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龙:从成年公象不“猥亵”未成年母象说开去

 

十年为官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这两句话,对于网络时代因为猥亵11岁小女孩而一天之内名震世界的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真是再贴切不过。

11月下旬的一天,在网上又看到了肯定能增加林嘉祥知名度,也能让当地警方成为林嘉祥难兄难弟的后续报道:深圳警方认定林是醉酒后对女孩做出双手搭肩靠脖颈处的不当动作,使女孩有被“掐”的感觉,受到惊吓,属于在公共场所举止失当、行为不检的行为。

无独有偶,还是10月下旬,中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黄松有被双规了。一直以“法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型官员”面目出现的黄松有,其劣行除了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之外,还有与林嘉祥同样的性取向,即“对未成年少女特别爱好”。

“简直是猪狗行径”,“衣冠禽兽”,“高官禽兽化”,“我不是禽兽能当上这个官吗”。网络虽然浩瀚无边,但可供使用的语言仍然有限,每次见到这样的对林、黄二高官的咒骂、谴责词语,除了这样的感受之外,我都要紧皱眉头,为禽兽感到愤愤不平。

何出此言?先来观赏一段有关动物的电视节目。

一头刚刚成年的公象,它先生心猿意马,有火需要发泄了。象群里的成年母象,各都名花有主,朋友妻不可欺。象群里还有不少未成年的母象,欺负欺负这些待字闺中的黄花小母象,也不会有谁来给它整个强奸未成年母象的罪名。狂躁不安的它奔走、咆哮一会后,离开象群,来到一个水塘边。它来水塘边干什么呢?原来,这是有预谋,有目的的。它直奔一头在水塘边打瞌睡的河马身后,也不管它是公是母,竟然爬跨到河马的背上,“胡闹”起来。如此折腾一阵,虽然没有实质性的“犯罪行为”,但是,它刚才难以抑制的性冲动,显然因为这样的胡闹,已经得到了缓释。于是,安静下来,自认为不会对未成年母象构成任何威胁的这头公象,回到了象群。

看看,这头成年公象的性道德,多么的堪为官师。

林高官“胡闹”后的言行:“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这位油光满面、脑满肠肥的高官还说了这么几句业经论证,被公认为大实话的话。如今得益于网络,林高官这几句大实话,已经成了使得他知名度一路飙升的“经典”名言。

反观公象胡闹后的言行。那头公象,把这头河马胡闹跑了,它只是又去胡闹另一头河马,并没有倒打一耙地呵斥落荒而逃的河马什么,更没有反而受了伤害似的咆哮什么“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动物群里来的,你敢不笑纳我的阳光雨露”之类。并且,它只是象征性地胡闹胡闹,谁都知道,除了打搅人家河马的午睡以外,这样的胡闹不会对河马造成任何伤害。

以事实为依据,以道德为准绳,我们以认真,以严肃的态度来评价一下,高官们的道德品质,对比之下是比禽兽低下,还是高尚,这不言而喻的。

在人治社会,在独裁制度,在监督缺失的环境里,在吏治腐败、优汰劣胜的官场,如果你有才,特别是有德,你就休想既富且贵,或者休想长久地既富且贵。

中原人马骥,“美丰姿,少倜傥”。《聊斋志异。大罗刹国》里的这位美少年,在海上飘荡数天,来到了大罗刹国。这个国度的人“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为什么呢?因为“我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任民社”。问题——中原人认为是问题,大罗刹国当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出在形貌之美的“美”字上。看看该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是何尊容?“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覆目。”对了,以美为丑,以丑为美,越丑越美,“越美”官做得越大,这,就是大罗刹国之所以成其为大罗刹国的根本标志。

为什么官越做得大,越不把老百姓当人,只对比自己官大的东西俯首帖耳?蒲松龄自己有答案。

在另一篇故事《梦狼》里,蒲松龄先是说,官衙里“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接着,他借一个不肖子的口讲了仕途“关窍”: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

是啊,决定官员黜陟之权的,是上面的某一个人,而非选民,他何苦要讨好、要爱护百姓。所以,林高官,黄高官之欺负小民,欺负了还说“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这才是正常的。到了民主制度的国度,你如果说这句话,那你就等于把自己钉死在冷板凳上,永远也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了。

但是,在这里,我不认同蒲松龄把专制政权之下为官作宰的人比作狼的说法。

在另一个有关狼的电视片里,两头雄狼撕咬在一起,争夺狼王宝座。当其中一头狼把尾巴夹紧、双耳低垂,也即表示臣服,主动退出竞争后,得胜的那头狼并没有必欲置刚才的政治敌手于死地,而是立即停止攻击,与对手恢复正常关系。

反观封建专制官场,从古代的勾践、刘邦,到朱元璋,对于卧榻之旁的酣睡者,从来手下不留情。自称推翻三座大山、至今阴魂不散的伟大领袖,竞争对手已经表示退出官场,退出政治舞台,回到老家种地为生,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脱冷死饿死的悲惨结局。

是官性残忍,还是狼性残忍,一目了然,无需赘言。

当然,这是十年浩劫时期发生的事情。“拨乱反正”之后,确实进步一些了。但还是难望禽兽项背。

再说一个有关动物争夺王位的故事。这是八十年代的一个纪录片。云南某猴山发生政变,老猴王被一个年轻力壮的猴子取而代之,并被逼进水里,死于非命。

看看,咒骂高官为衣冠禽兽,没有侮辱了禽兽啊。我知道,有人会这样说。

慢来,故事还没有讲完。首先,下台猴王是其它落井下石的猴子不许它上岸,将它的头往水里按,使得它最后体力不支,溺水而死的。其次,老猴王有个妃子,在群猴作鸟兽散之后,下到水里,把先夫的尸体拖上岸,并表情悲伤地守护、哀悼了先夫三四天。按照猴山约定俗成的惯例,这只母猴实际上已是新任猴王的妃子了。新任猴王曾经过哀悼现场,但它并未大发醋心或将此视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逆不道行为。你看,它只随便回头瞥了一眼,然后就昂首阔步离去的样子,仿佛在说:哀伤悼死者,嘉言懿行之属也。能得义妃如此,吾之幸也!

可是你看看如今“首善之都”的政治猴山,胡、赵两位准先王死亡时,谁企图悼念他,那就是犯大忌的,轻则阻挠冲散,重则抓进监狱。

猴王走下宝座后,即使没有被群猴弄死,也就野猴一个,绝对没有什么特权。老外过气猴王,或重操旧业干木工、电工,或回家含饴弄孙,很好。我们见识的四九年后的大陆政治猴山的猴王们都不,他们不仅享受着“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的太上猴王特权,还要恋栈不已地对新猴王“扶上马,送一程”。更可怪的是,开什么很能露脸的会时,还要作为猴和山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他究竟是猴和山什么领导人?大王,二王还是三王?你如果这样问猴山众猴,没有谁答得出来。

以此观之,什么制度的优越性,纯属扯淡。花果山的丛林法则,也比首善之都的制度先进。

沐猴而冠,你说,这流行千百年的成语,是否有失公允?专制独裁制度下的某些两脚高官,他是否就是没有四脚兽类的智慧,也没有四脚兽类的德行?

除了人类之外,还兴有葬身之地的,据我所想得起来的,也就是大象了。大象老了,自己觉得快要死了,就走向象谷,也即某个象群的祖坟,无论自己是头象还是普通象,随便找个地方,倒下,闭眼,就这样与世界永别了。看看专制政权之下的官员,不说别的,就说小小的我所在的乌蒙山区这个城市,那郊区的所谓烈士陵园,官职越大,坟墓也就越是靠前,坟墓和墓碑也当然越大,越讲究。富贵荣华,在人世间还远远没有享用尽兴,到了阴司地狱,也不忘继续将官瘾过到底。

官一当大了,也就如着魔中邪一般,觉得自已不仅生的伟大,死了,也理当比平民百姓光荣。活着要招摇,死了不忘炫耀。用刘邦的话来说,叫做富贵而不贵故乡,犹如“衣锦绣而夜行”。

至于中国大地上最大、占据地段最金贵的坟墓在哪里,该坟墓幕主官衔级别高得有多让人头晕目眩,这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们来说,是个妇孺皆知的常识,我就不消说了。

什么丧葬改革,文件、论文汗牛充栋,学学大象,问题迎刃而解。

《聊斋志异》上还有一篇被蒲松龄称为“亲历者”讲述的故事。故事说,有人在山上行走时,有只狼长时间跟在他后面,不离不弃,眼光不但没有恶意,反而似有所求。原来,这狼的妻子头上生了个毒疮,它求救于人类来了。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则趣闻,说是有只猫咪妈妈,它的小猫掉进一个深坑里,自己无法营救。情急之下,猫妈妈再也顾不得什么异类了,跑到人的面前,又是鸣叫,又是叨叨人的裤脚,终于使得自己的孩子获救。

在这片的确很有特色的国土上,党棍、官僚践踏你的人权,制造冤假错案陷害你,用军队“稳定”你,如果外国政府或个人路见不平站出来说句公道话,那外交部高官如袁木啊刘建超啊李肇星啊秦刚啊等等的,就会跳出来指责人家:你这是对我们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

内政再黑暗、残暴,他人都没有资格“指手画脚”,更不能像“世界警察”那样直接干涉。国母亲,党妈妈怎样迫害子民,都是应该的,你那子民再有“意见”,再比窦娥还冤,也只能哀告“母亲”,只能跪求“妈妈”住手啊,怎么能向外人求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啊。

具有广东第一才子之称的秦刚等等,其逻辑,在那些低等动物的狼丈夫、猫妈妈的面前,也是荒诞不经的,经不住趋利避害的常识的检验的。你说,如果那只猫妈妈和狼先生能够知道秦刚等高官的言行,或者说,猫中间的“秦刚”、狼中间的“秦刚”不许猫妈妈、狼先生向异类求救,它们会答应吗?自然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当然,猫、狼中间,也不会有这样愚蠢、残忍而又虚伪的东西。

2005年11月16日,记者在问到中美会否讨论人权问题时,官阶高达国务委员的唐家璇理曲然而气却很壮地对记者说: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美国的人权不怎么样!

2006年2月14日,另一个高官,国务院新闻办刘正荣在记者招待会上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为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

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是否“最好”,孙志刚,佘祥林,以及千万个受到打压、关押的法轮功人员,撤迁户等等,最有发言权。至于2006年2月14日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人仅仅因为在互联网发表言论而被捕的问题,别人我不说了,我,原贵州省毕节日报社的李元龙,就在刘高官说这话的这一天,我他妈的哪里去了?在中国,在贵州,在毕节地区看守所的3号监室。为什么进去的?就他妈的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等四篇谴责党棍、官僚的文章。四篇文章两年刑,每篇半年,如今还是个被剥夺了被选为国家主席和选举国家主席的,被片警作为刑满释放对待的重点人口。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有关大猩猩的故事。有个研究大猩猩行为的美国科学家,有一天,她回到家中后,发现家中四壁全是乱七八糟的颜料。这可能是大猩猩的杰作,她叫来大猩猩,指指墙上,再指指大猩猩,意思是:这好事,是不是你干的?大猩猩看看墙上的污迹,再看看主人满脸的不高兴,身子顿时矮下去一截,还用手把脸遮了起来。一脸的不安,一脸的羞愧。

唐高官,刘高官,人而无耻,不知其可。就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才有人写出了连我也感到惭愧的,这样的诗句:可怜最灵无耻类,我着衣冠愧为人。

以这只大猩猩作为镜子照照吧,千千万万个唐高官,刘高官,你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配不配“衣冠禽兽”这样伟大,这样光荣的称呼。

社会抚养费的出台,显然不是“主人”的意愿,而是一帮子级别低不了的公仆弄出来的。当年,我曾经收养过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女童。办收养手续时,“政府”要我缴纳多达数千元的社会抚养费。我可是为政府分忧,为社会减轻负担啊,有没有搞错,怎么倒像是我增加了社会负担似的?这是政策!回答是冷冰冰,硬帮帮的。

在人的眼中,最凶残的狼,收养个多少自己最大的敌人人类的孩子,至今,也没有听说过哪只狼,哪群狼向人类收取过社会抚养费的事。鸡为鸭子孵蛋,鸭子收养小鸡,这是我小时候就见怪不怪的事情。狗,猪收养幼虎,收养幼狮的新闻,近年来也屡屡见诸媒体,唯独没有见诸媒体的是,没有哪一个鸡鸭,没有哪一个猪狗向收养对象收取社会抚养费的相关报道。

上周吧,那个有着中科院院士头衔的蒋有绪,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中国大陆人闻之色变,连呼吸也有犯罪感的建议:征收呼吸税。与之遥相呼应的事,曾经还有一个专家,他为党和政府分忧的高招是提出了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征收观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会剥夺了低收入群体作为纳税人的光荣”。

你说,在一个要钱不要脸的政府里,这样的高官,以及官品肯定不低,说得出之类话的专家、学者,他的官品人品,能与鸡品狗品,禽品兽品相提并论吗?不,远远的不能。

猫鼬的特点是:好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两只“手”自然地垂在胸部两侧,头左右晃动,观察动静。那样子,可爱极了。猫鼬是食草动物,处于食物链的底层。为了群体安全,有一只猫鼬得担当哨兵望风。危险来了,哨兵发出一种警告声音,同伙们马上飞奔进洞穴。

草原上,草原鼠与一种小巧的鸟儿形成共生关系。小鸟在高高的树上站岗放哨,苍鹰来了,发出警告,草原鼠及时躲到安全的地方。作为合作的好处,草原鼠从地低下扒拉出来的驱虫,该小鸟享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地区,鼠洞里生活着云雀、百灵。因老鼠白天视力很差,鸟儿就用歌声报警,遇敌时通知老鼠及时逃回洞穴。洞穴,当然是老鼠打、并提供给共生伙伴的。

作为站岗放哨的禽兽,它们再清楚不过,不能有警不报,也不能大警小报。否则,凶恶的敌手来了,即使先倒霉的是对方,但这样一来,自己距离灾祸,也就不远了。

看看那个已经易地为官,为大官的张文康及其之流,非典来了,要地震或已经地震了,他们当初是如何装作天聋地哑,对灾害预报进行封闭的?灾害已经来了,他们又是如何钢嘴铁牙,咬定中国是如何的安全、稳定的?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作为共生共荣合作伙伴,中国人,你选择张高官这样的玩意,还是选择前面我所提到的讲求信义、忠于职守的禽兽,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我们知道,母鸡给小鸡吃的东西,都是它认为安全,有好处的东西。如果是有毒有害的东西,母鸡是绝对不会拿给自己的孩子食用的。我们还知道,某只老鼠如果发现哪里有人安放、投放的铁猫猫,毒鼠强,它就会将有害信息传达给其它的老鼠知道,以免同类受到伤害。你看那个高官,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还有那个官衔也不小的三鹿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等等,明明知道奶制品里加入了三聚氰胺会毒害他人,尤其是会毒害孩子,他们不仅不制止或停止这样的恶毒行径,却在事件东窗事发后振振有词地说:供应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乳制品均未检出三聚氰胺,9月14日以后生产的液态奶未发现三聚氰胺,绝对安全无害。

