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宋教仁横遭暗杀，新生的民国波澜迭起，孙中山选择武力解决之途，迅速被袁世凯的优势武力击败，民国缔造者孙、黄等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章太炎则被软禁在北京，这位“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与汤国梨新婚未久，在将近三年的幽禁之中，他们南北隔绝，只能书信往还。但是那些经过检查发出的信中仍有刺有骨，并非只有家长里短、儿女情致。比如1913年10月25日，章太炎在信中称袁世凯为“袁棍”。同年11月4日，他在信中感慨袁还不如曹操，自己欲做祢衡而不得：“观其所为，实非奸雄气象，乃腐败官僚之魁首耳。呜呼，苟遇曹孟德，虽为祢衡亦何不愿，奈其人无孟德之能力何！奈其人无孟德之价值何！夫复何言。”这样的信竟然能顺利地通过检查，予以放行，相隔半个世纪，还让读到这些影印《章太炎先生家书》的历史学家左舜生感叹不已：“这也可看出今天比袁世凯的时代进步多了！”

当时的报纸，对于章太炎在南北纷争、大动干戈之际突然北上，曾有过种种的议论和揣测，对此，他曾在给夫人的家书中说：“报章蜚语，不必深辩，从前报分数党，尚有价值，今则悉是政府机关，又何足校？此等但以天师符观之可也。”民国初创，《临时宪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原则给新闻界带来了希望，章太炎们几篇文章、声明就可以迫使南京临时政府收回“暂行报律”。仅仅1912年就出现了一个办报的浪潮，报纸多达500种。然而从袁世凯上台到他死去的四年间，至少有71家报纸被封，49家受到传讯，9家被捣毁。60个新闻记者被捕，至少24人被杀，1913年起报纸的总数迅速从500家凋零到130多家。这些数据与章太炎的说法相互印证，可以看出袁世凯时代新闻自由的大致情况。

在袁世凯当政之初，新闻界还是有自由的空气，1912年12月12月在北京出版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名记者黄远生发表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对袁世凯做过这样的评论：“大抵袁总统之为人，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然自其受政以来，则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他承认袁自有其长处，之所以“为善日少而恶日多”，“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于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

此前，他在12月4日发表的《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文中说：“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为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吾人虽可斩头沥血，以证明大总统实无要做皇帝之心，然其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此时离袁称帝尚远）此后12月19日发表的《个人势力与国家权力之别》中直言：“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也”。

黄远生的这些评论都发表于袁氏掌权时，虽有褒有贬，但实际上贬多于褒，袁那时不仅容忍了那些尖锐的批评，而且后来还想拉拢他为己所用，这也是容易让我们在今天产生感慨的。等到袁的权力越来越集中，新闻界的自由空间也就越来越狭小。所以，到1915年11月，黄远生在《东方杂志》发表《忏悔录》时，感慨当时的新闻自由甚至远比不上前清之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袁世凯就能一手遮天，让人真心实意对他俯首帖耳。世人皆知，以《天演论》等译作影响过一个时代的翻译家严复列名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他私下对人说过，自己确实赞成君主立宪，列名“筹安会”则是杨度擅为，对于袁世凯他更是有自己的看法。从他1915年写给熊纯如的私人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眼里的袁虽是“一时之杰”，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旧日帝制时才督抚耳”，要面对新的世界潮流，应付列强的挑战，他认为袁“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多年后这封信发表在《学衡》杂志上。尽管，严复的信只是当时私下的看法，袁不知道，世人当时也不知道。但是梁启超等人对袁世凯的批评则是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

章太炎眼中不如曹操的“袁棍”，严复眼中一个无科哲学识、无世界眼光的旧督抚，梁启超眼中一个“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这是同时代人近距离看到的一个逼近真实的袁世凯，无论袁如何掌控舆论、查封报纸，都不能将这些或私下或公开的不和谐音消除，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无奈，而是权力的无奈，毕竟权力之外还有公道，权力之外还有历史。

