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梁:我看《入狱须知》

有些书是可以救命的。

比如说,有一天自己说不定就像鲁滨逊一样漂流到了孤岛上,这时候,对从小在水泥森林里长大的城里人来说,一本《荒岛生存技术》的书或许就可能救上我们一命。

照作者欧阳懿自己的话说来,他的《狱后杂谈》“这些文字看来很类似于《入狱须知》。”胡平认为,“欧阳懿这篇文章是我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好的一部《入狱须知》。”并且,还干脆给自己的文章按了一个标题:“学习《入狱须知》——读欧阳懿的《狱后杂谈》。”这自然是对该文的极大赞美,似乎欧阳懿已经完成了一本《入狱须知》。

一篇不算太长的文章,却引出了另一篇也不算太短的书评,这种事情是不寻常的。这,只能归之于“入狱须知”这个主题对随时有可能入狱的大陆异议人士们太重要了。

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都知道,坐牢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入狱须知》。但这种《入狱须知》与其说是一种读物,不如说是一种专用来折磨人的记忆的刑具。就像还没有踏进班房之前,狱警们首先会以检查违禁品的名义,让嫌疑犯全部脱光衣服一样。其中所包含的惩罚成分,事实上远超出了它们的实际用途。

欧阳懿与胡平说的《入狱须知》当然指的是另一种“入狱须知”。一本合格的《入狱须知》,即使我们无法指望靠它就能救出当代鲁滨逊,至少也可以让入狱的人,在牢里少受些折磨、更好地保住自己。此外,最好还能学学《荒岛生存技术手册》的手法,其中可供实际操作的细节越多、越详细越好。

事实上,到了牢里,人就变成原子人了。那些平时在罩在我们头上的光环、在日常生活中似乎离得我们很近的东西,亲密的朋友和战友、诗人称号、著名异议分子的头衔,其实统统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了。每天面对的世界,除了大墻之外,就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当年,几乎全世界的海外中文媒体、人权组织都在为杜导斌呐喊、声援,但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在牢里,他还是产生了自杀的冲动。

我曾经在牢里有个震撼的发现:那些意志最为坚定,宁愿死去也不愿和警察合作的人,往往并不是我小时候所想像的革命者,反倒是那些小偷。答案很简单:多说多判、少说少判。在牢里,为了打发时间,我常喜欢问人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吊打你3天就可以出去了,你是宁愿继续坐牢呢,还是愿意接受拷打?回答是100%的选择前者,从无例外。如果早就知道了自己会有这种选择,这时候,你还会害怕在审讯中挨打吗?

在极端环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肯定不是理性信仰,而是人的生存本能。比如说,有些人仅仅是为了多抽一枝烟,多打一副牌,结果就被反手、直挺挺地拷在铁栅栏上7天7夜,吃喝拉撒都在这上面,可事后还是照做不误。在劳教所里,我看到有人受不了了,就写悔过书。这种人有个天真的想法,总以为写了之后日子就好过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一旦写了,那就得月月写。警察在心里也看不起这个人了,总以为从他身上还可以捞出更多的油水,也就步步紧逼。这真正是一日受辱,也就天天受辱。

刚到看守所时,有个老囚犯看我块头大,曾告诫我:在牢里一定要设法和任何人避免正面冲突,否则一旦被人“打斜(意思是被人打败,而同时又没有表现出英雄气概)了,以后阿狗、阿猫都会往你身上吐口水。”我这让我想到“黔之驴”的故事。这里的教训是:平时不要露出锋芒,一旦来事、逃不掉了,那就只能决一死战,否则以后这个官司根本吃不下去。

感谢欧阳懿写了一篇好文章,出了一个好题目。就像胡平说的那样,其实,这是一本坐过牢的人早就应该写出来的书,也是一本可以大家一起来写的书。

(2005年8月19日)

刘京生:自由的思考(五)——权力与权利

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它总是和服从联结在一起。任何社会都是一定的权力和一定的服从的统一。权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量,像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二是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它同一定的职务相联系,即有了一定职务就有了相应的某种权力,如行使大会主席的权力。

权利是一个法律概念,一般指了赋予人们的权力和利益,即自身拥有的维护利益之权。它表现为享有权利的公民有权作出一定的行为和要求他人作出相应的行为。例如,我国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即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正当的权利。权利和义务相对应而存在。

以上就是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强制性与服从,后者强调的是赋予——法律的赋予或称“强制性”的赋予。

自从有了国家,有了法律就有了强制性与服从这种人为制造的关系。这种关系反应的是人的统治欲,想统治别人或不想被别人统治,总之都是一样,就是想决定别人的一切。如果使用动物界的术语就是占有欲,区别在于,动物界的占有欲是有限的,而人的统治欲望是无限的——想统治整个世界。人的统治欲望来源于本能,本能的这种欲望实际上很有限,可是,智慧将这种本能的有限发挥到极致,将其无限化了。为什么这样说?没有智慧就没有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强制性就只是一个个例而不会成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权力的诞生之日就是自由的末日。强制性永远是与自由相对立的,这个对立不可调和,只能二者择其一。一种观点认为:自由就是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即便在监狱,我也可以是自由的——我自由的选择服从。这种所谓的自由,顺从于外力干预的自由,简单的把自由归结于选择的自由或者可以称之为功利的,虚伪的自由是对自由的否定,本身就是不自由。自由在精神上一定不受制于“上帝”或“真理”,只依附于本能,依附于自己,在肉体上拒绝一切强制——哪怕这种强制有一万条理由。接受自己以外观念的不叫自由的精神,服从自己以外的强制不叫自由的肉体,不自由的精神,不自由的肉体,不会是一个自由的人——以阿Q为例,我们不能称它为自由的人。

在现实中我们要不断的调解心态,以应付无数的艰难、困苦、无奈、烦躁、忧愁。为什么会这样?细细想来,智慧功不可没,她在带来灯红酒绿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的烦恼。可是,没有权力,智慧不过是闭门造车,充其量是过过嘴瘾,可是,一旦有了权力的辅佐,智慧的贪婪就成为了现实。权力孕育着贪婪,并使其发扬光大,强制性的裹挟着芸芸众生一起走进疯人院,在那里享受着极乐世界的完美。那种完美是权力渴望的完美,所有生灵都跪拜在权力面前俯首称臣。

权力在肆虐,肆虐下的权力使得所谓法律赋予的权利成为一纸空文。有许多我们不愿意享用的权利没有也就没有了,可我们迫切需要的权利为何也被强制性的剥夺?我想自由,你说不许,我想说话,你说不许,我想发财,你还说不许,我问你为什么?你就将我送进监狱。你究竟容许什么?你究竟凭什么如此强硬,莫非我们不是相同的人,没有享有相同的权利?你那许多美丽,动听的承诺,什么时候兑现?你那堂而皇之的“真理”难道只是为了奴役?

