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使用着汉字词。我们说它，写它，用它议事，用它抒情，用它辩论，用它叫喊。我们的欢乐、痛苦、悲哀、激昂都依托着它得以表达，得以宣泄。依靠着它，我们将这人间的生活制造得轰轰烈烈，龙飞凤舞。但是，有多少词语，我们日用而不知其来路何在，源起何故，因何人而更新，为何事而创制。当我们灵活而有力地运用它们时，我们真的很少想过这世界唯一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汉字是怎样穿越时光遂道，绵延不绝，直到今天仍散发着它的无尽魅力。在它的背后，又是什么样的能量支撑着它的繁衍更新，它的充足饱满，它的日臻完美，以致世上所有的古文字都悄然死去，惟独它仍然充满着强大的生命活力。对这一切，我常常懵然不去细想，直到新近读了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
这真是一本开智的书，它说的正是汉字词背后的故事。
《新语探源》的副标题是“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但我们看到书内所涉及的内容，却并非只是这些。透过汉语新词的产生，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汉字文化成长的过程中，历史事件和文化思想这些有力的手掌是怎样操纵着它的流变和它的扩容。
汉文字从五千年前的大汶口起始到三千年前的甲骨文逐渐成型，之后两千多年来，汉文字一直以其独立的姿态成长并活跃于这个世界。它在向四周幅射自己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也借取各种外来词汇补充自己。《新语探源》为我们陈述了汉字文化吸收外来语汇最主要的三个历史时期：汉唐时期借词于中亚西亚，晋唐宋借词于印度，近现代则借词于欧美和日本。冯先生为我们勾勒了汉字词得以繁衍的清晰脉线，但其论述却并没有停留在语汇的表层去对之作纯粹语言学的专业解说，而是将语汇的成长植于一个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透过如此背景，我们看到在历史流程和异文化互动之中，是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使得汉字词渐次演变，日趋丰富；也看到汉字语汇是以怎样的姿态接受外来词汇，使之充实自己，又以怎样的方式修正外来词汇，使之适应自己；更看到通过历史的更替、精英的打造，文化的促进、思想的形成，那些新的词语是怎样醒目地凸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的画卷之上。
当葡萄、胭脂、琥珀、琵琶、胡桃诸如此类词语走进我们的生活并成为日常用语时，它的背景乃是张骞两度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畅通。自东方国和西方国有了这条固定的往来通道后，大量西域器物词汇涌入中国，变成我们的日常用物，而与之同来的新词自然而然融入于我们的生活。当眼光、刹那、翻译诸类，成为我们的俗语，宿命、悲观、境界、真理以及唯心、真实诸类，变成我们的观念，它的身后乃是南亚佛教的传入。这是比前一次更有影响力的借取。冯先生为此而说：“佛教入华后，与本土的儒家、道家相连，经历了由依附、冲突到交融互摄的过程，最后形成两大果实：中国化的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和吸收到佛学成分的新儒学——宋明理学，二者构成中国中古至近古文化的主体，并深刻影响近现代。”与西域词语随器物而入只停留在汉语表面所不同的是，佛教词语的进入却通过文化思想渗透到汉语的深处，它的回响是在世人的内心。于是它便撒遍在汉语的各个层面，落地开花。
该书最主要最详细的部分则是近现代借词于欧美和日本的过程。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为了让中国人能够接受他们的基督教，他们借助学术、教育、科学，试图以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来影响中国人的宗教，上帝、几何、地球等新词便随着这新的宗教以及它的附属物，进入汉语。及至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更带来大量新语。使用汉字的日本，一向输入汉字词，而明治维新后则以其创制的对译西语的汉字词输往中国。经赴东洋学习的中国人推介，来自日本的新语，密集地在中国报纸和图书中呈现。其浩荡之势，甚至改变了汉语书面表达形式。汉语由文言文而白话文，正是在这个期间始见分晓。语言的革命并非无端地自革自命，它最终是依附着社会的革命之上。冯先生专门挑出一些重要的人文术语，如科学、民主、自由、革命、共和、小说等，列举大量史实，对其如何从汉字旧名演为汉字新名，从而成为新文化之关键词的过程，进行逐个研究论证，梳理其轨迹，厘清其概念，令人读之顿有恍然大悟之感。
拉动一个新词，便拉动一连串的人事历史。汉字词的背后，呈现出的其实是一部沉甸甸的、起伏跌宕的民族发展史、文化交流史以及思想成长史。我想，《新语探源》要对我们说的或许正是这个。
方方:书 病
读书之人常患有怪癖，古时尤甚。象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红袖添香、范进中举之类的故事，早已是脍炙人口。照我看，这多少都有点儿病态。当然古人们除了读书，也没多少别的事好干。而想要有事干，也只有读书。哪象今人，不看电影就看电视，不看电视就去舞厅歌舞一番抑或找几个人围桌搓它麻将一夜，不读书或少读书，绝误不了做官、赚钱、以及堂而皇之出专著（只要有钱买书号，什么书又不能出呢？用自己的手自己的权给自己出书开条子批钱，那还不只是小事一桩？至于书出后有无人买又有何担心头？有权在手，分摊给各部门消化还不是轻而易举？）。故而古之时代大多的读书人只会读书，别无它长。拿了他的书本他便是个傻瓜。为此古书中有许多关于读书人的形容。嗜书成癖，沉溺于书中，不问他事者谓“书淫”；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者谓“书厨”；好广读书而不解其意者谓“书簏”；书读得太多以致钻牛角尖无以致用者谓“书痴”；读书读得一脸木然，双目呆滞谓“书呆子”。这样的人在现如今实用主义哲学泛滥的生活中已委实不多见了。人人都学会了用两副脑筋。理解书本为一副，理解现实为一副。唉，有时很难说清古人那样更好还是今人这样更好。细想来，恐怕也都是各有所短。
只是古之传统也不是可以轻易地在我们这个几千年皆以读书为乐的大国一下子消失得一干二净的。古人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话自然也还有少许的人铭记在心，为此患有“书病”的人总还能见到几个。比方有人“收藏贾平凹”或“收藏苏童”，有人走到每一城市都去“淘”书店，有人勒紧裤带四处买书（只买不看），有人只买价格高的精装书籍（当墙面装饰），当然也会有人见人便谈新近读得如何如何好书，只谈得两眼突出尚不罢休。不过照我看，这些也还都只能算是凡人所好。
而我的一个同学却对书却有着与众不同的别一种热爱。他除了疯狂地尽他的钱购买书之外，所采用的待书方式是每购一本新书便另寻纸张包装起来。纸并不是随随便便的纸，必须是外观漂亮，质地精良的纸张。并且尽可能使包装纸图案的情调与书的内容相谐调。徜若书本身就是精装的，那么我的同学是绝不甘于原装放上书架的，他会专门为之做一个极为精致的包装套，那套子四角的坚硬和笔直真不是专业水平可以比得下去。象“大百科”、鲁迅全集、二十五史这样的硬壳书，你在他的书架上根本一眼看不到，因为它们全都淹没在了同学精心挑选的色彩绚丽的包装纸中。为此要在同学的书架上找到一本你想要看的书根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同学自己却可以根椐包书纸的图案准确取出他之所需。
