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一项“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调查表明，以往老百姓最关心的腐败问题在逐年下降，前几年问题差不多高居榜首的腐败问题，而今年却几乎快排挤出前十名。翻开报纸电视，你就不难发现老百姓越来越不关心腐败了。老百姓漠视腐败之所以成为现象，其实根子在于人们对政治的漠视。
    
　　政治关怀你我他。一个社会不关心政治，在一个落后的独裁国家，或许是正常现象，而在一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人民普遍地漠视政治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在独裁统治下，人们开始厌恶政治，权力失去制约，国家机器成了少数人或集团的工具，少数人的好恶完全成了政治的方向。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权力和资源就会为少数人垄断以及社会全面腐败。社会前面腐败，最终导致国家民族全面的灾难。也就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发展成果，一夜之间全面坍塌。德国韦伯说：“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高尔基.阿尔巴托夫分析苏联衰亡的原因时说：“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把政治生活限定于极狭小的范围。它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著的社会现实……不适合于动员社会上的智慧潜力去解决涌现的问题。因为决策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至高无上，所以最高层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党组织、社会科学界、大众传媒都得这么做。它们要帮助掩盖日趋严重的问题，饰以稳定、成功和进步的假相。这么做过，最后一批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孤岛消失了，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发生一次领导层所不悦的争论，就会有新的领域被界定为‘国家机密’。”
    
　　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多元化的社会和意识，多元化的社会和意识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日益趋向分散和剥离状态。驾御多元化社会的政治基础，必须是广泛的政治协商。否则，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凝聚力，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离心离得。政治的不成熟，民主对话被堵塞，必然导致人们对腐败的漠不关心。漠视腐败不过是政治不成熟、不民主的一个重要表象。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全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呈现分崩离析的状况。
    
　　暴力引导暴力，协商赋予理性。一个国家如何走出周期性动乱的循环：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调动人民参政的积极性，这个国家的问题也就只能越积越多，越来越不利于问题的良性解决。
    

想起来写阿城，完全是因为在网上淘了一本他的小说，这样，阿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那六本书总算凑齐了，很好；书来了一看，竟然全是短小说，多达五十九篇，很好；一读，还是好。何立伟说，阿城已被人反来复去炒糊了，炒不出新鲜意思来，趁早罢手。作为一个爱小说的人，我忍不住还是要饶几句舌。

看阿城自序，这些小说写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距离他以“三王”横空出世的八十年代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是时间的，也是意识形态的。但现在读来，丝毫没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即无“工农兵腔”，和他的“三王”风格一脉相承，一样成熟。说这是八十年代的作品，也丝毫不逊色。但我知道我这样说是错误的。时代的年轻，并不代表文学的幼稚。要说不同，那就是，短。这就令人佩服之下，复又拍案惊奇。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杂色”系列，可能是阿城越写越好的缘故。可惜小说后面均无时间标注，这只是我的揣度。阿城说他惯写短东西，这些小说也真短，均在千把字上。难得的是，却不贫瘠干巴，笔笔送到，骨肉停匀。这就印证了他“文章是状态的流露”的观点，彼时阿城也就二十岁多一点吧，年轻气盛，元气淋漓。

阿城语言的好，是有口皆碑的。反复阅读后我明白，当与他的生活阅历有关，也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他用最经济的句子，表达最丰富的思想。一句是一句。而我们写文章，常常是几十字上百字下来，还找不着思想的骨头。但他决不卖弄生活，寥寥几笔，自是有款有形，含蓄，准确。有人说，这是功力，实是准确。准确，才有力。以此，千把字的作品让人觉得并不短，或者说，短，但并不小。如《抻面》，写的是抻面，却先从和馅儿写起，然后才写和面，省面，省硷，篇幅过半了，方才写到抻面，亦是把小说推向高潮：

铁良不含糊，当当一手揪出一拳头面，啪，合在一起，搓成粗条儿，掐着两头儿，上下一悠，就一个人长了。人伸开胳膊的长度等于这个人的的身高。铁良两手往当中一合，就是两股，再抻再合，就是四股，再抻再合，八股，十六股，三十二股，六十四股，一百二十八股。之后掐去两头，朝脑后一甩，好像是大闺女的辫子飞落到灶上的锅里，客人就笑了，转身回去店里座位上。

能感觉出阿城小说写到此时，他是松驰的。阿城对汪曾祺是推崇的，他说汪的小说细节是非文学性的，老老实实也结结实实，无文艺腔。他自己的小说又何尝不是呢。而阿城说他却是在写了小说十年后，才得见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钱钟书。

阿城这些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对世俗的关注。他写吃，如《大胃》；写穿，如《裤子》；写性，《春梦》；写贫困，如《火葬》；写排泄，如《厕所》；写嗜好，如《宠物》；写爱情，如《夜路》；等等。现在看来是平常的，可在“文革”期间，就有这种文学上的自觉，那可是非同小可的，这也正是其超迈于同龄作家处。无怪乎，一俟禁锢大开，便能如莫言所说“横空出世”。

