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内地出版社引进法文新书可获40%资金资助

　　今年，帮助中国出版社翻译出版法国作品的“傅雷出版资助计划”踏入第15年。5月11日起，中国内地的出版社都可以直接在线（www.fulei. org）申请出版资助，由法国使馆文化处受理。法国使馆文化处的文化专员满碧滟称，一般已向法国出版社购买了该图书版权的申请都会得到出版资金40%左右的资助。

　　昨日，在法国文化中心举行的“傅雷出版资助计划”15年聚会上，法国使馆文化专员满碧滟展示了供内地出版社在线申请出版资助的模式。据满碧滟介绍，内地出版社向“傅雷出版资助计划”申请资金，只要中法版权合同已经签署，一般都能得到出版该书所需资金40%的资助。但资助通常要求出版社在18个月内完成翻译和出版，过了期限则需要重新申请。此外，除了资助出版社，该计划还会资助译者、书店和图书员。

　　满碧滟还提到，受理资助的重点图书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当代文学、艺术、青年读物和常用知识图书类；再版图书不能享受资助。最近享受“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出版的图书包括了《帝企鹅日记》、《前世今生》。

两家著名文学网站，幻剑书盟和起点中文网近日因《诛仙》等小说的版权问题产生争议。昨日，幻剑书盟发表声明，称起点中文网刊载了幻剑书盟独家拥有网络收费刊载权的《诛仙》和《飞翔篮球梦》两部书的部分章节。

　　在声明中，幻剑书盟称，4月25日他们在起点中文网阅读到一个关于萧鼎作品《诛仙》的最新连载声明，声称《诛仙》简体电子版将在起点中文网连载。当日幻剑书盟即就此向起点中文网发出正式警告。

　　幻剑书盟负责人吴强说，目前国内文学网站广告很少，主要盈利模式是收费阅读，起点中文网将幻剑书盟独家拥有收费版权的《诛仙》部分内容在网上以收费方式进行连载，如果这种趋势扩展开，将危及国内网络文学的整体发展。

　　代理律师王星超代表幻剑书盟要求“起点”在网上醒目位置公开道歉，并赔偿因侵权和不正当行为而给幻剑书盟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100万元整，否则将会提起上诉。

　　昨日下午，记者拨通了起点中文网相关负责人林庭峰的电话，林庭峰最初称要帮记者找更高级别的负责人，随后又称负责人都在开会不能接听电话，然后挂断了电话。

　　记者昨日下午登录起点中文网时，发现有争议的《诛仙》连载内容已经不存在，但是在页面上有这样一段话：“目前本书版权受到部分人士争议，秉承‘起点’一向尊重作品版权的原则，所以暂时停止本书VIP内容的发布，待事态明晰后再行发布。”

　　负责出版《诛仙》的朝华出版社副总编张宏宇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并非只是对实体图书，它也牵涉到网络文学的发展。他说：“目前在互联网上侵犯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的问题很突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保护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版权所有人的努力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前言：各“现政权”更迭不在考量之内

文明固然产生思想，而思想本身就是推动与改进文明的最大动力。在以往的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浪潮，它们为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续存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两次浪潮之后的今天，第三次浪潮已经在进行中，而回观每一次浪潮及其余波，“现政权”显得那么不足为道，也不管它们是这次浪潮的推进者还是反动者。在第一次浪潮中，周朝的核心意识形态流蜕为思想波流的浮枯漂叶，李耳从体制中出走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在现实政治中各个分支政权（诸侯）大多成了匆匆过客。在第二次浪潮及其余波中，魏更晋替、南北朝并存，没有哪一个“现政权”稳定地占居了思想主流即其意识形态左右了社会思想。

毫无疑问，每次浪潮中都有代表性人物，以他们的“生命中值”为思想成熟点的分析，可以测量出这次浪潮的波长。通过这种以思想家出现为标识的观察方法，也可大体上描述出中国历史上前两次思想解放的谱系。对于，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的趋势，我则使用结构分析方法来解析并预测。

一、第一次浪潮：270年历时景象

第一次浪潮，以李耳（约公元前580年至前500年）的“生命中值点”公元前540年（下同）为始，至集春秋末战国初思想于大成并作为综合的批判者荀况为中值点人物，约为公元前270年为终。

其间，历时共270年。

道学的创始人李耳以脱离官方体系为个人选择，构建了道德主义的最初体系，对后世影响绵绵不绝，如汉初政治之收效（文景之治）与魏晋间的玄学之形成。在李耳之后又有孔墨显学出现：一个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官方垄断，开启了教育自由化历史；一个打破了“祭在官府”的垄断，开启了宗教自由化的历史。至于荀子，则综合以前思想，为此后的“外儒内法”政治提供了文化合法化资源。

第二次浪潮：魏晋更迭间的80年

第二次浪潮的开启以“外儒内法”政治失败为起点，道德主义为了彻底消除前者的影响，转化为玄学即“三玄七贤”的深刻影响。

三玄，乃指的《易》、《老》、《庄》作为以阮籍为首七位玄学思想家偏好的理论读物，时称三本玄书。

从阮籍的“中值点”（约）公元240年到鲍敬言的“中值点”（约）公元320年，这一波只有80年。需说明的是，后人对鲍敬言的生平并不清楚，这里只以他的批判者即《抱朴子•诘鲍篇》作者东晋葛洪的生卒来推断的。竹林七贤的玄学自不必细论，他们中间有人为反对虚伪的名教即简化的儒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嵇康之死。

鲍敬言远比玄学走得更远，他在《无君论》中宣称君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以至于接受了玄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东晋体制都受不了，才有了葛洪对他的批判。如果说，鲍敬言以前的思想家们都以其他思想家为批判对象的话，那么鲍敬言则彻底地、直接地颠覆了君主统治的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浪潮为挑战精神或曰探索主义乃至冒险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后产生了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何承天的天文学、祖冲之父子的数学即是证明。同时，批判“已接受的主流”，不但要有学者的思维能力，还要有冒险精神，范缜义无顾反地批判了佛学－－这个在儒系崩溃之后的又一强势意识形态。要知道：他主要生活是在佛学政治兴盛时期度过的，如在齐朝竟陵王萧子良兴佛集会上的公然反佛，又如在梁武帝萧衍时代的十四年坚持（直至天监十四年去世）。

在范缜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如此的生存在体制内又公开且坚决直白地反对主流意识的思想家了。

三：第三次浪潮：1999年至2019

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用时80年，是第一次的1／4弱一点；可以预言第三次的历时不会超过上一次的1／4，大体为20年的时间。

