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自有乱世的凶险，乱世自有乱世的美丽，乱世自有乱世的凄凉，乱世自有乱世的荒诞。相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乱世至少具有双重意味：其一，她们要遭受比男性更多的苦难和欺凌；其二，她们在寻求生机和出路的过程中被造就或被毁灭的几率非常接近。一大堆民国史料摆在眼前，有三位女性的事迹格外吸引我的视线，她们身上均具备非同凡庸的男儿胸襟和须眉气概，智慧之出众，勇毅之超群，甚至连某些饮誉国中的“奇男子”和“伟丈夫”亦稍显逊色。但她们的心性和志向迥异，所选择的人生路径也截然不同，一个成了疾走狂呼的女权主义者，一个成了报仇雪恨的侠客，还有一个则成了卖国求荣的汉奸。在乱世中，她们的传奇故事宛如沾染了泪光和血色的霜天风景，特别醒目，也特别惊心。
一、唐群英：女权和女拳
１９１２年，清王朝彻底覆亡，中华民国取而代之，中国妇女的命运开始出现千载一遇的大转机。但男权社会依然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坚固堡垒，当权者并不急于给还女性被剥夺达数千年之久的诸多权利。迟至１９２３年，在某些地方，女学生剪齐耳短发、穿齐膝短裙仍要受到责罚。迟至１９２８年，妇女骑自行车引起路人围观，还会被抓到警察局，课以“仿佛率众游行，究竟有伤风化”的罪名。１９３６年春夏之交，国难日殷，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思秣马厉兵，抵御外侮，竟然舍本逐末，下令将街上穿短袖衣、露胳膊肘的摩登女郎抓到军法处关、禁、闭，一时间，济南城中时装为之敛迹。前路固然千难万险，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们却并没有望而却步，秋瑾的同窗好友唐群英（她俩是东京青山实践女子学校的同学）便适时地挺身而出，决意为女性争权利，其内容包括求学的权利、就业的权利、恋爱婚姻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此外，还有重中之重的一项，即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唐群英认为，中国女性理应冲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去，与男性政治家并肩治国。
唐群英（１８７１～１９３７），湖南衡山新桥黄泥町人，其父是湘军将领。家风所致，唐群英从小性情豪爽奔放。她在家做闺女时便骑马，击剑，吟诗，“常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二十岁那年，迫于母命难违，唐群英嫁到湘乡荷叶冲，与曾国藩的远房侄儿曾传纲结为夫妇。此后，她与同样雄心万丈、深感闺中寂寞的秋瑾一见如故，两人常在一起饮酒赋诗，一吐胸中的郁闷。
１８９５年至１８９７年这两年间，唐群英迭遭不幸，先是女儿夭折，然后是夫君病故，她的情绪一落千丈。但她很快就振作精神，决定“不再嫁人，但要重新做人”。为了彻底改变自己的弱者形象，她博览群书，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思想出路。有一次，她偶然读到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其中有一句话的意思是：“女人应该有权利跟男人一样接受教育，获得荣誉，管理社会。”那一瞬间，唐群英的心眼仿佛接通了电源，倏然为之闪亮，于是她立定信念，今生今世一定要为妇女争权利、争自由、争幸福。五言绝句《读〈大同书〉抒怀》即透露出她当时的心迹：
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
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
１９０４年，唐群英在秋瑾的感召下，仗剑去国，漂洋过海，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在日本，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由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智勇双全的女将。１９０５年８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唐群英敢为人先，成为第一个在花名册上签字的女会员（她还是秋瑾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介绍人）。１９０７年，秋瑾在绍兴被捕牺牲，唐群英既为痛失好友和同志而悲痛，又为革命仍有继起者感到欣慰。这一层意思从她撰写的挽联中不难看出：
革命潮流是秋风吹起；
自由花蕊要血雨催开。
唐群英留学日本期间，曾被推举为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书记和会长。她创办杂志，激励女界同胞，在国家内忧日深、外患日亟的危险关头，疾走狂呼，与热血男儿奋袂争先，同尽爱国救民的天职。唐群英精力旺盛，魄力巨大，其一呼百应的凝聚力也非常人可及。辛亥革命爆发后，她统领一支全由志愿者组成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追随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前往武汉，担负起战地救护伤员的重任。１９１２年２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开庆功会，唐群英以“女界协赞总会”的代表出席，受到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接见，并被授予“二等嘉禾章”。
