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这土地属于你,也属于我?

  伍迪·加瑟瑞,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人,生于1912年,卒于1967年,终年55岁。父亲是个破落的土地投机商,母亲患有精神病,兄弟姐妹很多,因家境贫困,早早自立。他一边旅行,一边打零工,做过木匠、钻井工人,也拣过垃圾、当过园丁。
  伍迪母亲有一些音乐修养,教他唱歌、编写等,后来一位叔父借他一把吉他,教他演奏。伍迪少时,主要生活在俄克拉荷马与德克萨斯两地,那里油田工人和麦地农民的辛苦生活给他很多创作的动机,自然环境也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刚开始写作时,灵感往往来自母牛的足迹和夜幕中跃然而起的冷月。伍迪曾说,这样的创作带有很多随机性和游戏感。
  以后,他的足迹遍及美国各地,两次横跨国境,在流浪和劳动的生活中,创作逐步走向成熟。伍迪的歌来自南部美国,具有纯正的白人民歌特点,旋律风格主要与宗教唱诗和欧洲遗风有关,但蕴藏的气质却大气而悠远,新教徒的劳动思想和美国普通百姓的开拓精神构成了他的基本美学理念。从这里出发,他很容易走向民粹主义。
  伍迪活跃的时期,大致在30到40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做工之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激发了他的抗议。
  1939年,对他是个重要的年份。这年,他来到纽约,结识了著名音乐学家艾伦·洛马克斯。其时,艾伦正为美国国家图书馆搜集各地民歌,于是大量采录了伍迪的歌曲。随后,艾伦把他推荐给美国无线电公司,他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发表了取名为“尘土盆地民谣集”的唱片。这个名字与伍迪家乡的地理环境有关,后来的音乐学家也由此把伍迪一路的民歌统称为“尘土盆地”民歌系。
  越来越多的电台开始播放伍迪的歌曲,伍迪成为全美有名的音乐家。但他拒绝了与资本主义商业合作的各种机会,背起行囊,继续他的大地之旅。关于这段,他在自传中写道:“人们从波及全国的国家广播公司的电台里听到我的歌唱,猜想我一定名利双收。而实际上,在我重新开始我的艰难旅途之时,我却从未因此获得一个子儿。”
  1943年,伍迪与左翼演员基斯科·休斯顿、威尔·吉尔相遇,深受他们进步思想的感染。这以后,他又去到加利福尼亚,与皮特·西格等人组织了“年鉴歌手”小组,开始了战斗和革命的演唱生涯。他支持共产主义,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开创了民歌进步事业。从这个时候起,美国才真正有了闻名世界的现代民歌。
  一部伟大的民歌运动史掀开了首页,世界的音乐开了新的风气。
  1954年,伍迪·加瑟瑞因患亨廷顿综合症住进了医院,一位腼腆的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伍迪对他说:民歌的精髓,就是匡护正义。这位得了民歌真传的年轻人,后来真的为美国的民谣带来了辉煌,印证了伍迪自传的主题——“注定辉煌”。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鲍勃·迪伦。
 
  在《尘土盆地民谣集》外,伍迪还有一个重要作品,即《光荣之界》,在这个集子里,记录了他大半生的创作和革命生涯,成为他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伍迪的歌词质朴优美,语言生动精练,是英语现代诗歌的典范,其著名歌曲《这土地属于你,也属于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美国民粹精神的代表,几近国歌的地位。另类似《我必须弄清楚》和《无家可归》等歌,在悲凉中郁积着愤怒,如苍茫大地的魂灵,集结了岁月沉阔的合唱,滚滚而来。
  原版的《这土地属于你,也属于我》,连反复部分在一起,共六段歌词,不知何故在正式出版的唱片里有两段竟被删去,现摘录于此,以补遗。
 
  “一堵高墙拦住去路,
  上面写着:私有城堡,
  但它背后却空空如也,因为——
  这土地原本是为你我而造。
 
  “晨光熠熠,教堂的尖塔投下阴影,
  我看见我的人民在救济所乞讨——
  他们忍饥挨饿,我却驻足沉思:
  这土地难道真是为你我而造?”

井蛙:看戏

  周末看戏,看中国人的国粹
   梅兰芳粉脸上的醉态
   迷倒杨贵妃想念别人时的酒意
   
   窗外的苹果像妇人的乳房
   在树上晃动
   风来了一下,果子就败落了
   
   我也心慌了一阵
   以为梅先生的兰花指到了江南
   绍兴的酒铺还有孔乙己
   
   他的长衫和唐代是否相距甚远
   我瞎折腾了那么长时间
   为了一个唱戏的
   身上酷似女人的醉步流香
   
   我嗅了嗅,身上有了鲁镇的酒味
   顺便抓了一个最好吃的
   孔老说那绝对不是茴香豆
   
   镇上的人都走了,我家屋门前的戏棚还在
   我拉着这被美誉的偷书先生
   一起看戏
   
   他说那更不是树上摇晃的
   也不是可以酒熏的
   
   只看一堆喜欢玩戏的戏人
   看别人舞扇、卧鱼、下腰
   
   杨贵妃失宠了
   变成只会胡说的乌鸦
   她爱的却是高力士这样的奴才可以为她洗脚
   
   哀怨的戏剧大师
   
   看得我也叛国了
   
   你就会替一个无用的美人唠叨
   而且唠叨了我整整一个晚上
   
   脱下凤衣返宫去吧迟暮的国母
   
   现在我得为一个苹果削皮
   
   2006-5-19
   SAND BEACH

王中陵:深切悼念张胜凯先生

约有半个月收不到海外的电邮了,雅虎邮箱不知又害了什么病?从网
上得知张胜凯先生去世的噩耗,不胜惊愕,不胜唏嘘。

为了支持《民主论坛》,先生八年间捐出100万美元,有人问,张胜
凯先生图的是什么?

