的大饥荒 盖拉在他的著名论文《旧的和新的社会主义》中指出：“相信作为机构的国家是万能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坚实工具－－不仅暴露了想象和分析能力之贫乏，而且暴露了在只容许这种简单化解释的时代背景下，组织社会学的水平之低下。”［见上引《未来》书，P43］ 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恰是发生在国家万能的背景下：首先是，当时社会产出的粮食高度集中国家之手，而且粮食出口有所增长［Fridman等Revolution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Village  China，綦译前三章P2，英文版，耶鲁大学2005］，并且这种出口的增长主要是用于政治目的，如偿还对苏联的欠债［同綦译，P37］，简言之，人民要为国家而挨饿；其次，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国家拒不以库存的粮食来救济人民，并且因个体良知冲动而“私开仓库”者受到了处分，如河南信阳地区的专员张树藩因打开粮仓发放救济粮而被处于“停职检查”的处分［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见《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发生在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的信阳事件中，有100多万人被饿死。以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组成的几十人的中央调查组“亲眼看到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等惨状，仅光山县就饿死了许多万人，北京来人无不掉泪。”［同前李文《教训》］ 掉泪仍是个体良知冲动的表现，但是时至今日，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民间连一向敢言的李锐先生也只说“千百万人”这样模糊的数字，直到2005年，经过学者们10年的研究，才得出结论：从1985年的估计1700万人，到2005年逐渐证明为3250万［见宁夏《华兴日报》2005年11月30日报道］。 那场被冠以“自然灾害”又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称的大饥荒，给中国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绝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抗日战争中国死亡人数估计在2000万至3500万之间，中值为2750万人。 在和平状态下，使3000多万丧生，足以说明“制度”僭越了主义的可怕后果。 ㈡二十年之前（也是中国大饥荒发生的二十多年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再一次将“大饥荒原理”体现于灾难中，它给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以再次沉重的打击。 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后，给乌克兰及相邻的东欧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面对这场灾难，苏联及东欧国家动用“制度”铁钳，封锁真相，使数百万民众陷入受害而不知的深渊。 “制度”钳制力量之大，让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无法一时了解到灾难的真相。虽然经过这一事件的刺激，戈氏决心进行制度改进即实行透明化，但是二十年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丝毫没能得到挽救。有调查表明：该核电站的外泄放射物造成的环境污染要烈于广岛核爆炸400倍。在该爆炸二十周年之际，《德国之声》（4月26日）沉痛地描述道：“效率不彰的官僚主义使整个事件雪上加霜。灾难发生后，紧急用钢筋混凝土将出事反应堆封闭起来的防护罩‘石棺’，现已明显出现龟裂，辐射物继续外泄。…受灾地区具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新生儿明显增多…。” 官僚主义与效率不彰已在兰帕洛巴拉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定性分析框架内，试图以国家权能的方式来大包大揽地解决问题，将会陷于无解。今天，中国的矿山也没因一个叫“安全生产监督局”的机构设立而不再发生重大事故，同时这个机构因控制许可证的发放而产生的腐败仍未纳入公共视野。 由以上案例式分析可知，“制度”放在被检讨的位置上，已经是时候了！ 三、回归主义：找到更好的制度伦理 尽管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如高福利与平等观念，受到了“制度”失败的抹黑，但它并不能因此而被否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概念体系中，“民主”二字也终于由与“专政”的紧密联系而变成了（比较表面的）单独表达。 