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我多次深刻指出，中共鉴于原意识形态的完全失灵和破产，迫不得已从儒学中寻找思想资源，为其特权统治涂抹打夯形上基础，但这种旧货新用是对儒学概念和精神进行别有用心的扭曲、歪解！

   

   例如，中共“以德治国”口号，不仅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恶意歪曲，而且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其“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一样，把道德与法律当作一种治国、役民、整人的工具，中共特权统治阶级自身却超然于法律与道德之外。于是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一种怪象：把道德挂在嘴巴上高喊“以德治国”者，恰恰是一个最无道的政权、一群最无德的官僚。

   

   德治思想一直以来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不同程度的歪曲，论歪曲之严重、利用之轻浮，中共是史无前例。为拨乱还正、磨垢磨光，谨将儒家道德的三大特点简介如下。

   

   首先，道德以自治为主。在个人与社会、自我与群体的关系方面，儒家强调“尽其在我”的人伦道德。正心诚意克己修身，最重视精神、道德上的自修自律。儒家经典里有大量关于自修的要求，如“慎独”、“自省”、“养吾浩然之气”、“求放心”等，皆指人生的道德自治。如蒋庆所言，儒家讲为仁由已，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讲万物皆备于我，返身而诚，讲尽性立命，讲推已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内圣开外王，讲三纲领八条目，都是从尽其在我的主观角度来思考问题。儒家“尽其在我”的人伦观，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忠恕宽敏惠等德目中。

   

   董仲舒对“尽其在我”的人伦观谈得最为深透。他反复强调，仁是用来“安人”而不是“自裕”的，义是用来“正我”（匡正自己思想行为）而不是“正人”的。对仁义的这种解释，体现了儒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观念。董仲舒曰：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义者，谓恒在我者，恒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仁造人，义造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人弗予为义”（《春秋繁露–仁义法》）。

   

   我说过，在道德要求上低调，恰恰体现了政治高道德。反过来，大唱道德高调，以道德为治国、役民、整人之具，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甚至强迫民众作出牺牲的政治行为，则是最不道德的政治，也是有违儒家道德观的。如果自己不正，反而“以义正人”，就更加不道德了。

   

   其次，道德以治官为先。按照儒家学说，道德是适用于君臣民众的普遍价值标准，但身分不同，具体的道德要求亦异。道德对君主及官吏而言，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他们必须尽性尽德，以身作则，以起教化的作用。教化是潜移默化，是为政以德，是春风化雨，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去影响示范于他人，而不是单纯运用法律和权力去强制人民。道德乃君主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故君主必须是一国之中最高的道德楷模。

   

   有人向孔子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表达了君王的道德是为政之本的观点。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强调为政者只有严于律己，勤于正己，才具备治国的条件，才能肩负国家历史之重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等圣人之言，道德的“矛头”皆指向统治集团的。

   

   第三、道德以践履为要。“德者，得也”。（《广雅•释诂三》），这不是知识上、而是实践上的得。看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不在于他懂得多少道德知识，而在于他能否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践履之。内在的道德要从日常生活特别是社会政治实践、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路径去体现。

   

   到了宋明理学，尤其强调知行合一的践履功夫。朱熹明确主张修养道德“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认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常相须”；王阳明进一步认为知与行就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故曰：“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

   

   综上所述，儒家认为，只有最高领导和各级官员皆能身体力行以德自治之后，才有资格实行德治、以德化人。需要说明的是，儒家倡导德治，并非唯德治论者和道德万能论者。儒家认为：一、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施行德治的基本条件之一；二、德治有赖于法治为辅为基。随着民众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法治由重而轻，德治由轻而重；三、德治的教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意谓善人为邦要百年时间，如有圣人为天子，也要三十年时间，才能行仁政王道于天下。

   

   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德以自治，道援天下！这是我为领导人所拟的座右铭，也是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拟口号之三。

   

   在这样一个道崩德溃、法治荡然的乱世讲德治，是毫不切实的迂谈；由这样一个无德无道、腐烂透顶的政权讲德治，是极其荒诞的笑话！中共别说以仁为政还权于民，连公开官员财产这一条都迟迟做不到，却来讲什么道德，就象妓女讲贞洁、恶棍讲仁义，不仅令人恶心，而且是对道德二字的羞辱奸污！

   

   2006-5-8东海一枭

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一亿六千万元，包养五名情妇，被中央军事法庭一审判处死缓。王守业被逮捕后，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五千二百万，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有存款五千余万元。王守业作案，时间长达五年。在这五年中，他有四年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干部”，还立过二次三等功。王守业参加例会而被捕，当时他很镇定，问主持会议的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发生什么问题了？不要搞错！”张定发说：“不会搞错。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1990年，李永波作为中国队的一员，在东京体育馆实现了汤姆斯杯三连冠。16年后，李永波作为主教练带领队员又在这个场馆实现了两连冠，这个东北汉子心潮澎湃，他说：“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也要感谢举国体制。”

