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香港法治:大陆的老师?

严复像。他的远见卓识令人称赞,但是百年多法治终究不上轨道,却也令人哀叹。

那是将近七年前的事情了。2003年12月,在广州,中国律师协会组织了第三届律师论坛,我是论坛邀请的演讲人之一。除了大陆律师外,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律师的参与增加了话题的多样性。尤其是香港,居然一下子来了五十多名律师,给大陆的同行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信息与感受。那时人们对于司法改革还抱着很乐观的憧憬。看到两地律师之间那样热络的交流,自己很期望那会成为一个更深刻的司法改革的起点。

在那次论坛上,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同时也是深圳的一位资深律师陈惠忠先生,私下跟我谈起他参与香港法院审判的经历。头一年,他作为香港法院邀请的大陆法律专家,为一起两地当事人之间的案件出庭,向法官解说大陆的法律制度。他告诉我,庭审持续了一个礼拜,最后判决大陆当事人败诉。不过,整个审判过程的细致、公正,让他有一种在大陆从来没有的感觉。“老贺,我当了二十多年律师,从来没有遇到那样的司法程序。假如我们这里有这样公正的司法制度,那该有多好!”他竟然有些唏嘘不已。

他的感叹让我沉思良久。我回忆起过去读到的往事,有关于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的。严氏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但是对于英国政法制度颇感兴趣。他曾到法庭旁听审判,反复多次,恍然有所悟。他与清廷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交谈,略谓英国之所以强大,不在其制造业或军事,而在于其司法。由于司法独立,因此法庭之上,公理日伸,君主无从专断,民权得以保障。这种制度上的建构使得社会得以保持个人自由与群体秩序之间的平衡,成为国家富强的根源。陈律师对于香港司法公正的感叹,简直可以说是同一种声音在百多年后的回响。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始终无法建立这样公正的司法制度?同样是中国人的社区,何以香港以及台湾都可以有公信力很高的司法体系,大陆迟迟不能上轨道?还有,作为已经回归十多年的特别行政区,香港能够为大陆的法治建设提供怎样的借鉴?

显然,两地之间在法律制度的模式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香港属于英国的普通法传统,这体现在法律体系的独特分类,法律渊源上的判例的强制约束力(法庭所引以为例的判决来自英格兰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法官对于立法和判例的特殊解释方法,对抗制的审判程序,以及陪审团的使用等环节上。中国大陆的制度却属于典型的混合法律(a mixed legal system),其中混杂了来自欧洲大陆、社会主义以及本国传统等多种因素。不同来源的观念和规范相互冲突,难以为法治确立一种稳定和清晰的模式走向。就司法而言,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便是如何协调共产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近年来,此前朝向独立性和专业化的司法改革路向遭到逆转,一些引发国人甚至世界关注的案件的判决颇受诟病,整个司法体系在因应社会冲突时左右支绌,穷于招架,原因也正是这种内在矛盾难以化解。

坊间有一个传说,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明言以“一国两制”以及“五十年不变”解决香港回归问题时,有人问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变不变?邓回答说:五十年都不变,之后就更不需要变了。但是,香港不变,大陆却要变。大陆如何变?根据他曾经倡导的深圳移植香港法律的思路,也许正是希望大陆能够多向香港学习。但是,香港回归后,尽管有一些人员上的往来,也制定了关于两地司法协助的相关规范,但是在大陆走向法治的过程中,香港却一直没有成为学习的样本。这不免令人失望。

我要请教香港法律界同道:你们该怎样当我们的老师?

李劼:历史重演可能:东汉末年或清末民初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像,而中国的历史尤其相像得惊人。历次朝代间的转换,大同小异。汉末党锢,清末变法。暴秦骤起,二世而亡。毛氏暴政,顷刻间灰飞烟灭。邓氏改革,八九年真相毕露。物换星移,转眼间又是一场变局在即。且不说在时代的横座标上(亦即所谓国际大环境)存在着多少变数,仅取历史的纵座标(所谓特殊国情)察之,便可以发现,当今时局最为接近的,乃东汉末年,或清末民初。

今日中国强权人物的消失,与东汉末年的皇权式微相似,权力已然出现真空。皇权式微激发天下枭雄称帝野心,强权人物的消失引诱实力者扮演乱世英雄。重庆打黑,不过小小序幕而已。不要说曹操尚未现身,即便董卓都还没有露面。当今集权钱于一身的在朝者,金钱美女已经不够刺激,青史留名才是真正的牛皮哄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会在想要有番作为者的心里再度鸣响。小站练兵,或者江湖暴动,可能一一重演。

当年的宫廷权争,被诉诸勤王藉口。今日的权谋角逐,当以维稳作前提,诸玩家谁也不敢造次。皇权有姓,江山有色。袁项城逼退清室,以走向共和为标高。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坚拒陈蕃式的以儒治国。就算真的一效周公吐哺,天下也未必归心。权力和话语,在八九年之后,空前分离。当朝者全体失语,未来的话语,远在天边。

汉末也罢,清季也罢,朝廷无力奢望千秋万代永世长存。当今的肉食者更是心知肚明。钱财随家眷悄然外移,祼官成为官场现象也成为新的专用名词。当朝没有未来,已然成为不言而喻的朝野共识。只是担当未来者的气候,尚未蔚为大观。遥想汉末党锢精英,血气方刚,底蕴充沛。戊戌维新君子,有仓惶者,亦有就义者。八九年倒入血泊,却是满地无辜。比起陈蕃的迂执,袁项城继承了曹操的灵动。相对于曾国藩的倚天照海,孙文不过一具委琐小人。可叹中国的历史总是成为屑小的舞台。君子蒙尘,小人成圣,最无赖的流氓最终得了天下。因此,不要以为将来一定辉煌,说不定还会选择最为下三滥的结局。

八九年以降,历史的推手从高层的政治首领,曾经风光一时的知识精英,渐次转换为此起彼伏的维权民众。知识界的先锋人物,也从当年大言不惭的牛皮家,还原为脚踏实地的维权律师。比起汉末的黄巾起义,满清的太平天国,维权标画出了崭新的历史景观。维权宣告,水泊梁山的方式应该终结。维权要求的公平和正义,不再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而是私人拥有的财产和权益,而是不可侵犯的人之为人的尊严。维权不再诉诸江湖造反,而是诉诸理性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谈判的方式,讨价还价的方式。矗立在维权背后的是商业文明的构架,而不是农民起义的传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不再通过知识精英的倡导,而是经由前赴后继的维权行动,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倘若说八九年是某种历史的终结,那么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将成为走向未来的历史开端。维权的中国民众不再迷信皇帝,志在构建公民社会,从而破天荒第一次真正践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而此前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张扬权力话语和服务于意识形态的说教。

然而,历史归根结底取决于思想的创造力。几千年历史裹足不前,缘自这个民族的思想,丧失自由,了无活力。有鉴于以儒治国的教训,汉末群雄非儒崇法,以权谋和心计的较量,逐鹿中原。结果,思想流于清谈,沦为玄学。清末民初,民智重开。留洋学童,一代栋梁。西学东渐,百家争鸣。无奈批孔流于口号,法家权术借主义之尸赫然还魂。自由思想,被江湖暴力一步步窒息封杀。草莽篡改革命,主义荼毒人心。皇袍可以不穿,帝王不能空缺。千古一帝,不叫皇上,改称主席。思想落地,谎言上天。清末民初的变局,魔术般变出一个动物庄园。

汉末失语,惟剩暴力和权谋;清末学语,有说中体西用,有说全盘西化。今朝,指向未来的话语在天边,自由的思想在流亡。学府无论中外,一律与官府同流合污。中体西用演化成儒学加马克思,全盘西化蜕变为追随德里达和萨义德,左派传统爆响朱熹下嫁毛泽东的喜剧。即便是耶稣基督,也照样被劫持过来号令天下。学问迅速转化成名声和财富,学者不再以盗窃为羞耻。思想文化的表达,有如逐鹿中原,以成者为王为原则。这个民族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深重的人文危机:制造思想的人群竟然争相为欲望所苦。

变局在即,可是有志于创造未来的人们,真的准备好了么?且不说汉末党锢的豪气,戊戌君子的英勇,即便是曾国藩式的心胸,容闳式的热诚,甚至李鸿章式的老到,段祺端式的清廉,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文素质。拭目以待吧。

2010年6月22日于纽约

冉云飞:人民群众有三俗的权利

官方高调反三俗,这真是贼喊捉贼的做法。为什么如此说呢?大家都知道,即令在不开放年代,一定级别的人都能读《金瓶梅》全本,高级官员也可以看国外电影,完全是特权的一部分。如今的官员庸俗、低俗、媚俗起来,都是人民群众的老师,却在那里不准“学生”三俗,其因为何?因为三俗本应是官员的特权,你这帮屁民居然胆敢模仿我们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可忍,孰不可忍?

政府严重地不讲诚信,却夸夸其谈地说民众要如何讲诚信,社会要如何诚信;官员撒谎不脸红,却要民众不撒谎;官员说狠话打压民众权利,却要民众体谅他们的难处,却要强力维稳;政府的三俗无处不在,却不允许民众三俗。很多坏的事情,都是政府大张旗鼓地、傲慢而毫不遮掩地做,却不允许民众跟进,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之下,民众模仿官府的一些做法,就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的。强权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强盗逻辑。

没有任何人能确定出“三俗”的准确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反三俗”只不过剥夺民众自行做事的空间,剥夺民众仅有的一些生存空间而已。真正的道德的建立,必须要真正良好的法律,公正而独立的司法作背景和前提。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司法窳败,只强调道德的要求,道德就会变成虚伪的表演,做秀就会大行其道。道德只是一种自律,而不是对他人的要求,因此不准民众三俗,不仅违法,也不符道德本身的要求。道德进步,除了以公正的法律为依托外,只能依靠民众自治自律,而不能依靠政府来强力反三俗。纳税人养的政府,没有任何权利干涉民众道德领域内的事情。即令民众因此犯法,那也只法律的事情,不关政府任何鸟事。

也就是说,一个政府反对民众三俗,是极权社会的典型特征。通过自己控制的传媒,高调乃至通过运动形式来反三俗,这是对民众生活权利和生活方式的严重干涉。民众没有信仰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不能堂堂正正地依靠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生活在不安全和恐惧之中,只好选择犬儒,甚至悲哀地享受一点“三俗”,连这样一点动物性的“三俗”你政府也要来强管,真是对民众权利赶尽杀绝的做法。我承认郭德纲、赵本山、小沈阳、周立波等的段子和小品中,的确有低俗和政治不正确——无论是从官方角度还是从私人角度,官方觉得他们瓦解极权,民间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弱势群体的不尊。对极权的瓦解我赞赏,对后者我则要批评他们——的成份,但无论怎样来讲,这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民众也有用脚投票,自由消费还是不消费他们的权利,政府根本无权干涉。

从唱红、反三俗到国企恢复做广播体操,让我们看到官方在做重回文革的恶事。真正的政府只是纳税人养的为民众权利服务的托管者,而不是民众权利的剥夺者,但我们不受监督的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郭德纲的徒弟打人以及他对一些人骂粗口,固然不对,但传媒为维护自身利益完全跟着官方来损害公民权利,最终媒体记者自己的权利也会受损。像周广甫这样的媒体记者不要自以为得计,倒霉在目前这样的糟糕的制度下,是迟早的事,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所以,我认为不可以跟官方合作压制民众权利,像姜昆这样的人批评郭德纲,说其最终自害也不过。如果你认为反三俗与你的权利无关,那么我要说一根随时可能勒紧你的绳索就套在你脖颈上,只不过那双勒索你的手暂时还忙不过来而已。到那时再来呼喊求救,恐怕连“救命”二字都喊不出来了。

2010年8月13日10:02分于成都

傅国涌:觉醒之后,一往直前

●他为共产革命奉献了青春,一九七四年开始改变信仰,八七年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九十岁依然不知世故为何物。知识界六四后的大面积溃败,就是人们太世故,太功利了。许良英一直是一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

●致力於中国民主事业的自然科学史家许良英(1920-)。(本刊资料)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刊出报导,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眉题是:“公然反对党对右派份子的反击”。八月三日,该报继续指控〈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年,许良英三十七岁.