中国和波兰很不相同，中国进入民主制度远比波兰要艰难得多，也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首先，波兰本身具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它的社会主义是苏俄强加的，如果没有雅塔尔会议英美与苏俄势力的划分，按照波兰自己的意志，他们会选择民主制度。因此，有的波兰人说，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主义。话有些过，但是波兰民族9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抵触可想而知，只要苏俄的军事威胁消除，波兰回归自由民主制度乃是自然之事。

波兰早在十五世纪就形成了贵族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国王由贵族选举产生，之后议会又通过了宪章，制约王权，贵族有自由选举权、自由否决权。当时波兰的民主制在欧洲是很先进的，比如波兰有10%的人享有政治权利，而在1831年法国只有1%，而在1867年英国也只有3%。当然，贵族民主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制，但这在波兰政治和文化精神中形成了自由民主的传统。有此传统和无此传统大不一样。有此传统，波兰由共产制度转入民主制度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有如回乡（多年前，我曾经撰文说，波兰的转型与其说从社会主义下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从苏俄控制下获得了解放）。

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极权政治，远比满清、袁世凯要专制。可以说孙中山是被迫的。但是，如果中国有宪政传统，哪怕是贵族的权力共和，那么辛亥革命后，就不会发生军阀混战，他们会在议会上摆平自己的利益，孙中山也不必北伐、“军政”。孙中山提出“训政”，是因为他看到，数千年皇权专制下的小民，没有公民意识，不会使用公民权利，需要强化训练。孙中山的训政是失败的，蒋介石也没有成功。专制传统的国家转入民主制度何其难也。王怡曾写文章，说维权就是人民的“自我训政”。他说到了点上：“ 不是政府训导人民，而是人民自我训导，并且进而训导政府。” 一个传统的专制国家转入民主制度，需要一段过渡的时间，或在制度转换之前或之后，总之这个过渡期总是需要的；而一个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则不需要。

在波兰民间社会组织有序，这主要得益于教会。虽然是社会主义，但是波兰保留了天主教，90%以上的波兰人在教，这使传统的波兰社会得到保存。而团结工会、农会也起到了组织社会的作用。国家政体变化是剧烈的变化，如果社会缺少组织化将导致大动乱，波兰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平制度转型，教会、团结工会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转型期间，国家机器、社会秩序、经济活动在转换中，会发生混乱和停摆，这需要民间社会组织民众，维持秩序，稳定社会，否则将是暴乱。波兰自下而上的和平变革，根于社会有组织。辛亥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使上层翻天地覆，但是中国基层民间社会则保持了稳定，这得益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社会。因此，鲁迅抱怨“七斤”只是剪掉了辫子。辛亥革命后，中国坏于军阀混战，皇权结束，各枭雄无法“和平”分配权力，只有开战。毛革命最大之灾难是其彻底摧毁了中国社会和伦理、文化，致使社会沙粒化，人野蛮暴力化，因此中国一旦发生危机，就可能是全面暴乱。这正是极权制度的危险所在。

还有，波兰全民信奉天主教，这使国家、民族在危急关头有共同的意识和伦理规范，其可凝聚人民，组织社会，建立制度。波兰得以顺利和平地变革，天主教和教皇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被毛彻底铲除之后，中国人就再没有共同意识和伦理、道德，当下中国民族的流氓化实际就是权力高压下的人性野蛮化。如何找到国民共认的意识和伦理规范，至关重要。

米奇尼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这是波兰民族和国家避免了的内部撕裂和残酷的斗争。“一个波兰”是反对派与波共和解的基础，在变革后，也避免了清算和仇恨。而米奇尼克提出这个思想基于波兰传统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自由精神、爱国主义、天主教，这是波兰的三大传统。由于波兰有近三百年的亡国历史，波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便高于其内部的纷争，即使是哥穆尔卡也是坚定的爱国者。“一个波兰”的思想非常值得国人学习。犹太人对纳粹德国的清算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于人类的文明。但是，犹太人这种“不依不饶”的清算，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而不适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之内部的，在同一国家之内只能保障法律之公正，而不能鼓励仇恨、敌意、超逾法律的惩罚。并不是说不要审判和惩罚，罪行需要清算，但是要通过司法，同时也还要保有宽容。