 

在新加坡访问的台北市长马英九说，每个台湾人都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台独是属于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中国不必对此感到紧张，因为大多数台湾人其实希望维持现状。马英九说，如果国民党在2008年重新执政，“台湾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台湾不会搅乱区域的海水，台湾应该做一个和平缔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多美姿化妆品”传销组织的《教材》：“骗有善意和恶意之分，将人们骗来是为了让他们发财。”

 

五一黄金周，关于买房的话题在网上造就了一个英雄。邹涛在网上发起的“不买房行动”，短短数日，便征集到上万支持者。但邹涛自承，他仅是个负责任的现代公民。他的理想是：“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居者有其屋。” 吃饭时，他拒绝喝酒：“在任何时候我都要保持清醒状态，喝醉了就可能做错事，就会给社会增加负担。”

 

５月９日上午，张家口桥东区人民法院警卫室内一女子（原告）被一男子（被告）手持利刃砍死。记者赶到现场时，现场已被法院法警封锁，但见被砍死的女子倒在警卫室内，鲜血流了一地惨不忍睹。围观者议论纷纷：这是什么地方竟然砍死人（原告）？这么多法警是干啥吃的？记者抬头看见雄伟的大楼前赫然挂着：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张家口市桥东区政法委，张家口市桥东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三快大牌子。据悉该院系全国优秀基层人民法院。记者下午再到该院打探消息，只见到有几个系红腰带的人正在边放鞭炮边清除血迹，对笔者的提问该院工作人员均摇头不语。

 

5月10日，音乐人窦唯来到新京报社，称要就相关报道与报社交涉，并要求与采写记者见面。期间，窦唯“情绪激动，有过激行为”，砸坏电视、电脑等报社办公物品，干扰了报社的正常工作。下午18时许，窦唯用自带的汽油点燃报社门前一辆汽车。火被扑灭后，窦唯被随后赶来的警察带走。据说，窦唯的问题是：幸福在哪里？

 

5月10日，江苏省为时五年“不闯红灯”文明交通行动全面启动，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在南京新街口东方商城门前广场宣誓。江苏省公安厅厅长黄明带领全体参加仪式的人员，庄严宣读了誓词：我宣誓，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抵制不文明交通行为，崇尚社会公德，倡导文明风尚，从我做起，不闯红灯，走文明路，做文明人。

 

近来，各地媒体关于惩治行人交通违法的新闻越来越多。南京一个半月来交通违章罚单已经开出5万多张，接下来交警还将摄录中小学生的交通违法行为通报教育局及学校；石家庄在给机动车驾驶员违章扣分的基础上也试图给行人建档扣分；还有的地方扬言要给市民建交通违章档案，行人违章要与工作和奖金挂钩等。有人问说：如此下去，是不是有一天走路也要考执照？

 

5月12日，余杰、王怡、李柏光等人在布什的家乡米德兰完成一次圣经课程的学习后，到白宫与布什会谈。余杰说：阿门。米德兰的词意是“中土”，与“中国”相近，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上帝早有奇妙的安排，要通过小小的米德兰将福音传到庞大的中国。此次会面，中外反应强烈。有人说：余杰对布什的一些言论是不合适的。不是只有基督教才是信仰啊，年轻气盛乱讲话。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

——从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的感慨说起

 

曾当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现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在接受国内媒体专访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在英国，作为名牌大学校长虽然有很高的荣誉和地位，但在实践过程中其权力却处处受到制约，可以说“既有权，又无权”。表面看起来，大学的每一项决议都只有等他签了字才能实施，而实际上他拥有的只是执行权，不是决策权，该不该签字往往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因为所有比较重要的决策都要在校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校长有发言权，但要接受反驳。对于校务会议的决定，校长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得去执行。有一次，他以校长身份邀请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偕夫人访问诺丁汉，却为报销旅差费的问题发了愁，因为他花钱的事他说了不算，这个权力属于同样是校务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财务总监，财务总监直接向校务委员会负责。在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连校长请客都要请示下属的情况下，要发生腐败丑闻是不太可能，即使发生了，也很快会得到纠正，这就是制度健全的好处。