哦，对了，阿城的这本小说是《遍地风流》。

卢岚是与法国有很深渊源的诗人梁宗岱的得意弟子，后来也旅居法国，著有《巴黎读书记》等，介绍文人、胜地、历史事件，文心细腻，笔触生动。今年2月，她又出了一本《文街墨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异域游记的结集，所写主要为法国作家故居的走访（所以有那么漂亮的书名）。

当中关于夏多布里昂的两篇甚好，使我对之产生兴趣。其人：“极度傲慢，只瞧得起自己”，“跟天下文人都吵翻”，连拿破仑也敢傲视。其作：“如果你想了解法国的散文，首先要看夏多勃里昂。”其墓：通过一条涨潮时会被淹没的暗礁上的石路，去到一个小岛，那里海边有一个耸立着花岗岩十字架的无字坟，墓后木牌写着：“一位大作家希望在这里安息，只听海声和风声。请路人尊重他最后的心愿。”福楼拜在瞻仰后，曾给友人写了一封很美的信，描述那夏天傍晚的海天光色，缤纷以致凄凉、热烈而又忧郁，“一如初恋”。——书中收录卢岚拍的不少照片，就以夏氏墓这张最是撼人。

有那样一个墓的那样一个人，他的《墓中回忆录》会是怎样的呢？

按《墓中回忆录》是郭宏安的译本（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1997年4月一版），书名译法另有《墓后回忆录》（程依荣译。花城出版社。2003年6月一版）、《墓畔回忆录》（程依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一版）。但郭宏安在代译序《墓中人语》中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此书夏多布里昂本意要在死后50年出版，就是为了这样更符合“墓中回忆”之意。他强调自己发出的是“一个死人的声音”，“我更喜欢在棺材里头说话”。读正文，也可看到夏氏早就觉得自己的生命精华已经消亡了，他说，像他这样见识过华盛顿和拿破仑等伟人的人，之后“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本属于那个时代和那些人，我何以苟活于其后呢？”郭译序说：“他还活着，可是已经告别了世界。”

夏多布里昂身历波旁王朝末期、法国大革命、第一共和国、拿破仑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等时期，社会不断“转折动乱除旧布新”。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出色的文学事业，和他自认为出色的政治事业，成为法国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但，他的文字像他的生涯一样绚烂多彩，以致竟掩盖了他身历盛世的光彩。

三联版封面内折上介绍说，此书“描绘了一幅法国自大革命至19世纪上半叶的完整的社会图景”，是过誉了。虽然这只是一个节译本，但仍可让人感到：社会图景往往仅是夏氏“自我”的布景，他的个人色彩太浓烈，议论抒情太多，冲击割裂了时代史实，要从中读到社会史的人会失望的——它更像夏氏本人的心灵史。夏氏自诩此书是“我生活的时代之史诗”，然而，它似乎只能算是他自己“生活的史诗”。

当然，以夏氏一贯的高傲，以及个人自传的题中之意，他偏就爱多写自己的感想，我们也不能苛求。问题是他的文风。

郭译序引用了马克思对夏氏的评价：“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廷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等等。读了此书，便会感到这些抨击虽有文学之外的政治背景，却也实在有道理。夏氏的文章，华丽磅礴，情感充沛，想象丰富，只是，读多了会让人腻的。

诚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文风在法国文学史上应占据重要地位。郭译序则说，此书“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卢岚更称夏氏是“浪漫派的宗师”。然而，我已经不像少年时那样，欣赏这种传统法国式的激情浪漫文章了。——同是法国人，我现在更喜欢历史学家G·勒诺特尔《法国历史轶闻》那种细碎而朴实的文字。

书中只有记述拿破仑的章节，因两人有独特的关系，而值得一提。卢岚介绍：夏氏备受同时代人指责，“对他另眼相看的人，天下间只有一个，他就是拿破仑”。一个欲做世界霸主，一个要当文坛霸主，两人由敌对到惺惺相惜。拿破仑对夏氏十分重视，礼遇有加；夏氏也终于在回忆录中为拿破仑说了好话：“拿破仑之后，一无所有。”——在郭译本中找不到这个精彩的句子，但有类似的话：“在一个这样的人之后还有何人何事可供一谈？”

且抄两段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的评论，亦可见其文一斑：

“他只管他自己的命运。他好像知道他的使命是短暂的，从那么高的地方落下的激流将很快流过；他赶紧享用甚至滥用他的荣耀，犹如倏忽即逝的青春。如同荷马的诸神，他想四步就走到世界的尽头。”

