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中共推动“藏独”,不遗余力

11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召集流亡藏人领袖,举行会议,讨论西藏的前途和选择。在此之前,达赖喇嘛承认自己试图与中共和解的“中间道路”失败,希望未来之路由藏人自己选择。

同期,中共突然公开中南海与达赖喇嘛代表的谈判内容,声称,与达赖喇嘛谈判的,没有什么“西藏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个人问题”。

奥运会前,在法国和日本等国压力下,中共一度与达赖喇嘛代表恢复“接触与磋商”。如今,北京奥运会结束,世界经济危机骤起,各国无暇他顾,中共没有耐心再演戏,迳直与达赖喇嘛一方撕破脸皮。

中共强硬抨击达赖喇嘛,指控达赖喇嘛所提出的“中间道路”,内容都是“西藏独立”。并举例说,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份”。以现实而论,目前的西藏,当然是中国的一部份;但“自古”二字,则明显夸张和不实;五千年前,两千年前,甚至几百年前,西藏都不是中国的一部份。

1239年,蒙古人进入西藏,将西藏置于其统治之下;但蒙古人先后灭亡亚欧数十国,建立的元朝版土,包括中国在内;如果要说那时的西藏就是“中国的一部份”,显然荒谬。

1720年,康熙年间,清廷发兵入藏,把西藏变为满清的一部份,迄今不到三百年。很有争议的是,那时候的中国,却又是满清铁蹄下的沦亡之国。1911年,清国覆灭,中华民国继承了满清版图,西藏正在其中,从那时起,即从中华复国之日起,西藏才正式算得上成为中国的一部份。

不管是蒙古人还是满清人,都采取“以藏治藏”的策略,并未改变西藏传统宗教与文化;中华民国更是如此,甚至没有在西藏驻军。所以,中华民国时期,即便国难当头,内乱与外患交加,但西藏并没有脱离或者试图脱离中国,没有给中国“添乱”。

只有到了中共铁血统治时期,忍无可忍的藏人才开始反抗并发出独立呼声。西藏最高宗教领袖出走,长期流亡他国,足以证明中共治藏的“业绩”:对比蒙、满、中华民国等政府,中共统治手法拙劣,完全失败。用经济手段应付政治问题,用世俗淫风冲击宗教信仰,用强权哲学抹煞文化分歧,用枪炮刺刀强迫藏人低头,便是中共全套“治藏方略”。

中共还指控达赖喇嘛一方:“要求建立‘大藏区’;要求中国军队从西藏撤走;要求汉人移民撤出西藏;要求高度自治,以推翻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等等,并将这些诉求统统斥之为“西藏独立”。且不说达赖喇嘛本人已经无数次表态“放弃西藏独立”,就具体到这些诉求中,也根本没有一条与“独立”二字相关。

不管是“大藏区”还是“小藏区”,都在中国境内,无关独立。中国军队是否撤走,驻多驻少,未必导致西藏独立,中华民国时代,就是最好见证。(实际上,达赖喇嘛的立场是,中国军队仍然驻防边境,用于国防。)要求限制汉人大举移民西藏,更非独立主张。(未闻达赖喇嘛要求已经居住在西藏的汉人撤走,仅闻希望汉藏两族如兄弟般和睦相处。)

至于“要求高度自治,以推翻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更与“独立”二字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才是中共最在意的一条:西藏不得像香港和台湾那样,不得搞“一国两制”,不得推行民主制度。亦即,西藏不得在意识形态上独立。中共有关藏独的所有指控,要害都在这一条。不便明说,便夹杂在其他种种指控中。中共很清楚,只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统一”这些字眼,才能蒙蔽中国民众、煽动他们对达赖喇嘛的仇恨。

中共对外强调“允许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对内却绝不允许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共存;对外强调“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对内却死守一元化的一党专政。

古代中国圣贤和明君,皆主张仁政。两相对照,古代明君以仁治国,中共以暴统政;古代明君待人以善,中共待人以恶;古代明君宽大为怀,中共仇恨为本。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有话好好说”这个简单规则,但中共连话都不好好说。一提到达赖喇嘛,就是无限上纲,就是人身攻击,就是恶毒咒骂。

中共的思维和话语恶习,也影响到它统治下的国民,以至于,凡亲共人士或愤青,提到台湾、西藏、新疆、法轮功等问题,都只有恶言相向或喊打喊杀,全无文明素养。

从双方的宣传和舌战中,可以看出,推动“西藏独立”的,不是达赖喇嘛,而是中共本身。中共夸大“藏独”,反复强化对“藏独”的指控,事实上强化了藏人的独立意识。而拒绝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与温和主张,更是把流亡藏人逼到只能走西藏独立之路的死角。这,大概也正是中共的精心设计。

中共的潜台词是:宁愿让你们主张独立,也不让你们主张民主。藏人主张独立,中共才方便予以打压,并获得中国民众的“支持”;一旦中国民众知道,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主张的,不过是高度自治,不过是民主制度加宗教自由,而给予同情,中共反而不知所措了。

主张“无神论”的中共,极端迷信强权。固然,现实世界,往往是强权当道的世界,然而,无知与傲慢,却历来是强权衰落的起点。西藏问题无解,或者,西藏局势恶化,中共必须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

刘晓波:大竖毛泽东雕塑就是维护毛泽东神话

成都博物馆内展出的毛泽东塑像成都博物馆内展出的毛泽东塑像

据中国媒体报道,重庆医科大学内最近树立起了一座全国最高最大的毛泽东塑像。该塑像连底座高达37.4米,重46吨,耗资约人民币500万元。这座最大毛泽东塑像建成之后就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伟人”的纪念方式,而有人则批评这是个人崇拜的回潮。而重庆医大对此的解释是”大学校园建设毛主席塑像是几十年来各大高校的文化传统”。针对这一事件,德国之声记者石涛采访了北京自由学者刘晓波。

德国之声:您认为重庆医科大学在这个时期修建如此巨大的毛泽东塑像的原因是什么?

刘晓波: 我想,重庆大学的行为完全是一种非常陈腐的个人崇拜意识的表现,是学校领导希望借助这一最高最大的毛泽东塑像一鸣惊人,完全有作秀的感觉。

我本人坚决反对这样的行为。中国的改革到现在很多东西没有突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改革之初,改革的很不彻底。改革初期时有一个非毛化过程,我记得当时在北京各高校都有毛泽东塑像。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在拆掉毛泽东塑像时还引起了很大争议。但由于后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定调,说他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之后非毛化过程就嘎然而止。

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都与当时对毛泽东的清算不彻底有特别大的关系。现在的这种“崇毛热”也就是当时清算毛泽东的时候不彻底造成的。毛泽东是中国一党专政地体现,中国要保持一党专制的体制就不会完全清算毛泽东。

这些年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由于清算不彻底造成了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是平均主义的神话,有很多人借毛泽东资源反对现行的改革,而底层民众就借助毛泽东的合法性来表达自己对当前这种两极分化的不满。

德国之声: 刚才您谈到了毛泽东的政治意义,那么目前建的毛泽东塑像都是在大学里,这是不是与在广场或其它地方建意义又不同呢?