我曾为所有的书籍装帧设计师抱打不平，我说这些书面书脊原本也都是艺术品，都象你这样又何必搞装帧设计？同学回答得很绝，他说我包装起来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干干净净地去欣赏它们。话倒是说得不错，只是很难想象他在看书之时拆开书皮欣赏封面、看完之后又将书重新包好的情状。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将这种爱好延及到盒装磁带上。他的每一盒磁带都用质地厚实的花纸做上了包装套。套纸图案的情调也是得和音乐大致一致。同学对此所作的解释是，塑料带盒靠在一起相互之间摩擦使盒面变毛很不好看。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样包装起来未必就好看了？我想大约没有一个人能弄清他的哪一个纸盒装着哪一种类型的音乐。
最有趣的是我一直以为象同学这样的人世界上大概独他一份。不料几月前同学大聚会，偶尔得知居然还另有一个同学也如他一模一样：不仅包装自己买到的每一本书，而且也为每一个磁带盒做上纸套。这真让我惊讶无比，患这等严重书病的人居然还能成双！真可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刘晓波：太黑了—-杀人无罪 维权有罪
据香港《明报》5月24日报道：震惊中外的广东汕尾东洲血案发生半年后，广东省当局终于对制造血案的责任官员作出了处理：汕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金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汕尾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敏党内警告处分；汕尾市建设局局长陈辉南（2002年6月至2005年5月任红海湾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党内警告处分；汕尾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声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处分。另外，对红海湾开发区、东洲街道相关责任人也进行了责任追究。
作为一直关注“东洲血案”的公民，我看到对涉案官员的如此责任追究，第一感觉就是为广东当局的极端堕落而震惊，居然在这么重大的血案上公开地官官相护，相关责任官员只受到行政处罚，还自以为是践行责任政治的“问责”，脸皮真够厚！
然而，等再看到另一则信息维权村民受到审判的消息，我不由得脱口而出：“太黑了！杀人无罪，维权有罪。”
据自由亚洲电台5月24日报道：在汕尾众多官员受到行政处分的同时，至少有六名参与维权的被捕村民在5月24日被判三至七年徒刑，其中，林汉儒五年，黄希俊五年，黄希让七年。
这么黑的血案处理绝对不敢公开，对维权村民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包括此前追捕、拘留、逮捕、起诉、审判，外界很难知情。审判当日，亲属、记者、公众都不能进入法庭，而当局居然后脸皮声称是公开的审理。
半年前，据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台湾中央社、香港等多家国际权威媒体报道，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市红海湾东洲乡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当局出动上千名警察和武警进行镇压，镇压者在试图冲散一千多示威者的过程中释放催泪弹并且开枪射击，造成村民死伤。至少有10人被打死，很多村民受伤、失踪，当局并抓捕数百位村民。
当时境外媒体大都用“小六四”来形容汕尾屠杀。BBC报道称：“如果事件属实，又造成这么多人死亡，将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以来，最血腥的一次。”国内六四难属、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联名发表《关于广东汕尾市东洲血案的声明》，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关注。
然而，这场由广东地方官权制造的备受境内外瞩目的“小六四”，最后的处理结果居然是“杀人无罪而维权有罪！”涉案官权只受到行政处罚，受罚最重的汕尾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声党，也不过是撤职处分；而维权村民却受到刑事处罚，轻则三年、中则五年、重则七年。
官方对东洲血案的处理，再次凸现中共政权对民众权利和生命的蔑视。。半年前，汕尾血案发生后，中共政权先是全面封锁信息，继而是单方面发布误导性信心，称“现场指挥员处置失当，造成误死误伤”，并把主要责任栽赃到维权村民身上；接着是官权单方面用金钱为镇压杀人标价，给每位遇难者家属20万元人民币的救济，用强迫的办法让难属签字画押。遇难者江光革的妻子袁秀丽对记者说：这笔钱，官方不叫“补偿”或“赔偿”，而叫“救济”。
用金钱购买难属们沉默的伎俩，今年在六四死者周国聪的难属身上再次使用，用七万元“困难补助”购买难属的“立据保证息诉”。这样的“封口费”，是更冷酷更卑鄙的谋杀。
到目前为止，围绕着汕尾血案，中共广东官权起码犯下了四重罪恶：第一重是开枪镇压徒手村民，犯下了杀人罪。
第二重黑箱封锁血案真相，继续犯下掩盖杀人罪的罪恶。
第三重是用恐吓和金钱谋杀难属们要求伸冤和合理补偿的权利，犯下用金钱贿买难属沉默的罪恶。
第四重是践踏司法公正的罪恶，杀人者无罪而维权者有罪。
前不久，中共政权成功当选改革后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访问北京在演讲中敦促中国政府改善人权，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北京会见了农民维权的代表。然而，汕尾血案的善后处理证明，无论是中共的自我标榜，还是重量级国际领袖的敦促，都无法改变现政权的独裁本性：敌视民意和践踏人权，蔑视生命和野蛮嗜血，黑箱操作和撒谎成性，不择手段和狡猾阴险……这些恶德恶政已经渗入骨髓。
记住血染的2005年12月6日，正如记住血染的1989年6月4日！
2006年5月2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博讯
邹洪复:人民为什么不敢花钱？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董素玉 聂焱）来自央行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05年12月，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14万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同时，另一组经济数据却在连年下降，近5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多次看到报道说全国人民存在银行里的钱越来越多，可人民为什么不敢花钱？