在世界背景下，社会主义作为一套伦理价值也不断得到回归性的改进，如盖拉提出的六项价值标准［见前文《未来》一书，P50］：1，完善民主形式与程序，使公民高度参与社会事务；2，文化教育的平等与自由观念的联系；3，以创造性的社会为个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4，努力减少贫困并防止大规模的边缘化；5，民主政治的稳定有赖于平衡（其实也是平等）与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这种社会环境也是有尊严的社会的品质标志；6，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主义，使可能的军事耗费转向社会福利与环境保护。 盖拉的六项价值标准既有美好的理想主义成份，也有对民主社会主义（或曰“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总结。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许涤所归纳的六条制度特征相比，显然是中国的“制度”已经落后到会计学上的“沉没成本”的状况。所以，中国社会导向社会民主主义应当是一种制度重置的首选。至于共产党是否一定改为社会党或社民党，那只是个很技术性的问题。本文力图避免陷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分析，而以制度伦理的视角重现“主义的价值”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与“科学社会主义”有交集，但又有重大区别，它的先决条是民主。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概念体系来讨论，许崇台（1995）式的语焉不详的“高度民主”，早就该在许涤新（1981）那里成为统贯六项特征的先验条件存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手册性叙述中，他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信条，旨在“防止违背人们意愿的倒行逆施”。［《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译本，P50，殷叙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在我看来：反对倒行逆施，应当超乎对某个个人如沙博夫斯基所论的“个人与制度”关系中的个人之批判，也当防止次品制度对社会的伤害。正如米利德班所讲：“那种认为东欧和中欧共产党政权的所有领袖都不过是坏蛋和唯唯诺诺的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相反，他们许多人曾在本国多年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并且因此受到严重迫害。悲剧就在于：他们建立或接受的制度是以不受控制的权力为基础的…”［见《共产党政权》，上之《未来》一书，P287－300］ 中国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显然是改革型的，虽然现在比之于毛时代的普遍政治迫害有所减缓，现在的镇制更具个案性选择，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价值与制度伦理显然也遭到了改革负面结果的冲击。特别是权力在经济部门无可比拟的资本化及对社会经济成果的侵夺，使米利德班所指的那种悲剧处于愈演愈烈的状态。这不仅导致了公众的普遍质疑，也使知识精英产生了巨大的恐惧－－“这种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运行很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崩溃后果！” 结束语：共产党中国更是世界的中国 共产党一党独大地治理国家有其制度依据既宪法规定，但是，宪法中所承诺的公众权利仍未得到落实，如言论与出版的自由（尽管这被认为是少数精英的自由！）－－因言获罪仍是“反对制度”的一种结果，出版受到审查仍是一种超乎制度又不合伦理的“政策要求”。这些，肯定对一个盖拉意义上的“平衡与和谐社会”不利，也与现在的胡温新政的和谐策略相违背或者说胡温新政无法从根本上构建和谐社会。 一个精英间不能达成妥协的制度肯定不是好制度，这就需要共产党集团正视体制外精英的存在，或曰超越党派之见，以主义价值（而不是制度设置）向“民族－－国家”这个尚未破裂的祭坛奉献。同时，她也应当承认：自己虽然拥有强大的合法暴力（如军队与法律）强势，但已经实质处于道德弱势群体，否则就不用“保持先进性”的自我整修，也用不着提出全社会的荣辱观。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效绩的积累及对国际事务参与程度的加紧，一个更合乎伦理的制度体系实在是大有必要。成本最小的选择就是：将现有“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回归，使民主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 一个不民主的经济大国对内也是危险的－－当下深刻的社会矛盾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外也不会取得相应的高度信任。换言之，今日之中国不惟是共产党的中国了，也是全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在其自称的代表性之外，还要看到世界责任，特别是不履行这种巨大责任的可怕后果。 2006年5月25—26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民主中国