当然，波兰共产党远没有中共那么残酷，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应该说波共在共产国家中是最温和的，没有给波兰留下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19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被撤职)，19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 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这是我数年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共过去是太残暴了，现在是太贪婪了，他们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灾难和仇恨，无论是历史还是人性都难能宽恕。杨佳手刃六警，民众为之喝彩，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凶兆。

 5

数年前，我曾和老友自立讨论过罗尔斯的这个命题：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我赞成罗尔斯的意见：只有杀了他。因为毕竟这是一件个别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普遍的社会暴力。如果在五十年代，毛被刺杀，实乃是中国的幸运。可惜，毛的运气太好了，而中国的运气则太坏。可以说，毛的统治是铁板一块，整个国家、民族均陷于绝境，黎民走投无路。五十年代以来国家一系列的灾难，多来于毛个人，从反胡风、 反右、大跃进，到文革。如果早将毛杀掉，中国就将免除这一系列的灾难，挽救数千万人的生命。但今日的中共已没有毛式的大独裁者，而是官僚集团专制，就是胡锦涛也做不了共产党的主，因此不可能通过刺杀个人而扭转政局。罗尔斯的该命题，在目前之中国并不存在。而要将刺杀大独裁者延伸到该统治集团，就走到了恐怖主义。再，较毛时代，今日中国已有很大的变化，包括中共本身的变化。

不说别的，看看中国有没有一定的言论空间？反对派有没有存在的空间？ 民权有没有进一步争取和生长的空间？ 民间有没有进行有限非暴力抗争的空间？ 民众有没有维护个人权益的空间？二十年来，在当局打压之下，这些是趋于增长还是萎缩？应该说这些空间是有的，并趋向扩大，反对派于中国还可以生存生长，与当局博弈。

如果我们以和平转型为前提，据目前中国之现实，我们需要在实现宪政之前，完成“训政”，即王怡所说的公民自我“训政”和“结盟”。我们要看到维权运动尚有欠缺，比如在具体案例中：当事者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缺少公益诉求；多是孤立事件，彼此少关联；多注重经济利益，忽视政治权利；就事论事，欠缺政治内涵；多个人性，缺少社会性，等等。这些和中国缺少公共社会与意识的传统有关。因此反对派需要在推动维权运动的同时，要提升其质量，赋予其公民社会的蕴含，建立实现宪政的目标。这也就是，让维权运动成为民权运动。

从民主运动到民权运动，似乎是政治上降了一格，但实际上是使民主运动现实起来，也切实起来，走入了民众和社会，有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通过民权运动，到达公民的自我“训政”和结盟，形成公民力量，制约缩小官权，并最终结束极权，完成制度的转变。简洁地说，将改变政权和制度放在第二步，将争取民权放在第一步，通过第一步实现第二步。其意义：1、弥补中国缺少自由民主之传统——公民自我“训政”；2、复生沙粒化社会，组织社会——建设公民社会；3、循次渐进，步步为营——渐进变革，避免国家大的动荡——；3、合乎民情维护民生民权——争取民众；4、民众担得起风险——可形成民众运动；5、反对派得以成长——形成新型健康的政治力量；6、逼迫政权退缩——民权增长；7、非暴力道路——代价小，增进文明。

张辉最近撰文说：“大局观看天下，就像下围棋，不能只看中间天元，边边角角才是决胜之道。围棋边边角角才是关键，其原因在于边边角角占据的成本最小，而胜算并不小。”（《维权运动的转型与公民运动的未来》）对之，我甚赞成，称之为边角理论。如果说，改变政权和制度是中腹天元，那么争取民权就是边角。张辉在该文的结尾说：“非暴力的公民运动，这在中国是初起阶段。……中国的公民运动需要总结出中国式的经验，提炼出中国式的智慧，这样才能使运动健康发展，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他的边角论体现出中国式的智慧，但是和米奇尼克的自我克制的革命正相一致。人类的政治有相通之处。