看看,如此的处变不惊,如此的厚颜无耻,相比之下,这鸡禽鼠兽,是多么的堪做高官们的表率,是多么的值得党魁、官首对高官们发出一个“向母鸡和老鼠学习”的号召。

给你个县长,省长,皇帝干干,你的孩子,任由我们宰杀,烹煮,好吗?没有任何人会期望任何一个禽兽进入自己这样的彀中。为什么,因为人类再清楚不过,真正浮云富贵,真正理解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真谛的,恰恰是禽兽。母鸡的理想,只不过是一把糠,其实,这是一种至纯至真的,高官们无论如何理解不了的境界。

这片国土的神奇,早在千百年前,就孕育过不少神奇的人和事。易牙不就是为了官做得更大,才将孩子烹煮了给齐桓公吃的?李渊不就是为了称孤道寡,才将同胞骨肉射杀的?就是“清高”如诗人,不是为了捞取功名富贵,也写出了“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的诗句。

官场如此的神奇传统,到了现代,还完整无缺地保留着。长征途中,孩子一生,丢给素不相识的人,头也不回地走了,“站起来”后,也没有见到一纸半文找回的报道。叔伯弟兄等,都牺牲得差不多了。妻子还在敌人的大牢里,自己就有相好了。相好就相好吧,还“我失娇杨君失柳”,结果叫巴山鬼才给“更正”为“娇杨失我”。

有个恶作剧的人,养了条母狗。母狗下了狗崽,长到半大,这无良的人将半大狗杀了煮吃。这还不算,他还将狗崽的肉丢点给母狗,看它吃也不吃。母狗不吃,跑到山上去悲鸣不已,并从此失踪。

一只公狼,它的妻子被铁夹夹住后,它没有抛下不管,而是每天弄了食物和水来给妻子,最后与妻子一起死在了猎人的枪下。

还有,那些个象狮虎豹,猪狗鸡鸭,喜欢多个老婆,就是本能的需要,就是受自然法则的驱使,从不挂羊头卖狗肉,从不撒这是工作、这是革命的需要之类的弥天大谎。

蛇蝎心肠,狼心狗肺,你说,对比高官行径,这对于禽兽们,难道不是一种造谣诽谤,不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诬陷抹黑吗?在吏治黑暗、专制独裁的政权里为官作宰的人,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不是又厚又黑吗?像楚霸王那样,妇人之仁,连头号敌手的爹也不忍心杀害,他不败走乌江才怪哩。

以上虽然七扯八拉,但我们却可以从其中找到有规律性,有代表性的东西。那就是,官做得越大,也就越加在品行上不堪与禽兽相提并论。为什么?几千年前的《庄子》里面有答案。

曹商使秦,回到宋国后,对庄子夸耀说,秦王奖赏了他一百辆车。庄子说,秦王找医生给自己看病,有个政策:给秦王破除上身毒疮的人,奖赏一辆车;为秦王舔舐屁眼上的痔疮的人,奖赏五辆车,“所治愈下,得车愈多”。

这,就是古今中外专制独裁政权之下,“凤凰在笯,鸡鹜翔集”的根本原因。是啊,试想,不把良知抛到九霄云外,不把廉耻之心弃如蔽履,然后十头牛也拉不回地加入那个利益集团,那么,你连乌纱帽的带子,也休想得以一摸。进入了那个集团里面,小官不为大官、大官不为巨官,巨官不为超级官,尤其是不为有权力、有办法提拔自己的上司舐痈吮痔,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那乌纱帽,你抬头看看,它会从天上飘下来,刚好罩在你的头上?

猪狗不如,禽兽不如,这样咒骂、鞭挞专制政权里的党棍、官僚的丑恶言行,该可以了?

不行。

为什么?

一者,如此形容林嘉祥这样的高官,参照其言行,已经不成其为带有贬义的“咒骂”、“鞭挞”,而只是一个客观、中性的说法了;二者,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预先臆想禽兽的品行是低劣于林嘉祥之流的。看了我这篇文章,知道了禽兽们这样多远远高于林嘉祥之流的嘉言懿行,你还使用如此歧视禽兽,高抬高官的语言来“诅咒”高官,那就太不应该了。

禽兽,比如其中见识高官较多的狗,如果有语言,会咒骂、会谴责,它会怎样咒骂、谴责无德的同类?文章写到这里,我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毫无疑问,只有这样咒骂,这样谴责才客观,才恰如其分,才入木三分:

你这只狗啊,连专制政权里的高官也不如!

孔捷生:已无道德,何来血液?

近有数十名大陆留英学生因成绩作弊而被取消学籍,这群「莘莘学子」(胡锦涛硬是不会念「莘」字)飘洋过海,坐席未暖就要打道回府。英国校方没扣下他们全年学费,已属仁慈。毕竟海外学生「一个萝卜一个坑」,新学期已开始,驱逐了这帮小溷溷,那些萝卜坑也来不及补种了,吃亏赔本的还是学校。

不几日,旅英华人又搞搞新意思──渴望归化为女皇臣民的「唐山大兄」在入籍考试时作弊,躲在车中的考试「枪手」见招拆招,再用现代高科技「传音入密」,令考场的唐山阿伯阿姆对答如流。殊不知,停泊路边的这部汽车装备刺蝟一般天线,遂使行人生疑报警,于是当场拆穿升级版的东方「古彩戏法」。

诸如此类,在美国早已不新鲜。全球留美学生都要经过TOEFL「托福考试」,由美国育考试服务中心(简称ETS)主持,它的总部就在普林斯顿。我在该处住过八年,ETS的中国部主管苏珊女士正是我小说的英译者,更是我家的常客。我从她口中知道了吾国学子太多的作弊故事,那还不是个人或者集体作弊,而是系统性作弊和制度性作弊。以至ETS和大陆方面缠讼多年,最后愤而向全美高等院校发通告函,提醒校方要审慎看待大陆留学生的托福成绩,头水份太多云云。自不消说,莘莘学子便要愤怒一番,「反华」、「敌视」、「围堵中国」……三板斧又抡得呼呼作响。

可叹龙子龙孙走到那,就假到那,大有不假遍天下誓不罢休之势,简直成了中华品牌和生命基因。说到底,这是制度酱缸醃製出来的集体人格。那怕四十年前「大跃进」席捲全国的「假大空」浩劫,饿死了三千六百万人,吾土吾民依旧薪火相传,乐此不疲,直至今日造假已成社会常态,甚至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之道。

就毒奶风波及中国食品之劣名,温家宝总理如是说:企业家身上要流道德的血液。听去真是喻之以情,晓之以理。岂不知今日之域内,已无道德,何来甚麽道德血液?

当杨沛宜为国献唱,林妙可为国献脸,只要赋予国家民族的崇高名义,便造假有理,行骗无罪。当稚龄体操女孩在京奥穿金戴银,为国争光,她们的假龄就不是问题,更祭出外交部和公安部的假文件,以煳弄国际体操联合会的调查。这事确实查不下去了,但这个国家的公信力却贻笑于国际,蒙羞于天下。

遥想木兰从军,那时华夏百姓还没有甚麽国家民族观念,她是女扮男装,代父出征。而今无论以小充大或以大充小,俱是为党为国,光荣得很。无怪乎,中国足球迄今还是宋朝高俅「蹴鞠」那水平(可能还不如),但论中青队战史,历届成绩也还过得去。怎知本届亚洲小组赛都出不了线,如此说来,竟堕落到连「大龄青年」也踢不过人家了。

阿Q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无论污吏、奸商、刁民乃至小溷溷,饱经酱缸文化的濡染,皆如有天授:「国家造假,我造不得?」

焦国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缘起和运作

 

一、创办“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历史背景和信念基础
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简史
三、“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核心执业理念
四、前苏联阵营的干扰、抹黑和威胁
结语:远未完结的自由事业
【注释】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是从西欧向前苏联阵营各地播报新闻的私营广播机构。“自由欧洲电台”面向苏联的卫星国,而“自由电台”则面向苏联各地。后来两台合并,改名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曾获得许多国家领导人、政治人物和政治组织的高度赞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在黑暗的年月里,是自由电台告诉了我们真相。”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说:“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导致共产主义灭亡方面,其重要性可比太阳之于地球。”爱沙尼亚总统伦纳特。梅里甚至提名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者。土库曼斯坦民主发展党领导人写信给该电台土库曼语部:你们的节目“走进土库曼人民家里,照亮了他们通往民主发展的道路。你们已经在历史上争得你们的位置,一个将被金字写就的位置。愿上帝赐予你们持久的健康和成功”。土库曼斯坦一个民主组织的16个成员曾写信给美国国会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共产极权政权继续审查和严格控制媒体的今天,自由电台是支持土库曼斯坦民主的唯一的冠军。”他们希望该电台继续扩大广播范围,以便帮助他们在土库曼斯坦建立一个文明民主的政府系统。他们还呼吁,应授予“我们共和国能够授予的最高荣誉”,“以最高的方式确认自由电台在土库曼斯坦建立民主和全体人类价值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介绍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英文书籍其实并不少[1],但迄今为止,中国人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了解却非常有限。有关这家电台的中文资料,无论纸质出版物还是网上文字,莫不东抄西凑。撇开重复的内容不计,介绍该电台的中文信息总共不超过2千字,而且这有限的文字中主要还是官方的攻击性宣传。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称,“自由电台”是“以赞助叛逃到西方的苏联人为幌子”组建的,“为了使两个电台‘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两电台脱离美国情报局,改为国会直接拨款”,“几十年的事实已经表明,两家电台没有辜负美国政府的’厚望’”。然而,究竟为什么“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它又是如何组建并运作的?笔者作为中国新闻业人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在北京做过5年记者,也在北大新闻学院任教数年),深知中国新闻界、新闻学术界和新闻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所知甚少,因此萌生了向读者介绍这家电台的兴趣。恰好在德国柏林市一位朋友家中偶然发现了一本英文的《自由的信息:近半个世纪对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语广播》,此书乃该台土库曼语部2001年为庆祝“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开播50周年而选编的一本文章和资料汇编,适合写作本文的需要,遂决定择要介绍该书中的资料,结合其它方面的信息,为读者提供一幅真实的图景。

一、创办“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历史背景和信念基础

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前后,西方与苏联之间弥漫着浓郁的亲善气氛。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斯大林,表达出一种希望共同走向和平光明未来的良好愿望。但是,数日后的5月12日,丘吉尔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对欧洲局势感到十分忧虑。他说,苏联曲解了“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不仅在广大占领区维持庞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在这些国家里施展伎俩,制造隔离,一道铁幕即将被拉下。次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发表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当时丘吉尔所不知道的是,苏联在东欧各占领国设法扶持亲苏共产党政权、排斥民主制度的作法乃策划已久的部署。早在二战中期,苏联就已经在莫斯科挑选训练未来的各国代理人了,随着苏军攻入东欧,这些政治代理人就被带到各自的祖国,开始在苏军坦克刺刀的扶持下建立亲苏政权。若干年后,在经过苏联训练的、从莫斯科被派回东德建立政权的东德共产党干部中,有一位出于良知,不满苏联操控东德政治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曾详细介绍过一些这方面的情况。[2]

40年代末,丘吉尔忧虑和描述的铁幕已变为现实。不仅电网、武装巡逻、地雷、岗楼实实在在地把西欧与中、东欧分开;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信息垄断和媒体审查制度,已经彻底切断东欧国家与外界的自由信息交流。Robert Holt在他的《自由欧洲电台》一书中指出:“在任何国家,共产党一旦攫取权力,立即做四件事:消灭一切政治反对党和建立一党独裁;组建秘密警察系统;设立宣传部;最后,用铁幕将这整个系统围起来。四件事先干哪件后干哪件,没有定规,但是四件事互相依赖,抽走任一个,全部系统就受到威胁。它们是共产主义这所房子的四面墙。随着这四个机构的建立,苏维埃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该书作者认为:“苏维埃‘新’社会的建立靠两种手段,一是强迫和恐怖,二是宣传。若强迫和恐怖手段起作用,结果必然是无例外地全部归顺统治者。若是宣传手段起作用,结果必然是信息的垄断,进入人民手中的任何一点信息都被当局控制。报纸、学校、电台、书籍,一言以蔽之,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一切事关人民知情权和思想的东西都被套上笼头。”

创办“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出发点,就是打破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各共产党国家建立起的这种信息垄断。“自由欧洲电台的使命很简单,就是告诉真相,向听众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信息、评论和讨论。对于他们的现实处境,他们需要形成健全的判断。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他们需要明确的意识。”“自由欧洲电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打破新闻、信息的垄断。凡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实现这种垄断。自由欧洲电台需要及时播出铁幕后面每分钟发生的新闻和共产党媒体的报道。这对铁幕后面的国家的编辑、作家和研究人员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完全生活在当地官方媒体的欺骗宣传和自己的想象之中。”

这项服务于铁幕背后听众的使命,缘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如今这句话被制成装饰性的匾额,悬挂在布拉格市中心“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总部大楼二层的墙壁上。自由表达观点和自由获得信息不仅是人类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也是其他政治权利的根基。凡享有这项基本权利的人,也能享受所有的其他权利;而那些被政府剥夺了这项权利的人们将发现,所有的其他权利也被侵犯了。

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简史

基于上述背景和信念,1949年,美国成立了国家自由欧洲委员会。这是一个受美国国务院支持的,以促进中东欧自由民主为宗旨的私营机构。该委员会认为,面向不存在自由媒体的苏联控制区,应该建立能够替代自由媒体发挥作用的媒体机构。“自由欧洲电台”便是这一思路的体现。1950年7月4日,一个新生的国际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播出节目,目标地区是东欧的共产党国家。首次播出时间仅30分钟,发射机功率为7.5千瓦。发射基地位于西德曼海姆市以北15公里,莱茵河右岸,原是一个旧的空军基地。1952年,“自由欧洲电台”更大功率的发射机在葡萄牙的Gloria建成并投入广播。起初,“自由欧洲电台”播出的节目在纽约制作,不久整个制作机构全部迁到了德国南部的慕尼黑。1952年,电台的办公建筑完工,临近著名的慕尼黑英吉利花园。电台的运作受美国广播理事会监督,该理事会有9名成员组成,由美国总统任命,负责监管美国政府支持的所有非军事国际广播。他们不仅过问编辑方针,也提供保护,以防来自美国政府的、可能危及电台独立性的行为。

“自由欧洲电台”时常给那些来自苏联占领区的知名流亡者提供讲坛,但是又与流亡者个人和组织保持一定距离,以使电台的独立性和多样化不受影响。该电台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VOA)的运作模式有根本的不同。BBC和VOA采用的是“代理人”模式,即由电台本部的职员写稿,但实际上这些职员对广播的目标国家之状况并不甚熟悉。而“自由欧洲电台”则采用“替代型”模式,技术设备依靠美国,而节目制作则依靠难民中的人才,以确保所播内容接近“地气”。BBC和VOA主要是播报国际新闻,而“自由欧洲电台”则重视广播的目标国家的当地新闻。