“维权网”和“独立中文笔会”获悉，中国各地警方在“6.4”十七周年之际明显加紧了对89年学运参与人士、民运和维权人士的监控和骚绕：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先生6月2日在网上发帖，表示将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并于3日晨由老伴送上去京火车，当时有山东大学保安人员在场，孙教授几小时后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6月4日凌晨3点多才回到家中。他在列车快到北京时被山东警方拦截、折腾16小时后被押送回济南。

“六四”镇压致残者齐志勇自3月28日被密闭监禁51天释放后，一直受到严密监视，出入家门都要汇报。5月15日他被警察带走问话，当天释放回家。6月2日傍晚，无视他妻子与8岁女儿的抗议，国家安全人员又把他从家中带走。

6月2日晚，89 年在政法大学读书投身学运的浦志强律师给友人发出手机短信：“6月3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个年头，我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只想告诉自己，这件事并未走入历史，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浦志强与君共勉：勿忘六四，说出真相；立足维权，倡导和解！”  6月3日凌晨一点三十分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提问，希望他不再通报去天安门广场凭吊“6.4”的信息，两小时后被送回家中。警方未出示立案或传唤文件。随后，他被限制出入家门自由。

5月30日始，公安对“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进行居住监控，限制家里来客；限制她外出，只允许在警察的“伴随”下去医院和商店。其他“6.4”难属如张先玲女士等人也被监控。

近几天，曾参加89年学运的原北京大学研究生江棋生、独立作家刘晓波等人住家附近出现公安站岗，对他们进行监控。“六四”镇压后，江棋生曾两次入狱。

此前，不少民间活跃人士受到各种不同的骚扰：

6月2日，今年3月9日被强行封杀的《爱琴海》网站站长林辉和网站总编辑力虹在宁波被国安或公安近距离跟踪盯梢。

仁之泉工作室执行主任赵昕在云南期间被警告“”六四“前不能回北京。5月24日赵昕成功回到北京后立即被国安召见，要求”了解“他的行踪及汇报”六四“期间有何”活动“。

“六四”镇压后被通辑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马少方5月中在天津出差时接到了深圳有关当局的电话，要找他“聊天”。

“六四”天网站长黄琦，率先披露四川当局4月底同意向“六四”死难者周国聪的母亲提供7万元人民币的“困难补助”，此后网站多次遭到破坏，本人也受骚扰。5月17日4名公安人员到他家查看他的身份证，并问话约20多分钟。次日又找人骚扰他说他的身份证是假的，近日警方又逼迫房东收回租房，使他无固定住所。

网络异议人士和人权活动家郭起真五月十二日在家中被警方带走，目前被关押在河北中部城市沧州第二居留所，其家人和律师至今仍未获准前去探视。 因郭起真腿部残疾、其健康状况令人担忧。45岁的郭起真曾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政府、并参与律师高智晟发起的接力绝食抗议迫害人权活动人士。

网络异议人士刘水，熊忠俊、李卫平，由于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时政而被警察强迫离开居住地、返回原籍。

近来，网警对网路的控制，包括阻截、过滤电邮通讯、封闭网站、监控博客，也明显地比平常更加严厉。

我们注意到，1989年天安门惨案17年后的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改善甚微， 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及对言论思想信仰自由的钳制更趋严酷。最近几年，随着不受监督限制的腐败官员侵权行为愈演愈烈，各地民众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仅去年就发生了八万多起民间自发抗争维护权益活动。由于当局以高压手段对应，各种大小不同的”六四事件”也以不同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反复重演。

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口号下，强行征地、强迫拆迁，腐败官员滥用权力侵害百姓经济社会权益，完全无视宪法和人权准则。对民间自发抗争行动，官方时常动用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加以镇压。 例如：判处莆田村民抗争土地权代理人黄维忠三年有期徒刑，监禁陕北石油民营投资者代表冯秉先，超期秘密羁押山东临沂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 对上海房屋权利上访人士马亚莲、毛恒凤多次进行秘密拘禁， 陈小明自2月中被带走“强迫失踪” 后至今下落未明。地方政府甚至动用军队武力镇压，最近一例是广东汕尾市东洲村军警开枪镇压抗议强迫征地维权村民，造成至少3死十数人受伤的事件。当局事后封锁村落，到处搜捕参与抗议的村民，共19名村民被关押数月，其中7人被判刑3至7年，开枪官员却只受到警告或降级处分。因压制而愈益激化的群体维权事件反映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权、通过宪制合理解决利益争端、建立“和谐社会”方面缺乏诚意。

17年来，官方不仅不因势利导，回应民间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建设，反而加紧对争取民主参政权人士的严惩，如最近对杨天水的重判，许多民主人士也仍在狱中服重刑。官方操纵的法庭不时地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迫害敢言记者和网路独立作家，设立了庞大”文字狱”，赵岩、师涛、张林、李建平、李元龙、阳小青等案只是最近的几个新的例证。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监禁网络异议人士最多的国家，仅最近几年就有50多人因此被判刑入狱。

17年来，”六四事件”中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正式的赔偿和道歉、象”天安门母亲”们所遭受的境遇显示的那样，他们寻求公正的行动一直受到打压。而”6.4″下令开枪镇压的责任者却至今没有依法受到追究。

这一切都一再证明：”六四”没有“成为过去”，人们维护“六四”记忆的努力没有过去，官方对“六四”的恐惧也没有过去；在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也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像有人宣称的那样有所减弱，我们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所需要作出的努力依然艰巨，国际社会对此应当承担起的责任也依然重大。

