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别做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

曹长青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英国作家品特——以反对伊拉克战争著称的一位左派——此事引起英美评论家一片劣评。知名的英国评论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去年十月在美国《外交政策》（FP）和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合做的网上”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被评为第五名（第四名是哈维尔）] 发表题为”邪气的平庸者品特”（The Sinister Mediocrity of Harold Pinter ）一文，毫不客气地说，品特是个三流作家，甚至是个菲利斯坦（philistine ，假货 ），给他颁奖，像当年给前美国总统卡特”和平奖”一样，都是因他们反对伊战，来借此打击布什政府。连法国左翼报纸《世界报》 的文学批评家雷诺力都认为诺贝尔奖的选择”越来越激进”。在美国，甚至有评论说， 这是瑞典文学院的耻辱。

但其实耻辱早已有过，那就是五年前把这个奖给了用中文写作的高行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中文世界引起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他的作品不仅没人看，连提都没人提了。第一个获得世界最高文学奖的中文作品，这么快就被读者抛弃（其实从来就没被接受过），说明假的东西即使”唬”到最高光环，仍不能刺伤所有人的眼睛，更不能赢得人心。

在高行健得奖的那年，我大概是中文世界唯一的一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读了能找到的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一口气写了十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专访）。当时实在是被他的作品之烂气坏了，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促使下，愤然疾书，给了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顿讽刺、挖苦和怒骂。回头想来，颇有些感叹，为什么别人没有像我那么愤怒呢？大概是因为极少有人像我那样，真的打开那个被套上诺贝尔光环的垃圾箱看了个仔细。人家刚刚掀开盖，一看是垃圾，立刻逃跑了；更多的人一听是垃圾，就聪明地远远躲着，连盖都不碰，没被脏着，熏着，噁心着，没有那种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所以反应不像我那么激烈。

今天，我对高行健作品的愤怒依旧，只是更增加了一份对高行健本人的可怜，因为他是一个牺牲品，是几种特殊情形下的牺牲品。我之所以觉得还值得写一下，是因为高行健很有代表性，他虽人在法国二十多年，却典型地代表着迄今还在牺牲着的无数海内外中国文化人。那么这些人到底是哪些情形的牺牲品？

首先当然是共产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从那个制度出来不在某种程度上心灵残废了，只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废到高行健那种地步而全然不知，甚至自得，以为大彻大悟了全部人生。

其次是叛逆和报复共产专制情绪的牺牲品。这是本文想重点谈的一个问题。

在倍受共产专制残害之后，一大批类似高行健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对共产世界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责任的厌恶；在文学艺术上，对文以载道的厌恶；在肉体上，对被迫清心寡欲的厌恶，等等。一句话，受够了”贫穷、禁欲、无私、高尚情操、远大理想”，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用”要钱、要性、要自我、要活在当下、要表现虚无”来报复共产专制，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叛逆。

从被迫的极左，跳到主动的极右，一开始看似很了不起，其叛逆精神实在可嘉，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大批（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中国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了这条路，或起码在思想上接受了这些观念，并骄傲地认为这是”新”观念，代表着新时代的潮流，代表着对共产主义和封建中国的反叛，代表着自我意识的萌发，代表着个人主义的实现（实践）。

事实上，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自然的思想转折（正如被压迫者的反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最不成熟。共产专制强迫的那一套把人变成非人、虚伪的人；但走向其反面，倒是真实了，但同样是非人。前者制造虚伪的”精神动物”，后者制造真实的”生物动物”，哪个也不是人。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曾说，高行健所要表现的就是：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禁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只浪荡的狗熊；你强调文以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文以泄欲，涂抹排泄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

这是从一种非人，变成另一种非人，仍然不是人。所以，在做了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之后，这次则成为浅薄的叛逆心态的牺牲品。

第三，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正当中国文人开始朦胧地反抗，同时面临各种困惑之际，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登场并风靡，给文化人们的反叛带来了恰到好处的理论依据。高行健会些法文，所以大概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捷足先登地接触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在刚领略其皮毛之际，就转手贩卖给中国人（当然他不是翻译介绍者，只是抄袭了几个戏剧）。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其实对高行健还过于客气，说他是模仿。叫起真儿来，他实在是抄袭，而且抄袭得太明显，太卑俗，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艺术粗劣化和卑贱化了一样。