“自由欧洲电台”1950和1951年的一个政策手册里列出了可以采用的4种报道手法,以使那些被奴役的人民的道德天空不致坍塌,并进而激发他们的不合作精神。其一,不断提醒听众,统治他们的是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并不是他们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而是苏俄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其二,告诉听众,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道德和精神上是空虚的;作为经济制度,在物质建设上它根本是无能的,它无力为工人阶级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其三,令人信服地展示西方高超的技术、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断强调西方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希望就在眼前,自由必胜。其四,将目标国家官方的丑陋作法,特别是它的迫害行径,以及其国内的矛盾冲突曝光,让这些国家的民众了解真相,也令制造迫害的官员感到恐惧。

1957年1月,上述政策实行了6年之后,“自由欧洲电台”的高层决定发表一项报告,进一步明确该台的角色:报道真实、客观的新闻;确保听众对自由的活跃向往;提供多样的自由民主形式,以自由世界的成就激发听众的灵感,从而使其更有效地谋划自己奔向自由的事业。为实现此项目标,“自由欧洲电台”必需做到以下3点:首先,不可自以为合法地直接扮演为自由奋斗的角色。不谋划大型活动,不操纵人民的行动,也不忠告听众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其次,小心谨慎地努力为被奴役的人民提供有关他们国家的现实情况,以及来自自由世界的消息。而且应以冷静和可以接受的方式对这些事件加以解释。对实际的政治运动要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第三,在电台播报的分析中,注意力要聚焦于长远的前景、潜在的可能性和未来或可能出现的问题上。

“自由电台”原名“解放电台”,1953年3月1日在慕尼黑的Oberwiesenfeld开始播音,目标地区是苏联各地。最初的播出语种是俄语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要语言,如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和乌兹别克语。第一次播音时间不到10分钟,苏联立即加以干扰。开播第五天,即1953年3月5日,恰逢斯大林去世,该台为听众提供了许多他们渴望了解的内幕消息。

1956年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自由欧洲电台”因被指控煽动匈牙利革命而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后来美国国会、德国政府和欧洲委员会的调查解除了这项指控。经历了波兰和匈牙利1956年的事件后,“解放电台”考虑改名,当时提出来供选择的有“国际信息电台”、“灯塔电台”以及其他听起来更中性的台名。但一些人坚持认为,应该改名为“自由电台”,因为“解放电台”这个名称带有攻击性,令人联想起解放苏联,曾引起许多听众的误解,也容易给苏联及其仆从国的舆论攻击提供口实,而“自由电台”这一名称就避免了这些问题。此外,自由一词还回荡着法国人民反独裁暴政的理想主义的声音,在苏联人心目中能产生积极的联想。俄语里也有自由一词,但在苏联这个词已成为禁忌,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当局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采用了“自由电台”之名,而苏联媒体对此横加斥责,那么,这些官方媒体岂不是等于在不断地提醒其本国听众,他们所缺乏的东西正是自由。1959年5月,“解放电台”更名为“自由电台”。果然,电台更名后,那些咒骂它的媒体提及“自由电台”时,就不得不小心地冠以“所谓的”这一形容词。“自由电台”通过对听众的采访和听众来信发现,新台名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不只是俄国听众欣赏电台的新名字,一位乌克兰消息提供者在报道中也说:“感谢你,自由电台”。电台名称的变化在其他播出语种中也显示出同样的效果。唯有土耳其语部继续用Azadlik一词,因为这个词不仅有“解放”的含义,也包含有“自由”的含义。

在美国,50年代里公众对“自由欧洲电台”的支持不断增长。1950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起了公众资助“自由欧洲电台”的运动,号称“自由十字军”运动。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每年公众的自愿捐款接近1百万美元。然而,这些捐赠仍不足以支撑起电台面向广大地区的运作。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决定,政府将公开继续资助这项事业,美国国会无一人反对。1959年,在西班牙的Playa de Pals又建成一座新的大功率发射台,播出能力进一步增强。对于“自由电台”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发射短波信号的距离。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报道了1956年的波兰事件、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19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这些报道使铁幕后的听众了解了共产主义制度的暴虐,唤起和整合了苏维埃帝国范围之内从60年代兴起、1989-1991年胜利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1973年至1976间,这两家电台重组,组合成“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这是一个私营的非盈利组织,由美国国会出资,理事会由美国总统任命。1975年它开播对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节目。原先,“自由欧洲电台”拒绝对苏联这三个加盟共和国广播,因为其章程规定只面向对苏联的卫星国;而“自由电台”也拒绝广播,因为它只对苏联广播。

1989年冷战结束,该电台的命运成为华盛顿政治家讨论的一个热点。1991年,经总统特别委员会确认,“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将继续开办,以支持中欧、东欧、前苏联地区新国家正在进行的自由民主事业。在各个播出国家的首都,“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开设了办事机构,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自由投稿人工作网。第一个这样的办事机构于1989年开设于布达佩斯,次年是布拉格和华沙。现在,这样的办事处已增加到20个,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到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从莫斯科到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多样化的观点,为前苏联、东欧和部分中东国家提供客观、及时的新闻和分析性信息。

1993年,美国的国防和外交事务拨款大减,“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预算也大幅度降低,从每年2亿多美元降到7,500万美元,对匈牙利和阿富汗的的广播即因预算不足而停播。于是,该台开始尝试自给型经营模式。1994年,捷克语部和波兰语部从慕尼黑迁往布拉格和华沙,这是走向自给型广播电台的第一步。1994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纪念日,也是“自由欧洲电台”开办44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接受了捷克总统哈维尔和捷克政府的好意,决定将整个电台迁往捷克。在慕尼黑运作45年之后,“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总部于1995年迁至布拉格。3月10日,该台在它的新家――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大楼开始播音。至6月,该台整体搬迁完毕,土库曼语部是最后一个结束在慕尼黑广播的部门。迁到布拉格之后,该台在它的整个播出地区继续保持着25个支局,并有上千名保持常规联系的地方自由撰稿记者和偶尔供稿的人,电台总部有22个部,每周播出时间超过800小时,其网站的月访问量超过500万人次。

1996年7月4日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创办46周年,也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220周年,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该台,并对广播听众发表了演讲。她说:“40年来,自由欧洲电台通过播出铁幕外世界的消息和传播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信息,来揭开谎言和独裁者欺骗的面纱。现在,自由欧洲电台又有一个新的急迫的使命,那就是通过自己的新闻广播,在那些自由媒体过去一直是沉默不语的国家推动独立媒体的建立,强化民主的基础。美国将通过支持自由欧洲电台,继续展示其推动民主化的承诺。”

今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节目已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节目覆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的多样化。该台人士指出:“我们只做那些我们播出国家的国内媒体做起来很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做的事情。由于我们有巨大的工作网络和众多的信息提供者,我们能为听众提供更具深度和细节的采访,而不仅仅是粗略的新闻提要。我们各部门分工合作,其工作效力远远大于简单相加。我们是如何工作的?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我们播出地区某国家一位高级官员访问另一个播出国家,如土库曼总统访问乌兹别克,我们电台的土库曼语部和乌兹别克语部两部分享同一个新闻源,在深度信息和分析方面互相帮助,其报道效果超过这两个国家国内媒体所能达到的深度。我们的南斯拉夫语部对前南斯拉夫国家播出,在科索沃危机期间,该部加班加点工作,作为一个信息处理中心,为其他语种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新闻和分析。而俄语部在阿尔巴尼亚、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甚至科索沃,都部署着记者,即便俄罗斯媒体故意漏掉或忽视了某些观点或新闻,我们也会确保将各种观点送达听众。”“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新闻和时事部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新闻中心,从全球各地传来的信息都在这里处理,然后提供给播出部。作为协调机构,该中心还从各语种播出部搜集新闻,并将这些新闻散布到其他地方。

三、“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核心执业理念

正如James Critchlow在《头脑之洞电台》一书中所作的比喻,“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通过“在听众头脑中挖洞”,40年后终于看到了苏联共产帝国的解体。该台员工凭借的当然不是纳粹的“谎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也不是中共对媒体要求的“党性高于人民性”,而是切实、严谨、理性、一丝不苟的新闻业纯正行业理念。

下面笔者摘引该台有关行业理念的三份文件,由此可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成功既非偶然,亦非侥幸。

1、“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使命声明书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至今仍然坚持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使命与信念:基于坚信民主的第一需要是信息充分和公民社会,通过传播真实的信息和观念以推进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在近半个世纪代理广播的经营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有五个目标:第一,提供国内和地区事关民主和自由市场成功转型问题上至关重要的客观的新闻、分析和讨论。第二,通过传播民主价值,帮助强化公民社会。第三,通过在各群体之间推进互信,努力抵制民族和宗教的不宽容。第四,给当地媒体提供范式,帮助训练、提高其职业主义水准和独立性,可能时与当地媒体经营部门发展伙伴关系。第五,寻求在播出地区国家与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的民主政体之间培育更为紧密的关系。本台的22个部根据各地条件施行这些原则。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一些节目播出国,本台与政府和当地记者有极其良好的工作关系。但是在其他情形下,本台必须面对官员的憎恶和刻意在当地记者中制造的孤立,这些差别体现在特别服务节目的制作中。但是,在所有这些多样性之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一直坚持其基本使命:在他们能为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作决定的情况下,帮助人民创造条件,争取自由。

2、“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新闻术语

新闻:有关当下事件或情况的事实;客观的,无观点;无观点暗示;无甚至最轻微的观点暗示的可能。

新闻提要:那些重要的新闻报道的一句话预告。通常在节目的开头播出,但也可能在稍后或最后再次播出。

分析:对新闻事件的解释,可能包括那些帮助听众理解复杂事态或其影响的背景信息。

评论:专家们关于新闻事实的思想或观点。他们是具名的,而且他们提供的材料被明确指明属于观点之列。

社论:一家电台或报纸在某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不播社论。

现场声音:不是播音人发出的声音。它可能是某政府官员、政治人物、新闻事件现场见证人,或新闻现场的某一背景声音,如武器开火。

人民的声音:在关系到他们自己的问题上的公众观点的一个样本。新闻人收集许多样本,稍后选择有代表性的一个或数个播出。

3、“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新闻业行为准则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所有记者和新闻撰稿人都必须遵守下列原则:

(1)准确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广播内容事实准确。在新闻事实的重要细节上可能存在怀疑和争议的情况下,信息则必须建立在至少有两个独立来源的基础上。基于谣传或者不确实信息的节目内容不得播出。事实差错须在广播中尽早更正。

(2)公正

消息必须有利于提高对新闻事件和问题的理解,并能够在清楚的、无曲解或偏见的实际语境中加以报道和讨论。在所有问题上,必须准确并以平衡的方式报道相反的或不同的观点。若某团体或个人的观点对于平衡节目很重要,但他们拒绝发表评论时,应在播出中指出这一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必须独立于播出地区的任何政党、执政的或反对的机构或组织、政治移民组织、商业或其他特殊利益组织或宗教团体,并且不赞成或提倡任何特殊的政治、经济或宗教观点。

(3)分析、评论和社论

所播内容应当包含有背景信息和解释的元素,以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被报道消息的意义和作用。在实际报道中,记者不得夹进个人的观点或判断。分析用的原始素材要标示清楚,以便从新闻报道和评论中区分出来。分析中要为听众提供某问题和事件的背景资料、解释和权威的不同观点,但须声明不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分析先于评论。如此清楚标示出来的评论,内容是分析性的,语调是公正的,但体现的是作者个人在特定问题上的判断或观点。

(4)谦和、恭谨的语气

播音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平静和谦和的语调,并以身作则,成为文明、理性话语的典范,尊重任何人的人权。播出内容不得包含对任何人或机构的宗教、民族、社会经济或文化轻蔑,遵守共同的礼仪和情趣。播出内容不得包含可能被解释为煽动暴力的材料。在骚乱或其他紧张情势下制作节目,必须平衡和确实。

(5)避免提倡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民主国家共享的民主和人权。然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不提倡采纳特别的政策和立法,也不赞成或反对任何通过选举或通过任命产生的职位的候选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所有民族的自决权,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终决议书》中所宣示的那样。然而并不提倡或赞成分裂主义或分离主义事业。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支持任何人以符合国际认可的形式旅行和迁徙的自由,然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广播并不煽动背叛或鼓励移民。

(6)职业伦理行为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人员和节目、出版物的供稿人,在所有行为中都应保持最高的职业伦理水准,特别要谨慎避免任何利益冲突,或因此出现在播出地区内外任何个人、机构、政治或商业利益的关系之中。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员工和供稿人决不可滥用其公众人物的身份或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良好声誉,以谋取个人利益。

四、前苏联阵营的干扰、抹黑和威胁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开办之日起,就成为苏联极权统治集团的心腹大患,被视为“声音入侵”。几十年来,苏联为抵御这种“声音入侵”投入了惊人的开支。BBC曾估计,苏联干扰西方电台的费用每年高达9亿美元,合6亿英镑。1990年,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苏共第28次大会上说,过去20年间,与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支出已达7,000亿卢布。

同时,苏联阵营还全力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工作人员抹黑,从土库曼语部遇到的种种情况可有所了解。土库曼语广播建立于1952年,次年3月1日开播,每日播出节目30分钟,原属该台中亚土耳其斯坦语部。土库曼语的开播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听众,今天解放电台第一次对土库曼人民播出节目。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知道,斯大林的政治恐怖使你们在我们的母国沉默。但是在国外我们可以无恐惧和障碍地说话。我们的任务是让你们听到信息,你们在苏联听不到的那些信息。”1972年11月1日该电台的土耳其斯坦语部一分为三:土耳其斯坦-1播出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节目(1978年3月维吾尔语广播停播);土耳其斯坦-2播出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和塔吉克语节目;土耳其斯坦-3用哈萨克语播出。3个部各自每天播出15分钟节目,合在一起是原中亚地区的节目播出量。独立的土库曼语部成立于1978年,每天15分钟节目。此后十多年,土库曼语部广播增加到每天首播两小时,重播两小时。虽然土库曼语每天的广播时间很短,仍然引发了苏联媒体的批评炮火。土库曼语部有3位元老,即阿拉木拉特、穆拉特和阿曼。二战前这3人都曾蒙受苏联制度带来的灾难,战争期间和战后又同样倍受磨难,后来这3人流亡国外,成为一个流亡政治组织的成员。40多年里,他们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土库曼语部的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土库曼人民称他们是“自由的信使”。而苏联及土库曼政府却假借土库曼人民的名义,长期污蔑攻击他们,甚至胁迫其仍在国内的亲属出面攻击他们。这样的手法在中国的“文革”期间屡见不鲜。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苏联加紧了针对土库曼语部的反宣传。苏联土库曼的两家日报《苏维埃土库曼斯坦》和《土库曼火花报》指控“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是“卖国者”,谴责土库曼语部工作人员否认苏维埃政府的成就,对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和苏联不怀好意。1983年,《苏维埃土库曼斯坦》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狗叫挡不住大篷车(The Dog Barks but the Caravan Moves on)”,谴责“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其他西方电台企图以无线电破坏共产主义事业。