权利是先于权力存在的而非源于法律的赋予。在早期的人类,吃喝,游荡的权利是天赋的,没有谁可以以那么多借口将其剥夺。可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天赋却必须有了存在的“理”,我要吃喝,你要严控,我要游荡,你要身份。并且,这种“理”是由别人说了算,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不要问为什么,不要质疑。天赋的平等瞬间化为乌有,有的却是:不平等成为“真理”。普世的价值只存在于心中,现实中的普世价值就是不平等——没有什么是天赋的,天赋成为一个永远的梦。当权利不在来自于天赋而来自于权力时,权利就是失去了自由,变为被奴役——只剩下乞求,乞求恩赐权利。上访者在乞求,给我权利,精英们在乞求,还我真理,可所有乞求者都不质疑权力,并相信终有一种权力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的乞求,赋予他们所有权利。荒唐的“人类进步”,进步了几千年无非就是做了一个典当的游戏——您先拿着,过几天我就赎回。当出去的东西,想拿回来就很难了,东西在人家那里,能否拿回由人家说了算。这个举例也不贴切,典当好赖没有失去尊严,而乞求则颜面扫地——奴隶吗,还要什么脸?!不想做奴隶就不要去乞求,做一个自由的人,不依附于“真理”,不依附于权力。

有人会说:权力就是为为了保护权利,平衡权利。对此,我的回答是:客气点,你的这种观点是在虚拟中构建的完美,不客气点,你的这种观点就是世界上诸多谎言中的一个,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兑现。兑现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权力与权利平等。可这样的话,问题又来了,平等了要权力与权利干什么用?吃多了?

本能被智慧取代,权利被权力取代。一切取代都在压缩着自由的空间,使人变得越加恐怖,越加贪婪。“社会进步”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谎言继续作为真理在肆虐。在可预知的未来,人类不但要失去自由,失去幸福与欢乐,连生存的空间与可能都会一去不复返。权力的所作所为不断地在告诫我们:权力才是现实社会不近如人意的根源。我们的权利不祈求任何形式的保护,我们的权利也不接受任何条件的制约。一切制约都是对自由的剥夺,都是在为奴役别人编织谎言。

在专制下,我们还是脱离不开“治”的怪圈。总想治别人的人,难道就不考虑一下,别人会不会治你?你难道就真的那么无懈可击?如此的治来治去,是权力产生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不过在说:人的意义就是奴役别人——否则,你要什么权力?我们可不可以换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不按常理出一张牌:我不想“治”别人,别人也不要“治”我。我并不天真,也并不善良,我只是把自由看的很重要,重要到她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同时,自由的意义还意味着:她是一切理想状态的基石——没有自由作为前提,一切美丽的词汇都是谎言!

2010年7月20日

龙应台等: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台湾作家龙应台1日破天荒在大陆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真诚地拥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国“很危险”;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图为龙应台昨天首度站上北京大学讲台,剖析两岸人民的认同与差异。(记者宋丁仪摄)

获选“中国梦践行者”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昨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阐述她的“中国梦”,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她更直言,衡量国家文明尺度当然包括“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大陆知名作家易中天也分享他的“中国梦”。他直言,如果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组合起来的机器,“要他干嘛?”

文明是…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龙应台北大开讲犀利探讨国家文明尺度赢得如雷掌声

台湾作家龙应台1日破天荒在大陆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真诚地拥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国“很危险”;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

龙应台更直言,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应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这中间当然亦包括“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此话一出,现场一片掌声。

美丽岛大审登上北大

演讲一开场,龙应台以1949年后台湾的音乐演变,来解说台湾历史与民情的转变。她说,她小时候都是听着《反攻大陆》长大,在国民党教育下读着国民党的“教材”;到了1978台湾人的梦开始破碎了,1979年台美断交,台湾被孤立成为国际孤儿。这过程里,有些人觉得被抛弃,有些人的中国梦因情感认同反而被强化了,所以当时出现一首歌《龙的传人》。

不过她话锋一转,说这首歌的作者侯德健最后也“投匪了”,可能会令人有点尴尬,引起现场一片笑声。

龙应台还播放胡德夫所唱、李双泽所写的民歌《美丽岛》,她说,这首歌集结了台湾人民的情感,也是部分台湾人开始从移民者真正融入台湾,对台湾浓厚情感的体现。从余光中为《龙的传人》作词到描写屏东枋寮的台语歌,代表了在台湾人民“梦的转化”。

接着,她将台湾的“美丽岛大审”历史照片播映在北大百年讲堂屏幕上,引起现场一片的骚动。龙应台带领现场观众一个个辨认照片中的人物,在法庭上咧嘴而笑的施明德、如今是高雄市长的陈菊,甚至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陈水扁。龙应台说,照片中与现今变化说明了、台湾民主变迁的过程。

礼义廉耻台湾价值观

她说,如今台湾民主乱象,包括蓝绿纷争、本省与外省,还有立法院的打架,在她看来,这都只是表面,“大家不要被表面给骗了”。不管台湾民主怎么乱,在她看来,台湾人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是从小被教导的“礼义廉耻”。

龙应台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包括当初红衫军包围总统府时,很多民众升起的天灯上就是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字。

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

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指出,她看一座城市的文明尺度是,这座城市怎么对待精神病患、对待民工、盲流;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也有很清晰的尺度,就是国家怎么对待弱势、怎么包容不同意见、怎么对待“异议人士”,也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当然也包括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此话一出,现场掌声如雷。

最后她引用80年代《野火集》风声鹤唳出版后,离台赴欧前留下的一句话:“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深怕带来什么后果,但我有梦,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讲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龙应台、易中天精湛对话响彻北大

两岸知名作家龙应台、易中天1日在北大百年讲堂的对话精湛,字字珠玑,现场观众多次鼓掌叫好,这场两岸知名作家演讲对谈,由代表“南方视角”的《南方周末》主办、代表“上海帮”东方卫视访问播出,却在“北京”政治中心最具象征性的最高学府北大举行,备受两岸知识学界瞩目。

龙应台一上台便语出犀利,她说,初获邀请时还想“你有1000个飞弹对准我们,还想邀我去吗?”