这次思想解放浪潮以技术手段的民主化即网络利用为开始标志，以民间自由主义的整体壮大为终结。这中间的典型特征有：1，整体化“老子群体”已经形成，这些思想家从体制内一般职员到大学教授，形形色色杂于其中，都以“告别革命”的指代意识从体制内淡出，地理范围则分诸于海内外；2，新的宗教团体的坚强地存在，作为文明改造的动力他们的思想与道德的“精英化”存在，形成政治道德衰败社会的一大差；3，各种“小资情调”的沙龙乃至NGO以存在为意识主流，表达着“自言自语”的自由；4，流亡者的后援力量，他们提供的思想展示平台正在替代印刷技术的传统纸质表现，思想的思想家身外物质载体及其传播速度绝非上两次浪潮可比。

与第一次浪之后的两汉文明产生相比，以及与第二次浪潮之后的唐文明产生相比，第三次浪潮之后必将产生成熟的民主文明。第三文明即民主文明的消失是以整个世界的统一、和谐为标志的，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将不复“独特”，尽管形式上可以“诸侯”化存在。

第一次浪潮之前，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异端”或曰多元化已经存在，如春秋初的无神论或曰自由与人事（世界）无关的认知及其后管子的经济实力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前期准备，则是东汉末年开明儒系官僚与后备官员即太学生的政治联合，以及这种联合对腐败集团的斗争，其间思想表现形式为“清议”。第三次浪潮的思想准备显然比以上两次都短，它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后期大体只有15年左右的时间，这中间的重要标识是官方主导的“反自由化”及其“嵇康后果”（即六四事件）。

结束语：需要“贵族政治”的时代

前两次思想解放浪潮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是解构型的，而随着浪潮的消失，国家的地域统一化型态也比较稳定了。而第三次浪潮几乎不会主要地影响国家结构在地理上的变化，而是特质性地表现出社会价值对世界主流价值的内在精神追求。这个新的文明成果的出现，将会以“贵族政治”为核心动力。而此“贵族政治”的品质标志，不是血统、家系、财产等传统概念，而是一项综合的精神指标即知识精英的决定性影响。

当然，由知识精英推动的“贵族政治”，并不必然地排挤平民政治、财富政治，更是让后两者同化于“贵族政治”。在一般性质的判断上，它该是：

1，宽容、理性、和解的“忍耐型政治”，也就是说在放弃暴力更迭政权形式共识之后，采取社会成本最小的制度置换。其中也

2，尽可能地使“大众法西斯主义”边缘化。质而论之，民主不可能绝对避免法西斯政治，也绝对无法排除“多数人的暴政”，所以既不形成一种精英专断的民主即平民政治致于完全失效，是本次思想解放浪潮中的一场“好戏”。

现在的“左派民主”，其实正在寻求这种契机。

3，人文主义分支系统的有序排列，在基本上放弃了“工程师治国”及混乱的儒学政治课语系统后，应当有新的文化合法支持。依我之见，应该是政治墨学的兴起。

这种有序的排列实际上已经预演，经济学作为显学的衰落，法学作为新秀的新起，已经毫无疑问地开启了这一历程。也可以预见，在法学精神（一种亚文化）的勃兴之后，下一个是哲学的全
面复兴，因为支持哲学复兴的宗教多元化基础已经初步具备。

如果“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伟大理想真可实现的话，那么就是它完全向民主归化，只有民主才能真正地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天生活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也许有数不清的个人苦难的诉说，但我们正在无意间创造着一个伟大的精神时代。

2006年4月27日写于小城绵逸书房

2006年5月4日运河边小树林再稿

2006年5月9日改定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今天是2006年5月16日，文革四十周年纪念日。原本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大日子，但在中国本土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而只有境外媒体的约稿和采访。

文革灾难过于巨大和惨烈，最惨烈当属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蔑视。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死得尸骨无存，被迫害致死的“阶级敌人”更难以计数，甚至发生过多起群体性大屠杀。

在悼念这些死难者时，我不能不特别地想起遇罗克之死。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当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的口号横行京城之时，遇罗克写出了中共执政后的“人权宣言”——《出身论》，与权贵子弟提倡的“血统论”恰好针锋相对。他那么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对人的歧视和残害，揭示出“身份歧视”背后的“阶级灭绝”；他刺穿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的“丑恶的灵魂”，揭示了毛时代所谓“平等”不过是幻象而已。

1949年后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视和迫害，只要出身于“政治贱民”的家庭，平日里事事受歧视，运动一来，人人得以弃之、诛之。无论怎样驯顺听话和努力改造，最终也抹不去先天的“红字”。只因遇罗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学，一家就必须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反右时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遇罗克上不了高中，遇罗文考不上大学。

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和对权利平等的呼唤，既来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为那些饱受身份政治歧视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争取尊严，为那些死于阶级灭绝下的亡灵大声鸣冤。所以，遇罗克主办的《中学文革报》，才能在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排起长队购买《中学文革报》，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都有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

然而，遇罗克的声音仅存在了一年，之后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在震天的声讨中被判处死刑，之后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与此同时，遇罗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难，就连大弟遇罗文和妹妹遇罗锦也被送进了监狱。

尽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经于1980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因爲某些老红卫兵，至今仍然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身份政治的极端化标志“血统论”，其阴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罗克看到了“血统论”的背后是“阶级论”，阶级论为血统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公开揭破这个谜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权的“高干子弟”。虽然，今天大陆没有几个人再谈“血统论”了，社会的用人标准也逐步由“身份标准”向“成就标准”过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党在政坛和商界不断崛起的事实告诉我们：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众所周知，“血统论”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泽东政权长期实施阶级歧视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的大力鼓噪。而“血统论”的阴魂不散，也可以从当年造反派的全无心肝中看出：那些当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老红卫兵们，直到遇罗克冤死了36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麽人站出来，向遇罗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丝歉意。严格地讲，血统论的制造者是杀害遇罗克的同谋，即便不负刑事罪责，起码应该负道义上的罪责。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狱之灾。而平反后，这个失去儿子的家，基本没有得到物质上的补偿。难道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吝啬到连一句“对不起”的精神补偿都不肯付出吗？

是的，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统论”的最著名鼓吹者是当时的大学生谭立夫。而文革结束后，改名换姓的谭立夫继续风光，当上了中共高官——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他也写了回忆录，非但没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继续炫耀文革辉煌。

看着遇罗克的遗像，似乎能想象出他在临刑前的目光，像黑色的剑一样锋利、坚韧，那么明亮而醒目的黑色。今天看来，遇罗克的文字并不高深，仅仅是常识而已──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决不能因出身等理由而被任意剥夺。然而，在这块畸形的土地上，常识是需要以血与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的。遇罗克是第一个为捍卫健全人性的常识和文明社会的常识而倒下的启蒙者。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捍卫者常识而倒下的先觉者，在他之前，有林昭等人；在他之后，又有张志新、王申酉等人。