1982年,土库曼苏维埃国家电影厂针对“自由电台”拍摄了一部影片,片名为《卖国者》。二次大战期间,不少土库曼士兵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但也有一些土库曼士兵被纳粹德国俘获后成为其合作者。这个影片故意把所有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土库曼语部工作的人都描写成卖国者。影片借一个演说人的口说:“自由电台,在最残酷的意识形态敌对中心,坐落在慕尼黑,穿过英吉利花园。这儿,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控制下,为金钱而工作的造谣者们,向四面八方散布谎言和诽谤。很明显,‘自由’的雇佣军已经习惯以叛卖为职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被打扮成编辑的穆拉特和阿曼、库尔德兄弟。不久前,他们是德国党卫军中的一员。现在,他们正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战士以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对谁战斗?对他们的祖国,被他们背叛和出卖的祖国!”1985年,苏维埃土库曼国家电影厂摄制了另一部针对“自由电台”的影片,这部片子引用穆拉特在土库曼斯坦的母亲的话说:“我们托付过你保卫我们的祖国,但是你不成功。你虽然是我儿子,但是我恨你。”他的兄弟则说:“你散布谣言,诽谤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可爱的苏维埃国家。打住吧!不然你就不再是我的兄弟。”阿拉木拉特的兄弟说:“我以我全家的名义谴责他。我的兄弟是一个孤魂野鬼,被国家厌弃。我不希望他有任何好事。”

除了采用抹黑手段之外,苏联当局甚至还使用过暗杀手段来威胁“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人员。1954年11月,“自由电台”阿塞拜疆语编辑部主任Abo Fatalibey被谋杀,据推测可能是苏联杀手所为。此前两个月,白俄罗斯语编辑部作家Leonid Karas的尸体在伊萨(Isar)河里被发现,警方怀疑是被扔进河里淹死的。1959年,电台自助餐厅的盐瓶里发现了被人投放的毒品阿托品。事后证实,投毒者是一个来自奥地利的捷克外交官。最古怪的事故发生在1977年9月,Georgi Markov是为“自由欧洲电台”撰稿的保加利亚人,当他步行穿过伦敦滑铁卢大桥赶赴约会时,大腿后部被一把雨伞的尖端碰了一下,4天后他神秘死亡。英国政府高级秘密化学细菌战研究中心的报告确认,Markov系“被用蓖麻毒素不合法地杀害”。蓖麻毒素是一种高致命性化学品,杀手通过伞尖的触碰将一个携带蓖麻毒素的微型金属丸置入其大腿的皮肤里,然后毒发导致死亡。1981年2月21日,位于慕尼黑的电台总部捷克斯洛伐克语新闻编辑部外,被人引爆了一枚10到15公斤重的塑料炸弹,数名工作人员被炸成重伤。警方确认,爆炸系由欧洲一个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所为,其幕后指使者是苏联集团内几个国家的秘密机构。

结语:远未完结的自由事业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一些乐观的美国政治家曾经考虑如何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善后。可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旧的新闻审查者下台了,新的新闻审查者,如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又在那些前苏联阵营的国度里浮出水面。在原苏联境内,对新闻的垄断和审查,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的迫害仍然存在。2006年9月19日,在土库曼斯坦还发生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Muradova女士被谋杀于监狱内的惨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当天严词谴责加害Muradova女士的行径:“采用暴力手段让记者保持沉默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罪行。它伤害了个人,侵犯了言论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社会需要依赖各类媒体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土库曼斯坦连年被国际记者组织列为新闻检查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其总统尼亚佐夫1991年当选,1999年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自称为“土库曼之父”,时常以攻击性的口吻提起“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据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资料,尼亚佐夫每天亲自审批当地主要日报的头版文章内容,这些报纸通常会在显著位置登载他的照片,而该国国营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每次广播前都要宣誓,若有污蔑国家、国旗或总统的报导,舌头就会烂掉。

看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工作还得继续下去。而在亚洲大陆的东端,冷战并没有真正结束。“六四”之后组建的、帮助中国听众了解国内真相的“自由亚洲电台”,至今仍被中国政府称为“敌对电台”、“美国反共反华工具”,不能在中国境内设立记者站或派记者进入中国大陆采访;同时,与苏联一样,中国对该台的播音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电波干扰,以破坏收听效果。

历史会记住这些曾经为传播自由声音而奋斗过的电台,以及为此牺牲的英灵。

「注释」

[1] 例如,1958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Robert Holt的《自由欧洲电台》,1983年布拉格人出版社出版了Sig Mickelson的《美国别的声音: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故事》,1986年美国的“人权观察”出版了Ludmilla Alexeyeva的《美国对苏联的广播》,1995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ames Critchlow的《头脑之洞电台:自由电台》,1997年美国的西拉库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Michael Nelson的《黑色天空的战争:冷战中的西方广播战》,1998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George Urban的《自由欧洲电台和民主的追求:我在冷战中的战争》,1999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Gene Sosin的《自由的火花:一个自由电台工作人员的研究报告》,2000年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rch Puddington的《自由的广播: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冷战胜利》。

[2] 列昂哈德。沃尔夫冈(Leonhard Wolfgang)是一位德国共产党员的儿子,纳粹上台后到苏联寻求避难,在苏联为德国共产党移民子女所办的学校中接收教育。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移民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许多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有些人甚至被处死或送往集中营。年青的列奥哈德。沃尔夫冈则比较幸运,被送往一所苏联的党校培训。1945年4月30日,23岁的他作为苏联派往东德苏占区的接收干部,跟随他的上司、后来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乌布利希,由苏军运回柏林。1948年,由于不满苏联傀儡乌布利希事事秉承莫斯科旨意、阻挠东德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列奥哈德。沃尔夫冈离开了东德,到南斯拉夫寻求政治避难。他的书《革命的儿子》(Child of the Revolution)之英文版1980年由Henry Regnery公司出版,书中第七章题为“跟随乌布利希回柏林”(With Ulbricht to Berlin),介绍了当时他们是如何建立各级政府的。

陈一谘:中国改革三十年祭

陈一谘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局主席、哈佛大学研究员
纪念胡耀邦和赵紫阳基金会主席

一、两个基本历史事实和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础构件
二、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三、中国改革的两个阶段:胡赵新政与改革畸变
结语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历30年。中国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而政治上却没什么进步,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权力无监督,强势群体肆意妄为,弱势群体受尽欺侮,等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很值得深入探究。不少人对中国改革发表了各种看法:部分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另辟蹊径,将造就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盛世模式”;多数论者则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有进展,但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则前途未卜;还有论者认为,中国发展出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主流格格不入。毫无疑问,中国30年来的改革,与改革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残民以逞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只要不抱持盲目自大的心态,任何一个对国家前途关心的炎黄子孙,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理想 ——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 ——距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是近在咫尺?还是遥不可期?也许,不少人会被“爱国热情”所左右,盲目地认为是前者,而笔者对此却难以乐观。

许多朋友希望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一个深爱自己国家的知识人,虽经九死一生历受磨难,但对国家的点滴进步都内心庆幸,对当前的种种弊端则痛心疾首。本人有幸参与1978年至1989年中国的农村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并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回想“四人帮”垮台后,人们曾热切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以后的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本人则因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反对李鹏将“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和民众当作敌人镇压而被迫流亡海外。近20年来虽远离故土,但本人始终秉持积极促进中国社会全面的建设性进步、积极促进中国制度变革的平稳转型、积极促进台海两岸良性和平互动的精神行事。近十年则因疾病缠身,很少动笔。此次勉为冯妇,乃抛砖引玉,希望带来更多讨论,以促进中国进步。

观察历史的发展趋势,经过30年改革的中国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势?本文将从当代世界两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出发,讨论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条件;再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讨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相互关系;最后分析中国30年改革中两个阶段的区别。

一、两个基本历史事实和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础构件

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形态也经历了从君权政治到精英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过程。精英政治可以走向独裁,也可以走向民主。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解放佃奴到工业革命,20世纪20年代全球出现了23个民主国家,50年代达到60个,90年代达到109个,目前已有120多个。这些国家都奠定了长治久安的现代化基础。人类近现代的发展史给我们昭示了以下的基本历史事实。

1、两个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

俄罗斯的研究者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野蛮”、“超法西斯主义”的,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从苏联历史可以看出,这样的评价是有相当穿透力的:列宁取得政权后,首先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宪政民主;到斯大林时代更发展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并用越来越激烈的手段进行“阶级斗争”;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均被视为“反党分子”、“阶级敌人”,遭到一轮又一轮的迫害和清洗,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被剥夺,整个社会进入恐怖时期;同时又强行“消灭私有制”,列宁的“共产公社”试验饿死了1千万人,斯大林的“强行集体化”又饿死近2千万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的结果是生活困窘,物质匮乏,使得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大。而毛泽东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则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消灭私有制”则抑制了人们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处于惰怠之中;长期奉行的以专制批判民主、以斗争破坏和谐、以野蛮代替文明、以谎言冒充真理的统治手法,几乎让所有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有地位、有财产的人不断遭到羞辱和整肃。这种统治越久,国家距离现代化就越远;当暴力和谎言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时,这类国家的改革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了。

第二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由共产党领导而成功地实现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而走向现代化。

自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从南斯拉夫到匈牙利、波兰,再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无一取得根本性进展。1986年本人亲耳听到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提高经济效率,但还解决不了资产增值有人负责、资金有价格的问题;要防止腐败滥权,如果不能党内派系公开化,就得有反对党制约,现在也解决不了。”直到“柏林墙”倒塌,东欧、苏联共产党纷纷解体,这些国家才又走上建设现代化社会之途。究其改革难以成功的原因,乃在于经济和政治改革损害既得利益集团时便会停滞或倒退,直至危机发展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改组或瓦解。“天鹅绒革命”和“橙色革命”先后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这些改变世界冷战格局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在不流血的条件下很快实现的。中共欺骗民众说,这是“帝国主义势力的颠覆”,但这些国家的民众却都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迎接这个结束专制与贫困的新时代。当然,共产党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除了旧制度的禁锢,建设新制度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那么,至今始终高调标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共,能否成为共产党世界中的例外呢?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否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呢?中国改革的30年与改革前的30年相比,确实带来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难免使人产生错觉。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五个基本构件。那么,当今的中国具备了这些条件吗?

2、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

考诸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国情”各异,但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好似建筑一座摩天大厦,五个基本构件缺一不可:其一,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其二,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其三,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四,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其五,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二方面有缺失,可以不断改进,大约还不至于妨碍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例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在第三、第五两方面就有缺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仅在其中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而其他方面则远远落后,那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前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取得成功的前例。

正像上帝没有创造出完美的人,人也没有创造出完美的制度。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这种演进表现在从保护少数到保护多数、再到保护全体——“人生而平等”、“权利与生俱来”。20世纪以来,制度环境的改善有了长足进步,为民众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使人的聪明才智能够更好发挥。这种改善主要表现为: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凡是以“传统”与“国情”为借口,拒绝这种制度环境改善——此乃人类几千年文明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而并非所谓的“西方价值”——的国家,至今尚无一个实现了现代化。

二、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社会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出现,代表了人类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追求,对社会进步有积极价值。那么,为什么在苏联、东欧和中国, 以及所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度,不仅未能走向现代化,反而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历史大倒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呢?

1、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从列宁开始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无一例外地在掌权后即抛弃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为前提的民主主义精华,而不顾一切地制造“阶级斗争”并强力推行“全盘公有”,使自己的国家远远地背离了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出现了历史性的反动。

在1949年至1978年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几乎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各界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果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我又指出,毛泽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2、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四个创造”

我在研究中发现,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我将他那搅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的驭民手段归纳为“四个创造”,这“四个创造”至今仍被中共的掌权者奉为圭皋。生活在中国以外而没有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四个创造”带来灾难的人们,则很难体会其危害。

首先,毛泽东创造了以“政治歧视”和“阶级歧视”为特征的“等级身份制”。

自1949年毛泽东掌权之始,当局便给每个人、每个家庭定了终其一生的“阶级成分”。其“依靠对象”名义上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和“工人”、“贫民”、“贫农”、“下中农”出身的人,这些人无论在居住、读书、就业还是升迁方面都有优先权。实际上,真正能享受到特权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出身的人,而后者虽也会受到照顾,但大多只是陪衬。至于被划为“专政对象”的人,其命运就十分悲惨了,不仅本人、家庭、子女难有出头之日,而且每次运动都要挨整。结果,“人生而平等”变成了生而不平等,人们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可能。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歧视”在不断推行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持续扩大,“专政对象”最初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后来增加了“右派”,“文革”中又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当然,“阶级歧视”又服从于“政治歧视”,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一般是党的“驯服工具”),即使出身不好也可能被重用:“表现差的”,即使出身好也可能遭排斥。于是,耿介不阿之士屡受打击,看风使舵、落井下石之人则受宠重用。人们的“政治表现”被记入“个人档案”,这样的“政治档案”左右着每个人的地位和前途。这种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身份制”既奠定了“依靠对象”的特权地位,又使“专政对象”和他们的亲人不断受到迫害,不同的等级身份带给人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这种做法人为地制造了人类社会最惨无人道的不公平。人类社会尚未发展出“民主政治”之前,出现过各种“等级制”。但长期将一部分民众当作“专政对象”,特别是将“有产者”和“知识人”作为“敌人”实行“专政”,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毛泽东创造的 “等级身份制”集“政治歧视”和“阶级歧视”之最,在社会主义诸国中堪称独一无二。至今这样的“等级身份制”仍然隐存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中,从未被摈弃,更未被清算。

其次,毛泽东创造了以“全盘公有”和“统制经济”为特征的“等级产权制”。

从1949年到1959年,毛泽东用10年时间“消灭私有制”,实现了“全盘公有”,建立了“统制经济”。在农村,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不仅消灭了乡村士绅,而且将所有民间的社会、宗亲、行业组织统统摧毁,美其名曰“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势力”;再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和生产工具,使他们只能生活在奴隶劳动加平均分配的生产队里。在城市,从“三反五反”到“公私合营”,再到“工业、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统购统销”,不仅将经济资源和命脉通通掌控到了政府手中,而且还用各种票证严格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之消费。接着实行的“户籍制度”则使8亿农民沦为“贱民”,中国从此用国际上少见的“户籍身份管制”构造了畸形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而且,所有工矿企业、机关、事业都逐步建立起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那种具有“全能”和“依附”特点的“单位所有制”。在这些单位里,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乃至于日常居住,一切依赖于“全能”的“单位”,而每个“单位”又“依附”于上一级的“单位”。如此,“单位”就如同其成员的“大家长”,通过控制成员的生存需要而支配他们及其家庭。不仅如此,在实行“全盘公有”和“统制经济”的过程中,企事业单位又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国营企事业分为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正处级、副处级,集体企事业则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农村则分为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不同等级的产权单位获得一系列按等级区分的不同待遇,例如人员的级别、工资和福利不同,甚至资金、物资的供给也分等级。处于“等级产权制”上端受优惠的当然是国营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而下端被歧视的自然是农村的经济单位。不同的等级产权伴随着严重的“产权歧视”,自然不存在公平发展的机会,农村的8亿农民处于悲惨境地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等级产权制”当然是和现代化国家的“自由产权制”背道而驰的。