存在主义在西方早已衰败，成为连左派都扬弃的、死路一条的哲学。但它之所以能在二战后的欧洲风靡一时，不仅仅是由于它指出人生的无望、无意义，更在于它强调人生要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和行动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在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在实现个人意志的同时，去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所以萨特、西蒙波娃两人极为入世）。但由于这个哲学命题的前提（人生本无望、无意义）完全错了，所以后来的积极意义很难实现，硬要人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存在主义如果没有后半部，这个哲学就根本撑不起来，就不成为哲学，更不能风行。但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却恰恰只理解和表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前半部，所以，即使它们不那么烂，也没人能看下去。

另外萨特、西蒙波娃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那一代中国文化人模仿或是羡慕的样板。事实是，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常是在痛苦不堪中挣扎，尤其是西蒙波娃；美国最近出版的《西蒙波娃和萨特》一书，也详细描绘了这两人的左倾、虚伪，和充斥欺骗的情侣关系。结果是，那两个鼻祖不仅牺牲了自己，更害死了无数西方年轻人和一代中国人。高行健则是这些萨特牺牲品的代表人物。

第四，来到海外的文化人成为自身现状的牺牲品。本来，中国文化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由世界，终于开始有一个机会给自己补课，重新学习，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审视和矫正自己，以弥补在中国被牺牲掉的生命。但和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样，高行健来到海外后面临三个困境：首先当然是生存困境。其次是语言困境。虽然高行健会些法语，但谁都知道国内那点外文底子离真正够用差多远。即使是会听会说，能应付生活，但只要不能快速大量阅读，不能写，还是像文盲一样束手无策。再就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环境陌生的困境。

那么面对这些困境怎么办？高行健这类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其实底子很薄，根本没读过几本书，但又太急于出人头地，面临这么多困境哪有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的能力和耐心？于是一些人开始利用”共产国家异议作家、诗人、艺术家”的招牌钻营找钱，依靠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救济金生活。而靠贩卖这种身份生活，就得打”共产牌”或”中国文化牌”，到处钻营，也挺费事。于是一晃一、二十年过去，外语没学好，西方社会没弄明白，只练就一身”唬”西方人的本事。高行健大概没走领文化救济金的路（他自己声称靠卖画为生），但认识了马悦然。以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精明，他在和马悦然接触的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可以清楚地意识道：这个热衷中国古汉语的瑞典老头实在不懂文学。以《皇帝新衣》里的裁缝般的本事，高行健用道听途说、民俗传闻的垃圾堆起一个号称表现多种中国文化的《灵山》，并且神奇地赢得了那两个裁缝般的成功。难怪那个蔑视整个中文评论界的马悦然都非常钦佩：”他胆子很大，真的胆子很大。” 另一个前”准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早就弄明白了马悦然是怎么回事，只是在竞争中让大胆做裁缝的高行健给赢了。就像另一位杀妻自缢的中国诗人顾城所说：”老外哪懂咱中国人的事呵。”

高行健的作品不是一个质量”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真伪”的问题。高行健本人也已经不属艺术讨论范围，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虽然高行健获奖完全是由于偶然因素，但高行健现象在中国人圈子里却并不是偶然现象，只不过他的”成功”太大，太显眼。在文化艺术界，尤其是在诗人和画家中，大大小小的高行健们有的是（因为诗和画最有”唬”的余地），他们不想用认真、扎实的积累达到小成、中成，而是要用”唬”和”骗”迅速大成。利用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陌生，利用西方左派要居高临下地”赏赐”第三世界”艺术家”而钻各种空子。他们连蒙带唬，获得大大小小的高行健般的”成功”，然后把这种成功反馈到中国，再”唬”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骗完，开始骗世界了，骗了世界之后再回头骗中国人更容易！

高行健的道路，是中国文人继续做牺牲品的道路；只不过以前是被迫，现在是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赢得多少生活中的胜利，都丝毫塑不起做人的尊严。高行健现象，对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形象（他得奖后，外国媒体一片劣评，不是评论含金度，而是怀疑是石头还是金子），同时破坏世界文化领域的生态健康；这种”榜样”反馈回到中国后，再破坏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和文坛，于是构成双重损害。

中国社会历尽沧桑，中国文人是各个大时代的最大牺牲品。但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牺牲品，才有可能重新走一条拒绝做牺牲品的道路。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anuary 18, 2006

　“因为不屈服于奴役，所以他们选择了流浪”，是犹太民族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刘晓波:我看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战略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党棍愤青发威:中国人民不需要《沙场点兵》这样的“歌者”

