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近年，华人作家圈掐架成风，口水战一场接一场。韩寒砸白烨、王朔砸金庸、李敖逮谁砸谁……真是热闹非凡。

法国是世界著名出版大国，也是图书市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那里的作家却不像我们这里一样掐架成瘾、露脸成风，原因何在？

在法国，书评是独立于出版、发行之外的专门体系。评论家对作品的艺术 价值、可读性和读者接受程度当然很关心，但作品畅销与否跟他们并无关系。相反，由于书评备受关注，许多书店甚至根据书评介绍决定进货品种和数量。如果书评家因私人关系和利益，对作者和作品进行不实报道，很容易砸了自己的招牌。

作者也一样，绯闻和掐架对他们的作品销量和名声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将使他们在铁面无情的书评家笔下名誉扫地。唯一的良策只能是踏踏实实写书，认真、诚恳地面对书评家和作者的批评与质询。出版商和媒体也不会支持这类行为，那种靠打口水战自我炒作的擦边球毫无市场。

由此可见，法国作家不掐架的根本原因在于写作、发行和书评之间界限明确。其中，一个独立的书评体系是关键中的关键。

 

4月7日下午5点左右，在沈阳苏家屯区枫杨路上一建行内，一个去银行取钱的客户被金融护卫中心的押运员一枪击中头部，当场死亡。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被害人计程取完钱后急急忙忙往外走，突然被保安叫住：“别走了！”计程不明白怎么回事，他解释说，“我有急事儿。”保安说：“你装逼啊，你走一步我就毙了你！”这位保安身上没带枪，计程没管他，说：“我就走一步，看他怎的！”见他不听劝阻，那名保安向外喊：“来人！”于是另一名保安冲了进去，一枪击中计程。计程面部中弹，当即倒地。

从事发经过来看，被害人之所以招来杀身之祸，显然仅仅是因为触犯了保安的权力和威严。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9年6月1日，长春市某银行押款车押运员宋吉吉因用枪托击打“冒犯”他的公共汽车女司机，枪击劝阻交警并导致一死一伤。2006年6月4日，辽宁辽阳新立收费站，运钞员闯关不成，在收费站闯岗亭、砸玻璃、持枪追赶收费员。

近年来频发的押钞员肇事事件，看起来没有联系，但事件中肇事者的心理是相同的，即在于有了特殊权力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得意和放肆：在禁止个人持枪的国家，持枪是少数人的职业特权，有些持枪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使他比一般人多了一份责任和风险，而是把这种特权当做炫耀的资本，希望以此赢得他人的尊重或者其他实际好处。但是，在一个法治国家，持枪所带来的荣耀、荣誉和他人的敬畏毕竟是有限的，在有些押钞员心里，自我的期待和他人的看法就产生了距离，为了炫耀这种特殊的权力、发泄膨胀的权欲，得到内心的快感，有些押钞员动辄以手中的枪威胁甚至伤害无辜的民众或者管理者。

这种快感来自于其自认为的在社会众人中的优越地位。“你装逼啊，你走一步我就毙了你！”这种威风是何等的容不得人侵犯。为了显示与众不同，此人恨不得让其特权写在脸上，让路人皆知，这样才能显得高人一等，令人羡慕；别人明知其有枪，却不会低人一等，还敢不卑不亢、“以身试枪”，当然冒犯了神气十足的持枪者。在他们眼中，倘若手中的枪带不来明星般的效果，则如同“衣锦夜行”，特权的辉煌便无处彰显。押钞员如此，其他有持枪特权的人何尝不是如此。2004年9月，周口市公安局七一路派出所的6名民警因受一法院书记员之托，就栽赃陷害被害人李胜利，将其带到派出所轮番殴打，而后又将其从派出所3楼扔下，伪造跳楼自杀的假象。在此一案中，拥有特权者滥用权力的疯狂，同样达到了草菅人命、令人发指的程度。

同样是有枪者，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滥用枪支的事件发生，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严格的选拔制度、严明的军事纪律和正确的思想教育；而银行保安常有持枪行凶、闹事则因为这个特殊的群体虽有持枪的特权，却因为他们是企业的工作人员，虽然公安机关是其主管部门，但只能对其进行日常行政管理，没有党纪、军纪和政纪的约束，也没有其他特殊的监督和教育，所以才容易出现滥用枪械的问题。

押钞员肇事案件和河南警察栽赃杀人案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再一次证实了那条永远不变的真理：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而对于警察和银行保安等有持枪特权的人来说，没有制约的权力必将走向恐怖、走向邪恶。

 

郑永年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中国近年来的舆论不断称，一些知识分子利用自己掌握的不对称信息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被指只为经济利益说话。

这些往日被视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近年来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

理性地说，经济学家的确不必迎合公众的需要和情绪。经济学意义上“真理”不见得一定要为大众所接受。但这并不是说，公众对经济学界的不满就是毫无道理的了。当大众意识到经济学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们的不满就要表露出来。再者，并不是每一个经济学家都要代表公众利益的。在任何社会，有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不可避免地代表着一些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

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公众抱怨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找不到能够为公众利益说话的经济学家。

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经济学界，而且存在于整个知识界。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不为权力说话，要不为经济利益说话。这些人在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那里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权力或者利益的有机体。

或许也存在着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所持有的批评性话语，往往为批评而批评，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他们也因此没有有效的管道和途径来参与决策，影响决策。

中国目前所谓的政治上的“自由派”和经济上的“左派”，在这两个群体知识分子当中，尽管也有不乏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但总体上说，这两个群体主要以批评为职业。

中国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两类现在缺失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较弱社会群体(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有机知识分子”。就是要培养“穷人经济学家”，“穷人政治学家”和“穷人社会学家”等。

很难让权力和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来为穷人说话。即使他们能够为穷人说几句话，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增进他们本身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而非穷人的利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欠缺有效的针对较弱势社会群体的政策或者针对这些群体的政策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社会群体没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因而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需要“声音”类型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说话，不为局部利益或者特殊利益说话。

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对现存权力和利益体制保持高度敏感，并且保持建设性批评。他们也能看到各种特殊利益的局限性，无论是强势社会利益，还是弱势社会利益，因此能够在各种利益之间找到妥协，协调各种利益，达到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掌管新闻出版事业的主管机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初都要进行一次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进行评定。而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会议上，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禁止出版八本所谓的“禁书”，而副署长邬书林更是宣称对于作者之一的章怡和要“因人废书”。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内引起巨大反弹。当事人之一的章怡和目前决定起诉国家出版总署，利用法律手段来为自己讨回公道。曾经为江青担任辩护工作的著名大律师张思之将为章怡和代理此案。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他。