多年以后,许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运动时,几次提到一九五七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泽东,更没有对极权体制本身产生怀疑,他质疑的只是党怎么可以出尔反尔,既号召知识份子来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却突然变了脸,这样做,“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在“鸣放”当中,他本人并无右派言论,只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

一九七四年才真正觉醒

他常说自己真正觉醒,对这个制度、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是在一九七四年开始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同时代的知识份子并不真正懂得甚么是民主。从那时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离了他年轻时所投身的这个革命阵营,成为中国知识份子争自由、争民主的一个象徵。但是,透过《人民日报》对他的批判,还是可以看到,即使在五七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佈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报导还说,批判会上,“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与许先生十五年通信不辍

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很晚,直到一九九五年才接触到他的文章、着作,并开始与他通信,十五年来我们通信不辍,也有过多次的见面交谈。时间的流转不可抗拒,许先生今年九十岁了。时代的浪花翻卷不定,变幻莫测,而他就是一块经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终平静地屹立着,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持续地做他要做的事,不为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动,视世俗的浮名功利如无物,坚持独立的思考,坚守他的价值选择。

他生於一九二○年,在他成长的时期,“五四”的浪花已经消退,在偏远的浙江临海,他从“九一八”之后开始关注民族的危亡,身历“一二九”以来一系列学生运动,成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于子三运动(编按:于子三,时浙江大学左翼学生运动领袖。一九四七年十月被捕后,死於杭州保安司令部,当局指为自杀,引发学生抗议)。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觉得革命已经完成,要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在被放逐回故乡种地的岁月里,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因为选择革命,他曾疏远了物理学,令他的恩师王淦昌惋惜,爱因斯坦的研究也许稍可告慰他年轻时做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在经历“文革”的生死考验之后重回中国科学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时光都已消逝。正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站到了时代浪潮的中心。

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激荡的八十年代,正是他与比他年轻的挚友方励之等人举起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带动了那个年代的启蒙思潮,并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蕴含的学术和思想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因数。方励之曾对一位美国的教授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许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说,一九八九春天,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成了八九民运重要序曲之一,那么“六四”的血腥杀戮就是他晚年最大的心伤。凭着他正直的个性、敢於直面现实的品格,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他一次次地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淋漓的鲜血面前,敢於说真话的,举国上下寥寥无几,许先生就是其中骨头最硬、乃至看来有点迂的一个。他多次说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他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百岁高龄时还为他这个学生担心。

六四后首次媒体上呼籲民主

一九九二年他在《未来与发展》杂志发表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六四”之后第一次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呼籲民主,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尽管文章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遮不住逼人而来的锋芒,被中宣部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发表的还有李锐、胡绩伟、于浩成等人的文章。一九九三年春节时,李锐先生还当面说他的这篇文章“闯了祸”。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通过对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渐领悟到中国的民主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於一役,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启蒙阶段,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複暴力革命的老路,从地下党阵营走出来的他反对年轻人重複地下斗争、秘密组织那一套。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需要有一批独立的知识份子,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通过思想影响社会。

这些思路他在九十年代初就已形成,我与先生初识时,他也曾郑重地将这些观点告诉我,让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推移,现实依然是那样的严峻,许先生的思考就愈益显示出它的可贵和沉重。一九九四年,他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发出的联名信,一九九五年他发起的宽容呼籲,一九九六年他为王丹的辩护……在幽暗的夜空中,这些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有血性、最有担当的一面。

许先生迄今走过的九十年,见证了我们这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他的命运几乎已完全融入时代的命运中,抗战背景下的流亡大学,国共地下斗争,胜利的欢呼声,拍案而起的反右运动,颠倒山河的“文革”,曾经抱有希望的改革十年,八九风云,“六四”的血腥……我常常想,通过他这个个体生命,我们可以清晰而具体而看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不定,看到家国命运的坎坷曲折,看到热血如何被亵渎,青年如何被忽悠,他们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先生这样正直无畏的知识份子如何承担起本民族的命运,通过许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识份子的选择、命运,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都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

许先生对民主和中国命运的思考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与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与胡绩伟、刘绪贻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证明他的坦率、真诚和认真,他们之间有共识,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直言不讳,这样的品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份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欢许先生,因为他太直了,有时直得有点让人无法接受。九十岁的许先生仍然保持着纯朴的天性,没有被政治扭曲,也没有被变态的社会污染,他活得真实,活得坦然。他没有任何面具,没有任何装饰,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他一切都出於自然。每一次到中关村看到许先生,总觉得他没有变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踏实,那么笃定,因为他的世界是确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说,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这样的话他也无数次地对我说过.他自己做到了,从少年到白头,他几乎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从没有高高在上的菁英心态.

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建成要靠民主观念的普及,而不是靠个别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个平凡的老人,满头白发,说话时有激情,有时还会有愤怒,说到开心时笑得很纯真。说到种种人事的评价,他都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九十岁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为何物。知识界在“六四”后的大面积溃败,说到底,就是人们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会算计、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环境有了压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线,纷纷转向,四处分流。

美国总统布殊引用许良英的话

与同时代的知识份子相比,许良英先生对年轻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告别得早,而且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宾雁先生有分歧,与其他许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为共产革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的信仰在一九七四年起发生转折,一九八七年开始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一九八八年,他在一次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上公开指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会后李锐先生当面责备他批判马克思,在日记中还说他“偏激”。他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年后,李锐亲口告诉他:“现在我和你一样。”这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都离开了他们热忱信仰过的主义,这是一代知识份子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道路,这条路满佈伤痕和创口,至今未能癒合。

在对民主的认识上,同时代的知识份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清晰,他可以用二十多年时间来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现在还在跋涉中。这一点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多处看到张贴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民主要义”八条,后来才知出自先生的笔下。

二○○八年八月七日,美国总统布殊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在泰国曼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呼籲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於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许先生很意外,布殊竟然引用他的话,当我问及这句话是他在哪里说的,他也记不得了,因为长期以来,同样的话说过多次。其实,这句话源自《纽约时报》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篇题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的採访报导。布殊之所以会引用他的话,可能与他此前不久(二○○八年四月)获得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有关,这个学会拥有四万四千位成员,来自工业界、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是物理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士。这是美国物理学界对这位中国同行在民主、人权方面努力的肯定。尽管在自己的祖国,许先生数十年来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结果,但是他总是乐观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稿

滕  彪:摄录机打破官方垄断

●编者按: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此文,概括描述公民纪录片潮流在中国兴起几年来的经过,介绍一批具影响力的作品及其摄制者,指出一个公民影像运动将有力地打破当局对真相和资讯的垄断。


●三部有代表性的独立制作纪录片的镜头.左起《紧急避难场所》《上访》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Youtube)

村里土地被村官卖掉,帐目却并不公开,村民在律师、记者、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免村官运动。二○○五年广东番禺太石村事件是方兴未艾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着名的案例,而艾晓明的纪录片《太石村》记录了这一事件,律师遭殴打,村民被抓捕,村庄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最后的镜头是拍摄者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围堵,车玻璃被砸碎,惊恐地拨打电话求救。制作人打上这样的字幕:“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机构都有摄像机,我觉得村民也应该有一架属於自己的摄像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压制性政治体制造成的侵犯人权现象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后极权政治体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这可以来看做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应运而生。而从互联网来到中国之后,明显地增加了公民运动的速度、广度并改变了其面貌。从文字到照片,从图片到视频,从传统媒体到公民记者,从单向传播到资讯互动,这个过程符合传播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而纪录片正在中国公民运动中扮演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

艾未未的《老妈蹄花》

我曾经以维权律师的身份介入一些人权案件,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中国既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独立的媒体,可以借助的为数不多的手段就包括利用官媒以外的管道传播真相,诉诸公众的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纪录片以其图像和人物的直观性,最容易被人理解,产生共鸣,达到震撼效果;有时可以放大当事者的声音、推进事件本身的进展,甚至会成为某一公共事件中最为关键的转捩点.

一类纪录片是直接记录某个案件或事件的,比如艾未未的作品《老妈蹄花》,记录了谭作人案开庭前,艾未未作为法庭证人在成都的种种遭遇。《老妈蹄花》出来之后,在网路上十分红火,争相传看,对於谭作人案的宣传动员,居功至伟。以致艾晓明教授在讲述谭作人等志愿者调查四川地震的纪录片《公民调查》之后,又推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录艾未未的地震调查工作和老妈蹄花。

奥运之前发生的杨佳案,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线民中引起的巨大震撼,不亚於二○○三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孤僻的人》围绕杨佳案的审判过程,通过杨佳个人的遭遇分析背后的深层原因。杨佳案之於艾未未,正如太石村至於艾晓明的意义:促成了一南一北两个重要公共知识份子的某种转变;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纪录片作品,成为中国公民运动中的突出人物。

艾晓明与何杨的纪录片鼓舞维权

二○○六年、二○○七年艾晓明教授冒着巨大风险完成的《中原纪事》和《关爱》两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了河南及河北省感染爱滋病的村民的痛苦、抗争及艰难的上诉之路。艾晓明说:“我每次拍摄都会和当地政府产生直接冲突。”地方政府把她被定为“反动教授”,强力阻挠村民接受採访.此外她的作品《开往家乡的列车》讲的是广东打工者春节回家乡的故事,《人大代表姚立法》则聚焦在民间运动的活跃人士。这些作品也记录了民间组织在基层的形成和努力,而作品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艾未未的《美好生活》讲述的则是冯正虎争取回国权的艰难历程。冯正虎在日本成田机场坚持九十二天,成为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传奇式人物。上海访民前往营救、摇旗呐喊,twitter线民长期关注声援,最后冯正虎得以回国,该案例极大地鼓舞了艰难抗争的民间维权力量。

独立制片人何杨的《吊照门》,讲述了维权律师唐吉田、刘巍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证的事情。他的《应急避难场所》,讲述的是维权律师倪玉兰遭受迫害的故事。她在为拆迁户维权的过程中,被恶警打成残疾,之后被诬告袭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刑二年。出狱后,自家房屋遭报复性拆毁,只得流落街头,在皇城根公园的一角的“紧急避难场所”搭起帐篷度日。面对镜头,她平静地讲述起多年来遭遇的惨无人道的虐待和酷刑。虽然从纪录片的角度,太多的述和太少的场景变换会影响观赏性,但故事本身的震撼力基本弥补了这些不足。倪玉兰案虽然在几年前有过报导,但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而何杨的纪录片通过网路传播之后,在twitter、微博上成千上万的人转发,倪玉兰的故事才被广泛关注,而迫害倪玉兰的恶警萧巍等人也受到网民的强烈谴责。人们纷纷前去“应急避难场所”捐钱送物,表示支持,在“六一六”端午节这天,网友组织了消夏晚会,声援倪玉兰,警方将倪玉兰抓到派出所,网民乾脆到派出所门口搭帐篷抗议.六月二十七日《南方人物周刊》报导了倪玉兰,并提及网友“围观”派出所,这无疑进一步改善了倪玉兰的境况.在围绕此事件的公民行动中,纪录片无疑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陈为军反映河南爱滋病问题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本刊资料)

直接参与和记录公民行动

另一类纪录片则直接参与和记录公民行动。比如在公民行动中轰轰烈烈的“福建三线民案”。因发佈“严晓玲案”的网帖以及拍摄上传相关视频,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被以“诽谤罪”刑拘、起诉并被法院判刑,这引起网民的持续关注和强烈抗议.围绕开庭、宣判、出狱,前后有多次围观行动。每一次围观都有很多手持DV、手机、相机或专业摄像机的拍摄者,他们或者将声音、照片同步传到twitter、微博等社交网站,或者在事后做出纪录片,详细呈现现场情况及前因后果。《让公民与正义比太阳更光辉》纪录了“三一九”开庭的情况;而“四一六”宣判日的围观行动,人数之多、场面之热烈、组织之有序,值得一书。和番禺垃圾焚烧场事件、厦门PX事件之围观不同,三线民案之围观抗议者并非直接自身利益相关人,他们有着争取言论自由的明确政治诉求。在网上流传的就有飘香版、评修版、小凡版三个版本,而综述三线民案的何杨版纪录片正在制作之中。

飘香制作的《公民行动:赵连海案庭外纪实》纪录了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被审判时,大兴法院门前的公民抗议行动。北京许志永、滕彪等人发起的暴力拆迁公民关注团,也主要以公民DV方式,直接记录突发的暴力拆迁场面。在历次围观“黑监狱”、营救访民的公民行动中,摄像机不仅代表了公民权利,也同时具有话语权力的意味。驻京办开设黑监狱、非法关押访民的行径,最害怕的就是曝光。