       央视军事题材大剧《沙场点兵》播出后，怒骂者有之，叫好者有之。判断双方孰对孰错，得有一个标准。

　　笔者以为，应该用毛泽东军事文艺思想来作为评判涉及《沙场点兵》一剧争论双方对错的标准。理由如下：

　　首先，我国宪法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再者，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关键也在于我军是一只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有完整、全面地指导我军军事文艺工作的理论和学说，毛泽东军事文艺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用毛泽东军事文艺思想来作为评判涉及《沙场点兵》一剧争论双方对错的标准，是最无可争议的。

　　毛泽东军事文艺思想首先对我军军事文艺工作的地位作出明确的规定：“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在阐述我军军事文艺工作的作用时，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在此，我军军事文艺工作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好，我们回头看看，央视军事大剧《沙场点兵》是否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沙场点兵》里正面主角表现出的混乱的男女三角、四角关系， 用血缘和婚姻结合起来的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百分之百的少爷、姑爷、侍爷（领导秘书）、款爷，“四爷”部队干部任用体制，把上级喝酒喝到桌下的军队可怕的生活方式，以及形同虚设的保密制度和部队指挥员肆意违反组织纪律，使观众不得不惊叹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素质之低，已经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再看看《沙场点兵》里我军军事理论和军事科学研究的状况。在执行中央军委军队改编，训练体制调整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居然没有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直接参与。作为这部剧主要情节的陆军训练体制改革，依据的参考资料——美国陆军欧文堡国家中心和“西点军校精神”的资料，翻译自部队主官的女朋友，一位美丽多才的女军医私人手中。援引的“外脑”，竟然是由七个国家组成的 “外国军官团”！更不用提那些毫无军事常识的军事训练细节，使观众不得不再次惊叹剧中我军军事变革的混乱和无序，简直就是群无头苍蝇！

　　总之，观众实在不明白《沙场点兵》点的是什么兵。中央电视台化巨资拍摄这样的电视，直接的效果，就是使大多数观众对我们的钢铁长城丧失信心，起到了“离间人民与军队的信任关系、提醒人民不要把自身的安全寄予军队的教育作用”。《沙场点兵》让敌人看到了一只无论如何是担负不起未来作战任务的部队，中央电视台化巨资拍摄这样的电视，直接的效果，只能是极大地刺激了美、日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野心，根本没有一点点”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
　　
　　可能一些为《沙场点兵》叫好的人会说，《沙场点兵》的细节是不好的，但不要只看细节，要看大方向，《沙场点兵》大方向是好的，作品的动机是好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 “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但 “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因此，《沙场点兵》细节不好，效果不好，不受中国人民的欢迎，大方向和动机就不可能好。

　　为《沙场点兵》叫好的人还会辩解，《沙场点兵》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问题。只有揭露问题，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中央电视台化巨资拍摄这样的电视，就是为了促进部队下一步的整顿。

　　首先，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说： “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看出，《沙场点兵》暴露出的“黑暗”，不是发生在少数“陪衬”人物的身上，而是绝大多数由正面主角表现出来的。混乱的男女关系， 用血缘和婚姻结合起来上下级关系， “四爷”部队干部任用体制，把上级喝酒喝到桌下的军队可怕的生活方式，形同虚设的保密制度和部队指挥员肆意违反组织纪律，在《沙场点兵》中，难道不都是发生在从中将副司令楚淮海、陆元衡、康凯、庞承功、陆雅池到国防报中尉记者楚冰冰这些大大小小的正气凛然的军官身上吗？

　　最尖锐的是，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分析说：“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看看，《沙场点兵》只有一个劲地暴露，却一点也没有描写我军从中将副司令楚淮海、陆元衡、康凯、庞承功、陆雅池到国防报中尉记者楚冰冰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官，摆脱混乱的男女关系， 消除用血缘和婚姻结合起来上下级关系， 抵制“四爷”部队干部任用体制，反对把上级喝酒喝到桌下的军队可怕的生活方式，改正肆意违反组织纪律的这个改造过程。
　　
　　最后，为了揭露军队问题，暴露军队问题，中央电视台可以把《沙场点兵》直接送达中央军委嘛，这不是能更快更好地促进部队下一步的整顿吗？我们看不出有必要来个持续个把月的全国公演。

　　总之，《沙场点兵》是不合格的一部影视作品，是一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在那里胡思乱想的反面教材，是一部不歌颂中国军队，不鼓舞中国人民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却一心一意要“暴露”的垃圾。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是的，中国人民确实不需要《沙场点兵》这样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