她更在提问时间要求踊跃举手的观众把握时间,因为听说北大可能会对逾时现场“断水断电”。

中间还询问前一个演讲者易中天:“你今天(讲这些)恐不恐惧啊?”

易中天说,1966至1976年曾经恐惧过(意指文革)。30年前他万分不能想象今天能站在北大里面,与龙应台做这样的对话。他由衷地感谢北大,谢谢《南方周末》给的这次机会。

龙应台说,很难得也是首次来到北大演讲,只是这些言论“不知道北大校长在现场吗?”观众纷纷环顾四周。易中天接过话:“管它校长在不在,学校不是校长的,是教员与学生的”。此话一落,现场爆出叫好声与热烈掌声。

易中天演讲一开头,便用龙应台遭禁的《大江大海1949》做为开场白,尊称“龙先生”,并以“1949龙应台大江大海,20101易中天小打小闹”自我解嘲亦表达对龙应台的敬重。

易中天:公民有选择的自由直言: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机器

大陆知名作家易中天1日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分享他的“中国梦”:“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个人幸福”。他说,20世纪下半最大的解放就是改革开放,赋予公民选择的自由。他直言,如果没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个人,国家只是个人组合起来的机器:“要他干嘛?!”

毛思想核心来自斗争

一向纵古论今的易中天,难得从古代“跳脱”出来论现代“中国梦”。易中天表示,中国曾做过不同的“大同”、“小康”、“治世”的梦,但最后都不免破灭,包括清末的甲午战争、巴黎和会等都让传统的中国强国梦彻底破碎。这也让部分人转入“侠客梦”,所以金庸小说风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说1949年之后中国梦有了新版本“人民公社”,这里面也有相信大同理念的成分,但他解析,毛泽东的思想中是结合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秦始皇的法家思想,核心都来自于“斗争”,但结果众所周知,带来的是民生经济的崩毁。

易中天回忆,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在70年代某个地方非常流行喇叭裤,不过当时喇叭裤是不务正业的服装表征,于是某个校园领导为了“正风”竖立一条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吗?”

有学生悄悄在布条下回了:“请问哪条裤子可以?”极尽嘲讽之能事。

他说,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故事来自于广东。没有这样的南方视角,就没有现在的南方报业集团,也没有现在的《南方周末》。易中天话讲至此,赢得全场掌声。

中国梦就是个人做梦

他进一步阐明,只有让公民人格独立、自由意志,国家的组合才不至于是一个机器,否则“要他干嘛?”

他说,如今中国梦就是“抛弃做集体中国梦”,个人可以做梦了,可以有选择的自由、做梦的自由,可以选择穿什么衣服、可以自由择业,甚至也可以“同床异梦”。

易中天最后说,只有达到“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走向强国,而他理解的强国,不应仅只追求船坚炮利而已。

有梦   龙应台想找个情人去旅行

龙应台、易中天的演讲与对谈,北大学子的提问五花八门。理性与感性兼具的龙应台,在一位女学生提问时,不禁泄露出“个人梦”,她说:“想找一个情人陪我去旅行”。

目前从事写作、教学的龙应台,昨天首次接受北京大学学生提问。现场座无虚席,她说希望可以有女生提问,结果获得这个机会的女学生问:“妳个人有什么梦呢?”

龙应台微笑响应说:“首先我希望找一位情人陪我去旅行;然后是希望安德烈、菲力普,我的两位小孩不要嫌我烦,可以让我跟着他们,他们都嫌我了。”语气中显露出母亲的慈爱及难得流露出“小女人”娇嗔姿态。

北大学生也问“中国梦与台湾梦有没有交集?”,龙应台说可以回归到她认为的共同价值观基座上;还有粉丝提问时先表达仰慕之意,全家都是龙应台的书迷,这次全家动员来北京听她演讲。

龙应台说,目前她在大陆点阅率最高的一篇文章是〈不相信〉,她鼓励在座的人说,年轻人应该对很多事情都抱持怀疑。她说,这次来大陆,抵达后又要增加演讲数据,网络一搜寻却发现很多网页都是“此网页已……(不存在)”,她真想将那一幕拍下来。于是很多资料只好麻烦助理从台湾找出来寄给她。

敢言龙应台、韩寒颇有相似处

比较近日参加香港书展时大陆新锐作家韩寒的一句:“禁书让社会进步”,与新书遭禁的龙应台曾说“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韩寒”,两岸“敢言”作家,血液中似乎有着相同的理念因子。

今年5月底龙应台携其纪录片《目送1949》赴广州,在中山大学举办大陆首映暨交流会,被问及如何比较80年代的龙应台和当今的韩寒,她曾回答:“一个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韩寒。”

《目送1949》是根据《大江大海1949》而拍摄的纪录片,讲述迁台60年的故事。龙应台参考了上百本史料书籍,行迹遍布台湾、马祖等地所拍摄而成。首映会当晚座无虚席。

龙应台说:“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各个年龄段的韩寒。我写作《野火集》时能一夜爆红,是因为当时的台湾有各种各样的禁忌,一拍就会红肿,一拍就会有血迹。”她希望,社会进入开放健康的时代,就应该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

去年龙应台新书《大江大海1949》,内容因涉及国共内战,在大陆遭到封杀。龙应台曾在北京谈起这本书时称它为“和平之书”,她曾形容,大陆决策者如果真的看了这本书,应该会说“赶快出吧!”而龙应台的前一本描述亲情的书《目送》则在大陆获得出版,并曾举行新书会。

贺卫方:公权力成为地方经济利益的看门狗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现在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公权力滥用现象?