中国著名戏剧研究者，作家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在当年的所谓“反右运动”中被列为“头号右派分子”之一，而这一特殊的身世也使得她的作品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几年前，她根据自己的回忆写下“往事并不如烟”，其中描写了反右运动中的代表人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此书出版后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但是不久之后就被下令不得重印。
 
去年，章诒和重回自己戏剧研究的老本行，出版了记述京剧名角命运的“伶人往事”，而其中自然也涉及了反右等一些列政治运动中，这些人的凄惨命运。“伶人往事”在2007年初与其他七本书一起被禁，中宣部还表示要处罚出版这些书的相关单位。
 
章诒和在知道自己的书再次被禁，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不但在事发之后发表了措词强烈的“我的声明和态度”，并上书全国人大。此外，章怡和也一再表示，这一次不会委曲求全，而会通过法律手段为自己讨回公道。于是，她在“禁书事件”发生后立即与在中国律师界享有盛名的张思之大律师取得了联系。
 
张思之律师表示：“我想你们看到过她的声明吧，她在发表声明以前，我们就曾经在一起进行过探讨。她就提出来要组织一个律师团，想委托我们来给她做。当时我们就满口答应了。”
 
北京时间4月19日，章诒和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交起诉状，请求撤销新闻出版总署针对她的作品的封杀行为。在起诉状里，章怡和还提出证据以反驳国家出版总署否认禁书的说法。在提出起诉之后，法院将在七天内决定是否受理本案。根据中国现行法律，章诒和这次状告国家出版总署属于“行政诉讼法”的管辖范畴，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民告官案件”。
 
张思之律师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民告官”的胜率有所提高，但本案依然不容乐观，“从整体来讲，情况是有好转，民告官的胜诉率越来越高了，但不等于这个案件就会胜诉，这是两回事。0308官司是不是胜诉，目前看来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甚至不完全取决于法院和法官，有很多因素，这是现实。但是我们该做的还是应当做。”
 
据媒体报道，与章诒和同样作品被禁的新华社前高级记者戴煌也起诉了新闻出版总署，但是法院拒绝立案。因此，本次章怡和再次起诉新闻出版总署被法院接受立案的可能性并不大。

 

城市民众普遍感觉买房负担沉重，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政府为占居民人口70%-80%的工薪阶层提供经济适用房，少数高收入家庭可以购买商品房。舆论一片欢呼。确实，房价已经超出了城市大多数家庭觉得合理的承受限度，人们似乎也有权利要求政府做点什么。问题是，要政府做什么？

垄断者的咎由自取

当然，从表面上看，民众、舆论要求政府提供住房保障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房价严重超出普通民众承受能力的态势，完全是政府所维持的土地与房屋供应制度所造成的。

尽管市场化进程已推进二十多年，但城市的发展却完全由政府权力所控制。根据目前的制度，城市与农村土地是截然分隔的，政府以保护农地为名，禁止城市自然向农民扩展，市民不能到农村购地建房。即使在城市，全部土地也属于政府所有，市民不得自行受让土地建造房屋。政府通过行使其对土地的处置权，包括拆迁、征用农地、改造城中村等，全盘控制着城市的发展。

这一城市自然发展的制度，导致整个社会形成城市用地供应短缺、并将越来越短缺的长期预期。政府在土地上有巨大利益，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之垄断性供应商的政府有足够激励哄抬房价，因为房价越搞，政府提高地价的空间就越大。

这两项因素会使企业家和普通市民普遍相信，房价必将永远快速上涨，房屋收益率肯定高于利率，房地产是最佳的保值及投资工具。因而，不论是企业和市民，都有一种强烈的占有房屋的冲动。企业没有开张，往往先买一栋大楼。市民也一样热衷购买房子，人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享有丰厚的资产收益，即使只是账面上的。这样普遍的买房冲动创造出旺盛而持久的需求，进行房地产投机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倾向。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决定了，这个市场必然在疯狂的投机与痛苦的萧条之间徘徊，而绝无正常运转的可能。

事实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日本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现象。这些经济体的政府都基于土地迷信，利用其权力剥夺农民对土地的自由支配权，人为哄抬城市地价。香港因其殖民地历史尤其严重，其土地批租制度驱动房价、地价脱离整个经济体基本面而疯狂上涨。内地所模仿的正是香港的土地制度，政府独家垄断土地供应，财政严重依赖转让土地收入，因而为获得土地收益政府与房地产商结成紧密关系，法律也有利于房地产商而不是拆迁户或消费者。

其结果也类似：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房地产，而没有变成与人的创造性互补的生产性资本。所有企业和市民都是现实的与潜在的房地产投机者，但大多数人会发现，购买房屋的压力太沉重了。不要说低收入群体，即便是中等收入群体——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也必须用二十年或更长时间来供一套房子。这正是今天城市人口的一大烦恼。

香港新加坡不是好榜样

似乎路径依赖正在起作用：面对这种情形，专家、舆论本能地呼吁政府学习新加坡或香港政府。据说，在新加坡，占住户总数3%的富人由开发商提供住宅，政府收取很高的土地出让金，80%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房屋则是政府控制户型和房价。同时，占住户总数8.5%的困难户住的是政府补贴的60-70平方米的房屋，8.5%的特困户则租赁政府拥有的42平方米左右的房屋。香港的制度类似。专家们羡慕地说，这种住房体系很好地解决了国民的住房问题，中国内地也应当模仿。

其实，中国在1998年设计房改方案时也曾经提出，城市80%以上的家庭由政府安排购买经济适用房。可惜，各级政府似乎没有新加坡、香港政府那么自觉，发土地财的时候十分积极，等到要给居民住房提供补贴、优惠的时候，却百般推托。由于欠缺基本的民主架构，民众对此也无可奈何。

但是，换一个角度，即使各级政府大发善心，它有能力向80%的民众供应补贴性住房吗？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香港地区、新加坡这类城邦经济体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北欧那些福利国家，也无法做到，或者不愿意这样做。没有一个常规经济体是依赖政府解决大多数人住房问题的。无法想象像中国这样的大国，80%以上城市人口都傍到政府身上。