既然是民主运动，反对派之间也一定是有各种不同的政见、派别、主义、乃至各种侧重和方式，此乃自然。并不是只要“反对”就是好，但民主的原则是允许不好、不对、不合理的存在，但要有底线，这个底线就是非暴力。比如，新毛派要求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张，他们自然可以坚持；但其要发动暴力革命，如何？人们需要为“公正”“正义”而战，但是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并受立场的左右，人类的战争常是“正义”对“正义”之战，犹如两种宗教各为其神而战。因此，人类需要对“战”的方式进行限制。非暴力主义是反对运动的自我限制，这是近代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进步。可以说，非暴力主义已是当今普世价值之一。由此来说，反对派坚持非暴力主义不仅是策略，也是对文明的要求和责任。

在所有的事务中，时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这里是指时间的延续性，但是这个因素常常被忽视，特别是在政治中。因为人的生命在历史中太暂短了，做一个几十年的规划，于人性太困难了。波兰的反对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团结工会也斗争了十年，才有了成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漫长的专制历史，又有六十年的极权，特别是毛的残暴统治，因此中国制度转型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艰困的道路。毛后，中国才有了“反对”的空间，于国内，反对派近十年才成形。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政治反对派，这是一个转折。前者可以唯个人唯道义，但后者则必须担当国家的政治责任。由于各种局限，很多异议者期望一次性革命，一次性成功，而缺少长远的规划。由于没有长远打算，急于求成，便往往不切实际，除了愤愤抱怨则无事可做。这不是政治家所为。《零八宪章》之后，反对派的领袖们能不能对有个长远的规划，比如十年？

从大局来看，中国前景很悲观。且不说执政者如何打压、“消灭萌芽”，关键是时间紧迫。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反对派可能来不及形成可左右社会的力量，社会也达不成自构 ，崩溃就可能来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所需的几大基本的稳定因素于中国都不存在，反之是：1、社会沙粒化；2、没有共认的意识与伦理；3、各阶级间冲突大于共生；4、人际信约瓦解；5、民众对未来失去信心；6、积蓄了太多的怨愤；7、普遍的不安全感和恐慌。社会到了这种境地 ，就很危险；而崩溃一旦来临，就是大灾难。不要指望政府，中共的解体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

当然，很可能是只有这场盲目的灾难，才能结束中共极权统治。不过，中国并不是就此可以实现宪政，走上新生，情况会更糟糕，镇压会更残酷。中国可能会是地方分制，由当地强人统治，中国会回到它的传统，枪杆子说了算。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希望不会，中国能躲过这一劫。但是如果发生，反对派将如何应对？如何减少流血？如何继续推动民主的发展？让我们回到米奇尼克的建议：“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

2010年7月20-31日  于伊萨卡

江天勇执业证被注销的理由是他不在事务所的考核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他与律所之间没有聘用关系。“他们说2008年12月底我和律所就没有聘用关系了。他们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2009年我还凭借我所出具的事务所信函做了两个案子，都是涉藏案。律师外出办案，必须要有本所出具的信函，即委托协议书和会见当事人的推荐信，有了这些权威材料才可以做案子。事实上我与事务所之间签订的聘用合同2012年才到期。我把合同拿给柴磊看，他说：‘我只听你们律所的汇报。他说你跟他们有关系就有，没有就没有。’就这样注销了我的律师证。”

吊销是一种行政处罚，就是把你排除出这个行业，以后再不能做律师。注销的情况是，从理论上来说还可以重新申请，也就是重新考律师证。实际上注销跟吊销差不多，就算是重新申请，他们也肯定不让你通过，会想尽一切办法非法阻止。“所以从实际结果看，我的注销与唐吉田、刘巍的吊销没有多少差别。”

司法局这样做的目的有几个：第一、杀一儆百，让别人看你们这些维权律师的生活有多惨，生存都是问题；第二、将你边缘化，敏感化，这样对别人也是一个震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继续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去做了，那么司法局就真的达到他们的目的了。这是我们这些人真正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现在，虽然他们不承认我的律师身份，可是我有律师最专业的知识，我照样可以为人们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提供最专业的法律服务。所以，你越不让我们在维权领域活动，我们越要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律师在维权案中的作用与无奈