刘晓波: 意义确实不一样。一般来讲学校里应该为历任校长或教育家建立塑像,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塑像。重庆医大出现的情况说明中国大学没有独立可言。另外,最近在网上你就能看到大学公布校长名单的都是中组部的部长或者是干部局的局长。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大学校长需要执政党的组织部来确认人选的话,说明这个大学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是政党的教育工具。

德国之声:从网民的批评声来看,您认为中国执政党一直维护的毛泽东神话是否会在以后慢慢出现破灭呢?

刘晓波: 关于对毛泽东的评论在网上一直是存在的。海外互联网可能批评的占多数,而国内的互联网崇拜毛泽东的当然是占多数。这与中国新闻封锁,不让群众谈论毛泽东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下的罪恶有关。另外,大多数人崇拜毛泽东是也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潮有很大关系。

吕耿松、杜导斌获2008年"狱中作家奖"

独立中文笔会授予吕耿松、杜导斌2008年”狱中作家奖”和九名新荣誉会员的新闻公报 
    
 (2008年11月15日)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近日批准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名,将本年度第二届”狱中作家奖”授予吕耿松和杜导斌,批准吕耿松、胡佳、贺彦杰、陈道军、曾宏玲(女)、孙林、张玉辉、许万平、胡明君)等九位狱中作家或记者为本会重点营救的荣誉会员,并上报国际笔会。
    
至今为止,独立中文笔会重点救援的原42名荣誉会员中已有19人获释,包括喻东岳、姜维平、高勤荣、李民英、罗永忠、姜力均、罗长福、杨建利、毛庆祥、赵岩、蔡卓华、李建平、李元龙、喻华峰、胡石根、赵常青、程翔、李长青、岳天祥;目前系狱者还有23人: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徐泽荣、拖乎提·吐尼雅孜、李智、哈达、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孔佑平、吴义龙、何德普、陶海东、朱虞夫、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郭飞雄、陈树庆、王小宁、齐崇怀、秦永敏。此外,因言获罪系狱的本会会员有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严正学、杜导斌。 
    
独立中文笔会郑重宣告,言论自由包括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维护写作者自由是国际笔会宪章的基本宗旨,本笔会将继续为恢复上述系狱写作者的自由不懈努力。
    
独立中文笔会
    
2008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李昌玉:马丁的梦想和我的梦想

45年前,一位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面对25万黑人听众发表了一篇充满昂扬的诗情和崇高的理想的讲话《我有一个梦想》。他期望美国彻底消除种族隔离,种族歧视,黑人将和白人平等相处,共创未来。

45年后的现在,第56届美国总统选举,在中国引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电视、报纸、网络上都有迅速而及时的重点报道。北京时间今天(5日)中午12时,CCTV1的午间新闻报道,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已经获得297张候选人票,超过了最少应该具备的270张选票,因此,他已经毫无疑问地将要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或非洲裔总统。

马丁的美梦成真,而且比美梦还要美梦!

这令我不禁浮想联翩。在西藏“3•14事件”之后,我写过一篇《当务之急是任命一位藏族党委书记――为西藏善后建言献策》。我的议论根据不是别出心裁,而是出自毛泽东。“1949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一文中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毛泽东期望各个少数民族,包括西藏,都‘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以及各类人才,其中居首位的应该是让藏族人担任党委书记。(《同藏族人士的谈话》,1956年2月12日,《文集》第七卷)”港人治港,香港人做特首,藏人治藏,西藏人做西藏党委书记,这应该是共产党的正宗思维。中共解放西藏快六十年了,却没有“培养”出一位可以信赖的藏族党委书记。个中原因,不可为外人道也。

现在,一位非洲裔的美国人奥巴马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竞选取胜,成了美国的总统,于是,我也产生了一个梦想,就是中国在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之下,藏人,或维吾尔人或台湾原住民,通过竞选不但可以担当各自地区的头目,而且也应该可以通过竞选,担当中国中央的诸如总书记、总统、主席的职务。

到了那一天,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真正复兴的盛大节日!

美国黑人奥巴马入主白宫,这条路走了几十年。

当初,马丁•路德•金的梦想,鼓舞了全体美国人,特别是黑人,他们积极参加了波澜壮阔的维权斗争,终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就是中共解放全国之初,像我这么一个初中生,对于世事,特别是美国的世事,所知甚少,懵懂不谙。这时从各种宣传知道,美国的黑人是如何受歧视,受压迫,受奴役。他们上学只能进黑人学校,坐车只能进黑人车厢,吃饭只能进黑人饭店,干活只能做苦工,……于是我们对于自己作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解放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对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更加仇恨憎恶。那时真是打心眼里唱出“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上海解放之后,不到半年,我就兴奋地加入了青年团,成了上海市的第一批青年团员。

毛泽东在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遗憾的是,事实无情地否定了毛泽东。美国的大选,是货真价实的人民选举。美国的民主制度,实实在在地保护了黑人的维权斗争,绝不是“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幸好现在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作这样虚妄的指责了。

几十年来,黑人取得了与白人完完全全的平等权利,种族歧视成了全社会最为敏感的错误,甚至于作为罪行被告上法庭。比如,我的孙女每天必看的某部儿童动画电视片,三五个儿童演员中,起码会有一个黑人孩童。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我读了一些有关反对歧视黑人的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因为编剧极力要避免出现歧视黑人的错误。学校招生不敢歧视黑人,已经不是问题了。政府招聘必须留有一定比例的黑人编制。总之,消除种族隔离,消除种族歧视,不折不扣地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境部门。在政府主导下,依靠法治保障和各种制度的强制性执行,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努力,在美国的政界、军界、学界、商界、体坛、影坛、文坛,已经是群星璀璨,俊彦如云,黑人依靠自己的奋发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因此,奥巴马的当选,可说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仅仅只是在于第一次选出了一个黑人而已。美国的两党竞选制,已经有了二百二十年的历史,形成了成熟的制度,得到了全体人民的公认,大家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一位黑人成为美国总统,对于美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对于中国人来说,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但是现在中国的媒体的导向是引导人们关注奥巴马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对中国利益的好坏大小。这当然也有必要,但是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美国新任总统的实际政策并不会是简单兑现竞选说辞。媒体的有意无意误导,是避免人们借奥巴马的启发,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问题。

我说,中国在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之下,藏人,还有维吾尔人或台湾原住民,通过竞选不但可以担当各自地区的头目,而且也应该可以通过竞选,担当中国中央的诸如总书记、总统、主席的职务。在中国要实现这个梦想,那真是要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一,这要突破根深蒂固的一党专制制度,从“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转变为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民主政治,目前还看不出眉目;第二,这还要突破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大汉族主义。八十九年的元朝统治,留下的是“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奇。推翻二百六十六年的满清统治的革命党人最初喊出的口号是“反清复明”。他们是站在汉族的立场,反对蒙古族、满族对我汉族的统治。其实,清朝的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他们在汉化儒化方面,已经水乳交融,和历代任何汉族人的皇帝相比不但毫不孙色,而且是学习掌握汉文化的佼佼者。今年西藏“3•14”事件之后,网上的愤青愤老们几乎是一面倒地主张镇压,镇压,镇压;杀,杀,杀!假若有朝一日,一位藏族人经过竞选,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总统,那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好几的汉族人将会出现什么反响呢?我们毛泽东时代,有多少入党几十年的少数民族高级干部,都被打成地方民族主义者或反党集团头目。毛归天之后,虽然平反了,但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不信任心理是难以清除的。大汉族主义思维,这是专制统治者难以摆脱的魔障。

奥巴马在获胜演说中说:“美国,我们已经走过漫漫长路。我们已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今夜,让我们自问——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到下个世纪;如果我们的女儿有幸活得和安(在亚特兰大投票的一名106岁妇女安•尼克松•库波尔)一样长,他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改变?我们将会取得怎样的进步?”