（拿破仑之死）“如布封所说，热带的鸟‘套在太阳的车上’，从光明之星上匆匆落下；它今日将在何处休息？它在灰烬上休息，这灰烬的重量使地球倾斜了。”

与拿破仑生于海岛、死于海岛相似，夏多布里昂生于海边、葬于海边。——那种伟人盛世烟消火灭之后的落寞厌倦，使他选择那样僻静的墓葬。让我明知马克思的讥评也用夏氏的措辞风格说一句吧：也许在拿破仑和夏多布里昂的眼中，大海也不过是一堆灰烬，他们是曾有将海洋烧成灰的巨人之力的。而因为波涛汹涌过、恣肆壮阔过，面对犹如灰烬的寂寥后世，他们还是安静地休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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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作？这是个大问题。我不相信是因为利比多的关糸。写了二十年的小说，现在我发现，其实我是完全可以干些别的事情的。不是从才华上说，是从原因上讲。比如我可以当个演说家，在这一方面我敬佩爱默生，我觉得爱默生的写作和耶稣的工作方式最为接近，当然我只是从工作方式而言，并非指工作性质。他是边讲边写。此外我发现还有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很有益的，就是史怀泽的方式，他并没有关在家里写作，而是深入非洲行医。但他却照样著述颇丰，关键是他的写作极有价值，我想他的创作也贯彻了行动哲学，即身体力行而后写作。他是边做边写。这方面的极端例子是朋非霍尔，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写作者都要去经历生死（事实上不可避免），但要经历生死考验，换句话说对死要有预感。朋氏的方法是边活边写。他的活和我们的活不一样，因为他快死了，而且他的死是自找的，所以活得很清醒。他了解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开始怀疑职业写作的意义。我并不是要提倡写作者都要兼顾其他职业，但必须兼顾心灵的工作。或者倒过来说，他是心灵捕手。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年仅十七周岁，其实我当时对写作的兴趣并不会超过我对电影或美术的兴趣，如果当初我进的是中央美院或北京电影学院，我就理所当然地改变了职业，我就不会去写作了。我相信一个人是有超过一种以上的才能的。所以从技术上讨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就像讨论今天应该吃什么饭一样没有意义；而讨论一个广义的诗人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又像讨论为什么活着一样单调，因此我陷入矛盾。

不是只有牧师和高僧才深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人都在接触和实践真理。从这个层面上说，医生的手术刀倒是和作家的笔没什么两样。但为什么牧师和高僧和别的写作者不同？是因为这一类写作者完全彻底地依靠和信赖真理，并据此活着。他自己是个试验品吗？从信心的角度而言，没有试验一说，因为在信心里看到的都是肯定的东西。只有信心不足的人才会对自己有所保留。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这些最前列的实践者区别开来，因为我们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常常保留自己，不愿意将自己奉献到真理的祭坛上面，以为一放上去就会立刻烧成灰，其实正如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献上的瞬间，是有别的东西来代替你作为牺牲的，但人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敢这样做，因此，一般的写作者一生都在矛盾中写作，他的写作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却掺杂着并无意义的失败体验。而真理实践者的写作虽然也有万般痛苦，却是在祭坛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写作和高贵的写作的区别。

这样说，应该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一个写作者并不是因为明白了为什么写作才写作，而是写作让他明白了为什么。而解决为什么的答案是行动和信仰。写作是一种记录而已。至于他用笔或用锄头写作，完全出于真理的差派，那是一个天职。最后他发现，他所能做的只有一样：顺服。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之际，“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于2006年3月24—26日举行。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回顾、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究成果，促进和深化对于文革的研究。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山西等地的学者，以及正在北京从事访问研究的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来自瑞典的文革史专家，与会者共 16人。他们是：郝建、崔卫平、徐友渔、丁东、唐少杰、徐海亮、吴迪、叶维丽、邢小群、陈家琪、何蜀、陈东林、沉迈克、魏光奇、赵诚、吴小龙，还有其他文革研究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由北京学者郝建倡议，与崔卫平、丁东、徐友渔共同邀集。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结合论文宣读和专题讨论，而把重点放在有关文革的重大问题和学术界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上面，进行自由发言和无拘束的讨论。研讨会分为4个单元进行，第一个单元循一般学术会议惯例，由与会者宣读论文；其后3个单元分别研讨精心选择的论题：评价文革的标准、“两个文革”说与造反派研究、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

第一单元以徐友渔和瑞典隆德大学沉迈克（Michael Schoenhals）教授介绍国内外文革研究的情况开始。徐友渔在题为“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概述了从1967年至今中国人——观察家、评论家、学者、民间思想者、官方理论家等等——研究文革的努力和成果，中国大陆几家刊物在10年前开辟有关文革的言路以及受到的挫折和打压，2006年海外有关西藏文革书籍的出版情况。他特别指出，由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大学服务中心在文革研究中发挥了重要基地的作用，由于宋永毅、王友琴等旅美学者的长期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致从21世纪初开始，“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在西方”的局面结束了，中国人在文革研究方面开始占居主流和主导地位。