但是17年之后，中国人从自身的经历中越来越意识到民主和自由人权的可贵，维权意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从来没有过那样多的普通民众起来为自己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抗争。

我们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因维护自身权益而遭监禁的各地维权人士、还权于民，停止使用暴力来回应人民的正当合法的诉求，并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因腐败、强迫征地、拆迁等引起的侵权问题。我们强烈要求中国官方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六四”事件真相，依法追究事件的责任者，对六四的死难者家属和所有因六四受到迫害的人们致歉并作出相应赔偿，允许因六四事件被迫流亡异国他乡的人士重返祖国，更重要的是立刻启动政治改革，为在中国永远避免再产生类似的悲剧做出制度上的保证，使得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维权网、独立中文笔会

2006年6月4日

联系：

夏浓 [email protected]  +852 8125 7253

万之 [email protected] +0046 73 6577 477

十七年来，对六四这个泣血的日子，中共官权一直极为恐惧。每到六四祭日前后几天，警察都要采取站岗的方式加强对“敏感人士”的监控。

今年六四，也不例外。

仅就我熟悉的人而言，就有多人被站岗，还有人被警方阻止前往天安门广场。

5月30日，对丁子霖老师的严格监控就开始了。限制丁老师家的来客，只允许亲属来访，其他人一概不行；限制丁老师的外出，只允许在警察的跟踪下去医院和商店，其他地方不能去。其他难属如张先玲女士等人也被站岗监控。

6月1日，警察先来找我谈话，接着开始在我家楼下上岗，朋友江棋生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然而，民间对六四的记忆无法灭绝，自发的悼念仍然以各种方式进行。甚至也有勇敢者公开宣布在六四祭日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亡灵。

浦志强律师的还愿

6月2日晚上，我收到浦志强律师发来的手机短信：“6月3日晚上，是八九屠城的第十七个年头，我们将前往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凭吊。只想告诉自己，这件事并未走入历史，而是植根于内心深处。浦志强与君共勉：勿忘六四，说出真相；立足维权，倡导和解！”

十七年前，还在政法大学读书的浦志强投身八九运动；十七年后，当年的大学生已经变成中国著名维权律师之一。我知道，在每年六四祭日，尚有行动自由的浦志强都要携妻小与若干好友前往广场，不事声张地凭吊六四亡灵。据浦律师自己讲，这是他当年离开广场前曾许了愿：每年六月三日晚上回到广场。无论工作多忙，哪怕是在外地出差，他也要赶回北京还愿，过去十六年来从未缺席。

然而，六四十七年祭日，浦律师的还愿却以另一种方式完成。

6月3日凌晨一点多钟，已经入睡的浦志强律师突然接到警察的电话，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官孙狄和韩峰请他到丰台区樊家村派出所“聊聊”。因为他向朋友通报去天安门广场凭吊的短信。

凌晨3点多，浦律师与警察谈完了，似乎达成了“交易”，警方承诺不会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但表示要派员随行，浦律师表示理解和接受。但对警方未出示法律手续就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径，浦志强表示愤慨。

然而，天亮了，警方变卦了。浦律师早饭后下楼，看见几位警察已经“上岗”。上午十点多钟，警方再次给浦律师家打电话，告知他今天哪儿都不许去。警方昨天的承诺不算数了，“违约”在先；浦律师也不再信守承诺，把警方限制他人身自由的事件公之于众。

下午二点多，警方根据“治安处罚条例”正式对浦志强进行口头传唤，理由是“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他们对浦律师进行了询问并作了笔录。晚十点多钟，浦律师回家。

孙文广教授的悼念

去年六四，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来北京，与刘荻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默默地凭吊亡灵。

今年六四前夕的1号和2号，孙教授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六四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朝圣》和《纪念六四重在行动》。他公开宣布：“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民主之圣地，今年六四，我要去那里祭奠当年为自由和民主而献身的先驱烈士，朝拜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心，缅怀当年民主运动的事迹。”“悼念六四，重在行动，除了写文章，理应考虑其他的，切实的，可以调动众人的行动。”