“象牙塔”为何沦为“重灾区”？

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曾被看作是圣洁的“象牙塔”，然而，这几年来各地不断曝光的高校腐败案，却让世人大跌眼镜。据权威的《瞭望》周刊报道，陕西理工学院副院长黄祥林已经是3年来该省被查处的第七个“厅级”校长了。“见一叶而知秋”，陕西高校的腐败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因受贿被判刑10年的同济大学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被指控的南京财政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因经济问题“出事”的江苏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杭中茂、副院长杨佩剑，仅广州一地的高等院校，5年当中就发生了各种违法违纪案件100多起，立案查处多达153人。这些被发现、被曝光的高校腐败案触目惊心，让党的喉舌《瞭望》周刊禁不住发出“象牙塔”为何成为“重灾区”的疑问。

腐败之风蚕食、侵蚀到了神圣、庄严的学府固然有种种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明白的，但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就是缺乏制约、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所致，如果我们的高校也有像诺丁汉大学那样的制度保障，包括校长在内权力都是有限的，腐败就可望减低到最少程度。任何权力如果变成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管束的，那么他们把手伸向不该伸的地方也就是自然的。

同时，高校腐败案的频频曝光还透露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除了缺乏一个对权力构成有效制约的机制，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学术尊严和大学精神的缺席，从而导致一些大学管理者“有知识，无文化”、“只谋食，不谋道”，他们的心中弥满了对金钱、权势和一切物欲的贪婪，精神世界一片空白。

大学本该是一个国家文化命脉之所系，是一个民族更生的基础，即便是在国土沦丧、山河破碎之际，迁移到西南偏僻之地的各个大学也始终保持弦歌不绝，那就是维系一个民族的学术生命，传承文明的种子，为国家留一点元气。包括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在内，虽偏处云南、贵州，但那个时候的高校，依然担当起了自己的使命，依然是社会的精神中心、道德中心，具有辐射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首先就是建立在大学自身的精神和道德追求之上。竺可桢先生认为认定大学教育首要的是道德教育，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他说，无论社会如何腐化，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他一定能坚持自己的选择，“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毋庸讳言，如今的高校之所以不再是世人仰望的精神 “象牙塔”，还有一个因素是学校的高度行政化和普遍的商业化，对功利化的追求常常超越了对知识庄严的坚守，弥漫着一股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从领导、教师、学生，有很多人已不能坚持人文理想。从曝光的那些高校腐败案来看，那些翻倒的厅级、副厅级校长、院长多为惟利是图之辈，对学问没有兴趣，他们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欺上瞒下，瞒天过海，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荣华富贵转眼成空。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这些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往往是在高校里掌握人、财、物分配大权的行政主管，据说一些高校后勤行政人员的编制超过了一线的教学人员，行政后勤这一块俨然成为了高校的重心。老实说，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作为高等学府，毫无疑问应该以从事教科研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们为重心，而不是以行政后勤人员为重心。遥想当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了学术和教学事务给系主任、院长、教务长写纸条，提出各种要求（当然是在情理之中的），字里行间都有一种尊严和体面。他们才是大学的重心，所有行政人员（甚至包括校长）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在“象牙塔” 丑闻频发之时，我们更加需要培植这样一种风气和氛围。

 

2005年岁末，《新华每日电讯》曾刊出一篇专稿《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触及了当今高校最大的病根所在。据记者调查，目前“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学、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资格的认定，几乎都是由行政官员主导。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剩下的只是对“行政权威”的仰视、顺从和无奈。连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放下学术的身段竞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一位参与过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先后参加后勤处处长、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两次落选，“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面对“官本位”对高校的侵蚀，记者发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叹。虽然他在下笔之时那么小心翼翼：“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行政化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在增强。”但我们知道行政化倾向既不是近年才开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官本位”意识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既然院校被定为部级、副部、厅级，校长甚至教授也按局、厅、部等不同行政级别来排列，“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官本位”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识的侵蚀、渗透之下，今天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对当官趋之若骛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不乏其人，究其原因无非是想分一杯羹。趋利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之一，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无可厚非，令人遗憾的是以“官本位”为运行潜规则的高校体制。在上述报道中，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位教师说得很清楚：“当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静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专心做学问的学者，在学术资源占用和待遇上会远不如那些当官的同行。为此，不少教师对教书育人已彻底失去了兴趣，他们或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干脆弄虚作假以取得‘成果’。”另一位教师更是概括地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大学或者说高等学校总是有一些普世公认的基本准则，比如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早已是常识。在中国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这些准则其实也已成为传统，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试图推行党化教育，将权力的意志渗透到高校的围墙内，许多国立大学校长（当然包括张伯苓这样的私立大学校长）也竭尽所能进行了抵制，小心而坚定地守护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那些传统。哪怕外边是连天的硝烟，外强的铁蹄，内战的炮火，此起伏的学潮，都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员，至少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官员，校长之下，行政后勤人员，一是数量并不庞大，二是不可能凌驾在教授之上，干预教学、学术事务，三是他们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时的高校还是奉行“学本位”，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学本位”服务的。当然，他们在人格上没有尊卑高下之分，太阳底下，他们和教授有着一样的尊严，只是扮演的职业角色不同而已，如果专业上有造诣，他们一样可以成为教授，走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遥望60年前的西南联大，1946年1月29日，那是“学本位”占绝对上风、教授们意气风发之时，为了中文系研究生王遥毕业论文初试一事，闻一多教授写信给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将有关事项一一开列在信上，包括要“文书科办通知”，“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邀请其他教授，等等。第二天，梅贻琦就作了批复，只有两个字：“照办”。在信奉“官本位”的人们看来，俨然老爷的“文书科”、“事务组”竟然都能勤勤恳恳地为教学、为教授服务，校长对教授也是尊重有加，难免大跌眼睛。可是，放在那个时候的学府，这只是平常不过的小事，而且早已形成惯例。