第三,毛泽东创造了以“思想清洗”和“文化灭绝” 为特征的“一党文化专政”。

从掌权伊始,毛泽东就运用其“笔杆子”制造的“革命文化”、“斗争文化”、“痞子文化”、“奴性文化”、“造神文化”和“假大空文化”(实质上是“帮派专政文化”),来整肃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各种代表性人物。通过不断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扣各种吓人帽子的“思想改造”,藉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形成了政治恐怖和愚民效应,并达到实行“思想清洗”和“文化灭绝”的目的。我曾和余英时教授说: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士可杀而不可辱”,毛则是“士尽辱而不杀”,使之受尽人间炼狱之苦。毛泽东1957年用“反右派”的方式将国内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从此建立起了“一党文化专政”的基础;1966年又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不满其胡作非为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使“红色恐怖”席卷全国。偌大一个中国只见一本“红宝书”和八个“样板戏”,其他文化都被恐怖手段“灭绝”了。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人伦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几乎被摧毁殆尽,而中国传统中的恶质文化和人性中的“假、恶、丑”却被极端地煽动出来。告密、攻讦、栽赃、陷害随处可见,六亲不认、草菅人命时时发生。只要一个人被指为“敌人”,随时都会被羞辱、批斗甚至打死。被煽动起来迫害他人的“革命群众”似乎都变成了疯子,真应了泰戈尔“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的箴言。毛泽东实行的“一党文化专政”,不仅远远超越了斯大林的创造,连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也难比拟。人们会问:难道晚清、民国的北洋时期比中共还开明吗?是的!那时人们拥有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要多的多。例如,“戊戌政变”刚发生,以《申报》为首的三百多家报刊、四百多个政党就独立地发表了不同于政府的各种声音。毛泽东实行的思想和文化专政,不仅使中国人失去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一切基本权利,而且连人们私下的交谈、日记、通信都可能成为构人入罪的证据。回想那时的情景,至今令人悚然骨寒。

第四,毛泽东创造了以“党管一切”和“党国一体” 为特征的“全能极权体制”。

毛泽东说过,“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又说“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党君临天下,毛泽东则成了“皇上”;各级党的书记则是各自地盘里的“家长”。毛泽东创造的这种体制不仅仅是极权的,而且是全能的:党管立法,宪法成为虚设,人大成为各界代表三呼万岁的场所和党的橡皮图章;党管行政,政府成了党的“经济内阁”,只负责完成党确定的经济工作任务;党管司法,公检法变成了党的专政工具,任由党“无法无天”,制造冤假错案(如每次实行“党委联合办案”时,冤假错案都在70%以上!);党管安全,便在各单位布置密探线人,探查任何令党不安的言行;党管军队,就把军队变成党的“党卫军”和“御林军”,只维护党和领袖的利益;党管教育,教育就成了为党培养“接班人”和“驯服工具”的手段;党管文化,只准维护“一党文化专政”的作品发表;党管新闻,只许报道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所有媒体皆被规定为喉舌;党管宗教,正式的宗教团体全部被纳入党从人事到财务的严密控制下,成为党的“宗教政策”的门面;党管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机构就成为党的“臂膀”,成了控制工人、青年、妇女的工具;党管社会团体,各社会团体便只能秉承党的意志,不能越雷池半步。试问:历史上可曾有过一个独裁者或独裁党,如此地垄断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各种权力,又如此全面地剥夺社会成员的各项权利?没有,从来没有!

中国的这种“党管一切”的“全能极权体制”彻底地贯彻了“党国一体”的原则。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干部在各部门任职往往排名在第四、五位,而且工资皆由党费开支。中共党的干部在各部门都是“一把手”,而且工资皆由国库开支。1987年讨论政治改革时,薄一波说,“政协召开,毛主席让民主党派上了一个大当。毛说:今后各党派都不用筹措费用了,一律由国库开支。民主党派都很高兴。可他们的费用连共产党的百分之一都不到,干什么也都得看我们脸色了。”实际上,各民主党派的预算是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民主党派都俯首贴耳、长期充当“花瓶”。在“党国合一”体制下,国家机器、其他党派、社会团体、媒体学校,无不成为共产党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创造的这种“党国合一”制度让他自己为所欲为,而民众则生活在全方位控制的卑微状态下。在长期的政治恐惧中,人们不断受到“爱党才是爱国”,“反党便是反华”的蛊惑,慢慢也就习惯于党国不分了。为了苟活下去,努力扮演奴才角色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奴才们还树立起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以为后进者仿效,中国人的国民性在这种体制下也就整体地堕落了。

也许有人会说,“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四方面的问题”。不错!如果说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国家专制体制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则是此制度的集大成者。在所有同类国家中,毛泽东用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推行“四个创造”,可谓登峰造极,无人能出其右。自从毛泽东消灭了中国几千年逐步成长起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民间的各种组织,又实行“四个创造”以来,中国人受尽了人类史上鲜见的苦难。被剥夺了财产和各种权利之后,国人甚至连有效反抗都不可能了,因为没有了财产和自由择业,也就没有了个人独立生存的条件,于是只能忍气吞声地活着,稍存异议者不是被管制便是被杀害。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难道还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吗?!可悲的是,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如此祸国殃民,不少国人却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和宣传欺骗中“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习惯了这个充满各种歧视的环境而不思改变。须知,这种环境一天不改变,中国就没有任何公平和正义可言!一天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四个创造”的枷锁,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就不会成功!

3.邓小平维护专制的“四个坚持”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关心国事者关注的中心议题;而如何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改变产生“四人帮”的政治环境,则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批判毛泽东的罪行本应成为中国改革和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但这场批判刚开始便被邓小平压制下去。

“文革”中,邓小平被毛泽东整肃,亲身体会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处境,也看到了数不清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亿家墨面没藳莱”的惨象。他知道这种悲剧不能继续,所以提出了“不改革没有出路”。那么,改什么,又如何改呢?他主张改经济体制,发展生产,这是得人心的,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他对毛泽东创建的基本制度却不想改变、也无意改变。虽然他也关注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提出过为“提高效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但毕竟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他是血肉相连的,其中也有他的功劳,批毛就会批党、批他自己。最善于“揣摩上意”且追随毛泽东一生的胡乔木,立即心领神会地将毛的“四个创造”对应变换为“四个坚持”——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上奏邓小平。骨子里与毛并无不同的邓小平不仅立即接受,而且将之变成维护并延续毛泽东“四个创造”专制体制的“神主牌”。

尽管无数已经觉醒了的干部和民众意识到,不批毛、不改变“四个创 造”,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却一批批倒在了“四个坚持”的政治大棒下,许多人被加上背离“四个坚持”、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遭邓小平整肃。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恰恰是人们企图挣脱“四个创造”,追求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正义行为。深具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总书记胡耀邦因“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落马,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总书记赵紫阳因“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罪失去了人身自由,说到底都是因为他们企望更多地冲破毛的“四个创造”,而触犯了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三、中国改革的两个阶段:胡赵新政与改革畸变

胡绩伟老人说过,中国改革应当从1977年3月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因为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七嘴八舌”争论的重点仍然是平反冤假错案。这样算来,到今年中国改革已经31年了。为了与多数论者一致,也为了表述方便,姑且仍称为“中国改革30年”。

1、胡赵新政时期:“人的解放”与“简政放权”

自1977年3月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始,到1989年“六四屠杀”止,这13年可以说是中共建政60年中最开明的时期,也是在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下中国改革取得重大进步的时期,称之为“胡赵新政时期”并不为过。1989年以来,中共用一贯篡改历史的手法“神化邓小平,矮化胡耀邦,抹杀赵紫阳”,这样做在短时间内可以蒙蔽某些民众,但大量的史实终究不会冺灭胡赵的业绩。 胡耀邦在“文革”中苦读马恩全集和各种经典,使他成为最能领会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真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以无人能及的魄力纠正、平反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历次运动中造成的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使受牵连的两千万人恢复名誉;他以无所畏惧的勇气使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亲人子弟共上亿人脱离苦海,摆脱了“贱民”身份;他冲破阻力组织“真理标准”、“生产目的”、“人民主人”的讨论,一次次冲决极左的罗网;他不断批评“家长制”、“一言堂”、“假大空”,肯定“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提倡文学艺术自由、言论自由、民主选举,保护“西单民主墙”和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他支持赵紫阳、万里推行的农村改革,使八亿农民摆脱了“绑着穷”的窘困境地。难怪他病逝时,上千万人奔走呼号为他哀悼。

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是中国改革的伟大奠基人,也是中共建政以后最开明的最高领导人。他首先以不怕“再一次被打倒”的精神在四川推行农村改革,赢得了“要吃粮,找紫阳”的美誉。同时,他在工业、商业企业中实行“简政放权”的试验,并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推向全国。特别是在最艰难的国营企业改革中不断探索,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放权让利”、“利改税”,从“企业承包”到“股份制”实验。后来,又提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战略,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成长奠定了基础。他主持了政治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并指出:改革10年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天安门事件”中,他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宁可不当总书记,也不做“历史的罪人”,他的高风亮节将永垂青史。

将这个时期称为“胡赵新政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主要的改革举措都是胡、赵主持和推动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改变毛的“四个创造”上居功厥伟:他们清除了绝大部分戴在各类人头上的“政治帽子”,开始改变充满歧视的“等级身份制”;他们推行农村改革,鼓励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大冲击了由国家垄断而缺少效率的“等级产权制”;他们倡导思想解放,肯定普世价值,突破了万马齐喑的“一党文化专政”格局;他们试图革新“党管一切”和“党国一体”的“全能极权体制”,虽然没有成功,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与他们的前任和后任相比,他们实行的“新政”确确实实使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十多年的春光!

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先后都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所以,他们反对毛的“极左”做法,特别是反对把他们也当作“革命对象”的过火的“阶级斗争”,但在维护毛的“四个创造”的基本制度方面,他们以及多数元老并没有太多的异议。比如,在纠正“反右派”问题上,邓小平并不赞同;在改革“统制经济”方面,陈云一直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邓、陈这两位“超级元老”在“二线”实行“垂帘听政”时,经常掣肘在“一线”推行改革的胡、赵。当胡、赵希望较多地突破毛的制度架构时,厄运便先后来临了。将邓小平吹捧为什么“总设计师”,只不过是中共继毛之后的又一次“造神”而已。

2.改革畸变时期:“反攻倒算”与“两个倾斜”

1989年以“六四屠城”结束的“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为坚持毛式“四个创造”和邓式“四个坚持”的极权体制而发动的一场清算10年改革的非法军事政变。这场政变全面扼杀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六四”后,江泽民、李鹏攫取了最高权力,他们立即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对改革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他们制造“六四恐怖”,又一次逼迫全国人民说假话;诬陷“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青年学子为“暴徒”;全面整肃党内改革力量和社会民主力量,坚持改革的各界代表人物遭到清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都出现了历史大倒退;反对镇压学生的中共合法的总书记赵紫阳被非法囚禁——人们又经历了一次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恐怖主义”。虽然毛的“四个创造”这时又在各方面显灵了,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的格局却是难以全面逆转的。例如,李鹏鼓吹北京大兴县、四川广汉县的“种田大户”实验,妄图在农村重建“集体经济”,遭到了农民的广泛抵制;其“压缩乡镇经济”、“限制个体经济”的政策也失败了;各地民众用消极抵制的办法,各地政府则用发展经济来对抗北京的政治高压,但李鹏推行的“新计划经济”仍然造成了1990年至1991年国民经济的负增长。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虽重申经济改革,但只字不提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经济的自由化迅即为权力资本化和权贵的掠夺开了绿灯;而江、李的“稳定压倒一切”,则进一步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改革畸变时期”。江李以“稳定”为名,特别是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实行了“两个倾斜”的政策,即“牺牲农村,保障城市;牺牲平民,保障权贵”。80年代农村改革中状况稍有好转的农民又一次遭到剥夺,城市里上千万工人则被迫下岗。

理解这“两个倾斜”是理解中国90年代以来各种所谓改革及其畸变的关键。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种按权分利的“等级分租制”,不仅将“两个倾斜”的错误方针制度化,使权贵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引导各级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旗号下将社会福利当作包袱甩掉。随后,为满足权贵聚敛财富的贪欲,又以各种低廉的“优惠”条件大规模吸引国际资本,压榨数以亿计的可怜的农民工,使他们成为永久的二等“奴工”。这种不计资源消耗和成本的发展、不顾环境大规模污染和破坏的发展,这种“吃祖宗饭造儿孙孽”的发展、“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发展,使中国成了一个初级产品的大加工厂,也变成了一个中国权贵与国际资本瓜分红利的大市场,难怪那些得利者都在赞美这样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官员的腐败弥漫全国,这种政治腐败导致的全方位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性毒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度性社会不公与机会不均自然会继续扩大,不仅酿成了世界上少见的贫富悬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而且权贵的大肆掠夺又使中国走上了“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畸形道路。嗣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进一步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结盟在意识形态上合理化,巩固了压榨广大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局面。至此,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这也是中国“群体突发事件”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像“汕尾事件”、“瓮安事件”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中共为压制广泛的社会不满,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集权,整肃异己,使“投机者扶摇直上,刚直者倍受欺凌”;另一方面,则引进先进技术手段对全社会加强监控,雇佣“网络宣传员”压制虚拟空间里的批判言论。随着北京奥运的到来,民众亲身体验了“网络警察无孔不入,安全密探随处监视,恶警城管横行霸道,百姓蒙冤无处申诉”这种中国特色的专制恐怖。中国的全能主义集权体制正朝着全面法西斯化警察国家的方向演变!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正堕落为“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社会。有人形象地描述中国的现状是“新五子登科”:“才子开路,太子发财,公子喝汤,婊子卖肉,骗子横行”。神州大地上哪里还有中国传统的“礼仪之邦”的一点影子!

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胡赵新政时期”很多人都有一种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热情,同时绝大多数民众都从改革中得利了;而在“六四”后的“改革畸变时期”,虽然经济在增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成为“改革的弃儿和牺牲品”,对已然成型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充满反感。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的30年时,只能用一个“祭”字来表达内心痛苦的感受了:改革死了,改革万岁!

3、俄国改革的进展与中国改革的畸形

本人在1997年发表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曾指出:“苏 联、东欧共产党解体以后,纷纷把‘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多党制’写入宪法。”“他们在自由产权、自由选择和公民社会基本要件的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状况如何呢?200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长;而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却有“10%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 !特别是,俄国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医疗、救济,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却在财政收入成倍增长的同时,勉强维持着一个以照应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社会福利体系,“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四座大山几乎压得平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俄国更快,为什么在居民收入及生活品质上与俄国的差距如此拉大?再过若干年,俄国或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会怎样呢?从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来看,俄国已然具备,中国又是怎样呢?