沉迈克以熟练地掌握中文，收集文革资料丰富和考据缜密而在文革研究者中享有较高声誉，他和麦克法夸尔用10年的时间反复修改合着的一本长达700页左右的文革史著作即将在今年8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毛的最后一场革命》，计划将成为西方一些大学的教科书。他介绍了西方研究文革的主要机构，文革研究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研究资料的来源（当时的官方的宣传品、各种群众组织小报、对从广东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份子的采访、驻华外交机构的报告等等）和其他一些情况。他指出，当初西方的文革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者，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对文革的兴趣急剧下降，转而研究当代中国的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现在，文革学在西方已经成为冷门。

叶维丽的发言题目是“卞仲芸之死”，对于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芸被本校学生毒打致死一事，王友琴已有充分的调查和记录，但作为历史学家的叶维丽（文革时是师大女附中初三学生）力图把这一事件放到文革史的“文革再次发动”这个概念中来理解。毛泽东是8月初从外地回到北京的，这时市、区一级领导已经瘫痪，那段时间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同寻常的上下reaction（互动），卞仲芸校长死于8月15号，正处于文革再次发动的关节点，其含义值得深思。她还谈到了暴力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和意义。

陈东林提交的论文是“‘文革’与中国的政治改革”，他认为，否定文革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应当问一下，为什么中国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苏联却没有？他认为文革的发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是毛泽东试图改变中国模仿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尝试，带有探索和改革的意义，虽然因为错误的手段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可以说，文革对改革产生了以下的三方面催生作用：一、文革否定了文革前17年僵化的社会传统阶级结构，用意识形态——“路线”来代替个人成分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有较大解释的思想空间；二、批斗党内“走资派”，冲击了个人崇拜，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当权者脱离人民的体制弊病，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三、提倡怀疑一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催生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参政意识。

何蜀的论文是“‘文革’时期重庆群众组织发展演变概述”，包括以下各方面内容：最早出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学生造反派组织的崛起；工厂等部门的“保守派”组织；工矿企业的造反派组织；机关干部及其他部门的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的分化；“保守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一月夺权”导致造反派大分裂；造反、夺权期间的外地赴渝红卫兵；造反、夺权期间的群众组织小报；“镇反”与群众组织的重新组合；“红五条”前后两大派再次重新组合；两大派在全面内战中的重组和演变；两大派全面内战中的报纸、广播；“文革”群众组织的末路；重庆与成都群众组织的比较；“文革”群众组织的终结。论文还有附录：“重庆市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看得出来，这么丰富的内容，实际上相当于一部涉及四川文革史的“简明重庆文革史”。人们知道，2004年有人根据对一位重庆前群众组织领袖的采访而发表“重庆文革口述史”，引起很大争议，何蜀也是批评者之一，与会者认为他在争鸣之中撰写的论着对于研究重庆地区的文革历程会大有助益。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关于评价文革的标准，首先由丁东作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尺度”的发言，介绍相关背景。他说，在国内，评价尺度的变化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毛泽东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第二个阶段是以邓小平的尺度为标准，代表性的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在当时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但今天回头看，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一、把毛泽东的责任归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身上；二、回避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三、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四、不能正视党内一部份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有一些学者跳出体制，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为价值准绳，从反思极权主义的思路出发，对文革有既不同于毛泽东，也不同于邓小平的理解。

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其实不是先定了标准再评价，而是说人们有了评价的意见，他才会反过来从里面发现自己的评价标；文革评价必然带有片面性，只能是选取一两个角度，任何一个评价不可能是多角度的，不同角度的评价应该互补、应该兼容；评价还会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会不一样，同一个评价者不同的时代评价也会不一样。文革实际上是一个谋利的运动，都是在争利，它把利益，每个人的也好，集团的也好，给涂上神圣的光环，革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其实为的是各种利益，比如说街道有的为什么斗得厉害，实际上是因为房子，农村是因为有的家族势力在那里争，等等。

有学者表示，要把当时比较时髦的说法倒过来说。原来是说，一、毛泽东错误地判断形势；二、被野心家利用；三、全国人民遭灾；其实毛泽东非常清醒。毛泽东去世以后，文革结束以后，党的所谓路线的执行，证明他原先的担心没错。唯一错的是对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怎么看，他没想到中国老百姓其实欢迎这些东西。

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试验，它完全属于现代性的范畴，从群众的发动到上层建筑的革命，从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到教育革命，到 “五．七道路”、“赤脚医生”，再到城乡、工农、体脑差别的消灭，等等，说明毛确实是想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式的现代之路。

