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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吆尸人”话语的中国

美国书市的“中国热”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最近这段日子最火的是《TheCorpseWalker》，也就是老威（廖亦武）所著《中国底层访谈录》的英文版。此书今年4月出版，很快畅销。包括《纽约时报》著名记者HowardW.French在内的许多“民意领袖”都为这本书大作推广。甚至有书评认为廖亦武可以凭借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知道国内还有多少人记得《中国底层访谈录》。此书2001年由大陆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当年引起读者的强烈兴趣和舆论的极大轰动，但后被列为“禁书”。

把《中国底层访谈录》引进北美的是著名的兰登书屋。兰登没有引进全本，而是在原书中挑选了27个人物，出了个精选本；书名也没有照搬原来的，而是用了个比较惊悚的词：CorpseWalker.这个词的意思是“吆尸人”，中国一种神秘的职业，干这行的受人重金托付，把客死异乡的尸首从百里或千里之外搬运回家。我猜测，兰登书屋之所以定这么一个书名，主要有三个考虑：一、这个职业在书中有所涉及，且具有显著的边缘性；二、靠这种神秘元素吸引对遥远东方感兴趣的人；三、以此为隐喻，暗示这本已经死了（被禁）的作品在兰登书屋的帮助下借尸回魂。

《中国底层访谈录》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我虽然人在国内，但并没有读过这本书；而现在，我却对《TheCorpseWalker》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改变在我们这些留学生身上很常见：在国内的时候，不问世事；等到出国了，却时时刻刻关注中国，尤其想了解一个和从前的认知不一样的中国。这两年，我读了很多本关于中国，但在国内读不到的书。这些书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坚定、激烈、偏执、不由分说的反动立场。

《TheCorpseWalker》当然也不例外。书是不错，若以可读性为标准来衡量，我愿为它打上90分。通过作者的访谈，我与一些生平从未谋面，甚至闻所未闻的人直面相对，他们中有疯子、盗墓者、嚎丧人、风水师、政治犯、杀人犯、人口贩子、麻风病人……那些口述实录，让我时而抚掌大笑，偶尔弹眼落睛。唯一遗憾的是，廖亦武似乎被其政治信念裹卷太深；于是，为了要反对一个政权，他不惜抛弃一些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具体来说，作者记录下了中国社会底层人民悲惨的生活，并且非常明显地示意，这些苦难都是中国政府造成的。对于所有国家机器的镇压对象，甚至于那些贩卖妇女、无故杀人的无良之辈，他都给予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这让我为作者感到可惜，因为他原本有机会创作出一部杰作，但却因为过于极端的思想而只是写出了一部政治小说。毕竟，作奸犯科、杀人放火这些行为，应当为所有现代法制社会所不容。

事实上，作者访谈的那些对象，让我联想起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褒曼的现代性理论。褒曼认为，现代性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进步和对秩序的追求，而这两者的必然负效应是产生“废弃的生命”；由于现代化已被全球化扩展到这个星球上最遥远的角落，因此世界各处都在制造“废弃的生命”。这些人都在遭受，或者感觉自己好像在遭受着挫败，被时代进步抛在后面。廖亦武所叹息的那些底层人士，他们生活的苦难，有相当一部分是为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害。如果作者能挖掘一下这一点，也许就能写出一部更深刻、更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作者真那么写了，此书在美国恐怕就不会那么受欢迎。美国的图书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古老而遥远的“中央王国”（MiddleKingdom），它辉煌、美丽、神秘，但与现代无关；另一个是革命的“红色中国”，它压抑、冷酷、强悍，几乎是反人性、反人权的代名词。《TheCorpseWalker》一方面吻合“红色中国”的形象，另一方面还具备着“中央王国”的若干元素（比如“吆尸人”），其畅销完全在美国人的情理之中。

但畅销并不代表一切。就在我要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个美国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中国的农民是不是会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吃掉；我知道他一定是看了《TheCorpseWalker》。我在电话中告诉那位朋友，我不知道，也无法判断这个故事的真假，我甚至之前连“corpsewalker”这种职业都没听说过。中国太复杂、太多面，我如今唯一能肯定的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本书，都无法述说出一个完整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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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细腻和抑郁

新西兰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作为一位作家，无论是表现她最初幻想破灭的短篇小说集《在德国公寓里》，还是后来抒发她困顿心情的《已故上校的两个女儿》，或者如收集在《幸福》、《园会》、《在海湾》、《航程》、《陌生人》中的其它作品，都显示出她优秀小说家的才性，被誉为“短篇小说大师”。同时，曼斯菲尔德感情异常丰富而细腻。一次，小说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出于一时的兴致，把自己的一只结婚戒指送给她，使她深受感动。曼斯菲尔德一直戴着这只戒指，甚至在她与默里结婚时都不肯换下，最后连死后埋葬时也还戴着。曼斯菲尔德这种细致的感情还表现在对事物的观察上，她看苍蝇从天花板爬向窗玻璃时的感受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不能忘记的是这位漂亮的女性，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渴求。从大提琴演奏者汤姆。特罗维尔，到德语教师沃尔特。里普曼，从音乐教师乔治。波登到写点文学评论的弗洛里安。索比尼欧斯基，以及最后在与约翰。米德尔顿。默里的第二次婚姻上找到归宿，她先后爱过好多人，还不包括与几位女性的关系。她感情的转移是因为她的感情太细腻，对爱也要求太高。

才华和智慧，敏锐的知觉和纤细的情感，而且还有强烈的性欲望……并不是曼斯菲尔德偶然地具有肺结核患者的这些特性，而是肺结核使这位女作家必然地具有这些肺结核患者所共有的特性。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评论曼斯菲尔德，说“她发展了一种具有诗的许多特色的独特的散文风格。善于描写内心冲突，行文扑朔迷离，观察烛幽洞微，显示出契诃夫的影响”，十分精辟。可是，为什么曼斯菲尔德会接受契诃夫的影响，或者说为什么契诃夫的影响会在曼斯菲尔德的创作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这无疑与女作家本人的心理素质有关，也就是说契诃夫和曼斯菲尔德两人在心理素质上必须有什么共同之处。看来，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可以说是曼斯菲尔德和这位俄罗斯文学大师两人都是肺结核患者，肺结核都同样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风格。

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文学写照 列夫。托尔斯泰》中，曾记述了安东。契诃夫（Антон Чехов，1860～1904）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一次见面时的对话：

今天在杏树林里他问契诃夫道：“你年轻时候很荒唐过一番吧？”

安。巴（契诃夫）受窘地笑了笑，拉了一下他领下的小胡子，讷讷地讲出一两句听不清楚的话来。列。尼（托尔斯泰）望着海，一面承认地说：“我当时是一个不要命的……”（巴金译）

类似的这种窘态，以往都被看做是契诃夫温和、腼腆性格的表现。但是在唐纳德。雷菲尔德根据俄罗斯对苏联时期契诃夫档案馆的解密材料写成的《契诃夫传》（Donald Rayfiele：Anton Chekhov：A Life）由哈珀。科林斯公司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之后，有关契诃夫羞涩的神话被揭开了。

以往的传记中，也不讳言契诃夫喜欢与漂亮的女性交往，但强调这是作家爱美的个性的表现，说他尽管这样，还是竭力不让女性的魅力妨碍他宁静的生活，甚至还说他很担心女性会影响他的创作；至于他在信中的一些有关女性的调侃词句，认为不过是作家一贯的幽默诙谐。现在，新材料说明，这位作家不仅年轻时代就开始有情妇，只是拒绝成家，而且与未来的妻子、莫斯科女演员奥尔迦。克尼佩尔也先是长期同居，三年多后才结婚的；说他还爱与朋友、亲戚和情妇的丈夫共享他们的女人，并难以置信地常主动组织这种三角关系的聚会。这样，对作家欢喜去海滨观赏来此度假的漂亮妇女，对他自己在信中说“我十三岁就领略了爱情的神秘”，说自己对年轻女子特别感兴趣，他妹妹的女友是他周围“一簇美丽的鲜花”，使他快乐，真想娶一个为妻等等；对他与二十六岁，身材苗条、长相漂亮、满头金发的少妇利季娅。阿维洛娃和比他年轻十岁的金发女郎莉卡。米济诺娃的欲罢不能的感情关系，就都可以以新的眼光来看了。此外，如他曾准备写一部《性功能史》，原来只认为是他对医学的热爱；他的关于“医学是我的法妻，文学是我的情妇”的著名比喻，除了认为是他对专职和业余的比喻外，也可以据此来思考他潜意识里被压抑的隐情了。要是能找到让。贝内迪蒂一九九六出版的新编契诃夫和奥尔迦。克尼佩尔的通信全集《亲爱的作家……亲爱的女演员……》（Jean Benedetti：Dear Writer…Dear Actress…），就更能读到信中许多急切希望相见、满足性要求的词句；另外，在与他人的通信和交谈中，同样也有许多发泄性欲的猥亵语言。

俄国出生的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在《契诃夫传》中写道：“契诃夫的习惯是对自己的心灵活动严格保密，或者以开玩笑的方式谈及一些。”只是此书写于苏联解体以前，缺乏足够的材料，这位严肃的传记作家只好点到为止，如接下去写的：

接近他的人说，他与一名芭蕾舞演员和列多夫斯基剧院的一位法国女演员有过密切的交往。他自己承认经常光顾莫斯科一家著名的音乐咖啡厅“娱乐园”。在那里聚会的都是些喜欢吃喝玩乐的军官和作风轻浮的姑娘。这些人拉着他说笑、喝酒……（侯贵信等译）

事实是，不仅在年轻时，直到后来以致最后的岁月，契诃夫都具有强烈的性欲望。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是肺结核患者，一个著名的肺结核病人。

契诃夫的肺结核最初可以追溯到1884年的12月7日。那天，随着一阵干咳，契诃夫觉得嘴里有一股异味，接着就吐出一口鲜血。十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三天来，我一直在咯血……我全然没有料到会害病……可能是某一血管破裂所致。”

虽然直到1883年，除了1876年或1877年的一个假日和他的弟弟米哈依尔在郊外一家犹太人的路边酒店过了一夜、又在河里洗了个澡之后生过一场重病，一般说来，契诃夫的身体一直是强健的。但1883年12月的一次发热，可能就是不久后吐血的前兆。但大学医学系毕业、并有行医执照的契诃夫却不相信自己得的是肺结核，更忘了自己是生在一个有肺结核病史的家庭。

契诃夫的哥哥、爱酗酒的尼古拉1889年3月发作急性肺结核，像当时许多酒精瘾者那样，不到三个月就死了。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姨妈费奥多西娅也是肺结核患者，在尼古拉死后两年也死了。作家的一个叔叔也死于同一疾病。这说明肺结核在契诃夫家的传染，而他们却缺乏有效的对付办法。

不相信自己患肺结核，自欺欺人认为“咯血的原因，更大的可能性是咽喉而不是肺部出了毛病”，这没有用。疾病在一天天加重，还一次次咯血。从1890年或1891年起，病情开始恶化；到1897年3月，作家就完全垮下来了。他一次又一次病倒，疲乏无力，精神萎靡不振，还常常被迫不得不卧床休息。传记作者引一位来看他的作家的描述说：

契诃夫的胸部凹陷了，鸭舌帽扣在眼睛上，面无血色，胡子花白，像老人移动小步蹒跚而行，常停下来调整呼吸。他左侧腰间挎着一个带皮套的长方形水壶，咳嗽时，他拧下镀镍的水壶盖，转过身去把带血的黏痰吐进水壶。等到呼吸恢复正常了，他扶一扶夹鼻眼镜，向人强颜欢笑。

一副肺结核患者的病态，而这时他还大约只有四十岁。从契诃夫的照片，也完全可以看出他如何从1879年英俊强健的青年变成1888年眼窝上的脂肪消耗殆尽的痨病病人，尽管后期的照片明显是经过修整的。