在中国近代，女子关心政治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契机。１９０１年３月２４日，为抗议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由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汪康年组织，在上海张园举行集会。会上，花季少女、年仅十六岁的薛锦琴登台发表即兴演说，引起上海舆论界的强烈震动。保守派认定“少年女士当众演说殊为可鄙”，改良派则盛赞“薛女士在张园演说，实为我国从来未有之事……若人人能如薛女士，又何患国家不强也”。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同样表示激赏：“此女士对大众演说，通晓事理，热心爱国，实足令我西人钦佩。”无论如何，薛锦琴登台发表政治演讲，既是中国女性破天荒的举动，也是中国女性不遑多让、直接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开端。
中华民国初建，万象更新，百废待举，再加以南北局势紧张，男女平权仍然只是一句停留在纸上的空谈而已。尽管如此，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毕竟为女子参政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外部条件，因此各地妇女纷纷组织参政团体，从中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活动家，例如林宗素、吴木兰在上海发起“女子参政同志会”和“女子同盟会”，王昌国、沈佩贞在湖南组织“女国民会”和“女子尚武会”。唐群英无疑是这些妇女运动领袖中最勇敢最果决最刚毅的一位。她对当局的虚与委蛇十分不满，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呼吁，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奋起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０日，唐群英做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动作——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其直接动机便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
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６日，唐群英牵头向参议院递交了《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阐明“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全部主张和要求。然而，宋教仁领导的法制局对女界一波强似一波的吁求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后由该局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竟删掉了“男女平等”的条款，女子参政同盟会的成员对此感到极为愤慨。同年３月２１日，唐群英率领女界代表二十人参加参议院旁听，对“男女平等”一项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在会上双方固执己见，互不相让，发生了正面冲突。１９１２年４月８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成立，唐群英被推举为会长兼文事部长，会议通过了由她主持起草的十一条政纲，明确提出“本会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还以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声明“南京参议院所颁布之《临时约法》，我女界绝不承认”。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高瞻远瞩的革命家、政治家孙中山、宋教仁对新兴的女权运动都不够重视，而且在认识上有相当大的偏差，他们均将女权问题当作应该滞后考虑的次要问题，像“女子在国会中的选举权和被举权”这样的项目便被他们干脆晾在一旁，遑论他人？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５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同盟会联合其他小党改组为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再次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虽经唐群英等女界代表据理力争，但“男女平权”的条款依然没有写进正式党纲。这自然招致了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的集体抗议。质询之时，宋教仁、林森以沉默作答，唐群英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二话不说，便左右开弓，当众打了宋教仁和林森各一记响亮的耳光，算是为女界同胞猛出了心头那口恶气。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精彩场面。唐群英以她勇武的举动向世人宣告，女性不再是闺中弱质，她们的政治权利不容抹煞！
唐群英的个性刚强而执著，她发表宣言书，誓不妥协，“身可杀，此心不可死；头可断，此权不可无”，其立场之坚定令人吃惊。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成立，唐群英被推选为本部总理。而各省设立支部，其声势之浩大，成为当年中国政坛最醒目的风景之一。
在唐群英看来，争取女权固然重要，但唤醒女界广大同胞才是当务之急。１９１２年９月，唐群英在北京创办《女子白话旬报》，声称“本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至浅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其后，她又创办《亚东丛报》，其宗旨一以贯之：“本报提倡女权，发挥民生主义，促进个人自治。”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６日，唐群英、张汉英、丁步兰等留日归来的同学还联手创办了湖南有史以来第一张妇女报纸《女权日报》，极力标榜“男女平权，并参国政”的主张。