不止一位学者说，在提到毛泽东的时候，官方始终用一个标准，叫做认识标准，说他对出现修正主义的苗头估计错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官方是特意回避了，即是道德标准。哪怕我们违反事实退一步说，假定毛认为刘少奇搞了修正主义，就算应该打倒他，你总不能够明知道刘少奇在开封那种惨死你还要那样做。如果我们只有一个认识标准的话，那实际上是可以原谅的，什么都是认识错误，认识错误既没有法律的责任也没有道德的责任。现在我们评价毛泽东和评价文化革命的时候，哪怕我们在很多事实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应该问：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出生入死几十年的人整得那么惨？就算我们不否定他有一个理想，就算承认毛泽东有一个社会乌托邦，他的动机是好的，但问题在于他有没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社会实验就把亿万人推到一场劫难中去？有没有权利去搞这种政治清洗运动，有没有权利把中国几千万青年学生推入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来进行你的共产主义实验？哪怕是要锻造一代新人，你有没有权利把一千多万中学生人搞成下乡知识青年，让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受那种苦？

第三单元讨论“两个文革”说与对文革中造反派的评价，所谓两个文革，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徐友渔在背景介绍发言中说，据他的研究，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 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等西方学者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利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在1996年纪念文革发动30年的时候，对于“两个文革”说的讨论和争论就十分热烈，在今年，同样的争论更是激烈。刘国凯在《北京之春》2006年 1月号上发表“论人民文革”，他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北京学者刘自立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人民文革’说驳难”，坚持认为“只有一个文革”。

一位学者的书面发言题目是“‘三年文革’说不能成立”，其背景是：关于文革的时间，有“3年文革说”和“10年文革说”的对立，而“3 年文革说”与“两个文革说”、“人民文革说”是一致的。这个说法起源于陈佩华1990年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消除对于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观念：重新考察文革派性和分期的必要性”，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3年，即群众政治对立，人民起来造反的3年，“10年文革说”是官方、邓小平等老干部的文革观点的表现。这个发言的根本是主张：3年，指的是民众造反；10年，说的是毛泽东的文革，不能把3年造反说成是文化大革命。

一位学者藉助于坦诚、深入剖析自己为什么走进了文革的心路历程来说明大学生造反的动因。刺激青年思想的时代因素有：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和中苏两党的分裂、彭德怀事件、两次下乡参加“四清”运动，等等。从当时一些大学红卫兵看，文革无疑是一次思想与政治的大改革，大解放，公正地说，学生躁动内在与形式上是趋向民主化，与其说他们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们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运动初期的大学造反潮流里，充斥着三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思想流派，以当年的话语来说，就是追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政治理想和思维方式的潮流，追求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与个性解放的潮流，和崇尚中国传统文化里游民、市民精神思想潮流的合流。

有学者觉得，“人民文革”是一个比较意识形态的提法，比如说我们很多事都是以人民的名义怎么样，那么民意就是真理了，就是可以压倒一切了，或者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其实不存在天然的正当性，任何人的正当性都是需要和他人的正当性处于对话当中。尤其是自我反省。针对这一点，另外有人表示，假如不用“人民文革”，而用“百姓的文革”或者“下层的文革”，这个意识形态的意味就没有了。

有学者追问“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民文革？”认为有的人站在一相情愿理解的角度上，说毛当时确实有意让群众来冲一下这官僚制度，冲击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等等，其实是做了过多的善意的理解，其实毛在发动群众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你们不得有任何损害我的权威的事，也不得有任何触及这个制度的行为。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学者基本上都不赞成“两个文革”说，但他们并不想形成一面倒的意见，而是积极考虑对立观点。有人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他地位曾经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觉地既要改变他们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他们起来造反，利用江青等人的支持，是为了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把全国总工会砸烂，他们内心是想改变当时的一些规章，甚至制度，他们几乎全部家庭出身不好，他们跟共产党员、积极份子造反不一样，他们确实是处在50、60年代那种阶级敌人、或者阶级敌人的后代的地位，他们是要改变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想打倒刘少奇，就绝对概括不了这个事实。

第4个单元的发言围绕“文革研究的环境与方法论”问题进行。首先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3个时期，即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和文革后到今天28年的关系？官方的研究更多的是从17年来看待10年，他们否定10年或者否定文革，理由是因为和17年对立，其实10年必然从17年而来，17年和10年的关系非常微妙，就是说文革怎么爆发的，和17年的关系是什么？再有一个维度就是现在这28年，从否定文革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个28年，实际上是文革所带来的走向现代化的对以前的一个反拨，这个28年和前面的两个时期的关系非常有意思。还有学者指出，对比苏联，对比法国大革命研究文革，很有意思，很有必要，一定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和视野，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本单元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是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关系。首先要注意的是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40年过去了，当年10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80、90岁，再不抢救，历史就要被带进棺材。但口述史的问题也很多：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使口述史的真实程度受到怀疑。这就提出了一个个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有学者补充说，有3种情况造成问题，一种是整理的人比较内行，但是口述者限于特殊身份和思想局限，很多该说的没有说，好多重要的事都没有讲，回避了；还有是一种整理的人太外行，整理出来错误百出，另外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双方都想藉口述史来投机，他们互相利用。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把口述史和某些回忆录作比较很有意思，在当今大陆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有学者认为，尽管口述史有不可靠的危险，但我们不能弃而不用，达到信史，固然是很好的，但在目前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以认真态度整理出来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有总比无好，即使不准确，不到位，发表出来引起争论，也可以推动文革研究。