最后，这位作家就在1904年7月死于这一疾病。

和别的疾病一样，肺结核不但影响人的身体，还影响着人的精神，人的性格；对作家、艺术家来说，还会影响到他创作的风格。

安东尼。阿尔伯特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传》中写道：

随着结核菌侵入她的肺部，凯瑟琳开始用一种微妙的不同眼光来看待事物。去比利时的疗养旅行产生了两篇小小的游记，作品虽然微不足道，却流露出一种新的迹象，力求细致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凯瑟琳后来掌握了这种技法，就像印象派画家懂得如何捕捉光线一样。

看她的一段叙述：

夜晚，将晚餐收拾后，吹去你正在读的书上的面包渣，点上灯，蜷缩在炉火旁——这是倾听雨声的时候，你感到一阵突然的静寂，于是睁大双眼，那是什么？喂，在下雨，开始有些不情愿，然后越下越急，敲打着窗子，敲打着门，雨下来了。空气似乎改变了；你感觉到黑暗中流淌的水，甚至连手和脸都变凉了，你开始来回走着，雨的声音多大啊。你在镜中看见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很丑。你对在不平的镜面中那丑陋的家伙说：“我二十八岁，我已经选择，而且绝对是有意地选择永远独自生活下去。”镜中的家伙短促地笑了一声说：“那是说着玩的。”……现在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走上花园的台阶，停在门口，有人来了，但是没敲门。又是脚步声，又是停顿，似乎有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潮湿的门把手。你可以肯定有人在那儿，你记起来厨房门还大开着，跑上去把门关好。雨打进来了吗？没有，其实并没有，你探头出去一会儿，看见两个小小的檐槽飞到花园里去了，黑暗中，听上去就像有女人在外面潮湿的花园里哭泣，大笑，谈话，埋怨，大笑。一个人说，“生活不快乐，凯瑟琳，生活不快乐。”但是现在雨已停了，外面的灯柱在灯光中呈现黄色，一根闪亮的树枝掠过灯柱，看上去像狄更斯小说中糟透了的一幅画。是的，雨快要停了，你添好火，蹲下来，把手张开，似乎刚被从沉船上救出来，能安全地活下去就是够快乐了。（冯洁音译）

敏锐的感觉、深切的观察，细腻地表现出隐蔽在这位肺结核患者内心渴求生命的抑郁情绪。

患肺结核之后出现的这种变化在曼斯菲尔德的其它作品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当她的《在德国公寓里》出版之后，伦敦一家主要报纸《泰晤士报》就从作品中看出作者“观察敏锐”的特点；另一家重要报纸《每日电讯》的文学评论员更称赞作家“那奇特的、精灵似的笔触”。这是肺结核患者的才性的体现。还有许多其它篇什，像《莫斯小姐的一天》、《金丝雀》、《罗莎蓓儿惊梦记》等，细致地描写女主人公的孤独，也能非常直接地使读者产生一种沉重的抑郁之感。

契诃夫的情况也一样，肺结核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身体，同时还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精神，影响他的创作风格。

契诃夫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发表在《蜻蜓》、《花絮》、《闹钟》、《消闲》这类从名称也可以看出是幽默杂志上戏谑性的小故事。《在海上——水手的故事》写父子水手通过墙上凿出的一个小孔，看轮船特设的“新婚夫妇客舱”里，新婚的丈夫如何为了“一叠钞票”，央求和说服“身材苗条、相貌很美”的新婚妻子，同意他把初夜权卖给一位年老的英国银行家。颇具文采的《艺术品》也只能算是情结巧妙的笑谈：出于感激，一位病人送给医生一个古铜烛台，惟一的遗憾是不能配对。医生已有妻室，发现烛台内容轻佻，不敢留在家里，便送给一位丑角演员；这位演员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将它卖给一位收买古玩的女人，这女人就是那位病人的母亲。当病人重新出现在医生家里时，他认为，这样一来，医生到底配齐有一对烛台了……

这些小故事，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外，可以说别的什么也没有。为作家契诃夫带来声誉的是他后期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这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像是出于两个不同的人的手笔。真名为列夫。伊萨科维奇。什瓦尔茨曼的俄国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Шестов，1866～1938）写道：

早期作品中的契诃夫与我们所习惯的晚年契诃夫极不相似。青年契诃夫高兴快乐、无忧无虑，就像飞来飞去的小鸟。他在幽默杂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然而在1888年——1889年，即当他才二十七八岁时，就发表了两部作品：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和剧本《伊凡诺夫》，给新的创作奠定了开端。显然，这里发生了出其不意和突然巨大的转折，它充分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过去那个快活的、兴高采烈的契诃夫就隐没不见了。《闹钟》的滑稽可笑的故事也消失了，而有的只是一个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人……（方珊译）

是什么使作家出现这种“出其不意和突然巨大的转折”，使作家从“高兴快乐、无忧无虑的小鸟”变成为“一个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人”呢？是疾病，是他的肺结核病。的确，从契诃夫1889年写的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中，最能看出他的这种病态的抑郁情绪了。

《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原来对生活满怀欢乐，但是自从患上“一种医不好的”病之后，一切都变了。半夜里，他会忽然醒来跳下床，

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现在马上就要死了。为什么我会觉着这样呢？我的肉体并没有一点表明立刻要死的感觉，可是我的灵魂给一种恐怖压住，好像我忽然看见一大片不吉利的火光似的。（如龙译）

本来，无论什么游戏、玩乐、消遣，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觉得都不及讲课能给他带来那么多的快乐；如今，课堂上的这种快乐，还有原来和家人一起用餐时的欢畅，与上门来的朋友交谈时的愉悦，都不再有了。他时刻想的就是自己“被命运判处了死刑”，只有“满腔的痛恨、轻蔑、怨气、愤慨、害怕”，对一切都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厌恶。无论到哪里，他心里始终都感到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讲课时，他想到的是自己“目前所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这个讲堂“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来占据”了；每次吃饭，他都觉得“比在冬天还要无聊”；傍晚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也总是想着“死亡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去郊外穿过田野、经过墓园时，想的也是“我不久就要躺在那墓园里”；深夜里醒来，看窗外虽然“天空只有一个安静的、很亮的明月，墓园一片云。四下里全是寂静，没有一片树叶动一动。我觉得样样东西都在瞧我，想听我怎样死掉……”而躺回床上、闭上眼睛之后，甚至感到“仿佛死亡果然从背后偷偷掩来了”。总之，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时刻都是这种抑郁的心态。

在哥哥尼古拉死于肺结核之后五年，1884年的咳血证实了契诃夫也患了肺结核这种他们家族性的传染病；1888年10月，作家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每年的冬天、秋天和春天，以及每一个潮湿的夏日，我都在咳嗽。可是只有在我看到血的时候，我才感到惊恐，嘴里吐出来的血里有一种凶气，就像晚霞一样……”这使他内心，或者潜意识中“被一种恐怖压住”，如他自己后来在1819年6月26日的一封信中说的：“没有一分钟能够摆脱灾难将临的感觉。”就像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一样，尽管表面上常常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是苏联的契诃夫传记作者符。叶尔米洛夫说的：“由于契诃夫见到了他哥哥临死前的情况，可能也由于他时常想到自己的病体”，因此“从1887年或1888年起”，契诃夫心中就“有一种还没有清楚意识到的、然而经常不断的耽心……一想到自己有病，他就感到沉闷”。并使他从这个时候起在创作风格上开始发生这么大变化，使他在这个时候写的他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没意思的故事》中真切地刻画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在等待死亡时的内心世界”。其实，只要在读《没意思的故事》的时候，对照传记材料，人们就不难看出，小说中的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不但与契诃夫一样是一个获过奖的名家；与契诃夫一样，“胸脯凹进去，背部狭窄”，一副肺结核的病体；与契诃夫一样，与受欺凌的莉卡。米济诺娃一样与卡嘉保持友情，还与契诃夫一样，终日生活在“控制不住的动物性的恐怖”之中。了解契诃夫的俄国批评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依洛夫斯基（1842～1904）在小说刚发表时就已经指出过这点，说“是因为作者把自己所受的苦难写了进去”，才使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的故事与契诃夫的“生活本身如此之相似”。的确，契诃夫只是以隐含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投射到这位教授身上。这也使他在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将自己的抑郁情绪传达到作品中，使作品获得与情绪相一致的风格。

像反映在《没意思的故事》中一样，这种因肺结核而产生的抑郁风格也同样反映到契诃夫的剧本《伊凡诺夫》、小说《精神错乱》、《第六病室》等后期作品中。高尔基在《文学写照 安东。契诃夫》中提到契诃夫在看人时“态度里面隐隐地含有一种跟那冷静的绝望相似的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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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中：慈禧太后逝世百年祭

11月15日是慈禧太后去世整整一百周年的日子。我在为我的这篇小文寻找恰当的标题时，很是为了难。写个什么题目呢？《慈禧殡天一百年》？《慈禧太后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慈禧死掉一百年了》？《慈禧驾崩一百年》？想来想去，哪一个都不合适。我知道，即使选了上边的这个，也还是不伦不类的。 肯定有人说， 你也不是人家的什么后人，你祭个哪门子？人家那么多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也不会在这时还想起他们的这位祖奶奶——一位在历史上不太光彩的人物，你掺和什么呀？

在中国，大概在外国也一样，人们对逝去的名人，如果有一个正面的评价，大抵就会有什么“纪念”呀，“悼念”呀，“追忆”呀，“祭奠”呀之类的仪式和文章不断产生出来，特别是逢十逢百周年的，不但要纪念，而且要隆重纪念；可对于有一个不好评价的人物，似乎就免去了这一切。人们只是在纪念正面人物（请历史学家们原谅我用这样的影视思维和用语）时，才会顺便提到他们，作为衬托。这也是历史的所谓“正义选择”吧——劝世人多为善。但这样做有一个缺点，时间久了，人们已经不大单独提起他们了。于是当翻阅历史时，满眼都是正面英雄人物，那些反面人物无形中被淡忘，被轻蔑，警示后人的作用有时也就被弱化了。所谓历史的耻辱柱，好像还没有被哪个国家树立起来。于是不计生前身后名，只搏个眼前利益的人就前赴后继了。

但中国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秦桧。让秦桧跪在岳飞的庙内，任凭人们吐唾沫，这大概是对历史罪人的最严厉的惩罚了。于是就有了“自宋以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名句流传于世。这样做虽然不能让社会从此就杜绝了“奸臣”，但能让世人从此没有以“桧”字来命名的也就足见其“震慑”效果了。所以我还是提倡，不妨也把历史的反面人物经常单独提一提。正面的要开什么诞辰、逝世“纪念会”，反面的也应该有一个词，开一个什么会——可惜鄙人学识浅薄，还想不出来。

我之所以产生这个古怪的想法，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见过了太多的人。他们不是一般的没有文化的人，在所谓的知识圈子里，这些所谓的知识人却上演着一幕幕令人作呕的丑剧。他们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善良与邪恶、美与丑的感觉，心目中只有一个字“利”。只要有利，什么都能干，叫怎么干都可以，不怕别人从后边指脊梁骨，更谈不上给后人留一个光彩的名声了。所以我说，经常把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单独地倒腾倒腾，是不是也可以起一点“震慑”效果呢？

与朋友闲聊慈禧，不免就产生了许多假设，虽然历史不容许假设，但假设确实是那样地诱人，于是就还得去畅谈假设。

可以说慈禧一生犯下的最大罪过，就是血腥镇压了康梁的戊戌变法这一改良主义的政治变革。改良是社会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进步方式。改良就是需要社会各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作出妥协，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如果在中国君主立宪成功，从清王室来讲，王族血统得以赓续，可能现在还住在中南海或颐和园，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像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那样。

其次是社会能保持安定。中国是个农民社会，也没有宗教，农民需要皇帝作为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来崇拜，自己也想当皇帝。在一个有生长皇帝肥沃土壤的社会里，因为没有了皇帝，所以大家都来争当皇帝。争当皇帝就要群雄逐鹿，天下也就难得安宁了。这就是后来的军阀混战，豪强并起的原因。在七八十年里让几亿同胞生活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境地之中，老佛爷难辞其咎。