贺卫方:我觉得现在公权力在这个国家有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正当性,只有党和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代表的是根本利益,不是你能感受到的利益。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不大容易被通过法律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限制。在这个国家,传媒不也是公权力吗?但它不是一个私权利,传媒本身就是党的喉舌,同时也是宽泛的不大好界定的人民的喉舌,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两者其实是结合在一块的,所以这个给限制公权力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另外,公权力的限制应该是存在政府本身内部的一个自我的制约,进行自我的一个相互制衡的作用,可由于现在国家整个政府的架构模式是一种奇特畸形的,所以无法做到。当然我们经常强调不接受三权分立,但是我们可以建立权力分立的政府。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制度,还有宪法它本身内部存在一个制约作用,但这个制约作用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权力之外还有一种党的权力,它实际上是超越所有的政府权力,所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只是国家机关中最高的,但并不是所有权力中最高的。而且这一点还列入了宪法,这是一个非常饶有兴味的条文。所以在这权力之上仍然有一个最高统帅,这样的话所有的分权设计就空了,那就更谈不上制衡了,比方说,你看赵作海案件,它实际上是商丘市的政法委去协调案件,指导法院检察院怎么去判决这个案件,那最后说发生了冤案,追究的是办案人员的责任,而不是追究真正决策者的责任,这样一种制衡作用就没了,可以说无法去限制这样一种公权力。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方式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应该是合一的,人民本身来自己治理自己,就是说所谓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特别含糊不清的一个说法,因为它也许需要代议制,代议制其实不是人民直接来统治,而是由选出来的代表,然后通过对代表进行一种常态性的来自人民的控制。但是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在我们这还没有实现,比如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是人民直接选出来的,所以你说民主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国家权力,它其实就是说需要许多具体的制度设计才能够实现的,如果说没有一种制度设计,那只是一个口号,一种宣言似的东西,没有办法去实现,这样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就是媒体在政府权力制约过程中能起到重要作用,所谓的第四权力的说法,但是也需要按照媒体所应有的这样一种管理模式去管理,让它真正能够享有我们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只有做到三权分立或者说建立权力分立的政府才能制衡这一现象?

贺卫方: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政府的权力,它的运行到底需要怎样一个监控机制,其实也是挺重要的,比如哪些领域政府是不可以涉及的。打个比方,在法国,所有的警察局的局长都应该是法学专业的毕业生,你必须要用法律来限制行政的权力,行政的权力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肯定就会滥用,这是肯定的。而对于警察的搜查权,警察的逮捕权,警察发出通缉令这样一个权力,究竟应该根据怎样一个程序,这个在中国还是非常模糊的。这可能是今后中国政府走向更加民主更加透明的过程,这中间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清晰的规范来去控制这样一个权力的控制过程。而不是说警察可以无法无天,警察可以为了所谓的社会治安、社会稳定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利,现在这个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经济观察报:目前许多地方的公权力被用在各种招商引资上保驾护航,这个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求?

贺卫方:当然,因为企业纳税是政府财政的核心收入。比方说,政府经常可以和地方企业勾结在一块,甚至地方的某些违法行为对政府来说都是必要的。曾经有一个报道说,某个排污的企业是如何跟地方勾结,记者刚刚说要去那个厂调查,然后跟地方的环保局打招呼请他们协助,结果马上就发现工厂大规模排污减少,这就是环保局和地方排污的工厂之间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包括税收方面的问题。黄仁宇的书说,要建立一个数字化的政府,政府要非常明确的,比方说有多少机构,这些机构的职能怎样,它们之间如何去协调、协作,然后政府的财政怎样去编制他们的预算,所有的这些都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可在中国现在非常模糊,非常混乱。有些地方编制外的人员远远超出编制内的人员的数量。此外,在财政上,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人大审议拨款,经常都是靠搜刮民脂民膏来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运行,这被喻为所谓的掠夺式的经纪人,政府变成了掠夺式的经纪人,或者叫做权力的内敛活。换句话说,政府是建立在一种特别宽泛的道德至高点之上,缺少一种假定政府经常作恶的,于是我们就不断地去指定各种规则去防范它,这就导致公权力的行使过程混乱不堪。

经济观察报:目前国家出台了部分手段来防止公权力滥用,这可以制衡吗?

贺卫方:对,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好的途径,即便它运用所谓的网络、特别现代化的手段,但都还是建立在一种道德的说教式的阶段、组织学习。你想他学习的是什么东西,你看看他们学习的内容,就会发现真正人类社会历史反复证明过的有效的手段却被很少使用。比如,新闻自由的价值,在宪法中也肯定有这样的价值,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把所有的媒体都运用一种官方的方式加以控制,使得它不能够对于任何曝光。拿中央电视台来说,它们也只能揭露乡镇这一级的官员,没有办法对于更高级别的官员进行有效地监督。陈良宇的事件出来后,中纪委的报告显示陈良宇腐败的历史已经持续了二十年以上,也就是说他从做区级干部就开始腐败了,那这期间媒体在干吗?目前这样一种权力设置框架,表面上是在保护我们的干部,实际上是在害我们的干部,官员们要么不出事,一片和谐,你看不到我们的媒体对任何在职的官员进行有效地监督或者说揭露,要么一出事就出很大的事,像胡长清,陈克杰,像这些人,只要一出事就面临死刑。目前中国这样的新闻制度设计,没有办法有效地维护官场的清廉,加上司法不独立,没有人大的有效地常态的制约,就成了一个不透明的政府,所以建立什么制度、组织学习等,都没有用的。

经济观察报:不是解决方式?只是保护或者巩固政权?

贺卫方:但是这个巩固,恰好是可能是对政权可能最不利的一种做法,最后的结果就是说要么好像是天下太平,要么一出事就是大事。公权力滥用在西方国家比较少,是西方社会的组织化的不同,有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还有独立的政府与个人,以及媒体独立化的机制。这些组织都有一种比较良好的内部的架构,然后通过正常渠道通过法律进行表达。虽然有些方式看起来很不和谐,但这都是一个民主社会里的一种常态现象。因为它把一些事情用常态的制度加以解决,我觉得下一步真的需要认真的考虑怎样去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老百姓能够有组织地去表达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不满,都可以在一个法制社会里面被接纳,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一个有序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就是这个概念?