退一步说，即使政府真有能力向八成以上人口供应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那也将是一个十分奇怪的制度安排：政府通过垄断土地大赚其钱，政府为了赚更多钱，拼命哄抬地价，这时候民众要求政府拿出钱来帮助自己解决住房问题。然则，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不让政府赚那笔钱，不让政府哄抬地价？

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橄榄形社会，中产阶级应当成为社会的支柱。但假如八成人口依赖政府，那中产阶级就将居住在政府提供补贴、并规定了居住面积的房子里。他们是政府的佃户，连自己最起码的财政独立都做不到，是贫乏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会成为私人产权、平等、法治的支持者，而将成为等级制度、国家保护、财政补贴的支持者。

人们恐怕也忘记了，八成以上城市人口的住房由政府补贴供应，那意味着这个社会将更加不公平：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享受着政府慷慨的住房福利，相对贫困的农民却得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城市政府有更大的激励禁止农民成为本市市民，因为，增加一个人，就意味着增加一笔巨额的住房补贴支出。

寻找“自然的自由”制度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要求政府来补贴大多数人的住房，不是一种正确的解决办法。古往今来，所有文明社会的自由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建造、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有这个意义的房屋，才是个人自由的堡垒。当然，本着人道原则，社会和政府确实需要帮助极少数缺乏能力的人。但如果大多数人得靠政府补贴才有房屋，那这个社会一定出了大问题，并且会继续酿成更大的问题。有些人奢谈法国人发明的“可抗辩的居住权”，但假如80%的法国人行使这种权利，这个社会就不是法国了。

假如人们期望一种大体上还算健全的社会秩序，那就应当以大多数人不依赖政府或他人的施舍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如果现实中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就需要追根溯源，看看究竟哪儿出了问题。呼吁政府补贴大多数人，是对一项从根本上来说怪异、荒唐的制度进行修补。它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复杂。

面对大多数人觉得买房负担沉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正确的办法是推进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在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的自由”制度下，人们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电视机、馒头，同样，当房地产行业处于“自然的自由”制度下时，房屋价格将会处于“合理”状态，与大多数人的收入相匹配，大多数人经过一定奋斗将能自行解决住房问题。

推进房地产业市场化的关键，就是打破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垄断，拆除农业用地与城市用地之间的隔离带，实现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平等，允许农民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允许城市人口向农民购买土地的建设使用权。同时，打破开发商对房屋供应的垄断，让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是个人或者多个人合作建造自己的房屋，还是向开发商购买房屋。这样的竞争将会挤压开发商的垄断利润。

这样一个相对健全的市场，能够改进所有人的福利，甚至政府也更省事。假如政府仍然要坚持目前对土地的垄断，并维持房地产开发商对城市房屋供应的垄断，那政府就没有任何借口推卸其对民众住房的责任。用土地发财当然欣快感十足，但民众日益强烈的住房福利的诉求也足以压垮政府的财政。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对政府、对民众来说，都是如此。许多人迷信政府，以为只有依靠政府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比如，许多人谈论政府应当建设廉租房。然而，城中村农民所建的出租房屋不正是廉租房？所以，民众如果真的要主张所谓的“居住权”，那对政府提出的首要责任，也是要求其节制权力，让市场更正常地运转。相对于政府，市场似乎是民众更好的朋友。

 

据新华社通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严格审批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项目；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资概算建设的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要视具体情况作出腾退超标准面积或全部没收、拍卖处理。

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我当然是拥护的，但对这个文件能收到多大实效，则不无疑问。你看《通知》的标题，说的是“进一步严格控制”，内文称“最近一些党政机关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现象又有所抬头，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证问题早已存在，也不是没有管过。其实，在我刚参加工作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在讲控制“楼堂馆所”，只是那时候，绝对想不到有地方官员放肆到仿建什么“白宫”、“天安门”！

在我看来，在当下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出现豪华衙门问题乃是顺理成章的，与公款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同一性质，同一渊源，就像一棵树上长的蘑菇或结的妖果。请想一想，关于公款招待，我们下了多少文件，如今“四菜一汤”的规定成了笑柄；关于公车私用，我们原本有更严格的规矩，副部长级以上首长才能配专车，如今在一些县市副科级就拥有了专车，公车消费有增无减，而所谓“公车改革”大多有始无终。既然如此，怎么能期望“楼堂馆所”治理偏能大见成效？

不久前，看了央视或凤凰卫视关于重庆地区严重缺水的调查报道，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因缺水惨不忍睹。为什么在这个年降水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方，会如此干旱？因为水库年久失修，下雨时不敢蓄水，怕一旦垮坝淹了下游的十多座县城。重庆市财政很穷吗？据4月16日出版的《南风窗》报道，重庆市万州区天成交通局的两栋豪华办公楼有近万平方米，人均占用600平方米；忠县黄金镇镇政府有一栋占地5.95亩宫殿般的建筑；云阳县消防中队10多个人，办公楼占地9亩；江津区几江街道办事处办公大楼被网民称为“国内第一豪华”……无钱修水库与有钱造大楼的虽然不是同一个地方，我隐约感觉二者还是有必然联系。这联系就是我感觉到的，官权的缺乏约束与民权的不彰。

4月12日《南方周末》有篇关于重庆“牛钉”事件的深度报道，其中有两个细节给我印象极深。一个是，当了5年多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区委书记郑洪说，鹤兴路片区旧城改造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确实影响形象啊，有时候我陪朋友去看，他们都说郑洪你这个地方应该改造啊，我说快了快了。”注意，“他们都”说的是“郑洪你这个地方”而不是“你们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俨然被公认成了书记的领地，而郑洪也不觉得“他们”的说法刺耳。另一个是，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对记者说，这个事解决后，他觉得是自己人生中一次很难得的经历：“我一个区法院的院长专门两次去市长办公室陈述事件在司法框架内的进展和意见。”瞧，一个副区(厅局)级别的法院院长，为解决一个海内外瞩目的事件被市长办公室召见了两回，竟有如此荣幸的感觉。那么，一个普通老百姓要找市长反映一个“普通”问题岂不如上九重天？我由此感觉，在中国的当下，官贵民贱还有多么强大的现实基础！而事实上，正如大家公认的，重庆市的官员能让这么一个并无大背景的家庭成为中国“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且最终能和平解决，足见他们并不是中国当代“最牛”的官员。