   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意识，都是与文明社会相背离的陈腐意识。今天当世人蓦然发现“官本位”意识正在侵蚀高校，并导致学术精神沦丧，各类腐败丛生，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内心震撼。感谢《新华每日电讯》的这篇专稿，提出了这一不能再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毫无疑问，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

熊忠俊（烟波渔者）受到深圳警察的持续骚扰

【2006年5月15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原《中国民营》杂志社记者熊忠俊（笔名烟波渔者）在去年被深圳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无理关押81天后释放，虽然警方以”犯罪情节轻微”为名撤销了他的案件，但出狱后的他却比一般的人更没有自由，除了要向警察及时告知他的居住地址，电话号码和工作单位外，还必须定期以打电话和写信的形式向负责看管他的警察汇报思想情况。 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他去年9月份一度去了广东中山，在该地工作了短短一个月，当地的警察便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向他的单位领导施压，使得他被迫辞职。据说，他此前的记者工作也是因为警察的阻挠而丢掉。今年4月5日，深圳警察曾以”查暂住证”为名将他带到公安机关，并罚款，之后几天又以威胁的非法手段逼迫房东将他赶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得再次搬家。深圳的秘密警察早已经是无孔不入，在打听到他的新住址后，又以同样的非法手段，让他所在花园的管理处以其它理由将他驱逐出去。 烟波渔者对记者说，2006年5月11日上午九点多钟，他还处于睡眠状态的时候，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他急忙下床，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所住花园管理处的人带着保安去查房，他们先让他出示了身份证。在得知他不是租房人，而是租房人的朋友后，叫他一起去了管理处。管理处的人告诉他：”有人投诉说你的出入不正常”.他说：”这里每天24小时都有人出入，早上有比我起得早的，晚上有比我睡得晚的，不正常在哪里？”.最后，管理处只得找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说他不是租房人，不能在那里住这么多天而要他马上离开，并吩咐保安再也不要让他进去。 烟波渔者知道又是警察在背后作怪，他们既然铁了心要赶他走，总能找些歪理由，所以没有跟他们继续理论下去。于是让实际租房人——同在深圳的异议作家赵达功再去和该花园管理处协商，在近几天内把东西搬走。烟波渔者告诉记者，深圳警察不会轻易放过他，只要他没有离开深圳，对他的非法无理骚扰就会持续下去，警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断绝他的生路，将他这样的异议人士彻底边缘化。他打算过些天离开深圳，并将他自去年被抓捕后的经历以及他所了解的深圳黑幕进行揭露。 烟波渔者的遭遇并非个案，据悉，此前居住在广州市内的知名网络活动人士野渡和曾在深圳打工的网络作家李剑虹女士都受到了警察类似的骚扰。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广东，除了有因暴力征地所引发的层出不穷的警民冲，在迫害异议人士方面，更是独出心裁，深圳警察对烟波渔者等人的骚扰实际上是对他们的变相驱逐，是剥夺他们生存权的一种方式。 烟波渔者个人简历 烟波渔者，原名：熊忠俊，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诗飞社发起人之一。1980年3月出生于湖北鄂州，现居深圳，之前为《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自幼对文学事业孜孜以求，本世纪初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鉴于传统媒体言论自由程度之有限，2004年学会触网，历任《南方文学在线》，《伊人城市》，《第三条道路》等文学网站诗歌版面版主以及论坛管理员和网刊编辑。已在《博讯》等海内外网络媒体开设有个人专栏。各类作品散见于《博讯》、《大纪元》、《新世纪》、《民主论坛》、《议报》、《中国事务》，《中国之春》、《希望之声》、《美国在线中文网》等。 因为在在海外媒体发表批评当局的政论多篇，并最先报道深圳反日游行群众被抓的消息，于2005年5月1日被深圳警方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05年7月21日撤消案件，并在在亲人的担保下释放。