其实,先生八年前所撰《中国的民主是世界安全的保障》一文,题目
便是答案。先生在文中提到,在民主已成为普遍性的真理和必需遵循
的法则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是否能够顺应潮流让人民享有同样
的权利,必将会影响到世界安全。先生通过“6.4”运动认识到:
“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人民无疑地拥有充分的智慧来理解这项人类的
最基本权利,也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善用这些权利并尽他们应尽的义
务。”意味深长,可谓远见卓识。

民主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本不应有东西方之分。握权者强调民主分
东西无非是想继续垄断既得利益。每闻鹦鹉学舌者重复不能照搬西方
民主之类的话,我总是当头棒喝一句,“照搬了又如何?”只要不是
太冥顽不化的,顺着这一问想一想照搬“西方民主”的必然结果,就
会发现中国的所有问题、所有症结一下子竟变得十分简单。

张胜凯先生说:“唯有中国真正实行完善的民主、中国人民享受充分
的自由,世界各国

才会找到一个讲理的、绅士的对手;散居于中国周边的国家也才能得
到永远的安宁。“以全人类为念,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八年100万,图的就是“让中国人从内心里面发出文明得意的微
笑!”

先生的世界大同理想虽尚未实现,但世界大同的脚步声却越来越急
促、越来越近了。继承先生未酬之志,吾侪努力!唯有争得13亿人的
民主化,中国人民才能对世界和平发挥正面功能。唯其如此,方不负
先生之深情。

先生一路走好!

西安 王中陵 敬挽

刘晓波:惠及公益和未来的不朽

——悼念民主论坛的创办人和出资人张胜凯先生

哲胜兄来邮件,告知《民主论坛》创办人和出资人张胜凯先生于5月14日清晨在巴西圣保罗市去世。

据哲胜兄介绍,为了关爱中国人民和协助中国民主化,张先生与哲胜兄在八年前联手创办《民主论坛》,张先生共捐出大约100万美元。

作为《民主论坛》的作者和读者,我必须向张先生的亡灵致以敬意和谢意,一并向张胜凯家人和《民主论坛》致哀。

1998年7月1日,《民主论坛》创刊,我还未走出监狱;1999年10月7日,我走出监狱不久,就接到了来自《民主论坛》的热情慰问和稿约。于是,我便成为《民主论坛》的作者和读者,直到今天。

可以说,将近七年了,我是诸多长期受惠于《民主中国》的大陆人之一。

《民主论坛》为两位台湾人所办,其不同于其他台湾人所办报刊的鲜明特征,就是对大陆民主化和异见人士的不遗余力的支持。而这,正是《民主论坛》的胸怀和远见之所在:无论两岸的未来关系是统还是独,只有推动大陆尽快走向民主化,才是确保两岸的和平与人民福祗的最佳选择。所以,凡是致力于谋求两岸和平和民众福祉的的有识之士,无不希望希望两岸的朝野能够超越统独之争和既得利益的跛足短视,而从道义高度和政治远见出发,积极主动地推动大陆政治民主化转型。

正因为这种大胸怀和政治远见,该论坛才把主旨定位于全力推动大陆民主化。该论坛的作者大都是来自大陆异见人士,大多数论题也围绕着大陆民间反对运动而设置。特别是在2006年改版之后,关注大陆民主化的主旨更为鲜明,内容更为充分。所以,无论从促进大陆民主化的公益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民主论坛》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大陆的民间人士。

张先生走了,但他不会离开《民主论坛》,也不会离开大陆的民主事业,因为他用昨天的贡献参与着今天和未来。

他捐出的100万美元,是善款,更是善心。

他留下的《民主论坛》,是善业,更是希望。

善款和善业惠及公益,善心和希望惠及未来。

而惠及公益和未来的亡灵,必定不朽!

(2006年5月21日于北京家中)