贺卫方:他们提到一个口号,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这个力跟我们党提出的权利的利是相反的,我们说力量的力的时候,我们是说公共权力这样一个含义,我们说利益的利的话,是说一个更具体的比方说我们的政治权利,每个公民或者说非政府组织所享有的权利,比方说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宗教权利,这些权利不能说用力量的力字,所以说从法律规定的字眼说,倒没有问题,他们号召的是一种公权力,把这些权利还给百姓。从宪法的角度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是像西方政府那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密切联系的,这是民主最基本的含义。但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讲,叫国家主义,当然也叫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国家权力最后都回归给社会本身,这个社会才能使一种社会组织,能够由个人行使的权力就不由国家来行使,还权于民,把权力归还给人民,从社会主义学说本身,可以说他有许多空想的成分,但是法制民主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的就是说让人民管理自己,人民来自治,地方自治,组织自治,机构自治,比方说像大学的自治,工会的自治,这些都是让国家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少,管的越少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

经济观察报:媒体的舆论监督、网络的舆论监督是不是可以起到制衡作用?是不是能真正做到有效制止公权力滥用?

贺卫方:网络改变了所有的这一切,你到县城或者到乡镇,都有许多网吧,老百姓可以到网络上说,虽然控制可以控制一部分,但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这也给这个社会带来了稳定,如果老百姓的声音都表达不出来的话,那么他们就会用拳头,用石头,用枪来说话,我总觉得还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吧。其实只要把民主真正落到实处就可以做到。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时候,大家也认真的讨论过,如何让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也的确有些方面当时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在海南岛实行所谓的大社会小政府,但是后来情况看起来还是挺不如意,因为一种政治制度它会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惯性,不大容易真正地被压缩,现在看起来政府在不断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包括国进民退,其实国有企业是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一个权力的展现,靠垄断攫取更多的利润,我自己感觉现在控制政府权力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前面讲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导致你看不出来,比方说通过司法独立来制约行政的权力,这一方面实际上没有多大的进展,法院仍然被地方的权势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边,导致一些案件没有办法解决。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建立了一些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是不是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些现象呢?

贺卫方:关键是看指定什么样的法律,有些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实际上是在扩张政府的权力,并且打压民间的空间,这也是非常有可能。所以像新闻法的制定,我们要看制定什么样的新闻法,如果制定出来一个相反的新闻自由,那大家肯定也都傻眼了,所以我觉得这需要改进立法观念、立法程序,让立法过程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监督,有更多的立法听证。有些地方也在进行一些探索,像广东那边,有一些比较让人欣慰的发展,人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某些诉求,包括税收方面,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人大会的方式对政府财政进行审查。现在看不出来制度朝解决这样状况的趋势发展,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麻木的普遍心态,也看到就是说政府权力或者说公权力和经济和财富的结合,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只要能避免公权力和财富的结合,就完全能惩治公权力滥用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公权力应该站在一个中立的态度,而不是像现在公权力在背后变成了一个支持的角色。当GDP成为衡量地方政府的重要几乎是唯一的指标,政府就没有办法和GDP脱钩,比如说富士康给深圳市政府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所以富士康内部一些管理方面的缺陷,往往不需要它自己去治理去对付监督者,政府就帮它摆平了很多事情。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和企业是完全勾连在一起的,变成企业,变成地方经济利益的看门狗,这就能看出来我们的政府权力是否能够保持中立,是否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保护弱势群体,而不是永远跟强势的人站在一块,我觉得地方政府来源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地产,它卖地的收入,这个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地方政府能够成为房价降价的推动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平时也忙着进行拆迁、征地,使得人民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

经济观察报:保障人民利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贺卫方:我觉得法制社会建立的所有的制度框架目标都是能够让个人自由,让个人权力得到普遍保障,要有体制上的努力保障司法的独立,保障新闻的自由,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人民的代表真正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政府内部权力的架构应该是真正相互制约,然后地方自治,中央的权力可以无远弗届,可以发号施令,中央的权力可以让地方管理自己事务,让一个村子管理自己村子的事务,然后人民对公共事务有非常积极地热情的参与。

杜光:权贵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最近有许多报纸刊登了《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遭到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通缉,和丽水市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撤销决定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仇子明为什么会被遂昌县公安局通缉呢?因为她揭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权贵资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说是惊天的秘密,那是对老百姓说的,其实在官场上,官僚们利用国企改革之机掠夺国家资财,变国企为私产的把戏,早已屡见不鲜,大家心照不宣。只不过是由于舆论专制主义的庇护,对老百姓讳莫如深,因而至今仍然是一个高深莫测的秘密。

据仇子明报道,遂昌县的凯恩上市公司,原来是有着1.3亿元资产的国有企业。在2001年国企改制时,遂昌县的工业局副局长王白浪等16人只用89万元,就买下了这个价值一亿多元的企业。王白浪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完成了从政府官僚到权贵资本家的转变。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既有权又贵显的的官僚们掠夺国家资财的盛宴。它在中华大地上诞育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

这个新的剥削阶级孕育于八十年代。当时有些官宦子弟和不法之徒,利用改革开放初期管理不善和价格双轨制的漏洞,走私贩私,倒卖批条,成为最初的亿万富翁。但在非法致富的运作上,他们一般都是各显神通,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而且休戚相关的阶级共同体。

国企改革为这个阶级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改革的最高指导者完全抛弃了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如群众路线、依靠工人阶级、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等等。企业改不改,怎样改,都不征求职工的意见;改革的方针政策,也很少考虑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这就为国企的管理者和主管部门合谋侵吞国有资财,大开方便之门。有的上下其手,低价收购;有的李代桃僵,托名亲友;有的转手倒卖,中饱私囊;有的为亲戚朋友开后门;有的用招标形式走过场;还有的甚至空手套白狼,用尚未到手的企业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自己不花费一文钱,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化为己有。这些以改革为名的侵占活动是不可能闭门操作的,凡是有关的单位和人员,如工商、税务、银行、公安、环保、卫生、法院,甚至党委的组织、宣传等部门,都要花钱打点,利益均沾,于是就形成了许多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就这样,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就在改革的旗号下,堂而皇之地出现于中国社会。

这个横跨政商两界的剥削阶级,是通过侵占国家资产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起家的。作为国家机器管理者的许多党政官员,不但没有制止这个使社会倒退恶化的过程,反而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甚至积极地策划了、推进了这个过程,从而催生了权贵资产阶级,并且跻身于这个剥削阶级。还有许多地方官吏以“造福一方”为幌子,大搞“政绩工程”, 从中谋取个人利益。他们或巧取豪夺,截留国家资金;或利诱勒索,收受私商贿赂,因而暴发骤富,不断升迁,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重要成分,在许多地方,他们还是这个剥削阶级的利益保护者。与此同时,一些高官子弟依仗父辈的无限权力,利用国企改革、企业重组等机会,被安放到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位置上,高官厚禄,有的还游走于政企之间,既当财神爷,又当官老爷,占尽权贵与财富的全部好处。他们是这个阶级的高贵的精英,同时也是社会的卑劣的蛀虫