遇罗克作为文革中第一位被推上革命祭坛的人权斗士，也是政权暴力和多数暴政下的牺牲品。故而，他象反右时期的林昭一样，堪称反抗暴政的大英雄。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 年9月，《光明日报》曾发表过《划破夜幕的陨星》，叙述了遇罗克的坚忍人格、敏锐思想、杰出才华，也揭密了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悲惨结局。而当中共在 1981年作出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之后，随着官方逐渐收紧清算文革的口子，遇罗克的名字再次销声匿迹了。直到1999年1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才得以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出版时，我还在大连教养院，感谢妻子把这本泣血之书送进狱中。也许是由于身处囹圄，我边读边流泪，越读越羞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遇罗克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他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人道、理性和清醒。

我在书的空白处写到：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这是一本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书，我为自己成为遇罗克的未竟事业的传人，既羞愧又自豪，而且是羞愧多于自豪。

尽管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就投身于争取自由的事业，并因此得到了国内外关注和民间荣誉。但无论是在八九运动中还是在六四后，我的所作所为与林昭们、遇罗克们比起来，实在不值得炫耀。而最最令我羞愧的是，自己曾经抱有一种不成熟、甚至可笑的道德优越感，以为自己是“英雄”而别人是“懦夫”，自己能“一言兴邦” 而别人满口废话。

比如，我发动了1989 年6月2日的四人绝食。当我在纪念碑的最高层上向下俯视时，看到的是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和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喊着、叫着、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标语和手臂，离我近一点儿的人们伸出拿着本子的手，让我们签名，数不清的闪光灯在闪亮，数架摄影机的镜头从各种角度对准我，有些人手拿着录音机，希望录下我的讲话。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产生出足以令人颠三倒四的力量，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自己的几两几斤。

尽管，1986 年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数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广场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当我面对巨大人群的狂热欢呼时，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飘飘然，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

面对遇罗克这样的殉难者，我才感到自己的英雄主义是多么浅薄的自恋，也才理解了为什么英雄是一种极为稀有品质，正因为稀有才显珍贵。而滥用必然带来贬值，一旦被无节制地滥用，即便是再珍贵的品质，也会变成“一地鸡毛”。与林昭们、遇罗克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坚守相比，我的自我英雄意识就显得过于轻飘，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用今天的时尚词汇来说就是“芙蓉姐姐现象”。凸现的是中国知识人的致命疾患——狂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81年，伟大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创作出著名话剧《人民公敌》，剧中那位坚持真理的主人公汤莫斯？斯多克芒医生，既不为官权所容，他的担任市长兼警察局长的哥哥反对他；也不被大众理解，当地的报纸和居民群起而反对他，市民大会宣布他为小镇的威胁和人民公敌，并把他逐出会场。但他既不惧怕强权的镇压，也不惧怕社会舆论的反对，宁可得罪整个社会或国家，也决不放弃真理。虽然，他丢掉了职务，病人们遗弃了他，他的女儿也失去了教师的工作，甚至他的家庭失去了住房。面对官民的双重压力，他曾打算携家出国。然而，当本地居民砸坏他家的窗户，当他收到恶毒的威胁和警告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小镇居民是多么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唤起了他的良知和勇气，使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致力于用启蒙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自由意识。

以《人民公敌》给出的英雄标准来衡量，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敢于反抗暴政的先知先觉者才是真英雄。因为，那时的暴政是双重的，不仅是独裁政权施加的暴力专政，也是愚昧民众施加的多数暴政。在双重暴政中的挤压下反独裁是绝对孤独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我心目的大英雄是反右中的林昭，文革中的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来坚守个人良知和人性常识，他们的坚守非但不被极权者所容，也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容，他们那种绝决的反抗姿态，才是鹤立鸡群——那么孤独又那么高贵！与他们相比，甚至于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们相比、与六四大屠杀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普通人相比，今天的维权人士再勇敢，也没有资格自称为“英雄”。

曾经与遇罗克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郎郎，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并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他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中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后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在张郎郎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其他犯人。

遇罗克还对张郎郎说：“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像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

再看同为北大学生右派林木对他的同学林昭的评价。他说：“戴帽以后，我这个须眉浊物甚为惭愧，远不如林昭那样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以命相拼了。也许毕竟我原是学生团总支书记，受党的‘教育’多了些？骤然重击下，茫然失去了自我。铺天盖地，泰山压顶，时时处处人人都在声讨着右派的狼子野心，报纸广播大字报所有的媒体都在述说着右派得逞将临亡党亡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可怕局面，我是否在客观上帮助了社会上的右派？无休无止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还有反省、检查、交代、认罪，我是否也确实错了？既然不死，总得给极度躁动的灵魂找个安顿。虽然我觉得即使是同学中的‘极右分子’，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我只得用‘不了解情况’来糊弄自己。至于对我自己，始终觉得自己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绝不可能反党。我怎么来欺骗自己呢？只得强按下良心的抗争，用组织性来压服自己。组织上把我划为右派，总是有它的道理的。于是我往下掘地三尺往上追溯三代（可怜我只能上挖一代，我早年丧父，父亲过世时是个不识字的工人，压根儿没见过祖父，升斗小民更不会写有什么家史，除了听说祖父是小学堂打锺人外不知道其他情况），可是挖来挖去我找不出自己反党的缘由哪，找不出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行动啊，老天爷你帮我制造制造吧！不说了吧，这是写纪念林昭的文章。我只是想留给世人以林昭戴帽前后的另一戴帽人的心路历程，以作参照。长歌当哭，以祭林昭。（林木：《灵巌山下林昭魂──纪念林昭殉难38周年》，载于《多维新闻》2006年4月29日）

在我看来，张郎郎和林木这样的幸存者的评价，最能凸现反抗毛泽东暴政之士的英雄品质。

对于我这样的后知后觉者来说，更应该感怀于心、念念不忘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不畏官权和盲众的反暴政先驱者们，没有他们所付出的太过惨烈代价的累积，就不会有今日中国相对进步：1，民间权利意识的觉醒，独立于官权价值的民间价值标准的形成；2，独裁官权打压异见的残忍性大幅度下降，异见人士也不必付出遇罗克们的惨烈代价。3，民间维权的中坚人物大都能赢得一定的声誉，并得到国内外良知力量的道义关注所提供的保护。

换言之，今日中国的社会格局，可以称之为“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在此官民价值判断二元化（国际压力也应该算作民间一元）的格局下，特别是在信息流通便利的互联网时代，从事反独裁、争自由的事业的人，官权的打压等于道义成全（这一点，甚至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清污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作家白桦等人。反自由化的打压在道义上成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所以，相对于信息流通相对闭塞和民间蒙昧的时代，今天的民间人士，只要肯于冒一定的个人风险并作出一些贡献，在国内外获得个人声誉也相对容易。