同样的道理,用之于中国,如果我们的儿孙们,能够活到二十一世纪,“他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改变”?我的这个“中国梦”能够变为现实吗?

(2008/11/7 于山东大学附中)

刘  路:用情意温暖黑暗—-记一次软禁

在中国驻联合国办事处抗议

来到美国以后,回首被软禁的那段往事,我开始感觉到,它的发生几乎是注定的。当软禁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异议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常态的时候,我怎么可以奢望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一定得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呢?可在当时,我对这种理由的缺失居然那么在乎。

现在我想开了,软禁是一种待遇,特别是因为胡佳先生而被软禁,更是一种荣耀。

一2007年12月27日,北京著名人权活动者胡佳先生在自由城的家中被拘留。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居然是警察。那天傍晚我回到老家看父母,准备第二天去平度帮一家法律顾问单位上诉,电话响了,一看号码,是执行监控任务、经常打交道的警察J,是个中队长。压不住内心的火,响了好一阵子才接电话。

老路:什么事?我回老家了。

J队长:有点小事,你真的在老家?没去外地?

老路:看来我以后外出得向你们请示才能走啊。

J(假笑):我看也该。说正经的,你能否明天回来一趟?

老路:不可能!我要去平度帮顾问单位上诉,耽误了上诉期人家能饶了我?

J:那么,我们明天就得去找你,你到平度什么地方?

老路:你们是不是有病?天寒地冻跑100公里?

J:没办法啊,谁让你惹事的?你不是发帖子要去北京帮张青(注1)上访么?领导叫我们跟你谈谈。

老路(火更大了):扯淡,上访与你们何干?又不是访你们!

J:这个你别管了,要么你明天回来,要么我们去找你!

老路:就为这么点破事?那我告诉你,我最近没有去北京的打算,而且张青也没有联系我去北京,我总不能自己去上访吧?

J:还有事,北京的胡佳被抓了,你不知道?

我大吃一惊:不知道啊,有正式消息了么?

J(故意撒谎,其实他是接到了公安部命令,注2):我也是看了帖子,网上说的,你不要出什么声音啊。

老路:再说吧。我还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呢,我在老家也上不了网。

J态度强硬起来:不行,我们明天一定要去找你,你真的在平度?

我气不大一处来:你们愿意来就来吧。

真是晦气,我挂了电话,给小乔发了个短信:”据说胡佳被抓,怎么办呢?”谁知道这个短信和后面一个错发的短信惹来大祸。

第二天我一早去平度,一路上都在想胡佳的事。我跟胡佳有一面之交,2007年的8月,我的朋友吕耿松在杭州被捕,我到北京帮他女儿找律师。我希望胡佳能帮她找一些新闻界和外交界的朋友帮忙。胡佳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在法新社驻北京办事处见了面。后来,主要是在胡佳的帮助下,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吕耿松的案子,国内也有上千人署名为他呼吁,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大使馆还向中国外交部发了关注此案的信函。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还专门赴杭州看望过吕耿松的夫人汪雪娥女士。胡佳的执著、热情以及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让我感慨、敬佩。

2007年9月29日,北京又传来国安警察非法绑架、殴打李和平律师的恶性事件,我和几个朋友义愤填膺,决定起草一封致中共17大的公开信。在征求签名的过程中,一个四川的朋友告诉我最好不要做发起人,因为中共16大有5个人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结果都被判刑。朋友们认为,发起人第一应该是国内有影响,第二是抗风险能力强。经评估,国内的人胡佳、刘荻、赵达功三人符合这些条件,我找胡佳商量,胡佳欣然同意做第一发起人,刘荻小姐和赵达功先生也愿意作为发起人签名。我这个组织者却躲在背后,在后面署了名。当时我和另一个海外的发起人草虾先生约定,如果胡佳因此被捕,我要出面承担责任。

8点半左右,我到了平度市东莱宾馆,定下房间后给一起办案子的邢律师发了个短信:”东莱宾馆309房间”.还写了电话。谁知道这个电话错发给了小乔,小乔回信询问,我懒得回信,就又给邢律师打了电话。上午10点左右,我正和邢律师在房间研究写上诉状,青岛国保的M处长、J队长进了我的房间。

我没抬屁股,讥刺他俩道:”你们两位市局领导的腿也够贱的,这么冷的天,为了我一个小律师还真大老远地跑来?”他们俩脸一阵青,一阵红,也不作声,坐在床头上。

“看见我放心了吧,我真没出去干什么反革命勾当,就在这里帮顾问单位写上诉状。”我又说。

J队长讪讪地拿了我的判决书,装模作样地看,M处长沉着脸说:你先干活吧。

然后出去打电话。

我和邢律师继续写上诉状,趁他们不在房间的时候,邢律师悄悄问我,”你老弟惹了什么祸?我刚才出去看见满楼道都满了警察。”我大大咧咧地说:”他们脑子坏了,发神经呢。”邢律师哪里见过这阵势?他帮我写完上诉状,拉着前来商量上诉事宜的老板一起匆匆走了。我一看时间,11点半。

J处长和M队长进来。

我开门见山:说吧,有什么事?

M处长:你好像很脑火?

老路:我哪里敢呢?我只是替你们抱屈而已,这么冷的天,跑这么远的路。我是真回不去,你们也看见了,马上到上诉期,过了期就是100万的损失。

我当时已经被扣了律师证,虽然不能做出庭律师,但是作为企业法律顾问还是可以做些案头工作。

M:你回不去,我们就来嘛,你以为我愿意来?我今天好多事呢,好多工作等着。

老路:那你们兴师动众来干嘛?

M:你在网上发帖子要帮郭飞熊上访,他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去吧,你这次去,我陪着你!

老路:跟我当然有关系啦,我替郭飞熊的儿子募的捐啊,狗日的广州天河法院抢了人家孤儿寡母的钱,株连九族,难道不该上访?

M:法院扣钱肯定有法院的道理,再说,你募的什么捐?

老路:人人皆有良善之心,他孩子没钱上学,我难道就不能做点好事?