姑且不论中国在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巨大差距,只分析一下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就不难作出判断。本来,中国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开展了城市经济改革,还设计了政治改革,改革的整体态势大大优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可惜,“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的改革不仅停滞了,而且经济发展步上了歪路。近2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制度转型必需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市场规则,转变政府职能。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妥善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在“明确产权关系”方面,过去用行政命令授予国有的公共财产现在经常被私相授受地廉价转移到少数权贵及其子弟手中,民众对此严重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各地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斗争即为明证;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不断介入产权交易,使得产权的继承和交换往往不是自愿互利的;产权确认及其继承和交换往往任由权贵们掌控着在黑箱中作业;不同类型的产权有不同的待遇,“产权歧视”随处可见;也缺少规范涉及产权的经济活动的统一的法律体系,各地政府自行其是,不但法律条文混乱,而且已有条法也形同虚设。其次,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公开、公平、透明、非垄断的市场规则,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市场”是被政府掌控的,“资源市场”基本上由政府垄断。如此则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从何谈起呢?再次,政府职能并未转变,目前各级政府在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还是继续采用命令和指令的方式进行经济管理。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畸形的体制基础上增长,社会分配极端不公,充斥着权贵分赃。中国的改革被延误了20年,那些“国情”、“特色”之类的说法不过是拒绝深入改革和维护集权体制的遁词,更是拒绝人类几千年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的借口。

结语

中国在改革前是“上层享受特权,百姓分配贫穷”,现在则是“权贵相继暴富,百姓承担风险”,不公平、不正义较前尤有过之。当年热心参与中国改革的人们,谁能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出现这种畸形局面?中国的出路何在?

马克思说:“人创造什么样的环境,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人”。中国的制度环境只要一天没有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只要仍然排斥人类主流社会的共同价值,仍然信奉毛的“四个创造”和邓的“四个坚持”,那么,不管给它涂抹上什么油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仍然是专制统治的当代变异。胡锦涛提出了与毛、邓不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那么这个和谐社会怎么才能实现呢?毫无疑问,当然应当一步步地解决不和谐的根源,如此方能“和解共生”。比如,昭雪胡、赵和“六四”冤案;和谐处理藏、维等民族关系;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全民健保”;改变“等级身份”和“等级产权”;实现新闻自由,直至建立“宪政民主”。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中国发生大的危机则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潮流就是人心所向,顺应潮流也就是顺应人心。追求自由和富裕是人的天性,也是大多数国家走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则很难汇入世界主流。台湾民主化 的经验应该給中国领导人以启迪,俄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更值得中共领导人深思。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同团体、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利益纷争,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什么虚构的所谓“国际反华势力”,敌人往往都是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中国彻底摒除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日,才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之时。

陈破空:“中国模式”,随时可能猝死


中国经济,一旦减速,一旦衰退,便是致命创伤。(Getty Images)

11月15日,20国经济高峰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议,象征性大于实质性。成果仅仅是,各国同意金融预先警报安排,推行更严谨的会计规则,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的问责制和透明度。

峰会成果不大,有多种原因:欧洲主张改革现行金融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美国和加拿大仅同意作适度调整;发达国家希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巴西等国,出力拯救全球金融危机,但这些新兴经济体却仍然把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发达国家身上;美国政府换届,全球静待未来白宫班子的经济决策。

谨守“韬光养晦”国策的中共领导人,注定不可能在这次峰会上有任何作为。一方面,鉴于中美经济利益的最大胶合,北京不可能接受欧盟与俄罗斯的主张:放弃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拥有最多外汇储备,但北京心虚的是,中国自身经济形势正每况愈下。

来年春节已不大可能再现农民工返乡人潮,原因是,沿海地区的工厂倒闭潮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正提前返乡。勉强存活的出口企业中,订单锐减,对比去年,订单减少50%至80%;今年头8个月,全国工业企业亏损面达18.3%,同一数字,广东省达28.51%,该省还首次出现三年来的工业负增长。

仅仅一年之间,中国经济就出现质的变化,呈现衰退,或曰,增长中的衰退。无法再依靠出口,中南海便又转向内需。当局宣布,未来两年,将投资4万亿人民币,启动项目,开动工程,目的是刺激经济、激发内需、保持增长。当局经济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防通胀”变成“保增长”。

然而,内需不足,对中国而言,却是一个老话题,贯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三十年。当局多次出手,却从未见效。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依赖出口,即外需。

内需不足,有多种成因。缺乏社会安全感,是妨碍中国民众消费的心理症结,因而,他们习惯存钱,而不习惯花钱。多年下来,只见存款增加,却未见消费增长。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消费所占比例严重偏低,2000年为46%,之后,不增反跌,到2007年,为35%。而在发达国家,同一数字,在55%以上,美国更高,消费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高达70%。

内需不足,更重要的成因,乃是中国并不具有完整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模式,为权力经济。即以权力和官位为中心的经济运作模式。这一模式,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腐败泛滥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有权才有钱,有钱就有权。

衍生的后果便是,官民悬殊,贫富分化,财富向少数人手上集中,多数人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那少数人,消费饱和,无从增加;多数人却入不敷出,拮据度日,为了医疗、教育、住房、防老,只能多存少花。单说7.5亿农民,占人口多数,却从未成为消费主体,又如何谈得上“内需”?

说到经济衰退,美国和中国的情形大不一样。美国经济衰退,是周期性的,是经济扩张之后的必然收缩,但其基本经济面依然完好,市场机制健全,政府定期更换,富有能量与活力。这一切,都构成重新增长的坚实基础。

中国经济,一旦减速,一旦衰退,便是致命创伤。制度缺陷无法克服,社会不公无以扭转,官僚主义尾大不掉,投资再多,也只不过是贪官污吏的囊中之物,无助于大众利益,更谈不上刺激消费、激活内需。

看来,这种依赖外资与出口、并垄断在政治独裁下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随时可能猝死。

三十年的经济积累,已经走到一个拐点:一个需要彻底改革政治制度、终结权力经济、实现财富公平分配的转折点。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方向,也是中国发展的大势所趋。

拒绝政治改革,奉行“单纯经济主义”,不仅使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也将给未来中国埋下定时炸弹:社会对立,社会失稳,社会动乱,随时可能接踵而至。

中国毛派翻天无出路

● 二○○五年中国极左毛派示威达到高潮,魏巍高呼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延安聚会还朝天鸣枪。但随后极左派逐渐退潮,中国倒退回毛时代已不可能。

● 文革中天安门广场的反美大会,是毛煽动群众的拿手好戏。

从「右派翻天」到「左派翻天」,中国大陆走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一九五七年,中共一再诚邀党内外人士「向党交心」、「助党整风」,一个多月后却翻脸不认人,指控「右派翻天」。其时,大陆山河一片红,根本不存在什么右派,只有铁心跟着中共走的民主党派与赤色知识份子,「革命」吃掉的都是自己的儿女。历史证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翻天」,乃是毛共栽诬,如今的左派要翻天,则是千真万确.

二○○五年毛派翻天达到高峰

二○○○年以来,每逢毛泽东诞辰忌辰,极左派都要组织大型活动向中央示威,表示对现行「右倾政策」的抗议,二○○五年达到高峰。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极左派领军人物马宾(部级干部)致信中央,批评胡锦涛「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极左派把马宾的文章、讲话彙集成一本小册子,上网炒作。第一页即是:「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 第二十一页:「 必须造反,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马宾告诉其追随者:「要认真准备,打好「战则必胜」的基础.」(199页)似已进入二次文革的准备行动阶段。

二○○五年九月,极左派的示威抗议达到高潮,京津沪渝等十八个城市,都搞了纪念毛忌辰的活动,参加人数由二百至一千七百余.活动主题:改革开放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号召在中国再掀起一场革命风暴,将走资派赶下台。二○○五年九月十日,天津极左派举办「缅怀主席。革命不息」主题集会,极左派主将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高呼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 监场的中宣部官员多次警告:会议已超越界限!主持人则播放文革语录歌〈造反有理〉。 二○○五年九月九至十日,极左派在延安也举行了追思毛泽东纪念会,近一千二百人参加,有离休的省委书记及大军区政委一级的高干,与会者情绪激动地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会场外还朝天鸣枪。消息灵通的港刊惊呼:「朝野毛派要造反!」

二○○五年十月,中央政研室综合处长张勤德发表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擂响二次文革战鼓:「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的附庸还是维护民主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矛头直指今上胡温,而且摆出「两条道路大决战」的架势。

二○○五年后,极左派逐渐退潮,二○○七年毛诞辰,仅昆明、郑州、北京等三四个城市搞了纪念活动,参加者最多三四十人,也不那样嚣张,降低了反中央的调子,但由於他们的基本政治诉求与改革开放完全反向,汉贼不两立,无法妥协「和谐」,只能寄望於「翻天」。左派根本就不承认毛时代乃封建还魂,认定对毛时代的「黑暗描述」乃是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国内外反动派的一贯诬衊.他们向当今弱势工农描绘毛时代「一片莺歌燕舞」,人人平等,贫富无殊,全国人民意气风发走在共产主义大道上……

魏巍政治遗嘱号召二次革命

今年八月二十四日魏巍去世,极左派推出魏巍政治遗嘱,主要内容如下:

一、资本主义已基本复辟,国家机器已彻底腐朽,必须彻底砸碎这个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进行二次革命。

二、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伟大旗帜,把反腐败、反卖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十七大上将邓江胡思想作为独立理论体系,砍掉马列毛主义,只在党章上提到了马列毛;他们的阶级实质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民族意识上连普京都不如,奴颜媚骨只能称之满清卖国政府。

四、重建共产党,革命左派要建立真正战斗的马列政党,正直优秀的共产党员还是重要力量,要使群众分清真假共产党.我们的口号是:代表劳苦大众的真共产党,不要代表贪官污吏资产阶级的假共产党!要公有制为基础的真社会主义!

走出极左地狱 李锐列席十七大

极左派利用当局不能有效遏制贪污腐败与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所引起的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再举阶级斗争大旗、呼籲重走公有化道路、回到毛泽东时代、坚持赤左原教旨、推翻「叛徒集团」、发动二次革命,这就是极左派对当今中国的「革命要求」,并自称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大概直到此时,中共高层才意识到:极左派才是真正的夺命杀手,真刀真枪要真干了,才是卧榻之旁的肘腋之患,极左派要扭转的是改革开放这一大羊头,重回万万回不得的毛时代。反观籲求民主的右派,只有言论没有行动,更重要的是与现今中央同向同行,只是要求步子走得再快一点,纯属小骂大帮忙的「自家人」。

实事求是地说,虽说三十年「打左灯向右行」的改革开放十分彆扭,只干不说,言行脱节,意识形态无法解释经济改革,极为不爽,且发生六四这样的惊天大案,但中国毕竟是从极左地狱中一点点升起来,从极左深巷渐渐转身折返,渐回历史理性中轴,且未发生大波大动(六四除外),社会转型所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在「不争论」中完成从私有化,国民经济从百分之九十九的公有制转为百分之七十八的私有化,应该说,既要改又要稳,中共改革派相当不易,算总帐看大节,应该承认改革派的既有实绩。现实政治毕竟必须兼顾各方利益,不可能不受各种现实掣肘,比不得一窗之下的理论设计与逻辑推导。

去年中共十七大,邀请李锐先生列席,政治意味深长.李锐老一直呼籲重评毛泽东,公开评毛「倒三七」──「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争议多多,一度还遭禁声封杀,这次被邀列席使党内外民主派看到希望。辛子陵先生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二○○七年在港出版,不仅全面剖析毛泽东的政治品格与祸国巨罪,还直接挑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共产学说引导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犯下二十世纪最大的人文巨祸。不少人为辛先生担心,不想他安坐家中,因为「允许讨论」。

当然,站在民主立场,左派也有主张自己政治诉求的权利,也有宣讲自己政治规划的自由,只是不能不经民选就自封「人民代表」,不能将自己一派的政治主张强行规定为不容任何异议的绝对真理,不能以「为人民谋福利」的名义暴力执政。因为,赤左学说描绘的「优越性」已不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将来时」,而是得到近一个世纪社会实践的「过去时」──荒谬透顶的乌托邦,造成一亿人死亡、十五国遭殃,应该收场了。不收场也不行,没有信徒了。不过,请注意,民主派与极左派有一个根本差异:极左派自封绝对真理,不允许任何质疑,憎恨一切自由,尤其与民主派不共戴天;民主派则承认自己尚待完善,欢迎批评允许修正,且坚决捍卫「马列左派」的言论自由。谁更符合历史政治理性?谁能给予更多更大的自由空间?相信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历史不容开倒车 彻底告别赤潮

极左派以私有化、两极分化为否定改革成果的依据,以马列毛教条为理论尺规,理直气壮地批判改革开放。因为,这些左论确实是中共此前一直力行力倡且久植於世的「革命理念」。由於理论上至今不敢正本清源,不敢真正纠偏,为左派的「理直气壮」留下巨大逻辑空间.不过,请注意,极左派最大的理论基础是「代表人民」,动辄以「人民代表」自居,动辄向改革派索要「公平」。这是必须予以回答的一个法理问题,谁代表人民终究需要产生代表的程式。「不争论」最终躲不过大争论。

毕竟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士林成熟多了,已经懂得如何区分理想与理性,更懂得乌托邦加暴力的后果,「红色的三十年代」已不可能重演,且已成为中国知识份子永远引以为戒的一块史碑。赤左思潮日益萎缩,除了一些耄耋老干部,再也找不到成群成伍的继承人了。历史不可能倒转,左祸不可能重演,中华民族最终还是依靠自身集体智慧,以较小的代价完成从左至右的历史大转折。

反右至今,五十一年过去了,从无中生有的「左派翻天」到波澜不惊地对待极左派的「延安鸣枪」与高呼打倒,从胡耀邦保留陈永贵的高干待遇到魏巍终得「善终」,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到致力「和谐社会」,方向扭转,积量变为质变,中共的宽容度毕竟有所扩大。十七大后,意识形态上也有一些新动作,直呼「走自己的路」,公开表示要与赤左原教旨最后「挥一挥手」了。

曾有人对我说:「你以为你思想解放吗?人家高层解放起来比你还解放!」闻言一怔,继而痛呼: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当然,他们解放起来肯定比我解放,肯定比我敢於解放。

彻底挣脱赤左意识形态,彻底甩去已被证谬的歪斜教旨,自然还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朝野士林的共同努力,也希望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事务的朋友们多多出力。但是,我感到大地在动,赤左思潮在意识形态的最后堡垒摇摇欲坠矣!终於到了可以向它告别的时刻!