在河北定州血案、福建汕尾血案等事件中,在数以万计的暴力拆迁事件中,在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性抗议活动中,公民录影既成为受迫害者留取证据的方法,也是向公众传播真相的手段。二○○七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新浪、六间房、土豆网、优酷等视频网站开闢钉子户视频专栏,公民记者每天上载现场视频,数千万网民观看传播、参与讨论,成为网路公民运动的经典案例。之后的厦门PX事件,一部名为《我们不要GDP,我们要生存》的纪录片在youtube等视频网站播出,有人把这个短片称作“中国线上影像行动主义”的代表。周曙光、北风等人在这些事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公民记者的代表。在太湖水污染事件中的视频作品《无锡水祸》、《我拿什么拯救你,太湖》,反映怒江小沙坝村民抗争的《怒江之声》,也是在环保领域记录和推动公民运动的例子。

公民运动纪录片将会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维权运动如火如荼,公民法治意识和抗争精神迅速提高,民间NGO组织在艰难的法治环境中成长壮大并会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而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另一方面,视觉电子媒介发展迅猛,DV、电脑编辑、宽频网路、手机上网、博客、微博客快速普及,“视觉维权”、“影像维权”、“媒体行动主义”、“全民媒体”、“自媒体”概念将被广泛关注。一九九○年代兴起的新纪录运动,也不会再满足於个人命运的单纯记录,和社区经验的客观呈现,而是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并在现实行动中展示影像的直观力量。

胡杰抢救历史的纪录片成为里程碑

记忆与遗忘也是中国公民运动纪录片的一大主题.谈及中国纪录片运动,不可绕过胡杰。他在一九九五年就开始了独立纪录片制作,当年就推出《圆明园的艺术家》和反映小煤窑工人生活的《远山》。二○○四年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胡杰成为带动公民影像运动的最重要的先锋者和启蒙者之一。二○○五年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因带学生看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校方停课,这件事也使胡杰、林昭、纪录片受到公民社会的更多关注。

之后,胡杰推出《我虽死去》,讲述北京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的故事;《我的母亲王佩英》讲述了文革时期,一位有着七个孩子的母亲王佩英,面对谎言仗义执言,而被残酷批斗继而被判处死刑的故事。胡杰正在制作的纪录片几乎都是“抢救历史”的工作,无论是反右、文革还是更新近的历史事件,对抗遗忘、挖掘真相,都是公民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地震之后,政府对媒体下达禁令,对民间调查者极尽阻挠威胁之能事,有些校舍废墟旁有专人看守,禁止拍摄;学生家长被警告,上访者被抓捕甚至判刑;谭作人因调查地震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被抓捕或判刑的还有黄琦、刘绍坤、曾宏玲、潘剑林等人(潘建林是四川地震纪录片《谁杀了我们的孩子》的作者)。在这一背景下,艾晓明的作品《我们的娃娃》算是坚定而愤怒的抗议.她记录了普通人的悲痛和抗争,质疑了官方歌功颂德的宏大故事。

艾未未的地震调查行动是后公民行动的主要一章。《四八五一》和《念》很难算是纪录片,却应该在这里提及。八十七分钟的《四八五一》没有情节,没有人像,没有场景,只有一长串遇难学生的名单和背景音乐。《念》则是由普通公民参与,每人念一个在地震死亡的学生的名字,将音频汇总而成;这是以民间记忆对抗遗忘政策的典型案例;面对真实的死亡,面对一个无法归类的作品,人们不得不反省自身对苦难、人性和体制的态度。如果更多的人自觉留存和分享集体记忆,则谎言和遗忘无法肆虐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果公民的维权抗争旨在重建公民社会和政治结构,那么与遗忘的抗争则旨在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共同体的自我认同。

中国公民记者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是老虎庙.他的二十四小时博客广为人知,除了发起“救助流民计画”、定期在博客上发佈展现流民生活和遭遇的视频以外,他近年来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公民行动。虽然他的多数视频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但因其具有即时性、草根性、持续性,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努力走向公民社会》是老虎庙最近的系列纪录片。此外赵亮的《上访》、王利波有关唐山大地震预报的作品《掩埋》,陈为军关於爱滋病问题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等作品,也可以算是留存民间记忆的艺术探索。

公民运动纪录片热潮的到来

互联网对中国公民运动的影响极为重要,对纪录片同样如此。艾未未在一次座谈中说到:“打开摄像机,开始拍,别的都在其次。”面对越来越多的公民运动参与者和公民影像工作者,官方的封锁堵截越来越捉襟见肘;民间除了邮寄、赠送、私下複制和播放之外,主要的传播方式都依託於互联网.一类是youtube、土豆、酷六等线上视频观看方式,包括可以发佈视频的个人博客;一类是电驴、BT等做种方式;还有米人、一一五网盘等网路硬碟方式。公民传播真相与互联网的过滤、封锁、封杀,必将展开持续的搏斗,一个平民纪录片的时代,一个公民运动纪录片的热潮,必将来临;正如一个自由和真实的中国,必将来临.

“如果缺乏视觉表达和记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会流於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记,缺乏感情的冲击,缺乏对痛苦的感同身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艾晓明的这段话肯定了影像语言的优势,而艾晓明、艾未未等人参与现实的直接行动,也成为公共知识份子的典范。前不久访问北京的米奇尼克先生在与推友座谈时说,“在专制体制下,诗人就不仅仅是诗人,哲学家就不仅仅是哲学家。”对於关注参与公民运动的纪录片制作人来说,他们从来不把自己仅仅当成是视觉艺术家。当然,纪录片制作人需要对代言人角色、对自身的话语权力和媒介的客观中立性、对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具备适度的反思能力;但就当下中国而言,在一个缺少新闻自由、创作自由的体制下,在一个人权受到普遍践踏、知识份子的独立批判精神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发掘真相、倾听底层、关注弱者、拒绝遗忘、批判专制,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纪录片作为一种斗争工具参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十年代。从法国、加拿大、美国,到南美、中东,以及台湾、香港等地,都有大量的纪录片作品在社会运动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中国公民运动纪录片正在发生的一切,将会丰富纪录片的面貌,而且也必将丰富公民运动和政治转型的经验。纪录的真正魅力在於拉近时空,联接隔绝的世界。资讯垄断是专权者的有利武器,而公民影像使掩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仅仅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公民影像作品就已经使得专政机构付出了巨大代价,可以想见,随着公民影像运动的扩展,掩盖真相将成为一种徒劳和过时的手段,那个时候,权力运行模式应该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王  丹:不要再幻想进入中国的传媒市场

作为一个庞大的市场,进入中国对外资有致命的吸引力。进入中国,成了所有投资人的最大梦想。是的,我要说的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也仅仅是“梦想“而已,比如梅铎。

日前,传媒大亨梅铎旗下的新闻集团宣布,将三条在中国播放的频道控股权卖给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私募基金。有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梅铎集团撤出中国市场的关键一步,揭示出新闻集团默认近年在中国开拓媒体市场的努力可说是无功而返。而努力的失败不会是没有代价的,新闻集团此次股价出卖的成交金额比实际价值低很多。换句话说,梅铎为自己的判断失误付出了沉重代价。

这个失误的判断,就是他以为中国的媒体市场也是一个真正的“市场“,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投资并购,去拓展版图,去赚取利润。事实证明,他错了。他的判断错误在以下三点:

第一, 中国的开放是政策主导下的开放,或者说,是有限制的开放。而言论控制方面,是中国政府最基本的底线。极权国家得以维持统治,舆论垄断是重要基础,是触碰不得的“生命线“,这一点,中共当局是十分清楚的。而在中国,思想控制是方方面面的,即使是娱乐,健身,美容这些传媒外资以为可以插手的领域,只要中共认为可能超出自己的控制,也不会放手不管。现在大陆掀起的所谓”反对低俗文化“就是一例。既然有这样的统治逻辑,中国怎么可能让外资在媒体市场上大展身手呢?梅铎集团进入中国20年,所下的功夫不可谓不深,至今也只能铩羽而归,证明在政治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想打入中国的媒体市场是不可能的。

第二, 即使我们抛开政治限制不提,外资进入中国媒体市场,还会面对本土利益集团的强大竞争。这次接手新闻集团三条频道的股权的私募基金,主要发起方和出资方都是具有较强的金融投资及文化传媒背景的中国本土传媒集团,比如上海东方传媒集团。传媒市场不像基础建设或者金融领域,资金,技术和管理可以左右大局。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传媒事业的发展有更强的文化背景,人脉网络以及在地性的制约,这些,外资是很难跟本土传媒集团抗衡的。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 很多外资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错误的认识,他们看到中国正在资本主义市场化,就认为这个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已经可以用市场化国家的标准来判断了。他们没有看到,在市场化之外,中国其他国家元素的改变是非常落后的。以政策稳定性而言,就不具备制度基础作为保证。因此,政策导向,政治空气的变动,甚至是人事的调整,对于很大程度上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的媒体市场来说,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市场。我想梅铎本人及其集团对此应当感同身受。

中国确实需要外资,也就是钱。但是外资,包括很多也对中国的媒体市场垂涎的港资和台资也必须要清楚,今天的中国,权还是大于钱的,这是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最大的不同。

刘逸明:城管队长夜约女下属意欲何为?

8月8日晚9点多钟,四川省达州市达县城管执法大队队长宋某,在达县南外某宾馆开房,约请刚进大队几个月的女工作人员小芸(化名)谈工作,小芸感觉事情不对劲后离开房间。此后一小时,已到歌城唱歌的宋某,被小芸家人找到并遭到殴打。(8月12日《华西都市报》)

在这个流行潜规则的社会,领导“潜规则”几个女下属、导演“潜规则”几个女演员、教授“潜规则”几个女学生实在是算不上大新闻。前段时间,就连新浪网编辑也曾有过“潜规则”女作家的念头,看来,“潜规则”已经是无处不在,在各行各业都可能出现“潜规则”的事情。

虽然“潜规则”无孔不入、无远弗届,但是,能走入公众视野的“潜规则”丑闻却并不多,几年前,某导演“潜规则”女演员张钰的事情曾闹得沸沸扬扬,从那时起,原本并不为大众所知的“潜规则”一词便大放异彩。吴思先生创造的这个词语虽然不是单指这方面,但是,从这个词语的使用情况看,似乎成为了这个方面的专利。

达县的这名城管大队长真是能顺应时势,大概是看到其他领导潜规则女下属看热了,于是,也耐不住寂寞索性仿效之。只是,他很不幸,偷鸡不成还要蚀把米,尚未成功“潜规则”女下属,却被女下属的家人暴打一通,另外,更为倒霉的是,当此事在互联网上被网友曝光后,达县政府领导迅速将其免职。

常言道:“瓜田李下各避嫌疑”,领导找女下属谈话并非不可以,而是要看在什么场合和什么时间。如果是在单位里面,当着其他同事的面谈,或者是是把女下属叫到办公室敞开门谈,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宋大队长想必已经不是十三四岁的懵懂少年,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不少人生阅历和懂得基本为人处世道理的,怎么能在晚上而且是在宾馆里和女下属孤男寡女在一起?

那么,宋大队长为何要夜约女下属到宾馆开房“谈工作”呢?很明显,他这又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名为“谈工作”,实为想借此机会占有女下属的身体。他为何这样色胆包天?依我看,极有可能他在从前有过成功的经历,自以为每个女下属都是任他宰割的羔羊,所以才敢于成竹在胸地玩弄类似的把戏。

令人欣慰的是,天下乌鸦并非一般黑,女下属小芸并非宋某想象中的那么水性杨花的女人,而是一个风月场上的“钉子户”,小芸没有顺从不算,而且还要动用武力教训色欲熏心的宋某。小芸正是传说中的烈女子,这样的女人在今天这个社会不太多,娶这样的女人相伴终生大概是很多男人的梦想。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已经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事情如果不是得以在互联网上披露,很难进入公众的视野,更不可能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宋某被免职,这看似他的不幸,其实,何尝不是不幸中的万幸?试想去年发生在成都的一宗强奸案,男子仅仅因为偷窥女邻居就被判强奸罪成立,而宋某则只是被免职,两相对比,究竟谁的性质更恶劣,相信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都可以一目了然。

宋某虽然没有被以强奸未遂罪判刑,但是,已经挨打和被免职,这种惩罚也够严厉的了。但愿经此挫折后,宋某能痛改前非,重新好好做人。古语有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宋某的遭遇应该能给其他官员一些启发,告诉他们要管好自己的下半身,否则的话,就可能像宋某这样剥官削职和身败名裂。

2010年8月12日

寒江雪泊:狐皮大氅(短篇小说)

 

“在下”的“贱籍”是蛮国、昧省、僻县、荒乡的靠山庄。俺的那靠山庄处于穷山恶水之地,山不名水不灵,自然是圣贤不到就难出雄杰。所以自古村里头就没出过什么有头脸人物,环村所居之人都是庸愚传世的穷棒子。按本朝社会政治成分的称谓基本都是:“老贫下中农”。文中故事中所说的那个“于老万”就是这靠山庄中的一个村民,世界万千众生中的一介尘沙。

“于老万”形容憨厚、神情呆滞其貌不扬,一如我们在街市上看见的那熙熙攘攘如蚁群集的升斗之辈。但是在当年的靠山庄村民户籍表的政治面貌那栏目上,却独有他一脱凡俗有个触目惊心亮堂堂的名头——“反动地主分子”!因此上他就成了靠山庄里妇孺皆知的闻人、社会生态上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也是这村里唯一的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每天一大早就得起来在村里的街上铺沙垫路、铲雪扫灰,二十年如一日历尽寒暑。这村里积德行善的功德也都叫他一人独占了。若是生了三灾两病有个四五天的懈怠,村里人就感到希夷,好像是老和尚“为僧不撞钟”荒疏了功课,不少人就对他侧目言责了。

时无英雄,而使竖子成名。

于老万一个窝囊废不配有这么响亮的一个名头!说他反动还有点靠谱,毕竟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他干过半年的“还乡团”的外围武装组织“红枪会”。要说他是地主大户,那却是滑天下之大稽。正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村里人好慕虚荣攀高枝想事就好有点“浮夸之风”!