与权贵资产阶级几乎同时出现的是崛起于民间的豪强资产阶级。他们既无政治权力,也没有显贵地位,但可以通过贿买官吏,利用政治权力,来劫取老百姓的财富,并参与对国家资产的掠夺,成为富甲一方的暴发户。

近几年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实际上是许多老百姓为了反抗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剥夺他们的切身权益的斗争。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这两个剥削阶级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对于民众的反压迫反剥夺的维权运动,采取了文武两种手法:文的一手是封住笔杆子,不许媒体报道他们掠夺国家财富和民众权益的真相,禁止介绍民众维权运动的动态,更不许评论维权运动的是非。武的一手是动用枪杆子,逢有反拆迁、反占地的群发事件,动辄调遣警力,武装镇压;对于到北京或省城上访的人员,则派公安人员“截访”,到信访部门门口或上访人员住地围捕,拉回原地迫害。这文武两手,都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的。通缉仇子明,正是遂昌县有关权力部门交叉运用文武两手的具体表现。

当然,仇子明所揭露的只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但它显示的本质,即政府官僚利用政治权力掠夺国家财富,侵占民众利益,却展示出权贵资产阶级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那就是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权贵资产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垄断和压迫,是现阶段社会不平等、不和谐的动因,政治权力则已经沦落成为权贵资产阶级的守护神和新权贵的培养基。所以,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建构一个和谐的、公平的社会,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严格的权力监督体系。特别是要通过开放舆论,实现广泛的社会监督,消除政治权力对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的庇护,束缚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不再危害社会和民众,最后消灭他们作为一个剥削阶级的存在。

这应该是落实“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逾越的途径。

2010年8月2日

蒋亶文:每个人都会是受害者

与民争利下的官民对峙与日俱增,正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常态,新近发生在苏州市通安镇的事件无疑是又一个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例。

据新华网7月22日报道,“7月15日至18日,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华通花园发生一起老动迁村民因前后动拆补偿差额问题引发的群体事件。7月15日上午8时许,华通花园200多名老动迁村民陆续聚集在通安镇政府大院内外,就新旧拆迁补偿差额等问题向镇政府提出加价要求。部分村民情绪激动,辱骂、推搡镇政府接待人员和劝解人员,毁坏镇政府一会议室的桌椅和大楼门厅门窗等公共设施,并封堵312国道”。另据网络消息称,当局为平息事态,集中大批武装警力对民众进行暴力弹压,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于7月24日发出公告,要求参加抗议堵路的民众撤离,并敦促参加“不法活动”的人员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同时刑事拘留了四名参与抗议活动的外省市在当地的务工人员。

从官方媒体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通安事件的起因非常简单,就是政府动迁对农民补偿不足,导致失地农民生计无保障、就业无着落,才令他们冒着风险奋起向政府要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利益。而官方在应对民众的诉求时,则依然沿用其一贯的敌对思维,出动大批警力严阵以待,并使用暴力威胁迫使民众不得不放弃对自身权益的主张和维护。

自古以来,土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的收入也基本上来自土地的产出,如果失去土地,便会在很大程度上抽离农民的生存基础。特别是自中共建国以来的六十余年,由于一直施行城乡分治的社会二元结构,在各项社会权益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面,都让占人口总量绝大多数比例的农民完全处在和城市居民不对等的地位上,从而导致城乡差别愈演愈烈,即使后来的经济改革虽然肇始于农村,但也主要是靠廉价获取农村的资源和劳动力来支撑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地区的农民生活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与提高。其中城市从农村攫取最多的资源就是土地,近年来各地政府更是把土地财政作为拉动GDP增长和税收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城市的扩容、房地产业的兴盛背后,众所周知无不是以大量土地被征用、大批农民被迫失地为代价完成的,繁荣的表象背后是无数血淋淋的侵吞与盘剥。

当然,失地农民也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和安置,但这对于长期依赖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农民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也绝非长久之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土地无疑具有商品属性,但土地的商品属性完全由政府掌控,祖祖辈辈都可能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农民,并没有支配土地的权力,因此失地得到的补偿,也并不由土地的市场价值决定,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征地是借公共利益之名进行的,根本就对农民不作补偿,而土地在被征用后进入市场流转所产生的溢价部分,则全部归政府所有,农民更无分到一杯羹的可能;第二,由于体制因素,国家对农村的教育投入远低于在城市的投入,农民所受教育程度和各项技能培训也都因此远远少于城市居民,即使征地后暂时得到就业安置,但通常很快就会面临下岗失业的困境,此后也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只能沦为城市生活中的弱势群体。

细数这些年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各类冲突,都可以用“官夺民利、民为己争”所概括,其中前者是症结,后者则是导火索。单以土地流转来看,当政府要从农民手里拿走土地时,土地就被作为公共福利品,不能参照市场价格定价,而在完成征收后,土地就立刻变成了商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显而易见的是,原本应该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利益博弈仲裁者的政府,却在扮演一个土地倒卖者和利益窃据者的角色,也就是说政府一方面用行政手段剥夺了农民占用土地资源的权利,另一方面又通过市场交易抬高土地价格牟取暴利。所以,从表面看征地意味的是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但究其实质则是利益的转换,农民是这场博弈中唯一的牺牲者,而得利最多的自然就是一贯都乐于自我标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了。

通安事件发生在民众生活向来富足、社会环境也相对较为宽松温和的“长三角”地区,这就又一次证明制度作恶下每个人都会是受害者,每个人都没有必然的理由避免灾祸的降临,通安民众失去的也同样会是我们有可能失去的,因此通安事件和这几年里发生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厦门PX事件以及上海磁悬浮事件等一样,都不是仅仅属于当地的个案。

通过这一个又一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对峙,在本质上无疑就是制度与人权的对峙,当局刻意营造的“和谐社会”的神话已经彻底破产,“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早就如同一纸空文。面对沸腾的民怨和民间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当局有哪次不是如临大敌,不是视民若仇寇,又有哪次不是用武力强行压制住了民间的反抗?即使官方有时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比如上海的磁悬浮事件就在高层“徐图之”的指示下暂停,这次的通安事件也以当地的基层官员被就地免职和搁置今年的拆迁计划而告平息。但是,我们都知道同样的事件随时都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群人身上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因为一个缺乏公平和正义的制度本身就会不断制造出新的受害者。

姜维平:薄熙来国防动员用意何在?