北京的金山上?—–专制导致黑金滚滚流向北京

   大中国由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域组成。
   按人均产值与收入排例:香港、台湾、澳门、大陆。
   大陆诸省市谁最有钱?
   广东?上海?北京?
   广东的钱多?多是是台、港、外商及民商带来的钱。除去一点(娼妓业)“黄色”金子;(走私业)“蓝色”金子;(毒品业)的“白色”金子外。粤省的钱基本是干净的。
   上海的钱多?源于100年工业科技与金融商业的基础;及近二十年外资涌入;除去(1949年中共陈毅将整个上海公共与私有财产充公)的血色红金这一部分,阿拉上海人的钱来的正常。
   金有K色之分
   金分五类:
   1、黄色金子,靠不幸的穷人出卖肉体面来。女的烟花…男的苦力…这有尊严与肉体的劳动付出。
   2、蓝色金子,靠一些人从波涛汹涌的蓝色海洋上运输闯关私货而来。钱来的不易;靠海靠天靠运气…玩命地博一把。略有不慎,轻者翻船落海…重则被海防军围捕…人财物皆空。多少是一种智力与体力的非法劳动。
   3、白色金子,不用讲。更比蓝金玩命,黑道西从金三角北从俄多斯千里秘运;50克可被刑法处决;真是:环环惊险…白金不易。
   4、红色金子,就是史上的张作霖、香港的张子强、前些年被击毙的中国悍匪张君与当年国家恐怖运动从良民手上开枪抢劫来的钱财。
   5、黑色金子,一个只能在极权专制下;通过无民意监督的腐败才能出现的钱财。
   这是一种“不劳而获的”钱。最轻松,轻松在鲜红的镰斧旗下…党部的秘书们;斜靠着大班椅;双腿X型跷在桌上;白天接接“求救…、求接…、求官…、求开关节…的电话”。晚上到银联的柜机刷一刷卡…
   最肮脏,肮脏在为天下制造着危难;而又“乘人之危”“乘火打劫””地过路收钱”。
   
   我说北京最有钱!
   他滚滚而来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靠专制林立的许多大功率抽血机…不停地抽血而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民歌:《北京的金山上》.
   那时的金山暗示的是“政治金山”。
   而今,北京到处都是金山。
   如民所知:靠学生应试之路,席地收钱的教育部;
   从无数贫苦百姓患病的肢体上抽血的卫生部;
   二十多年以来,不顾法统,经常运用“牛奶兑水”“稀释金量”狂印纸币原理;从储民与股民中偷钱的国务院…那一座不是噬血的金山?
   北京,能说的过去的透明金山,有三座:
   全国各省向中央上缴的财税;
   老祖宗留下的千年古迹;
   巨量的、为各部独霸的“党产”。
   
   与透明金山相对的是:北京还有另二座黑暗噬血的金山…金源!
   首先是:黑金之源。
   这是由中国各省各市向中央各部、各委“烧香拜伟”的贡钱。
   这是全球仅中国才有的超级荒诞现象。
   近三十个省几千个城市几乎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
   在资讯己相当发达的中国,一个电传;一个电话;一个电邮…足可解决问题。
   需要那乏多“飞蛾扑灯”吗?
   看一看:南亚印度的加尔戈达;日本东京;美国纽约;莫斯科;…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民主国首都到神经不正常的北朝鲜、古巴的首都,那有那么多的“香客和据点”?
   只有中国有!
   因为:中共六千万党员从来没有“成本”概念!
   胡锦涛先生更没有“成本”的概念!
   他们只有一个本性:统治。
   只有一个政治自恋:“众星捧月”。
   
   这些各路大小诸侯设在北京的小金山主干什么?
   功能有三个:
   1、重金擦鞋。要擦到脚指头上;
   2、跟踪搜捕进京的上访群众。
   3、为老板们因所在省的“东窗事发”和“晋升”及“权力斗争”当托儿。
   
   这就是北京最黑的一座金山。
   黄雀在后;螳臂捕蝉…
   严重的专制,导致严重的腐败;严重的腐败,为惩处腐败的部门带来滚滚的黑金。
   中共那句:从源头上解决腐败!
   早己刷新成:从源头上解决惩处腐败的部门!
   这一现象,在北京己是老套的新闻。
   这是一座中南海官员与地方官员钱权交易金水桥。
   在此,我首先向朋友们!也向中共披露一件涉及老江的秘事。
   上世纪未,为阻挡可耕土地资源流向富人消费领域。镕基主持的国务院,向全国各省下发了一个《严禁再批高尔夫球场用地的通知》。
   通知似一道高压红线,阻断了各省待所有建待上的高尔夫球场项目。
   
   南方
   广东 揭阳市
   一个地理座标叫:大洋 几千亩待立建的高尔夫球地项目,也被“枪毙”。
   天无绝之之路,用粤语讲:没有搞不掂的事。
   项目的主人,这一个姓邹的港商,他把眼晴盯向北京。…
   金钱开道,通过京港太子党搭线…终于找到当时赫赫有名的江办。
   江办的“托儿”来电:“己择日安排老板在北京见你。”要见这位“为土地问题上访的港商”.
   另一个“托儿”又电:“说好的那部分老美,一定要带上!”
   这位港商惊喜狂欢,立即嘱亲信装一个密码箱的美金…速飞北京。
   托儿按约定,在京单线接箱后说:原本安排老板,明晚一起见面吃饭。老板明晚有见外宾的安排。看后天吧!
   一天过后,开始焦虑的港商担心“托儿有诈”鸡飞蛋失…徒手而归?
   二天后一个电话打来:老板有重要会议要主持!不能见你们!
   你们这件事太小了!
   来电人又放慢语调,话中有话地说:“你们回去吧!”
   