6月3日早晨，孙教授真的登上“济南－北京T36 次”列车，但在他下车之前，被列车乘警叫到餐车，告诉他到北京后有人接他。孙教授在12点50分左右下车，等待他的是手持传唤证的北京铁路公安处的警察，传唤证是济南警方的传真件。扣押孙教授的原因明明为了阻止他前往天安门，但传唤证上的理由却是“涉嫌利用邪教宣传封建谜信思想”。

五个多小时后，济南警方的面包车赶到北京，一行六人把孙教授押回济南。车到济南已经是深夜12点左右，但警察仍然不放孙教授回家，而是将他带到当地派出所，进行再次传唤。传唤理由还是“利用邪教”，但把“宣传封建谜信思想”变成“扰乱社会秩序”。将尽三个小时的传唤后，警方把孙教授送回家中。

从6月3日中午12点多到6月4日凌晨3点左右，孙教授被警察扣押了整整16个小时。

72岁高龄的孙教授在行前已经作好了被捕的准备，他说：“如果在6月4日下午6点40分之前，我还不能到达广场说明可能是遇到了无法排出的事故或者遇到了非法绑架和拘捕。不管遇到什么样地打压，本人将坚持非暴力主义。”

尽管孙文广老人没有去成天安门广场悼念六四，但他的公开行动本身就是最好悼念。

六四活着

近年来，每逢六四祭日的记者采访，大都要问到“遗忘六四”的问题。

是的，经过独裁政权长达十七年的暴力压制、利益收买和谎言灌输，似乎，所有通向六四道路都被封闭，所有为死者而流的眼泪都被监控，所有献给亡灵的鲜花都被跟踪，所有六四的记忆都被清洗，所有的墓碑仍是空白，……然而，浦志强律师、孙文广教授的行动和中共警方对两人的围堵都证明：

六四活着！

以亡灵的不瞑之目，以幸存者的记忆之血，以抗争者的公开之勇。

以刽子手的恐惧，以独裁者的压制，以中共政权的谎言。

民间的悼念需要以行动的勇气来表达，而官权的恐惧必须由恐怖的统治来安抚。

我很惭愧，只用文章而没有行动来祭奠六四。但我还要把十三周年的几行祭诗献给敢于行动的浦志强律师和孙文广教授：

六四，一座坟墓

一座永不瞑目的坟墓

在遗忘和恐怖之下

这个日子被埋葬

在记忆和勇气之中

这个日子永远活着

被刺刀砍下的手指

被子弹穿透的头颅

被坦克碾碎的身躯

被围追堵截的悼念

是不死的石头

而石头，可以呐喊

是让墓地长青的野草

而野草，可以飞翔

刺进心脏正中的针尖

用泣血换取记忆的雪亮

六四，一座坟墓

一座让尸体保存生命的坟墓

2006年6月4日于北京家中

 

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民间维权的勇气逐渐提升。

尽管，八九运动以惨烈的六四大屠杀结束，中共完全中止了政治改革，然而，六四亡灵的鲜血并没有白流，失败所留下的多方面遗产，也并非全然负面，特别是政治上正反两方面的遗产，对17年来的中国现实具有重大意义。

从反面讲，大屠杀导致了中共现行制度的道义合法性基本丧失，独裁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日益削弱，跛足改革的弊端暴露无遗，就连中共官员也只是基於利益驱动而维持现行制度，而在信念上也不相信一党独裁的正当性。现政权只能乞灵於单纯的经济高增长和虚幻的民族主义的支撑。於是，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统治效力和政权合法性之间、强制的表面稳定与潜在的社会危机之间、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之间……出现了愈来愈大的断裂，导致统治效力层层递减，民众的服从是出於不得已，其歌功颂德也完全是假意应付。中共独裁的道义合法性已经脆弱到这样的程度：除了谎言之外，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在要求人们表示效忠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不再奢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讚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的认同和歌颂，足矣！

权力在官场道义在民间

从正面讲，民间人权意识的普遍觉醒，无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当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民众之时，血腥屠杀造成的人权大灾难也唤醒了国内外的良知，国内的民间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国际社会人权外交的压力，共同促成了官方价值的贬值和民间价值的升值，从而形成了“权力在官场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

尽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滞，镇压与收买的双管齐下的策略，似乎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功。但是，正是大血案唤醒了人权意识，催生出由小到大的持续发展的民间维权运动。