J:你个人募捐违法!

老路:真好笑,个人募捐违什么法?我这个当律师的还第一次听说募捐违法。

J红着脸不做声。

M:别人怎么不募捐,就你多事儿?

老路:这个问题问得多可笑?郭飞熊是我朋友,他孩子没钱上学了,我帮帮他不该?

J:就你的朋友多,高智晟是你朋友,李和平是你朋友,郭飞熊又是你朋友,有人出事就是你朋友。这次的胡佳是不是也是你朋友?你是不是还要出声儿?

老路:胡佳当然是我朋友,我当然要帮他呼吁。我还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样了呢。

M:告诉你,我就是为这事来的,胡佳的事,你不能出声!不服你就试试,看你能不能去得成!

我也火了,生生顶过去:胡佳的事,我还真得去北京自首。因为为吕耿松上书17大,是我和草虾弄的,找了胡佳顶名,如果因为这个抓胡佳,我于心何忍?我必须得去北京说清楚,要坐牢李某人去坐,不能冤枉胡佳!

J:你怎么知道是为17大上书抓胡佳?

老路:你怎么知道不是?

M:胡佳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事也不会只是这一点。

老路:胡佳是坏人?你有什么证据?他是个艾滋病维权者,国际有名的人权活动者,是好人坏人,世人自有评说,不由你们决定吧。

J:这个先不谈,胡佳17大上书的事,你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转告上级。你不能去北京。我们跟你约法三章:第一,不准去北京帮张青上访;第二,不准帮胡佳组织签名活动。第三,最近不得离开青岛。

老路:你们哪里来的权力要求我这个那个的?

M:你以为你最近干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你在青岛见了什么人,在济南见了什么人,我们一清二楚。你的行为比2003年厉害多了!不是不能抓你,而是要看你的表现。你好自为之吧。

老路:少来!愿意抓,抓就是了。

M:你以为抓不了你?你就是没进去试试!

老路:哈哈。全国的看守所我没有去过的不多,不就是坐牢么。

M:不跟你瞎扯了,你赶紧处理你这边的事,完了以后回青岛,我跟你详细谈。记着约法三章。

老路:平度这边已经定了饭了,你们不在这里吃?

M:不吃。

J:不吃。

两人匆匆走了。我到平度市公安局安排的酒店房间去吃饭,大队长和教导员在等我。我看了看表:1点多了。

安排了5个人的酒菜,结果只有3人吃。我对平度国保的人说,市局的这帮人都发神经了,一点破事,也来找!

教导员说:喝酒,他们神经,咱不神经就行了。

中午吃过饭,我回房间洗了澡,开始上网,遇见草虾。我告诉草虾把17大上书找胡佳顶名的事告诉警察了,我怕警察不肯向上级汇报,让他发个帖子声明一下。后来又碰到老鼠,老鼠要我起草一个为胡佳呼吁的声明,我为难地说,老路已经被看住了啊。老鼠也就不再坚持。

晚上来了个当地政府的小官员,也是我以前的朋友,一起喝酒,喝了两场,醉得不醒人事。晚上12点的时候起来上网,跟谁聊了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退了房,去胶州我大姐家。我上中学的时候把胃弄坏了,喝酒过量就要痛几天。一个半小时的路,几乎是挣扎着到了胶州。

快要下车的时候,又接到警察的电话。

J:你在哪里?

老路:胶州啊。

J:找不到你了,你能否马上回来?

老路:为什么?

J:你上次写的那个采访右派的材料,我想看看。(注3)

老路:不可能,我不能给你们看。

J:在你电脑里吧,给我看看有什么?我在值班,闲着也无事。

老路:我说过了不可能,这篇文章我已经不准备发表了。再说,被采访的人也不满意我的稿子,这种东西怎么可能给你看?

J反复纠缠,我坚决不同意。大约纠缠了20多分钟。他又说:你在哪里?我们去找你。

我简直气坏了:你们疯了么?一整天没事找我干么?

随即关了手机。

我在大姐家吃了午饭,约好回家过元旦。大约两点半,跟姐夫、大姐和外甥女一起开车回老家看父母。

我的父母在农村,都70多了,父亲身体还算健康,母亲有脑血管病。每到节假日,弟兄姊妹们都会回家看望他们。我们回去的时候,大哥大嫂、弟弟弟媳以及在青岛工作的侄女和侄女婿都已经到了。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做菜包饺子,准备过节。大概晚七点,我们村的治安员带着派出所的片警和M、J两位警察进来了。

我一见,苦笑不得:你们可真厉害啊!

M和J装着问寒问暖的样子跟我家人客套一番,然后把我叫到车上说:跟我们回去,不然在你父母面前不好看!

我能怎么样?我的父母年事已高,母亲还有病,我怎么可能在他们面前把事情挑开?我只好回家跟父母说了声,我有急事回去,背着电脑包跟他们走了。

在车上我跟他们大发雷霆,J居然嬉皮笑脸地说:是你自己找事,谁让你关机的?

就这样,我被他们带回市局招待所,手机也被收走。我用他们的手机给父母打了个平安到青的电话。

一进房间,M处长立刻凶相毕露:今天给了你面子,没有把警车开到你家里,没有用手铐铐你,你别不识抬举!

我也大怒:我不要你们抬举,你们按照法律规定来就是了,你们不是警察么?半夜三更把我弄到这里来算怎么回事?

M:找你自然有理由。我们苦口婆心跟你说,不要掺和胡佳的事,才过了几小时,你又掺和,你说,你是不是忽悠上海的什么人来东莱大酒店开会?

我莫名其妙:哪有这事?我忽悠谁了?

M:没有的事我们不会找你,你以为网监是吃素的?

我突然想起我给小乔错发的那个短信,他们一定是错误理解了我的短信,以为我要找小乔一起去营救胡佳。

老路:我知道了。我是发给小乔一个东莱大酒店的住址的短信,但是那是我发给你们的,错发给小乔了。

其实,那是我发给邢律师的,但是我当时忘了,就推到他们身上。

他们当然不信,反复问,好几十遍地问。我就是一口咬定不是要小乔来青岛,实际上也确实不是。

他们又从我的手机上找到了一个上海的电话,要命的是我完全忘记了这个电话是谁打的,因为我当时喝了太多的酒。

他们认定我肯定重大有阴谋瞒着他们,一会儿大喊大叫,咆哮如雷,一会儿软语温存,好言相诱,无奈我就是想不起来,我也不可能承认要煽动小乔来山东营救胡佳啊。

M处长完全失去了耐心:李建强,你以为我们抓不了你是不是?你要知道,我们打交道三四年了,抓了你,我省大心了!

老路:我相信你们有权力抓我,但是不是今天,你们可能一个礼拜之内能办好手续把我送到大山(看守所),但是今天抓,你们吹牛!不是我瞧不起你们,你们能在24小时内办好我的拘留手续,我叫你们祖宗!怎么样?

M:你不要装出不怕坐牢的样子来,你没进去试试。我干了30年刑警了,什么人没见过?你牛什么?