即便在官权镇压极为残暴和民间极为愚昧的时代，在反抗官方就等于反抗整个社会、批判毛泽东就等于得罪了全国人民的时代，也有先知先觉者远比今日的我们更英雄更智慧。所以，当代中国的民间反对阵营不可轻言“英雄”，因为与真正的英雄相比，我们今天的作为和付出都显得过于渺小，而我们获得的个人声誉又显得过于容易。

所以，在中共统治的残暴性有所下降、民间维权运动具有了一定的空间的情况下，不仅要具有敢冒风险的勇气，也要有追求维权成效的智慧，更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坚忍。

只因为在遇罗克为捍卫文明常识而倒下之后，我们为文明常识付出的太少，常识的获得才仍然要付出比较高昂的代价。

故而，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在向遇罗克们献上谦卑的敬意的同时，也力争保持一份清醒的自我评价。唯有这份谦卑和清醒，方能具有对恶捧和恶骂的免疫力，也才能让自己的自由主义及其践行成熟起来。

遇罗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吗？

2001年5月1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我是文学圈外人，用“门外汉”三个字可能最恰当，我只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谈几点非专业的粗浅看法。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最近这20年来，我能看得上的小说也就几部，短篇小说集《夹边沟记事》是一本、长篇《如焉》是一本，这是就作品而言，如果说小说家，还有尤凤伟、阎连科、史铁生、王力雄、李锐、郑义等在整体上也值得关注。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逐渐边缘化，基本被淘汰。散文的情况本来差不多，但最近三年，三本书的先后出版为当代汉语散文洗刷了耻辱，《往事并不如烟》《寻找家园》、《半生为人》，这三本散文集都足以进入文学史。如果要说为当代小说洗刷耻辱，我想那就只有从《如焉》、从《夹边沟记事》开始，“夹边沟”的视角更小一些，《如焉》穿透了半个世纪的时空，更宏大一些，驾驭这么大的题材确实也相当难度。但读来下却有举重若轻的感觉。我个人私下里有个希望这是胡发云先生的开始，也是当代小说的新起点，即便是技巧上、艺术上有这样、那些的不足，都不是我作为读者现在所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如焉》的出现也许就改写了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

小说写什么？怎么写？这都是小说家自己的事，没有错，小说家要表达内心的真实，没有错，但如果一个小说家笔下的世界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毫无关联，仅仅是一种美仑美奂的文字游戏，好玩的故事，酒足饭饱后的娱乐，一种与单纯的电子游戏一般的娱乐，那真的还不如看蚂蚁打架。当代那些盛名显赫的作家，往往是玩弄文字游戏的高手，贾平凹、莫言、毕飞宇、王安忆等全是如此，余华、苏童等是故事高手……除了文字和故事，一片虚无，不好听的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功成名就，以小说为获得现世利益最大化的媒介，除此之外，他们的小说与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多大关系。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经历了多个不同阶段，简单地说就是三大阶段，一个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产生的小说如《李自成》、《金光大道》等；一个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是一个好的过渡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但就小说来说，成绩比不上纪实的报告文学，小说领域没有产生什么震撼人心大作品，也没有足以令我们怀抱敬意的作家；一个是文学为市场服务，走取悦、献媚市场的路子，回避现实，免得碰钉子，同样缺乏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与依附政治一样，依附市场的文学也没有尊严可言。

小说和所有文学形式，其内核都是语言，看看曹雪芹、鲁迅、沈从文……凡是第一流的作家，他的语言一定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带着独有的魅力，这一点茅盾、巴金就不够。这是天赋、人生经历、读书等多方面的结果，常常是强求不来的。而我们今天一些连语言都拙劣不堪的人居然被世俗市场或官方文坛捧上了天。我第一次读到余华的《兄弟》是不久前，偶尔买了一本《收获》，一读之下，惊讶地发现基本语言都不过关，粗糙、生硬，而且并无什么个人风格。语言不行，这对一个小说家是最大的致命伤。过不了语言关，剩下的就只有胡编乱造的故事，编造吸引眼球的荒诞不真实的东西，如此一来，就把小说降低到了广告的水准。说穿了，充其量只有一点对生活的印象，骗骗少男少女，从而获得“四子登科”：流水般的银子、文坛上的位子、西湖边官家给的房子、当然还有花花绿绿的日子。

至于现在市场很大的“80后”少年写作还没起步就被商业性捧杀了，所谓“80后”、“90后”都些是可怕的商业概念，其实没有人生哪里来的文学？如果鲁迅还在三味书屋就去写小说、发表作品，我们能想象是什么样子吗？我想是不能想象的。责任难道仅仅是环境吗？活着的个体生命是干什么的？活着的敲键盘的个体生命难道注定是毫无作为的吗？答案是否定的，看看上面提到的三本散文集就知道了，即使举世风花雪月，也有人执着地寻找真正的精神家园。《如焉》一样证明当代小说家也可以直面没有装修过的现实，正视真实本色的人生，而不是躲在用纸币堆积起来的毫宅里娱乐、过日子。是的，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过日子，人生本来也需要一点娱乐，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这个只允许娱乐民族早已娱乐过度，其次是娱乐之外能还做点什么吗？作为小说家，难道只能去选择那些娱乐自己、娱乐别人的题目吗？只能玩玩文字上的才气过日子吗？假如这样，小说的存在连金庸当初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那种意义都比不上了。小说为了市场的需要而存在，我想起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例，他的小说够市场、够市民化、够畅销，但骨子里还是有人性、有善恶，有褒贬，有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今天的大多数小说连这样最简单的功能也没有了。我不懂文学，可是读了许多文学史上公认的第一流作品，它们都是有这些功能的，不是玩玩的，不是纯粹的娱乐。还有张恨水的汉语，他对民族语言的驾驭能力都是一流的，有时候只要看一个人的文字，就能体察他的人间情怀、胸中块垒。今天的作家要么文字不过关，要么过度显示自己这方面的才气，不自然，矫揉造作，过头了。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

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文学大背景下，我们来读《如焉》，才能真正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才会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小说叫好。我真的非常希望，这是个转折点，是个转弯的地方，从此会有其他一些小说家也走上这样的路。我与《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先生年龄、处境、职业、社会身份、人生阅历等等，可以说都是迥然不同，为什么他的小说打动了我、引起了我内心强烈的共鸣，有些段落甚至催我泪下？就是因为他关注了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4月18日杭州的《钱江晚报》报道，广东有一个做化妆品生意的商人借到第一期《江南》，当晚就一口气把二十万字的《如焉》看完了，非常赞赏，说是好多年没看到这样的小说。随后，立马买了500本《江南》送给员工。我相信，正是《如焉》这部作品在底线上打动了读者。