   毕竟是聪明人。他马上赶回南方…等着
   
   
   一周后,一个自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官员打来电话。
   称:请先收传真批复;正式批文,近日会由省里相关部门,径行政程序发送当地政府。
   
   邹老板圆梦了…
   他毕竟未受“训练”是一个有奶娘的商人,商贾满堂的酒会上,常乘酒兴大颂特颂…看我与江办……以此为尊…以江为荣。
   
   
   北京还有一种命苦穷人金子源源不断流向北京…
   上访者的钱!
   据各路新闻聚焦显示:每年有几十万人进京告状。
   古话:穷家富路。
   千里之涉,万里之遥来到央地北京,吃、喝、拉、撒、住、行…状子复印、投递…步步要花钱。以每一户上访者在京用1000元钱,如以50万人为
计:就是整个五个亿人民币。
   坊间称:何止50万。
   北京的哥幽默地讲:如中共下岗,腐败与上访者同时消失…北京又有许多居民要下岗了!
   为什么?全国上访者促进了北京的经济…
   
   我耳边又响起了1964年才旦珠玛用银亮高音唱的“北京的金山上…”那首歌。
   节奏以如歌词:“多么明亮…多么光辉…”
   昨梦:…明朝腐败而导致骑马的李自成大军又涌向…
   6.4“血染的红旗”歌声,又掠过故宫的煤山…
   祟祯皇帝的金袍乘风飞坠入北海南墙…
   
   中共的语库里的“煤”称:“黑色金子”
   
   煤山:不是黑金之山吗?
   也许没过多久,有人会将本首民歌改成“北京的煤山上”。
   
   
   2006.5.20

德国之声:中共不敢正视自己历史达到了古怪的程度

   在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后的今天,中国党的宣传部门禁止讨论这场中国现代史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政治运动,中国的媒体对此保持一片沉默,甚至回避“文化大革命”一词。世界报对此写道:
 
    “不敢正视自己历史达到了古怪的程度。过去,北京领导人只把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定为禁忌话题,现在他们也害怕回忆四十年前的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的北京领导人好象很现代、很面向世界,但是无论涉及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后果、还是有关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教训,他们总是不让公众进行批判讨论。
   
    今年三月份,正统派反对私营化路线,认为这样做将把中国经济全部出卖给外国、加剧社会不公正。他们的攻势引发了一场社会主义争论,党的首脑胡锦涛随即下令‘结束讨论’。国家副主席、党校校长曾庆红害怕影响中国稳定,禁止讨论文化革命历史。”
   
    法兰克福评论报写道,中国也有“历史教科书问题”。虽然共产党承认文化革命是“严重的错误”,但教科书避而不谈文化革命的个人崇拜和狂热的背景,对这段历史只用几笔带过:
   
    “一名知识分子说,直到今天,党的可信性仍然存在于毛泽东的神话之中,不能丝毫有损‘伟大领袖’的声望。此外,观察家们认为,北京想在明年召开党代会之前防止出现意识形态的辩论。这样做的后果是,许多中国人对文化革命几乎一无所知。历史教授尹洪标警告说,‘如果年轻人对这个问题缺乏教育,极端行为可能再次发生!’”
   
    法兰克福汇报回顾了四十年前“五一六”通知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历程。文章最后写道
   
    “一些观察家认为,共产党今年之所以特别压制对文化革命的讨论、继续封存档案,很可能出自害怕左翼活动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最近出现了左翼批评的声音,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
   
    此外,党不想触动对毛泽东的纪念,毛泽东仍然是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圣像。党也回忆过去,但是只回忆对自己合适的事件。在文化革命四十周年之际,党报人民日报开始了新的系列报道‘永恒的丰碑、红色的回忆’,但说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共产党成立85周年和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

「公民社會」引爆「顏色革命」?

     繼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公開會見大陸基督教家庭教會代表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又表示,在中國大陸訪問期間,將會見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代表」。顯然,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關切,「維權」或「公民社會」已經成為焦點。但對中共來說,「顏色革命」的擔憂始終存在,未來「維權」或「公民社會」問題是否成為中共對外交往的絆腳石,仍有待後續發展判斷。
    
     「維權」和「公民社會」的概念一脈相承,兩者都強調人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前者主張透過團體或自力救濟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後者的主張則更為積極,除了維護自己的權利以外,更要求「參與」,既參與政治的運作,也參與利益的重新分配。
    
    
     「維權」或者「公民社會」,對中國大陸來說,並不是什麼新名詞。以「維權」來說,消費者權益爭取、婦女權益保障、青少年福利爭取、少數民族利益維護等,都屬於維權,大陸一些「半官方」團體,很早就已經從事著類似的活動。因此,當大陸近年新起一些維權團體,以法律手段爭取人民憲法賦予的權益時,中共官方也不能直言批評他們的「維權」行動,只能說「一些人打著維權的名義」,旨在從事破壞的活動云云。
    
     但不論維權或公民社會的提倡,它們和中共官方立場的首先扞格之處,在於維權或公民社會所共同需要的「非政府組織」。中共的統治體系,力求將政治觸角伸入每個角落,但「公民社會」下「非政府組織」的基本理念,則相信政府不再是無所不能,公民因此有權成立民間組織,從事公益活動。在這種觀念衝突的情況下,除了少數例外,大陸多數非政府組織目前的處境十分難堪,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甚至經常遭受打壓。
    
     其次,更重要的扞格,在於民主理念。「維權」或「公民社會」的基本理念在於「民主」,而中共目前的政策立場,則是把共產黨當成先鋒隊,認為共產黨可以知曉人民真正利益所在的「民本」。因此,一方面,維權或公民社會的發展,必然將衝擊到中共的統治權威;另方面,維權或公民社會理念的推廣,也將造成大陸全社會的民主理念。如果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就是中共擔心東歐式的「顏色革命」了。
    