在我看来，一是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那14万亿元并不全是普通人民的，目前情况是人民普遍收入还是不高，积攒不了几个钱，钱少了自然就不敢花或许多人民手里并无多少余钱可花。二是医疗、学生上学和住房是压在人民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三是人民对未来有迷茫情绪且缺少信任感，而趋于求稳和保守。
记得有位朋友讲，相比起来，住房倒是无所谓，并不是最重要的，钱多住大一点，钱少住小一点，也可以临时租着住，只要有地方住就不心急。可人一但生病，没钱可就麻烦了，现在的医疗费太高，他说他那次有了急病去医院，医院说不先交上足够治疗那病的押金就不给治疗，多亏他存了几万，家人飞快从银行里提出来，医院才给动的手术和治疗，如果钱再晚到半个小时，自己就没命了，那可真是一手交钱，一手给命啊！他说从那次他才更体会到了钱的重要性，他说存钱那简直就是存命啊！
我还听了一个故事，一位农村60岁左右的老大爷，家里很穷，他两个儿子家也很穷。有那么两天，他追着本村的木匠给他打棺材，人家木匠正在忙于给别人家做家具，他就蹲在那里有说有笑地等，催促木匠赶紧给他打棺材，就在他忙忙活活帮木匠给他打好棺材，喝完完工酒的当天凌晨，那位老大爷就去世了。村人说是他知道阎王爷要叫他去了，才打的棺材。而更多明白他的村人说，是老头知道自己生病，快不行了，怕去住院，医疗费高，会连累了自己那两个穷儿子，所以才急着为自己准备后事。
养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家庭多少年的收入？据广州日报3月12日报导，南昌大学甘筱青等教授指出，全国高校生均学费已经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加上食、衣、住、行等费用，平均每个大学生4年大学需要4万元左右。据调查，有25.5%的学生因为家庭负担不了上大学的费用，因此而不愿再升入大学。中国年城镇居民2004年平均纯收入是9422元，而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仅有2936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中国高校收费标准已经逼近、在部分地区甚至超过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以此推断，教育的支出已经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在今天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而怎样才能让全国人民普遍收入高一些？怎样才能搬掉那压在人民头上新的三座大山？怎样才能让人民觉得前途光明，活得踏实？这似乎并不全是人民的事情，而更多的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为什么腐败压不垮共产党？
台湾的“台开”的股票内幕交易案随着检察机构的深入侦查，数名涉案人被刑拘，再发展到“第一家庭”的亲家赵玉柱和简水绵、女婿赵建铭及其胞弟赵建勋和弟媳程雅玲、5人均被“约请”到案说明。之前，阿扁还为此公开向全体人民道歉并表明了全力支持侦查行动的立场。日前，“驸马”赵建铭巳被戴上手铐正式押入看守所，看来巳是在劫难逃了！虽然最终能否将其定罪尚言之过早，但民进党的民望无疑已遭重挫，难怪乎民进党中有人哀叹“赵建铭成了压垮民进党的最后一根稻草”。
遥想当年，参选的民进党在朱榕基总理面向全世界以有力的手势，佐以激昂、坚定的声调宣布“选择台独就意味着战争！”的警告声中，竟出人意表地战胜巳执政了数十年的国民党，首次走进了总统府。并在四年后政绩并不尽人意，大陆方面除部署了数百枚瞄准对岸的导弹的同时，又对台湾大打经济牌的形势下，仍然可以连任，没能被这些被外人视作很有份量的因素压垮。虽然说成功连任与选前一晚的枪击疑案也不无关系，但在此前，毕竟民进党的原支持者的立场是没有多少改变的。但这次原来持坚定支持民进党立场的选民开始大量流失了，而促成流失的主要原因仅仅就是这桩“第一亲家”传出的腐败丑闻！
平心而论，台湾这位“驸马爷”敛财的金额和手法与中国大陆巳为人知的官场罪案相比，并未见有甚过人之处，甚至一个小小的县太爷或是银行支行的低级官员可以捞到的钱财都可能比他有过之而不及，改革开放以来仅逃亡的数千名贪官席卷而去的金额亦达到天文数字，政权依旧巍然不动。但是民进党却要被那“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而中共却似乎从不会被类似的腐败丑闻压垮，这两者中间有什么不同呢，难不成大陆人民就是喜欢执政党的腐败么？
其实，只要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不难发现两者中最大的分别就在于执政党需不需要对党内发生的腐败负上責任，以及人民和非官方传媒有无言论自由、揭露腐败的权利！
台湾“驸马爷”的腐败行为是由民间人士发现，由非官方传媒报道，其后再由司法部门受理。全台湾的人民还通过传媒对此案的全面跟踪报道，睁大了眼睛紧盯着民进党政权在处理过程中的一举一动。连中央电视4台的新闻女主持这些天以难以压抑的喜悦心情，声音微颤地报道该案的有关新闻和画面也都是从台湾媒体转录而来，还专门请了台湾的评论家评论此案及对民意的影响，很难想象此案如发生在大陆，会出现同样的过程和场面，更不要说涉案的是权力最大的“第一家庭”！
由于此案曝光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消说阿扁的民望如高山飞瀑，一落千丈。整个民进党都不能因此幸免而置身事外，失去不少选民的支持，所以，党内对“第一亲家”的行为也是人神共愤，同声谴责。若非如此内外交迫，阿扁也不会在执政六周年前夕抛头露面向国人及其政党请罪，企望能挽回些民意。这里，大家应该看到了人民由于能行使他们手中的权利而给执政的政客带来的震慑力。
反观中国大陆，似乎没有听说过哪一个贪官党员是由上述的途径和方式被揭发、被处置的，就算是个芝麻绿豆官也不可能。试想，没有得到党的同意，哪家传媒可以刊登普通人民揭露徇私违法的党员的丑行？哪一级检察机关敢受理人民举报官员的材料并予立案？这些机构都是属于党的，就算你去举报，你都是等于向党去举报它的党员，受不受理、曝不曝光就要视乎党的决定了。可以想象，如果民进党拥有共产党同样的权力，阿扁及其党的高层能否可以完全不顾个人亲情和党的利益，让这个几乎能致自己和党的政治生命于死地的案子尽快曝光并进入司法程序？但如果也能的话，那阿扁和他的民进党绝对符合三个代表精神、绝对已树立起社会主义的荣辱观了！因此，不认同阿扁具备如此高尚人格的人就必须承认这是民主制度、新闻言论自由、司法独立起了制约作用。
看到这里，应该清楚笔者为什么说腐败压不垮共产党的原因了吧！因为在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下，党没有腐败丑闻这一说，凡是百姓举报的贪污罪案而党从本身的大局着想，认为处理会有损形象、利益，或其党内同伙有意庇护的话，则全都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举报人还常常会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轻则降职或者丢饭碗，重则被拘甚至有生命危险。若党因为政治需要，能拿出来公开惩办的罪案，对党来说则不但不是丑闻还会十分光彩。官方喉舌会为此大肆宣扬，因为党为老百姓揪出了混进党内的犯罪分子们，党和它的最高领导不仅无须承担让犯罪分子混进来并爬上高位的責任，人民还要对党感恩戴德，感谢它终于肯大义灭亲了。不管党内有多少贪官污吏、金额有多么惊人、职位有多么高，党都是光荣伟大的，都是犯罪分子自己辜负了党的教育，所以党永远不会因所谓腐败丑闻下台，也更没有第二个党来替代。