本文讲豪华衙门问题，自然想到“官不修衙，客不修店”的古谚。封建时代的官员不修衙，当然是修衙对官员无利可图。那时的县官是中央任命，一般是三年考评、调迁，修好了他也享受不了几天；而关键是财税上缴包干，他向上级申请不到造衙经费就得自掏腰包，而向当地老百姓额外征收税捐，就要得罪当地的士绅和富户，影响他的考评结论与仕途升降，他何苦来哉？——如今社会条件不同，无论什么工程都可能个人现得利，而“舆论”对干部仕途的影响比古代的“权重” 恐怕是有降无升。

有现实感的人不难知晓，问题的根子就在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仍然只是书之于宪法、宣之于报告中，而官员的权力得不到真实的约束，使他们的权力大得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丧尽天良“甚至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等专项资金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而不在乎)群众反映十分强烈。”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日前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以原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韩桂芝卖官为例说，如果市长由老百姓来选，怎么跑啊，怎么卖啊，因为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选上他；市长要“讨好”老百姓。

想当官就要“讨好”老百姓，有了这一条，他就不敢用公款胡吃海喝，就不敢坐着豪华公车招摇过市抖威风，也当然不敢让老百姓住寒窑喝脏水、让小学生住危房，而自己高居于让小民仰视的豪华办公楼里。

 

马基雅维里说，我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事物的演变：事物的本质中都包含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只不过随着地点的不同，好与坏发生变化而已。后极权时代的任何反政治的政治事务，都有双重政治性，一种指向维护总体性，一种指向消解。就看你如何长袖善舞，妥善应用。

反政治的政治事务，如果堕落为非政治，那就是总体性的帮凶，例如消费主义。希特勒说，我要给青年人汽车和美女，而不给他们思考的自由。如果恢复到政治性，就是消解总体性的全方位战争。这是刀尖上的舞蹈，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政治技艺。毒药与解药并在，如同圣经中说麦子与稗子一起。改革时代各种政治正确的政治事物，到了今天，同时具有善恶两种面相，互为阴阳。下面简述改革时代的三个“雌雄同体”，以资说明。

一、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过去是作为自由主义反抗总体性的咖啡伴侣出现，而现在是权贵的帮凶。在某种意义上，当“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大行其道之后，利益追求变成“信仰”，经济学变成“神学”，经济学家变成“神甫”，不择手段变成进入人间天堂的“阶梯”。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载《经济学、和平和笑料》）中说，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不断受到并非空穴来风的指责，认为它已经不是科学，而成了一种信仰体系。它不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而是用来排除对政治经济集团及其经济学不利的思路。林毅夫先生对杨小凯先生的质疑，可能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说过的判断：自英格兰被资产阶级统治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再是某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对资本是有利还是有害、政治上有无害处。加尔布雷斯还说，过去被接受的经济模式，往往并不反映现实，而是用来转移一切迫切的社会问题，因为权势集团怕触动这些社会问题引起的政治后果。此时，经济模式以及经济学所起的作用乃是政治作用。

邓小平才看到了经济改革的政治性，他说是一种革命，那么是谁革谁的命？是继续解放奴隶、奴隶战胜奴隶主，还是奴隶主战胜奴隶、资本战胜劳力，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景观。“福兮祸之依，福兮祸之依”，二者都有可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互相依赖又互相争战。毛泽东时代，劳工革了资本家的命；邓小平时代，经济改革成了资本报复的机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过是对革命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反攻倒算。尽管，资本阶级的报复，现在还是一首朦胧诗，但如果任期发展下去，经济发展很可能演变为一种阶级斗争，即是资本家对人民主权的复仇。换言之，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就为资本源源不断的提供机会，或者成了帮凶。

二、工商贵族的贵族伦理

鼓吹工商贵族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其思想资源来自英国和法国。试图建立18世纪或19世纪英国贵族的中国版本的背后，确实有中国工商贵族的残忍。

英国贵族的统治权力，无疑应该得到认可。因为贵族和上层劫机为国家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贵族对英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基本上是有效的和正确的。但是对这种英国贵族的历史记忆，并不能化为当下中国对工商贵族的期待。在法国，基佐期待过工商贵族，但被其弟子托克威尔修正为法律贵族。在美国，汉密尔顿也期待过工商贵族，后来他也转向法律贵族。一个政体安排，并不是白日梦，并不是激情和渴望。你渴望劝诫中国的先富阶层如同英国贵族那样行事，但他们只会给你看到血淋淋的强盗和掠夺。

对于法国贵族来说，一旦失去了与人民的联系，就变成了专制的附庸。法国贵族建立了排他性的等级制度，而英国贵族却没有明确的界限，把自己与其他阶层区别开来。尽管，这并不能缩短各阶层之间的距离，却使得阶层差别不至于讨人厌恨。法国是穷人为贵族花钱，而英国则是贵族为穷人花钱。英国的贵族，不仅享受不到税负豁免权，而且还必须为教区内的贫穷失业的人提供帮助。济贫法虽然受到经济学家的攻击，却是伟大的政治洞见。这项措施，帮助富有的贵族提高了政治威望。英国贵族在财政民生上的贡献，凸显其道德模范的地位，由此获得领导权。

而中国现在的权贵，比法国贵族还狠还黑，难道还可以期待给他们以英国贵族式的领导权吗？如果为了拯救现在权贵，就应该冲着他们作狮子吼：操你妈的！不放血就要流血。而不是斯斯文文，沐猴而冠地为权贵争取领导权。如今最大关键点，并不是权贵是不是为了中国做出贡献的问题，也不是他们是否应该成为领导贵族的问题，而是权贵已经堕落为人民公敌，是内战中的仇敌问题。

三、最后的政治权威

清朝末年，因为官僚特权集团腐败，皇帝作为君主制的核心，非但无法遏制腐败，反而君权正是腐败的源头，于是，君主制废除了。启蒙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就象君主的绝对权力一样，很容易为官僚特权集团服务，党国领导集团很容易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启蒙政党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神话君主”，不过是用集体名义来分享君主的绝对权力（启蒙政党内部又有金字塔结构，君主可以虚君立宪，党主无法立宪）。所以，党国体制也无法遏制官僚特权集团，反而是官僚特权集团的支撑。而且，由于党国体制是以集体名义来分享绝对权力，其力量比君主小多了。如果说，君主还有可能遏制官僚特权集团，那么，党国体制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从蒋经国打老虎的历史故事就可以看到。国民党因此败亡台湾，痛定思痛，搞了土改，后来转向民主立宪。在已经民主的台湾，即使国民党下台多年了，官僚特权的问题还是余音袅袅。在中国，国民党的命运是每一个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启蒙政党上的共同宿命。而且，国民党还颇为幸运，至少有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场。