可能有人不赞同我的话，我告诉你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直到文革结束时，我到山东农村去调查，公安机关竟然还在不断破获农民上演登基做皇帝的案件。可见中国人的皇帝情结是多么的执着。其实这还可以解释现在中国人为什么那样看重做官，以及做官之后是那样地喜欢独断专行。

还有，如果君主立宪成功，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还可以得到保证，因为作为国的存在我们在延续着，政府可以更迭。于是从前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都有了解决的基础。可惜历史阴差阳错，走到了另一面。

当然从科学的历史观来看，其实这也怪不得慈禧太后一个人。戊戌变法失败，这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新旧势力对抗，守旧势力战胜新势力的一个结果。慈禧只不过是这个守旧势力的代表而已。这说明中国社会变革的时机还不成熟，守旧的力量还强大于要求变革的力量。这从后来慈禧也被迫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时，却遭到一些士人以姓命为代价的抗议，以及谭嗣同等六君子赴法场时还被民众投掷菜帮子和杂物就可以看到了。政治人物都是阶级或利益集团的代表。

所以要想改变一个社会，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历史的社会是非常难的。守旧的势力非常强大，以往的体制内的变革往往都是旧势力取得胜利，变革势力被打压下去，这样一拖延，往往就是几十年或一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依旧，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乱，所有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同归于尽，然后再重新洗牌，重新开始。

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思想里面是没有妥协这个概念的，妥协被看作是耍手段，最终目的是战胜。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说不是把对方或竞争对手消灭干净，势不罢休。于是历史的结果就是，不是消灭对方，就是被对方消灭，二者或多者只能存一，最后成其为大一统。一统固然不错，但我想在秦朝、元朝、清朝大一统下面生活的百姓们，大概都没有不一统的时候幸福、快活。其实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胜利者并不一定代表文明和进步，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陶醉在大一统的荣光里，很少想到大一统里的民生。

今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大陆和台湾的和解和沟通，这个历史的“结”终于朝着解开的方向在发展，也就是说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在转变。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希望这一发展能够继续下去，达到两岸的真正和平统一，成为一家人，好好过日子。我真心希望诺贝尔和平奖明年能够颁给胡锦涛和马英九先生，鼓励鼓励中国人，不容易。

任何改良在中国行不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整体缺乏妥协精神，得势不饶人，但最后都不得其善终。慈禧不仅害了大清国，害了“龙子龙孙”，更害了中国百年，最后连自己精心修筑的坟墓——她妄图死后继续生活的天堂，也没有避免被强盗盗掘和扬尸的结果。

历史的这面镜子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社会旧的秩序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作为强势的一方，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必须明白，作出让步或妥协是十分必要的。这其实是维护、保全自身利益的最明智的选择。让步虽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不是眼前的得，而是长远的得，否则就是彻底的丧失。与其战战兢兢把财产和儿女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给自己留后路，为什么自己不去营造一个像他人一样的安全国度？因为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在中国富不过三代。小富们敌不过强盗、官府和自身败家，大富们，包括皇帝老儿敌不过“暴民”进行的财产重新分配。所以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比我们更早地懂得了政治妥协的重要性。妥协，妥协来，妥协去，最后就产生了议会民主政治，国家从此就一劳永逸地安定了下来。

所以，政治妥协，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实这也是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发展的层次问题。在皇权思想严重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人们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是绝对正确的，独揽权力，不能与任何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分享，是天经地义的；而政治文明发展层次较高的社会理念，恰恰是权力必须分享，只有分享，才有和谐社会，才能避免动乱、内战和分裂。

慈禧去世一百年了，中国的政治文明进展缓慢而且艰辛，探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整体民智未能开发和开放。我们背负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沉重包袱，自大、自恋，闭国自守，可当国门被打开，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就傻了眼，但还不服气，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了，还有四书五经，还有用神秘主义包装起来的那些体操格斗之类的东西，吓唬吓唬洋人，也欺骗欺骗自己。

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科学受到重视比较容易，因为科学最后都会形成有形的东西，给人带来的福祉是现实的，可感受到的；可民主就不同了。民主是对专制秩序的一个挑战。专制者不理解，不容许，挑战者自己也不见得会用好这个武器。好的专制只需要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就行了，而民主必须要全体民众都“英明”，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了解为什么要民主，民主的真谛是什么，以及如何自觉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这就非常难。

为什么要民主呢？因为人家实行了民主就强大了，就来欺负你。所以得向人家学习。民主的真谛是什么呢？人人平等，大家做主。专制的权威消失了，所有的人都有了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力。但社会还必须建立民主的秩序和规范，这就要求每一个人要有良好的素质与之相适应，不能把自由和权力滥用。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个人意见、个人权力与其他人的意见和权力的关系。也就是说，当自己的意见成为大多数的时候，如何去平等地对待少数人的意见；当自己的意见成为了少数的时候，如何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另外，民主的真谛还在于是平等，所以民主就把从前社会中人的类似动物的生存竞争法则（阴谋诡计、血腥暴力等），都转化成文明人的和平竞赛、竞争。就像运动场上的竞赛一样，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有规矩可循的裁判监督之下来进行。那样的话，赢，也赢得光彩，输，也输得服气。

专制的实质是强加于人，即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其实在专制的社会里专制的思想并不是最高领导人所独有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所以由专制转向民主，并不只是改变个别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改造所有的人——起码是大多数人，改造一个社会。那种认为改变或更换一两个领导人就可以办到的想法是天真的。所以正确地说，葬送戊戌变法的并不是慈禧太后一个人，而是中国社会。

但是在一百年来，上台掌权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解放人的思想。看到这一点，就知道了，中国为什么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步履蹒跚和举步维艰。民主成为了一个百年话题。回顾历史，不知多少人因为想自由地去思想，结果都成了牺牲品。久而久之，老百姓就只知道秦皇、汉武、康熙大帝，以及他们的那些宫廷权斗的秘闻，还有什么东方不败、梅花宝典之类的东西了，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国家，做一个有权利的公民。想要发财的就去当官或组织黑社会，受到委屈和无处伸冤的，就铤而走险，捅刀子。可以设想在这样的民智的基础上谈民主，谈选举，可能确实是有点不着边际。但这怪谁呢？怪百姓自己愚昧吗？谁曾为他们的不愚昧开放过绿灯呢？

现在倒好了，这反而成为了一些人认定中国不能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搞民主的借口。从世界实践确实也可以看到，民众的民主素养达到什么水平，民主就达到什么水平。初始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起先都不免会呈现一些乱相，这是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走向正规和成熟的民主，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不接受这个挑战的民族今后面临的风险可能会更大。

总之，民主宪政是世界潮流，中国也必须走这条道路。要想让中国更加富强，必须从改变社会民众做起，普及民主最起码的A、B、C知识和让他们勇敢地去实践。

在慈禧逝世后的这一百年里，中国近30年变化最大，是史无前例的。但我们在民主化的征途上要走的路还很长。所以我这里的“祭”，不是给慈禧一个人的祭，是祭慈禧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他们被封闭得太久了，对世界茫然无知，因此他们没有能力在国家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后人为他们惋惜，也为不重复他们的错误而警惕。

200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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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司法是权利的最后生命线

因路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陕西西安灞桥梁家街村的土地被当地政府征用，村民对赔偿标准、拆迁范围和安置方案等问题不满，遂推举三位村民为代表，开始不断上访，最终这三位村民因上访被绳之于狱。如题《三人组织百余村民在陕西省委前聚集获刑》，这就是最近来自古都西安的消息。

因征地而导致地方上的府民冲突，这几年来已经司空见惯。冲突的两造谁强谁弱，也不言而喻。结合本月上旬新华社的报道“安徽砀山县领导率警察强征村民土地引冲突”，可以推知，土地纠纷中的府民冲突，在“大概率”甚至“全概率”的意义上，总是农民权利受损。该报道虽然没有报道农民受损的具体情形，但他们一次次上区、上市、上省、上京去上访，可见情形严重。和砀山农民不同的是，砀山许多村民都被行政拘留过，当地政府解释为“妨碍公务”；西安不然，它是以司法方式送农民进高墙，这样更可以形成震慑。

土地权利是农民最基本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实在很脆弱，它根本抗不起政府的一纸行政令。何况砀山政府要拆迁，甚至带上了警察，说是防暴。村民和警察、权利和权力，到底谁是暴呢。殊不知，警察和权力，天然就是暴力性质的，尽管它有它的合法性前提。因此，走遍世界，都是权利不敌权力，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只是法治体制，权利虽然弱势，但可以寻求救济，正如同另一种体制则缺乏这样的救济管道。不言而喻，法治社会能够救济权利的便是司法。司法是权利可以申张正义的地方，也是权利得以保障的最后的生命线。但，本土的问题在于，征地拆迁之类的纠纷无以诉诸司法。笔者由于写过这方面的评论，不止一次接到本地和外地拆迁农民寄来的材料和哭诉电话。笔者听得内心发抖，但无能以助，只好建议他们上法院，而他们又总是说法院不受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比如西安灞桥的农民）才走上行政上访的道路。结果，这条道路也走不通，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得自己的三位代表吃了官司。

这是一个对比，农民为土地找司法不理。可是同样因为土地形成的冲突，权力找司法，一找就灵。我们现在的司法，范属行政权力之下。行政权力习惯上把司法不是看作第三方，而是我方，是我方构成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行政之于司法，如身使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司法不公。当权利把司法当做自己的最后的救济时，司法必须中立于权力，否则它是在行驶行政意志，而不是主持公正的法律意志。就这次判决而言，三位村民代表犯的是“非法集会罪”。原审法院的判决认为，三位被告人“在其代表村民所反映的问题被答复后，仍感不满，但未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反而多次组织、策划百余名村民集会，且未依法到公安机关进行申请并获得许可。”拆迁要的是公平，而不仅仅是答复。如果未至公平，则等于没答复。什么叫“正常渠道”，法院受理最正常，可是这条路走的通吗。走不通而上访，本身就很无奈。这三位村民作为被推选出来的代表，由他们组织上访，合情合理，不应成为构罪理由。至于“未依法到公安机关进行申请并获得许可”，那么，是未申请，还是申请未批准，报道语焉不详，两者却大有区别。

关于非法集会罪，可见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的关键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可是，我们看报道：“集会人员拒不离开，长时间滞留、聚集在陕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政府的大门附近和信访接待室外，致车辆行人出入受阻、秩序混乱，严重破坏了党政机关的办公秩序和社会秩序。”尽管法院使用了“严重”的判词，但事实不过是车辆行人出入受阻。根据国家集会游行示威法，严重应该是指“包围、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的公务活动或者国事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可是这些行为，村民并没有。因而“严重”一词不过是你说严重就严重的主观形态了。至于三位之中的一位被判四年，我个人认为是脱离当时客观情形的。

如果略迹原情，我非常同情这三位村民的遭遇。如果法院可以受理涉及土地问题的府民纠纷，还需要他们到政府门前去上访吗，他们本来应该是去法院的。至于法院为什么不受理，这不但是问题的症结，也是近年来社会群体事件频发的一个原因。

作者为学者、时评作家，居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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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我说了什么？

 

沙叶新在书房（2008年10月14日下午，朱健国摄）

【沙叶新按语：10月14日午睡时接到ZJG先生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上海，我约他三点半到我家。他准时抵达。查我第二天的日记，有如下记述：“我与ZJG先生第一次见面，我以为以前见过。他介绍说他以前在湖北、深圳一些媒体工作过，现在辞职，独立写作，为境外一些杂志撰稿。

“他要我说说上海文化30年来的发展。但他对我的情况不是很熟悉，他所问的一些问题我大都写过文章，但他大都没看过。我建议他在网上看看我的那些文章，然后列出采访提纲，这样我一可不必重复，不必再说一些我说过多次的话；二也可以谈得深入一点。尽管如此，他还是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前天下午我刚刚接受吴、李二位记者的采访，也是两个多小时，很累，所以昨天和Z先生交谈时就有所节制，到后来，我坦率地对他说：‘对不起，我累了，不能再说了。’