    2006.05.21  中國時報

越共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在政治领域学生已超越老师
刚刚结束的越共十大显得非常热闹,开会之前爆出交通部部长的贪污案甚至牵扯到了越共的最高领导人农德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越南共产党控制下的越南媒体显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放,不仅对高级领导的腐败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甚至一些媒体暗示要追究领导人的责任。

另一方面,十大上越共的党员们对他们的总书记投票进行差额选举,这在世界范围内共产党执政历史中是非常罕见的。很多媒体因此把这些现象看成是越南新一轮政治改革的信号。

在目前全世界的五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越南是唯一一个紧跟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国家,而中国和越南这两个接纳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前两位国家。

外界,包括中国人甚至很多越南人都把越南的”革新政策”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翻版,越南也一直称为是中国的”好学生”。

但是现在来看,这种评价似乎只适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因为在政治领域的很多方面越南无疑走在中国的前面,而两者的差别也很少被人关注。

例如自从越南在1986年进行”革新”以来,越南的最高领导层(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也被称作”三驾马车”)的更替都是非常有规律,基本上每五年更换一次。这次越共十大上农德孟成为越南近20年来唯一一位获得连任的总书记,但是他恰恰是在越共第一次总书记差额选举中获得连任的,而不是依靠政治强权。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更替在江泽民卸任的时候开始出现规律化的趋势,但是他们好像更希望每一代领导人的任期持续10年,即两个任期。

中共的每一代领导人也更加重视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扩编到中共的指导思想之中去,从第一代的毛泽东思想,到第二代的邓小平理论,再到第三代的三个代表,最近胡锦涛总书记也基本上完成了和谐理论的框架建设。

这也使得现在中共在论述自己的指导思想时,至少在言词上已经显得非常复杂。而越南共产党现在的指导思想只有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而且后者也是在1989年苏东巨变之后才加上去的。

越共从中共的文革中吸取教训

领导人的规律性更替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个别领导人的独断专行,越共内部对这一点似乎非常在意,因为他们对于40年前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记忆犹新,尽管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把那次运动定义为”文化革命”,但是最后它也成为了一场政治斗争,甚至诸如刘少奇这样的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竟未能保持住基本的人格尊严。

越南的一些学者认为,1975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之后之所以没有选择北方近邻中国作为自己依靠的盟友,而是选择了遥远的苏联,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文革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越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出现过文革这样惨烈的历史。这也与越南自从胡志明之后,就不再有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享有绝对独裁地位的领导人有关。越共内部也经常被一些研究者划分成改革派、保守派或者南方派、北方派,但是各派都比较重视达成各种力量的均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越共八大的时候,因为各派力量对于越共总书记人选一直不能达成共识,使得这次领导层交接推迟了一年,这也是越共改革20年历史中唯一一次领导层交接被推迟。

最后作为妥协,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军方将领黎可飘被选为越共总书记。但是黎上任后也很注意平衡左右力量,而并没有采取极左的方针,他甚至试图取消越共中央顾问委员的制度,至今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个做法触动了越共一些政治大老的利益,而直接导致了他的下台。

不过越共与中共一样,现在同样面临着政治改革的困境。特别是1989年苏东巨变,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这两个国家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冲击,也使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于以自由民主为取向的政治改革变得更为谨慎。

经济与政治不同步

1991年的越共七大上,越共领导人坚定地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转而模仿邓小平式的改革模式,这也被认为是一种单向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道路。

越南目前正在非常积极地与美国这个几十年前的仇敌进行谈判,他们希望能够在近期加入WTO,正如中国在几年前做的那样。但是这并不代表越南已经将美国作为自己的朋友,确切地说,美国是越南要保持经济增长而不得不合作的一个对象。

越南国内也对于政府的这一做法有很大的争论,很多人认为要保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越南就必须进一步融入这个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如何抵御这种融入对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挑战,不少越南人都认为美国驻越南的外交官员正在从事着对越南进行和平演变的工作。

这种矛盾的心态非常具有代表性。经济改革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也成为现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合法性来源,但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随着经济的增长暴露出来,官员的腐败、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以及社会思潮越来越多元,这些在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挑战着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面对这些具体问题,中共新的领导人提出了”和谐”理论,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地寻求其他各种方法应对这些挑战,效果如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而越南共产党至今并没有系统的对策出台。

2005年,胡锦涛第一次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出访越南的时候说,中越两国是”理想相同”,并提到了越共已故领导人胡志明所说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

现在很难说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让两国走得更近,还是经济贸易的原因,但是毕竟中越两国确实都面临着因为同样的原因带来的同样的难题,这两个目前世界上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何去何从,无论他们选择的未来发展道路是否相同,都将成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茉莉:女性知识分子与维权

中国正处在一个严峻的转型期。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弱势群体遭受欺凌的现象更为普遍。长期以来,专制者对人们在精神和物质上进行双重的剥夺,使人民在个人权利被侵犯时往往只能认命,只求活命,不知如何抗争,因而在权利问题上,出现了整体性失语的现象。

近年来,一些知识分子走出书斋,重建“救世济民”的责任感,介入当下现实,参与民间维权运动,体现出强烈的人道关怀。在这中间,出现了艾晓明、郭艳和曾金燕等一批杰出的女性,她们以女性特质为人的基本权利奋力抗争,创造了令人回肠荡气的维权事迹,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女性主义”的精神层次,为女性话语增添了社会关怀的广度和深度,也为启蒙的历史贯注了活力和动力。