　 （来源：博讯）

【2006年5月1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报道:国际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用户资料已导致四名网络作者入狱。雅虎公司负责人近日在美国表示，他们将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敦促中国改善媒体自由状况。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雅虎公司是在推卸责任。 中国网络作家王小宁于2003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秘密判处10年监禁，此前，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网络作家王小宁的私人信息。这条消息于上个月被媒体曝光。王小宁是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泄露客户电子邮件资料的第四名受害者，此前，在中文的互联网发表文章的师涛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姜力军被判4年、李智被判处8年。 路透社的消息说，雅虎首席执行总裁特利.塞莫尔于星期四表示，雅虎别无选择，只能按当地法律办事，雅虎也没有改变中国大陆政策的能力。特利. 塞莫尔认为，关闭在中国的雅虎业务，并不现实，也无法帮助中国大陆建立言论自由机制；其它媒体也应该继续在中国的业务，不要因受到官方限制而放弃争取言论自由之路。塞莫尔表示，雅虎将争取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共同促使中国大陆官方放宽对网络媒体的限制。 对此，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周世雨评论说，（录音） 总部设在法国的保护记者组织“无国界记者”负责互联网事务的朱力安.配恩认为，雅虎公司只是口头上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但没有改变雅虎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方式。朱力安.配恩批评雅虎公司说，（录音） 朱力安.配恩说，跨国公司不仅有在中国赚钱，开拓市场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雅虎公司并不一定要服从中国当地的法律，他们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因为雅虎是一家美国公司，相信言论自由。朱力安.配恩说，特别是当中国的法律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雅虎公司应该服从《世界人权宣言》，因为按照法律原则，国际法高于国内法。 　  雅虎公司联合创始人杨致远

　

【2006年5月15日狱委讯】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清晰频道公司”(ClearChannel)调频105.1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史达(Star)，因对竞争对手另一音乐节目主持人Envy的有华裔血统妻子及4岁女儿，发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谈话，12日被捕。 纽约警方11日在听取史达(Star)的节目录音后，对他展开仇恨犯罪(hate crime)调查。 警方发言人布朗表示，史达(Star)的本名叫托伦(TroiTorain)，警方12日和他联络，要他向纽约警局总局，交出一把9厘米手枪和射靶许可证，当他到达警局时被捕，并转往曼哈坦下城一警局。 纽约市议员刘醇逸和其它民选官员召开记者会公开谴责托伦后，“清晰频道公司”于10日把他开除。该公司说，“完全无法接受”史达的言论。刘醇逸等仍不满意，并要求以仇恨犯罪处理此案。警方立刻以仇恨犯罪办案。 刘醇逸12日指出：“警局仇恨犯罪组快速侦办此案，颇为称职。我们非常感谢纽约市警总局局长凯利 (RaymondKelly)曼哈坦地区检察官摩根索(RobertMorgenthau)的快速行动。托伦被捕的下场对那些可能触犯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电台主持人是一个警告，就是他们没有豁免权。” 纽约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小瓦隆(PeterVallone,Jr.)则说，“史达被革职还不够，我们要向社会传达一个讯息，我们不容忍这种令人厌恶的行为。” 刘醇逸指出：“现在检察官已经开始对托伦展开刑事控告，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到清晰频道公司，该公司利用挑拨仇恨犯罪谋利，我们将追究他们的责任。” 纽约市议员詹姆斯(LetitiaJames)说：“作为一名非裔美国女性，清晰频道公司利用不堪入耳的言论赚钱的商业模式，让我觉得被冒犯，该公司必须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反思中，受到海外华裔学者的影响，开始不断有人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提出质疑。八九运动的惨烈失败，刺激出国内外反激进主义的思潮，甚至把文革反传统、五四运动反传统和八九运动串在一起，同作为一脉相承的激进运动加以批判。
   
    这样的反激进主义思潮，自然也被用于谈论毛泽东和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罪过之一，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他所发动的文革中，他先号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煽动起“打砸抢”狂潮，对文物古迹的毁坏达到疯狂的程度；接着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水浒》运动”，掀起了对儒家传统的大批判，甚至大批判歌曲的歌词也把林彪与孔子并列，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脸上笑嘻嘻，背后捣鬼计；鼓吹克己复礼，妄想搞复辟！”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颇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根据文革时期的某些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全盘反传统；但我也可以举出另一部分事实，证明毛泽东是传统帝王的典型。事实上，毛是实用主义的权术大师，他对任何传统都采取机会主义的取舍态度，反对哪种传统，提倡哪种传统，完全取决于毛的政治需要。
   