“Z先生说我是上海‘标志性人物’，王元化先生去世之后，上海没人了。他说，我以前还是体制内的作家，但自从我写了那几篇‘文化’系列文章之后，我就成了异军突起的‘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了。

“是否如此呢？我只是姑妄听之。

“我才不愿意做什么‘标志性代表人物’，我只要写我的剧本，我还要写长篇小说哩！”

11月4日我通过电子邮件收到Z的采访稿，第二天我粗粗看了一遍，有点担心。我一向认为记者在采访中最好不要宣说自己的观点，只要提问就可以了。我感到他的观点有些极端，而且在引述我的话时，也好像让我极端起来。我还认为，好的记者，提出的问题可以非常尖锐，但用语不一定尖锐，应该平实、理性，无需多么强烈的感情色彩。于是我立即去信：

“JG兄：你好，稿子收到，千万先不要发表，等我看过之後再发，我明天晚上可能有空拜读。谢谢你，辛苦了。沙叶新08、11、5”

11月7日我将Z先生的采访稿修改了一遍，晚上9时许也用电子邮件发给他，并付信一封：

“Z先生：（修改稿）发来了，收到请简复，如有不清楚的地方，请指出。敬礼。沙叶新08、11、7晚。”

第二天，我还和他通了电话，向他说明我修改的原因和意图，也坦诚地提出一点意见。他也非常坦率，说他对我的意见以及我的修改并不完全同意。于是我们口头约定，他在自我叙述和他在提问中所说的话，由他决定是否修改，也可以完全不改；但他引述我的话，一定要照我改过的引用。

11月14日，Z先生发来手机短信：“沙老：虽然我不大同意您对我的某些观点的修正，但我还是决定一字不动地（在）近日全文发表您的改稿。有些事情的理解，可能需要时间。完美主义是需要警惕的。谢谢您的支持，祝你早日康复！JG上。”

虽然我不明白他短信中所说的“完美主义是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意思，是指的什么；但总的来说，我收到这个短信还是非常高兴的，感觉他有啥说啥，不虚伪，而且屈尊让步，这使我有所感动，于是立即回复一条短信，表示感谢：

“JG兄：谢谢你的宽容和辛劳！沙。”

今天17日上午我上网，看到境外一家刊物刊登了Z先生对我采访稿，我以为是经过我修改过的稿子，一看，却是一字未改的原稿。我有点纳闷，于是在中午发了短信给他：

“很遗憾，我看到刊物上你的采访全文，你没有如你承诺的‘一字不动地全文发表我的改稿’。我一生接受过许多采访，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我很尊重你，并真诚地希望保持这种尊重。沙。”

Z接到我的短信之后，很快回复了短信：

“沙老：（你的）改稿于8日全文转给编辑部，但未能用出，我已要求以补救的方式发表（你的）全文。抱歉！有新消息再告知。JG上。”

我相信Z先生的诚实，并感到责任也许并不在Z先生，好像是在编辑部。

今天晚上，上海的一位歌唱家C女士打来电话，说他先生上网看到一个记者对我的采访，也让她看了。她感到我的态度有点极端。我立即向她说明，说你和你先生看到的那篇对我的采访，不是我修改过的，不能全部代表我的真实观点。

鉴于此采访稿已在流传，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和误会，我非常同意Z先生在今天短信中回答我的：“以补救的方式发表我的全文。”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所发表的经过我修改过的Z先生的采访稿，在今晚发表之前，我又做了很少很少的一些文字上的修补，这是因为我是发表在国内的网站上的缘故，为了避免封杀和删除，使我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遮掩。但我观点全部没动。我的观点中当然对当前的社会和政治有所批评，也可能过激，也可能同样的极端，但在我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我仍然坚持我的批评。

在采访稿的前面，Z先生对我有溢美的赞扬和不实的评价，虽然我不同意，但也只得保持他的原话，包括他所使用的每一节的小标题也因为和内容不符合，如“八、部长亲自来说项”的小标题，“说项”的意思是指为人说好话，为人讲情。但内容并不是部长来为人讲情，但我没改，因为有约定，不改动他的话。

沙叶新 2008年11月17日晚

 

沙叶新：Z先生对我采访稿的修正稿的全文

——沙叶新感人的八个感人的细节

央视近年常于岁末评选“感动中国的人”，不知为何，其评选结果却常常遗漏一些感天动地的思想勇士，比如沙叶新先生，窃以为理当入选2008年度“感动中国的人”。

“男儿自有真”。从师从恩师黄佐临启蒙，到青出于蓝别树一帜，从话剧创作走向思想冲刺，从体制内D文化走向体制外自由共生，从回民传统走向普世价值，沙叶新不断刷新其真话真情真知真理的“挖祖坟”感召力。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逆鳞“太祖”的代表作是钦禁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新世纪，其血热中华的“命运交响曲”是疗治中国伪现代化后极权时代的“四化”雄文：《“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 文化》、《“腐败”文化》；新近，更有“天遣论”、“毒奶问”让天下风走而响应……

沙叶新打破将艺术、学术与思想探索对立的二元论，既不排斥“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也没有“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对李慎之、王元化皆心仪不已，一面以《风雨苍黄五十年》为旗帜，跳出壕堑大写抨击时弊“四化”雄文，一面继续创作《江青和她的丈夫们》、《 幸遇先生蔡》等新话剧，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戏剧卷主编主持近三十年话剧改革研究，可谓融作家、学者与战士于一身，文武双全。

即便有了这样强烈的感动背景，近日与沙叶新先生相见，仍然又有刻骨铭心的新感动，油然“喜此时幸遇先生沙”——沙叶新有话剧名为《幸遇先生蔡》，说的是蔡元培创立北大精神的故事，剧名借用老“北大校歌”之歌词。

“此时”，读过余秋雨的“含泪”说，看过其食言“拒绝一切官方荣誉”而伏谢钦赐“大师”称号，自我宣布“余秋雨故居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上海文化界的三千年未有之犬儒让人何等悲哀！但2008年10月14日下午 ，这一悲观得到改变，其时到上海探望病中的沙叶新先生，两小时开怀放谈，一次次深深敬叹。
我想，沙叶新先生对上海文化界犬儒化的力挽狂澜，也足以让上海人“喜此时幸遇先生沙”。

民谚：“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大上海岂能任由“余大师”邀宠摇尾？在“自由Z学勤”之外，还有“独立沙叶新”！二人似乎决意构建上海新的“自由精神双子座”。

与历史照片比，沙叶新瘦了不少，面色略有疲乏，好在双目仍炯，壮志依然。依旧幽默，依旧俏皮，依旧勇于“图穷匕见”，真知灼见，“大珠小珠落玉盘”。
好汉不提当年勇。三十年锐气不减，三十年自由不羁，这才是“我心永远”！一个人一时智勇不难，难的是三十年始终锐不可当！这才是路遥知马力，这才是百炼成钢。

回顾起来，沙叶新先生让我感动的新细节有八：

一、六点水时代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

沙叶新先生自以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轰动海内外起，就以说真话而闻名于世。连名片上都是别具一格的真话：“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

只有相逢说真话者，才会有强烈的“读书不如访谈”之感慨。当说到前J总 书记时，沙叶新竟然毫不留情地说：“六点水时代败坏了整个一个民族！官风越来越坏，民风越来越恶，精神堕落，道德沦丧，贪婪浮华，暴戾嚣张，毫无廉耻，毫 无公德，毫无诚信，毫无信仰，民族正气日益衰亡，优秀的民族逐渐成为世界的劣等民族！”——一个新感动顿时流遍全身：沙叶新还是一个体制内的D员啊！以他在体制内六十年的体验，以他的大智慧，不可能不知，六点水虽然退下来了，其实还有太上皇之威啊！他和夫人还生活在“SH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滩啊！如此逆鳞太上皇，要准备担当多大风险！

他明知这不是闲聊，而是接受正式采访，面对着摄像机、录音机和照相机，如此清晰地“犯上”，且不断重复，这可是“文死谏”者也要犹豫的。沙叶新如此“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啻是对天下犬儒焦大的当头棒喝！除了“余大师”之流，谁能不感动？

在震撼人心的《“腐败”文化》中，沙叶新曾手捧赤心：“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 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 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 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现在他说“六点水时代败坏了整个一个（中华）民族”，再次证明他英雄到老不入佛！英雄虽病刀不老！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沙叶新有此名言，自然批评无禁区，对任何人都敢于说不。哪怕是昔日同学好友！哪怕是今日太上皇！哪怕是“陆肆”时坦克隆隆，他也为死去的无辜者公开带了三天黑纱！

沙叶新说他“天下无敌”，不是说自己“力大无穷”，而是说他从不将任何人视为仇敌，他充满医治一切“精神病人”的“悬壶”情怀。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疾恶如仇”，如今则很少有仇恨之意，更多的是悲悯之情。对社会的恶，对个人的恶，已不是一“恨”了之，更希望“以爱疗治”，这就需要“怜悯”，因为面对的都是需有慈善之心去疗治的“病”。

二、上海盛产“二丑艺术”

为何“上海是一个虎穴”？其时我们谈到上海文化和上海文化人，对话是这样的——

Z：你对上海文化界改革开放三十年怎么看？为何“上海是一个虎穴”？
沙：上海不是领时代之潮流的，至少这30年，它是起了个相反作用的。上海是一个商业城市，他们都说我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上海人（包括上海文人）只愿做无本的生意，绝不做无利的买卖。”

Z：上海文化人首先选择保险、安全、有大利益的事情？

沙：上海人明哲保身，讲本求利，他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精打细算。他可以在文人面前骂骂官僚，在官僚面前骂骂文人，但决不会当面骂。

Z：就是鲁迅说的“二花脸”那种人？上海盛产“二丑艺术”？

沙：就是“二丑”嘛！ 鲁迅先生就是在上海写的《二丑艺术》嘛！现在也是这样。上海文人假如说要敢说话，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保证我是安全的，二是一定不要妨碍我的利益。你防碍我的利益，那就不行了。这是很典型的上海人，这就是上海这个城市的特点，利益第一。现在在这种后极权的体制之下，在這樣的“城风”和“文风”下，你说它怎么可能领时代之风骚呢？不可能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也根本不值得一提，大家都说我了不起什么的，是因为上海整个的文化土壤、空气一塌糊涂，才显得我像芝麻里面的一颗绿豆。不，其实我也不过是一颗芝麻。

Z： 你这样谦虚！你既不是生在上海的上海人，也与你所说的许多上海文人完全不一样。鲁迅说皮日休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你是上海这个“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虽然你遵从“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的轻蔑法，更不愿公开提及“余大师”，但你关于上海文人做事一求安全二图大利的两点概括，可能真正抓住了“余大师”之类上海文人的本质了。

沙： 对不起，我们事先是说好了的，我不愿意提及他，包括他的名字，因为没兴趣。如果他真的有什么大问题，我只会同情和怜悯他，就像看待一个病人。过多的人对他过多的议论和批评，很不值得，也会失去言论的水准。要相信历史是正义的，谁都不能逃脱历史的裁判。我只能在总体上谈谈上海文人。上海文人之所以多“二丑” 也和整个国家都有关系。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共产D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性能站住脚，小平就讲“停止争论”，就是想要把经济搞上去，来取得它的合法地位。但是，后极权时代一个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尽管政治上的专制绝对不会放弃，但是空隙越来越多了，骨质疏松了。

Z：就是说，中共已从以信仰、理想、民主、公平为立国之本，衰落为以经济建设的成效作为它的政权合法性。即使这种“经济建设”以牺牲当代百姓的自由与健康，牺牲未来子孙的立足之地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沙：对知识分子的笼络、拉拢、腐蚀，在九十年代是最为严重的，高校的腐败都是赅人听闻的。

Z：当年以反右、文革残害知识分子，是政治腐败；现在以高薪、奖金、博导、教授等等名利腐蚀知识分子，是经济腐败，六十年来的新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遭受腐败专制的摧残。现在的高校腐败其实是执政D毒害知识分子的标志。