二○○八年十月上旬

槟  郎:鲁迅与王国维比较论

一 近代文化的两极

如果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把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回溯考察的源头,那么,近代便是中国另一个这样的思想文化的高度创新而又复杂矛盾的时期,因而对近代历史的研究,特别是思想观念的载体文化巨人的研究便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罗素说参差多态才是美,但后人对前代的多样性的评价不能取相对主义的态度。本文论说的鲁迅和王国维相差只有四岁,都是19与20世纪之交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大师,他们的人生历程和思想观念表现出的很大程度的同与异,也自然与一个变动而多彩的时代相关联,也对后来者有重要的启示。

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中,只有在极少的时期里,思想文化上呈现出一种近乎单质的状态,社会人生的丰富复杂性总是在人的精神上反馈出斑斓多样的色彩。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里也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历史遭遇千古未遇之变局,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中国不但发生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文化观念上更是多元地破碎和碰撞。在清末民初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渐的强大西学与顽固又衰弱的华夏上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的精神天空交集,正如阳光照到了三棱镜上,或打翻了五味瓶,表现为极度的多彩而又混乱的格局。单从对政治制度的价值追求上来说,固守旧的君主制的,君主立宪的,排满复汉的,革命共和的,便有多家的争鸣,整个精神文化上可想而知其多样复杂性。鲁迅与王国维都由于在多领域文化上的贡献而被人们推崇,从纯粹学术上他们对古代小说史和戏剧史的贡献不相伯仲,但两人的差异也很大,一直与时代浪头搏击的鲁迅却称王国维“属于遗老”(《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再从辫子上也可看出,鲁迅早在初到日本留学时就剪了可憎的作为异族奴役象征的发辫,而王国维在共和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出剪辫令后依然留辫到死,两人在社会政治思想立场上的差别可谓巨大。因此,将两人作比较研究,发掘近代历史的复杂丰富性意蕴和文化人的差异选择,就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学术领域,而应该在广阔的视野下考察两个人的异同和丰采。

作为文化巨人,鲁迅与王国维虽然在多个领域都有所贡献,但从偏重甚至本质的不同上来看,鲁迅首先是个介入时代风云的社会批评家,而王国维却是个与现实相当隔膜的书斋里学问家,这是第一个特点,从简单罗列出个人的文化成就可以看出,鲁迅创作比学术多,创作里又是杂文多;而王国维却大部分是远古的文史考证学问类成果。第二特点是鲁迅有清醒的社会改造的抱负,关注现实政治,积极投身社会思潮斗争,思想不断进步,由清末的革命派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健将、二十年代封建军阀帮凶文人的论敌到三十年代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专制政权,他始终是政治上最进步力量的同路人;而王国维在维新派的《时务报》社开始闯世界,学术思想上非常现代开放,政治表现上始终局限在臣服满清政权上,清末在朝廷的学部任总务司行走到图书编译馆编辑、辛亥革命后再作为民国残瘤的溥仪小朝廷任南书房行走,是逆时代而行的遗老。第三点由于王国维的自溺之死而突现,他与鲁迅都有隆重的死亡意识,但鲁迅是反抗绝望,向死而生,为自由而生;王国维则是向生而死,为自由而死。他们由此成为近代文化史最有意味的两极文化人的代表。

二 新学选择的出发点

作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代文化人,鲁迅和王国维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们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更在于他们又是近代第一批真正的向世界开放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创新者。鲁迅1881年生于绍兴,王国维1877年生于海宁,相差只有四岁,两人都出生在传统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的浙江北部,是书香久传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少小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逢家道衰落,传统的科举致仕道路不顺,便被时代的新风气所吸引,学习西方,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创造者。1898年对两人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鲁迅到南京的洋务派学堂求学,王国维到上海《时务报》馆和东文学社半工半读,是向新学跨出人生的重要一步。1901至1902年,两人又到作为通向西方的桥梁的日本留学,由看身外世界到走出国门,开阔了视野。当他们从事文化创造的时候,译介西学便成为共同的特征,而通过对他们西学的不同选择的分析,可以看出两人文化创造上的多领域交叉又于批评家与学问家不同偏重的特征。

鲁迅和王国维接受西学的选择与他们的环境有关,他们的有意识的追求更为重要。鲁迅在南京和日本,王国维在上海和日本都有接触世界文明的机会,他们现实学习自然科学,如鲁迅学过医学,王国维学过农学物理学,接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同时又接受西方哲学和美学。他们的西学选择的心理动因并不一样,如果说鲁迅的根本特点在于救人,那么王国维在于救己,而这种差别对他们各人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鲁迅因救像父亲一样的病人选择学医,更为救国民的精神之病而弃医从文,译介西方哲学和文学,精神是扩展的,为救国而启蒙和“立人”(《文化偏至论》)。王国维则为救己而放弃自然科学,接受西方哲学,主要是立足个人的精神寄托。鲁迅此后时时返顾批判传统,在西学上也不断进展。进入现代时期,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引进现实主义文学,理解支持社会主义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与时俱进,始终搏击在中国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变革的潮流的前头;而王国维止步在近代的西学,便过早返回到“价值无涉”的传统学术整理了,成为更激进的现代社会变革的落伍者。当由西学回顾传统,创造新文化时,鲁迅更关注传统的入世文化、激进思想,而王国维更重视传统的出世文化(如《〈红楼梦〉评论》)、文人雅趣(如《人间词话》);鲁迅偏向于展现价值判断的好与坏,善与恶,多有杂文和小说创作,王国维偏向于价值无涉的认知上的是与非,对与错的纯粹学术研究,成果多为学术论文。

从接受西方哲学上来看,鲁迅和王国维接受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主要是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都是他们关注的。两人都在哲学领域里为西学东渐做出了贡献,但从根本志趣来说,鲁迅是为被压迫民族的抗争,立足于启蒙救国;王国维则为解决个人人生的烦恼。鲁迅关注的是从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的“新神思宗”,关注“个人”观念,肯定“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文化偏至论》),呼唤的是“精神界之战士”(《摩罗实力说》),对个人的强调是偏重个性解放,为个人指涉社会改造提供强大的精神意志,并由启蒙而使人人发挥个性,从而让积弱蒙昧的国民获得精神解放,从而解救国家危亡,使中国现代化。王国维在价值观上则偏重于从康德到叔本华的个体安身适命的哲学,几乎与社会变革无涉。因而鲁迅关注发挥能动意志的抗争的尼采,而王国维更关注消极避世、唯求自我解脱的叔本华,接受“个人”观念却着意于人生欲望苦海中的解脱,强调“意志之寂灭”与“自慰藉之道”(《叔本华与尼采》),不具社会改造的能动指涉性,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他们对西方哲学有差异的选择一样有开新的意义,他们选择的都是西方的现代生命哲学,而时代的主流却更关注西方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启蒙哲学,他们都有超前性,但他们之间在新学选择的出发点存在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三 先驱与遗老

鲁迅在著作中多次提到王国维。如在1922年就评说王国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在王国维自溺半年之后评论到王国维:“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这确是鲁迅对历史人物的一贯精辟之见,“遗老”的定性只涉及王国维的社会政治方面。鲁迅注意到王国维,而在王国维死前却没有对“新文学开山”(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的鲁迅给予评论,可以看出鲁迅的关注领域比王国维广泛,对时代各种文化思潮都有深刻观察力。

出于对国学大师的热爱和避讳,许多人反复为王国维辩护,说他不是遗老,理由虽可扯出种种,却不敢正视铁的事实。辛亥革命之后,光复共和观念深得人心,袁世凯正是在迎合这种时代观念情况下,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取代孙中山为民国大总统;同样是这样的观念,他的复辟帝制梦没有得逞,但他留给了民国一个“残瘤”,即溥仪小朝廷。虽然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已到清末朝廷任职,但革命期间流亡日本,1916年正式回国后没有立即投奔旧主,却在1923年就任溥仪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官封五品,还荣赏“紫禁城内骑马”。到1925年,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赶出故宫,全国民心大快,王国维就在狼狈出宫的旧朝遗老里,视国民军冯玉祥为“狂贼”(给溥仪的《上疏》)。他到清华国学院就职,根本原因还是服从溥仪的“降谕”,到1927年他还去看望租界里僻居的恩主溥仪。民国之后,虽有传统文化保守派,如熊十力、杜亚泉、梁漱溟、刘师培、吴宓等相当多的文化人,但他们并没有留恋封建帝制,何况视清廷为异族的光复观念下,连梁启超这样的维新派也放弃了晚清时的君主立宪思想。因此,王国维不能只算传统文化的遗老,他根本就是民国“残瘤”异族满清溥仪小朝廷的遗老。

王国维为什么会成为遗老?原因当然是多样的。首先,作为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旧观念的文化人,“天子门生”、“皇家恩典”的荣耀自然有吸引力,根本原因是他没有那时代的应有的精神:光复与共和,他的文化创造本质上要么是近代的,要么价值无涉,他不具有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某些重要品质。其次,他由于罗振玉和一些遗老朋友的影响,重友情,既给他传统旧思想的强化,又为他进残瘤小朝廷提供了机会。两者结合,他由政治思想上的遗老成为名副其实的遗老。不说民主共和观念了,就是对满清异族统治的认识上,王国维也极为落后。想想章太炎早在十二岁就明白“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认识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王玉华《章太炎思想的阐释》第563页),更不说郭沫若后来的《甲申三百年祭》的确实结论,精通经史的王国维不能不说在这方面是弱智。深受近代新学影响的王国维决不是文化上的复古派,也不能说王国维是文化的完全意义上的遗老,因为早期他的近代新学思想里也反对康有为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论近年之学术界》),甚至说出如此大胆的话“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在他作为典型遗老的二十年代,他的某些思想比过去倒是退步了,这在他的上给溥仪的《论政学疏》中可以看到,这也是研究王国维后期思想的重要文本。在文中,王国维首先不满辛亥之变后的中国几被新说所统一,以“新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分析出君主专制不让立宪共和之国的结论,而欧战后西方人热心研究中国,则强化了他的东方君主制文化优越论。文中直接为满清统治辩护:“皇上俯临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这明显是效忠于满清一姓异族之朝廷而已。

鲁迅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而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王国维死去的那一年又酝酿着更激进的转变,可谓与时俱进,始终搏击在时代浪头的先驱。王国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视,可以从他多次拒绝到北京大学任教可以看出,因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后来虽然抹不开面子只就任了通讯导师,看到北大新派同事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反对满清遗臣抢占破坏古迹,引起王国维动怒,与北大绝交。即使在纯粹学术的文章里,王国维一提到清朝,总是称为“我朝”或“国朝”,以志奉清正朔。鲁迅在清末旧痛恨满人,有光复中华之志,一到日本便剪去了象征民族被压迫耻辱的异族辫式(《坟。杂忆》),到死前还念念不忘异族的压迫给国民性和知识分子精神带来的灾难。而王国维到死还挂念清庭残瘤,满清发式的辫子永远留在了头上。

四 生死问题与自由

谈及王国维不能不谈他的死亡之谜,生死问题是人生的大问题,鲁迅与王国维都有对死亡的浓重意识,而这与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密切关联。但鲁迅是反抗绝望,向死而生,为自由而生,拒绝自杀,却又为自由之战斗而不愿出国治疗,以生对死作了最大程度的抗争;王国维则是向生而死,一旦他所执著的某种程度的思想学术自由遭受危险,他为自由而主动寻死,以死见证思想自由的神圣。

王国维的死亡意识由来已久,早在青年时期受到叔本华影响,以悲剧观阐释《红楼梦》,便认为人在世上为“生活之欲”所压迫,唯有“解脱”才能避免“苦痛”。解脱之道有两种,出世(指佛教出家)或者自杀,他认为“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自杀虽有“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但“苟无此欲,则自杀亦未始非解脱之一者也”,虽然他还怀疑“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之数也”。他只好由哲学逃到文学,而文学也“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以故”(《〈红楼梦〉评论》),他又放弃文学钻入古史考证研究,以事实判断的智慧排挤价值观上的探求,纯学术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只是冲淡和延宕了死亡意识,终于在他“五十之年”,感到“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遗书》),最终选择了自杀,也是对苦痛人世的解脱吧。

那么为什么最终发生了自沉颐和园的悲剧呢?世人争议很多,最现实的原因主要有殉清说,与罗振玉关系破裂说,南方北伐形势说。之外,陈寅恪的观点影响较深远,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二是“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三是“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碑铭》)。应该说,以上的各种说法各有道理,但合在一起辨析,才能得出更科学而全面的结论。王国维是满清遗老,溥仪尚在,不值身殉,但溥仪仍是他自杀的因素之一,1927年初,王国维曾经去天津觐见过溥仪,见到“皇上”欢乐如常,不思复国,非常失望,十分愤慨,竟在返京后气得吐血,这使遗老的最后的政治梦想破灭。王国维重友情,而罗振玉是他的恩师和挚友,又是儿女亲家,双方因故闹翻脸,对王国维的人伦情感依赖是个重大打击。至于南方蒋介石发动政变屠杀友党,国民军北伐兵燹及北,对王国维也是个惊吓。梁启超看时事应比王国维开明,更能显示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感受,连他都认为“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给孩子们的信》),还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与令娴女士等书》),可想当时王国维受到的惊扰很大,何况他的好友,一贯顽固反对新思潮的叶德辉在湖南被革命派处死,“在当时引起很大的震动”,得到一些文化人如章太炎的同情和悲悼呢(《叶德辉评传》第58页)。

虽有以上三方面现实的问题,王国维也并不一定非要自杀不可。而他准备自杀期间的平静和清醒,也使人感到他的人格和精神的伟大成分。当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王国维早上像往常一样离家到清华研究院上班,妻儿和师生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而此时遗书就在他的口袋里,过一会儿他将投湖死去,这是有何等的自制力,何等的与死亡的没有恐怖不安如平常的约会!王国维自杀是他的死亡意识由时事的促发而复萌强化,他感到一种最宝贵的东西将失去,他唯有主动解脱生命才能永恒占有它。这是什么呢?只能是如陈寅恪所说的“思想自由”,尽管其内容有遗老的旧观念,而其形式则是永恒的正义。不管是思想出什么内容,思想自由的形式都是最宝贵的,他在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民国遗瘤的皇权也没有侵犯他的思想自由,而现在新的激进力量不但要改造社会,而且要控制和改造人的思想,不管这思想比旧有的自由思想是先进还是落后,它的强制性就是侵犯了思想自由原则,这是王国维不能忍受的。他唯有主动走向死亡来拒绝思想控制,为了自由的生而死,以死获得自由的生。

鲁迅的死亡意识不比王国维弱,打开他的二十年代的《野草》,死亡气息扑面而来,到他1936年死前,在《这也是生活》、《女吊》等文中他反复与死辩难,却与王国维相反,决不自杀,向死而生,抢着时间与现实的黑暗作斗争,即使宿命的生理死到来,他仍是“要赶紧做”(《死》),以生向死做最大的抗争。如果说王国维自杀的意义在于捍卫自由,这自由是个体的,消极的,而鲁迅向死而生是积极自由,主动承担社会改造的道义,并将自己的自由意志投入这改造中,这是积极的自由。

五 文化贡献的多样

郭沫若曾经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尽管两人有以上的种种不同,他们都是有巨大创造力的学养深厚文化大师,对文化贡献是多样的,并有长远的影响,两人构成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座高峰。

鲁迅由对西方哲学的选择而鼓吹西方的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诗人的美学风格,“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摩罗诗力说》),这是激进启蒙主义的浪漫主义美学。而王国维在《红楼梦》研究里,信服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人生就是悲剧”的观点,以贾宝玉之“玉”为生活之欲的象征,人在欲望苦海,所需要的是解脱,“而《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出”,而“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红楼梦〉评论》),是为悲观消极人生态度的美学。鲁迅后来在创作和理论上转向为更切实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等著作中,取古典的中庸的文人趣味。