袁世凯高压专制期间，北洋政府严令禁止女子参政，出现了一股强大的逆流。１９１６年初，教育司长史宝安在讲话中宣称：“女子参政，不适于女子生理及本国国情，女子以生育为其惟一天职。”封建礼教的全套锁链又悉数摆弄出来。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勒令解散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该会名下的报馆，下令通缉唐群英。在此危急关口，唐群英得友人暗助，逃往天津，乘船至上海、香港，取道河内，于１９１５年初经由昆明辗转回到家乡衡山。
主观愿望强烈，才能出众，而特定的历史条件不成熟，这既是唐群英的个体悲哀，也是当时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的集体悲哀。唐群英四十三岁之后痛感女界同胞的识见严重不足，遂致力于启蒙教育，她倾尽全力，一举开办了女子法政学校、女子美术学校和自强女子职业学校。在生命的后二十年中，唐群英为母亲守墓，在家乡办学，既倾尽了心力，也倾尽了财力，但她无怨无悔。民国政坛的深度黑暗令她失望，妇女解放运动的绩效平平却并没有令她灰心，她毅然退出政治舞台，去干自己认定值得一干的实事（启蒙办学）。表面看去，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风云女杰渐渐归于沉寂，实际上，她的功业在家乡留下了极好的口碑。鲁迅不愿做空头文学家，唐群英也不愿做空头政治家，她选择办学而不是继续从政，这也许会令一些人感到遗憾和惋惜，但也有人认为她的选择值得称道。如果中国有一万名唐群英这样的女杰心无二骛地办实学，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又何愁不能早日成功！
二、施剑翘：快意恩仇
民国政坛刺杀成风，陶成章、宋教仁、郑汝成、陈其美、汤化龙、徐树铮、张绍曾、廖仲恺、邵飘萍、史量才、杨杏佛均为遇刺身亡，汪精卫遇刺受重伤，宋子文遇刺安然无恙，这些政治暗杀莫不成为历史上的重大疑点。当然也有为报仇雪恨刺杀大人物的，如山东省政府副总参议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直系大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为刺客，既要身手矫健，又要视死如归，决非胆小惜命的常人所能胜任。以男性的歧视眼光看来，此等行为女子更不可能有。然而，凡事总有例外。中国古代的奇女子中，东汉酒泉女子赵娥便为父亲赵安报仇，手刃仇家。这个历史故事的大致情节为：赵安被同县的李寿无端戕害，此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膝下荒凉，只剩女儿赵娥，也已嫁为人妇。李寿沾沾自喜，以为赵家连个壮丁都派不出，纵然结下了血海深仇，终究拿他没辙。仇家吃下了定心丸子，比先前更为骄恣，赵娥表面上没什么明显表示，复仇之心却坚如磐石。她私下准备了一把锋利的短剑，藏在袖子里，常常坐着帷车，静候时机，可是十多年都未能如愿。后来，赵娥与李寿在都亭狭路相逢，她毫不迟疑地拔出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死仇家，随即前往县衙投案自首。她如释重负地说：“小女子的父仇已报，请大人定罪吧。”县令被赵娥的大义感动，不忍加害于她，竟打算挂印而逃，与她一道远走高飞。赵娥感谢县令的好意，却不肯隐姓埋名，流落异乡，以待罪之身苟活人世。她振振有词地说：“杀死仇家，这是我的夙愿。因此触犯刑律，该当如何处置，那是您的职分，我绝不草间偷生！”赵娥的言行义薄云天。尽管汉代法网严密，但各级官员仍纷纷出面为她求情，她最终获得朝廷特赦，一时间成为天下景仰的奇女子。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位女子的行为和遭遇与赵娥极其相似，她刺杀的仇家来头更大，是直系军阀孙传芳，其雷霆一击也比赵娥当年的壮举更轰动天下。这位侠女便是施剑翘。
施剑翘（１９０５～１９７３），原名谷兰，安徽桐城人。其父施从滨是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的直奉大战中兵败被俘。大军阀孙传芳违背战时不杀俘、不戮降的游戏通例，下令斩决施从滨，并枭首于安徽蚌埠车站。死讯传来，施剑翘痛彻心肺，立誓为父报仇。有诗为证：
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当年，女子抛头露面尚且不易，要手刃孙传芳这号统兵百万、防卫森严的大军阀就更是难于上青天，因此之故，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叔叔的儿子）身上。施中诚童年丧父，施从滨夫妇对他关怀殷殷，视如己出，并尽心尽力加意栽培。施中诚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得到伯父扶助，官运享通。施从滨遇害后，他更是因祸得福，坐上了烟台警备司令的虎皮交椅。然而，这个人却并不是铁骨铮铮、知恩图报的血性汉子，他不愿断送掉锦绣前程，去为伯父讨还血债。施剑翘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与之断绝兄妹关系。
三年后，施剑翘又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人叫施靖公，是施中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时任山西军阀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当他得知施剑翘因父仇未报而悲愤难消，立刻表达深切的同情，而且义形于色，将胸脯拍得山响，毅然决然地表示：待时机成熟时，自己愿替施剑翘去完成这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世间居然还有如此古道热肠的侠义之士，施剑翘内心充满感激自不待言，她甚至觉得，能嫁给这位侠肝义胆的热血男儿，真叫苍天有眼，是自己莫大的幸运。然而，结婚后，施靖公留恋温柔之乡，迟迟不见动静，把为岳父报仇的誓言抛之脑后。当施剑翘提醒他先前的承诺还未兑现时，他便巧辩开脱：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恶狼与绵羊的仇恨永远无法清算。孙传芳是嗜血魔王，一生杀人如麻，结下的仇家数也数不清，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不去索取他的狗命，也自然会有人要收拾他。