沙：高校的知识分子，本是文化的传承者，但这些人都腐败了，还有什么文化可言哪？！

Z：上海的高校腐败与外地相比，有什么特点呢？

沙： 我没做过比较，但是我非常关注这个事，前不久跟邓正来先生在一起吃饭，他专门跟我讲这个问题，跟我讲了高校腐败。今年我在香港做了两次演讲，一次是给香港 浸会大学，一次是给尖沙嘴的文化中心，其中都涉及到教育腐败，但是我谈的只能“隔靴搔痒”，因为我毕竟很久没有去大学，但邓先生是个中人，在吉林大学、北 京大学工作过，现在又在上海的大学工作。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南京大学的前副校长董健先生，最近去广州的“岭南大讲坛”演讲，讲的也是高校的腐败。他们讲起 来有根有据的，真是骇人听闻。在高校，课题的研究项目权是掌握在领导手里，你政治上可靠、听话，就把项目给你。这些项目费有几十万，有几百万的。

Z：项目的承担者就可从项目经费中得到出国等等好处。现在高校通过这种项目腐败来笼络和牢牢控制一些知识分子。许多犬儒和“焦大”，就是这样产生的。
沙：还有很多手段，项目是其中之一，还有职称。

Z：对，还有职称，一个博导，就可让好多人变节投降。

沙：这个我不专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搜。职称对人有牵制力，有了职称对家庭、对子女也有好处，子女能不能进大学附属的子弟学校以及今后能不能让子女进自己的大学，都是每个教授、每个知识分子切身关心的。

Z：是啊，像赵紫阳那样甘愿牺牲自己和家人利益的确实少，连胡耀邦也因考虑到儿子的仕途，而不得不违心做检查。今天的整体腐败可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他改变了什么？

沙：学校应该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连学校都腐败，你说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培养什么学生啊！

Z：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今日连根都腐败了！

沙： 大学教授是文化的承担者和延续者，将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从他们那里培养出来的，你说还有什么希望？九十年代，腐败越演越烈。有个外国人，写了一部中国领导人 的传记，叫《他改变了中国》，确实是改变了，但改变了什么？是把中国改变成了一个经济畸形发展、政治日益腐败、社会贫富悬殊、国民精神颓靡的中国。所以说 败坏了一个民族！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是改变了中国嘛，怎么轮得上他呢？他差点开倒车嘛！是邓小平南巡讲话，才再次坚持了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嘛！

Z：你认为他是一个民族罪人？

沙：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说。

Z：按说他还有一点西方文化的底子和民国文化的底子，有点学术素养的呀？

沙：学术？他术大于学，因为他是职业政治家呀。

Z：这个人还是见过一些世面呀？也和你有过接触，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沙：他曾說过，他在上海只认识兩個作家，一个白桦，一个沙叶新。我初次与他接触，印象还好，平易，亲切。以后便觉得他爱表现，爱卖弄，有点浅薄！

Z：他喜欢作秀？弹弹钢琴、拼凑七律……

沙：他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一个曾经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不能用我以上的粗浅标准；我说的只是我个人对他一些印象，属于性格和素养方面的，每个人都有性格上的弱点，这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这并不重要。

四、胡温时期，D倒成弱势了

Z：如果客观地比较，胡温时代和J时代，到底哪个要强一点呢？有人说，可能J时代还稍微强一点，你看呢？

沙：还是胡耀邦、赵紫阳时期要好些。

Z：对，我说胡、温时期和J时期比。那个胡、赵时期肯是三十年来最好的时期。
沙：胡、温时期，D倒成了弱势了。

Z：执政D已经到了弱势？你这话新奇！

沙：说D弱 势，是因为如今党政分开，党企分开，党只管党，党要在宪法范围内行事，不能超越法律，等等呼声非常之高；全能的全控的党，有了一定的约束，有了一定的限制，这也是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后极权时代的特点。目前虽然经济搞上去了，但各种矛盾也突出了，四面楚歌，四处灭火，党尽量想修正自己形象，尽量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并且也在高谈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再阔论人权是普世价值；在D内D外采取折衷主义，在国内国际实行温和路线……。

Z：处于招架守势了？今天像1946年的蒋介石政权一样，想专制无实力，说民主无真诚。

沙：时代不一样了，国际国内环境也不一样了。這樣的守势，是D生存的需要，是被迫中的“进步”，是不得已的改变。如果这种改变真的能够使D走上民主之路，旧貌换新颜，也很好，也应该予以支持。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也急于想走出困境，这是好事，从这点来说，比当年的蒋介石要清醒得多。

Z：他们对舆论控制得越来越紧了，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沙：不是黑暗，是有点亮光了，这也是后极权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控制越来越紧，但裂缝越来越多；从隙缝中透露出来的光线也越来越强，就像我们现在这种自由主义的表达，应该来说是超过以往了。我的文章，公开的报纸虽然不能发布，但网络上还是有比较广阔的生存余地。

Z：对，你的《“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你发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这都是以往不可能写，更不可能发表的。从2004年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开始，一个体制内人向体制外思维大转移的大转折，一年强一年。尽管许多自由思想还不能在大陆纸媒上发表。
沙：网络虽然也有控制，但相对而言，要自由得多。我写的文章在网络上，它很少封闭，这也说明空间扩大了。

五、监听电话，这是公开的秘密

Z：你在博客中国上的博客，一直没有给你删过文章吗？

沙：删过一二次，但我一发脾气，一抗议，它就不删了，很快就又放行了。另外，有时候改头换面，改个题目也可以将被他们屏蔽的文章重新贴上。总的来说，删得不多。我有时也说说他们好话，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对我也很宽容啦！

Z：你的信件，包括电子邮件、电话，是否有监控？

沙：监听电话，这是公开的秘密啊！

Z：对，我们这样的自由思想者电话、邮件受到热情监管，确是公开的秘密。为什么昨天电话中我以给你寄书为名要你的地址，我就是怕你的电话受监控，会有人阻止我来采访。

沙：哦。

Z：白桦曾告诉我，他的电话也是在监控之列。贺卫方就说，今日中国仍然是“警察治国”思维当道。

沙：个人隐私现在根本就没法保密了！因为没有法律来支持。从技术来讲，现在监听是太方便了。

Z：我们的手机成了一个义务的监听器了，发短信的都在他们控制之列，我们电脑的电子邮件啊，更是时刻被他们的“红灯”管制。他们兼“黑客与红客”于一身。

六、“二月故事”很精彩

Z：“有关部门”，他们直接找你谈过话没有呢？我想也应该谈过吧？

沙：当然。這樣的谈话非常精彩！

Z：能不能说一说？

沙：我以后要写出来，题目叫《二月故事》。我现在没力气讲了，因为至少要讲半个小时，很精彩……以后你看我的文章吧，题目叫《二月故事》。

Z：是在去年（2007年）二月份发生的？好。希望你尽快写出来。

沙：好的，我尽快写。

Z：你能否现在简短地大致跟我说一下？

沙： 去年二月，我在去香港参加国际笔会亚太会议之前，有关部门接连三天来了三批人，非常客气地劝阻我不要参加那个会议，我们之间有过很坦诚很精彩的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让步，取得了双赢的效果。这是一次很成功、很有成效的对话，我非常看重这次难得的宝贵的对话，我应该写出来。

Z：这真是太有趣了。好像还不见有谁写过类故事。以你的幽默、俏皮天赋，一定会有像《假如我是真的》那样的悲喜剧味道。你可以写成一个话剧啊！

沙：以后会写出来，写出来我发给你好了。

Z：谢谢！你不能找一个助手口述，你这么大年纪打电脑很累啊！

沙：不用的，打电脑我基本上不看健，可以盲打，不累。

Z：你电脑比我还打得熟啊！

沙：我用电脑比你时间长啊，肯定比你时间长，我最早一个电脑是用AST的，10多年以前了。我打电脑的速度也很快。

七、今天中午的药还没有吃

Z：你现在一般几点钟起床？

沙：很有规律的，一般就是五、六钟起床吧，不会超过这个。

Z：那么早就起来？那晚上几点钟睡觉？

沙：十点半之前，一定是之前。好多年了，也不是现在才这样。中午是一定得睡觉的，雷打不动，电话都把它搁掉了。睡一个小时左右，要不然整个下午都没精神。

Z：早餐能吃什么东西呢？

沙：现在是因为是在养病，要少吃多餐，当然多吃一些对胃啊、对自己身体有好处的，有时候不定期的吃水果汁啊，现榨的，吃麦片啊、山药，枸杞，木耳等等，都是一些健康食物吧。但现在没健康食物了，什么都受农药的污染。

Z：毒奶、毒蛋，全国山河一片毒，与文革时“全国山河一片红”正好对上。你上电脑每天大概多长时间呢？

沙：现在基本上接近我在生病之前的那种水准的百分之六十吧，一累了，就马上躺下休息。马上睡觉。

Z：大概一天有三个小时在电脑上工作？

沙：六个小时以上，甚至八个小时吧。医生讲，千万不能累。我现在正式的治疗已经结束了，应该说恢复的很好，但是为了保险起见，现在在进行中医调理。哎呀！我今天中午的药还没有吃。

八、部长亲自来说项

Z：你用电脑上网，海外的网能上吗？

沙：可以上，什么“动态”啊、“无界”啊、“自由门”啊，都可以上。

Z：海外的信息你可以收到？

沙： 可以，有关部门都知道，但他们禁止不了，因为一是国外的技术先进，经常升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封锁不了。二是封锁互联网违国际条约，不合法的，所以他 们也不敢太嚣张，太公开。三是国内使用这些软件的人数众多，很多知识分子都用，能禁止得了吗？四，我一切都是公开的，不犯法呀，我的电脑都可以打开给他们看呀。他们最怕你参加任何组织，尤其是政治组织，我没组织呀，我只参加了一个政治组织呀，共产D呀，哈哈哈……

Z：但你好像也参加了一个“组织”，我听说你在去年加入了那个“独立中文笔会”，你没有顾忌？你是中共D员，是中国作协会员，怎么敢又参加一个中共反对的“独立中文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是自由主义的，有人说有“民运嫌疑”啊。

沙：它不是政治组织呀，是文化团体呀。我之所以参加是因为它（“独立中文笔会”）的宗旨我赞成啊，因为中国也没有拒绝“国际笔会”啊，“独立中文笔会”，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呀。

Z：“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的支部，它应该是合法组织。

沙：当然是合法组织，因为它的宗旨我同意啊，不分民族、不分政治、不分什么D派啊，你只要主张自由创作的人都可以参加。当然我支持这个。

Z：你参加“独立中文笔会”之后，有没有人来找你谈过什么话？

沙：《二月故事》里面有这细节，他们没说叫我不要参加，但肯定是不赞成的。

Z： 你并没有退出中共，也没有退出“中国作协”。你实际上是以共生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既希望中共有可能改革得民主宪政，也积极加入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以防中共不可救药。这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脚踏两只船”，实际上是一种共生主义，对姓资姓社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共生度和共生质。这是大可供人 参考的新实验。作为一个共生主义研究者，我非常谢谢你抱病给我讲了这样多共生实践与感悟！

沙：我是一个具有回族文化基因的知识分子，我的信仰就是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仇恨并不能解决仇恨，只有爱才能化解仇。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关键在体制。我并不认为共产D里的每个人都是坏人，也不认为共产D不执政改换其他D派执政就一定会把中国带上民主幸福之路，就不会出现共产D执政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生主义”者。我很高兴能和你讨论这个问题，这比简单的你问我答要深入。那怕我们有所分歧，也不影响彼此的信任和讨论的愉快。可惜這樣的讨论在我们的交谈中少了一点。

最后我需要郑重声明的是，任何对我的采访記錄，都不能完全真实地的代表我的看法，那怕这个記錄是很忠实地根据我的录音来記錄的，甚至这个記錄是我审核过的， 都不能和经过我深思熟虑的白纸黑字相比。这绝不是对采访者不信任，只是因为真正能够代表我的，能够让我负责的，只能是经我反复思考、自己书写、多次修改、 并亲自署名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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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杰：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德国漫笔之六）