《如焉》在杭州的刊物上首先发表，作为生于浙江、长于浙江的浙江人，我感到荣幸，也分享了一次《江南》杂志带来的光荣，这样的光荣可能是多少年不遇的。感谢我栖身的杭州，一个多年来默无声息的《江南》杂志居然推出了这样的大作品。我们浙江是历史上的文学大省、文化大省，是鲁迅、章太炎、蔡元培他们的故乡，半个多世纪却是典型的文学小省、文化小省，没有出过激动人心的作品，没有出过一本象样的期刊、报纸，与经济上的繁华、与我们的历史辉煌不成比例。当然，这与一个地方主管部门长期奉行宁左勿右的信条和明哲保身的处世规则有关，读书写字的人无力改变。但读书人也不是就只能看菜下饭的，你也可以自己烧菜。

回过头来再说《如焉》，这部作品之所以造成万人争读的局面，我知道杭州有很多中学生都买了那一期《江南》，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只知道韩寒、郭敬明，以为郭敬明比鲁迅、沈从文都要了不起，现在他们读了《如焉》，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小说、这样的文学，和我们的人生、现实是有关系的，不是一天到晚玩弄文字游戏。《如焉》证明文学是有冲击力、有影响力的，只是以文学为业的人往往自我放弃了而已。《如焉》的不足自然会有很多研究文学的专家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批评，我作为读者只想指出一点，根据我本人在中国底层生活的全部经验，小说中达摩这个人物有点拔高的嫌疑，太理想化了，不够真实，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效果。还有如焉这个人物也有些理想化了，生活中很难有，其实还可以写得“矮小”一点，我指的是精神上，他与“青马”、卫老师通过网上认识、交往，如果更多地凸现其生活的一面，而不是思想的一面，可能会更丰满。我的一管之见，可能不对。

我最后一句话，作为读者，我要为这个小说大声叫好，为这个起点叫好。我不管批评家们挑出多少的毛病来，我读者喜欢就是了，就够了。

这就是大昭寺，被十四世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1964年2月19日至29日，正值藏历新年期间，按照西藏传统，在这里举行祝福祈愿的盛大法会“默朗钦莫”，中文译为“传召法会”。然而，插在寺院之顶的五星红旗和挂在寺院墙上的标语，却已表明今非昔比。 　　据官方报道，这次法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和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分别派代表向参加传召大会的僧众发放了布施”。半年之后，十世班禅喇嘛因为直言批评中共的过火政策，而被当作西藏“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遭到批斗并被撤职。来年的“默朗钦莫”也被取消，直至1986年才恢复，三年后又被禁止至今。

1964年的“默朗钦莫”。藏人们从各地赶来朝觐大昭寺。

1964年的“默朗钦莫”。按照传统，拉萨所有主要寺院的数万僧人将云集于大昭寺举行连续多日的法会，但这一次的规模已大大缩小，在经历了1959年3月的反抗中共的“拉萨事件”（中共称之为“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之后，西藏十多万僧尼只剩下几千人留在寺院。从图中即可看出，坐满大昭寺二楼露台上的不是往日的僧人，而是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      耐人寻味的是，各种醒目的政治标语也已经包围了大昭寺。在往日法会期间达赖喇嘛下榻的“日光殿”悬挂的标语上，用藏汉文写着“继续贯彻政治第一、信教自由的方针”，这是一条非常不容易理解的来自强权者的指令。

1964年的“默朗钦莫”。法会最重要的一项是在大昭寺南侧的讲经场“松却绕瓦”，通过辩经考取藏传佛教的高级学位。图中右角正在拍摄辩经场景的，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一位藏人摄影师。 附：关于图片的补充说明 　　严格地说，矗立于拉萨中心的大昭寺并非寺院，而是一座供奉以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为主兼有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被藏人尊称为“祖拉康”的佛殿，始建于公元7世纪图伯特王朝第33代赞普（国王）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1300多年。松赞干布被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位以佛法治国的法王，他不但派遣重臣赴印度学习文字和佛法，统一沿用至今的藏文，制定以皈依佛、法、僧三宝为主的一系列法律和制度，还迎娶崇信佛教的尼泊尔王国的布里库蒂公主和中国唐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各自带来两尊释迦牟尼身像，据说皆承佛祖在世时开光加持，故珍贵无比。松赞干布亦正是为了供奉之，率两位公主修建了两座佛殿，这便是大、小昭寺应运而生的良好缘起。  　　大、小昭寺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在西藏的民间传说乃至历史典籍中，整个藏地的地形状似一仰卧的罗刹魔女，而原为大片沼泽地的拉萨中央，有一湖泊恰好是女魔心血聚集之地，应在此填土以堵塞其血脉，并建寺镇之，这便是大昭寺；湖泊之畔的沙砾滩则为龙宫所在之处，也需建寺以镇龙魔，这便是小昭寺。另外，为了使女魔的四肢受到控制，还在藏地各处分别修建12座寺庙，犹如在她的身上钉下12根钉子，今西藏山南境内著名的昌珠寺即“镇魔十二寺”之一，其余的大多已在文革中沦为废墟。  　　大昭寺还曾是噶厦政权机构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起，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于大昭寺二楼。以后，还有诸如“金瓶掣签”等带有政治色彩的活动在此举行。这表明，大昭寺充分体现了西藏的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无法分离的特点：在宗教上，它是佛化世界“曼陀罗”的具象化；在人文上，它是千年尘世拉萨的中心。大昭寺的历史也即拉萨的历史。  　　然而随着新政权的取而代之，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浪翻滚，凝聚了西藏传统的大昭寺，理所当然会被确立为“四旧”的象征，难逃被毁的厄运，这已是大势所趋，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大昭寺终究将成为事实上的革命目标。  　　公元140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在对大昭寺大规模修整之后，以稀世之宝供养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藏人尊称“觉仁波切”。“觉”的意思是至尊，“仁波切”的意思是珍宝，也用以指代转世活佛），并献上纯金制作的五佛冠。同时，为纪念佛陀以神变之法大败六种外道的功德，宗喀巴遍召各寺院、各教派的僧众，于藏历正月期间在大昭寺举行祝福祈愿的大法会——“默朗钦莫”，前后持续15天。  　　因来参加法会的僧俗众多，故将其法座移到大昭寺南侧的广场继续传法，从此历代达赖喇嘛和甘丹赤巴（甘丹寺法台）都在此处传授佛法而称之为“松却绕瓦”，意为“传法之地”。而法会也遂成惯例得以沿袭，五世达赖喇嘛以后延至21天。届时拉萨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以及其他寺院的数万僧人云集于大昭寺，举行修法、辩经、驱魔、酥油花灯会、迎请未来强巴佛等活动。在“松却绕瓦”的辩经场面甚为壮观，最优秀者可以获得格鲁派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法会通常由达赖喇嘛亲自主持。  　　文革以前的“松却绕瓦”是拉萨除了寺院和布达拉宫之外唯一一块铺了石头的场地，专门用以法会上无数僧侣就座。但在文革期间，这里是揪斗“牛鬼蛇神”的批斗场，改名为“立新广场”。以后除了在此召开群众大会，还是露天电影院、文艺团体表演翻译成藏语的样板戏《红灯记》和现代革命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剧场。     1986年2月，被禁二十年的祈愿大法会重新恢复。但由于1989年在法会期间发生“骚乱”再度被取消，至今不再举行。“松却绕瓦”日渐被云集的商贩拥挤得只余小片空地。这些商贩有的来自山南农村，带着自己编织的氆氇毛毯出售给当地人和游客；也有不少汉族和回族商贩在此摆摊，以卖工艺品为主。在“松却绕瓦”左边不远处，是八角街派出所所在地。