靠山庄这个有名的穷村里,老万家三代贫寒传世尽人皆知,绝对是根红苗正的无产者。而到了于老万这一代的家境那就是“没有最穷只有更穷”!村里“天字第一号”的穷光蛋是他,眼看着坟山上就要断了烟火。他家里一共种着一亩半“林地”,除了坟山还有一亩二分。那林地本是亲族中的墓田公产,是按“支派”轮到了于老万这辈子能耕种一代人的地。那林地是耕种、抛荒悉听尊便但是绝不能买卖和质典,他家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一年地产粮食两季不过四百斤,也就犟够一个人糊口。他就是一个从小拽着老娘的衣襟,是吃着四乡百家饭长大的穷汉,他这地主是个名副其实的没“地”之“主”。

 

 

 

——于老万没爹吗?——有爹!

他爹当年还是村里数的着标致的好小伙子哩! 但他爹在于老万六岁那年,实在是耐受不了生活的苦穷和那张得像驴一样的丑妻,一跺脚离家出走向外地奔活命去了。

二十年渺无音讯生死不知。直到有一年村里的李润芝、张自成、于献忠几个往徐州贩枣,在街头偶然遇见他爹认出了乡亲,他娘俩才知道了老万的爹尚在人间。不过老万他爹那时已不是“吴下阿蒙”。而是徐州城里有名的大药店“和萱堂”的大掌柜,家资万贯人见人尊的“于老板”了。

于老万在家里苦哈哈的生活着,嘴唇上都能吊上一串冰溜溜,那怎么就弄成地主的成分呢?

那是沾了他爹的福气,而且还有一段传奇故事,所以才在土改的时候门楣显耀蓬荜生辉,村里的“贫农团”给他家划了“地主”,而且还是“铁定”的成分。

他这地主之家是娘两个栖身于一间破草房子,饭食是糠菜半年粮三天难见一回油盐。

夏秋两季农忙,于老万家当天就能收拾完地里的庄稼。老万就赶紧的四下里觅工打短混口饭吃,节省下一点口粮来好供养老娘。

那么他为什么不出去扛个长工或打打工混点生活呢?——呵呵,这靠山庄方圆十里皆贫瘠之荒乡,就没有用得起长工的人家!他老娘身子骨亏欠,一身毛病担不得轻重,他得每天的给他娘挑水拾柴出不得远门子。

要说到生活水平,于老万比“杨白劳”可能还要差点。杨白劳抽空还能偷块豆腐吃个水饺,而老万家能吃回豆腐是在一年中的那仨“十五节”,捞着吃回油腥是大年初一“开元”!

但他人心性上倒是出息了一个好心眼、乐天派,见人面时总是笑呵呵、憨呼呼的。

于老万的爹原名叫做“于小千”,早年因不堪忍受贫穷出走。

倒还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树挪死,人挪活”!

他撇了家乡这穷乡僻壤囚身地,后来在江湖上竟然“时来运转”呢?谁也想不到这于小千能一日发达,还混成了一个人见人敬的“于老板”!

据说是于小千离家之后,在“山陕、河南、安徽、江苏”一带打工乞食流浪了四年。

在江湖上结识了一个善相面测字的奇人,那奇人细观于小千面相,暗想:此人今生还有一套不小的富贵前程,就是叫他的“贱名”给压着不能立马发迹。因此上就给他改名成了“于少谦”。

那先生嘱咐他今生要谨守“谦受益、满招损”的古训,一生以“谦诚”为立身根本,就富贵无虞安享天年。

他名字中排“辈序”的“小”字加了“一撇”却成了一个“少”字。

这一撇听村里人说是大有讲究!

就这“一撇”于少谦撇去了“原宗、原族”自立了门户。就这“一撇”他远离乡关撇开了妻儿老小林林总总苦难。这一撇就像一把“鬼头刀”,斩断了他的血脉亲情、斩断了良心情面、斩断了恩怨感情。他就成了“铁石心肠、虎狼肝胆”之人,也就斩断了他和这悲惨世界千丝万缕的牵连。

就有了于少谦日后能鲤鱼跳过了龙门,一脱寒酸能成为富贵之人,这一撇就是一个伏笔机缘。

一个四海飘蓬打工觅活流浪乞丐,怎么能一日富贵发达了呢?

世间的事都是那“万般由命造化称奇”!

诸位看官若想知道个中情由,请听在下一一道来:

话说这于少谦浪迹江湖四年之后,也是经得了一些风雨、见过了一些世面,最后在徐州城里落下脚来。经朋友介绍先在“和萱堂”当了个切药的小工,也是靠着他的忠厚勤勉和精明能干,很是得到和萱堂“老掌柜”的赏识和喜欢。两年后老掌柜就把他由“小杂役”栽培成了“心腹买办”。

他奔五州过八县、走京下卫,忠心耿耿的为东家生意奔波操劳,不久就成了大药店中的顶梁柱子骨干人物。第四年老掌柜看他谦诚可靠,把他提拔成了药店前台掌柜,总管大药店的一切进出买卖。

“和萱堂”老掌柜身后无嗣只有一个独生闺女。

独生女在老掌柜手里是娇生惯养万般宠爱。但那小姐生的长得是百般都好,风姿绰约脾气娴淑。但就是有点治不好的小毛病———“羊角疯”!

因此上这闺女找婆家成了愁肠,高也不成低也难就,犯了大折腾。一直到了二十多岁,还没找到一个“好主”嫁出阁门,老掌柜愁的日思夜想焦躁不安。

后来老掌柜心想:咱的宝贝闺女身体有“瑕疵”这选婿更得要慎重,在婆家犯了病肯定被人多嫌!遇上个不淑的夫婿也肯定让她受气作难!咱与其高攀那高贵门楣,就不如图个亲近贴己人让闺女受用!这一片有家业闺女终生不用忧烦衣食,但也得有个精明强干的男人顶门立户才叫人心安!

因此老掌柜就动了想把闺女于少谦为妻,招赘于少谦上门为婿的念头。这样既可为药店笼络住一个精明强干的“小掌柜”,又可以为闺女找一个安稳可靠的夫婿。

于少谦生长的堂堂一表人才,小姐对他是非常的熟稔,早就是心仪暗动过芳心。老掌柜和小姐一商量这事,小姐那是一个同意和喜欢!只是嗔怪爹爹灯下黑没亮眼,姻缘迁延的太久耽误了青春。于少谦遇上了这等好事那就不光是一个十分情愿,而是对老掌柜的青眼相加,大小姐的杏眼相看是万分激动诚惶诚恐了。因此上这桩姻缘是:男欢女爱两相欢喜水到渠成一蹴而就,于少谦弃了靠山庄里的糟糠之妻,娶来了徐州城里的花枝之女。

若干年以后老掌柜贵体染恙一命归西,“和萱堂”一片偌大的事业就姓了“于”!(当然,实际的产权继承还是人家太太的。)这于少谦用了十年的功夫就从一个“小伙计”成了“蛋子”叮当响的“于老板”,这就是于老万他爹“于小千”发达的事迹和经历。

看官们说说,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奇事、奇迹?

 

 

 

于老万在家养活着老娘过穷日子,倒也是安分守己、平安无事。

但到了二十八岁上还灶下无妻,青春旺发心里头也很是撒急!村里面的多事人和一杆子宗亲本家就攒机着他到徐州去认爹。让他认上阔气爹给要点钱回来,盖几间房子买二亩地糊弄个媳妇娶家来。

一是过日子有个帮衬消消心头焦躁之火,二是使于家这支脉的香烟能够传续。

三番二次于老万终于被大伙子劝说的心动,真的就一团热火兴冲冲的奔了徐州去找爹了。但老万到了徐州所遭的境遇却是如腊月天饮下一瓢冰水———凉透气了!

他爹乍一见了他倒也是喜从天上降、悲自心底来动了感情,认下了这个嫡亲的儿子。

但于家的“二娘”却觉着甚是丢人!

人家一个大家闺秀当年找婆家那是门前媒人成群挑的花眼的!赘了老大年纪的夫婿上门,要做的就是这“主母”当家人!忽然间家里添了个傻乎乎的“小掌柜”,一个“前窝”儿子。这明摆着自己找的夫婿是个二手货,并且老家还有个“大夫人”,自己一个黄花闺女、千金小姐赘女婿赘成了一个“如夫人”。

看官们说:这不是要多没脸有多没脸?!要多丢人有多丢人!?

“二娘”对于老万那就甚是不喜,一见面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整天找茬子和于少谦来犯病咯气。于少谦对此也是挂在脸上、难在心里,也真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于少谦开始还打算留老万在身边拉巴、拉巴这嫡亲的儿子。

但看老万一是笨二是愚,在徐州待了大半个月,药店的什么活路都无从下手。无所事事就白天逛街、晚上听戏,但时间一长还挂牵着家中老娘。他爹看着留下这笨儿子也没用什么处,待到一个月零三天少谦给了儿子几个散碎零钱的“盘缠”,就要打发他滚蛋回家。

但给儿子买房子置地的大事,老万没好意思给他爹说,当爹也绝口没有提起。

还是那二娘为了在人面前留一点面子,做事也未到绝情。把少谦的一套旧棉衣,用一个蓝包袱包裹起来送给了老万。这也算是贤淑的后娘对他“前窝”儿子的一些个善待情意。

于老万对这次来徐州认爹的结果心里非常的失望。

临走起行他耍了一个小心眼,把后娘送给的旧棉衣藏在了柴火跺里,用蓝包袱偷偷的包上了他爹的一件新买的“狐皮大氅”。辞别的时候和爹、二娘打了一个马虎眼,把那件子给狐皮大氅偷家来了。

这件事准叫他徐州的爹娘“大跌眼镜”,他们是万万想不到老万还有这等的心机!

老万偷这件子大氅回来,一是心想有个虚面子,在乡亲们面前能有个说项。二是他和娘能见到爹很不容易,在身边能有一个看得见见摸得着的“念想”。可就是这件狐皮大氅,却铸成了老万一生中悲惨命运的缘起。

 

 

 

那件狐皮大氅可真是个宝贝!

于老万一拿到家来,在靠山庄就引起了轰动。见过世面的懂行人是联袂接踵过来鉴赏,不懂行的力巴跟着赞叹称奇。那大氅黑色的“表子”太阳一照闪闪发亮,懂行人说:那料子是猪鬃织成的“礼服呢”!“皮里子”是浅褐深红水滑油光绒毛细密,呛着毛茬猛吹一口气也是只见绒毛不见皮底。懂行人说:这大氅皮草行里叫“紫貂”,是蒙古草原火狐脊皮!这“火狐”本就是蒙古草原独有的天赐,而“紫貂”则必须是草原深秋土洞了捕获的年青的雄性火狐狸。这一件大氅据说得用四十张上好的狐狸脊背之皮。

有几个外乡客闻见风声前来搭讪想出高价收买,据说是出的价钱能买二亩地。但是老万和他的老娘是犯了邪劲,还就是贵贱高低都不卖呢!?(盼想着他爹冬天能回来一趟,爹回来好能对他做个交代!)