鲁迅与王国维在文艺观上最大的不同,正如他们在接受西学的选择上一样,王国维强调艺术的独立性,游戏性,鲁迅也尊重艺术规律,但更考虑文艺在精神启蒙上的作用。王国维的文学观纯粹而又高蹈,有贵族气。他高度重视文艺的作用,将哲学与文艺并立:“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认为两者是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整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所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在《文学小言》中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在社会生存问题解决以后,有精神上的剩余精力,可以从事游戏活动,而“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这是第一次把从康德、席勒到叔本华的“游戏说”引进中国,是对传统文艺载道文学观的突破,对同时代维新派启蒙家梁启超的过于强调文艺为救国服务工具论也有纠偏作用。以游戏为文学的本质,王国维反对两种文学,即“哺啜的文学”与“文绣的文学”,前者以利为目的,后者以名为目的,都不是真文学。王国维认为文学是“天才游戏之事业”,需要“敏锐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与鲁迅的平民意识相反,王国维推崇天才论,看不起民众,有精英和贵族观念。

鲁迅和王国维虽有美学价值观的偏好之异,但在中国宣扬美学教育上,做出了时代先驱者的贡献。王国维编辑《教育世界》杂志而关注美学教育,1903年王国维的《教育之宗旨》认为除“身体之能力”的体育外,“精神之能力”为培养真善美“三德”,“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这是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而德智体美教育的划分影响深远,再经过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倡,现在已成定论。王国维受康德的影响,将自在之物与现象世界分开,以美学为沟通两者消弥分裂的桥梁,带有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特征。如果说王国维只是在杂志上鼓吹美育,那么,进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的鲁迅,则在制度上规划美学教育。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更细致地拟定社会教育司有关部门美育的措施在于建美术馆、办美术展览会、奏乐堂和文艺会,还要保存美术遗迹,开辟公园等。鲁迅将美术的起源追溯到远古,以古希腊为例,强调人的知觉与自然的关系,带有唯物主义的特征,当然,在30年代的《门外文谈》中,鲁迅的唯物主义美学更为丰富和成熟。

鲁迅与王国维都是近代中国的难得的文化创造大师,它们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鲁迅的一生来说,他的主要精力投入和贡献在外国新文艺思潮的译介、文学创作和社会评论上,而王国维则人生的主要光阴花费在以西方学术思想进入中国历史考古领域研究,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郭沫若称鲁迅的《鲁迅全集》与王国维的《王国维遗书全集》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鲁迅与王国维》),它们都是我们民族贡献于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2008-11-18槟郎于江宁书香园

昝爱宗:司徒雷登杭州墓地考验中美关系

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中华民国)大使约翰•莱顿•司图尔特博士的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墓地。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参加司徒骨灰安放仪式。

司徒墓碑上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按照正统的介绍,应该加上一句:美国驻华大使。可是没有人会敢于加上这句话,因为中美关系很敏感,也很复杂,估计高层对此也愿意睁只眼闭只眼,维持现状,原地踏步不超越。再说,燕京大学校长的骨灰应该安放在燕京大学旧址,即今天的北大,可不知谁的主意,不顾逝者遗愿,给发配到杭州来了。

这样含糊的异乎寻常的”讲政治”的处理方式,使我想起和司徒大使同时代的一代名流——中共创始人和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其死后评价也遭遇多番尴尬。

我曾到安徽怀宁陈独秀墓地,发现其墓碑上的字更少,更为简单:陈独秀之墓,碑的背面仅有生卒年月(1879—1942),无其他字样。

堂堂中共第一到第五届总书记,堂堂北大文科学长,堂堂新青年杂志的领军人物,死后连一个”先生”也不配了。

当然,比起司徒雷登先生的遭遇来,陈独秀先生的待遇已经够优越了,因为陈的问题只是”党内问题”,上升不到国际问题的敏感地步。司徒的问题却是事关中美关系大局,中美关系背后还有台海问题,更为敏感。

中美关系好了,台湾问题就不紧张了。这是历史,也是事实。不过,现在司徒骨灰安放杭州,最起码说明中美关系已是最好的时候,只是没有更好。

因为司徒逝世前是想归根燕京大学的。可是1949年中共执政后,居然摘了燕京大学的校牌,让燕大与北大合并,都成了北大,就连北京大学的地也是当年燕京大学的产权,是司徒雷登先生当年购置的,被北大充公了。

燕京大学没有了,当年的燕大学生、后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黄华、雷洁琼等也找不到母校了。燕大之所以被并,我认为还是当年中国与美国关系紧张缘故,如果中国美国关系像现在一样好,恐怕燕大也和今天的清华、北大一样名震京华了——历史不容假设。

燕大没有了,成了北大,北大又是五四运动的摇篮,也可以说是中共的摇篮,怎么会容忍一个美国人、美国政府的驻华(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大使占一席之地呢?

对于中共来说,从政治的角度,从中国与美国关系的角度,司徒的骨灰都不适合安葬在北大燕园。那么谁适合呢?另外一个美国人——斯诺,也就是写红军长征故事的美国记者,他的一部分骨灰已安放北大燕园。讲政治,就是条件,也是结果。司徒雷登是国民政府时候的美国大使,司徒不是斯诺,所以他不会享受到斯诺所享受的政治待遇。

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内幕,说明中国与美国关系还没有到更好的地步,如果是更好,司徒雷登完全可以在北大燕园入土为安。

1962年9月19日,司徒先生在华盛顿病故。去世前,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与在中国逝世的夫人一道,合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经过种种波折,至今未能实现——恐怕以后也很难实现了。根据公开的资料披露,当年司徒骨灰有望安放燕园,后来不了了之。1986年8月,当时的中美关系似乎有所好转,对司徒当年的助手和学生、朋友傅泾波(1949年被中央特批以助手名义随同司徒出境返美)来说,应该是一个时机。通过各方努力后,北京大学的公函也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转到美国,出于人道主义,同意司徒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北大燕园临湖轩。而且经过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日常办事机构)圈阅同意的,如上海万国公墓里的宋庆龄陵园和广东孙中山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都是先经书记处同意再由国务院批准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王兆国等人,现在看来,他们当时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之士。

不料,接下来的情况急转而下,也就是所谓的国际时局风云突变,书记处同意了,北大的人却是反对与同意参半,说是”缓办”,结果是不了了之,”缓”为无期徒刑;司徒当年的助手傅泾波先生也于1988年10月在美国逝世,逝世前他把这个遗愿委托给自己的儿子们;再往后,甚至到了1999年,北大校庆,北大再次以人道主义为原则同意司徒骨灰安葬北大临湖轩,与美丽的妻子同眠,却不料又因为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再度不了了之——”迟到的春天毕竟是春天”,当年的燕大学生、《司徒雷登和中国政局》的作者林孟熹这样期待,”愿司徒博士的遗愿早日得以实现”。

斯诺曾于1933年至1938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校最高领导就是司徒。长期以来,中共宣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由于斯诺与燕园乃至中国的不解之缘,他逝世后,经中共决策层同意,其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未名湖畔。2005年7月19日,北大还要纪念这名国际著名记者诞辰100周年纪念,举办各类活动。而司徒先生,各类纪念活动几乎把他彻底忘记,更别提他曾想安葬燕园的遗愿有几个老师和学生会记得?

现在,司徒入土杭州,只能说”愿司徒博士的遗愿早日得以实现”只实现了一半。入土中国了,却离北京更远了,对司徒在天之灵,我想这是一个很大遗憾。

全球化的今天,中共为什么不放弃意识形态呢?难道中共还在继续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冷战思维?当年,毛泽东强加在司徒先生身上的”罪名”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美国侵略中国,这是毛泽东的一语断定。1949年8月1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其中的句子十分尖刻:”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现在,中共建政约60年,毛泽东也去世32年,中美关系也好起来了,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也和胡锦涛通电话了,可司徒先生的骨灰却被安放在杭州,恐怕是继续让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下去了。这样的不顾历史和人情,这样的发配方式,恐怕也是古怪的”中国特色”之一吧。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独立新闻人,居大陆。

刘  水:“假虎案”终审真相仍被遮盖

11月17日,延续13个月的陕西“假虎案”尘埃落定,陕西旬阳县法院经过13个小时二审审理作出最终裁定:判周正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犯非法持有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缓期三年执行,并处罚金两千元人民币。所得两万元奖金上交陕西省林业厅。周正龙已获释放返回镇坪县家中。加上此前停职的陕西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和信息中心主任关克等官员,陕西官方最终交出了这份自以为可以蒙混过关的滑稽答卷。

去年10月,华南虎照一经陕西林业厅公开,便受到公众强烈质疑,更因具有频危动物和官民勾结的“中国特色”的双重色彩,引起世界关注。除周正龙被关押四个多月、涉案官员仅被停职外,审判依然未揭穿真相。媒体开初采访被限制、律师控告地方政府不被受理、久拖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特定公民旁听被禁止,让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再次陷进权力编织地密实的死胡同。在权力可以肆意奸污法律的地方,当局的信用再次被透支。也从反面看出,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对于中国制度转型的迫切性。

无限政府权力超越了法律和新闻底线,完整全面地操控了司法和媒体,在杨佳杀警案、毒奶案等引起民间剧烈反响的公众事件,都有类似演化的固定模式。将此摆放在威权制度的社会背景下考量,这些事件已经不能单纯地用司法来解释和裁决,最终都会以威权制度的面目呈现。那就是政府以暴力思维治国,强硬蛮横的显性和隐性暴力贯穿在中国问题的每个细节,即使自己制定的法律游戏规则也弃之不顾。与官方相对应的,这些事件都已演变为广义上的民间维权行为。民间持续而艰难地追问,推动着野蛮政府作出有限度的透明和回应。

在民间与官方的博弈中,民间总以失败告终,官方总能在博弈中找到平衡点,哪怕是以被动防卫的姿态——甚至不惜丢车保帅,免职几个下层官员,以平息民怨,而达到维护权力合法性的最高目的。这种博弈结果,是政府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但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因此,这种权宜之计,并不能长久。

“周老虎”案漏洞百出,最大的疑点在于,假虎照拍摄和后期合成,以周正龙的技术能力绝无可能做到。在中国大陆两亿多网民中,如此有能力合成假虎照片者唯有专业人士才能做到。笔者使用电脑和专业相机,大约十年时间,只具有基本图片处理能力,合成技术还达不到,可想而知一个农村猎人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终审法庭上周正龙终于承认作假,一人所为,称拍摄假虎细节忘记了。但他未讲真话,他保护了背后的主谋,也得到了相应回报——缓刑释放。陕西官员阴谋再次得逞。政府和官员丧失耻感,不惧怕法律惩处,这是威权政府致命的癌症。从长远看,这未尝不是好事。

笔者在多篇揭示“假华南虎”文中都已分析,制造假虎是官民(周正龙)的一次利益结盟。如果得逞,陕西政府和林业厅官员可从中央骗取大笔纳税人的银两,达到地方官员利益分肥和升官的实际好处;一旦败露,即动用手中的司法和媒体资源步步遮掩真相。不得不承认,假虎案发展到今天,陕西政府部分呼应了民意——通过轻微处分几个官员、释放周正龙,巧妙地将真相裹挟隐藏起来,试图将社会公众的不满消解于无形之中。陕西官方的如意算盘是:即使说出真相,结果也是处理几个当事官员和周正龙,我不说出真相不是也已经处理了吗。并非如此,看得见的正义才叫正义。旬阳县警察、法官和法庭都成为陕西官员演戏的道具,三者本身也成为合谋作假的一部分。正如有网民愤怒地质问“(判决)严重侮辱人民的智商”,官方的刁蛮和愚昧确是不需要验证的,人民智商也不需要在如此违背常识的事件中加以证明。

一件重大社会事件,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实现,不光是让作恶者受到惩处,还在于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更在于让受害者得到赔偿。而假虎案的受害者,没有自然人,而是消耗的司法调查成本和国家(非政府)信用,但是,这些无形的不可计算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在每一个中国公民头上。陕西官员与周正龙的庭下交易,完全让社会公正和正义落空,而且是以法律的名义,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法庭上假虎案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民意可欺可违。民间对假虎案判决结果的反应,仅以新浪网为据,截至18日17:00,仅受众对此案的相关留言达到589030条(http://comment4.news.sina.com.cn/comment/skin/default.html?channel=gn&newsid=1-1-16671069&style=0#),这是惊人的将近60万民众的声音,全是表达对判决不满。我要再次重复一个观点:在中国司法不公成为普遍现实时,民意天然具有公正性和正义性。或许民间对假虎案真相的追问将永远得不到答案,但是,这未尝不可看作是被代表的人民用脚给代表者政府的投票。

2008年11月18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大陆。

小王子:零落的午夜――一个人的悲怆(组诗之一)

一个人的悲怆(组诗)

其一:零落的午夜

你依然在夜里惊醒,哑默如鬼?群魔乱舞,你还在用血泪献祭,偿还,顽抗,或是洗礼?
我还在悄悄舔食苍穹的悲怆。
――题记

 

有关痛苦


一种痛苦简洁明了
一种痛苦混沌不清
一种痛苦深不见底
一种痛苦大如尘埃
随着四季,随着光影,随着
心海的河流,流向
未知的,熟悉的源头
痛苦的不只是酒杯
还有杯中之酒,饮酒的诗句
痛苦呵,首先进入隐秘处
然后化为石头的群像
任凭风向雕刻
任凭黑夜咀嚼,打磨

 

有关记忆


记忆说――
我永远都是寂寞的
比我更寂寞的是那些拥有过我,拥有着我和
极力想拥有我的人
痛苦说――
我不断被感受
不断看着感受我的人忧心如焚,无所事事
那人从他的记忆深处
寻觅到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尸首

 

有关遗忘

以光明开头的
暴烈的,阴暗的,乏味的,不择手段的
贫困的,虚伪的,奸诈的,疲软的
无聊的,无耻的,无赖的,无助的
犯傻的,邪侈的,装神的,弄鬼的
荒诞的,迷糊的,搞笑的,扯淡的
冷漠的,荒芜的,麻木的,呆滞的
病态的,神经的,淫乱的,疯狂的
流血的,流脓的,流鼻涕的,流口水的……
剩下的,残喘的,睁着眼睛的,流泪的
持续被
以遗忘消灭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身体、痛苦和语词的
黑暗结束掉

 

有关逃亡

一个夜不能寐的漂泊者这样继续他的文字旅程――
梦魇一个接一个扑面砍来
黑和铁疯狂磨擦的时代,镰刀和斧头横行无忌的土壤上
卑贱的生灵总是身体僵直不能动弹
我为什么一直强忍内心针刺的恐惧
咬破时间的手指
在苍白的餐桌上
历经恶兽虫豸的胁迫,凌辱,监控,驱逐
仰望密布子弹的真空
吃力刻下――
囚室无处不在
正如自由无处不在

 

一个人的夜

面对面无血色的时空
我不止瘦弱,不止激动
倒塌,一个国家的真相
耻辱,几代人的共同财富
一群人的伤疤今夜统统回归到一个人的身上
集中到他所能苟活下去的所有的日子
除了死亡般的哀鸣
归程的路上还有什么
我的归程
我能做的,似乎只有重复打捞净土的幻影

2008年11月初起笔
(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