维权律师普遍遭受涉案当地官方和主管单位司法局的辖制和打压，办理法轮功的案子尤其困难重重，甚至充满风险。政府对法轮功的案子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法轮功案件，可以判缓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决不能判无罪。他们610有一个内部指示（后来被泄露出来在网上流行）：决不能出现法轮功案的当事人被判无罪的政治笑话。“因而在庭审法轮功的案件时，法官和其他办案人员都是看下面坐着的610人员的脸色行事。私下里我们也曾有机会与法官一起吃饭交流，这时他们也会说一些良心话，承认这些人是无罪的，可是他们也无可奈何。”

实际上迄今为止，国家没有哪部法律说法轮功违法，或者说法轮功是邪教。“因而我们代理法轮功的案子，都是做无罪辩护。虽然由于“610”的内部指示横亘在那里，最终没有一桩无罪辩护是成功的，但是我们辩护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事后我们归纳分析发现：凡有律师介入的地区，当事人被判的刑期就短一些，一两年、三四年；没有律师介入的地区，当事人被判的刑期就非常长，五六年、七八年，甚至十年以上。”

江天勇说，代理法轮功的案子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即“让很多人知道了法轮功这个群体实际上一直在遭受迫害的现实”。“通过跟他们接触，我发现，无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平时为人处世上，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也可以说，这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一个群体。我本人是基督徒，可是与我们很多基督徒群体相比，我觉得我们很多方面都不如他们。可是这些人都被妖魔化了！从法律的角度看，他们的行为根本就构不成违法，构不成犯罪。”

关于法轮功案件的审理，法庭的开庭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法庭阶段，让很多人来旁听，包括家属、亲友和其他人，还有610、国保的人。这是610授意法院如此组织的，他们的本意是想通过法庭审理的环节打击法轮功，借以达到进行所谓法制教育的目的。可是这种大法庭开庭的实际效果却是，所有在法庭内听到律师质证辩护的人，包括法官、公诉人、法警、旁听者，甚至国保和610，都明白了从法律角度看法轮功和对法轮功的打击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根本都是无罪的。律师在法庭上呈贡的事实显示，这些被告人岂止不是罪犯，他们都是很好的人！“610发现这样不行，这哪里是他们希望的法制教育呀，简直就是讲真相嘛。他们非常害怕，就改变了做法，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仍然是大法庭，但被允许进去旁听的人变化了。每名被告人只允许一个家属进去旁听，甚至尽可能不让家属亲友进去旁听，以所谓旁听证发完了、没有了、被610拿走了等理由阻止。610的确拿走了几乎所有的旁听证，然后去组织他们能控制的单位的人员来充满法庭。“但是新问题又产生了。这些人听了我们的辩护，也都明白法轮功事件的真相和本质了。我们说得太清楚了，任何人一听就明白。有一次，正在开庭中，610组织来旁听的一个女的，听着女被告人被酷刑折磨的经过和我们的辩护，突然哭着冲出法庭，边跑边说：‘我再也不来听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小法庭阶段。610让法院用10平米大小的房间开庭，说没有大法庭，没办法，只能用小法庭。法庭里，审判席、公诉席、辩护席一摆，再加上被告人和法警，空间全被占满了，各种职能角色的人等几乎挤在一起，无法接纳旁听者。法院对许多前来要求旁听的家属说：“不是不让你们旁听，是没位置，里面呆不下。”

在这种小法庭里，虽然参与庭审的没有几个人，可是“我们仍然能让包括审判人员、公诉人、法警甚至被告人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被告人是无罪的”。2008年12月份，在沈阳皇姑区法院的一个小法庭里，“我们律师在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合议庭的一位陪审员不停地对审判长说‘这不是在给我们上课吗？这不是在给我们上课吗？’庭审结束，我们律师走出来后，那些守在门口听到辩护的法警对我竖起大拇指说：‘这回肯定没罪了，肯定没罪了！’我问：‘为什么没罪了？’法警说：‘你们说得老明白了，谁都听明白了！他们不犯法呀！你们是法轮功吗？’我说：‘我不是法轮功，我是基督徒。但这并不影响我为他们辩护呀。’”

通过律师在法庭上为法轮功案件所做的辩护和分析，从公检法办案人员到下面被组织来旁听开庭的人，都明白了法轮功正在遭受严酷迫害的事实。过去人们对法轮功事件的认识是模糊的，是以讹传讹的，是受官方媒体煽动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法轮功后来遭受的一切迫害，现在律师辩护为他们打开了耳朵和眼睛。