民国之后的共和革命，除了要求政治自由之外，还要求用法治来遏制、乃至阻挡执政者蜕化为官僚特权集团。毛泽东作为民国之子，异常担心执政者蜕化为官僚特权集团，但是他拒绝使用法治方式，而是动用道德启蒙和政治运动的一体化方式。毛之后，这个问题，被意识形态争论所掩盖，但问题还在。特别是在改革共识破裂的今天，它又提到我们鼻子底下来了。

11世纪晚期以前的基督教，在习惯法发展的过程中提高了王权的作用，王权部分地充当了穷人和孤苦无援者的保护者，使其免受富人和权贵欺凌之责任。当一个官僚特权集团诞生之后，人民首先寄希望于君主，依赖一厢情愿的“神话君主”。只要人民还能有温饱，人民就期望利用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来遏制和校正官僚特权集团。只有当人民被逼入到生存底线之下或爆发大规模灾荒时，人民才会放弃对明君的期望，接下来的就是揭竿而起。

人民对权力，又爱又恨。即便在仇恨中，也期望呼唤出一个强大而清廉的政府。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卡尔•桑德伯格在《政府》中所说的那样，一个政府就像任何罪人一样诡秘、神秘和敏感，这些罪人背负着从远古祖先们遗传下来的各种细菌，传统和细胞的重荷。政府是只能恨的，要把政府当仇敌那样防范，这才有根本的改变。

人民的又爱又恨，要么君主，要么革命。他们相信君主和革命的救赎力量：带来一个光明无比的世界，没有第三条路。直到有一天，西方传来防范和限制政府的法治宪政福音，从来被政府压在身下痛苦呻吟的人民，才得以翻了个身子，把政府压在身下欺负——不是民不聊生而是官不聊生。慈禧太后和考察西洋五大臣说得好：立宪利君利民，独不利于官吏。

 

尽管在「台湾问题」上笔者和曹长青先生持不同观点，但因其文章常有独到的见解以及条理分明的阐析，反令我喜欢阅读.尤贵刋一月号「台湾民主道路的独特性」一文里说到国民党时代的「种族压迫」（窃以为称「族群歧视」更恰当——笔者註）、「外省人」、「眷村」等，无不令我这个五十年代初随父母从香港回大陆「参加革命」的当年的小孩，想起那时充斥广州官场的大小「南下干部」和「机关大院」，新出拙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已略有提及，有关的见闻和感想足可以写成一篇专题文章。唯贵刋三月号「李登辉为什么大转弯？」一文，令笔者觉得曹先生的观点和论据难以接受，祈借贵刋一角向曹先生请教，也请广大读者讨论。

曹先生在该文中说，因为李登辉最近否认主张过台独，否认是台独领袖，「批评台独是退步的、危险的」而「令我不得不检讨以前对他的认识和评价」，言下之意昨天他主张台独是英雄、今天反对台独就是狗熊了。其次是曹先生花了很大篇幅论証李登辉之所以大转弯，是因为他「终究没能够真正放下对权力的贪恋」。在这里，笔者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曹先生：主张台独与否与赞成民主与否有何关系？如果李登辉贪恋权力，当年他又何以主动结束一党独裁，推动总统直选呢？

关於第一个问题，笔者一向认为统一和独立，专制与民主是两对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可混为一谈，民主不一定非要独立；反之统一也不等於必然专制。因此笔者於2001年6月在纽约的「世界日报」上发表过「民主之争，非统独之争」和「民主统一中国」两篇短文（笔名郭伟荣），其后又在「议报」196期发表「弃台独、争民主」一文，呼籲陈水扁先生要有政治家远大的胸怀，不要偏安一隅，不但要坚守台湾的民主，还要把民主带向中国大陆，在全中国要求民主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支持下，实现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做一个民族英雄。

众所周知曹先生是支持台独的，纵览曹先生的大作，其理由不外乎：一，大多数台湾人主张独立；二，只有独立才能确保民主；三，台湾人民有权独立。

先说理由一，曹先生引用的民调数据是大多数台湾人赞成台独；笔者一向看到的民调结果却是赞成急统和急独均佔少数，大多数人主张维持现状。姑勿论哪一个民调代表主流意见，我相信大多数台湾人主张维持现状是出於现实的考虑：如果将来中国大陆也民主化了，也自由富强了，他们就会赞成统一；如果将来中国还是专制独裁，还是贫穷落后，但已经无力威胁台湾了，他们就会赞成独立。而在目前中国大陆去向未明，还以武力威胁台湾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维持现状无疑是明智的，台湾人很聪明，我们不需越俎代庖。

二，并非唯有独立才可确保民主，笔者的看法刚刚相反。台湾人民面对着的是一个靠暴力夺取政权，武装到牙齿但已日渐走向途穷末路的独裁专制政权。大陆强行通过所谓「反分裂法」，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用数百枚导弹对准自己的同胞，朱成虎等战争疯子叫嚣核战，两岸关系已经陷入危险的僵局，正如吕秀莲所说，现今海峡两岸已经处於「准战争状态」。在此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用台独去刺激这条疯狗呢？笔者认为，民主自由具普世价值，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最后战胜专制独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对待统独问题，不给强暴者任何机会，让这条疯狗在发作之前溃烂死亡，这才是政治家所为，也是民族之幸。

三，针对中共和大陆愤青认为台湾无权独立，因为「大陆人民不答应」，笔者完全同意曹先生认为台湾人民有权独立的观点.但是，有权做某事不等於应该做某事。正如香港近期立法通过扩大公众场所禁烟范围的法例引起的争议一样，任何人有权吸烟，但是不等於在现代医学已经証实吸烟有害健康的情况下还应该吸烟，更不等於可以妄顾其他人士的健康而在公众场所吸烟，因此笔者认为台湾有权独立，但是不应该独立。