不过，因为以上的原因，虽然表面看上去腐败压不垮共产党，但是由于这种绝对的权力所产生的绝对腐败将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断被掠夺和受到破坏，而且无法制止，长此以往，终于会被腐败压垮的就是这个国家，中共元老口中的“腐败不除，将亡党亡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吧！其实党可亡，国不可亡！如自己亡党不算，还一定要拖住这个国家一起亡，临死也不撒手，这能算是爱这个国家的表现吗？因此，如果中共从“台开股票案”中悟出点正面道理的话，不让普选至少能先让中国有新闻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予人民真正拥有点监督、制约执政党的权力，而不是从此更加畏惧公众舆论的威力，变本加厉的压制新闻、言论自由。这一点，难道会比你们口口声声指責说要分裂国家的阿扁都不如吗？
退一万步来说，分裂国家总比亡了国家好点儿吧？
香港的黑社会传媒与中国的黑社会宪法
香港的廉政公署在七十年代后期才成立。在廉署成立以前，因为警队的贪污之风炽烈，香港基本上是犯罪的天堂。那是警匪一家的经典与模范。当时的警队，包娼庇睹、佑护贩毒，祗要有财可图，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在这样的犯罪温室，一些黑道匪帮迅速壮大。
直至廉政公署成立，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以前的贪污案，依然因为特赦而不被追究。这在客观上为黑道匪帮保存了实力，使其可以继续影响、控制香港主流社会与政府权力。
仅仅在廉政公署成立后不过短短五六年，香港回归的问题便已经幵始被炒作起来。此时，邓小平公幵向国际社会宣称：「黑社会也有爱国的！」一言既出，无疑使香港犯罪集团声势大壮。
「爱国的」，英语叫「patriotic」，其字源来自希腊文「父亲」之意，表示热爱自己国家的自然感情。正是「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难道中国的监狱中，就没有爱国的囚徒？问题不在于爱国，而在于邓小平对犯罪集团的依赖。问题在于还要不要遵守法律？
邓小平的公幵讲话在字面上而言并无错误，但他这样高调地向国际社会宣谕「犯罪集团治港」的国策，就非同小可了。这不是在确立新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吗？邓小平以类似曹操的「汉贼」形象，进行对中国的「妖魔化」的国际宣传，这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是第一遭。
试想，既然中国已经幵始「改革幵放」了，如果大陆的贪官污吏与一般群众，也像邓小平本人一样，竞相与香港的犯罪集团勾结，中国能不天下大乱吗？从这时幵始，我就怀疑邓小平已经当上了美国的间谍，因为他实际上已经成了反华乱华的第一旗手！后来邓小平的子孙入了美国籍，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反而心中有点窃喜：捉贼要拿赃，我不能祗凭猜测就说你邓小平是美国间谍、图谋毁灭中华民族呀！
到了一九九三年，时任中国公安局局长的陶驷驹在接见了香港黑社会的首脑以后，同样也公幵向国际社会宣传了「黑社会也有爱国的」的中国国情。差一步，就可以将「黑社会也有爱国的」这一条文，写进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了。在「警匪勾结」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的「潜宪法」的有利环境下，香港黑社会进一步迅速壮大。
在九七年回归前的这种背景下，香港的亚洲电视台推出了一个时事清谈节目叫「龙门阵」，由黄毓民、陈耀南、郑经翰当节目主持。原来，黄毓民早年远赴台湾，投靠香港黑社会「新义安」的创办人向前，并在台湾按受大学教育。回港后在亲台湾背景的珠海书院新闻系当教授。从黄毓民的个人履历看，他是黑社会创办人的「得意子弟」。
黄毓民主持节目是以敢骂人的作风著称的。他对「流氓教授」的称呼引以为荣，又创办了一份报纸叫「癫狗日报」，一时呼风唤雨，成了香港「新闻自由」的里程碑。与此同时，香港黑社会「新义安」也迅速壮大，据回归前香港警方公布的数字，新义安有成员二十多万人，是香港组织最严密、规模最庞大的黑帮。
从黄毓民的个人事业的成功这个角度来看，投靠黑社会的重要人物，无疑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转折点。在香港警方不断「扫黑」的同时，黄毓民无疑是一个活招牌，促使香港人慎重地思考何去何从。
黄毓民的新闻事业当然不仅仅在亚洲电视。他原本在「快报」有专栏，也在「明报月刊」为民进党重要人物立传。此外，也在商业电台长期主持清谈节目。在「新闻活动」的过程中，他接触大量的公务员与政府官员，黄毓民也一向率直地公幵对这些官员的评价，例如宣称罗范椒芬是他的「偶像」等等。
古人有「可怜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说。黑社会在香港、在中国既然有如此庞大的影响力，那些有机会与黄毓民有交往的政府官员，会否想利用黄毓民的人脉关系，也参加黑社会、加入新义安呢？至今为止，并无这样的传闻。这真是一项奇迹。
黑社会在香港人、中共官员的心目中，具有祟高的地位，是神圣的化身，这是毋庸置疑的。香港人记忆犹新的，应该是八九年的「黄雀行动」。据说，那些将大陆的学运、民运领袖秘密接到美国的，不少就是黑道中人。
现在，香港正为独立的公营广播机构的问题而喧嚷。既然不论爱国、民主与言论自由，黑社会都是精神导师、中流砥柱，不如干脆设立一个公营的独立黑社会电台，例如「新义安电台」之类，鼓吹将「黑社会也有爱国的」之类的条文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岂非爱国爱港、振兴中华的善举与壮举？
张德江的另一历史性错误
汕尾开枪处分官轻民重：张德江的另一历史性错误
2005 年12 月6 日，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有公安开枪射杀平民，有国际媒体把此事和“六四”相提并论，事后中国总理温家宝曾不点名表示有地方官员“犯上历史性的错误”。5月 25日，广东方面公布了事件的处理方案，带头维权抗争的村民被判处3年至7年重刑；相对之下，官员受到的惩处明显较轻，没有人要面对刑责。很明显，这又是张德江的另一次“历史性错误”。
据中国官方新华网报导，广东法院裁定，7名汕尾市东洲坑村民“爆炸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以及扰乱交通秩序”罪名成立，分别判刑3年至7年。相对之下，涉及向平民开枪的汕尾市委副书记刘金生只被党内“严重警告”，而负责执行开枪射杀平民的汕尾市公安局副局长吴声也没有面对刑事检控，他只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并被撤销副公安局长职务了事。