2009年江天勇接手一桩涉及西藏3?14事件的案件。甘南拉卜楞寺僧人久美喇嘛，把自己录制的3?14事件录像提供给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播出后，当地警方逮捕了久美喇嘛。江天勇等受当事人委托，到夏河县公安局要人，警方说不知道人在哪里。“我们又到夏河县所属的合作市公安局申请放人，他们说让我们等着。实际是糊弄我们。几天之后我们听说久美被放了。事后据我们推测，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警方一方面阻拦我们会见久美喇嘛，另一方面又悄悄安排放人，因为他们也明白，抓久美喇嘛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没有我们律师出面，久美很有可能一直被关在里面。他们也不告知久美的家人，就这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地一直关着。”

从几年的维权经历江天勇发现，“这个国家的法律，当你真要拿来用的时候，它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银样蜡枪头了。这个枪头是蜡做的，刚开始你拿来晃一晃，他们是害怕的，但是等你真要动真格使用时，它就不那么灵光了。这种情形在代理陈光诚控告当地政府野蛮计生案的过程中尤其明显。当时山东临沂搞野蛮计划生育，地方政府机构抓人就像当年鬼子进村。有一次，20多个人到一个村子里来抓他们的计划生育对象，捉住就强制结扎。可是当得知村子里有我们北京律师时，他们就夹起尾巴逃跑了，到其他村子里祸害人。我们关注的那个村子，有几个月都没有‘鬼子’再敢进村抓人。但是后来就不起作用了，许志永、李方平、李劲松等律师去时，迎接他们的就是殴打了，并放话说：‘北京的律师就欠揍！来一个我们打一个！’完全野蛮化了。这个社会，归根到底还是缺乏真正的保护法律的机制。这些地方恶势力，他不按法律来，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四、蒙神祝福的人

既为维权律师，被官方打压、跟踪、挤兑就是一种变态的常态。2009年11月19日早上7点半，江天勇送女儿上学，在楼下被4个便衣强行阻拦，由此发生争执。正在病中的太太金变玲女士听到吵闹声，立即下楼，看到4名便衣在拉扯丈夫，金女士便上前护卫丈夫。原居住小区片警王涛竟一把把金女士推倒在地，7岁的女儿被吓得哇哇大哭。不信神的人什么邪恶的事都做得出来，他们颠倒黑白，公然撒谎，指控江天勇殴打警察，强行用警车把他拉到派出所，太太的手机也被现居住小区片警李爱民抢走。众多律师朋友——李方平、李和平、张凯、李苏滨、李劲松、唐吉田等十几人，在羊坊店派出所与警方交涉了一天，守候了一天，国际社会也强烈呼吁，很多外媒打来采访电话。近14小时之后，江天勇被释放。

江天勇夫妻都是基督徒，这给江太太提供了与丈夫同背十字架、结伴走天路的最坚实的思想基础。2010年1月18日下午6点下班时，她被等候在办公室门口的一个年轻人跟踪，自己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此人负责长期监控江天勇，她认得他。她问他为什么今天跟踪她，他说是片警李爱民让他来的。江太太摆脱不掉跟踪者，很是恐惧，便返回办公室，与丈夫会合后再次离开办公室，最后他们夫妇打出租车才逃开跟踪。事后据江天勇分析，此次跟踪很可能是想查清他们一家现居何处，以便更好监控。

江天勇一家较早时租居在北京市海淀分局羊坊店派出所辖区里的一个小区里。该区片警王涛发现后，于奥运会期间试图逼迫房东解除租约。江天勇以合同有效期为由表示拒绝，终于得以居住到年底。房东本来非常希望继续他们之间的合同，可是因担心在政府任职的家庭成员受影响，接受了片警的非法要求，要江家搬家。江家新的租居所仍然在羊坊店派出所辖区里，片警李爱民和派出所副所长夏宇翔继续肆意骚扰江天勇一家，并且打电话骚扰新房东，甚至有一次将房东叫到派出所长时间讯问，施加压力。