◎ 从关注女性身体介入维权

自九十年代起,中国女性作家学习西方女性主义,出现了一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现象,即一味抒写女性的肉体欲望,却抛弃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现实的传统,故意割去了女性话语中的社会参与维度。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艾晓明,是一位研究妇女问题的专家,曾去美国研修性别教育理论。不少中国学者在研究舶来理论时,只是以知识来装潢自己的门面,他们按图索骥、食洋不化,并不准备把理论应用于现实之中,而艾晓明却试图在这个男权中心的社会里,让更多的人受到性别教育,以提高中国女性的地位。她还以知识分子的公共姿态,为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

2003年2月,湖南湘潭21岁的音乐教师黄静死于宿舍中,死时全身赤裸,存在多处伤痕。官方调查结果是黄静属于自然死亡。黄静的母亲对此表示怀疑,多次要求再调查,找出女儿死亡的真相。

曾经带领女学生演出了颇具争议的话剧《阴道独白》,艾晓明呼吁保护女性的人身权利。在黄静一案中,艾晓明首先注意的,是那伤痕累累的死者遗体,那受害女性的恐惧、痛苦和无助,在遗体的照片上表现无遗,令艾晓明产生愤怒和被侮辱的感觉。这个案例对妇女的歧视是很明显的。

黄静那被人强暴至死的遗体不能说话,艾晓明用笔为之代言,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她说:“黄静案一天不破,这声音一天不会平息。我不是法医、不是律师、不是记者、不是政府官员,我的声音很小,报纸也经常拒绝发表我的文章,但是我不会放弃呼喊;而且我还相信,所有人发出声音,世界就会改变。”

2004年“三八”妇女节时,艾晓明在她所在的学校举行活动,号召男同学系上白丝带,表示他们绝不对女性施加暴力,绝不对暴力保持沉默。

◎ 以母亲、妻子的角色介入维权

女性常常被视为柔弱,但母亲却意味着呵护、温情和牺牲。为了保护儿女,母亲往往在必要时变得非常勇敢和坚强。

丹麦哲学家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他就能于纷乱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觉并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性,就是这种存在得彻底而实际的人,是捍卫人性尊严并承担责任的人。

在介入孙志刚维权事件时,艾晓明自白道:“因为我有一个像孙志刚那样的儿子,我是一个母亲。”孙志刚事件是2003年3月发生在广州的一个维权案件。年轻的孙志刚在被无理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此案引起广大中国公民的关注,引发了一场针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最后迫使中国政府颁发新法规,废除了弊端丛生的收容遣送制度。

这个维权案例获得成功,其中有艾晓明教授参与呼吁的一份功劳。艾晓明以同是天下母亲的心,不懈地在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追问:“为什么在执法机关会有虐待狂?是什么样的体制一直在纵容这些虐待狂?如果法律的权力落在虐待狂手里,谁最容易遭受飞来横祸?”“如此光天化日下的凶杀,无责任、无追究,我们社会的公理何在?正义何在?我们有什么脸说我们生活在保障公民人权的社会?”

提及一些人权人士的妻子,例如杨子立的夫人路坤、何德普的夫人贾建英,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及胡佳的夫人曾金燕,令我们想起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这是一群品格高尚、超凡脱俗的女性,她们在丈夫遭受当局迫害时,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一样,坚贞不屈、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选择了和丈夫共患难的艰难道路。

在这些妻子们中间,最年轻的是才二十出头的曾金燕。近年来,曾金燕和胡佳从志同道合的恋人成为夫妻,他们一起为艾滋病患者忘我地工作。曾金燕曾经自认为是一个“非常满足现状、弱小温和、坚持渐进的女人”,但命运却让她承担不是一般女性所能承受的重担。

被人视为“圣徒”的胡佳,因为忠于自己的理念,一次又一次地参与维权,一次又一次被监禁、被殴打、被侮辱、甚至被迫失踪。作为妻子,曾金燕只能一次又一次含着眼泪寻找丈夫,一次又一次为丈夫竭力呼吁。多少次,我在网上读到金燕博客上寻夫的真挚文字,为她所受的精神煎熬而心酸不已。

◎ 展开更广阔的社会关怀

由自己遭受的厄运,曾金燕接近了其他很多为丈夫、儿子和兄弟奔波的女性,她获知许多妻子因为丈夫的政治问题砸了饭碗,在贫困交加的生存线上挣扎。金燕因此鼓励妻子们一起坚持,她说:“这些妻子,在爱,在守护家人。声音被消灭了,自由被限制了,她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可是只要她们活着,就是胜利的象征。”

她们的丈夫为维护他人权利遭受苦难,她们自己战胜的怯懦,勇敢地发出声音,维护丈夫的权利。曾金燕认识到:“沉默,某种程度上就是失踪事件的帮凶。”她从自己的遭遇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人道关怀。

2005年9月15日,艾晓明写了一封公开信:《温家宝总理,请救救太石村的村民!》这位自黄静、孙志刚等个案开始对社会问题发言的教授,这一次关注的是大众权利的保护。

太石村案,最初是村干部在没有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租或出卖可耕地,愤怒的村民提出罢免村委会主任的动议案。此案被认为对中国具有普遍意义,因此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但有关当局使出黑社会的恶劣手段,来对付协助村民维权的律师和知识分子。艾晓明就曾经在维权活动中遭到暴徒殴打。