于老万也想着利用他爹的声势诳骗媳妇家来,在徐州投亲的情况给乡亲们也没说实话。

他是反复的向乡亲们叙述着:在徐州的二娘怎么样的喜他,他爹是怎么样的亲他疼他。也许了他在家好好的养老娘过日子,等天下太平了爹娘一定伸手拉巴他。为了向大家炫耀那宝贝大氅好处,在寒冬腊月里的南墙根下,老万向村民们现身说法演示了一番宝贝。只见他光着腚裹在那大氅里面,硬生生的是一袋烟的功夫就热腾腾的烘出了一头大汗来。

乡亲们这时都对老万家夸赞说:“谁家的闺女要是跟了老万,这辈子就擎等着享福了。有了这皮大氅还要什么宅子、田地?天冷了往那大氅里一裹又能当铺头又能当盖头,小两口子光着腚汗津津搂着、滑出溜的日着,那是要多快活有多快活的生活啊”!

这一年是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墙根子底下村民晒太阳话题就两个:一个是走了的小日本的许多笑话,一个是于老万带家来这皮大氅的诸多新奇。虽然大家都估摸着老万早晚就要过上好日子,但老万从徐州回家后过了一个秋冬,还是没找上媳妇来呢?————唉!这要怪山民们是既不浪漫也缺乏想象力,他们只认亲眼看得见伸手摸得着的实在东西。婚姻大事中首要是吃饭问题,谁也不拿着那远水当稀饭喝!只要看着于老万娘俩喝的还是菜糊糊,这说媳妇、许闺女的事儿就只得搁下暂时不能提。

 

 

 

46年的夏初,靠山庄被“八路”先“摩擦”后“游击蚕食”,成了“八路军”的辖区——“解放区”。村里面主事的是一竿子强人叫做“贫农团”,“贫农团”是“八路军”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闹革命的名堂就是“反霸、减租、减息”。

这靠山庄自古就没那“公道人”调解邻里纠纷,有争执就指望相互的叫骂和打砸。在村里也没有识文解字的“大先生”主持公务。因此这反“霸权”就没有革命的对象———农村传统统治势力。至于村里的那几个霸道的痞子、无赖的穷汉,但他们却都是八路军所倚重的革命核心和中坚!!

至于那煽动革命的动机:想强赖点大户的“地亩租金”和富人“借贷利息”的事体那根本就不值一提!

靠山庄都是一窝子穷光蛋,人们之间经济联系基本不存在“租种”和“借贷”的关系。所以想“草鸡”那些“租金啊”、“利息呀”就没什么人可以“草鸡”!(草鸡,无赖爽约,不守信用的意思。)

靠山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缺乏充足的革命资源和动力的问题。

靠山庄那贫农团混的和别人比那是叫一个“惨”啊!

别人村里的贫农团都有几个“大户”可吃有些油水。办公饭的常能吃个羊啊、鸡啊的,赶到阴天下雨有空闲时候,还能把大户家的老狗打死煮煮,烫上上一壶老酒散散革命的豪情。据说有些地方贫农们还能分了“恶霸、大户”家的小媳妇和大闺女。

而靠山庄里没有“大户”可吃,公家那顿“挂面荷包蛋”宵夜,吃了没几天就难以为继了!

——唉!靠山庄里没大户,贫农汉子么就是想吃能吃谁呢?

“英雄所见略同”,贫农团里的头目们此时不是异口同声也是不约而同一块就想到了于少谦——徐州“萱和堂”大药房的于老板!嗯,那可是个能搁着咬嚼,吃喝不败的阔主,不吃他吃谁?!

可是那于少谦远在五百里以外的徐州怎么去吃呢?

——那不碍事!

贫农们只要有了革命的觉悟、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学会了革命的法子,那本事就只比“上帝”低一级!

只要他们想吃你,不远万里的找上门去了!

自古山东的好汉吃大户是“绑肉蛋”,现在贫农们能以革命的名义“坐地起财”。这自古革命的诀窍就是:废除一切法律和秩序,煽动和激发人们最原始的需要和贪欲,许下一个开心大愿、撒下一个弥天大谎,打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杀人越货劫掠财帛子女!于少谦家中不是还有个稀罕儿子和老妻吗?绑了于老万娘俩不信就敲不出几千个“袁大头”来!

因此上村里“贫农团”的三个头目就坐火车奔了徐州找于少谦。想逼着他拿钱支援村里的“反霸、减租、减息运动,支持贫农团的村政权,支持跟随“八路军”闹革命。

这三个人就是:“李润芝、张自成、于献忠”,村里的三个强人生煞。

这时候国共两党正在和谈,双方都在厉兵秣马还没正式开打。

津浦线上的火车还能通行,村里这一行人从泰安上火车咣当了一整天到了徐州城。那徐州城此时还是“国府”的行辕重地、军事要塞,十几万国军准备着“剿匪”虎踞龙蟠着哩!

按说是这三人也真是“贼大胆”,他们怎么敢到徐州这种险要地方“老虎嘴巴上去捋须”?呵呵,山岭上的野汉子也弄不清什么“国和共”,犯了财迷一心思想着砸钱也分不出个生死轻重。

徐州他们几个去过几次贩枣、卖鸡,街道、门径都很熟!按着于老万的说项,没用费事就找到了于少谦的家登门拜访了于老板。于少谦接待乡亲倒没怠慢,管了两天家常饭,陪着听了一夜的“马老板——马金凤”的豫剧“程咬金娶妻”。两天后给了三人些许的一点盘缠,还办了一个“饯行”宴席,就想端茶送客敬谢不敏了。

村里的这三个“生煞”可不是像他儿子那么好打发,三个人在饯行宴上向于少谦说出了此行的真实目的。

他们说此次来并不是为了探亲访故,而是想叫你这靠山庄的唯一的财主、大户“赞助”些银两作为村里的公事花销,支持村里的贫农们闹闹革命。

于少谦听此话并没有正面应话,而是照旧的和乡亲们喝酒谈笑风声。他回忆了在老家度过的那段漫长幸福时光,感叹着这么多年江湖奔波混的实在不易。叙述了老家的庄乡们对穷人是如何的“善良忠厚”,亲族们在他有难的时候是如何的“慷慨周济”!———那都是些反着听的虚文,靠山庄那里出过这等仗义的事迹。接着也细数了那对曾他“白眼寡恩”和“恶语奚落”相赐的一个个的“恩人”。直到大家酒酣之时他把脸一嗔,才说出了大家等待已久的下文。

于少谦说道:

“乡亲们挂记我、大老远来看我,是给于某的一个很大的面子,我很感激乡亲!以后不管谁来徐州酒喝好、饭吃饱、给足盘缠,那是可以包在于某人身上。但是谁要是伸伸白手就想要钱讹人,那是把我看轻了,把乡亲的面子情分看薄了!我于某人开的就不是药铺那是施粥厂,咱没本事能周济的乡亲们人人满意,要是什么人都周济我在江湖上就别混了,直接要饭算了!今天诸位乡谊说到了吃大户看着我像大头鬼,我今儿个就给诸位撩个实话了:要命一条你有本事来拿,要钱是一分钱没有!!”

呵呵,三个土鳖生煞遇上了老江湖光棍,“砸闷棍”的遇上“劫道”的了,麻将局是荒庄难“和”了!

于少谦的这话说的是刚烈决绝、寡情无义,叫谁也脸上挂不住心里要起激愤!

于献忠仗着比“于小千”大一辈又喝高了酒,过去就想抓挠于少谦揍他一顿!若按当时农村斗地主的惯例于少谦罪该“就地正法”,来他个“望蒋台上望老蒋”。

但还没等他的手到,于少谦就已经拍案而起了。于少谦喝道:

“乡亲们,你们现在是在徐州国统区,不是在靠山庄那共匪区!现在正是戡乱建国,咱爷们在酒馆子里闹腾起来,要是叫外面的宪兵给捉了去,那事情就大发了!一审问你们是和共匪一绺子的,那不是重办就得是枪毙。我可没本事来保护你们,所以乡亲们喝完酒就赶紧坐车回家吧”!!

于少谦的话还真把大家都唬了一个胆寒,时空错位还真把徐州当成了靠山庄当成是在村里了!一时间喝下的酒都变成冷汗沁出来了。

还是那李润芝自小泼皮大胆,走过江湖见过一些世面,只见他阴阴冷笑了两声说道:

“少谦哥,自古以来都是光脚汉不怕穿鞋的!你人在外混阔了也别在乡亲眼前头托大!你可是还有老婆、孩子都在家里头奥?那两条小命该咋着可还都是归俺这贫农团说了算哩”!!

于少谦听罢先是哈哈的一阵大笑,他接着说道:

“润芝兄弟,我原来名字叫‘于小千’,现在的名字是叫‘于少谦’,现在和原来早就不是一个人了!我这‘少’字的一撇就是离家千里出家无家了,老家的那个女人和孩子和我早就断了牵连关系。我也不指望他们能给我养老送终,我这辈子也没打算再回老家。我是江湖飘零顺水走,家中那娘俩是与我无干的人物,是死是活你们就看着怎么好怎么办吧”!!

村里这三个“生煞”是跋涉千里想去讹于少谦两个闲钱,一头撞上了棉花垛,没打着狐狸倒弄了一身骚!

贫农团头目们从徐州是铩羽而归。一回到家这些头目们那是一个气急败坏,于是当夜就把于老万的娘俩捆起来吊在了梁头。接着用贫农团的名义宣布:

“于老万家是‘地主、恶霸’,没收一切家产扫地出门”!!

呵呵,那可怜的于老万家那里有什么家产啊?

那间草屋子村里没人稀罕要,那一亩半林地是亲族的公产,既没法没收充公也没人敢去耕种。那是于家亲族的坟山地,别人耕种要动了人家祖宗的风水是要挨揍的!

唯一的那点让人眼亮的浮财,就是老万偷来得他爹那件狐皮大氅。狐皮大氅就被贫农团给没收充了公!充公后一开始是夜里民兵们公物公用轮班穿着站岗,到了冷天就成李润芝一人独自裹着过冬了。

 

 

 

46年秋“国共”两党翻脸开始了内战。47春年国军进攻山东得手,表面上占了山东的一多半。

这时候地方上吃大户挨斗跑了的人和吃大户之后没死的的残余,跟着得胜的国军回了家,他们组织了武装组织“还乡团”,对自己的仇人进行财产追偿、清算和血腥复仇了。

农村中的青年人必须在还乡团和贫农团之间两边选一,“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在政治策略上,“国共”两党都和俄罗斯“列宁——斯大林”是一丘之貉是一个主义,手段高度统一。

于老万选择跟着谁革命的立场倒是没费什么难,“还乡团”这边虽没给他什么恩德,但是也不该他什么东西。“贫农团”那边虽也没给他什么大坏处,但是吊打过他和老娘一回,还抢去了他的命根子“狐皮大氅”。于老万就这样参加了“还乡团”的外围民兵组织“红枪会”,想借着红枪会的势力压住李润芝、张自成他们几个,要回他爹的那件狐皮大氅。他好几个月提着一杆红缨枪四山的转悠,一心想找着李润芝要回东西来!

李润芝虽然是“随匪附逆”但也没成了气候,他跟着一个“区武工队”当火夫,东躲西藏、胆战心惊的熬了一个冬春。在快起高粱的时候于老万终于在一块高粱地边上找着了李润芝。李润芝这时还穿着那件狐皮大氅,热的是满脸通红一身的大汗,见面后李润芝麻利的就把那狐皮大氅脱下来还给了于老万。一时间身体和心理上如释重负轻快了不少!