第二个问题，曹长青先生认为李登辉大转弯放弃台独，「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对权力光环的争夺.」、「则和他做过威权人物所形成的的心理有关.」然后举出很多例子论証.笔者觉得曹先生这种推测过於武断，所举的例子也与事实不符。

曹先生认为事情的起因是二千年总统直选，李登辉是真心诚意期望连战当选，继续由国民党执政，并不准备把政权交给民进党.但是，当年台湾舆论普遍认为李登辉明挺连战，暗助陈水扁，所以国民党一旦败选，全党一致认为责任在李登辉身上，有党员向他泼墨水。其实，笔者认为由此反看出李登辉先生的破斧沉舟，为了台湾政治民主化，既决心放弃总统权位、也决心放弃国民党主席权位，这是非常值得称讚的，可惜曹先生却称讚错了他的台独主张。曹先生认为李登辉离开国民党后，「台湾人民热烈地拥抱了他，……一下子从中国国民党主席，变成了台独运动精神领袖，台湾人民给了他近乎个人崇拜的欢呼和荣誉.……其声望达到任何台湾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果照曹先生这种描述，李登辉及其台联应该在其后的立法会选举和总统直选中大获全胜才是，何以一败涂地甚至被边缘化了呢？所以笔者认为，当年李登辉主动放弃权位，推动民主宪政是得人心的；但是主张台独并不得人心，台湾人不理会他的「戒急用忍」，蜂拥到大陆投资，立法院选举蓝营席位过半等等都是例証.曹先生的这种描述令人想起似曾相识的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肉麻吹捧，动辄「人民」、「热烈」、「崇拜」、「欢呼」……，凡事不要看绝对了，更不要说到极端，凡是喝狼奶长大或是喝过狼奶的人，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血脉，不知不觉就会表现出来，我们都应该一起共同努力来克服它。

曹先生说李登辉之所以否定台独，是因为「不甘寂寞，想继续指点江山，要和陈水扁争光环.」、「几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内做官，并做过八年的威权总统，……被前呼后拥，任何一个想法，下面都有人立刻去执行，那个感觉实在太好了。……现在忽然没有当年那么可以指点江山，感觉一定很难受。」曹先生甚至说李登辉「目的也是促使陈水扁下台，因为陈水扁下台，民进党就可能内乱，他就有组第三势力再左右政坛的机会。」笔者认为，以此来解释李登辉放弃台独，不合逻辑，也太看低了李登辉先生了。如果照曹长青先生的说法，李登辉单纯为了权位，他根本不需要绕一大个圈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年李登辉完全有权力和机会维持他的总统权位，他可以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限制，也可以推迟开放总统直选，在他有生之年反对派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推倒他。（胡温第四代了，不是还在独裁吗？）何苦当年主动放弃，而今才又重新苦苦追求呢？这是解释不通的。笔者认为，诚如曹先生以前所说，李登辉先生在最高权力任上推动总统直选，主动放弃既有权位，以换取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很明显出於政治理念，而非私利。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尚属破天荒之举，理应记下最伟大最光辉的一页，绝非毛泽东、邓小平之流可与之相比，胡温等更难望其项背。

笔者认为，李登辉先生既有如此高尚的思想境界，就绝不会再走回庸俗的峡谷，为了再「指点江山」而从头来过. 窃以为，李登辉先生之所以最后放弃台独的理念，修改党章，更改党名，注重民主民生，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可能是出於他的政治理想，也可能出於民族大义.很可能李先生认识到光是带领台湾人民「出埃及」还不够，更需要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出埃及」，光是给台湾人民带来民主还不够，还应该为大陆人民也带来民主。认识到走台独的道路不但对国家民族没有好处，对民主自由也没有好处，所以才会选择这样做。而外人却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从他个人利益得失出发去揣测他的动机.或许笔者也错了，和曹先生相反，把李登辉先生看得太高了。但是笔者宁愿这样看待他的最后选择，而不愿意往一个曾经主动放弃最高权位的高尚的人身上泼污水。其实，笔者认为揣测李登辉先生的动机意义不大，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与其揣测他的动机，不如分析他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是否有助於社会进步？是否有利於国家民族？如果是的，我们大家都应该拥护他，而不是指责他。中共官方和大陆愤青对李登辉先生破口大骂，可是你们之中有谁曾经会想到为了民主宪政而放弃最高权位呢？你们之中有谁有资格责骂李登辉先生呢？他过去主张台独，或许是因为想坚守台湾的民主；如今他放弃台独，或许更是想把民主带向中国大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笔者为李登辉先生的转变欢呼，期望他的心愿有实现的一天。以上仅是个人见解，很可能有误，期望曹长青先生及广大读者指教。

（16/3/07纽约）

（该文摘要以「为李登辉先生说几句话」为题刊於四月号「开放」杂志，此处是全文）

（10/4/07「观察」首发）

 

冷眼旁观香港第三届特首选举这场伪选举闹剧，看到选举结果宣佈后，曾荫权和亲中（共）人仕热烈拥抱，眼含泪光的演出，令人作呕.一场由北京导演并早已预知结果的闹剧，不过按剧本进行而已，用得着如此激情吗？其中最滑稽和不堪的是「胜选」后曾荫权两夫妇乘搭双层巴士向市民「谢票」一幕，导演导错了，演员也演错了，和剧情风牛马不相及。

曾荫权「谢票」这一手，无疑是向台湾学来的，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变成了东施效颦.你可曾想过人家「谢票」是胜选后当面拜谢投他一票的选民，投你一票的六百几个「选委」还在赤蜡角得意忘形，或者坐在豪华轿车回家途中。街上有你的支持者，但肯定没有投你票的人！何来的「谢票」？你的民调指数不低，可惜的是就算是支持你的市民，也统统被蛮横地剥夺了民主国家人皆有之的选举权，他们根本就没有投过你一票，你却向他们鞠躬作揖，不是很滑稽吗？你真要「谢票」，何不在赤蜡角摆上几围台，尽请投你一票的六百多个「选委」庆祝胜利好了，何必大模斯样地上街「谢票」？实在是看错了对象，表错了情，谁都知道你不过在做骚而已。做人做事最紧要真，你这样虚伪下去，总有一天连那六十几个巴仙的支持率都会输光！