如果重庆面临着即将爆发的战争,而且是外敌入侵,我们不会感到惊讶,也不必多舌,问题是,近来的国内政局诡异得很,7月16日,重庆市召开国防动员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市委书记薄熙来高调出席亮相,此前的14日他不知何因,独自缺席了中央政治局有关教育的会议,却在本次会议上异乎寻常地指出,对地方党委来说,做好国防动员工作责无旁贷,而且,要讲政治、重感情、办实事,抓好落实。

国防动员体制与薄熙来何干?

我们知道,虽然薄熙来打黑除恶,把重庆搞得轰轰烈烈,闻名遐迩,但薄熙来毕竟是一个地方官,他在部队没有任何官职,但这次,他竟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口吻,大谈国防动员体制,这令海内外观察家震惊,重庆地方媒体转述他的话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在国际上就不可能有地位,也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强调: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国防动员体制战时能打仗,平时能应急、能建设,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豫剧演员常香玉、评剧演员新凤霞靠演出收入,每人捐献了一架飞机,各界人士捐出的钱可购买3710架战斗机。改革开放后,在大兴安岭森林大火、1998年洪灾、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灾难面前,人民子弟兵都冲在一线,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连西方媒体都惊叹:“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应对灾难的能力像中国军队这样出色。”

这番话假如出之军委主席胡锦涛之口,没什麽新意,谁也不会过于看重,但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样指手划脚,史无前例。我想,可能原因有三,一是太子党在军内拥有实力很大的派别,他们有不少人已经把薄熙来封为老大;二是垂死挣扎的江泽民,李鹏等人可能倾向于支持偏于西南一隅的薄熙来,出任太子党首领;三是,薄熙来面对强人已逝,胡温胆怯的现实,破釜沉舟,独霸一方,已决定与胡猖狂一拼,志在必得!

据重庆媒体报道,薄熙来在会上说,我们党历来重视国防动员,并且创立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动员体系。抗战时期,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 “兵民是胜利之本”,改革开放时期,小平同志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以民养军”,江泽民同志要求“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提高国防动员能力”,他的这段话,似乎又是以党的总书记的口吻讲的,只不过最后为了掩人耳目,画蛇添足,才说“锦涛总书记则强调“要加强国防动员应急功能,加强国防动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形成国防动员合力。”

显然,薄熙来取代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狼子野心,通过上述话语已暴露无遗。并且,他还在赤裸裸地挑战胡锦涛的领导权威,当然,这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故此,薄熙来才敢以地方市委书记的身份,大谈国家军委主席与党总书记关于国防动员的议题,他对胡锦涛的嘲弄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正是中国即将崩溃的标志之一。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生死关头豁得出去”是何意?

薄熙来此举,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先是回顾了重庆的历史,然后说,重庆拥有国防动员的优秀传统。一条成渝铁路,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修了40年,只完成其14%。刘邓大军解放西南之后,3万大军和10多万民工齐上阵,两年半就打通了这条西南大动脉,展示了国防动员的伟力。但薄熙来精神有点错乱,他举出事例的背景与今天截然不同,现在中国是统一的和平时期,何须这种国防动员类比呢?

他又说,直辖以来,驻渝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先后参与处理了近800起突发事件——天原化工厂氯气泄漏,开县井喷、井漏,2006年特大干旱,2007年特大洪灾都冲在最前线,体现出“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生死关头豁得出去”的英雄本色。驻渝部队还先后出动官兵100多万人次,参与渝怀铁路、渝遂铁路、渝万高速等30处重点工程建设;护送库区移民27万人;援建希望小学9所,帮助2万多户贫困家庭走上致富之路。“森林重庆”建设启动后,26万名官兵上山种树,造林14万亩。一笔一笔,令人感动,我们要给子弟兵编一个光荣谱,让重庆人民永记心间!但薄熙来搞错了,这不是“国防动员”,这是天灾来临时的应急性军民合作 !

不过,薄熙来讲到此处,终于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关键时刻站出来,生死关头豁出去”,原来,他在18大之前使出全部能量包装自身,不仅策划了唱红打黑,排除了异己,忽悠了全国的老百姓和海内外媒体,而且,以为穷人造房,阳光法案,房产税,户籍改革等拢络民心,还建造了全国最大的情报系统,把新加坡等国家的领事馆都吸引来了,现在,他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而部队则是最好的“东风”,这次会议就是借“东风”的动员会,是他的军事政变的动员会,其用意是,如果和胡温翻脸一搏,就到了“关键时刻”,就是“生死关头”,就需要部队站到他这一边来!

“讲政治,重感情”是指什麽?

薄熙来深知,中共是一党执政,没有新陈代谢的透明化的竞争,所以,每一次最高权力的更替,大都难免腥风血雨,你死我活,只不过毛泽东叫“路线斗争”,胡锦涛叫“反腐倡廉”而已,其虚伪性不必置疑!薄熙来1984年从北京空降大连,担任金县县委副书记,直到2004年回北京任商务部长一职,此间,他利用太太谷开来的律师事务所大肆受贿,已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假如18大不进常委,即必被整肃不可,所以,他必将疯狂一跳!他在会上说,做好国防动员工作,要讲政治,重感情,着力做好思想动员。虽然,他加了限定词,但言外之意,强调江泽民提出的“讲政治”,就是要求军队干部跟太子党走,跟他走,不讲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是阻止部队听胡锦涛的!至于“讲感情”,是指重庆的军民要和薄熙来站在一起,不要和中南海一条心,口吐狂言至此,善于摇唇鼓舌的薄熙来,为了调解气氛,还忘不了幽它一默,他拿重庆警备区司令员的名字开玩笑,说,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就像咱警备区的朱和平司令员,他热爱“和平”,但绝不惧怕战争,还时刻警惕战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平。

其实,既便中美遭遇了战争,老百姓也不怕,朱和平也未必怕!最怕的倒是薄熙来!别看他口口声声讲爱国,讲政治,讲感情,但他早在1997年,指使谷开来把律师所的分所建到了美国纽约和香港,他委托原大连房地产开发办主任郑某,把贪腐的巨款存进了海外银行,并在洛杉矶,纽约等地购置了房产,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欧美读书深造,为社会动乱准备好了退路。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思想感情,他最害怕美国,也最害怕战争!