李润芝说自己这几个月也遭受老罪了,他也想脱离八路、弃暗投明向党国自首反正。他托于老万给“还乡团”头目们说说情饶了他这一回,让他回家过安分日子。这李润芝终究是个做饭的,没干过什么大事,在那边没啥子功劳在这边也就没啥大错!又加上讹去的那件狐皮大氅也已经归还了原主,于老万也不打算追究他的罪过,因此俩人的“梁子”就这么给“和谐”解决。

于老万要回了皮大氅,就立刻失去了“效忠党国”的动机和动力。立马就扔了红缨枪退出了红枪会,回家伺候老娘过日子去了。那狐皮大氅要回来后,于老万马上找人明白人对大氅进行了清洗保养、晒好、弹喧。那大氅还是里表簇新水滑油光。老万就将它好生生的收藏起来,准备过冬的时候再穿出去抖抖稀罕。

他的一门心思的还是想糊弄个媳妇回家来过年。

 

 

 

也就是从于老万要回了皮大氅那天开始,“蒋委员长”就走上了狗屎运。

“党国”在山东局势是一天不如一天,渐渐的不支了。在乡间慢慢的共军势力又占了上风,立冬以后地方上就又公开建起了“红色农村政权”。“贫农团”的头目们就像“谷雨”后的蛤蟆,忽然的满湾里大叫大嚷的又威风了起来,在靠山庄又成了主事的人员。李润芝功亏一篑没能咬牙再坚持半月,是个“半截子”老革命。虽然没能混到“乡区”去当脱产干部,可在村贫农团里却是稳如泰山的坐第一把交椅。

于老万那件子狐皮大氅没捞着穿一天,不用说又给贫农团没收了去,他算是替李润芝费事洗了一遍。

但因此事48年农村“成分甄别”,他不但成了一个铁定的地主,还因为曾参加红枪会就多了一个罪过:   还乡团的狗腿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50年大陆上江山一统当道的皇上“Chairman Mao”。51年为巩固“新中国”的新政权,大陆全境“整肃镇压”社会现存的反对阶级的人员——反革命分子。

这就是著名的“镇反运动”!“镇反”运动狂飙突起全国杀了上百万人头,于老万也叫“区小队”捉了去解送到了县里。呵呵,这一次次老万差一点砍了脑袋!!是因为他这反革命动机是“报私仇、图私利”,他又是个没有政治背景、财产小喽啰,而且是干了半年自动脱离的红枪会。这反革命也只能算个“半截子”,砍头差点级别不大够份量。也没得罪下仇人结下什么民愤、民怨,政府开恩刀下留人免了死罪,给判了个有期徒刑十年。

到了61年刑满释放回家,那家中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他老娘身体弱无人照管饭食不继,又加上思念儿子担惊受怕。熬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就驾鹤西去往生福地了。那一间的草屋子也塌了半间成了野狗、野猫的养老院,家境在靠山庄是没有更惨只有最惨了!

于老万回到家大哭了三天,心如死灰后悔难当!他后悔一时糊涂偷了他爹的狐皮大氅,而这大氅却给他带来了这么多难以承受的灾难!!

话说这人的富贵寿夭是由造化生成,一生吉凶祸福天有定准不由的人来算计。

像人家于老万的亲爹于少谦,国民政府时期是吃香喝辣的阔佬“于老板”。但是到了“共产红朝”人家也没倒霉,摇身一转还成国家的干部。到了84年于少谦老的时候,于老万徐州奔丧去哭爹,回来说他爹官职做到“正县级”。虽然经历江山易主的翻天覆地,但富贵荣华延柞却没完了。这天命的造化就是叫人感叹和称奇!

徐州“和萱堂”大药房真个是屡遭兵燹。

大药房的药材器物、金银细软是“国军”糟蹋了一遍,又叫“共军”糟蹋了一遍,战乱时期顶数药店赚钱也顶数它有大风险。后来连粗老笨壮的家私、器物也叫街坊四邻、流民和痞子抢了精光,战火焚烧轰炸后残存的几处房产,也让官家给号了、难民们给占了。

这房子只要一被官号、难民占那是落地生根,你若想要讨回来比虎口拔牙还要难!百姓之家无论贫富,只要是在战场火线上一过,那就是立刻共产了。徐州解放以后定成分,于少谦原来偌大一套产业,就光剩下那块“和萱堂”招牌了。因此定了个成分就是:“店员”———大半个无产阶级。于少谦家差不多也是一个穷光蛋了!

但是天下承平以后无论那朝都是要恢复社会经济的,这不但是体恤民生,更主要的“军、政”两行行事都离不开银两。开药房是个挣钱好买卖,徐州市要办一个国营的医药大药房。政府的首长觉着要挣钱还是“老字号”吃香,这大药房的管理人还得是又有技术有懂行才好。

因此上“和萱堂”的字号和于少谦掌柜就一块归了公家。不长时间于少谦同志就成了领导干部,国营“和萱堂”大药房的“总经理”。

靠山庄的“李、张、于”那三生煞,跑到徐州想用“逃亡地主”名目来抓过于少谦。但一看到“于经理”是:黑色平底子鞋扎裹腿,一身紫花布军装腰里扎着根武装带,武装带上还别着一把“撸子枪”。他三人一看于少谦这身行头,就知道那底气比他们贫农团足壮。就没敢出大气张扬,悄没声的打道回府了。几年后于献忠到徐州卖小鸡在街头又遇见过他一回,看见了于少谦是一身藏青毛哔叽中山装,上兜里插着三管钢笔,脚上的皮鞋锃亮。俩人打了个照面一愣怔但没说话。回来于献忠只是叹息,说“有福之人天向着,太阳、月亮都沾光”!于少谦这人是担得起富贵阅历过炎凉,又懂行、又江湖、又会为人,在本朝人家那干部当得一直很稳当。

文革时于少谦是退休干部退出社会江湖,也没遭受多大风雨,老年也得善终。

 

 

 

这辈子可真是苦了于老万了,一辈子不是劳改就是管制,到老也没混上个媳妇!

“文革”到了68年时,农村又来了一波“清理阶级队伍”和忆苦思甜斗地主。一时间于老万真成了一个稀罕宝贝,靠山庄可斗的“地主”就是他一个人。村里的四个小队轮着斗,他就成了个反面教员“枪靶子”,翻来覆去的使唤靶子上是浑身的窟窿。

每次的批斗会都在小学校的那个操场上,操场上有个常设的土台子上。土台子的主要用处就是供村里面的人们开大会、唱大戏和斗地主。每次批斗会“贫协”主任李润芝都是主席,每次也都是于老万在台上拱背驼腰低着头擎着挨斗。

李润芝和于老万,就像那靠山庄八卦图上的阴阳两仪,没有他俩如何显现新社会贫农社会地位的崇高和生活得幸福?靠山庄的贫农们怎样革命?革命的形式、内容和革命的路线前途都大成问题。

“批斗会”的程仪在全国都是一个经典。    

照例是白腊杆子先招呼于老万那瘦腚,先打上一通“杀威棒”开场之后,就有人喝道:

“反动地主于老万你认不认罪”?!呵呵,未审先打、未判先罚,认不认罪还不是一个屌样?于老万麻利的点头应声道:“认,认!我有罪,我该死”!有人接着喝道:“你小子知道犯得什么罪吗”?

于老万的回答有时就跑题偏离了当前斗争政治斗争需要,好歹是村民们见怪不怪历久即当作平常,从没在他说的内容上过分难为过他!

就听他答道:“我有罪,我不孝顺!我不该偷俺爹的那件子狐皮大氅。我不该一心想娶媳妇,连累死了老娘!我不该参加还乡团反攻倒算,我罪该万死”!!

白腊杆子在这时就又伺候他几棍,表示一下贫下中农对他犯罪的严厉态度和义愤。

有人接着喝道:“贫下中农对你实行专政你服还是不服”?

他也就马上答道:“我服,我服!我罪有应得”!!

那人接着警告他说:

“无产阶级政权是铁打的,拳头不是吃素的!严正警告反动地主于老万,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你要不老老实实的接受监督管制和改造,我们贫下中农对你是绝不轻饶”!

跟着就是社员们、小学生就高呼革命口号:

“打到反动地主于老万”!当然还有一系列其他要打倒的人,以及被拥护和爱戴的“万岁、万万岁”!有时候口号呼响亮高涨,大家伙就像中魔一样,革命热情就顿时狂热了起来。

青年社员、学生们都一窝蜂的涌上台去,都想用白腊杆子、砖头块子去打于老万,这是沿袭自古以来中国革命的传统形式。大家都产生了要把于老万这万恶之人置于死地的强烈心情!

大会的革命目的顺利实现了,达成了一个团结胜利的局面。当大会的形式变得过于火爆的时候。李润芝就常在这时候出面调停激愤的群众,遮挡拦护着于老万。

他大声的喊道:“革命的小将们,不能再打了!要把反动地主于老万打瘸吧了以后村里就没人给扫大街!今天我们不能把地主一下子斗死了,斗死了以后的大批判我们批斗谁呢”?

李润芝的教导的革命道理非常老成、很说服力!

这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也是辨证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没有于老万这生不如死的活着,就没有李润芝的威风和光荣。青年社员、学生听到李润芝说话也就收手,一场中规中矩的批判大会就这样结束了。每隔上十天八天,只要党中央一号召,在村里的小学校里就照此模样再来上一回。

那时候社会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这也是村里大众发泄肆虐的娱乐的一个节目。

 

 

 

中学毕业后,我在生产队里和老万经常一块干活,那已是文革的末期政治形势宽松很多,人们之间也都比较敢问敢说话了。我私下的问于老万,你这辈子遭了这么多的大难,你心里有没有恨?到底服还是不服?

他对我说道:

我信天命,这些事都是命,我不恨!就是想恨也没可恨的人啊?

我恨俺爹?没有俺爹那里有我,我不恨他!俺爹虽不顾家撇了俺娘俩,他那是没法子逼的。俺娘一辈子都不怨俺爹,一直记挂着他,念叨起来也全是俺爹的好。要不是我惹祸连累死了老娘,他老人家一辈子活的很知足。

我服,我真服!我信人行善恶都有报应,而我这辈子吃得苦头都是咱罪有应得的。

他继续说道:

你就说那件狐皮大氅,俺爹穿着那是神气,“润芝”叔穿着那是福气。可是咱没人家的福命啊,咱穿着那就要惹祸招灾损福寿!我偷了它家来穿了一个冬天,就坐了十年的苦役劳改和受了十年的管制。要是让我穿上三年啊,我就得吃了“枪子”没了命了!

他又说道:

命里该有的东西它早晚会来,命里没有的东西你要强取就是“贪”,“贪”就是罪过就要遭报应!俺爹这皮大氅我偷了家来,惹的俺爹吃气、遭罪、生气,我捞着穿来没有?没有!就为了这大氅给我惹了事还给俺爹带来了麻烦,结果是叫贫农团把我吊打了一顿,最后没收了去。这就是咱贪心的罪过,咱不孝顺的报应啊!

那皮大氅就该润芝叔这有福人穿,可是我当时心疼、不服气硬给他要回来。这也是个“贪”,这就是个大罪!我要回来捞着穿一天来没有?————没有!为了这我挨了几百回的批斗,还差点给枪毙了!你说这不就是天罚,这不就是报应吗?

我年轻时一门心思的想娶个媳妇,娶个媳妇成家传后。可是咱没有成家娶媳妇的命啊!我倔强、我贪了,结果还把老娘给连累的饿死了!这都是我的罪,我服气,我真服气!

我给村里好好的扫了二十年的大街,就是填补我犯下的罪过啊,斤对斤,两对两,不差分毫!我之所以能不死,就是老天爷看着我还能孝顺俺娘,可怜我饶了咱一条小命,现在能好好活着我就很感恩。

那时候对老万的话我不是十分的理解,但对他能说出喻世的道理却感到十分惊奇。这革命的熔炉火还就是热和火啊,于老万看来是真被冶炼的脱胎换骨。他这番道理当时听着真是有些愚昧乖谬充满着宿命论的意味,但我在经历了许多人生沧桑之后的现在,感悟中不由得发出赞叹:“老万的道理真是乱世存命的箴言,他不如此真难以活命”!!

我当时问他你从那里学得这些道理?

他说道:我坐劳改的时候交了一个朋友,是个有学问的老先生,他在民国那边曾经当过大官。当我知道老娘饿死在家的时候,就不愿意活了,想寻死去找娘亲。好几回都是那个先生发现救活了我!

那先生为了我能有心力活下去,是他给我讲通的这些道理。劳改回来后在村里我挨斗挨打,人都不待见我、欺负我,我心恼的也有好几次想一了百了。可想起了先生教我的道理,心里就通畅了很多。就咬牙坚持活了下去,我信命、我信报应,我信我今生只要多做善事就有过好日子的福报。

 

 

 

我后来上学、工作就离开了靠山庄,也是游子离家五百里,一别故乡二十年。在靠山庄生活的记忆如同灶下那呛人的烟火,让人不愿意回首睁眼。咱也是出家无家尘封了苦涩的既往,鬼头刀斩断了和家乡的千丝万联。李老万和我并非亲故,一个芥子粒似地人物早就已被我忘在了脑后。

大约十年前老家里来过故人,和我说起了一大篇村里的故事和新闻。来人在期间随口说道:

“于老万死了,你知道么?那人一辈子倒霉受罪,倒活出了八十四岁(虚岁)的高寿天年呢”?!

故人走后,不知是咋的,那于老万一生坎坷的遭际一直萦绕着我的思虑。心里头如同品啜着一壶焖老的“黄大茶”,色褐浓重口感绵软,一道醇厚的香味携带焦苦粘滞于齿颊之间,久久的不能消淡化散。

于老万他算个什么样人呢?