由此也看得出你的导演，你背后的主子是多么愚蠢。如果稍有一点头脑，稍有一点天下为公的器量，如果不是视普选为洪水猛兽，让我们港人现在就实现双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曾荫权有六十几个巴仙的支持率，他胜选后坐双层巴士出来谢票，不是光彩得多吗？不是一举两得，钦点的马仔当选了，港人双普选的民主愿望也实现了，何乐而不为呢？可是他们不单纯是愚蠢，更重要的是心理阴暗：他们以为江山是打下来的，就是私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即使是收回不久香港，也不能例外，以免影响大陆。於是「既想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就不得不导演连场闹剧，搞假选举，欺骗世人，可怜的只是御用演员曾荫权，假戏假演，又要故作矫情，又不能弄假成真，真是难为他了。

难道生活在香港这个世界首善之区的七百万聪明的港人，就甘心情愿地看着这一齣闹剧一届一届地永无休止地演下去吗？难道七百万港人的力量都不足以拒绝一个愚蠢的导演，炒掉一个蹩脚的演员吗？

（26/3/07）

（原载「动向」杂志四月号）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四部分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中共统战游戏批判

一　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以一本《野火集》烧遍两岸三地，成为华人世界中颇有人望的作家。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期间，由于角色的转换和职业的要求，作家的龙应台沉默了，很多喜欢她的读者都感到惋惜。而当她再次回归作家身份之后，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犀利和锋芒，她对文化大中国的呼吁和对台湾人的“岛国心态”的批评，对陈水扁政府的尖刻和对大陆现实的发言时的谨慎低调，特别是那篇《被绑架的人民》，开篇就指责阿扁政府借民主绑架了人民：“独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嚣张上台。因为有民主之名，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们的自动背书，我们的背书使他们理直气壮。在九零年代里，我们已经成了被政客绑架的人民。”

所以，她一直被视为台湾统派文人的代表之一，在大陆和海外华人圈影响很大，赢得了海内外“统派”们的一片喝采。而在我眼中，龙女士多年前点燃的那把烧遍华人世界的野火，近些年已经有逐渐熄灭之势，内心深处很为龙应台惋惜，也赞成余杰在香港听龙女士演讲时，向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批评北京政权？”然而，现在看来，龙应台还是龙应台，野火再次燃烧，最近就两岸关系发表的文章《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不止是烧过台湾人和陈水扁政府的头发，而且烧向了庞大的中共政权的头发。

尽管，龙女士的倾向统一和反对台独的观点没有多少变化，但在此次大选的激烈冲突还未平息、重重疑窦还未解开之时，也在许多统派人士纷纷诋毁台湾的民主、高唱华人不适于民主的调子之时，龙应台却一反过去对阿扁的尖刻批评、转而为台湾民主辩护的言论，不能不令统派们大失所望。在怀有强烈的大中华主义情结的华人们看来，龙应台在此时刻出面为台湾民主辩护，无异于为阿扁政府背书，也是对统一事业的背叛，所以，爱国者们纷纷质疑甚至漫骂龙应台，有人指责她的文人思维过于情绪化和混乱，有人批评她混淆了民族大义和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区别，有人更指责她是前后不一的变色龙，因为她以前曾撰文批评过台湾人的“小岛心态”和“受辱情结”，现在却以此心态来为台湾民主辩护。在众多的批评声中，尤以台湾资深新闻人皮介行先生的《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最为激烈。

据说，皮先生极爱国，常来往于两岸之间；皮先生推崇传统儒家的心性道学，其言行也具儒者风范，著文必引儒家圣贤的箴言。在他批判龙应台的长文中，也确实大谈了一番心性道学之宏论。然而，我从此文中读到的，不仅是皮先生爱国已经爱到了颠三倒四的程度，而且其文风颇有毛泽东式大批判的蛮横，某些段落已经沦落为街头吵架般的漫骂。

皮文的开篇就是义愤填膺的质问：“当此正义蒙尘，法律噤声，媒体说谎，人民悲愤之时。龙应台这样的社会名人，清流学者，难道还应该再跑出来，践踏人性的尊严，践踏尚未死尽的人心？难道还应该再跑出来，为大盗鼓掌，替权诈抹奶油？”

中间部分，除了拉出些传统“良知道心”和“正心诚意”等道德高调，来批判龙应台的“邪心歪意”和“恶德恶缘”之外，还把龙应台当年写出的洛阳纸贵的《野火集》，轻蔑地称之为“小女孩心态”，进而指责已经名利双收的龙应台：“失去了当年的童心，失去了求真求是的真诚。对一个更为傲慢无耻的权势集团，这个当年清流的龙应台，却赶快凑到权贵身旁，急匆匆想扮演一个’辩护’的角色。”

结尾更是问号、惊叹号和漫骂混合体：什么“邪灵的魔咒”、什么“就是撒旦也颤抖了！”什么“吁！如此恶毒，此人还有心肝没有？”用了这一连串的质问句、惊叹号和诅咒词的皮先生，居然还好意思在文中大谈儒家风范和心性道学，不说是自取其辱，起码也是自我讽刺。

事实上，就我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龙女士对陈水扁政府及台湾民主不成熟的批评，其火力从来不比皮先生弱多少，即便龙女士在为台湾民主辩护时，仍然延续着《被绑架的人民》一文中对阿扁的激烈批评，比如她说：“当时并没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后，我仍然是个’被绑架的人民’.四年来，陈水扁以巩固政权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以对抗中国的操弄来巩固政权，以族群对立的情绪来凝聚选票，件件都违背我这个公民对民主原则的认知，但是他，对全世界代表了我。”她也坦承台湾民主“先天不足不成熟”，有太多弱点和缺陷：“台湾国会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譬如粗暴多数牺牲弱势少数，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长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恶凌驾专业判断”。她还特别批评这次大选“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枪响、离谱的公安、诡异的医疗；像三流的肥皂剧：控诉不公又提不出证据、要求正义又提不出主张、召唤了群众又不知如何向群众负责；像不忍看的闹剧：总统的肚皮公开展示，仿佛肉摊上等待卫生检查的一堆肉。”