对于这种食言自肥的懦夫，施剑翘还能有何好感？有何期待？１９３５年６月，施剑翘带着孩子毅然离开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行前，她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世间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施剑翘坚信，自己虽是一介弱女子，又何尝不能做那非常之人？要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手刃寇仇，一雪心头之恨。从此，施剑翘特别留意那位五省联帅孙传芳的行踪，凡是关于他的消息，哪怕片言只语，她也不肯遗漏半个字。
孙传芳鬼蜮其心，豺狼其性，专以寡人妻、孤人子、墟人庐、堙人井为赏心乐事。他曾说过“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这样极端无人性无人气无人味的话，竟然视血流成河为人间最佳美景，以草菅人命为天下寻常儿戏。尽管他不曾像明末四川魔王张献忠那样立一块臭名昭著的“七杀碑”，公开标榜替天行道的杀人主义，说什么：“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被孙屠夫虐杀的生命未必就比张屠夫少。他不止一次搬出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的那副联语——“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来做挡箭牌。可是无论他怎样掩饰，穷凶极恶的魔鬼魔王与侠肝义胆的烈士名士仍旧无法等量齐观，同日而语。孙传芳为了粉饰门面，笼络人心，曾恭请“民国之祢衡”章太炎前来帅府投壶（一种投矢入壶的古老游戏，是酒宴上的余兴节目）。但这除了使章太炎的晚节蒙污外，并未收到别的奇效。孙屠夫依然还是孙屠夫，穿上花花绿绿的戏装故作高姿态，也不会招来多少台下的喝彩声。
孙传芳没少树敌，没少结怨，仇家之多可想而知，但施剑翘并不寄希望于某位虬髯客那样的侠士从天而降，替天行道，将他连根铲除。她要亲自动手，把孙传芳打入十八层地狱。不错，这是她今生最大的愿望。有的人为信念而活着，纵然面对刀山火海也无所畏惧，只要能达成目的，身死百次也甘之如饴。古代的刺客专诸、聂政、荆轲是如此，施剑翘也是如此，她要做一位浩气长存的刺客，消灭元恶大憝，铲除天下公敌，又岂是报一己之私仇那么简单？！这种思想的深刻转变总共花去了她十年时间。
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施剑翘屈指一算，从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父亲被冤杀到现在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恰好十年。此前，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年），吴佩孚的军队与北伐军在汀泗桥正面交战，结果被杀得丢盗弃甲，落荒而逃。孙传芳不相信北伐军能摧枯拉朽，也不甘心失去江西这块风水宝地，他亲临九江督师。结果，支撑到这年年底，赣军全线崩溃，孙传芳满盘皆输。五省联帅眼看四面楚歌，穷途末路，只好灰溜溜地跑到大连，求奉系将领韩春麟出面斡旋。张作霖便收留了这位丧魂落魄的败军之将。张作霖打的是如意算盘，他正要组织安国军，与北伐军对抗，孙传芳虽是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但他在南方苏、皖、闽、浙、赣五省仍有不可低估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让他出面收拾残部，再添置些人枪，或许能干出一番名堂。于是，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以孙传芳为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团总司令，驻军南京。没过多久，孙传芳再次领教了北伐军的厉害，他的宝座之下发生了一场八级地震，南京就跟纸糊的城池差不多，被北伐军捅出无数个透风的大窟窿。在生死悬于一线的危急关头，死马权当活马医，孙传芳为此不惜孤注一掷。龙潭大反攻是孙传芳一生中投注额最大的豪赌，最终连屁帘子也输得精光，他旗下的安国军被“小诸葛”白崇禧统领的北伐军打得作鸟兽散。这一年，他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可他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南方虽大，已无容身之地，他便像缩头乌龟息影于天津的英国租界中，无限伤感无限委屈无限老实地做起了寓公。然而，国难当头之际，孙传芳图谋东山再起，他做梦都想做“华北王”，竟然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私相授受，暗中勾结，存心倚仗日本军方的势力，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以说，孙传芳此时已经滑落到罪不容诛、罪无可赦的境地。
１９３５年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１０９３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杀父仇人。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她担心伤及无辜，正踌躇不决之际，孙传芳登上汽车，扬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英租界的孙氏豪宅周围探察，看到的是高墙电网、扃闭的铁门和比猎犬更警觉的门房，她想化名到孙家当佣人，也未能如愿。