在90年代，由体制内的叛逆者和体制外的异见者共同构成的民间反对运动进入了公开化阶段，催生出90年代中期的公开信运动。

以丁子霖为代表的难属群体的不断扩大，十几年来持之以恒地为亡灵讨还公道，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天安门母亲运动”。

99年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大规模镇压，引发出法轮功的信仰维权，至今已经持续7年且愈来愈国际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借助於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平台，民间维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由敏感的政治问题扩展到非政治领域。在六四难属、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外，其他群体纷纷加入民间维权运动，催生出以争取经济权益为主的草根维权、以争取言论自由为主的网络维权、以争取信仰自由为主的宗教维权，以向各类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维权律师群体，遂使民间维权呈现出相互支持的多元化局面。

正是在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的压力下，也在国际大势和西方人权外交的敦促下，中共的人权观念也在发生微妙的转变：1.由反对人权观念到不得不承认人权观念，以及从强调人权的国别文化特殊性到承认人权的普世性；从闭口不谈人权到不得不谈论并与西方国家展开定期人权对话；2.由抵制国际人权标准到接受联合国人权条约，允许联合国人权专员对中国人权现状进行考察，并积极争取联合国人权机构中的一席之地；3.由把人权视为腐朽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到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也把改善人权作为政绩来四处张扬。

虽然，中共对人权的接纳更多是出於作秀的伪善，但一个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恰恰证明国内外压力的效果；虽然，现在的民间维权还无法阻止独裁政权的迫害，但起码可以不断加大官权的镇压成本。

六四后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独裁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民间维权的勇气逐渐提升。

现在的政治迫害，可以让受害者在经济上受损，也可以剥夺人身自由，却无法把受害者置於四面楚歌的社会孤立之中；无法让受害者蒙受人格尊严和社会信誉的损失。恰恰相反，官权的迫害变成了对受害者的道义成全，受害者被奉为“民间良知”或“真话英雄”，而官方打手却变成了“干髒活”的工具；受害者中的多数，非但不再用没完没了的检讨乞求组织的宽恕，也不再进行当众认罪检讨的自我羞辱，反而大多能在被告席上大义凛然地自我辩护，把加害者置於道义上的被告地位。

而如何通过为不断壮大的民间维权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底层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化解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在此意义上，坚持推动民间维权的良性发展，通过民间自身改变来推动政权的转变，就是对六四亡灵的最好纪念。“2006年5月15日於北京家中”

 

六月四日，天还未亮
窗外的雨，
从昨夜
一直在滴答滴答

这天会亮吗？
这雨会停吗？

天还是那么有凉意
仿佛在告慰世人
六月的天还很清冷
还很无情

刚送走屈原的忌日
又赶上”六四”的悲伤

十七年前的天安门广场
血肉之躯成为民主祭台上的祭物
中国，遭此大劫
不该发生的悲剧
万不该再次被撕开来

何时才能让天安门城墙改名民主墙
中国向往民主和自由的人们
何时才成为真正的民族脊梁

天不语
天在痛

人不语
人在忍受

镇压的学生运动的并非没有好下场
当年没反掉的官倒
现在已是当初官倒的几万倍
国家成了最大的大锅饭
共产党的钱
说从来就不是纳税人的钱

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仍然在开着一个个凄惨的玩笑

六四，是全球祷告日
又何尝不是民主的祷告日呢

民主是光
这光胜过了黑暗
让暴力也无法抵挡

开枪者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施暴人又暴力对付自己

天安门不相信暴力长久
虽然四五十年已经很长
但民主开始日已经开了窗

天快亮了
人们对光明的期待总不是很迫切，很勉强

不是说黎明前还有浓密的黑暗吗
是的，这黑暗在终结黑的时候
总是有点最后的疯狂

天快亮了
雨快停了

十七年的阴霾
十七年的黑暗

一秒钟也不会错过
一个人也不会多余过

让我们抬头
总有仰望的晴空
总有期待的光明

星空无语
北京无语
一切都在见证
今夜的雨滴答滴答
不再永远”哭泣”个不停

真相大白的时候
和解和宽容有了内容

看得见的真理是真理
看不见的真理也是真理

窗外的夜雨滴答滴答
冲刷民主墙
浇灌自由花

天安门广场上的血泪
进入历史才是有了结束

天要晴来
人要免灾

“六四”是全国人民的民主高等学校
“六四”终结那一天
正式民主诞生那一天
我们只有期待

“六四”不再重演
专制不再抵挡
暴力不再猖獗

期待民主
期待自由
期待人人彼此相爱
不再有仇恨
包容和感恩
行在我们每个人中间
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和谐家园