应该指出，这么一个结果，绝对难以说服国际社会这是一个公平的处理。广东法院的判词指责被告为阻止在汕尾市红海湾开发区兴建发电厂，煽动了一百多名村民，向执勤警察投掷爆炸物和汽油弹，又煽动村民袭击执勤公安民警。可是，除了开枪射杀平民外，难道张德江就没有更好的方法处理问题吗？中国征地纠纷无处不在，但涉及公安开枪射杀平民的消息并不多，由此可见，张德江的执政能力在中国官员里面，也可能好不到哪里去。
此事对广东，对中国，对国际造成极恶劣影响，而这次事件的结局，只证明了一点，就是张德江的危机处理能力极其糟糕，一件十分小的电厂计划也会酿成国际关注的丑闻。事到如今，虽然中央领导已警告地方不要犯历史错误，但广东方面仍坚持事件中受过专业训练的公安“误杀误伤”11名普通村民，并造成3死8伤。这种说法，试问谁会相信？
外界有人把此事和“六四”相提并论，因为 “六四”和“十二六”“演变”成“暴乱”的经过，竟然十分相似。据一些当地居民指出，此事地方曾向中央请示，据知有人曾向中央声称事件“有境外势力渗入”，甚至暗示法轮功曾介入事件，而因此中央也把事件定性为“严重违法事件”。一个政治局委员，如果连一件这么小的问题也处理不好，让“有境外势力渗入”，他还有能力成为国家领导吗？
张德江过去在处理非典疫情、收容民工孙志刚期间造成死亡、查处南方都市报高层等事件上，都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这次东洲开枪事件，又成他任内另一话题。相信不少人都认同，即使有更多的政绩，也不应该经常的让自己身陷这样的争议上。
可以肯定，这次事件会让张德江的评价更具争议，他日张德江即使能够成为国家能导，这次争议也会一直跟随着他，挥之不去。甚至有分析指，张德江恐怕会成为另一李鹏，难以在国际社会立足，一出访海外，即会面对人权组织的抗议。万一这情况发生，绝对不是和平崛起的中国之福。
在前不久召开的广东省委九届八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张德江说了三句所谓的“硬话”：今后，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议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但对如何提高执政水平，如何和平解决纠纷，他的“三句硬话”却不能提供答案。
中国政府官员曾表示，与2004年相比，2005年发生的公开骚乱上升了6% 以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去年年底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乡村骚乱事件的问题时，有可能犯下历史性的错误。温家宝说，“有些地方非法剥夺农民土地，却不向农民提供合理的经济赔偿和做出生计上的安排，这是导致农村地区发生民众抗议事件的导火索。”温家宝也指出，农民正在为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付出代价。温总这番言论，无疑反映他对中国国情有相当掌握，这也对比出这次广东处理这次东洲村事件是如何的笨拙。
丁子霖：我的震惊和愤慨
获悉广东汕尾东洲村血案有了”了结”.这个了结令人震惊，令人愤慨，更令人感到绝望。几个事件责任者仅仅是处以所谓的行政警告，其中最严厉的一位也只是撤销行政职务。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中共政权那里，开枪杀人不是罪，他们面对被无辜杀害的亡灵，可以眼不眨心不跳，就像踩死几只蚂蚁一样！
让我们记住 汕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金生的名字，记住汕尾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敏的名字，记住汕尾市建设局局长陈辉南的名字，记住汕尾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声的名字！他们手上粘着东洲维权村民的血，不能就这样让他们逃之夭夭！
让我们更牢牢地记住那些被无辜杀害的东洲村村民的名字吧！记住那些被无辜判刑的村民的名字吧！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活着的生命迫于无奈不得不做的事情，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活着的人出于生存本能必须做的事情。他们何罪之有？竟要剥夺他们生命的权利！竟要让他们经受三年至七年的牢狱之灾！
这个世道太乖谬了！那些整日价宣称”以人为本”的领导们，那些叫喊要建立”和谐社会”的领导们，那些乐此不疲地搞”亲民”举动的领导们，难道你们不睁开眼睛看一看，你们的属下究竟干了些什么？你们难道不扪心自问，难道广东地方当局对于东洲血案的所谓”处理”，符合你们的”执政理念”吗？
作为一个在十七年前”六四”惨案中失去儿子的母亲，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一员，我实在看不下去！一想起我们死去的亲人，就会联想起东洲村那些死难村民的母亲。我们的痛苦是相同的，我们的命运也是相同的。我们不能容忍无辜的平民遭杀害。去年底，我正好居住在江苏老家无锡，当我从外电中听到东洲村发生血案的消息，我的心再也无法安宁，我给住在北京的刘晓波先生打电话，问他这个消息是否可靠，他说他也正密切注视着这个流血事件，说再等一等，看看海外权威媒体的报道。 12 月10 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那一天，终于等来了确实的消息。于是我们商定，发出了一个有 30多位 六四难属以及国内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联名的《关于广东汕尾市东洲血案的声明》。经历过”六四”大屠杀的我，再也不愿意看到十七年前的流血惨案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了。
作为”六四”难属群体，我们是宽容和克制的，我们舍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我们立足于化解仇恨，达成朝野之间乃至全民族的政治和解。即使是对于给整个民族造成如此伤害的”六四”惨案，我们也主张通过与政府的平等对话来求得逐步的解决。我们希望政府在处理社会性事件时吸取”六四”的教训，绝对杜绝运用武力实施镇压的手段。但是，今天我所看到的，却与我的愿望恰恰相反。
我呼吁中央政府干预东洲事件，责令广东地方当局重新审理此案，严厉追究事件责任者的刑事责任。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平息民愤，还事件受害者一个公道。
曾庆红领衔筹备十七大 中共高层权力分配引激争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由曾庆红等人组成十七大筹备班子，在今年第五次政治局会议获通过，并确定了新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等的标准和程序。然而，曾藉此抛出所谓的党政军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被批搞多中心，有架空胡锦涛的嫌疑。
中共十七大筹委会领导班子产生
备受世人关注，曾一度难产的中共十七大筹备委员会领导班子，前些时候已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并在中央政治局今年第五次会议上通过，该筹备委员会名单如下：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刘云山、贺国强、王刚、李继耐、贾廷安等，该筹委会向中央政治局负责。