昔日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到了势穷力绌之时，才深感自己血债累累，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讨个现成的便宜。他曾赴苏州向当时佛教界第一大德印光大师皈依，未获应允。后来，他孤家寡人跑到北方，捐赠了一大笔香火钱，便摇身一变，成了天津居士林佛学会的理事长，林长是靳云鹏（北洋政府前总理）。从此，他不再自称联帅，而要人叫他智圆法师。孙传芳从显赫一时落到树倒猢狲散，从拥兵百万沦为光杆司令，如今口口声声“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还山不言兵”，他果然大彻大悟了吗？鬼才会相信他。
枫叶又红了一秋，宛若一树树燃烧的血，在国难方殷、人命惟浅的日子里，深秋的景致看去的确格外惊心。这天很巧，施剑翘在家中拧开话匣子，正好听到居士林佛学会智圆法师讲经，山东口音，非常耳熟，噢，对了，它与孙传芳的口音一模一样。智圆——孙传芳，莫非就是同一个人？施剑翘从衣钩上取下披风，匆匆出门，连母亲的询问也没来得及回答，她便在小包里藏了一支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她坐车到仁昌广播电台门前，正巧孙智圆讲完佛经出来。此人虽身著便服，仍掩不住凛凛杀气。果然就是孙传芳，好几个跟班簇拥着他，依旧耀武扬威。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施剑翘苦等十年，坚忍十年，义气、侠气和勇气都已填荡于胸，充沛于怀，她静待时机，要让恶贯满盈的大军阀孙传芳血溅五步。
阴历十月初三，是施从滨的忌辰。施剑翘在天津日租界花园街观音寺为父亲举行纪念法会，恭请居士林的富明大德前来诵经。她问富明：
“人死之后，诵经超度究竟有没有效果？”
“阿弥陀佛，诵经超度当然很灵验啦，要不然孙联帅也不会虔诚信佛，尽心尽意做佛学会的理事长了。女施主，你不妨想想看，他刀口下的冤魂那么多，也莫奈他何。”富明用雄辩的语气回答道。
“您说的孙联帅是不是智圆法师？”
“不错，孙联帅就是智圆法师。”
“他什么时候到居士林诵经？”
“星期三是居士林道会之期，他从不缺席。”
“我这样的俗家女子可不可以旁听？”
“佛门广大，接纳一切有缘者，你只管去就是。”
施剑翘微微一笑，这一笑没人能觉察出其中隐藏的杀机。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天公不作美，寒风裹着冷雨，使街上行人稀落。孙传芳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力起床，按时赴会。汽车到了居士林，他发现这一期来的道友不如以往多。也难怪，如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今生都还照顾不全，谁还有多余的心思关心来世？梵铃一响，他默默地趺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息静心。
此前三期道会，施剑翘都参加了，她身著青色大衣，青色长裙，态度十分从容，谁都看不出她是怀着血海深仇而来。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道友众多，恐怕动手时会不慎伤及无辜，所以未曾下手。今天，她眼看孙传芳身著黑海青（僧袍），以军人的步武走进居士林，心想，他顶多还能活半个钟头，神气什么？
那天，富明大德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只听他用非常专业的语气念道：“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室罗筏城祇桓精舍，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佛子住持，善超诸有，能于国土成就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嘱……”
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她故意提高声音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一位居士接过话头说：“你不会到前排去吗？”她正求之不得，立刻答应一声：“好！”向前数步，她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待众道友跟着富明闭目琅琅奉诵，施剑翘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皮包里拔出勃朗宁手枪，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间不容缓地扣动扳机，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射出了第一颗子弹，紧接着又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射一枪。随着“砰砰砰”三声爆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立刻迸流出来。众道友如梦乍醒，魂飞魄散，一个个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各位道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说完这话，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传单，散发给大家，只见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报仇女施剑翘谨启（红色手印）
传单的背面并非空白，还有两首绝句，在诗中施剑翘表明了为父报仇的心迹：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