他怎么摊上这么个的命运?

他赶上了一个什么世道呢?

这几天闲来无事,心里就常忆起了许多陈年的旧事,自然也想起了那件狐皮大氅和村民于老万。他一生默默无闻,命运遭际如同风行水上了过无痕,此一时我起兴了,想写一篇小文来奠基一下我那个命同草木的老乡。啰里啰嗦浪费看官们不少的时间,也不知大家看没看出个头绪?

 

2010年写于赢牟陋室。

老泉:那年那月(散文·外一篇小说)

一、“党的儿子”

 

人都是父母的儿子,但是“父母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有千千万万个“儿子”。因为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在它的“光辉”照耀下生活。

然而,在党的千千万万个“儿子”中,我是特殊的一个,我对党还有另外一份“情怀”。

话先从哪儿说起呢?我曾写过关于我家兄弟姊妹的文章,读者一般理不清我家兄弟姊妹的排行和亲疏关系:大姐和三姐同父同母,大哥和二姐同父同母,我跟大姐三姐同父,跟大哥二姐同母。谁跟我同父同母?我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呢?原来我家是由两个残破的家庭重新组成,把原来兄弟姊妹的顺序打乱,再按照年龄大小又重新排列的。

这是我们“敬爱的”党亲手导演的一个故事——

我母亲,一个识文断字的大家小姐,在她们那个讲究门当户对的时代嫁给了一位乡村绅士。这位乡绅有着众多的田产,还有令人称羡的职务,无疑,他是共产党“革命”的对象,在1949年别人获得“解放”的同时他被“革”掉了性命。我母亲两年内连失三位亲人,我姥爷,我姥娘,还有我母亲的前夫,她在极度悲痛过后,擦了擦脸上的泪,毅然挑起抚育一双儿女的任务。她放下针线扛起锄头,跟男人一样做各种粗活,农闲时也做些手工拿到集市上卖,她常常为儿女们还能吃上瓜果零食而欣喜。她深知她的肩膀单薄,但是她没打算再嫁人,她不想让孩子看到继父的狰狞面目。当然,也许她还深爱着自己死去的丈夫。

我父亲,一个原本继承了丰厚祖业的男人,吃喝嫖赌多管齐下,共产党“解放”他的时候,他已经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共产党没收富人的土地分给了他,不到二年他又转了手,再次沦为赤贫。我大娘——父亲的前妻终于明白跟着我父亲没好日子过,毅然决然地把大女儿(我大姐)丢下,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女儿(我三姐)远走他乡……

然而谁也想不到,我父亲这样的败家子居然备受党的青睐,党不但一次次地挽救他,还让他当干部。在土改运动中,他把人活活打死,也没见政府处分他。

有一天,我父亲听说了我母亲,动了续弦的心思。“谁能搭桥呢?”我父亲想。终于,他又打听出一个人,我母亲的亲姑姑张氏,一个住在自己地盘上的地主婆。我父亲一手拎着盒子枪,一手指了指我姑姥娘:

“办不成小心你的狗命!”

一个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一个是仨字不识的白丁癞子头,这样的两个人要谈婚论嫁,听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但是在特殊年代一切都有可能。“旧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是吗?你看昔日的流氓混混下三滥,“解放”后纷纷把大户人家的少奶奶娇小姐填到自己的土屋里。什么叫“解放”?“解放”就是杀人不犯罪抢劫不违法,“解放”就是随便地把别人苦心经营的成果毫不费力地据为己有,“解放”也可以抢人家的老婆。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和我母亲的不般配要倒过来想,我父亲是“革命干部”,大权在握,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母亲算什么?“反革命”家属,“坏人”!她能嫁我父亲是“高攀”了。

所以,我父亲我母亲的婚姻是党给的,我是我父亲我母亲“爱情”的结晶,党对我有赐予生命的“深恩”。我是“党的儿子”!

 

 

二、饥饿年代

 

我十分地“荣幸”,一落地儿就赶上了“信阳事件”。

1959年,河南省信阳市饥殍遍地白骨露于野,到底死了多少人,现在还不曾公开。但是我们村几乎死了一半,特别是青壮年男子死得最多,和我同龄的孩子过完59年多数没了爸爸。59年饥饿使我们生产队增加了如下寡妇:

 义娘,兵娘,留意娘,留意大娘,和尚娘,入社娘,来娘,老闷娘,棠娘,寸心娘,熬亮娘,海臣娘……

哦,对了,我就是信阳市息县小茴店公社郑岗大队鲁老寨生产队人。如果有人不信,我给你带路调查核实,车马费我负责报销。

1956年,党宣布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里农民刚刚获得的土地又充公了。到了58年,更是以万人为核算单位,曰:人民公社。农民哪里还有一丁点儿劳动积极性?庄稼没人管了,牲口漫山遍野。接着又刮起浮夸风,说亩产粮食一万斤。你这么丰收就要多往上交啊,于是粮食都上交了,不给自己留口粮,或者说不敢给自己留口粮。更荒唐的还有大炼钢铁和吃食堂。为了完成毛主席的1070万吨指标,全民大动员,青壮年都投入到大炼钢铁中去。“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庄稼成熟了收不回来。这还不算,又要吃食堂,几百号人吃在一起,先杀猪后宰牛,最后连青菜都没得吃,只能活活饿死人。一批又一批啊,死了没人埋,活着的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古书上记载的易子而食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真实地发生了……就是现在,我周围59年吃过人肉的,转一圈儿就能找到好几个!

其实,饥饿并不只是三年“自然灾害”,也不只是河南省信阳市,从大跃进到“中国特色”,从信阳市到全国,漫长的20年除了中南海(据说中南海里的毛主席也吃不饱)谁家吃过一顿饱饭?把50岁以上的人拉出来,看看他们的个头儿比现在的年轻人平均矮多少。这绝对是缺少营养的结果。

大跃进,人民公社,“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不幸的事件一个接一个,虽然前几次我年龄还小,但是后两次记忆犹新。那些心酸的事啊不堪回首。还是引用一段旧文《红薯片的记忆》里的文字吧——

……小时候,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二十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农村里每年打下的粮食除了上交和留种,分到农民手中微乎其微,不说吃馒头,就是面条一年也只能吃三四个月。没有粮食,可是要活命呀,乡亲们就种蔬菜,栽红薯,就是人们常说的“瓜菜代”……

缺少主粮,常年吃红薯或者红薯片,把人们的胃都吃伤了,几乎个个害胃病。大集体都在一起干活儿,干活儿的人一手扶农具一手捂胸口,嘴里不停地吐酸水。

记得有一年秋天雨水多,地里的红薯没有抢回来,全烂掉了。过罢年人们成群结队地出门讨饭。到了春耕的时候,人们翻地,土坷垃上面一片白,是脱了皮的烂红薯。我母亲捡了一些,回去洗净捣碎做成窝头,虽然难咽可是也不苦,就又捡了不少,添巴添巴度过了那年的荒春。

关于红薯片我还有一段辛酸的故事:那年去临泉讨饭,在粮食行里我发现一个小推车下面有一块红薯片,不大不小,干干净净,比老乡们施舍的要好得多,我很想把它捡起来。可是红薯片在小推车底下,必须爬进去才能够得到。爬,我不怕,我怕小推车的主人。后来我还是壮着胆子捡了,可是不巧,翻转过来背面正好有鸡屎。我舍不下,还是擦了擦放进筐里……

 

 

三、“阶级敌人”

 

那个年代,除了监狱里的罪人,社会上还有一部分“阶级敌人”,他们是地主,富农,坏蛋,右派等。“阶级敌人”有劳动的自由,没有说话的权利,时时事事都要受“革命群众”(贫农、下中农)的监督。在特殊时期,“阶级敌人”还要被剥夺人身权利,比如集中起来挨批斗,或者做“义务工”(劳动不给报酬。)

我母亲就是“阶级敌人”。后来我哥哥也是。我是准“阶级敌人”——“地主羔子”。

其实我母亲当“阶级敌人”很冤。虽然当时规定“阶级敌人”由地主富农充当,但是那要家庭里的成年男子。我母亲是女人,而且又改嫁给了“革命干部”,她应该没有资格当“阶级敌人”的。可是有一次,大队民兵营长欺负一个本家,霸占人家老婆,我父亲挺身而出,威胁如果不改邪归正就收拾他。民兵营长怀恨在心,结果把我母亲划到了“阶级敌人”的行列里。

“史无前例”的时候,“阶级敌人”多起来了,也“坏”起来了,生产队里庄稼不长,猪圈里老母猪不下崽儿,都是“阶级敌人”搞的破坏。我母亲经常挨斗,或者陪斗,有时候五花大绑让“苦大仇深”的“革命群众”左右开弓打耳光。有时候“革命群众”往她的腿上踢,命令跪下。那时候我已经读小学,小学生也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参加批斗我母亲那些“牛鬼蛇神”的大会。

我就亲自参加过批斗我母亲的群众大会。

那一天,全大队群众都集中在学校的院子里。院子正中空出一块地方,放了两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两个干部。我母亲被人用绳索绑起来,站在桌子的前面,左右还有两个民兵威武地端着枪。大会开始,两个干部一先一后讲话,说我母亲不老实,搞破坏,妄想变天,还想回到旧社会重新做她的地主少太太。接着就有“苦大仇深”的“革命群众”进行“愤怒控诉”。最后他们呼喊口号:打倒地主婆!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幸亏那天是副支书——我的一位远房叔叔主持大会,我母亲不像那些男“阶级敌人”那样戴“高帽儿”、画大花脸,甚至也没有挨打。但是我的胸中已经装满了仇恨。我仇恨大队干部,仇恨捆我母亲和批斗我母亲的人,仇恨端枪的民兵。我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干掉斗争我母亲的人!

很快,我的仇恨就有了爆发的机会。

夏日的晚上生产队敲钟了,开大会,又让我母亲站在人群中间挨批斗。我的哥哥也站在那儿陪斗,他低着头弯着腰。见此情景我怒火中烧,冲上前去奋力把我母亲往家里拽,我大声喊叫:

我母亲不是坏人,她没做过坏事,做坏事的都是你们当官的!

可想而知,我的抗议不顶事,我才10岁呀,他们很快制服了我并把我锁在屋子里,他们继续对我母亲我哥哥施行无情的诬陷和迫害!

那是1967年发生的事情,距离“解放”已经18个年头,就是说我母亲在旧社会才20多岁。我不禁要问,一个20多岁的女子能有多大罪恶,以至于要18年后惨遭一次又一次折磨?她既跑不掉也反抗不了,缘何享受五花大绑端枪威吓?退一万步说,就设若我母亲“剥削”穷人了,那我哥哥呢?我哥哥在旧社会恐怕连路也走不稳当吧?他怎么就能“作恶多端”了?封建社会一人犯法诛灭九族,这“无产阶级专政”不也一样株连儿孙吗?

看到母亲受侮辱受折磨,我虽然很小,已是心如刀绞。母亲常常含泪对我说:“新国(我的乳名)快快长大吧,你长大了我就可以死了。可怜我现在还不能死,因为我死了你就没娘了呀……”

 

 

四、路在何方

 

由于母亲的原因,我哥哥不能上学,不能当兵,后来更娶不上媳妇儿。我呢,人家叫我“地主羔子”。“地主羔子”可以随便被欺负,“地主羔子”长大也不允许当兵考大学。

1976年的冬天,部队下来招兵了,年轻人无不跃跃欲试。我多么渴望也能成为一名军人!那时的农村太苦了,没有人不想走出去。可是怎样才能走出去呢?在农村,只有一条当兵的路。当兵多好啊,当兵有军装穿,崭新崭新的,当了兵再也不穿这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了;当兵有津贴,一个月好几块,一年下来能攒好几十呢;当兵还能提干,提了干就不用回来种地了,还能娶上漂亮姑娘做媳妇儿。

那一年我多长了个心眼儿,我写了一份申请书偷偷递给了接兵的连长,我希望连长看中我的“才华”特意找我们的民兵营长要我。可是石沉大海。我又去找支书,我当着支书的面哭了,哭得很伤心很悲痛。支书的心软了,但是他不能明说(我政治不合格),他怕明说了我会更伤心。他说,你还年轻,回去吧,说不定明年还能上大学呢。

上大学?那是登天!我知道这是好心的老支书在安慰我。在全民皆兵的年代,每个村每年都有5个招兵指标,我这样满身黑疤的就不说了,就是社会关系一片红的也不一定能争到。上大学呢,全公社也没有5个指标。想想全公社有多少干部吧?干部们又有多少亲戚?他们的子女都要挤得头破血流,怎么可能轮到普通百姓,况且是我!