一些与会者注意到在中国大陆近年来肯定文革的思潮出现了升温的趋向，大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和分析。

（徐友渔执笔）

文革4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纽约当地时间5月12-14日举行，主题为“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首日在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岛(Staten Island)学院的艺术中心进行。本次研讨会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纽约市立大学联合主办的，来自世界各国的中外学者与专家，阵容鼎盛，如吴国光、华新民、周原、朱正、程映虹、周明朗、周泽浩、夏明、潘明啸、司马黛兰、丁抒、陈奎德、胡平、徐贲、潘国平、刘国凯、遇罗文、程惕洁、陈彦、胡承伟等。还有从国内出来的余杰、王怡、朱健国、郭飞雄等等。

今年的研讨会有近10名大陆的学者、人士出席，此前曾报道，部分受邀请的学者因为当局阻挠而未成行。第一天的研讨内容涉及了文革起源，以及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等问题在文革中的情况和影响。

当天上午由纽约市立大学夏明教授主持了简短的开幕式。纽约市立大学史坦登岛学院副校长兼教务长David Podell博士、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研究教授林培瑞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教授和宋永毅先后致辞。随后大会发言。

上午的研讨会分成两组，一组是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博士主持，以“文革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为主题，用中文演讲，演讲者和讲题是：

华新民博士（《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主编）：《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研究述评》

周原博士（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文革史料学的现状和发展》

梅振才（纽约诗词社社长）：《文革诗词见证历史》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邢晓群女士未能前来，提交了书面发言《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由《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博士代为宣读。

原安排发言的中国当代史专家朱正也未能与会，会上介绍了他的论文《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组是由纽约瓦格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胡少华主持，用英文演讲，有加州大学苏杨《文革中的大屠杀：三省比较》、夏明教授《文革期间的黑社会犯罪问题及文革后的错觉》等发言。

下午的研讨会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主题是“文革与世界”，由澳大利亚莫纳希大学教授孙万国主持，演讲人和讲题是：

郭建（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文革、世界六十年代及西方文化理论》

程映红（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

胡承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化大革命和法国》

程晓农博士（《当代中国研究》主编）：《中苏文革比较》；

第二阶段主题是“文革中的少数民族、宗教等问题”，由《观察》主编陈奎德博士主持，演讲人和讲题是：

程惕洁（澳门大学教授）：《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

周明朗（迪金森大学东亚系教授）：《文革中的少数民族政策》

周泽浩（宾州约克大学教授）：《被人遗忘了的1967年的反孔运动和宗教在文革中的角色》

司马黛兰（宾州盖迪斯堡大学教授）：《文革中的批孔运动和孔子形像的演变》

西藏女作家唯色未能与会，提交的书面发言《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迪金森大学教授杨瑞代为宣读。

12日的讨论会十分热烈，会议安排的发言结束后，刘国凯、朱学渊、潘国平、丁抒、任不寐、胡平、丁凯文、魏承思、康正果等代表纷纷提问发言，围绕毛泽东 发动“文革”的动机、“文革”是一个还是两个乃至多个，“文革”中的几条脉络等等话题，针锋相对地争辩驳难。会议代表中两部分人十分引人注目，一部分是在 西方深造，在西方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运用现代政治学、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审视“文革”；另一部分是当年“文革”中的活跃人士、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现在的独立文革研究者，他们在自己当年亲身经历和见闻的基础上，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年搜集第一手原始资料，从中总结出独特的观察分析框架。

13日、14日的研讨会在皇后区的法拉盛喜来登酒店和图书馆进行（上午在喜来登，下午在图书馆），主题分别为“复杂的历史真相??我们对文革到底知道多少？”“被扭曲了的集体记忆??我们对文革到底记住了什么？”演讲会对公众开放。

三月初中国经改会在京郊举行内部的经改形势座谈会，会上由各官方学者与负责人发言。提出许多尖锐意见，显示中国经改问题严重，政改呼声增长，而一言堂时代已不复存在。

今年三月四日，国务院属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郊区山庄召开一次不公开的座谈会，邀请廿多位经济或法学专业的学者和官员，讨论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希望将所表达的意见提供中央高层参考。为了使参与者能畅所欲言，座谈会便采取闭门方式，不让记者或传媒知道。但百密防不了一疏，却被“华岳论坛”在网上捅了出去，将整个座谈纪录发表，这才让大家知道内情。