为什么研究女性问题的艾晓明,要冒着风险去关注村民的权利呢?其时艾晓明刚从陕西贫困县丹凤考察回来,她从网上看到了关于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罢免村长事件的报道,其中有妇女到区里饿着肚子表达不满的情况。艾晓明认为:“妇女参与决策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指标,对于一个社区的和谐发展很重要,因此我们特别关注。”

在展开更广阔的社会关怀之时,艾晓明也深化了她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如果妇女研究只是关心妇女,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艾晓明说:“女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她的性别,也取决于她的阶级、种族和性取向。”“保障妇女权利,不能不致力于社会改造。”

◎ 以专业知识介入维权

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维权事业中,有一个公共性和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对公共知识分子参与维权的做法,有一种批评意见是:你们不是学法律专业或管理专业的,凭什么对自己专业范围之外的问题发表言论?

曾写过《知识分子论》的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他们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局者”。萨义德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不应该局限到专业之一隅,而应该以最基本的学术素质,对公共事务进行业余性言说,扩展自己的精神领域和生命力。

针对那种批评,艾晓明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去进行社会介入。她说“我和‘孙志刚案’的关系,与其说是专业关系,不如说我们都是人,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我们都需要生活在生命权得到保障的世界。”艾晓明的所作所为,体现了知识分子为民喉舌的道德力量,在成为公理正义及受迫害者的代言人之中,她也再现了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

当然,如果能够将公共性问题专业化,由专业人士参与维权,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近年来,一批法律背景的学者、律师成为民间维权运动的重要力量,他们以专业、理性的法治话语,将人权理想诉之于行动。在他们中间,有一位优秀的女性律师郭艳。

郭艳原是广州珠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因为担任太石村村民的律师,她曾遭到暴徒铁管袭击受伤,还出现过连续高烧、伤痛伴随血尿不止的症状。前不久,郭艳被她所属的律师事务所无故解聘。虽然丢了饭碗,但她赢得了所有关心维权事业的人们的尊敬。

在承诺做太石村村民的律师时,郭艳心里很清楚风险所在:“在中国内地,律师涉足这类敏感性案件,轻者被暗算投诉,遭勒令停业,重则锒铛入狱,清出律师队伍。”明明知道这个案子不会有多少经济效益,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但郭艳仍然接受委托,她把为底层人群提供法律服务视为“积德”。

在为太石村村民工作时,郭艳始终冷静理智,只用法律语言说话,依法帮助其委托人维护合法权益。同时,郭艳还以女性特有的理解能力,多次和一个叫“M副书记”的女干部沟通,试图在政府和村民之间进行调解。

但郭艳终究还是失败了,因为太石村的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制度问题,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法治,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和欺骗性,不管维权律师的法律专业水平如何高,其解决社会矛盾的用心如何良苦,也无济于事。但无论结局如何,郭艳和其他维权律师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们付出的牺牲,将会被人民和历史所铭记。

◎ 注视女性改变现实的足迹

罗伯特.F.肯尼迪曾经说过:“很少有人能伟大到使历史折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事件的一小部分,这些行为的全部将谱写我们当代的历史。”

在遥远的北欧,我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国内这些试图改变现实的女性的足迹。我知道,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中国人越发的冷漠和自私,大都成为庸俗实用主义的信徒,当年知识分子的那种把自我理想与社会梦想交织的责任感,已经荡然无存。在很多男性都丧失社会责任感之时,这些被《圣经》说成是“男人身上的一条肋骨”的女人,勇敢而磊落地站立起来,承担起社会脊梁的角色。

傅国涌:贫富之间的个人所得税

“天街踏尽公卿骨,府库烧完锦绣衣。”

“穷人的慷慨是假的,富人的吝啬是真的。”

自少年时代起,我的脑海里就一直徘徊着这些与财富有关的诗句。我们是一个富有仇富传统的民族,“劫富济贫”在民众心目中历来是得到肯定的,《水浒》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张扬了宋江的招安,而恰恰是梁山好汉多有“劫富济贫”的义举。但穷人未必就不向往财富,甚至更加贪婪。看看重庆开县井喷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人一夜之间得到数额巨大的赔偿款,导致了亲人反目、残杀亲人等惨剧,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的赌博盛行等现象。我深信财富本身不是罪恶,财富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来造福社会,也可以用来吃黄金宴、喝婴儿汤,醉生梦死,一掷万金,关键在于掌握财富的人的精神境界,对这个世界的体悟,对人生的认识。现在中国也有富人在倡导“财富与责任”了,昨天我从浙江图书馆经过,看见一条横幅,过几天“富布斯亿万富豪榜”的德力西集团老板胡成中要到那里做报告,题目就是“财富与责任”。掌握财富的人意识到对社会的责任,并不是单纯把自己的财富作为个人享乐、传子传孙的不世之财,这是财富观的一种进步。在西方、乃至在东方许多地方,这都是已经解决的问题,包括比尔盖次这样的超级富豪都没有将巨大的遗产留给子孙的打算。富人处理自己财富时的态度诚然和性格等个人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社会环境,特别是制度约束、舆论氛围等等。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家不仅摘掉“万恶不赦”的帽子,重新取得了社会的主导权,而且几乎已成为全社会的榜样,各种各样的富豪榜层出不穷,就连曾以“社会良知”著称的《南方周末》也来凑热闹,加入了评选新富豪的行列。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谈论财富观就不仅是属于富人的专利了。   