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实现上帝为人类提供的梦想，即让我们都懂得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同在一个互相依存的微妙网络中。
——图图大主教《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造访西德，在柏林发表了题为《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讲，其主题直指柏林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人民关在里面，来分开一个民族。……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肯尼迪没有等到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在他演讲的时候，柏林墙另一端的东德士兵如同大理石一般笔直站立，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猜忌、仇恨和恐惧的结果，是一座墙的诞生。这堵墙虽然没有长城那么长，但它所带来的隔绝却超过了长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为了阻止东德人逃往西德，在东西柏林的边界上，一夜之间突然矗立起了一堵高大的墙，美其名曰“反法西斯防卫墙”。东德政权效率之高，举世为之瞠目结舌。这堵墙由十二公里长的水泥墙和一百三十七公里长的铁丝网组成，包括有一百一十六个观望台。它一共截断了一百九十二条街道，三十二条铁路线，八条轻轨、四条地铁以及三条高速公路。随后，经过四次的改建和加固，柏林墙遂成为冷战时代“铁幕”的象征。

 

虽然高耸的柏林墙阻止了大量东德人逃往西方的势头，但人们仍然想出各种各样的方式越过高墙，许多方法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如自制热气球飘过去、挖隧道爬过去、藏进汽车的底盘和汽车的缝隙里蒙混过关、躲藏在两个打通的行李箱里混过去等等。于是，东德领导人向边防军士兵下达了对企图穿越柏林墙者“格杀勿论”的命令。在柏林墙存在的二十八年间，至少有一千一百多名东德居民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潜渡施普雷河时被枪杀。柏林墙沿线血迹斑斑，枪声不断，这里成为一处人们谈虎色变的充满死亡与恐怖之地。

在二十八年间，柏林墙及其附近地区逐渐变成了举世无双的都市中心的“无人区”。而在这片“无人区”里，居然矗立着一座教堂——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柏林墙正好将柏林和解大教堂（Chapel of Reconciliation）一分为二。和解大教堂是一座建于一八九四年的哥特式教堂，在柏林众多宏伟的教堂中，它并不怎么突出。幸运的是，它在二次大战期间未受毁灭性破坏，战后很快被修复。柏林围墙竖起之后，“教堂的地理位置刚好位于东柏林辖区的最西端，与属于西柏林辖区最东端的基督教会联盟仅一墙之隔。从西柏林墙边向东望，还可以看到此教堂的尖塔，和解大教堂就这么孤零零地屹立于无神共产主义下的东柏林的死角地带。” 然而，有一种破坏甚至大于战争，这就是统治者对历史和文化的傲慢及蔑视。正如梁思成虽然有能力说服美军放弃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从而拯救了这两座日本最美丽的故都，却没有能力说服毛泽东放弃拆毁老北京的雄心壮志一样，人好大喜功的东德领导，力图将东柏林打造成一座崭新的、整齐划一的、“具有社会主义美学风格”的城市。在这样的思路下，和解大教堂的存在便是多余的了，更何况它破坏了柏林墙的权威：一九八五年，东德政府以“提高边界地区的安全性与清洁”为由，悍然将这座教堂以爆破的方式摧毁。

如今，就在消失的教堂的原址附近，依然保留着一段最完整的柏林墙；也正是在这里，基督教会和解联盟主持修建了一座“和解小教堂”及一间小型博物馆。教堂和博物馆虽然很小，其纪念意义却不容小觑。因此，这里也是我们访问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站，我们一大早便出发去与“和解小教堂”的主任牧师艾舍博士会见。艾舍博士身材清瘦，头发花白，年逾六旬。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衬衣上装饰有显示牧师身份的领结，在谈话过程中一直和蔼地微笑着。艾舍牧师将我们迎进他在博物馆一隅的办公室。我们的话题便从和解教堂凤凰涅磐、由大变小的历史过程开始。

艾舍牧师一边招待我们喝茶，一边向我们讲述这段柏林墙遗址的故事以及和解教堂的历史渊源。他告诉我们，他在牧师的身份之外，也是柏林墙纪念馆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柏林墙倒塌之后，一时之间周围地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有一些聪明的商人将柏林墙的断壁残垣运回家中囤积居奇，后来果然买出了天价。很快，原来柏林墙的隔离区兴建了大量的房屋，地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和照片上了。不久之后，艾舍牧师与各界人士一起发起呼吁，希望政府将柏林墙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同时在原址上重建和解教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保留一部分柏林墙，在统一之后的德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因为许多昔日的东德居民认为这是一道深深的伤疤，不能让它继续裸露着。特别是一些死难者的亲属，担心这段墙继续刺伤他们的情感。一些西德人也建议大家应当向前看，不必过于拘泥过去的历史。但是，经过长期的、充分的讨论之后，大部分人都支持保留一段柏林墙的意见。此种看法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同时也能警醒后人。让受害者获得安慰的办法，不是掩盖历史，而是让历史成为对未来的启示。

当年，柏林墙的修建利用了“人民”的名义。但“人民”却发现这堵墙其实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保障少数人的特权的。曾经参与修建柏林墙的东德工人巴尔克，也担任过柏林墙下的哨兵。在忠心耿耿地为东德当局服务四十年之后，他终于在党代会上愤怒地发言说：“当年我曾乞求人们理解政府的建墙措施，因为这堵墙可以阻止共和国受到进一步的销蚀，并保障道德、经济和政治上的健康。然而，政治局欺骗了我和成千上万的工人战斗队队员。他们把反法西斯墙玷污成一堵肮脏的墙，躲在墙内像脂肪里的肉蛆一样挥霍无度。” 这样的一堵墙，能不倒塌吗？使之倒塌的，不是从肯尼迪到里根的呼吁，也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更是东德政权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一个用高墙来囚禁其公民的国家注定了是无法长久下去的。

更可怕的是，在柏林墙下一直上演着和平时期的本来不必要的杀戮。日前，在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文件再次表明，东德政府曾下令对越境者开枪，哪怕其中有妇女儿童。这份文件是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服役的一名前东德边防军下士的档案中发现的。其中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一份七页长的执勤指示写道：“对使用射击武器，不要犹豫不决，即使有妇女儿童突破边境时也一样，因为叛国分子经常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这一指令下达给前东德情报部门特种部队，其成员的公开面貌是边防士兵。专门负责清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的比特勒女士认为，这份文件具有重大意义，它以白纸黑字的形式驳斥了昂纳克和克伦茨们的“没有下达过开枪命令”的谎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确实下令无情地杀害手无寸铁的同胞。这一文件在德国引起震撼，尤其是不惜对妇女儿童开枪的命令更是令人发指。

“我们不能将这堵墙从历史中抹去，它确实存在过，而且依然在对我们的心灵发生影响。”艾舍牧师带领我们从纪念馆螺旋式的楼梯登上三楼，从三楼的平台上可以俯瞰街道对面的柏林墙。我这才发现，所谓的“墙”，并非原先我所理解的一堵孤零零的墙，而是两排平行的墙，中间还有二三十米宽的空地，岗楼即设置在空地的中央。空地以灰色的沙土铺就，几乎寸草不生。两排高墙的顶端，都安置有阴森森的铁丝网。这种设计，使得那些企图穿越高墙者无计可施，即便穿越了第一道墙，其进入的仍然是一片属于东德领土的无人地带，并立即为哨兵所发现，哨兵有权开枪射杀之。当时，大部分的死者都死在此无人区之内。今天，许多参观者在这段柏林墙周围徘徊，也有人在墙下献花。那些死难者为了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艾舍牧师的话题转移到和解教堂上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解大教堂与柏林墙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昔日的和解大教堂是工业化迅猛发展过程中，由基督教和解联盟组织修建的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专门为那些刚刚到城市里来寻求工作机会的农村人口服务，它不仅是当时柏林市中心的一处信仰场所，也是一个社会救助部门。这座教堂的历史，可以说也是现代德国历史的缩影：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之后，德国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都臣服于希特勒的统治之下，和解大教堂也不例外。在纳粹时代，先后在此担任主任牧师的有三人。第一名牧师反对希特勒，后来遭到解职。他反对希特勒并非基于民主理念，而是忠于一战失败之后流亡海外的威廉皇帝，他希望德国重新回到帝国时代，而教会与皇室之间保持亲密之关系。第二位牧师完全认同纳粹的理念，认为希特勒开创了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让德国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位牧师同意将和解教会改造成纳粹主义的教会。他是一名年轻的牧师，在学术和演讲方面都很有才华，颇受会众欢迎，也深得纳粹当局的器重。二战之后，他受到盟军的清查，一时之间千夫所指。不久，他故意制造了一起车祸自杀，并留下一份遗书，承认在纳粹时代有罪。对此，艾舍牧师指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包括教会愿意收容这个有罪的人，没有人原谅他和安慰他，他只能绝望地自杀。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和教会都缺乏宽容和宽恕的理念，如何对待重新回家的“浪子”，人们并未遵照耶稣的教导去做。而第三个牧师则主张政教分离，当时所有的牧师都是国家官员，需要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他拒绝向希特勒宣誓，后来被迫失去了这一职位。当然，这位牧师也没有像地下教会的牧师如朋霍费尔那样，成为“公开的反对派”。

在经历了残酷的二战之后，和解大教堂终于侥幸幸存下来，此后继续存在了四十年之久，最终仍然不免被偏狭的意识形态所牺牲。在东西德对立的时代，和解大教堂拥有一套独特的治理模式：柏林墙将东西德一分为二，也将和解大教堂一分为二。东德官方企图让它成为显示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样板，所以同意“共治”的方案。这个教会的牧师，既有西德的，也有东德的；其会友也是既有西德的，也有东德的。此种教会，仅此一家。艾舍博士从一九七五年便来到和解大教堂担任牧师，负责处理有关西部的事务。他的一生中一半的时间都献给了这里。在此期间，艾舍与东德的牧师也有一些合作和交往。一九八五年，东德政府决定炸毁和解大教堂，虽然艾舍等人强烈抗议，亦无法阻止教堂死亡的命运。在艾舍牧师的书桌前，挂着一组和解大教堂轰然倒塌时的照片，这组照片定格了教堂倒塌前后的几个撕心裂肺的瞬间。多年以后，注视着这组照片的时候，艾舍牧师依旧黯然伤神。

和解大教堂在历史上没有完成“和解”的使命，它的悲剧深深地根植与德国教会的历史缺陷之中。德国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密切，长期依附于权势阶层，从而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与祝福，在挑战与逼迫降临的时候，便迅速自我缴械投降了。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教会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呢？德国统一之后，艾舍牧师与志同道合者一起为重建和解大教堂奔走呼号。他告诉我们：“我的目标并不是重建最为一栋建筑的教堂，而是重建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信任，重建人们对爱、和解与宽恕的信念。在经过纳粹时代和东德时代之后，此种精神重建极为困难，也必不可少。”关于和解这个概念，艾舍博士解释说，作为一名神学家，比起历史的立场来，他更愿意从神学的角度切入。和解是一个古老而深邃的题目，是圣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指出过，我们应当与上帝和解，与世界上所有的人和解，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么，为什么不能在这片曾经被鲜血浸透的、被死亡笼罩的土地上修建一所新的教堂、并让其成为和解的标志呢？

当然，艾舍牧师也承认，和解有可能被滥用来干坏事，有人会披上和解的外衣让别人迷路。那么，什么是诚实的、清晰的、有效的和解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这个世界不是黑白分明的，在做正确的决定的时候也会包含不正确的成分。艾舍博士谈起他与父亲的关系。他说，对于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自己而言，反对希特勒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第三帝国已经覆灭，纳粹的罪行已经彰显，历史书上都写得一清二楚。他年轻时候与父亲发生过一些冲突：父亲曾经是一名德军士兵，在法国占领区服役。战后，当父亲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并没有深切的忏悔，而使用一种无批判性的、甚至美化的方式来讲述之。他当然不接受父亲的这种态度，多次严厉批判父亲，甚至与之疏远。多年以后，柏林墙倒塌，给他带来极大的震撼。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他认为东德政权相当稳固，数十年之内都不会崩溃，这是当时大部分西德人的想法。但是，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完全错误。由此，他转而想起了父亲。父亲当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没有完成中学教育。当时，反抗法西斯的德国人如同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是顺从者。事后说反对希特勒容易，当时却极难。而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年龄比当年从军的父亲要大得多，经验丰富得多，获得的资讯也多得多，尚且作出错误判断。那么，为什么不能宽恕当年犯了错误的父亲呢？为什么不积极地与父亲沟通，与之共同承担历史的重负呢？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几个星期，父亲去世了，艾舍却一直没有告诉父亲说，他已经原谅了父亲。