高尚全开场白称争论激烈

会议由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主持。座谈会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党内对改革存在重大分歧，而且争论得很激烈。中国经改会会长高尚全在开场白的一开头就说：“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争什么？主要是争：１、反对私有化，捍卫公有制；２、认为市场化侵犯弱势群体利益，房改后老百姓住不起房，医改后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后小孩子上不起学；３、贫富差距严重，收入分配不公，贫污腐败泛滥，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反对改革的一方认为目前的形势糟得很，原因是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违反《宪法》，于是给改革戴上一顶帽子，叫做“新自由主义”，指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搞和平演变。

上述持论者指责改革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和宪法，正显示出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想回复到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这是极左派的立场。但不可否认，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社会病态，倒确是中国当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对改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改革在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配套的情形下，它会违反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变成少数利益集团垄断资源与财富，垄断权力的工具。

孙立平批评权力和市场结婚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其实孙立平所讲的权力就是指共产党）。于是他开玩笑说，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这时候，权力就能卖出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究竟这般结合是过渡阶段还是定型化的体制，还不敢说，但面对的问题是，需要对两者都加以规范，防止它们结合。

孙立平还提出另一个观点，认为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他说，在上头越来越寡头，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而下层越来越民粹化的情形下，对立的情绪便不可避免；上层对下层，不能说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层出点丑闻，下层非常高兴，网上一片欢呼，像个节日。

这些妙论一针见血，值得鼓掌。

贺卫方说共产党未注册是非法组织

更激烈的发言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他直头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保卫人民权利。首先，他指责共产党是一个违宪组织，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却行使权力，是一种法外权利，这是严重违法的，怎么能说依法治国？因此，他主张应该把权力架构的严重混乱纳入法制和宪政的模式，譬如，党与议会的关系，党与司法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这些都是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其次，他批评人大的反议会性质，每年开一次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宴会（party），不是议会。第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如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等要付诸实现。第四，他批评目前司法没有独立，他举例说，公安部长周永康到最高法院视察，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萧扬向周永康汇报工作，世界上哪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的？他指出，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强化，不是弱化，最近最高法院甚至说，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这是谁的规定？难道是红头文件高于法律吗？

葛延风指医疗改革市场化失败

座谈会聚集这许多专家学者，谈到的问题很广泛，具体的有医改问题、教改问题、农民和土地问题、减贫问题、税制问题、地方与中央问题、银行外资入股问题等等。这里只能择要介绍。

医改主要由宋晓梧和葛延风发言，前者是几年前国务院医改方案起草人，后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部副部长。两者意见并不一致，宋晓梧只认为医改困难多多，起步慢，进展缓，力度小，葛延风则认为医改不成功（即失败）。在我看来，葛延风的见解，比宋晓梧有说服力得多。葛举出一个例子，改革前有病不敢上医院的人很少，现在卫生部自己公布，老百姓当中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有病不敢去医院，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的人该住院而不敢住院。问题的毛病出在哪里？葛认为出在医疗市场化，理由是，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公共性，要求公平和普及，这些性能与市场所提供的商业化服务方向相反，因此必须强调政府的责任和财政的支持。为了反驳中国财政没有能力负担的论调，葛举出具体数字来论证。他说，去年国家财政收入超过三万亿，解决全国老百姓（城市和农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问题，大概需要一千五百亿到二千亿，只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而去年财政增收五千亿，光是拿出增收的四成便能解决问题。这样的解决，不仅帮助人民健康，也提高了社会的和谐，政治和经济的意义都很强。

杨东平张路雄批判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问题主要由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发言。他们两人的意见基本上相近，都不同意教育部大谈教改成功的吹嘘，而持批判态度。

杨东平认为教育与医疗不同，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政府却将教育大面积推向市场，让老百姓自己“买单”，这在农村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在市场化影响下，学校讲创收，乱收费，将用金钱购买教育机会合法化。非义务教育特别是指高等教育，外国多数是引入社会资金，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成为民办的独立学院，中国却由国家垄断，官本位，学术计划化，无法形成学术本位的管理体制。

张路雄同样批评市场经济对教育冲击的负面影响，但他特别抨击重点学校制度和高考制度，据说这两个制度都是邓小平复出后恢复的，前者将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差距拉大，后者使中小学教育完全成了应试教育。张路雄认为解决教育问题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这不是说基层民主，而是单位内部民主，即：一把手由这个单位的人选举产生；在高校推行教授治学，有老师的聘任、评级和晋升由教授们组成的机构管理；把招生的自主权还给学校。

杨、张两位的批评都很实在。事实上由于政府长期放弃义务教育政策，没有给中小学以财政支持，使得一些乡村小学连桌櫈都没有，孩子们跪地上课，有的农民因儿子考上大学没学费而自杀。面对这般惨状，教育部竟有脸皮吹嘘教改成功！