——读唯色《西藏记忆》有感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文革对当时的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然而对很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而言，文革不过是民主改革的继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民主改革那样惨烈，因为民主改革表现了更大规模的屠杀、逮捕、饥饿与暴力，而文革更多的是精神的折磨。

有关中国大陆文革的资料和专著已经很多了，但有关西藏文革的资料却非常罕见，所幸不久前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记忆》可以说是填补了西藏文革研究的空白，该书的作者唯色不仅是西藏著名的中文作家，而且也已经成为境内藏人坚持信仰与探求真相的某种象征性人物。

唯色在书中纪录了几十位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正如唯色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从那些积极份子闪烁其词的回忆中实在难於看到良心的发现或公开的发自内心的忏悔，即使到如今，他们还在为当年的行为寻找著各种堂皇的理由，其中就包括『信仰』『理想』等，似乎只要涂上『信仰』或『理想』的光环，一切罪恶也就不那麽面目可狰了。该书的附录之一『有关文革的两种解释』中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对文革的研究结论也支撑著这些人的辩解，因此，本文借开放杂志的一角，谈谈对文革中藏人角色的看法。

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并非始於文革

『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民改後整个西藏地区只有七十多个寺院』……『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区寺庙和喇嘛数目比平叛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平叛後大部分地区，在基层干部的阻挠下，甚至连日常的经课也只能秘密地去念，如果干部看到嘴唇一动一动的时候，就会追问（注：怀疑在念经或祈祷），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给以像对待反革命活动一样的压制。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形，而是班禅喇嘛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写的七万言上书中对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的描述。而且从七万言书中可以看到，由于逮捕、批门等迫害，即使六、七十岁的老喇嘛也『自觉』要求还俗，工作队甚至让喇嘛站在一边，尼姑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搞速配，而且一切在当时也被说成是『自愿还俗回家』。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对西藏寺庙的摧毁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才有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早在五十年代，对寺院的破坏和对宗教的残酷迫害就已经开始，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这样描述：『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来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院而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广大的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经、佛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或熔化……由于政府的各收购机关在收购有色金属时，收购了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佛像、佛塔、供器……而且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於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於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对此有些人却说『广大劳动人民觉悟了而消灭的』，这是丝毫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这些情景後来几乎丝毫不差地在文革期间再次重演，因此，对西藏人来说，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很熟悉了，那不过是民主改革继续与更加极端化而已。

由于有这些连续不断的残酷历史做为背景，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麽拉萨居民一般说红卫兵砸烂大昭寺时，很多西藏人也『主动』将自己家的佛像拿出来扔进拉萨河或用微乎其微的价格出卖给当局的废品收购站（见唯色的《西藏记忆》）。如果一个对西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有所了解的人仅仅看到藏人的这些革命或觉悟的行动，可能会感到突　，也有些蹊跷，但如果他了解到西藏已经经历过的残酷的民主改革运动，就不会对藏人这些行为感到奇怪。

唯色的专著所描述的文革主要以拉萨地区为中心，其实在拉萨以外，尤其是康巴和安多地区，寺院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经被摧毁，即使一些没有被摧毁的寺院，剩下的也仅仅是外面的建筑（一般被利用来作学校、军营、机关或居民等其他用处），里面没有僧人，经典佛像等宗教标志也已经被消灭，因此，文革对宗教文化的破坏更多的表现在拆掉剩余的寺院建筑和对宗教信仰更加厉害的镇压。寺院做为宗教组织和场所的功能早已经在民主改革中就已经被摧毁。

无孔不入的恐惧主宰一切

由于有残酷的民主改革做为背景，文革的暴行也就顺理成章。文革暴发时我还是个儿童，因此留下的记忆非常有限，有一次我表哥在家中不知说了什麽反动话，我只记得我父亲很恐慌地喝止表哥说：『住嘴，别人会听到的』，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家中并没有其他人，怎麽会被别人听到。为此我後来还做了一个实验，在没人时悄悄爬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旁边，小声说『你这个坏蛋』，然後紧张地环顾看是否被人听到了。

另外还有一件发生在文革後期的悲剧，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村庄藏匿了一名年老而德高望重的喇嘛，之前，他们在长江岸上扔下喇嘛的袈裟和鞋子，向上报告说老喇嘛已经投河自杀，过了七、八年後，到文革快结束时，两个不同村庄的女人在山上（或说在河边背水时）谈到这个老喇嘛时，该村的女人把秘密告诉了外村的女人，於是很快就传开了，一些人偷偷前来祈福，不久当局也听到了风声，当公社公安特派员带著民兵赶来时，村庄的书记只好真的上吊自杀，其他受牵连的更是不在话下。

现四川阿坝州一个最有名的酋长在文革中领著家人投河自尽，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个反映就是千万不能哭。因为哭表明了对反动家庭的留恋，那怕死者是父母也不行。

这些不同的故事所表达的都是西藏人在文革中无孔不入的恐惧，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人们失去了思维与选择的可能，甚至试图做出选择本身都可能招来灾祸，因此，也就不再尝试去做出选择，随大流和自保成为唯一的可能，也因此，西藏很多的罪恶行为都是统一的集体行为。仍然是班禅喇嘛所说『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其实就是下命令的委婉说法），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就像一九五九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有七、八十岁的僧人要求还俗一样，这些行为都是在极端恐惧的状态下所做出的躲避祸患的自保行为，为这些行为涂上『自觉』或『选择』的光环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在附录中，王力雄先生用神界轮回的概念，认为西藏人将毛泽东视为神，因而自觉地参与了文革，亲手砸毁了西藏的寺庙等等。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些学术研究的弊端，钻在一些理论逻辑和书堆里面，老是希望找出一些深刻的根源，其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的深谋远虑或重大意义。