2009年是中共建国60周年。从7月30日开始，羊坊店派出所即在江天勇所在小区的一间屋子里安营扎寨，长期监控江每天的出入情况，并详细记录在案。在他们认为的某些敏感日子，比如奥巴马访华期间，这间屋子里就坐满警察，江家门口也坐俩保安，把江天勇软禁起来。在10月和11月两个月，江天勇有近50天不在家住，可是监控人员一直没有撤离。2010年1月9日，江天勇被迫再次搬家。

在这样颠沛流离、一夕数惊的环境中，好在他们一家有神的同在。“我是2004年信主的。这个过程有点意思。起初我是把自己包裹了起来的，因为受党文化影响太深，觉得无论哪个信仰都有欺骗性，所以我对身边的基督徒朋友的一些活动是很隔膜的。后来慢慢发现，基督徒的确不同于一般人。有一天，牧师问我是否也决定受洗，我说还没准备好，等想明白了再说。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狂妄，一个受造物居然想想明白创造自己的神，那怎么可能呢？记得有人说过：‘如果你想明白之后再信主，那就永远没有信主的那一天。’人是永远不可能想明白创造万物的上帝的。现在我可以说是一个老信徒了。信主的确给我的心灵带来了莫大的宁静和喜乐，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恩惠和福气。我前三次的律师资格年检，虽然很困难，但最终都通过了。我相信那是神特别的保守。这最后一次虽然未能通过，但我坚信，这一切都有神特别的美意，我愿意在神的面前预备自己。”

谈起真正让他最后决定信主的原因，江天勇说：“是我的两个愿望引领我归主的。那时我有两个愿望（至今我也没告诉任何人这两个愿望是什么），理论上说这两个愿望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基本没有什么可能性。于是我就对上帝许了这样的心愿：如果我这两个愿望能够实现，我就归向你。结果，我这两个愿望竟很快实现了。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神迹，于是就信了主。”

如今，江天勇的律师执业证已被注销，无法正常开展法律服务工作，相对而言，家庭的经济来源也就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更兼赁屋而居，随时可能被警方驱赶，生活很不安定。尽管如此，可是谈起目前的生活状况，他却说：“目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苦恼和遗憾：我的孩子喜欢画画，我太太必须带他去上画画课。可是孩子这个课被排在周日下午，与我们教会的敬拜时间有冲突，所以每周日都是我一个人去参加聚会。如果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教会敬拜多好啊。我祈求神能够再一次做他奇妙的工，让孩子和太太也能在主日放下一切，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

江天勇不忧虑家里无钱无房，而是为一家三口无法周日同去敬拜上帝而感到遗憾。这样的人不是可以通过恐吓、逼迫、注销律师执业证之类的卑下手段能使其屈服的。天勇还会在这条被国保认为是“误入的歧途”上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多多赐福于这样的人，多多赐福于这样的爱主之家。

2010-5-26 北京

推特（Twitter）上读到这样一篇短文：路过广场，看到一男一女两小学生背着书包坐在路边，面前摆了一堆零食。小男孩不吃，都是喂给小女孩吃的。突然小男孩对小女孩说：班长，我当小组长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小女孩满嘴食物，说不出话来，只是点点头。

读完这篇短文，忍不住发笑，但笑后则是悲哀。小小年纪，只不过是为了当小组长，就知道请客送礼，行贿受贿，而且彼此都毫无愧色。我知道这不是虚构，因为类似的故事我已经听到很多很多了。7月21日中国《检察日报》发布一则报道：“海南：村委会换届一张选票1200元”。报道说，派驻乡镇的检察系统工作人员发现，海南农村村级换届选举存在请客送礼拉选票以及贿选现象。选票价格也已经从以前的10元、15元猛增到1200元人民币，而且贿选现象在有土地开发等大项目的村尤为严重。报道还说，当地的基层换届选举也受到了宗族和黑恶势力的影响。选举程序方面的违规现象也比较突出。

在中国，基层选举一向被中国当局当作“民主橱窗”，对外展示“渐进民主”的“正确”路线。所谓基层选举，一是指县区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一是指村民选举村委会。这两种选举都开始于1980年，到今天已经整整30年了。30年来，这两种选举都在原地踏步，没有提升，而且在品质上还有所下降，每下愈况。