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看了传单，道友的表情无非两种，或赞叹，或惊恐，也有人嘀咕这是现世现报，天地间真的报应不爽啊！施剑翘用电话给家中报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讯后，便找到寺中的性慧和尚，嘱他去通知警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
施剑翘被囚禁在天津第三监狱中。半年后，她手刃仇敌时修剪的短发已能挽成垂髻。她身穿青绸衫，足蹬高跟鞋，手持小蒲扇，笑容可掬，态度闲逸。常有记者前来采访，问施剑翘狱中生活如何，她以诙谐的语气回答道：
这里蛮安适的，近来天气渐渐炎热，不过我住在南檐下，非常凉爽，反倒觉得外面燥热难当，身在囹圄，权当是避暑消夏吧。
她还把两位弟弟从日本寄来的书信拿出来递给记者看，里面有这样两句：“吾姊慈念似观世音，胆量雄心似拿破仑。”
好记者都扮演着铁路上扳道工那样的角色，总喜欢将问题纳入到自己预先定好的路线上，才可以进退自如。一位《大公报》的记者便故伎重演：“请问施女士，你是不是认为，身为公民，除了手刃仇家便别无洗雪冤情的途径？也许在你心目中，法律形同虚设？”
“在这样的乱世，谁还天真到相信法律能够伸张正义？我老老实实相信了它整整十年，又如何呢？军阀不还是照旧肆无忌惮地杀人，许多惨案不还是沉冤莫白吗？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像你这样的白面书生也许可以忍得下这口恶气，等待法律为你伸张正义，我是无论如何也忍不下的！”
《大公报》记者当然听出了施剑翘语带讥诮，但他既然开了个好头，哪肯就此放弃，便一路穷追，紧咬不放：“可是孙传芳已放下屠刀，皈依佛门，正在忏悔罪孽，打算重新做人，你却纠缠于昔年的仇恨，将他刺杀于佛堂清净之地，这是不是太过激太过分了一点？”
“孙传芳以前是个大军阀，草菅人命再多，谁又能奈何得他？那时，我完全没有机会。现在他穷途末路，变成孤家寡人，以修行学佛做个漂亮的幌子，你却又说这不是我报仇的恰当时间。那么我倒想请教你这位仁兄，我该在什么时候向他讨还血债，才算不过分不过激？才是恰当的时机？更何况光明慈悲的佛门也不该沦为这种邪恶之辈的庇护所，你说是不是？”
施剑翘的话义正辞严，连旁听的狱警也不自觉地频频点头。记者见势不妙，便赶紧再扳一道“铁轨”，由被动转为主动：“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施女士，你手刃仇家，案件轰动全国，此举若被政府赦免甚至表彰，将使现今不少血债负身的军界大员人人自危，你是否担心这会对本案的判决十分不利？”
“我敢刺杀孙传芳，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我相信一点，公道自在人心。至于民国的法庭是否肯给正义一线生机，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记者已觉得这次采访圆满成功了，便换个话题，一扫沉闷的气氛。他说：“请问施女士出狱以后有何打算？”
施剑翘理了理鬓边的几丝乱发，也从刚才激动的情绪中迅速舒缓过来，语气变得柔和了许多：“讲出来不怕你笑话，出狱之后，我想写小说。狱中的犯人个个都有一段情节离奇曲折的故事，可歌可泣，足以感人，足以警世。我打算先访问各位女难友，把这些极好的小说素材收集齐全，以后再将它们写成小说。”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为有期徒刑十年，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天津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为有期徒刑七年。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此案还惊动了性喜抱打不平的冯玉祥将军。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滦州起义的烈士、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有袍泽之谊。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国民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
施剑翘入狱将近一年，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华民国最高法院终于下达特赦令。施剑翘听到这个消息，神情显得异常平静，她脱去囚服，重获自由，却并未欣喜若狂。
三、川岛芳子：东方魔女
“乱世多妖孽”，这话一点也不错。当初，谁曾想到国民党政府中数一数二的要员汪精卫会认贼做父？谁曾想到文学界中数一数二的大师周作人会卑身事敌？自然也不可能想到被称为日本侵略军谍报机关“一枝花”的川岛芳子竟然会是龙的传人。这位长期爱好男装打扮的女间谍可不简单，她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等秘密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和“转移婉容”等祸国的活剧。她还曾在热河组织定国军骑兵团，为日本侵略军效鹰犬之力。川岛芳子被称为“东方魔女”、“乱世妖姬”、“东方的玛塔·哈丽”荷兰女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投身德国情报机构，成为著名艳谍，后被法国政府处决 ，可谓实至名归。
川岛芳子（１９０６～１９４８），本姓爱新觉罗，名显玗，字东珍，化名金璧辉，是满清王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正当这位公主天真烂漫之时，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更迭，清王朝的老房子着了火，中华民国的新宅取而代之。身为清室股肱大臣，肃亲王眼看宗庙倾覆，政权旁落，心有不甘，意有不适。他联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游说日本军部出兵干涉南方革命党的“叛乱”，同时，还策动蒙古王公喀喇沁王与惯匪巴布扎布组织蒙古义勇军，企图制造“满蒙独立”的既成事实。然而，形势强于人，他的美梦化为泡影。民国初年，肃亲王善耆以“匡复清室”为志愿，他将几个儿子分别派遣到满洲、蒙古和日本，让他们卧薪尝胆，伺机而动；又将掌上明珠显玗送给好友川岛浪速做养女，加以魔鬼式的调教。