谢平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中外两利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谈外资入股国有银行，也很有意思。汇金公司是国家独资的投资公司，国家设立这么一间公司，其目的就是让它运用国家外汇储备，以投资方式，注资入国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故汇金公司注资入银行时，代表政府，拥有股权。所以由谢平谈外资入股国有银行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

依照中国入世贸的协定，中国承诺二００七年全面开放金融业，但官方为了推进银行改革，提早让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去年便有美国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入股建设银行，汇丰入股交通银行，新桥入股深圳发展银行，花旗银行入股广东发展银行，美国高盛、德国安联保险、美国运通卡入股工商银行等等。

凡是马列主义观念强的人，都认为银行关系国家金融命脉，尤其是国有银行，不能让外资渗入操控，所以在他们看来，引外资入股国有银行，就是“卖国主义”，反对特别强烈。即使不是反对的人，也是顾虑重重，担心外资会否控制了中国的银行，入股的股价是否太低，被洋人杀价。

谢平是参与谈判引资的人，对整个过程的冷暖知之甚稔。他说，外资在中行、建行、工商三大银行中只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九，中方不会丧失主控权。但问题是，完全不让外资参与管理，外资也不会这磨傻，给钱买个任人割宰；同时，不让参与管理，中资银行根本无法达到利用外资经验改造中资银行在管理上和经营上弊端的目的。两者都逼使中方要让出若干决策权和管理权，听取对方意见。例如建行，董事会有外国人，高层管理也有外国人。

至于入股价是否太便宜，谢平讲得很具体。以建行为例，花旗出价一元一股，美国银行最高出到一点一五元，结果与美国银行拍板。他说争入股多一分或多几分意义不大，因为有外国银行入股，建行股价才会从每股一元升到三点七元，赚了几亿元。

而外资入股丑闻频生、管理不善的中资银行，本来是冒很大风脸的，但他们贪图中资银行有全国分支机构和现成客户，姑且冒险为之，想不到凭他们的招牌和信誉，股价竟意外地暴涨，也捞到盘满钵满。

王晓鲁称贫富悬殊太严重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晓鲁博士有关贫富的意见也很突出。他说，这场改革之争，背后有一个因素就是贫富悬殊。依照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基尼系数是零点四五，这个系数已经很高，但它只是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推算的，真实的情形比这更严重。许多收入高的人，他们真实的收入状况根本没有反映到统计数字里，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灰色收入，是腐败收入。这些人一夜间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老百姓则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这就难怪老百姓有这么大的冤气。比如累进的所得税，到了富人手里便变成了累退税。比如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城市里中等以上和高收入的居民有买，低收入者买不起，结果国家社保补贴，病人一点也沾不到好处。实际上许许多多问题都是与政府管理不善有关，所以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改革。光是叫政府自己改，要它公开化、透明化、订规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监督──社会监督、公共监督和新闻监督。

深圳的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讲得也很痛快。他说，现在进入网络时代，民意的表达已进入一个新时代，而中央政府，包括党的机构，仍采用传统的压制、控制、封杀的手段。过去共产党夺取政权靠民主，反独裁，现在却怕民主，这怎么行！愤青式的态度不应该，但必须增加人民参议和社会监督。

三十六位离休高官上书反私有化

座谈会上发言的内容，暂时介绍到此为止。或许我所介绍的偏于批判性意见，事实上整个座谈会都是各自表述，意见是多元化的。

中共党内极左派对当权派的攻势相当凌厉。三月份两会举行期间，就有三十六位离休高官，包括许多副部级的离休人士，上书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坚决反对私有化”。伦敦《金融时报》也报导，这股反改革势力正在蓄势待发，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事实上这股反对力量已对中共某些政策造成压力。酝酿十年的《物权法》，本来准备在这次两会通过的，因为它确认私有产权，对极左派来说极为敏感，故被人大搁置了。

胡锦涛的处事作风是，左派攻两步，他退一步，民间攻一步，他还击十步。两会前，中共政治局于二月十六日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特邀解放军四总、三军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出席，俨然“兵临城下”，宣称国内外有五大敌对势力进行破坏，形势严峻险恶，决定拨款年经费二百二十八亿元，分三阶段建立二十万人的特种警察部队，专门镇压社会动乱，其惶恐之情，动见观瞻。

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传媒和网络被封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全民都“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不仅老百姓骂共产党，连党内也众声喧哗，一言堂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大家背地里讲什么都可以，但不能公开形之于文字，这次座谈会原先是不公开的，所以与会者连共产党是非法组织都敢讲出来。中国许多事表里不一，只看表面不看里面便会上当。本文之所以特地介绍座谈会的内容，就是想藉此与大家分享党内精英的真实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