基层选举的品质下降首先表现在越来越多的选民对选举越来越不感兴趣。北京社科院研究人员雷弢在《参与的逻辑――北京选民选举心态与行为追踪研究》（香港晨钟书局，2009）一书里，根据他们十几年来对北京地区选民行为的追踪调查研究告诉我们：“选民亲自参选率在逐届降低和厌选情绪在逐届增强；参选选民投票选择候选人的行为越来越随意，甚至刚投完票就忘掉自己选的是谁了的北京选民比例越来越高”。（P164）

造成选民对选举越来越不感兴趣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国，县区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村委会的选举层级太低，太无足轻重。用我在80年竞选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时讲过的一句笑话，那无非是“由你还是由我来念中央文件的问题”，这样的选举自然提不起选民的兴趣。起初几年选民的热情很高，那是希望借此普及民主理念，树立榜样，积累民间力量，以便打开局面，全线推进。当这种愿望受到阻抑，当基层选举30年如一日原地打转，选民的热情自然会低落下来。记得8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让我们不要再谈村民选举”。有人问我：你当年也是带头参与基层选举的人，怎么如今倒给基层选举泼冷水了？我回答说：此一时彼一时，区别就在这里。

其次，迄今为止，大部分地方的基层选举仍然是由官方一手包办，当局使用各种手段――从玩弄程序践踏程序到黑社会式的殴打绑架――阻止独立候选人的竞选和当选。以至于越到后来，越多的人认定“只有组织上信任的人才能当选”。再说，即便产生了真正民选的代表或村长，上边有一大堆专制的婆婆管着，选上了也难有作为。所以怪不得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基层选举越来越不感兴趣。

基层选举品质下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贿赂的风行。在早先，基层选举是很干净的。这一来是当时的选民们对逐步推进民主有较高的期待，故而对选举的态度很真诚；二来是村委会和县区级人民代表的层级太低，没什么油水可捞。后来就变了。贿赂选民的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但发展的速度很快：发生贿选现象的地方越来越多，选票的价格越来越高。

是的，中国人重人情，讲究请客送礼。起初的贿赂都是以送礼的名义进行的，不好界定；不过越到后来，越是赤膊上阵。不错，贿选者花钱买官做，固然有追求名声和社会地位，赢得人们尊重的意图；但主要目的则是将本求利，换取物质上的好处。小小村官本来没什么油水，但遇上土地开发等大项目，油水就大了。这是村官。那么县区级人民代表又是怎么回事呢？买代表又是图的什么呢？在李凡主编的《2006－2007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实录》（世界与中国研究所，2008）一书里收有一篇黄志杰的文章“湖南衡阳私企老板曝贿选人大代表黑幕”，讲到了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在买代表上花的钱，可以在选举上一级代表时收回来。“一些代表选上县代表的时候就花了钱，因此给市代表候选人投票的时候也要收钱，然后一些市代表在选省代表的时候也要收钱，而且信封里的数额也一级比一级多”。更多的情况是，买代表就是买关系。在“潜规则”横行的今日中国，关系是至关紧要的。按照这些私企老板的说法，“如果我当了代表，可以融资，在纳税之类的事情上也有很多好处，工商、公安就不敢随便找我们了”。有私企老板说，当了代表，“贷款可以不要担保，纳税可以减免，犯罪可以保护”。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有了代表的头衔，等于有了保护伞，在贷款、纳税和犯罪时能占点便宜却是肯定的。

“除了‘保护伞’，人大代表也被理解为‘敲门砖’，对一些企业老板来说，代表的身份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争取项目”。（P243）以上简短的说明足以使我们认识到，在当今中国，基层选举的品质下降、每下愈况实在是在所难免的；基层选举对于中国民主进程的意义也越来越小。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根本不需要从如此基层的选举旷日持久地逐步升级，而眼下基层选举所出现的种种弊端却只有在民主进程全面展开时才能得到克服。不过，从这里我们并不应该得出结论，以为现在各地涌现出来的独立候选人不值得支持。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大力支持这些独立候选人。因为他们的竞选活动，具有普及民主理念、培植民间力量的重大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