１９１２年，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显玗跟随养父川岛浪速飘洋过海，前往东瀛，接受严格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也就从那时开始，她有了一个标准的东洋名字——川岛芳子。数年后，她已完全日本化，进入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就读。事实上，悉心栽培她的恩师首推她的养父。从川岛浪速那儿，她接受了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收集等多方面的专门训练。对她来说，这些学习课目才是切乎实用的。由于经常旷课，以及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裸照风波，川岛芳子被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勒令退学。对此她不仅不难过，还感到非常高兴，索性剪去一头青丝，女扮男装，投入到那种令她痴狂的“男性运动”（比如骑马、击剑、柔道、射击等项目）中去。用她的话来说，她这样做是“永远清算了女性”。
１９２８年，日本关东军决定秘密敲掉“东北大王”张作霖。为了尽快达成这一目的，关东军特务处派遣倔田正胜少佐回国，游说他的老师川岛浪速，希望他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劝说川岛芳子去奉天协助关东军完成一项秘密任务。跃跃欲试的川岛芳子根本不劳养父摇唇鼓舌，就一口应承。她自有铤而走险的理由，从川岛芳子变回肃亲王第十四格格的身份，在故国的擂台上大展拳脚。
川岛芳子以“省亲”为名抵达东北，可她并不急于到旅顺探望生父，而是滞留在大连，见缝插针，搜集东北军方面的情报。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清王室公主的可疑行踪并未引起奉军情报部门的足够注意，更别说怀疑了。川岛芳子下手又准又快，她以令人垂涎的色相套牢了张学良的侍从副官郑某，从他那里刺探到张作霖乘坐慈禧花车返回辽宁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随即向关东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
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凌晨五点左右，“东北大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死，日本关东军干净利落地做成这一票，川岛芳子功不可没。从此她成为“谍报新星”，备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青睐。然而，川岛芳子也像她生父肃亲王善耆一样顽固坚持“满蒙独立”的主张，这就使日本军方持有戒心。因此之故，有一段时间，这位“东方的玛塔·哈丽”被日本谍报机关闲置起来。不久，肃亲王善耆抱憾而死，川岛芳子原本落寞的心情更是一落千丈，她搭乘商船回到日本，接受新一轮的充电。在船上，她对同行的日本关东军谍报员大村骏的弟弟大村洋一见钟情，暂且将养父川岛浪速抛之脑后，去了大村洋在日高的别墅，做一对快活的野鸳鸯。两个月的时间，大村洋不仅教会了川岛芳子一流的床上功夫，强化了川岛芳子“把美色当作炸弹”的意识，而且将“满蒙中的日本”这一信念牢牢地植入到川岛芳子的大脑中。大村洋对芳子说：“满蒙独立必须以日本为中心来操作才能成功。……满蒙是日本的弟弟，兄弟合作，建立亲和的大家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受大村洋洗脑之后，川岛芳子与日本军方更加“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她再次回到中国，在日军特务机关长官田中隆吉的直接指导下，变成了日本军方插入中国心脏的一枚锋利的毒针。田中隆吉是桀骜不驯、精力旺盛的暴徒，同样逃不过川岛芳子的“九阴白骨爪”，他们共赴巫山，一对“神经脖”从此抱成一团，互相激励，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九·一八事变”后，川岛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赴奉天，投靠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帐下。能纯熟地运用中、日两国语言，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再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关东军做了不少稳定人心、与各大城市租界理顺关系的绥靖工作，成天忙得席不暇暖，食不甘味。当时，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秘密策划拥立清朝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他果然神通广大，将溥仪从天津静园秘密接到旅顺大和旅馆。由于是顶风作案，走得太过匆忙，溥仪的侍从班子和“皇后”婉容仍滞留在津门，不妙的是，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因此闹得天翻地覆，陷入歇斯底里。日本军方为了安抚溥仪，尽快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立刻派遣川岛芳子作为秘使，去天津迎接婉容。而且此事不宜声张，必须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川岛芳子再三琢磨，最终采取偷梁换柱之计，用一口棺材将婉容运出了津门，送达关东军手中。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成为日本军中军阶最高的女子。此外，川岛芳子还从一些旧财阀和满清遗老那儿获得好感和好处，募集了一笔数目不菲的军饷，用来招兵买马，组建定国军骑兵团，她拉杆子，为的是过一回当总司令的官瘾。