    1，把打倒孔老二与全盘反传统划等号，是以臆断来阉割中国的传统，即把儒家仁学作为中国传统全部或主流。而事实上，中国传统远不是士大夫眼中的儒学所能涵盖，因为，儒家传统主要用于规范百姓和读书人，而对帝王和宫廷政治毫无约束力。特别是在制度文明和现实政治的层面，实际上起支配作用的规则，首先不是儒学的仁政传统而是厉行恐怖政治的法家传统，配以纵横士留下的机会主义和阴谋权术，正如鲁迅所言：从仁义礼智信的字缝里读出的只有“吃人”二字。传统帝王们大都满口仁义道德而骨子里杀戮成性，毛泽东的统治术所继承并发展到极致的，也恰恰是这一点：满口“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以百姓为刍狗”，所以，毛帝王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是人权灾难最为惨烈的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八千万。
   
    2，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中，无论是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异族入主中原，抑或是阴谋篡权，新登基的帝王大都要清算前朝。特别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更是疯狂地掠夺财产和大开杀戒，可谓一路血火。西楚霸王项羽对秦朝咸阳城的焚毁，黄巢起义军之一路血洗所过之处（民间俗语的夸张说法甚至有“黄巢杀人八百万。”），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之大肆劫掠，张献忠之疯狂屠川，太平军之血洗“天京”……，毛泽东象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掌权后便开始对前政权进行最彻底的清算，其财产掠夺之干净、人员镇压之残酷和遗迹毁灭之彻底，不仅与历史上的起义领袖一脉相承，而且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皆为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毛把传统的皇权至上发展为他个人权力至上。
   
    3，两千多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既是第一次终结百家争鸣的帝王，也是第一个“尊法灭儒”的暴君，并开创了绵绵不绝的文字狱传统。毛泽东正是秦始皇传统的集大成者，毛本人也公开承认“历代都行秦政事”，民间第一次针对毛的自发群体反抗——四五运动——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也是“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毛的文字狱从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他的自然死亡，文革时期的尊法批儒，不过是秦始皇的当代翻版而已。难道源远流长的法家传统就不是中国文化？而且，毛泽东只想留下他一个人的遗产，所以，他不仅用中国的法家传统来否定儒家传统，而且他几乎敌视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文革中毁灭的是“封资修”，就包括中国的、西方的、苏联的。
   
    4，1949年后，毛泽东进行一系列党内清洗，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的毁灭，更是中国帝制传统的当代翻版。翻开中国历史，在残酷的宫廷内斗中，杀功臣和屠高官是中国历代帝王惯用伎俩，帮助秦国变法屠强的商鞅被车裂，为汉高祖刘邦打江山的韩信被诛杀，明太祖朱元璋对重臣的大规模屠戮，不过是帝制时代大杀功臣传统的最突出的代表而已。
   
    5，在文化兴趣上，毛泽东也是中国传统的迷恋者。他喜欢书法、京剧、古典诗词，写得一手不错的草书，作诗填词也还算入流。从毛泽东的读书清单也可看出，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经典，却对中国古代的典籍情有独衷。他的大书房里，他的那张特大号木床周围，摆放的大都是中国古书，毛最热衷古代史书，特别是对中国帝制政治的百科全书《资治通鉴》最为熟悉。
   
    所以，毛泽东在极权统治上的登峰造极，正如他的夫子自道：马克思加秦始皇。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首发

美东时间5月11日上午，美国总统会见了来自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三位代表性人物：余杰、王怡和李柏光先生。余杰在接受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时表示，原定是半小时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见非常愉快。宾主双方就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人权、贸易等诸多议题进行交流，其间还就见证、属灵状况、家庭等话题轻松交谈。

5月11日下午，布什总统和三位基督徒会面甫一结束，余杰和李柏光就收到香港神学院取消访问计划的电子邮件。香港神学院是一间主内的神学训练机构，不可能因为中美两国基督徒的会面而单方面取消客人的访问计划，很显然是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压力；香港是法治之区，也不可能做出此等有违法理和情理的事情，背后伸过来的“黑手”只能是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狡猾之至”。北京在会面前得知消息后，通过驻美使馆向白宫发出照会，声称“此三人不具备代表性且有政治意图”，试图阻止这一历史性会谈。会谈之后，恼怒的北京政府不便直接表达不满，遂通过香港作为借代性管道取消原定的访港计划，特区政府不得不给中央政府做了“替罪羊”。

 

“破冰之约”的本质涵义

 

布什总统的这一会见，在历任总统中史无前例，即使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也是尚属首次。其涵义和价值需要时间沉淀，才能逐步显现。