新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六条标准
此外，中共中央宣布了中央委员候选人要具备六条标准：（一）政治思想强、党性强、组织纪律强；（二）在路线、方针上、重大政治事件上，立场鲜明，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在党内、在社会上有较好的评价；（四）在实际工作中，能正确判断、处理好复杂问题；（五）个人作风及对家属子女的管教良好；（六）具有一定专长及领导才能。
新届中央委员的产生要“过五关”
曾庆红宣布中央政治局就新届中央委员的产生程序有五道关卡（一）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政审，提交候选人初步名单；（二）中央考察组到地方和部门进行调查、审核；（三）中纪委、中央书记处进行合议、复核；（四）中共十七大筹备委员会进行核准，上报中央政治局；（五）中央政治局决定候选人名单。
曾庆红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披露了地方党政换届工作进行情况。曾说：地方党政换届工作中的新问题和老问题，中央政治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中央书记处承担的责任要大些。一些情况是了解的，但是没有按组织原则处理，是政治上渎职。曾庆红言下之意，是把问题推卸到主持上届中央书记处的胡锦涛身上，要胡承担政治上的“过失”。
曾庆红十七届“权力蓝图”出笼
四月初，曾庆红为首的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小组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了十七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及十七大代表人选准则和产生方式，以及地方党政新届人选准则和改革的“若干意见稿”，同时又提出一个《关于就党政军体制改革、改变的若干初步探讨建议》。
“蓝图”引发内部激烈争议
在胡锦涛访美前夕的四月十五日至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对“若干意见稿”和“初步探讨建议”展开了讨论，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议。
与会者指出：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小组偏离了中央政治局授权的工作范围和自身职责，节外生枝地提出了党内曾经讨论、研究过，但已否定的议题或暂不讨论的议题。
会上披露：从中央到地方，刮起了一股风，向中央施压，要权，要增中央委员名额，要搞大局平衡，要修改退休、离休年龄等。
吴官正、罗干在会上指出：这股风是有政治目标的，是给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党中央增加政治压力。
军方的郭伯雄、曹刚川指出：是否有人另搞一套，搞多中心论？又指：“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小组的工作，任务、职责都十分清晰，还要搞什么探讨？又不是什么研究室、调查团！搞什么鬼名堂！”
会议一度出现气氛火爆的场面。
关于党政军体制改革的内容
引起激烈争议的《关于就党政军体制改革、改变的若干初步探讨建议》，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八点：（一）恢复大行政区（局）：东北区、华北区、西北局、西南局、华东局、中南局，有利于中央直接领导，有利于各大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合作、协调，有利于各大行政区内部省市之间的合作协调；（二）恢复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中央书记处主持处理日常党政工作和地方请示报告，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订大政方针和国内、国际重大事件的决策；（三）各大行政区（局）党委第一书记列为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突出在和平建设年代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的政治地位，中央和地方之间承上啓下贯通；（四）省一级地方党政、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上任时，年龄放寛至六十二岁，中央政治局委员上任时年龄放寛至六十五岁，中央政治局常委上任时年龄放寛至六十八岁；（五）中央军委委员班子扩大至三十六名至四十五名，建立中央军委常委会集体领导制；（六）国家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为中央军委、国家军委当然副主席；（七）中央委员会名额扩大到二百五十名至二百七十名，候补中央委员名额扩大到二百十名至二百三十名；（八）中央部委机关、地方、军队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分别占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五。
曾庆红的权力布局图穷匕现
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小组搞的《关于就党政军体制改革、改变的若干初步探讨建议》，显然是曾庆红为在十七届抓取更大权力而划的蓝图。按该“初步探讨建议”，到明年十七大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吴官正、罗干、黄菊肯定要下，而曾庆红则可以连任，继续操控中央书记处，并掌握中央实权，把主席架空，而且还能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委副主席，这样就有足够实力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温家宝吴官正预敲警钟
在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夕，温家宝在国务院党组会议上，吴官正在中纪委常委组织生活会议上，都意味深长地提出：要自觉地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党的纪律。
四月十一日，吴官正在湖南省委常委会上说：要切实维护党纪律，绝对不允许领导干部队伍中搞多中心论。
何清涟:安永报告放而又收，中国银行坏帐再惹关注
5月25日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挂牌海外上市的预定日期，而著名国际会计公司安永公司（Ernst & Young）于5月4日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称中国银行坏帐高达9，110多亿美元，招致中国政府严重抗议。而由这份报告引起的一系列争议再次将中国银行系统的巨额坏帐带入传媒话题，更是给中国银行上市蒙上了一层阴影。
安永的报告与中国政府的反驳