这儿又要解释了,上大学论什么干部呀百姓呀?难道还要限制身份吗?我说是!在荒唐的年代就会发生荒唐的事。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家庭背景,学问再好也得在家里呆着,但是有背景的交白卷照样上大学。这是真实的条件。但是还有一个表面条件:“工农兵推荐”。谁是工农兵?干部们“代表”工农兵。干部不推荐自己的子女还能推荐别人?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查一查,那几年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哪个没有干部背景?“开后门托关系”、“以权谋私”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其实“公仆”们早就已经践行了。推荐上大学只是一个侧面。那时候所有物资都短缺,买一斤白糖都得走后门儿,以权谋私还能不会成风!可是以权谋私者都是有特权的人。

大学读不了,当兵当不成,我萌生了当“赤脚医生”的念头。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秀才学大夫快刀打豆腐”,说不定将来能做个好医生呢。

结果还是失望。

“难道这就是命?”我失望,我不服。十年来虽然停停读读读读停停,好歹也高中毕业。书本上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哪个同学敢说超过我的。难道就这样跟稀饭一起都喝到肚子里去?但是回头望望人家,人家有门路的一个一个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去部队当兵去镇上上班,剩下的差不多都是跟自己一色的。“他们受罪不冤呀,他们读书读不进去,他们该。我读进去了,我怎么也跟他们为伍呢?给我机会我会发出更多的光和热呀。”我整天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不是蒙头大睡就是看着一个地方发呆。

“出去走走吧。”母亲说。

于是,我走进树林里,我走近小河旁,我来到田野上……树林里鸟儿在自由欢唱,小河里的流水哗啦啦地响,田野上秫秫的叶子随风飘扬……

“难道我还不如那些鸟儿鱼儿自由自在?还不如那些花草庄稼自自然然地生长?”

“老天爷不是总下雨,会有放晴的那一天。”我想。

 

 

 

噩梦(短篇小说)

◎ 老  泉

 

 

 

 

莲从梦中惊醒,身子像一个大火团,灼热无比。莲病了。

莲的头虽然疼得好像要炸开,喉咙也发炕,可她还是不想让刚才的梦丢失:杏儿他爹,就是莲的丈夫,蹲在门楼前的台阶上,手里端着旱烟锅子,嘴里吧嗒吧嗒地吸;杏儿扒在爹爹的肩头,用小手一根一根拽爹爹的胡子;莲一手端着咸萝卜,一手拿着“大锅盔”,给劳累了的丈夫送饭;丈夫收起熄灭的烟锅,然后双手接过莲送来的饭菜……他们四目相对,杏儿他爹眼里似乎噙着泪水。莲纳闷,杏儿他爹不是在几个月前被人枪毙了吗?原来没死啊!这下好了,这下我们又能过先前那样的日月了——杏儿他爹犁田她送饭,杏儿跟在后边蹦蹦跳跳,一会儿捉蚂蚱一会儿逮蝴蝶……莲正沉浸在兴奋中,忽听那边有人大叫:“想得美,杏儿他爹埋在村南的坟地里,尸身早就化了!”莲听出喊话的是猴三,可是寻了一圈儿怎么也瞧不见,回头却看到杏儿他爹慢慢地飞起来,他飞呀飞,越飞越远。莲赶紧追,奇怪,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点也抬不起来。莲急呀,急得直哭,她只好站在原地叫喊,可是不知怎地喊也喊不出声儿……

莲醒来,知道刚才是在做梦,可是心里还是难过。她用舌头舔舔嘴唇,嘴唇是干的;用手抹抹眼睛,眼睛却挂着泪。

莲太留恋过去的晨光了!那时杏儿他爹还活着,一家人男耕女织,和睦温馨,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杏儿他爹虽然老实,没有言语,可莲感觉他从心里爱她,爱杏儿,爱这个家。二十年风雨,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从来都是默默地承受。家里无论出了多大的事儿,只要杏儿他爹在,莲就不怕。

“咳,如今杏儿他爹走了,一切都变了样儿,”莲叹息道,“过去的日子回不来了!”

往下怎么过?莲不敢想。如今正闹土改,他们家原来的田地只留下二亩,其余都分给了村上大户人家的佃户们,还有邻居们。房子、农具也分了……

分就分吧,反正我们娘俩就两张嘴,也靡费不了几个粮食。只是工作组不相信自己的交代,他们猜不透她家到底有多少“金银财宝”。

天快亮了,莲翻了个身,身子比昨天疼得更厉害。这是工作组为了逼莲交出更多的“光洋”用大刑“侍候”的。

天亮以后他们还像昨天那样折磨我吗?莲害怕。

 

 

 

莲家是一个殷实的农户,杏儿他爹祖上几辈都踏实能干,他们省吃俭用,从牙缝儿里省下来,积攒了这份家业:八九十亩田地,两头黄牛,一头骡子,一个小四合院。两头黄牛用来犁田耕地,骡子拉碾子磨面,莲家不喂马,马都是给有头有脸的“人物儿”骑着显派的,莲家不出人物儿,养马没用。

这就是莲家的遗憾——缺少支撑门面的人。县里乡里每年派款,莲家回回都做冤大头:保长骑大马挎“盒子”,威风凛凛,杏儿太爷、杏儿爷、杏儿他爹一边捧出银子,一边陪上笑脸。他们这叫窝囊财主,受欺负的料儿!有头脸的财主即使钱再多保长也不敢惹,穷得叮当响的又没油水,地方上只好拿他们这样的窝囊主儿榨榨油。

莲是看着杏儿他爹这份家业嫁过来的。人往高处走水朝低处流,没有谁甘愿受罪。尤其是像杏儿他爹这样的家庭,虽然不时花点儿“鳖钱”,但人平和,不惹是非;平平安安过一生,才是人们向往的生活。

莲属于小家碧玉的那种,没见过大世面,莲刚嫁过来那会儿,有人曾怀疑她能否守住这份家业,莲呢,却有信心。她的娘家人都勤勤恳恳的,她也就养成了勤俭持家的好习惯。莲勤劳,每天2更睡觉5更起床,婆婆在的时候她帮丈夫做农田里的活儿,婆婆去世她就做家里的活儿,脚手没闲过。莲节俭,从不乱花钱,就是当年做新媳妇儿,也没跟人家女子比过妆奁。莲对家人也苛刻。有一次丈夫实在“熬”不住了,去街上割几斤猪肉,莲毫不犹豫地给扔到了粪堆上,气呼呼地骂:

“人家都说我们守不住,你就不能争口气?我看你下回还敢买肉不!”

杏儿他爹心疼得要命,可是他觉得莲做得对,从此再也不说嘴馋。

日月如梭一晃20年,经莲当家,家里已存下不少,莲就和丈夫商议置地,于是他们家又添了五亩田。

莲好兴奋,她用事实让邻居们看到她和杏儿他爹不是败家子。

莲烧得厉害,口喝,推推身边的杏儿。杏儿不在!

“死丫头,起来也不跟娘说一声!”莲很生气,“娘如今都这样儿了,你还能丢下娘不管?”

 杏儿他爹是几个月前由人民政府枪毙的。工作组副组长猴三说杏儿他爹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莲不懂,可能是地多吧,或者是雇了长工。猴三副组长过去就是莲家的长工。那时候猴三死了爹娘无依靠,邻居劝莲赏他一口饭吃,莲就留下猴三放牛,一直放到出了那件事情才撵走。

 

 

 

莲家旧有八九十亩田地,经莲两口子又置五亩,家业已经不小了。可是莲的手抠,那么多田地也不愿意花钱雇长工。可是地多了活儿也多了,凭自家人劳动,累死也忙不过来,谷子常常落在地里收不回。杏儿他爹说请人帮忙,莲不同意,杏儿他爹就软磨硬泡。后来莲自己也觉出因为缺少人手误农时,终于还是雇了长工。不过莲有言在先:以后只许长工吃干的,自家人喝粥。

喝粥就喝粥吧,雇来长工再说,杏儿他爹想。

这样,莲家有雇长工的历史了,算是“剥削阶级”。

“剥削阶级”,在当时,这个词儿相当前卫,莲家人第一次听说是杏儿他爹被枪毙的时候猴三说的。

猴三刚进莲家,那长相活脱脱一只黑猴子。细长的脖颈挑着一个硕大的头颅,硕大的头颅上长着一张三角脸,三角脸上找不到一丝肉。莲看猴三可怜,明知把他留下来干不了什么,还是先保住他的小命要紧。如果不收留他,说不定就会冻死在哪个大桥下面或者饿死在谁家柴禾垛里。

莲对自家人苛刻,但对长工不差。莲懂得,善待长工,就是善待庄稼,善待庄稼,就会不缺粮食,不缺粮食,就能换来银元。所以莲给长工做饭总是有干有稀,有酒有菜,自家人反而粗茶淡饭。

猴三进了莲家,也算长工,自然就跟先前的长工吃在一起。猴三一天一个样儿,身上有了肉,干活也有气力了。猴三就成了莲家的“贵宾”。

佛家说种下善因必得善果。可是事实有时候不是这样,要不,怎么会有《农夫和蛇》的故事呢?

莲种下了善因,得到的就是恶果。莲收养猴三的第五年,猴三却把魔爪伸向了杏儿。莲愤然撵走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

 猴三被莲家撵出的时辰恰逢解放大军南下。解放大军要“解放”所有受苦的人,猴三房屋一间地无一垄,当然在受苦人之列。解放大军需要猴三这样的人,既没有财产又没有家人,孤苦伶仃,这样的人“冲锋陷阵”没有后顾之忧。

猴三春风得意,先在村里当民兵,后来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

猴三当民兵时,完成的第一件大事是枪毙杏儿他爹。当时新政权不稳固,许多地方“反革命势力”猖獗,常常有工作队给杀害。政府决心惩治反革命。可是谁是反革命呢?反革命的头上又没写字儿。政府索性划一道杠杠儿,谁被杠杠儿“杠”住就通通杀掉。猴三说杏儿他爹过了杠杠儿,当然在“格杀勿论”之列。

记得是在东山坡上,杏儿他爹和许多“土豪劣绅”给一串串地拴起来,就像拴蚂蚱,然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命令他们一排一排跪下,接着喊名字,喊一个毙一个,砰!砰!砰!那一串人最后全部仆倒在地,包括杏儿他爹。

猴三完成的第二件大事是分掉莲家的田地及浮财。田地明摆着,瞒不住;浮财除了房屋骡马牛羊还包括金银细软。莲家看得见的浮财瞒不了猴三,可是猴三更想要莲家的金银细软,还有一样儿两年前就垂涎欲滴的东西。

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呀,猴三新旧社会两重天!

猴三把莲绑在树上,问银元都藏在什么地方,莲一一作了交代。猴三不信,说:“像你家这样的‘肉嘟噜子’,肯定有很多钱,不交代?打!”于是,一群像猴三一样的“积极分子”对莲拳脚交加。

连续几个回合,莲说打死也没有了。猴三说不给你来点儿厉害的你不知道本组长的厉害。就命人拿出长绳,拴住莲的两条胳膊,拉到村头的水塘边。猴三把水塘里的厚冰砸个窟窿,再把莲填进冰窟里,“积极分子”们站在水塘的两岸手里扯着拴莲的绳子,兴奋地喊叫:

“我们拉鱼喽!”

莲每从水里“走”一趟猴三就问把钱藏到了什么地方,莲一直说没有钱,后来莲失去了知觉,猴三命人生火,把莲烤活转来再拉。

莲真的没有钱,莲知道,猴三也知道。可是猴三还是这样折磨着莲。至于为什么,旁观者不明白,但是莲知道,猴三更知道。

 

 

 

半夜里,杏儿睡不着觉,娘遭这么大的罪都是因为杏儿。一向疼娘爱娘的杏仁儿心里在滴血!可是怎么办呢?杏儿一弱女子,拼是拼不过,可是,杏儿能眼睁睁等待天明让那些狗杂种再把娘填到冰窟窿里“拉鱼”吗?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娘受的不是人罪啊!

“猴三你个畜生!你个挨千刀的!你不得好死呜呜呜……”杏儿呜咽着,悲愤且无助。

杏儿挺不住了,咬了咬牙,杏儿要救娘。

杏儿穿好衣服捏手捏脚走出来,走到自己原来的老堂屋——如今猴大官人的宅邸……

“谁?”晚上的猴三很警觉。

杏儿不回答,径直往前走。

“再走我开枪了!”

“猴三,狗杂种!这回你的目的达到了,该放过我娘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