实际上，只有当西藏人在文革或民主改革中有进行选择的自由和可能时，也就是说西藏人有不将毛当成神的自由和可能，有不自觉参与文革的自由和可能，有不亲手砸毁寺院的自由和可能时，只有在这个时候，去分析那些行为是否属于自觉的行动等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在不可能、也不敢不把毛视为神，不敢不『自觉』参与文革，不敢拒绝砸毁寺院之命令或鼓励的情况下，分析其行为是否『自觉』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虽然官方对那场浩劫冠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论』，但对绝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强烈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恐惧』。这种恐惧是通过民主改革的血腥镇压而注入到了藏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至今仍在隐隐作崇。

文革积极份子是西藏民族的异类

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唯色所纪录的那些积极份子，王力雄先生的分析中就常常使用『下层社会』或『藏人』的概念，这很容易造成混淆，幸好在唯色的采访中使用了更准确的『积极份子』这一概念。

积极份子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当然是藏人中的极少数，而且大都来自社会最低层，实际上他们是西藏民族和文化中的异类，其中极少数人可能是真的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像抗美援朝结束後竟然有二十几个美国战俘因相信共产主义宣传情愿去红色中国而不愿回美国），其余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在恐惧、过分自我保护或贪求私利的过程中不惜伤天害理的可怜虫。就像唯色采访中的一些藏人谈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点都没有错，是共产党利用他们处于社会低层因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来『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地实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因此而成为既得利益者，但问题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行为就代表了『藏人』或『社会低层』之西藏人的集体行为或愿望，也不能认为西藏人因此当家做主了，更谈不上他们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的许多罪恶行为因此就具有了合法合理的外衣。

有人说毛泽东当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时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毛不懂外语，因此其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和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差不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满现状，要造反，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不过是他们煽动造反的工具。西藏社会物质贫乏，底层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当然不会甘心，因此，只要有机会就会设法摆脱自己低下的地位和处境，不管这个机会是谁带来的　　不论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或荣赫鹏的远征军，对这些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当年英军入侵拉萨以及後来藏人驱逐满清军队时都有藏人与入侵者合作）。

虽然他们并不懂共产党，但这有什麽关系？对他们而言，摆脱低下的社会地位才是唯一的。在这里决定这些人行为的是摆脱低下社会地位的愿望和贪婪，而不是共产主义或其他的什麽崇高理想。假设一九五零年进入西藏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英国人，这些人还是会像紧跟共产党一样地紧跟英国人，不同的是这个时候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应该是英式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一切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後来所表现的低能和无耻行径就是证明，因此，用信仰或理想等高尚的概念包装他们实在是一直亵渎。

次仁夏嘉在回应文章中引用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的话指出：「当人被一个巨大的暴君采在脚下的时候，他除了在他的脚上搔搔痒而外，别的什麽也做不了」，当然就更谈不上做出其他的选择了。而一般人在没有做其他选择的可能时，就不再尝试去选择，而是本能地挤向唯一的出口，为了在拥挤的出口抢到位置，很多人就会暴露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一旦被迫做出离经判道的事情，或被暴力卷进政治旋涡而远离原有的道德立场与信仰，就会感到难於自拔而越陷越深，就像良家妇女一旦被迫成为妓女，所有的道德耻辱感就会减弱，相反，她还会「自觉」地积极拉客以增加收入。

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积极份子也是西藏民族苦难历史的悲剧产物。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和文革结束三十周年。一般都把1966年五月中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尤其是毛泽东五月16日批示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发端的纪念日。对于这个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当局采取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全面回避。在今天的世界上，因政治原因而无法面对一段三十年前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历史，恐怕只有中国等极少数国家了。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眼下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的主流尚有多么大的距离。

好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的时代。经过一番搜索，还是发现了两篇严肃思考文革的文字。一篇的题目是“文革四十年祭”，作者署名王霄，另外一篇题目是“文革与中国农村的政治民主化”，作者署名”小小小因”。有意思的是，两篇文字都被大陆左派的网站“乌有之乡”转载。两篇文章都指出，文革中百姓积极参与政治所包含著的积极因素，正是今天腐败和不公的大陆所缺少的。

对此，大陆今天的领导人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文革的参与者，亲历过列宁所说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盛大节日”那样激情燃烧的日子。他们知道，面对今天大陆的社会现实，重提文革，尤其是让人们回忆起当年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最高指示”，将令自己非常尴尬。

不过，还是有人与中共当权者过不去。就在五一长假期间，一位显然经历过文革的匿名作者，在“三农中国”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讥讽文字，题目是“毛主席关于当前重大问题的语录（与时俱进版）”。作者用毛泽东的语录来评论大陆现在引起大陆民众不满的各种新闻事件，读罢引人发笑，更引人深思。

比如作者在文中引述了一条关于江苏宿迁市把全部公立医院私有化，导致当地公共医疗服务全面倒退的新闻，然后引用了毛泽东著名的“六二六”批示作为评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却天天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大陆年轻一代，毛泽东的这些话会很有吸引力。

今天的大陆当局不敢面对文革那一段历史，最深刻的原因是他们开始明白，今日大陆之荒唐，其实并不亚于文革之荒唐，只不过朝著另外一个极端罢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一个信念：“造反有理”。这一次，邓小平又把亿万中国人动员起来，鼓吹的是另外一个信念，“发财有理”，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不论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还是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都是一种极其片面的，排斥多元价值的信念，当这种信念变成亿万人狂热的行动时，其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

文化大革命的代价就不必去说了，六四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这一轮高速经济增长，虽然也有积极的东西，但其造成的社会代价，精神代价和资源环境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这场“经济大革命”所欠的账，恐怕要几代人才能偿还。

不敢正视昨日之荒唐，是因为今日仍在荒唐之中。这就像个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只有当一个人比较成熟了，他才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的过去。遗憾的是，从大陆对待文革的态度来看，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他仍然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历史。

聪明、世故的中国人，为什么在现代化的挑战面前，一次又一次地大折腾，一次一次地失去理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精英分子，总想找到一种一律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这种寻找唯一办法的偏执，最终导致了“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结果，而不论这个主义是什么主义，这个领袖是何许人，这个政党叫什么党，都只能把中国引向歪路。

 

纪念所谓文化大革命，前事如烟，只记得遍地红彤彤的一场超级羊痫疯。

文革的忠字舞，地上站成一排，二三十岁的大人穿上毛装，手拿毛语录，后面一个孔武有力的挥动红旗，一起大声呐喊，锣鼓喧天，「歌词」全是伟大领袖片言只语。世上有这么蠢的「舞蹈」吗？有一点起码的智商，都不会参加如此愚蠢的一种集体嬉戏。