安永公司发表的这份年度报告称，全世界的不良贷款去年达到20年来的最高峰，总额达到1万3千亿美元，中国金融系统拥有的坏帐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可能高达9110亿美元，约占全世界不良贷款75%.仅中行、建行、商行及农行等四家最大金融机构的呆帐就达3，580亿美元之巨。这个数字是中国政府公布的坏帐数字的2倍多，总额超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8，536亿美元。
安永会计公司每年都对世界各国的不良贷款进行调查，该公司在2002年估计，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为4，800亿美元，3年多来增加近1倍。报告说，这一次估计的数字升高是因为该公司能更多地接触不良贷款数据，中国贷款的迅速增长导致可能出现新的坏帐。现在的新数字是信息交流改善、新一波大规模借贷以及对这一问题涉及更多的金融机构的认识的结果。
安永报告发布之时，正值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在香港99亿美元首次公开发行的路演前夕，而且中国工商银行的上市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因此之故，中国政府对安永这一报告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负责人高调发话，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曾长期在中国从事有关金融机构的会计审计业务，“而其发表的这份所谓研究报告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现状，而且与它对中国多家金融机构的审计结论严重不符，其结论荒唐，令人不解。”
谁能免受“浮士德契约”的限制？
按照这位官员公布的数字，截至2005年底，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5.41%、3.84%、4.69%和2.37%.而今年一季度中国境内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不良贷款总额为13124.7亿元人民币（约合1，330多亿美元），比年初下降137.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8%，比年初下降0.6个百分点。
由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造假蔚然成风，这位负责人公布的数据未必让人相信。但有趣的却是安永态度的改变。安永全球首席运营官鲍尔。 奥斯林 （Paul Ostling）已经下令，对这份引起中国政府严重不满的报告进行内部调查，并表示这份研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坏账的报告“缺乏事实依据……，该数据估计有误”，而且在公布之前没有通过安永正规的审核程序。
毫无疑问，安永被中国政府抓住了“痛脚”，这“痛脚”就是这份报告与安永对中国工商银行的审计结果自相矛盾。由于此前这项业务，安永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坏帐报告公布的数据是真的，那么它为中国工商银行等几家银行所做的审计就不真实，它的职业信誉将面临极大损失；如果坚持此前审计报告的真实可靠，那么这个坏帐报告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两害相权取其轻，安永只能选择它自己认为损失最小的一项。
而事实是：安永撤回报告，信誉损失亦相当巨大。此前安永曾经发布了成百上千份报告，并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安永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与其它考察中国不良贷款的独立顾问机构（其中包括普华永道）得出的结论并无不同。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指出，“微软（Microsoft）和谷歌（Google）等科技公司已在中国签订了”浮士德契约“（浮士德是德国大诗人歌德长诗剧本《浮士德》的主角，曾与魔鬼签订契约出卖灵魂）。如果顾问公司感到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的话，那就太令人遗憾了。”
银行巨额坏帐──中国经济的软肋
安永虽然已经撤回报告，但中国政府扼制干预独立报告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使中国银行系统的巨额坏帐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为了抵销安永报告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为了给中国银行5月25日香港上市壮行，中国银监会（CBRC）于5月16日在其网站上发布一项通知，该通知有两条主要内容，一是要求国内5家最大银行在财务重组之后，应将不良贷款比例持续控制在5%以下；二是要求国有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后应将资金充足率保持在8%以上──中国所有国有银行过去正是因这两项记录不佳备受指责。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银行系统的坏帐到底有多少？由于中国银行系统的财务处于极不透明状态，坏帐数目简直成了一个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所有的研究者都只能估计大致数目。
这里且列举近三年来有关中国银行系统坏帐数目的一些估计：
于国际金融界而言，中国坏帐比率一直是个谜，有关它的讨论由来已久。据笔者此前搜集到的各种数据，至少有三种说法：
先介绍中国政府的说法：截至2004年3月底，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达到1万8，900亿人民币，约占贷款总额的19%.此后，中国政府于这一年11月22日宣布，截至9月末，中银集团（由四大国有银行改组而来）不良贷款比率降至5.16％──但中国政府并未说明使用什么方法，使得坏帐比率在半年之内迅速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因此让那些为了降低一两个百分点而苦苦奋斗数年的外国同行看了迷惑不解。
国际评级公司标准普尔2003年10月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坏帐高达44－45％；
而中国学者巴曙松、高辉清等人撰写的《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2004年）估计，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高达35％。
瑞银集团对坏帐的估计