近些年来不断地在报上看到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消息,有许多感慨。三年前新华社发出一条消息:《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正常吗?》,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0年全国共征收个人所得税660亿元,其中工薪阶层缴纳的就有283亿元,占了42.86%,高居各个应税项目之首。2001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共收入464亿元,工薪阶层所占比例依然最大。富人逃税、漏税,而普通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负担了本来具有调节财富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这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相隔一年以后,我又在报上看到《朱镕基质疑富豪不缴个税——国家将加大对富裕阶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的消息。在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中不少人还是政协委员,他让税务部门一调查,结果发现这些富豪统统没有交个人所得税。他对此大为不满——“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我看个人所得税还是应该交,我的工资超过800元的都交了,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呢?这是不正常的。”

据统计,在2001年中国的7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占据了80%的存款比例,其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不到总量的10%,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广东省去年,全省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为84.69亿元,其中来自高收入者的个税款只占2.33%。面对这一现状,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劫贫帮富的嫌疑,影响了社会安定,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他建议,实行结构性调节税收政策,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对高收入者的课税率。对此,著名学者肖雪慧女士作这样的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严重,……流失原因是对大款们的偷漏税缺乏有效防范措施。……但在防止富者逃税上十分软弱无力的税收机构在征收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上却很有力度。如今,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非常低,到了低收入者也要缴纳的地步。中、低收入者多是工薪阶层,只要工资或稿费之类收入达到起征点,所得税就被有关部门代扣了(代扣时甚至未考虑对其供养人口的豁免)。又是两年过去了,情况到底好了多少呢?

个人所得税本来是针对社会贫富不均,具有调节收入差别、体现税负公平等特征的良税,自1799英国首创,200多年来在许多文明国家无不行之有效。可是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在征收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时十分强有力的税务部门,在面对富豪、大款逃税时如此的束手无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富人阶层作为社会的强势阶层,自然具有很强的避税、逃税能力,单纯依靠他们自身的道德觉悟、自我约束肯定是不够的,办法恐怕还得在制度上想。当然,富人并不因此就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了。自古以来,富人的社会责任感缺失,骄奢淫逸、贪得无厌是导致普通民众产生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之一。

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这是专家的共识。无论是从人类发明这一税制的初衷出发,还是从我们这个古老的泱泱大国十多年前引进这一税制的目的来看,我们都绝对无法想象——个人所得税实施的结果竟然是“劫贫济富”。毋庸讳言,正如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早已指出的那样,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这个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一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掌握了大部分的财富与社会资源。一方面却是低收入群体一天天的扩大,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群不断膨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至少还有几千万以上的人口还在为温饱而努力,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贫困人口呈现反而上升的趋势。

当先富起来的人们不需要为他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当然不是所有人如此),亿万普通的工薪阶层则在工资尚未到手之前就被“代扣”了个人所得税。本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用意在于调节过高的贫富差距,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结果却正好相反——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加剧了贫富悬殊,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工薪阶层纳税办公共事业,暴富阶层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心安理得地逃税、漏税。据新华社报道,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也承认,腐败和违法现象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为此专家们已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比如修订税法,提高现有八百元的起征点,同时有效杜绝一些政府部门对富人的地方保护,防止纳税人和税务人员上下其手、偷税逃税;由健全金融制度入手,通过储蓄实名制的完善遏止黑色收入、灰色收入,从而建立起良性的个人收入调控体系;加大对高收入偷税者的法律惩罚力度,等等。早在1919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就对这些问题做过十分认真的思考,他在《到社会主义之路》一书中提出以累进财产税、累进所得税、高额累进遗产税等手段“剥夺剥夺者”的设想。他说:

“国家对于以来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平均征收约三分之一的累进所得税,使大资本家付出的税款多于收入的三分之一,小资本家付出的税款少于收入的三分之一。”

尽管我们与奥托·鲍威尔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但不能一笔否定他在80多年前的思考。他是一个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不人云亦云,不唯唯诺诺,坚持独立思考,独立探索和平到达社会主义之路,提出一系列自己的思想、主张,而被以前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定为“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197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鲍威尔的言论》,作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之一,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本摆在旧书摊上的“反面教材”以其睿智的思想火花吸引了我,使我有机会领略马、恩、列、斯之外的社会主义者的探索。他的思考当然不一定都正确,对我们这个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公正日益流失的时代却不是没有启迪的。在中国历史上,“劫富济贫”向来被看作是“替天行道”,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措施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面对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不由得想起了奥托·鲍威尔当年有关累进所得税的思考。我不知道专家和国家税务机关的负责人是否读过奥托·鲍威尔的书,无论如何,鲍威尔——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中包含了对文明社会寻求平衡、健康发展的愿望与追求。他的思考对不断调整、解决注定了将与人类相始终的贫、富问题无疑是富有启发的,人类对财富的支配、享有、继承也只有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才是可靠的、良性的,才有可能最终避免“天街踏尽公卿骨”之类的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