有国际媒体称这次会面是“破冰之约”。表面上看来，这次会面是在支持中国的宗教自由，但是进行深层剖析可以发现，其释放的信号是多重的。支持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和布什总统的一贯立场。去年布什总统访问北京时，特意选择周日去缸瓦寺教堂参加礼拜活动，并和官方教会的基督徒进行交流。

这次会面和在北京缸瓦寺教堂的礼拜活动还是有相当的不同。这是白宫首次主动敞开大门邀请来自中国的基督徒，更为特殊的是，这三名基督徒是来自中国没有进行官方登记的地下教会（另称家庭教会）的成员，他们三位还是中国知名的政治异议人士。

假如单纯是支持宗教信仰自由，法轮功信众自1999年至今遭遇令人发指的政治迫害，法轮功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李洪志先生在美国旅居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和白宫之间有公开的往来。其他在美国旅居的中国宗教人士除了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之外，也没有被美国总统接见的历史。

假如单纯是支持反对运动，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数量庞大、机构众多，很少受到总统的接见。只有中国劳改基金会的主席吴宏达和中国民运的领袖人物魏京生流亡美国后，1998年受到前总统克林顿的接见。而此次受到接见的三君子，都是身在中国自身安危还在中共的掌控之中。

余杰、王怡和李柏光三位具有双重身分，既是基督徒，又是政治异议人士。布什接见三位主内的弟兄，不仅仅表达对三人的支持和爱护，更重要的是支持他们三人背后数以千万计家庭教会的兄弟姊妹。这是美国总统公开支持家庭教会成员争取宗教信仰的权利，具有相当的政治内涵：布什总统乐见中国基督教徒展现更多的政治关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美国乐见中国生长出基于基督信仰的政治。所以中共第一时间将此次会面解读为“具有政治意图”，乃是一语中的。

自清政府时代美国和中国打交道以来，大陆的政治反对派层出不穷，国民党、共产党，政党派别一度多如牛毛，意识形态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是中国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成规模地展示自己的政治关怀，更没有展现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操守。

中共建政之后，政治反对派长时间绝迹。1978年之后，以魏京生、徐文立和任畹町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民运人士开始公开批评中共一党专政，并要求改变政体，投身真正意义上的反对运动。1986和1989两次学潮，更将反对民间的运动公开化。1999年法轮功遭遇惨烈的政治迫害之后，和民运力量形成合力，声势浩大地全面挑战中共一党专制体制。

无论是老一代民运力量，还是法轮功“真善忍”的反抗模式，为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杀开了一条血路。2000年前后，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转机，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包括民运人士和维权人士在内的很多精英纷纷皈依基督教，基于基督教信仰而展开的政治活动由此发端。周舵、张前进、任不寐、张伯笠、远志明、熊焱等都是曾经卷入八九民主运动而的知识分子，高智晟、李和平、张星水、范亚峰等都是从普通公民维权走向政治维权的基督徒律师。这些基督徒们的政治操作手法呈现多种新意：他们虽然不会把中共看作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是同样将其看作上帝的子民，不再视中共是单纯的敌人，甚至为他们祷告，请求上帝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治反对运动，不仅拥有“爱”的基调，并坚持反对手段的非暴力底线。不仅捍卫自己的权利，还爱自己的敌人、捍卫敌人的尊严，是基督政治的典型特征。这种充满爱与尊严的反抗模式，具有化敌于无形的功效，是独裁政权的真正克星。也许最终将是基督徒给中共“温柔一刀”，彻底终结极权体制在中国大陆的存在。

在南非、韩国、印尼、北爱尔兰等国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基督教或天主教都曾经起到了化解冲突的显著作用，乃至最终达致宪政和法治的实现。中国出现基于基督信仰操守的政治力量，这才是有着深厚基督教传统的美国真正想要的。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政治在中国大陆刚刚崭露头角，就受到美国的肯定和支持，乃至受到美国总统的亲自召见。布什在会面中表示将继续支持三位年轻人和他们的事业，其涵义就是：“年轻人，你们已经对准了航道，起飞吧。”

 

基督信仰的政治逻辑

 

基督信仰的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对中国的专制之癌有何种疗效？

基督政治的基础逻辑是厘清世俗政权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政治伦理的基础乃是理顺人类自己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基督信仰就是要斩断人类的两种“妄念”：人不得妄想成为神，更不得妄想建立地上的天国。

中国儒家文明的内核是圣人哲学，一直在推崇和塑造圣人，造就了无数人间的伪神。这一做法在毛泽东时代被推到极致。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曾得意忘形地宣称，“六亿神州尽舜尧”，6亿中国人都成了神。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僭越，把国民和国家推上了绝境。这个六亿“舜尧”的国度，几乎成了人间地狱：1959年以建立共产主义这种“天国”的名义搜刮农民口粮，饿死三四千万人；文革时期，红卫兵文攻武斗，知识精英斯文扫地；国民经济千疮百孔，民不聊生，死于政治逼迫的国民不计其数。这6亿圣贤不仅没有为全人类贡献一份有价值含量的艺术作品，反而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国将不国。乃至长期担任国务总理的周恩来也在日记中反思：“这就是人民共和国？这就是社会主义？”