老路:孙子才不怕坐牢,孙子才愿意坐牢!但是,不怕又能怎么样?不愿意又能怎么样?我自己说了算?我好好地出差,回家看老人,你们不是说抓就抓来了?

M:你今年一年的行为你自己清楚,抓了你,判了你,你也没有什么牙啃!

老路:我的行为丝毫没有违法的地方,倒是你们在违法。你不要拿法律跟我说事儿,说法律我比你们有资格,不要忘了我是谁。

M: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这样的人我们见多了,我手上一把一把的。

老路:我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法律我比你们懂得多。对法律的信仰也比你们虔诚。你们除了手里有权力,迷信权力,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M气得瞪眼,我拉上被子睡觉。

J过来打圆场:别激动么,这件事说不清楚,我们交代不了,你也走不了啊。这是上级安排的。上海那边来的信息,说你煽动小乔来山东,你总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吧。

老路:我解释不了,你们爱信不信。你让上海提审小乔啊。看看她是否要来山东?

J把我的电脑弄开,上网,试图从电脑上查出我和小乔谈话的记录。可也真奇怪,我的电脑居然就是没有设置历史记录保存,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M又说:电脑我们扣两天,全部文件都拷下来再给你。

我简直气坏了:凭什么?我还是合法公民,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凭什么扣我电脑?

J:你非得要手续?

老路:既然是例行公事,你们不觉得没有手续就扣电脑严重侵犯人权么?

M:我们叫你这里来也没有手续,你是不是明天要告我们去?

老路:那是我自愿跟你们来的。我要不想来,你没有手续能把我弄来?笑话!

M:好,你不让扣也罢,你就在这里呆几天吧。我明天派网监来下载,拍照!

老路:为将来拘留我保存证据?好啊,随便。李某人不在意,而且都给你们签字。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我下载的,保证合作,清清楚楚写明白,放心!

M皮笑肉不笑:你多心了,谁说要拘留你?

我蒙上被子大睡。这两个家伙一个睡觉,一个坐凳子看着我。

第三天,我一早醒来,发现M处长洗澡去了,J队长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看我,那眼神,有一种无声的威胁,更多地是恶意的快慰,有种一个突然强壮起来的人在看他曾经势均力敌的对手的那种感觉。一见我睁开眼,姜的眼光立即收敛、变淡,渐渐熄灭了,换上一副笑脸:醒了?想起点什么没有?

我忍住内心的厌恶,淡淡一笑,说:没,倒是做了一个梦,没准对你们有用,想听么?

J不尴不尬地笑,不语。

我慢慢地说:前些天一个澳洲的朋友说要送我一件羊皮(注4),我还嘲笑人家:我又不是狼,要羊皮干么?这不,我梦见这个朋友真把羊皮给我送来了,是那种纯种的澳洲细毛羊啊,毛发雪白雪白,又长又漂亮,我忍不住就披上了。谁知道一披上啊,真变成了一只澳洲细毛羊了。眼前是一片锦绣之地,阳光和煦,芳草鲜美,绿水萦绕,我正往前去,忽然万木枯萎,衰草连天,锦绣之地变成一片荒原,两只野狼张着血盆大口狂追而来,我吓得撒蹄而逃,逃着逃着逃进这个房间,逃上这张床,这不,刚刚吓醒。

J哈哈大笑:不愧学中文出身的,编得不错,继续编。骂我们是狼也不寒碜,比骂狗好一些。哈哈,你比高智晟、胡佳骂人的品位高多了。

老路:我可不是编排着骂你们啊,不过是个梦嘛。

J: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你把自己梦成羊也寒碜了点,你说你是羊么?

老路:那么,在你们眼里我是什么?

M处长洗完澡出来,接过话头说:我看你就是个政治疯子!

我哈哈大笑,差点笑出眼泪:您老人家可真是抬举我啊。我就是个小文人,哪里懂政治?又怎么成了疯子了呢?

J:我觉得你就是想挑大旗,拉个山头当个头面人物,不然的话,怎么全国这么多人,每次都有你出头闹?你别小看我们,我干了30年刑警了,什么人没见过?我还是那句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我笑得肚子疼:好一个”除非己莫为”,我”为”什么了啊?我一个农村出来的小人物,你们这么多年一本正经地防范、监控、追问,不觉得没意思?哈哈!

在他们满怀狐疑的眼光中,我穿好衣服,洗刷一番,吃了饭。M处长去局里汇报去了,J队长找来一个W队长把我电脑里他们觉得可疑的东西拷贝走了。J开始跟我侃大山。

J:你说这次真不让你回去了,把你送进去,你怎么办?

老路:我能怎么办?进去呗。但是,咱们认识了好几年,也有点感情,你们好歹给我带点书进去,一套《资治通鉴》就可以了,找我老婆要,出来后我报答你们。

J不接这话,继续说:外面千日好,里面时时难。都是些社会渣滓,你能受得了?你在外面跟我们争尊严,进去了谁给你尊严?那地方不是你这样的人呆的。

老路:我的人缘好,当律师的时候,不知道从里面捞出多少人来。所以,进去了,人家也会照顾。再说,我也算人才啊,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哈哈。

J:你老婆怎么办?她不是有病吗?

老路:忧郁症。

J:你进去了,她会有更大的刺激。你孩子也会受牵连。下半辈子就难了啊。

老路:是,这都是实话。

J:那你就不为他们想?

老路:我想有用么?我不想进去就不进去么?说实话,不要说我,你们说了也不算。

J:为什么?

老路:你听好啊,我是这样估计的,我算是温和派,现在激进派都抓得差不多了,特别是胡佳以后,该轮到我们了。我认为,这次是意外事件,你们上级还没有抓我的打算。但是,因为换了部长,什么脾气咱不知道,所以也不能排除奥运前的某一个时间抓我的可能。还有就是,如果奥运前不抓,奥运如果搞糟了,秋后算账我也跑不了。所以啊,我现在心若止水,抓也好,不抓也好,我都不在意。

J:你这是何苦来呢,这不都是你自己找的么?

老路:非也。我从来不后悔我干的事,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个法治至上主义者。在我看来,如果你们抓了我,错的是你们,不是我。

J:怎么证明?

老路:我干的一切事都是合法的啊。

J:你认为我们抓了你,法院会认为你无罪把你放了?

老路:我不这么认为,法院认定我有罪是肯定的。但是,法院并不代表法律。现在的政治案件都是政治审判,不是法律审判。不过,历史会认为我无罪,认定你们有罪。

J:历史?几十年以后?那还有什么意义?

老路:怎么没有意义?人不能只为现在活着,要把眼光放长,要看到历史的进程啊。

J嘿嘿冷笑,但脸色有些尴尬。

侃了大半天。M处长回来了。

M:那个电话的事,你还得讲清楚啊,你怎么就忘了呢?

老路:我不是喝醉了吗?

M:一点不记得?

老路:不记得。

M:跟谁喝的酒?