注：2006年6月4日凌晨的冷雨，是在6月3日黄昏时分就开始下了，直到6月4日天快亮前，这雨还在滴答，仿佛要突破黎明前的黑暗。或许，天快亮时，正是积蓄力量的时候，让暴风雨来的更强烈些吧，让人们见识什么叫最强烈的暴风雨。不经风雨，不见彩虹。这是典型的真理。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人心才得以看到真正的自由。
民主的核心便是自由，有了自由，人权才得以保证，民主、宪政、司法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正月里有十五，十五的月儿圆。”一想到这句歌谣，我就担心“政府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大文豪苏轼早就忧虑过“月有阴晴圆缺”，我们的农村教育也是这样，逢十五月儿圆，中央的风声一过，农村教育的状况就不是“十五的月儿圆”，而是“严重缺失”

了，虽然舆论的关注点也开始“初一十五不一样”，但只是雷声大，雨点小，远水不解近渴。好不夸张地说，在接受教育的优越方面，农村的孩子，与城市里的孩子比起来，前者是初一，后者就是十五，“新旧社会两重天”。

看看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少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甘肃日报》去年曾发表甘肃渭源县县委副书记李迎新的《代课教师：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揭示了渭源县教育现状与代课教师生存窘境。甘肃渭源县锹峪乡条件最好的中心小学，这十几年来，政府部门没有给学校一分钱的办公经费，不仅如此，至今还欠着有的老师两个多月工资。前些年搞“双基”达标工程，学校没钱，只能向老师借。还有代课教师，公派教师严重缺位，该校胡校长爱人就是一个中学代课教师，虽大专学历却许多年来一直拿着80元的工资。2003年接到上级教育部门的通知，说是要把她清退。这位书记联想到：当城里的一些老师忙着买什么房，购什么车的时候，在同一个蓝天下的甘肃渭源县农村的老师们却贫困得象乞丐一样。

锹峪乡另一所乔阳村山庄小学，学校就只有校长杨继忠一个人，既是校长又是老师也是后勤总管，他从1986年担任代课教师以来，至今整整20年了。如今大儿子已经16岁，上初三；小儿子十岁，正在小学三年级读书。这20年，杨校长一直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极其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至今依然衣食短缺的窘迫生活。

另外一所“辛家寨小学”，13名老师中，有三位是代课教师，其中两位均是女教师，一位叫张继红，另一位叫杨秀荷。张老师担任代课老师已经16年了，而杨老师有20年了。这么些年来，她们一直拿着40元的工资。

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若按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所作的承诺，到2000年，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要达到当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众所周知，2005年中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十万亿元，若按十万亿的3%来计算，那么国家理应投入4，000亿元的教育经费。但实际上的投入则少了1，000亿元以上。因此即使给全国近50万代课教师每人一万元的补贴，加起来也不过是50亿元。而这仅仅只占1，000亿教育欠债中的5%而已！这一令人吃惊的数字证明，不但中国基础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中国农村教育也到了最最危险的地步。

按说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亏欠教育的较多，但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公费教师严重不足，照样是参差不齐的代课教师“填空”。

浙江省杭州市教育局的一位处长直言不讳地说，当下杭州某些山区农村的小学，没有正式的老师愿意去，名不正、言不顺的代课教师连以往的民办教师身分都不如，这些老师基本上的初高中毕业，能干一点的就进城打工去了，不当“孩子王”了，只剩下一些能力差的当老师，没有出路的人找到了当“教书匠”的出路，于是，“大糊涂”教出一帮“小糊涂”。

这种情况下，政府明显缺位，尤其是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可谓严重缺位，不负责任。