龙应台的这些文字，难道与皮文对阿扁的批判有什么实质区别吗？没有。既然如此，为什么皮先生还要指责龙女士“赶快凑到权贵身旁，急匆匆想扮演一个’辩护’的角色”呢？

其实，龙女士激怒大陆爱国者的原因很简单：1，她为台湾民主辩护，既不是粉饰遮丑，也不是攀权附贵，而仅仅是客观地指出：只有十七年经验的台湾民主，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决不会因某个政客的丑陋和某些不成熟而被抹煞。而且，这些成就是在严酷的外在环境的压力下、也在不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羁绊中取得的，证明台湾人已经做得不错了。2，龙女士一改论及两岸关系中的大陆因素时的暧昧低调，而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大陆的制度现实，诚实地道出了一个在大陆难以公开言说的常识：台湾之所以离大陆渐行渐远，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当局不肯放弃独裁体制，并在两岸关系上摆出一副霸道姿态，不断用文攻武吓来压制台湾，用国际围堵来羞辱台湾。

正是龙女士的这种客观、诚实的态度，让那些借机抹黑台湾民主的爱国者们不爽。所以，与龙应台敢于向不允许批评的中共独裁说“不”的良知勇气相比，只敢在自由台湾诅咒可以批评的阿扁政府的皮介行先生，即便不是十足的懦弱，起码也有爱国爱到愚昧之嫌，更有欺软怕硬的精明之嫌。同时，与龙应台对中共政权的两岸政策的尖锐直率的批评相比，皮先生对台湾政府和龙应台的指责，就显得既夸张煽情又霸道蛮横，既歪曲了台湾的政治现实本身，也侮辱了已经拥有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台湾人。

依我看，如果皮先生所指出的“正义蒙尘，法律噤声，媒体说谎，人民悲愤”，针对的是当下大陆而非今日台湾，倒是有的放矢之论。

因为，众所周知，与当下大陆相比，今日台湾起码已经有了旨在维护正义和保障自由的基本制度：有自由开放的竞选、有独立的法律和媒体，人民也有受到制度保障的言论、结社、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权利……此次大选的整个过程就是明证。

而在大陆，至今没有台湾人已经享受到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正义非但蒙尘，而且是在泣血中蒙耻，六四亡灵、天安门母亲、法轮功学员、众多良心犯、广大农民和失业工人，每个群体都在长期压制下有冤难伸、有理难求；法律非但噤声，而且充当着独裁政权制造文字狱、打压媒体和民间维权的罪恶工具；在大陆，媒体作为独裁政权的喉舌，几乎就是以说谎愚民为专职；在恐怖政治的威慑下，大陆人民的悲愤，不但使受歧视受剥夺受欺骗的悲愤，而且是受压制的悲愤——有悲不能哭之悲、有愤不能泄之愤，实乃最大的悲愤。

所以，我几乎赞同龙应台为台湾民主所作的全部辩护，也对她那种爱憎分明的文人化表达方式报以掌声。她通过纵横比较的方法，指出了只有十七年经验的台湾民主的优秀之处，：

1，在民主台湾，“十七年中没有军事政变、没有流血暴动、没有强人独裁……”即便“在历史悲情、族群撕裂、中共威胁之下，50万人上广场，心中怒火狂烧，可行为理性温和，秩序井然，对于民主真相的要求，却又坚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50万人，对广场上的认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冲上街去叫嚣对抗。3月27日可以说是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开启。更何况，选举的争议翻天覆地，人们血脉贲张，但是最终还是诉诸司法；我们没有看见暴民，没有坦克，没有街头的火焰冲天。”

2，民主使台湾由威权独裁变成了尊重民意的社会。“政府机构、军事单位从长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历史重要，因此历史街区得到保存；族群意识高涨，弱势的权力——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参与政府决策……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你是想要一个肯花时间来听你说话的政府呢，还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你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3，民主让台湾人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怕政府刁难，不需要有特权，凭个人本事谋生；无论身分地位如何，每个人的尊严是平等的，不必效忠任何党和讨好任何人，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没有禁书，没有新闻管制，没有合法化的谎言，发表任何异见没有被秋后算账之忧，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最重要的是，“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4，台湾人受强权羞辱的历史长达一百多年，先后经历了荷兰殖民者、日本殖民者、蒋家独裁统治，现在又面对着庞大的中共独裁政权的国际封锁和飞弹威胁；而台湾的民主则是年轻的，仅有十七年的经验，面对尴尬的国际地位和中共政权的文攻武吓，台湾人做得已经足够优秀，正如龙应台所言：“在40年的军事戒严下生活，在500枚飞弹的瞄准下思想，面对新的强人上台，……台湾人在民主的进程上从无到有，从有到深沉，没有勇气，没有毅力，是做不到的。”

5，最值得为龙应台击掌的段落，是她向所有华人世界发出警告：反民主的人会利用台湾大选风波来抹黑民主和台湾。“这是亲痛仇快的一幕：对民主本来就敌视的人，用台湾民主的走调来证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对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湾民主的成功来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虑。”

感谢龙应台，她从一个台湾人的视角，说出了两岸的“经验事实”和“道义常识”：关于台湾历史及其现状，关于新兴民主国家发展，关于大陆政权的性质和打压台湾，关于在恶劣外部环境中的民主台湾……由龙应台，我想到了正在“凤凰卫视”做专题演讲的李敖。

龙应台和李敖都是在大陆颇有影响的台湾文人，但两人对两岸政权的态度却形成鲜明的对照。自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之后，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李敖，除了声嘶力竭的叫骂和作秀之外，在写作上日呈江郎才尽之态。特别是从2000年台湾大选开始，高举统一大旗的李敖却在言行上一步步地堕落，旗帜举的越高堕落的就越快，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起码的是非观念，而沦为“成王败寇”的信徒和强权者的帮凶，由当年的自由文人变成统派的御用枪手，由当年的良心犯变成了大陆御用媒体的宠儿，他把暴君毛泽东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公开为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辩护，为现行中共政权对台湾的打压辩护。最近，他借“凤凰卫视”向大陆布道时的说辞，专门抹黑民主台湾和替独裁大陆辩护。他甚至学着当年毛泽东的腔调说：为了统一，我们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因为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

作为对比，龙应台在《为台湾民主辩护》中对华人世界的呼吁，那种充满了人性温暖和全球华人一家的情怀，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

作为仍然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中、并对台湾民主寄以厚望的的大陆人，我以为，对台湾人最大的支持就是致力于自身的政治改革。只有当大陆也变成一个善待人性尊严的社会之后，包括台湾在内全球华人才能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民族尊严。

2004年4月21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