老路:一个姓朱的朋友。对了,是他送我回房间的,我问问他。

我给我的朋友打电话,朋友说我昨天晚上快10点的时候确实接到一个上海的女生打来的电话,但是聊了没几句,我去上网,他走了。

我问:我有没有让她来青岛?

朋友很肯定地说,没有。

我的手机声音很大,他们全听清了。

一无所获。他们安排我吃了饭,让W队长送我回家。临走一再叮咛:不得把小乔忽悠来青岛!

我拿回自己的手机,刚开机,就接到老父亲的电话,父亲为我担了一夜心,我跟他老人家撒谎说:没事,人家帮我办律师证呢。

父亲不信:怎么大半夜带走了?办个证也不差一个晚上吧。

我急中生智:人家省里要求必须元旦前把材料报上去,明天不就是元旦了么。

父亲终于信了,我心里却打起了小鼓,明年没有律师证,我怎么在父亲面前交代啊。

我回到家,楼下添了警车。出门也还自由,但是,已经出不了青岛了。

这是我第一次被软禁。据说,人的第一次,具有一种特别宝贵的意义,女人是这样,男人也是这样。而软禁,首先是一种资格,一种待遇。老路被软禁了,而且是跟胡佳这个名字相关联的软禁,在被软禁的冰冷和黑暗中,我感到了一种暖暖的情谊。

2008年1月13日初稿于青岛虎山居

2008年11月16日修改于纽约

注1:张青,郭飞熊夫人,我曾因为给她孩子募捐的钱被广州法院扣押而发文要帮她上访。

注2:根据事后的发展看,他们一定是接到了北京的指示,对最有可能为胡佳呼吁的人进行封堵。

注3:我曾经应观察网站的邀请采访了山东省的几个右派,这事被国保通过秘密手段截获,他们曾严厉禁止我发表这个报告。

注4:澳洲的毕士圆博士年前准备来大陆探亲,曾提出要给我带羊皮,我说不是狼,不需要披羊皮。

朱健国:4万亿腐败大潮颠覆改革

“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消息自2008年11月9日发布,五天来,反对声热遍网络。不少专家称,与其说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四万亿”是一个“经济刺激方案”,不如说“4万亿”是一个颠覆改革的腐败大潮。

质疑和反对“4万亿”的四个理由

11月11日晚,知名政论家石齐平先生在凤凰卫视招牌节目《时事开讲》中直言:温家宝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首先带来的是腐败!

次日《经济日报》则透露,“4万亿”是掺水的谎言。“华盛顿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认为,中国大陆上周日公布的最新刺激经济方案,金额之大或许引人侧目,但实质上是个公关手法,大多只是把原有政策措施重新包装,毫无新意”——如同大陆官员在招商会上宣布的引资成果辉煌一样,多是将早已协议好的商业合同加入到“本次招商成果”,“4万亿”中,许多投资计划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安排好的。此次新拿出的投资计划,可能还不到三分之一。

从宣布计划开始就撒谎造假,说明“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一开始带来了说假话的腐败,让人看到五十年前大跃进的浮夸风又在复辟了。

经济学家马光远,在同一天的博客中对上述忧虑进行了有力论证,结论是,目前程序不公的“4万亿”,其腐败效应多于救市效应。

人们由此有了质疑和反对“4万亿”的四个理由——

国家发改委门前的“人头攒动”是一股“腐败攒动”。尽管就目前而言,“4万亿”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方案,不要说实施细则,甚至连粗略性的支出计划都尚付阙如,但各地政府、企业已经闻风而动,纷纷进京,以期在国家未来的四万亿巨额支票上争取更多的签字权。特别是,10日,国家发改委紧急会议决定安排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中央政府投资工作后,令掌管投资大权的国家发改委门前更是“人头攒动”,交通堵塞。这说明,“4万亿”首先复辟和兴旺了“跑部钱进”的老腐败。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失范和公共精神的缺失成为“腐败攒动”的最大助攻。 此其一。
“4万亿”使政府寻租有了新掩护体。政府成为投资中心,围绕政府的寻租活动自会不期而至,而这或多或少都会使公共政策脱离原来的目标,“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不仅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契机,反而成为各个群体分利的工具,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甚至会引发投资灾难——“4万亿”出台过程的仓促和缺乏公共过程,显然为这样的行为提供了腾挪的空间。此其二。

“4万亿”是独裁,没有经过民众的讨论和人大的批准。评估公共政策是否良治的最重要标准,就是察看公共精神在该过程中占多大的优势。为何没有民众的讨论,没有人大的批准,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可以全权决定了如此巨额的公共支出?一个国务院的部门——国家发改委在全国人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尚未就上述方案进行公议和决断时,就可擅自安排在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的政府资金?!“4万亿”如此没有制衡和约束,这和美国救市计划出台前复杂的博弈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和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何等背道而驰!在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大未就如此巨额决策开展公共辩论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就开始实施该计划,这意味着这一公共支出在合法性上留有悬疑,更不用说在公共精神方面明显的缺失民主程序了。也许形势确实危急,但任何人也无权借危急之名废弃起码的民主决策程序。如此一来,三十年改革的一点民主进展就全被复辟了。此其三。

“4万亿”将成为徒有虚名的“面子工程”。虽然国务院常务会议将“4万亿”定位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但在程序正义缺乏和公共精神缺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旦通过游说获得投资,很可能将资金用于短期见效快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将真正的民生产生挤出,走上世纪90年代重复建设和豆腐渣工程的老路。如此,则4万亿的投入不仅不能带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不能确保民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反而会引发投资灾难,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周期中贻误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局。 此其四。

对“人头攒动”腐败因素的初步化验

《南方都市报》等媒体都在11月13日刊登了《国家发改委门前的“人头攒动”》的报道,报道化验了“人头攒动”中的三个新腐败迹象。

到国家发改委办事的人多带“大号的旅行箱”——为从“4万亿”投资计划中分一杯羹,地方企业纷纷闻风而动,带着项目来北京寻求支持。  经常在国家发改委办公大楼门前工作的环保工人小王告诉记者,基本上从早到晚,门口都聚有几十个人, 一天下来超过300人。这些人大多风尘仆仆,不少人还拖着大号的旅行箱。

这些“大号的旅行箱”为什么不放在宾馆里而要带到国家发改委来?难道申报文件多得要用“大号的旅行箱”?显然不是。里面的东西可能是有助于从“4万亿”投资计划中分一杯羹的“润滑剂”。

“省发改委派专人随行做协调工作”。 国家发改委门前有一来自东北某钢厂的副总工程师高先生,他说,为了掌握足够的信息,把握政策方向,此次还争取到了当地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发改委派专人随行做协调工作。

省发改委自然与国家发改委有不少私下感情,其帮助企业来京“做协调工作”,最起码,也要到饭馆“搓一顿”,接着“洗个脚”,“按下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随着行情升级协调送送银行卡,也可能是“早有准备”。