所以,他为了遮人耳目,也为了保住政治地位和不义之财,才拼命往上爬。他在会上还说,精神不振作,思想不清醒,是难以做好国防动员工作的。他知道,自身的说教欺骗性不够,又搬出毛泽东时代那一些革命歌曲壮胆,他说,我们“唱红歌”,就是一个培养高尚情感、振奋革命精神的过程。想一想,红歌里有一半是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送红军》、《红军不怕远征难》、《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游击队歌》、《抗大校歌》、《我们在太行山上》、《志愿军军歌》、《咱当兵的人》都是雄赳赳、气昂昂,浩然正气,勇往直前,就是带劲儿!如果光唱那些靡靡之音,精神恍惚,思想糊涂,怎么能搞好国防动员?还有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就是要让年轻一代不忘先辈走过的艰难历程,把高尚的理想信念传承下去。看来,薄熙来把他篡党夺权的希望寄托于“借尸还魂”,他不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已是彻底地丧失了民心,这些歌曲只能催眠,不论他多麽焦虑急迫,多麽精心表演,他的国防动员都是可笑的徒劳的!他的最终下场都是悲惨的!

2010年7月18日于多伦多,7月31日修改。

綦彦臣:造歌者陈天石——间接感受“我是刘贤斌”运动

诗曰“七月流火”。在流火的季节里,除了写作与有规律地打羽毛球外,几乎没有应酬,所以,手机也不怎么开。偶然开机,传来了陈天石重复发的两次短信。没什么意思。看了,删了。

他发来了一个叫“饭醉”的类似诗歌一样的段子。我以为他这是在讽刺我喝酒、吃菜,尤其他知道我酒量较大。事实上,我已经不怎么喝酒了,尤其不喝白酒,而喝几瓶啤酒或者两杯红酒亦不影响写作。要么,就不会出现博客文章单篇点击超十万的“间接商业效果”。

我欠天石一个人情,他在春天时曾试图说服我在北京找一份工作,他能在其中帮好大的忙。但是,作为学者性格偏重的人,我实在适应不了北京的节奏与喧嚣,还是“偏安”其南部三百公里处的一个县级小城市泊头。

给天石回了电话,他那头声音吵杂,好像开车在街上,还放下了玻璃。我是下午五点多去打球的路上回的他的话,天石大概说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画家朱红(又名丁朗父)受伤了,住在望京医院骨科。因为朱红也在某类名单上,我听了一惊,怕是像天石前些日子让人砸车那样,也中了此等埋伏。

打完球,再给天石去电话,确认了朱红是自招其祸,跌在了自家厨房。为了跑去接电话,一双还沾着水的拖鞋起了“砸车者”的作用。后来,见了朱红,豁达的他还是那样厚诚与智慧交融在一起的笑容,跟我说:“真是自己跌的,不是‘某些人’干的。”约好和天石一起去医院,可我到了北京后,给天石发短信,他没回。拎着两包东西,一个人奔医院去。到了望京医院住院部九楼天石来了电话,说下班后来医院相见。

天石,陈先生者,广西容县人也。1985级北师大中文系学生,曾为1989年广场学运的北师大领袖人物。我们相识,不是缘于政治主张而是宗教信仰。五年前,朱红开车带我去拜访天石夫妇共同主持的一间家庭教会,其情形让我自叹弗如。

在望京医院病房里,我和朱红闲聊,问他“饭醉”之歌何意也,并解释我真的不喝大酒了,几乎过着柴门杜客的日子,在泊头的朋友远远少于在北京的。朱红只是笑,那意思是等天石来了,让我自己体会。

天石所写的“饭醉”段子,其文如下:

“饭醉!饭醉!饭醉饭醉,我们一起饭醉,饭醉饭醉,我们生活的希望,饭醉饭醉,我们梦想的星光,我们未来的希望。饭醉饭醉,我们将痛苦遗忘,我们向世界呼唤!”

知道此段子是首歌,真是天石来到望京医院的事儿了。稍做客套,他给我和朱红分发打印纸裁好的《饭醉歌》与《我是谁》。病房里有人觉得好奇,也索要了几张。

天石的牧者背景让他很熟练地领唱了起来。我不太喜欢信仰仪式中的唱诗,但总能勉强跟上个节奏,调子对否就不管了。《我是谁》其歌如下:

“我是谁?我是刘贤斌,我是沙沙呀,我是网民!
我是谁?我是刘贤斌,我是蕊蕊呀,我是访民!
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网里,我的家在长城墙底!
我的窝在哪里?我的窝在桥底,我的窝在疯人院里!
我是谁?我是刘贤斌,我是胡石根,我是牢民!
我是谁?我是刘贤斌,我是流浪儿,我是流民!
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秦城,我的家在梦里!
我的家在哪里?我有家在梦里,我的家在牢里!”

其歌唱来,已绝无饭醉之谐趣了,让人心里既酸楚又愤慨。而酸楚与愤慨交融之后,又生出一种每个个体才可能自我体验的淡定。这正如朱红的厚诚与智慧交融后,产生出的是豁达一样。

我不知道我们河北有没有刘贤斌观注团,我本人也未参与签名活动,关于贤斌案件的大量资料性信息还没深度接触。但,我间接感到事件性质重大即超乎案件本身的是:一场确立公民人格的知识分子运动已经壮大了!这与我在最艰难环境里所期盼的社会目标不期而遇,今天却瓜熟矣、渠成矣!

良是感慨,感慨良是!

更令我感慨的是:朱红给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友人探望“我是刘贤斌”北京公民关注团发言人朱红,在病房饭醉,对病友唱天石新作《我是谁》。

我这个一向“冷峻”的人激动起来,干脆爽约,第二天下午不去接朱红出院,回来写这篇纪实。为了写作,手机又关了。一打开,短信提示天石亦曾打来电话。
不回了,等他的好歌吧,但愿他近日再做一首关于刘贤斌的歌。那样,他和刘闲斌,以及对刘贤斌的关注运动,必将成为与二十一年前广场运动一样影响历史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