柏林墙的倒塌，使得艾舍与早年信奉的左派思想决裂，并失去了很多朋友。此前，他一直都是左派，是反对派，却是主流——因为绝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都是左派，都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即便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亦是如此，这时天然的“政治正确”。当时，艾舍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动，是一种新的制度的尝试。当东德的许多档案公布之后，他才惊讶地发现东德的种种黑幕，包括东德教会内也存在大量的告密者，东德人都过着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此前，他在和解大教堂中与东德的神职人员一起工作的时候，从未料到有此种情况。他一直都天真地将东德的同事当作真诚的信仰者。后来，他才发现，在东德根本没有心灵自由，但此前他并没有更多地思考并关心东德教会和基督徒受逼迫的处境。

 

艾舍博士介绍说，他进而发现东德政权利用科学的力量控制所有人的活动和头脑，许多科学项目都侵犯了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违反了圣经的原则和基督信仰。东德官方展开的如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有计划地侵入了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监视网络，并系统性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两个德国统一已经二十年了，但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没有消除，德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而没有完成精神上的统一。许多参与迫害的人以及告密者，在时代变化之后，不能从昔日的黑暗中走出来。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无法实现具有和解性质的交谈和对话。其实，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下，昔日的加害者如果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不会被逮捕或被殴打，并不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忏悔的门槛并不高，但忏悔者仍然非常之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艾舍牧师指出，最困难的事情便是做心灵净化的工作。他总结出一套理论来解释此种情况：揭露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但对身负罪孽之人获得解脱并无帮助。如何让他们融入一个解脱的过程之中呢？参加者已经成为旧制度的组成部分，如德国作家恩岑斯贝格所云，“在法西斯时代我未尝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时代”， 他们对旧制度有很大的依赖性，就好像吸毒者一样，一辈子都出不来了，难以冲破心理的藩篱。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不仅通过机枪和坦克来控制人，更多时候是通过将参与者扯入谎言之中，与谎言发生复杂的纠缠。另一方面，西德社会也没有为之创造出一个空间和环境，让加害者都能大胆地说出真相，并获得谅解。这需要一个团契，一个群体，置身其间他们才能开始新的生活，去接触与昔日充满谎言的生活没有关系的人。教会本应提供此平台，可惜教会对此无所作为。

在此背景之下，和解教堂的重建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说：“既不要称为过去的牺牲品，也不要成为未来的牺牲品。关键在于，完全地成为当下的。” 如何重建这个教堂，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共同疗伤的过程。重建柏林和解大教堂，既要延续老教堂的历史，又要让此教堂在一个新的移民社区中发挥新的作用。人类有没有信心让这个曾经破碎的世界成为充满仁爱与宽恕的世界？是柏林墙及其所象征的暴力与杀戮，还是和解教堂及其所象征的爱与和解，更有力量呢？艾舍牧师说，他心目中的新的和解教堂，不仅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纪念馆、博物馆以及社区中心。“这个理想实现了吗？”艾舍牧师微微一笑，卖了一个关子说，“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于是，我们一起出门，穿过街道，沿着一段柏林墙走了一百多米，新建成的和解小教堂便呈现在我们眼前。与昔日和解大教堂那哥特式的尖顶及精美繁复的雕塑及装饰不同，和解小教堂是一栋小巧玲珑的、谷仓形状的建筑。既不失现代建筑的简约风格，又体现了建筑与大地之间的有机联系。附近的柏林墙遗址、阴森的铁丝网以及空旷的无人地带，与这座暖色调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走近一看，这座建筑使用的材料居然是黏土，根本没有使用水泥。艾舍牧师介绍说，可不要小看黏土这种建筑材料，这是德国境内第一个用土墙作为承重墙的建筑。

一九九五年，两位年轻的柏林建筑师扎森罗特和赖特曼的设计方案中标之后，本欲以混凝土做为主要建材，但负责监管的柏林围墙委员们希望改以符合环保与健康的黏土为主要建材。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当时，该建筑仅有九十五万欧元经费，这让建筑师犯难了。许多民众听说此消息之后，纷纷慷慨解囊，使得建筑经费不再成为问题；另外有一支由十四个欧洲不同国家所组成的建筑义工队来免费施工，再加上来自奥地利的土墙结构专家以及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系的专业知识支持，终于在二零零零年完成了这项似乎不可能的任务。即便是那些不信上帝的民众，也不得不感叹说，这座小教堂的出现简直就是一个神迹。而建筑学家则赞誉说：“这座建筑物体型虽小，却涵括解决了过去、现代或者是未来所拥有的历史结构层次与面临的都市建筑问题，其设计与兴建过程与成果，可以说是为现代都市计划与建筑设计种基本问题的解决树立了一个榜样。”

今天，来和解小教堂参观的青年人很多。艾舍牧师说，平时教堂向公众免费开放，而礼拜日在此有几堂讲道。他每周都在此讲道，教会大约有两百多名教友，这一区域内有许多原东德居民，还有大批的新移民，所以需要展开很多工作。艾舍博士既是一名神学家，也亲自参与牧会工作，后者需要他付出数不尽的时间和精力。艾舍牧师说，他很喜欢牧会的工作，去探访每一个会友的家庭，去倾听他们的每一个电话：“我们需要在这个人们离开上帝的时代，为上帝的道路作见证。”虽然就柏林、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情况而言，基督徒的数量近年来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但艾舍牧师认为，教会仍然可以在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发挥其他机构无法企及的作用。

不仅那些至今仍然战火纷飞的地方需要和解——科索沃、苏丹、卢旺达、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德国社会也需要和解。图图大主教说过：“上帝想要表明，冲突和压迫之后生命依旧；有了宽恕，就有了未来。” 加害者需要从恐惧中解脱出来，受害者需要从仇恨中解脱出来，所有人都需要从偏见和傲慢中解脱出来。而这种解脱必须有上帝的参与。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此种使命的。如今，和解教堂正在着此种尝试。虽然和解大教堂变成了和解小教堂，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的萎缩与信仰的退却，而是意味着基督徒以一种更为谦卑的态度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这座建筑的设计理念也是如此，正如建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新建成的和解小教堂建筑平面局限于旧教堂的唱诗班位置，从平面安排的意义而言，新建筑并没有占据就教堂的心脏空间位置，而是谦虚地、中性地退缩至唱诗班空间的位置。” 所以，和解小教堂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已然超越了和解大教堂，正所谓“教堂不在大，有真理则有上帝”。艾舍牧师说，他很喜欢这座新建成的小教堂，他经常在此祷告和读经，或者与教友及参观者交谈。建筑学者指出：“和解小教堂所担负的功能非局限于宗教目的，因它的历史与地理位置，它同时拥有人道性和社会服务功能、见证德国现代历史的纪念性功能，以及新时代亟需的环保构筑观念”。 于是，和解小教堂自然地成为一个老师带领学生来学习和参观、感受鲜活的历史的好地方。

等待一群活蹦乱跳的青少年队伍走过之后，艾舍牧师带我们走进教堂的回廊。回廊以冷杉木修建，没有使用油漆粉刷，保持着木材的原色。由于使用黏土材料所达致的冬暖夏凉的效果，整个教堂没有安装空调和暖气系统，堪称环保节能之典范。回廊的尽头，保留有深达四米的当年大教堂的地基，且以玻璃罩覆盖之，以供大家参观。设计师以此种方式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了。从大门进入教堂大厅，我的感觉如同进入芬兰那间的岩石教堂一样，豁然开朗，阳光灿烂。对于祈祷大厅，我有两个最为强烈的感受：其一，比起我到过的许多世界知名的大教堂来，这座大约只能容纳两百人左右的教堂，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其二，其黏土墙面没有任何的装饰，既没有塑像，也没有管风琴，更没有彩色的玻璃窗，简直是朴实到了极致的地步。大厅里的椅子也不是通常教堂中常见的木质长椅，而是单个的折叠椅，这样可以随意组合，平时可供学校的老师带领学生来此上课。

在简朴的讲台一侧，竖立着一个细长形状的、高约三米的铜制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是点燃着蜡烛的平台及雪白的献花，以此象征耶稣基督的纯洁和公义。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与我在其他任何教堂中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形象都不相同。瘦弱的耶稣的两条腿和一只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另外一只手却弯曲地伸展着，似乎在抚平人间的痛楚，似乎在拥抱流离失所的人们。这一形象并不符合圣经中耶稣受难的描写，极具挑战性与争议性。艾舍牧师说，和解小教堂之所以接纳此一表面上看似乎叛经离道的十字架，因为他们认为这一雕塑展示了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是一个怜悯的宗教，耶稣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神；耶稣就在我们身边，时刻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并将和平与公义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耶稣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图图大主教描述的他心目中的耶稣形象，两者是一致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双臂伸展，仿佛要拥抱一切，将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拥进他无所不包的怀抱，让万众万物都有所归依。没有局外人，一切都在其中，都互相归依。……我们有所区别，因而我们才能懂得我们彼此需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自给自足。”

 

参观完教堂内部的设施之后，艾舍牧师特意引我们到教堂门口左侧的草地旁边，原来这里安放着一尊跪着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两个人的铜像。艾舍牧师告诉我们说，这是英国考文垂市赠送给和解小教堂的礼物。二战当中，考文垂是英国的飞机和电子工业中心，所以遭受纳粹空军最为惨烈的轰炸，整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考文垂与中国南京、日本广岛、德国德累斯顿一起，被称为二战中四个受害最严重的“悲情城市”。战后，考文垂致力于人类和解的工作，重建了市中心被炸毁的一座教堂，并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和解研究中心。这尊雕塑，其原件是考文垂市送给广岛的，后来他们听说柏林和解小教堂建成的消息之后，又复制了一份送给昔日不共戴天的敌人。艾舍牧师说，这尊塑像与和解小教堂的精神内涵不谋而合，被安置在此处简直就是上帝的美妙计划。

图图大主教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和解让人们“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 是的，人类固然有罪性，有残忍、暴力和杀戮的一面，但人同时又具备神性，具有上帝的形象，人类的身上更有爱、悲悯和和平的一面。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这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柏林墙遗址与和解小教堂，就是人类在这方面所作的勇敢的尝试之一。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建立一座自己的和解教堂呢？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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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路：谁将把西藏推向独立？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特使的第八轮谈判结束了，与前七次会谈的结果一样，达赖喇嘛的特使跟中国政府代表达成的唯一共识是：谈判双方在任何问题上都达不成共识。

达赖喇嘛对这次会谈的评价是：跟没有诚意的人打交道是非常困难的。并再次强调，他不谋求西藏独立，他所寻求的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框架之内实行西藏的真正自治，以保存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如果这个愿望无法实现，将来西藏问题的走向他将无法把握。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也在会谈后指责达赖喇嘛没有诚意，并以罕见严厉的措辞表示，对“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以前没有开过门，今后也不会开。朱维群说：“藏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区域的划分，是遵照宪法原则，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综合考虑政治、经济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确立的。所谓“大藏区”历史上不存在，更没有现实根据。”

既然双方针锋相对，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历史和现实，到底谁在歪曲历史事实，谁没有诚意，谁在把西藏推向独立。

“大藏区”的历史和现实根据

什么是“大藏区”？历史上的西藏跟中国政府成立的西藏自治区是不是一个概念？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两个概念。