安永的报告并非空穴来风。报告中安永指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的坏账高达3，580亿美元，远高于1，330亿美元的官方统计数字。这多出的2，250亿美元坏账与早先瑞银集团（UBS）一份研究报告公布的估计数据相同，这份报告公布了自2002至2004年中国贷款激增导致的新增不良贷款额估算额度。而瑞银集团（UBS）董事总经理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公开撰文谈过这一估算数额。
安德森指出，准确估算中国不良贷款的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有三个基本数字可以反映大致状况：第一，中国政府在1998年确认国有商业银行有1，700亿美元不良贷款正待清理；第二，21世纪之初，国际金融业界独立估算数据指出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还有4，500亿美元左右的不良“遗留”贷款；第三，2002－2004年这段经济过热期间产生了一批新的不良贷款，据估算可能高达2，250亿美元。如果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过去15年里形成了近8，500亿美元不良贷款，约占同期信贷净额的40%左右。
安德森对中国银行坏帐数量的估计与安永差不了多少。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两点：首先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清理掉了4，000亿美元坏帐，其次是他并未有类似安永那样的“痛脚”抓在中国政府手里。也许是上述两个原因使得中国政府未便找瑞银的麻烦。
不过，安德森的看法与许多金融业行内的观察人士不同，这些观察人士的看法是：在2005年底前从商业银行清理的4，000亿美元不良贷款中，实际上只有一小部份出售给了国内外的专门资产回收机构，另有90%划到了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的帐面上，而AMC基本未对资产做任何处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只不过把呆账问题从国家财务报表的某一栏目转到了另一栏目，并未真正解决烂帐问题。
安德森还有一段话更像是专门说给中国政府听的表态。他评论说：“这是个令人不解的矛盾：在大多数国家，大量的呆账是经济阵痛来临前的预兆。相比之下在中国，呆账更像是经历经济阵痛之后的残留信号。”
银行的巨额坏帐到哪里去了？
尽管中国政府未曾向外界透露它们迅速降低银行高坏帐比率的秘诀，但会看的看门道，国际业界都很清楚这秘诀的法门。
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最初确曾戳力清理银行坏帐，仅仅是处理最初剥离的1，700亿美元中的1，400亿美元，就用了长达六年以上的时间──其中 900亿美元通过直接回收和出售，500亿美元通过债转股。无奈中国银行系统宛如得了败血症，输进去的是健康血液（大量资金），而流出来的却是坏血（大量新形成的坏帐），用中国金融系统的行话来说，就是“前清后欠”，清理了部份旧的坏帐，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坏帐。
这些银行系统永远也清理不完的坏帐，使得中国银行海外上市受到严重阻滞。中国政府干脆采用了一个“聪明”办法，成立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这些坏帐划到这些公司的帐面上，总之，只要这些坏帐不留在银行的帐面上就行。
外国银行难道不清楚这点？答案是否定的，他们非常清楚。尤其是近几年参与审计中国银行业务的评估机构，如安永等──为了到美国上市，能够通过美国证券市场的“萨奥法案” （全称Sarbanes-Oxley Act，简称SOX法案，美国国会2002年7月通过），中国不得不雇请好几家声誉很好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帮助审计，这些公司除了获得巨额酬金之外，还真是掌握了不少中国金融系统的内部财务机密，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外泄。
国际金融业钜子们也无一不清楚中国金融系统的不良状况，但为了到中国金融市场抢滩，获得中国政府的市场准入，大多数都只能装糊涂。因为一谈到巨额坏帐，不但得罪中国政府，还得面对自己银行股东的质询：这样的劣质银行，买它干什么？
中国银行坏帐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在讨论坏帐根源时，国际社会将之归结于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对此，笔者只能说，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仅仅只是形成银行坏帐的原因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历史。导致银行产生巨额坏帐的主要根源，在于中国金融系统的严重腐败。
银行系统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据中国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称，仅2005年审计署发现的1，000多起案子，就有一半以上来自国有银行，涉案金额大都在亿元以上──如果要为中国经济领域的腐败排队，近年中国土地审批中的腐败可列为冠军，而亚军则非金融腐败莫属。
与中国其他部门的腐败一样，金融腐败也有一条完整的食物链，处于最低端的是各种类型的金融客户，比如贷款者等。由于金融资源的垄断，处于食物链低端者被迫向食物链上端者提供贿赂，形成了贷款者贿赂银行负责人与信贷人员的局面；而金融机构也需要将部份租金上供，为的是从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那里获得商业机会或换取对其违法违规行为的放纵、赦免。这种一环套一环的腐败就构成了中国金融腐败的食物链。
那么，这些客户需要支付多少好处呢？据《中国金融腐败研究》的调查显示，企业一次性直接支付的“融资费用”大约占本金的4%，而农户与个体工商户支付的“好处费”约占6％。客户平时为了与金融机构维持良好关系，还需要不断地花钱打点，培养“感情”。据估计，用于“感情投资”的钱占整个贷款总额的比例，企业约为5%，农户约为3%──在中国的企业里，“融资费用”被堂而皇之地列入企业正常帐目。
两项相加，借贷者为了获得贷款必须付出的“融资费用”，竟然相当于支付9%的年利率！“融资费用”再加上正常的贷款利率，则企业和农户拿到贷款的实际利率高达15%～16%，跟民间私下拆借的贷款利率大体相当。也就是说，从贷款成本看，对于企业和农民来说，国有金融机构跟民间借贷差别不大。
那么，为何企业和商人仍然选择到国有银行贷款？原因很简单：民间借贷，一是借款数量有限，二是到期就得还钱，否则，借款人就有人身安全之虞，因为放高利贷的人一般都为黑道人物，对借贷逾期不还者往往以暴力威胁。而从国有银行借钱，只要打点周到，不仅可以借到巨额资金，甚至可以拖欠不还。众多贷款者正是看上了这一点，才愿意行贿贷款。如此一来，中国各银行周围形成了一大群劣质客户，善于与银行做不正当交易。这些善于作假者往往更容易得到贷款优先权。
中国金融系统的巨额坏账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只要产生腐败的制度不改，产生坏帐的根源就永远存在。
完稿于2006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