１９３２年初，日本军方欲分散国际上对“满洲独立”的注意力，决定在上海挑起事端。这一历史性的重任又落在了川岛芳子肩上。１月１８日午后４时左右，被川岛芳子收买的几十名三友实业公司（一家毛巾厂）的工人袭击了五名日本莲宗僧侣和信徒，致使三人受重伤，其中一个叫水上秀雄的，因伤势严重于１月２４日死亡。事发后，川岛芳子又赶紧收买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对三友实业公司的工人实施报复性袭击，烧毁了该公司的厂房，且双方各有死伤。１月２４日，川岛芳子又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然后反诬是中国军人所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均有租界，国际注意力因此由东北转移到了上海。
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８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与中国守军——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在这节骨眼上，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本军方及时送去情报。此后，川岛芳子改扮成富家公子，在夜夜笙歌的百乐门大舞场出手豪阔，一掷千金，结识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抢先刺探到蒋介石即将下野的消息。日本军部因此重新制定对华侵略政策，调整战略部署。事后，田中隆吉对川岛芳子的谍报才能赞不绝口，称她“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川岛芳子的魅力和魔力的确不小，她先后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拉下了水，害得他们一个遭通缉，一个被弹劾。在危急时刻，她又向他们伸出援手，赢得他们的感激之情。当年，便有人认为，超级艳谍川岛芳子是日本“战争机器”的最佳润滑剂，难怪日本军部将这位东方魔女视为不可多得的特殊人才，对她宠任有加。
川岛芳子虽说不是什么绝代佳人，却也长得眉目如画。她冰肌玉肤，身材火爆，神态妖冶，无论是身穿笔挺的西服、华美的和服，还是身著合体的旗袍，都魅力四射，电火灼人。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歌星李香兰（山口淑子）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所记，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奇就奇在这位威风八面的安国军女司令肩头总喜欢扛一只猴子招摇过市。川岛芳子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比一般女子更解风情，那些如狼似虎的男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川岛芳子是情场高手，高中时期的“裸照”风波不过是小菜一碟，后来她究竟征服了多少男人，连她自己也没个谱，日本军官山家亨，蒙古枭雄甘珠尔扎布（她的丈夫），日本特务大村洋、田中隆吉、多田俊、稻田正纯，伪满将军方永昌……真是一妇当关，万夫莫敌。
日军攻占北京后，川岛芳子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暗结善缘。她称王称霸，作威作福，大施淫威，广敛钱财，一些缺乏背景的阔老板受到敲榨，只好忍气吞声。有一次，梨园名角马连良不小心怠慢了这位十四格格，也只得在矮檐下低头，乖乖地奉上二万元“道歉费”，才得全身而退。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凌晨，两颗原子弹“小男孩”和“胖子”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上空爆炸，又黑又大的蘑菇云顷刻间吞噬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其后九天，即８月１５日，受到极度震慑的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东方的玛塔·哈丽”也随之走向了她的人生末路，她被国民政府当作头号女汉奸，逮捕归案，关进北京监狱。当局对她礼遇有加，不仅让她住单间，而且不给她戴手铐，据说这是经北京军统局特意关照过的。其后，民国法庭多次提审这位“东方魔女”，但她不断狡赖，将自己犯下的罪行推卸得一干二净。当时的法庭是根据疑罪从有的原则定谳，民国政府最终在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５日早上六点四十分将她处决。据监督行刑的检察官何承斌说，川岛芳子是个不怕死的人，她听说处决令已经下达，依然神色如常，只抱怨了一句法官没有证据而判她死刑，实在冤枉。临刑前，川岛芳子请求给养父川岛浪速写一封遗书，获得准许。原信是用日文写就，译文如下：
父亲大人：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
义女芳子
一代魔女终于伏法，但川岛芳子所犯下的罪恶却并不能因此得到清算。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也可以说是牺牲品），她至今仍被日本国内某些极端势力赞为二十世纪不可多得的“巾帼英雄”。无论川岛芳子有过多么耸人听闻的经历，但她卖国求荣，觍颜事敌，是劣迹斑斑、罪恶累累的汉奸，这一盖棺论定早已铁板钉钉，谁也无法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