很多人都以为，“大藏区”的概念是达赖喇嘛提出来的，它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的全部、以及云南、四川、甘肃等省藏民居住区的一部分，达赖要求对这个广大的区域实用统治。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解。首先，所谓“大藏区”，是中国政府制造的概念，不是达赖喇嘛提出的，在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那里，没有大藏区的概念，只有西藏的概念。西藏，英语Tibet，泛指整个藏族地区，也就是1950年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之前达赖喇嘛有效统治的区域。它包括但不限于今天的西藏自治区，还涵盖了青海省的全部、以及云南、四川、甘肃等省藏民居住区。这也是整个世界对西藏这个概念的理解。中国政府用所谓在1959年“平叛”后对整个藏区分而治之后建立的“西藏自治区”来置换“西藏”这个概念，又污蔑达赖喇嘛制造了“大藏区”的概念，纯属歪曲了历史。

搞清了概念，我们来看西藏或者所谓的“大藏区”有没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

公元821—823年，中藏条约载：“西藏神圣赞普与大唐文武孝德皇帝，（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人神据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于碑也。”条约内容用汉藏两种文字刻在三块石碑上，分别立于西藏的首都拉萨、中国的首都长安和两国的边界格格也日山口（现在的四川境内），这个证据证明，大藏区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作为一个受到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强盛国家而存在。

根据史料记载，赤松德赞时代的西藏国力处于鼎盛状态，向东曾经占据中国的四川和甘肃大部分地区，并迫使中国每年向西藏献上贡品。公元736年，西藏军队还一度占领中国的首都长安。这些历史明确记载于中国的史册《旧唐书》中，所谓大藏区的存在没有历史根据，岂非信口雌黄、歪曲历史？

中共的学者也曾提出清朝乾隆之后中国政府在西藏设立钦差大臣，对西藏实行有效统治，其实也是对历史的误解甚至是歪曲。清代统治者（也包括以前的皇帝）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他们自以为是中央帝国，是天下独尊的上天之子，其他的国家都是番邦，跟他们的关系是朝贡关系。因此，当大英帝国的使臣来访，乾隆居然要求人家行三叩九拜之礼，造成外交关系的紧张。乾隆对西藏的认识实际上与对大英帝国的认识没有本质区别。所谓的钦差大臣也不是代表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其功能与外交使节更为接近。乾隆以后的清朝跟西藏的关系，不过是多了一个根据供施关系承担的保护义务，何况满清由于自身的衰落，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履行这种义务。根本得不出西藏是大清版图的一部分的结论。如果硬要按照“中华帝国”的逻辑来确认西藏的地位，那么大英帝国也成了大清的属国，这岂非笑话？

满清灭亡之后，中国军队1950年入侵西藏之前，西藏跟中国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政治上的关系，达赖喇嘛一直对整个藏区行使统治权。1950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占领西藏，1951年西藏被迫与中国中央政府签定17条协议。即使根据这个刺刀下签署的协议，达赖喇嘛对西藏的领导权也涵盖了整个藏族地区（见第四条：对于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固有的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现在的所谓西藏的概念，完全是1959年中国军队镇压藏民起义后，对藏区分而治之后形成的伪概念。中共统战部在这个问题上混淆是非，无非是想拿现在的所谓既成事实代替历史事实，不值一驳。

“西藏独立”、“半独立”和“真正自治”概念区别

中国政府一再指责达赖喇嘛主张西藏独立，在谎言被无情揭穿之后，又提出“半独立”、“变相独立”的概念。我们知道，西藏独立实质上就是要求西藏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存在；“半独立”和“变相独立”是中共最近制造的新的概念，其内涵模糊不清，探究中国政府的意思，无非是指达赖喇嘛提出的“真正自治”。

我们还知道，从历史、法律等价值层面，西藏人民有权确定自己的归属，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达赖喇嘛提出走中间道路，实现“真正自治”，这个真正自治的内涵要点是：

1、西藏流亡政府将不寻求独立，而是将西藏三区的所有藏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

2、这一政治实体必须具有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自主的地位。

3、这种区域自治应该是由根据民主程序，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所主导。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西藏的政治外交与国防。而与西藏的宗教、文化、教育、经济、卫生、生态环境等有关的事务则完全由西藏人自己主导负责。

5、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人权的践踏，停止向西藏的人口迁移。

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个“真正自治”的诉求无非是要保护、延续与宏扬西藏的民族特性、宗教文化及传承，决不是“西藏独立”，也不是什么“半独立”、“变相独立”，如果“半独立”、“变相独立”等于“真正自治”，那么等于说香港和澳门也都“半独立”、“变相独立”了。因为港人自治的内容比藏人治藏的内容范围更广泛。实际上，达赖喇嘛提出的真正自治，不仅符合国际法关于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的精神，也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内容。而中国政府在1959年以后建立的所谓“自治区”，其实无非是中国的一个省，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信奉无神论的中共官员手中，所谓自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藏民族有何自治权力可言？

中共将把西藏推向独立

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还表示：中央对达赖喇嘛回到爱国立场上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今后 也是敞开的。但是他接着又说：但是对“西藏独立”、“半独立”、“变相独立”，以前没有开过门，今后也不会开。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达赖喇嘛如果接受中国政府投降条件，我们可以让你回国，并且安排一个职位（比如人大副委员长），如果不投降，继续要求真正自治，谈判大门就此关闭。

这段话彻底暴露了中国政府的虚伪和蛮横。

根据国际法，国家无论强弱，民族无论大小，都有自主、自立、自强的权利，这是文明世界的价值准则。即便是中共的前领导人毛泽东也曾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彻底背离了这种文明准则。

根据历史，在共产党军队侵入西藏之前，西藏一直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西藏历史上跟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统辖意义上的。真正自治不过是照顾到现实政治的一种历史恢复。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充分照顾到了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是一位宗教领袖博大、宽忍胸怀的体现，但是这种没有换来中国政府哪怕半点诚意，换来的只是污蔑、诽谤以及对藏民的残酷镇压和汉藏矛盾的煽动性宣传。这种蛮横、愚蠢的政策正在导致汉藏民族的对立。

民族对立是一个国家发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国家的分裂，首先是族群的对立和分裂，然而中共担负“反分裂”职能的官僚集团在西藏问题上一直在制造这种对立和分裂。

西藏问题专家、著名作家王力雄先生指出：3.14事件发生后，中共地方官僚集团为了要向政权高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证明镇压的必要与合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先发制人，利用一切舆论手段进行频繁的信息轰炸；同时封锁现场，阻断信息，不让外界掌握不利自己的证据，由此达到垄断舆论的目的。

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类似事件时媒体几乎不报道，更少见诸电视画面，但是今年三月对拉萨出现的暴力却一反常态，十几个小时之后就通过电视新闻把画面送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密集播放藏人对汉人的施暴，不谈事件起因，单一地表现成藏人攻击汉人（尽管存在这种攻击），归咎于境外操纵的分裂，由此煽动汉人针对藏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官僚集团不是不知道后果，而是十分明白地就是要制造和利用这种对立，需要的就是这种后果。只要煽动起中国主体族群——汉人的民族情绪，形成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就给他们镇压制造了合法性以及民意支持。 

我非常赞同王先生的判断。我在大陆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大陆民众对共产党非常不满，但是对达赖喇嘛要求西藏自治也不认同。在西藏问题上他们完全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有一个小老板平时很受大陆司法腐败之害，多次扬言要买炸药炸毁法院，但是3. 14事件发生后，他不止一次说共产党应该派部队把西藏人统统杀光。这是个不识字的没有多少理性的底层百姓，他的话原不必认真对待，但是我们要问，他没去过西藏，也没有见过藏人，他对西藏的仇恨从何而来呢？答案很明确，就是政府的片面的煽动性宣传，是这种宣传制造了族群对立和民族分裂。

王力雄先生在认为，单方面取舍材料、不探讨理由只渲染现象的舆论煽动，把事件片面表现为藏人对汉人的无端仇杀，造成的结果是汉人与藏人的种族切割。近年汉人对藏文化表现出的向往和亲近，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弯，变成了对藏人整体的畏惧和仇视，把藏人视为恩将仇报的民族。青岛的这个小老板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有一天，西藏出现独立运动并造成国家分裂，我们一点都不必惊讶。而且，透过中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愚蠢表现，我们会发现，这一天正在渐渐逼近。

2008年11月9日哈佛初稿，11日纽约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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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德国之声台长自造丑闻

由张丹红诱发而引起注意的德国之声中文部的亲共言论，遭到德国舆论和德国内外华人社会广泛的批评。面对持续至今的批评指责，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先生先生则在媒体持续出击，持续地笨拙出击。以至于十一月五日议会外交和文化、媒体委员会对贝特曼先生约谈后，媒体不禁发问，德国之声的问题是否已演成贝特曼先生的丑闻？！

在德国九位华人异议人士和德国作家群体59人公开信之后，9月25日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先生先生立即有两个表态，一个是在德意志电台的广播访谈，一个是在福音教会新闻社网上的采访。在德意志电台的访谈中，贝特曼先生先生适度防卫：他声称，自就任以来，一直致力于保持德国之声新闻工作与德国社会的民主价值保持一致；而且，迄今为止德国之声的新闻传播一直是符合联邦德国新闻业的准则的。

对福音教会新闻社的采访，他的表态则是直接、无保留甚至是进攻性的。谈到对前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亲共言论的批评指责，贝特曼先生说，“张丹红在德国生活了十八年了，现在是德国公民。透过这个事件，我才真正了解她。我起誓，绝不许碰这位女士。她赞同我们这个文化氛围的、也是我们德国之声主体形象所体现的理念和价值。她在我们这里是有前途的……。”他坦言，当初他把张丹红停职，“是为了保护她。现在依然如此，张丹红将继续在中文部工作，我绝不会从这个立场后退毫厘” 。闻读此言，叹为观止！

张丹红在德文媒体上力挺中共，称“对于人权宣言第三条（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力量贡献都大”，她对德国舆论宣传中国政府不可逾越的底线：不容挑战共产党政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法掩饰也不能无视；而为一党独裁张目，无论如何无法与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而贝特曼先生居然可以视而不见地力挺张丹红，而且如此个人化地把张丹红庇护于他台长的麾下！无怪乎德国媒体惊呼，贝特曼先生的丑闻吗？身为德国之声台长，他真是如此无知、如此盲目、政治上如此迟钝？！照理应该不会。否则，不就是贝特曼先生挟持他的德国之声认同张丹红亲共的政治倾向了吗？不然就是心知肚明的台长大人另有打算的政治策略。也许以为挺住张丹红就可以保住自己度过难关？但那不过是一厢情愿，到头来是一耙倒打在自己身上。这一举，愚，而且愚不可及。

对德国之声中文部新闻明显亲共倾向的严肃指责，贝特曼先生的策略是一律驳回，直到十一月五日议会约谈及其后的媒体采访，仍旧如此。贝特曼先生不断地重复，在2008年的中文新闻稿德文回译中，迄今为止，他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贝特曼先生不断地重复他的种种保险机制：指派德国人的部门主管、对新闻播报的常规抽查，对网路新闻稿的抽样回译等等。在被问及他如何确保德国之声的播音与它的主导形象保持一致时，他不假思索地答道，首先是基于对自已下属的信任。如果把贝特曼先生的话当真，则人们很容易反驳：保险机制本身不等于它行之有效；而信任，如果缺乏基础，则是一纸空谈。然而，贝特曼先生的反驳与担保不能当真。很简单，因为他不懂中文，无法了解中文新闻稿的内容，无从判断它们的回译德文是否恰当，一句话，他不具备对中文部新闻播报作判断的资格。他中文部德国主管的情形，与台长本人并无二致。中文部副主任闯到德文媒体频出状况而主任本人却无所知亦无所为，即为一例。他主而不管的中文部，是隔绝于德国社会的一个自行其是的孤岛、一个不受牵制不负责任的亲共生态圈。

在这样一个网路时代，媒体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公开而透明。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想要遮掩过去，难。但愿贝特曼先生先生能够识时务，正视中文部的问题，正视德国之声的问题，不要为时太晚。

德国，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