“不可告人”的“专业代理公司应运而生”。来自上海的小刘是一家环境技术咨询公司的项目助理,他领着四川某县几家发电厂的代表们来国家发改委申请CDM项目,小刘告诉记者,这几家发电厂属于私营企业,2年前已经申请过节能减排相关项目,但是迟迟未批。这次国家下大力气扩大投资,这些企业主希望能够借着这股东风将项目落实。一行8人,包括发电厂代表、省发改委代表以及作为沟通协调者的咨询公司代表小王,前天就已经到达北京。 “四川有灾后重建专项资金,因此申请项目应当有些优势。”林女士对项目前景表示乐观。

这一信息的新鲜在于,不仅有地方发改委陪同企业进京,还有“技术咨询公司”带领地方发改委陪同企业进京:这就说明,有专业机构在组织代理企业从“4万亿”投资计划中分一杯羹。这可能使“分一杯羹”的计划更专业,更可靠,自然,其中的“不可告人”也必然更多更大。

“无民声,则无民生”

“无民声,则无民生”。这是中国政治的博弈过程一再显示的至理名言。只有公共政策的程序正义得到确保,公共精神充满决策全程,民众的话语和参与的权利得到保障,人们才可以对发改委门前攒动的人头不再心存恐惧。否则,从“4万亿”投资计划中分一杯羹的行动将带来血腥和危险。

然而胡温新政似乎全不理睬这些善意的警告,反而南辕北辙地加大对民声民意的钳制。

喉舌媒体近日纷纷强化《3人因组织百余村民在陕西省委门前聚集获刑》之类的报道——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犯非法集会罪一案,于2008年8月6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因西安市三环路建设、中银万泰房地产开发项目和用地经政府批准,灞桥区席王街道办事处梁家街村的土地被征用,2006年4月起,部分村民对赔偿标准、拆迁范围和安置方案等问题不满,推选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等人为村民代表。邱土改、梁管社、张建荣组织、策划梁家街村村民多次到省、市、区政府集会上访,还曾多次去过北京。他们的行为未依法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集会罪,应依法惩处。依法以非法集会罪,判处邱土改有期徒刑4年;梁管社有期徒刑3年;张建荣有期徒刑1年。一审判决后,邱土改、梁管社向市中院提起上诉。但近日西安市中院经审理认为,证据确凿,维持原判。

2008年9月24日,云南网又有《业主反对修匝道聚集500余人堵路受审》新闻——2008年4月22日14时40分,因反对修建昆明北辰片区昆曲高速公路上下匝道,北辰片区3个小区近500名业主,到北京路延长线与北辰大道交叉路口集会维权。事发后,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6名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犯罪嫌疑人。6名嫌疑人中,有的是公司经理,有的则是云南某法学专修学院院长。

这些维权者遭遇逮捕的新闻,原来多见于文革前的阶级斗争年月中,在去年前年都已基本绝迹,但在今年却频频复辟回潮,原因何在?说明当局在启动“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的同时,也在启动从严从重钳制民意维权的“铁腕独裁”。

今日不仅没有经济民主,市场经济倒退到计划经济,而且将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后才出现的民主萌芽——鼓励和保护民众维权——也因“经济危机”被当局收回,荡然无存。可见4万亿腐败大潮正在颠覆改革!

这正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

2008年 11月13日 于深圳 早叫庐

欧阳小戎:触不到的故土—-读蔡楚先生诗集《别梦成灰》杂感

人对乡土的情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深,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离开故土之后,也会产生难言的眷恋,而蔡先生已是花甲之年,其朝思暮想,自然可以想象。回头数数,自他离开故土,一晃十一年过去,并且何日可以回归仍不可知。这其中似乎有些悲伤,因为他是因为政治原因被迫离开的,并且一去归期茫茫。自然,蔡先生之所以被迫离开,肯定不是因为他讲政治的缘故,他的所言所行,不过是一个未被异化的人所应有的再正常不过的态度。但是生在这个红色中国,你哪怕千不愿讲政治,万不愿讲政治,你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当成一种政治立场或政治事件来对待。给你戴上“政治正确”或者“政治错误”的帽子。这是一个无言的,弥漫全社会的悲哀,而很多人却生在悲哀中而不觉。

蔡先生比我父亲还要年长,但年龄从未成为过我们之间交往的障碍。如果你愿意结识他并愿意在交往中免去那些客套话,那你完全可以将他当作一个老小孩来看待。就如同诗集扉页上那张照片,尽管历经沧桑,阳光下笑容却仍旧单纯而真挚,邻家中学生一般。这很容易使人认为他是位从小幸福安康,一生到处受人呵护,数十年不谙世事的象牙塔造物。然而在中国,这样的人几乎不可能存在,尤其对那些生于民国而长于红朝的人们来说,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都要从刚刚懂事之初,便要日复一日在无休止的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蔡先生自然也不能有所免,非但不能免,在受害的芸芸众生中,他是受害者中的受害者。

当然,无论是受害还是颠沛流离,人世间的一切飘零,都不能阻止一个人去写诗。就象蔡先生,写诗对于他而言,是内心最基本的需要,因为他的诗不是自娱自乐,更不是追求功名的捷径,而是内心最真挚的表达。人最基本的自由,就是说出自己心里话的自由,这个国家的当政者们容不下真话,自然也就容不下他的诗,容不下蔡楚。在一个容不下最基本自由的国家,一个渴望说真话的人,其结局身世自然可想而知。正如他自己所言:

“像一只深秋的蟋蟀,

哼唱着世纪的没落;

像一条未涸的小溪,

从最后的荒滩上流过。”

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写诗,却很少有人知道诗歌为何物;就象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学做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人为何物。诗歌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或曰灵魂最深处赤裸裸的独白,不带任何掩饰。是以,诗人无论在任何年纪,都会如同孩童一般。但是在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所谓的“诗人”,他们都会在自己写下的“诗”里拼命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试图通过那些“诗”,来为自己构建另一个形象。也许他们的意象很丰富、色彩很绚丽、节奏很饱满……但是,那都不是诗,因为那些“诗”都不是在追逐真正的自我,而是在追逐一种别的东西。譬如功名、利益、社会认同、甚至是官阶……诸如此类。

只有寥寥几人,是在真正地写诗。(当然,也许并不那么少,但大多为人所不知。)蔡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从早年开始,他的每一首诗里,都可以读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叫蔡楚。并且,在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读出这个人在数十年里并没有多少变化。就如同他的人生轨迹,在早年,他是一位工人,更准确地说是位小工。到了知天命之年,他仍然是位工人,这身份并未随着年龄和国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唯一改变的是,当强权在蹂躏他自己的时候,他似乎忘了自己,而在唱着那些被强权蹂躏的其他人。而当他被迫离开故土,强权无法再蹂躏他的时候,他却似乎开始唉叹自己远离了这片被强权蹂躏的土地。

诗的造诣不能靠一行一行进行所谓“艺术分析”,而在于她是否动人。逐行进行扫描,那是电脑杀毒软件干的活。受多年荒谬教育的人们,喜欢用这种杀毒软件式的思维方式去对待诗,这种方式当然制造不出诗篇,而只能制造病毒。蔡诗是动人的:

“隔着栅栏我伸出双手

用心去交换一片土地”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说出她在哪里动人?如何动人?动了人的哪里?如果一首诗让人说得出的话,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诗本身并不好;一种可能是读诗的人没有在用心去和诗人交流。

不过打动我的,并不仅仅是蔡先生的诗,蔡先生这个人本身,同样深深地打动我。尽管我本人也偶尔写几句蹩脚的排句,但每当议论诗篇的时候,我总是诚惶诚恐。而当我和一个人交往的时候,却可以扔下一切关于艺术、政治、宗教、家国天下等等令人胆战心惊的话题,尽情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乐趣。

蔡先生身为一位诗人,但他并不象很多人想象中的诗人那样,小事要么马虎大意,要么晴雨无定;大事要么鲁莽无度,要么胆小懦弱。他不仅仅是一位诗人;同时坚忍不拔、勇于担当;并且,还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编辑。我想,他之所以和我们惯常印象中的所谓“诗人”表现得截然不同,大概是缘于心中天生的悲悯情怀。譬如我们已经习惯于他在编辑的职位上所表现出的恪尽职守。但我猜想,当他处理自己私人事务时,也许和我们惯常印象中的诗人类似,是马虎大意的;可一旦事务涉及到他人时,他便变得认真负责起来。

就如同他的一篇篇诗篇,当这些诗篇涉及他自己时,看起来诗句是平静的,并不用力。但当诗句涉及他人时,却立刻变得聚精会神起来,或悲恸、或愉悦,都远远超过对待自己时的态度。

是以蔡先生是一位真正地诗人,因为只有一生执着地去生活的人,才能一生执着地去写诗。对真正的诗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他们所能写出的最美最瑰丽的诗篇。我敢断言,这首诗写得越长,就会越美。

岁月已凝成一块石头……

徐文立致女儿书在港出版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11月16日香港讯】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议作家、政治活动人士徐文立的书信体著作《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日前在香港由晨钟书局出版,并由田园书屋在全港书店发行。该书的英译本也同时由晨钟书局出版、田园书屋发行。徐文立目前任职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他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这本中文著作作为《独立中文笔会文库》序列的一种推出。

该书收录了徐文立1998年因从事民间组党活动而二度入狱被重判13年徒刑于狱中服刑期间(2002年中)写给女儿的五封长信,以“非政治方式”纵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及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由此一名良心犯发自北京的深情信札,娓娓道出一位慈父对女儿成长的未来寄语,更体现了一个矢志变革的中国人此生不渝的家国情怀。

知名政治学学者严家祺、政论作家胡平均为该书代序,高度评价,誉为“神性的光辉,写作的神圣”(胡平语)。在中国作家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的奋斗历程中,徐文立的“狱中写作”也树立了一个新面向、新标杆。全书所附图录六十余页,首次披露了徐文立自1970年代末开始从事人权、政治活动一直到近年流亡美国继续投身推动中国民主发展一路走来三十年艰难历程的100多幅史实图片,为读者揭示每一个中国人也曾经历、正在见证的时代印记、命运画卷。

林贤治: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国,始于着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据考证,在俄国,此词在1860年间即已开始流行,甚至更早。在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就从事社会批判,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进步作用来说,表现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两国却出现很大的反差。在法国,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社会的重视,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进入“先贤祠”。而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长期充当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特别在苏联时期。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无疑地要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恶性的发展。1918年7月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实行垄断和控制。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令,表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战,指名把一批学者驱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宁亲自致函安全部门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就“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的问题”进行周密布置,指示说:“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个信函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是年底,安全部门即将近300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着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列宁在世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还算得上温和。到了斯大林执掌政权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斯大林开始把斗争的利刃指向知识分子。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个警句是:“老大哥在注视你。”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监视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从整肃知识分子开始的。1928年,由维辛斯基主持对“沙赫特事件”进行审判,指控53名知识分子制造矿井事件,接受境外资金和设备,勾结原矿主搞破坏活动等等。审判后,几十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或被监禁和流放。后来证实,构成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凭空捏造的。1929年,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解放联盟”进行公开政治审讯,一批着名历史学家被加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惩处。1930年,又相继出现所谓“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案件,据说两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在前一个案件中,着名农业科学家恰耶诺夫、经济学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审判中受到迫害,株连达20万之众;后一个案件也使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及专家教授被加以组织破坏及间谍活动的罪名,遭到监禁和处决。

大约作家和诗人长于反映社会现实,传递时代情绪,而且语言可以承载各种危险的思想观念和意义,所以受到的控制特别严密,迫害特别残酷,而损失也特别惨重。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被捕,他是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被消灭在海参崴劳改营内,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着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在1922年被捕,随后被禁止发表作品,1931年在高尔基的庇护下流放法国。《骑兵军》作者巴别尔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枪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被捕,她长期失去工作,想当一个洗碗工也不可得,在困顿孤独中自缢而死。比较幸运一点的,像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被调至剧院工作之后,长达15年没有出版过作品。1946年把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使他们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无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个职业,领不到退休金,至1958年仅领到一次,就死掉了。就是高尔基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对他是加以“软禁”的。“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索尔仁尼琴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

“老大哥在注视你”。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以至枪毙,都是极常见的。一面展开群众运动、大审判,一面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于制造恐怖,毒化社会空气,使每个人从中学会顺从。有一份告密材料显示,巴别尔曾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所奉行的依旧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也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癎发作般地间歇性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至于倒退了。

拒绝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把诗人布罗茨基当“寄生虫”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着放逐西方,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高压,才酝酿成为后来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这两名作家,只是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着作而被判重刑。于是,有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用公开示威、写信抗议的方式表示对作家的声援。1968年,“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加入其中,随后成立人权组织。麦德维杰夫兄弟、索尔仁尼琴等,也都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各有不同,在运动内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以及放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方面是一致的。对苏联当局来说,如此异端的政见,确实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犹在,一旦发现目标,由国家机器所施予的打击仍然是迅疾有力的、具毁灭性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经有意识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在战术上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倾向于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在镇压技术上明显地精致化了。对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
,官方尽力设法孤立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国家原子能机构或作协,然后设法驱逐出国。萨哈罗夫已经被安置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亲属多人也做出了安排,只是由于他的坚持,才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当局对他的家庭一再作难,比如拖延不让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疗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株连家属而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为反对他的“人质”。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种“礼遇”;至于其他的追随者,那处境就要恶劣得多了。

八十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经过一阵短暂的交替,最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他极力标榜“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对于传统政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时,意识形态的裂缝迅速扩大,思想文化界变得活跃起来。禁区开始打破,禁书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着作。“老大哥”的目光变得疲怠乏力,散漫游移。随着政治的松弛和思想的活跃,知识与权力结束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态势,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进入政权结构甚至高层,成为高参,即所谓“智囊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有着异议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结果,改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则是苏联帝国本身逻辑演变的结果,是一种必然性命运。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来的责任呢?“老大哥”不复存在,但是目光依然严峻。

200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