农村孩子已经不是“祖国的花朵”了，农村教育就只能走“大糊涂教小糊涂”的穷途末路，邓小平说“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可邓小平都去世快十年了，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就如此失误得起？占全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村地区，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让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一同享受同等的国民教育待遇？政府投入同样是财政分配，为什么顾此失彼，不能一视同仁呢？宪法上却明确写着公民有“获得教育权”，自然也有“教育平等权”，看着看着就成了一句空话。

看大城市里的孩子，就知道什么是“一等公民”了。人民日报李俭的文章称，“6.1”前夕，一些家长又在互相攀比着为孩子准备节日礼物。孩子在学校比礼物，实际上是在比家长，多半是比爸爸。作者列举了一件往事：北京十一中学的前身是晋察冀边区联中。当时，学校里有许多高干子弟。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学校搬进北京。这时，星期六有人用汽车接起自家孩子来，还常有同学比谁的爸爸官大。时任校长的郝人初在全校学生大会上批评这种现象？？不准“比爸爸”！此举对于可塑性极强的学生来说，将引导学生摈弃“生来高人一等”、“老子英雄儿好汉”之类的陈腐观念，鼓励他们彼此亲近、平等相处……可现在似乎又一个轮回转过来了，北京的闹市区有一所小学，每天送接孩子的汽车门庭若市。有一个高年级孩子，接连三天在傍晚放学后迟迟不出校门。爸爸有些纳闷，第三天就问孩子：“怎么都是你最后出来？”孩子开口说：人家爸爸妈妈都开着奔驰、奥迪、“马六”什么的，你开着破“普桑”，我哪有脸早出来？

可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万儿童饥寒交迫，多少万儿童辍学或上不起学，多少万儿童接受粗制滥造的教育……

《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康乐村，狭窄昏暗的地下工厂，数百名稚气未脱的孩子在日夜颠倒中劳作，他们一年才能结到一次工钱，一年也未必能添置一套衣服，还经常挨饿，有些甚至疾病缠身。

《时代信报》报道，“乡村童工生活现状：14岁孩子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其中提到一接受记者采访的童工在网吧里留下电子邮件请求帮助（[email protected]）？？他向记者表示“我想打工！”在邮件中他写道：“我真的很想打工！但我才14岁，为什么未成年人就不能工作？我要重新生活，但家回不去，学校更是不能回去了！所以我要打工！求求你们收留我。不然我就会露宿街头了。”

为什么这位14岁的朋友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他难道就不是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不是“祖国的花朵”吗？这一连串的质问，在事实面前，是丝毫没有力量的。

无怪乎令人忧虑，当城市里的孩子们甚至刚刚上学的幼童中，他们比爸爸妈妈“官”的大小、“权”的重轻、“车”的好差、“钱”的多少，就是不和农村孩子比，不和下岗工人比。城市与农村中间有巨大的鸿沟，政府财政不投入，谁也别指望有什么好结果。

如此强烈的反差，对于他们的老师和家长来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时代不同了，教育也不义务了，成为负担了，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了。

今天我们看来，每个成年人都有过自己的童年，但是否还回忆起自己经历的印象深刻的快乐儿童节呢？笔者出身农家，所经历的儿童节多半是简陋的，甚至连玩具都没有，但我们玩泥巴也很开心。可现在，我们处处看到的是不平等，缺位，甚至是大量侵犯儿童权益的伤天害理的事件。河南南阳的一些留守农村中学生被“卖处”；一些落后地区农村的教师禽兽不如，侵犯幼女的身体；一些老师和家长只管赚钱，根本顾不上孩子……儿童节往往一天就过去了，谁还管他们节后的生活和学习呢？农村，不但是治安的危险区，也是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重灾区。

孩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无忧无虑、最无所畏惧的，他们应该有最纯洁的思想，有最明亮的眼睛，有毫无功利的心灵，他们应该想做什么就尝试什么，想说什么就自由地表达，正如超女的“想唱就唱”一样，政府责无旁贷地保护他们，保证他们100%接受义务教育。让孩子成为“孩子”，别再让小朋友成为口号中的“祖国的花朵”，是非常现实的事情，也是需要每个政府充分尽到责任的事情。

当然，政府不作为，教育缺位，不但贻误孩子的未来，还将使我们的国家倒退几十年，甚至失去我们国家的未来，使管理国家后继无人，人心变乱，国将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