见过这样一幅文革的照片吗？「毛主席」送下来的一只芒果，放在玻璃柜里展览，「红卫兵」和贫农们排成长队，怀着无限敬意参观。一个个眼睛圆睁，表情诡异，红色小将们那道眼神活像放大镜在太阳下聚焦的一缕金光，想把那只圣芒炙出烟来。后面那个中国农民，脸孔没有那种凶相，只张大嘴巴，露出一口黄牙，凝瞪着芒果傻笑，活像看见自己的媳妇在柴房里刚生下了一个连毛带血的婴胎。

所谓文革，真正的罪孽是绝顶的愚蠢和丑陋，而这样的愚蠢和丑陋都带吁浓烈的中国特色。希特拉的德国，也举行过纽伦堡大巡行，愚忠的德国人也在球场上向最高领袖山呼万岁，但色彩一片黑沉沉，德国人表情肃穆，相当尼采。纳粹时代也尊崇华格纳和贝多芬，比起样板戏和忠字舞，品味终究高几分，同样是罪恶的极权，日耳曼民族也讲究一点美学，这一点才是所谓文革的真正悲剧。

文革精神，输送了一点点到欧洲。巴黎的红五月，伦敦齐法加广场的左派青年大示威，英法的左派学生竟一时也奉文革的毛泽东为神明，之所以有此浪漫的解读，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都沾染了一点马可孛罗回到欧洲之后比划吁的渲染，以讹传讹，令他们对中国有所高估。直到后来赤柬的波布上台，杀了两百万人，欧洲的左派份子总算醒过来，他们今天都做了跨国公司的CEO，在三里屯摸着酒杯，东搂一个章子怡，西抱一个巩俐了，文革屠杀了中柬两国那许多平民，今天，他们耸耸肩，从来都没有在乎过，因为被杀的都是亚洲人。

文革在远东是一场瘟疫，在欧美不过是一场小小的伤风。中国的邓小平后来承认：「文革只会发生在中国，不会发生在英美。」这又是何道理？邓某至死也不懂。原因很简单，因为英美人士的基因之中有一种对抗愚蠢和丑陋的抗体，叫洋人去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打死他他也做不出来，不论他是大学教授、倒垃圾的工人，还是唐氏综合症的患者。一点点Common Sense，以及善舞的天赋，会跳华尔滋和探戈，就叫做抗体。邓小平先生，您明白吗？

（美国之音记者： 蔚然）华盛顿/2006年5月16日——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40年前发表的一份文件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对于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中国人来说，文革只是从父辈那里听说的一个模糊的名词。然而，对于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来说，文革也许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成立了以陈伯达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的指挥部。1966年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肩佩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首次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

*中共党内高层干部被整*

在随后的日子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高层干部被整，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老师成为学生的批斗对象。学校停课，上亿红卫兵在全国各地“大串联”，造反、抄家、批斗、破四旧、后来又发展成派别之间的武斗，全国上下不久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长期研究文革的旅美学者宋永毅表示，文革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最主要的动因是当时的上层权力斗争。他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已经篡夺了他的大部份权力，所以他发动文革的最主要动因就是要清洗刘少奇那一派在党内的势力，然后重新夺回他的权力。实际上毛泽东是猜疑成性，刘少奇对他还是无限忠于的。”

如今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任职的宋永毅补充说，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前车之鉴让毛泽东感觉危机四伏，生怕自己的接班人也会是一个赫鲁晓夫型的人物，怕自己的晚年会有斯大林同样的遭遇。

*中共内存在官僚腐败*

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员赖洪毅则强调，当时中共党内也确实存在一些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过份注重个人享受，忘记了为人民服务，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对革命理想的认识。他说：“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当权的人打下来，换一批具有革命激情的、比较符合他的革命理想的一些年轻人上去。”

在1966年8月18日以后的三个月里，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检阅了1100多万红卫兵。当时的年轻一代迅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让这场文化革命席卷中国大地，甚至造成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赖洪毅说：“具体的形势发展可能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特别是红卫兵到处夺权，同时又发动武斗，甚至跟别的红卫兵派系到街头开枪，大动干戈。”

*宋永毅：伟大领袖“心里没数”*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也表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都是“模着石头过河”。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口号，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实际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道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什么地方。他开始说文化大革命搞半年，后来说搞一年，后来又说搞三年，结果搞了十年，可见他心里也没数。”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多少个冤魂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估计至少在两百万以上。宋永毅说，受到冲击的家庭——包括子女受牵连的——大概有两亿多，就是说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受到影响。

虽然关于文革的研究很多都侧重于中共党内高层干部受到的迫害，但是宋永毅说，受害最深的还是底层群众。他说：“这些人民群众或者说是参加了造反，或者说是参加了保皇，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上层权力斗争把整个社会都卷进去了，所以这些人最后是最少受保护的，他们最惨，坐牢啊，家破人亡啊，人数也是最多。就老干部来说，那不过就是运动初期斗过一阵，一月革命以后大多数都是官复原职。”

*中国社会伦理道德陷入低谷*

文革过程中，学生打老师，儿子反老子，同事、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十几岁的孩子打死人眼都不眨，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陷入低谷。宋永毅说，这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当时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共统治17年，一直在教你怎么仇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制造了一大批阶级敌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赖洪毅说，高度政治动员造就了当时独特的行为标准。他说：“革命理想是以共产党所定的革命目标做为一个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变成说为了这个大的目标什么都可以牺牲，甚至个人、亲情、家庭都可以牺牲。在这个氛围和理想下，就造成了一种个人行为变态，甚至一种恐惧，觉得个人如果不服从这种行为道德的话，自己会受到严惩。”

*被毁掉的一代*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特殊的一代人。当时的在校生串联、造反，1968年又响应毛泽东关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从1968年到1976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多到1600多万。

很多人都羡慕这一代人经历丰富，但是文革开始时上初三的宋永毅说，这种经历是痛苦的。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被毁掉的那一代，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第二，我们又是幸存的一代，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制度，对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我们是目击者，我们是证人。”

1976年10月，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被分别隔离审查，中共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外界大多认为这是文革的结束。

*中共刻意淡化文革历史*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赖洪毅说，文革结束30年，如果说文革对今天的社会有任何积极意义的话，那是毛泽东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他说： “因为文革的原因，很多人对毛泽东这种以政治运动为主导的执政理念和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反感，这种不满就成为了他们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因。”

文革过去30年，中共虽然已经公开否认了文革，但是却似乎一直在刻意淡化这段历史。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警告说，遗忘历史，就要冒重蹈覆辄的风险。他说：“中国国内现在贫富不均，党内腐败已经到达了一个高峰时代，恐怕历朝历代都没有那么厉害。现在你和底层的老百姓谈谈，他们说，他们都渴望文革。为什么？因为文革一开始就可以斗那些贪官污吏。这个情绪要比文革发动的时候人们和官僚阶层的矛盾要不知道尖锐多少千倍、多少万倍。所以我认为这个土壤是存在的，这个情绪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