而同时期大样彼岸的美国人，人口只有1个多亿，95％左右都有宗教信仰，其中50%以上都是信奉基督教的新教徒。和中国无神论的“尧舜”们恰恰相反，这些基督徒非常“迷信”匍匐在上帝的脚下，高呼自己有罪，甚至是罪人中的罪魁，宣称自己是无力救赎自己的罪人，呼求上帝的救赎。这群自认为有罪的罪人，却得到了最大的祝福。他们“戴罪立功”，创造了全球最为灿烂的文明，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

基督教信仰相信，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每个人都有沉重的肉身。基于基督教的政治就认为，人都是有罪的，这个罪性是不可去除的。这种原罪观念，之于个人要求的是道德自律，之于政府要求的是制度限制，这就是宪政的宗教之维。中共的政治逻辑恰恰相反，它虽然也认为人人都会犯错误，但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可以改正。中共执政57年来酿造了无数的社会悲剧，却仍毫不反省地认为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的法律是中共领导人民创造的，这些法律只能是中共自己的侍女，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最终沦为中国特色的专制。

基督徒的政治抱负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建立地上世俗的国家，而不是在地上实现天国。因为在上帝看来，每个在世的人都是罪人，在世上生活时不配得到天国，天国在永生中才能得到，肉身是和天国绝缘的。正如《圣经﹒创世纪》章节中描写的那样，宁禄率领子民试图建造巴别塔到达天国，结果上帝就惩罚他们，变乱他们的语言，分离他们的身体。人类必须得恪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再心存企达天国的妄念。天国异常美好，妄念使人发狂，毛泽东试图建立人间天国——共产主义社会，甚至不择手段竭泽而渔，得到的却是最大的人间地狱。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失败再次说明，不管心地多么善良、理想多么美好，建立地上的天国的举动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

承认自己的罪性，坦白自己的罪行，真正谦卑下来的中国人不仅应恪守人的本份，还应反思中华文明的自身资源和定位。如果中国人民和执政党继续执迷不悟，惩罚还将来临，悲剧仍将继续。

 

基督政治在中国展开的路径

 

“政教分离”的原则一直困扰着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官方和家庭教会，不少基督徒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很多基督徒认为基督教应当远离政治，甚至基督徒不能具有政治关怀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一原则几乎成了中国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内部推卸社会责任和中共当局打压基督徒参与政治的重要借口。政教分离的原则其本质涵义应当是，宗教信仰不能上升成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更不能将教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混合重叠。上帝掌管一切，自然包括政治，在独裁下争取自由的基督徒，也是在世俗社会中荣耀上帝，拥有社会责任和政治关怀是基督教信仰的应有之义。

布什说，他有一个设想，假如这几千万基督徒都从地下走到地上，主动要求依法登记。那将是一个令政府多么难以应付的尴尬局面，政府会怎么办呢？布什总统乃是鼓励数千万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融入世俗生活，公开自己的身份，承担社会责任，乃至拥有政治关怀，按照上帝的旨意建立地上的国。

在中国这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国家，基督徒如何展开自己的政治路径，是下一个即将展开的问题。正如王怡先生所言，“地上的众教会虽然组织和宗派各异，但同属基督的身体，互为主内的肢体。教会的好与坏、教义的纯正或异端，不能由政府来评价。”所有的地上的政权都是世俗的权力，地上的人不得管天上的事，不得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不得设置登记等行政性的人为障碍。王怡先生还预言说，“家庭教会自请登记的维权运动，才是真正要到来的剧情。”

理顺宗教信仰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扶正中国宪法的根基，破除中国当前政教合一的政治架构。中国的宪法虽然已经“谦卑”地认识到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建立共产主义天国的妄念仍然未作了断，至今仍以科学唯物主义的无神论作为国教，并强迫成为全民的信仰。在垄断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中共将其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混淆在一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作为基督徒要践行的政治，首先应当纯正中国宪法的根基，必须剔除其中的“四项基本原则”，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降卑为地上的一种学说，更不得动用国家强制力来强迫公民学习和遵从。

解决了世俗权力和宗教信仰的关系，继而确立中国宪政的良好根基，基于基督信仰的政治之道就可顺势展开。要想走到这一步，将会和中共发生无法回避的冲撞，如何应对这一重大挑战，中国大陆基督徒的政治使命还任重道远。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

 

作者为北京独立时政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