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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友情链接里，“安替博客”和“blog中文翻译”在2005年里曾先后被屏蔽，我也为我的这两个链接做过“黑色XML标志”[见左图]，算是祭奠。今天去看“blog中文翻译”是已恢复。安替则不同，在第一次被屏蔽后，曾另择它处而居，又活泛一时，最终再殁！
     我之所以祭奠一些博客——现在想祭奠已多的忙不过来——是为了那个我并不认识的人的说话的权利而非其观点或者说部分观点，恰事实是我不喜欢第一次被屏蔽后择居复出的安替，因为以前的文字更具思辩。现在的安替是又一次被屏蔽了，其内幕不详，我也向来不愿追问其背后的为甚？因为那太累太烦，亦往往于事无补。我却关心的是我们究竟可不可以说话，像人一样。另外说话是否也要分出个三五九等呢？
     因为不喜欢你的说话就贴胶布于你之嘴，是我们的施政技巧之一。这在17年间（1949-1966）有过；在十年间（1966-1976）也有过；直到现在（1976-）依然有着。这就无不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幼稚得试图抵御现代文明的进程，阻止现代科技的发达，甚至是要阻止人体的天然机能，生物性的嘴唇开阖。这就尤其像是“欲盖弥彰”或者说是“掩耳盗铃”了。我为我活了半个世纪没有遭遇战争而庆幸，我亦为我活了半个世纪说话须得掂量而行而悲哀。
     湘籍作家何立伟最近著作《大号叫人民》此名委实是好，启示匪浅！假如人民代表有一天也只懂“一手举馒头，一手举拳头”时，那么人民代表就只可在民间存在，因为大号叫人民的人民尚有最终的发言处。博客就是了！因此“博客”亦可算作人民代表提案处呢。你还关闭这个“处”吗？当然，由你。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我们就看看历史上我们的《中国话语屏蔽史》[我的，想成书但尚未成书]。
     1989年之前，我们还有公然巡游于街头的无线电监控车，由此至前，到1949年算起，早期的监控说是为了防止美蒋特务与国内地下反动组织里应外合反攻大陆的颠覆目的，这个尚可接受，稍后的和平时期则全然转换功能为监控人民的话语了……那样的历史到得文革十年，已经恣肆至极点。“下乡知识青年之歌”就曾是典型一例。
     1968年，在知识青年下乡的年代里，曾经于地下流行过大量反映知青情绪的歌曲，如：《西昌知青之歌》《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告别南京》、《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沈阳啊,沈阳》、《蓉城知青之歌》……
     手头收藏的有以下三首的歌词——

其一：《蓉城知青之歌》[根据电影《古塔奇案》插曲“秋水伊人”改编/原唱  龚秋霞 /彭丽媛唱“秋水伊人” ]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只有你的女儿呦/妈妈呀/已陷入绝望的深渊，在忍受着无尽的摧残/
   
其二：《山城知青之歌》
流不尽的长江水/止不住的辛酸泪/长江嘉陵江哭泣声不断/伴着知青去远方/啊/衰老的爹娘别为我悲伤/
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秦岭大巴山一山高一山/你让我们天各一方/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数不尽的苦和泪/压不弯的腰和腿/跟着太阳出踏着月光归/泪水湿透破衣裳/啊/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

其三：《南京知青之歌》[ 去听：1  2  3 ]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冲云/宵/横跨长江/巍峨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我的肩上/
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亲爱的姑娘/你在何方/野马似的小伙子把你爱上/高山啊你弯下腰/急流啊你闪开道/让我飞到她身边/细细看上她两眼/

     明眼人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我所找到的三首歌曲里多只是些小资调的离情之作罢了，于国于政并无大碍。其中或是多愁善感之作如“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或是恋乡思旧如“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也有在那时令人难以想象可以存在的对于恋人恋情的公然表露如“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值得我们认真的是，其中亦不乏含有那时期烙印的反映革命的万丈豪情之词之句如“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就要认识一下知青之歌的许多根本的不同来。恰恰长时期来，人们网开一面，对于那时期的遭遇者持同情态度而兼收并畜这些思想之作。因此广为翻唱，直到近年。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只是一些音乐、文学爱好者于困苦时分的自然情感抒发而已，谈不上认识的深刻。有的甚至是极左思想产物与颓废思想的杂揉，如“沉重地修理地球……”与“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的前后矛盾。
     一时期，大陆视台湾对大陆广播为瓦解目的的“敌台”，亦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华华语广播为“敌台”，更视“美国之音”为头号敌台。而以上所有知青之歌又都是敌台们用以反间的最佳工具。
     1970年，我在大巴山深山与世隔绝的三年里，正是用一架八只晶体管5个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夜夜从中国干扰台的杂波缝隙里搜寻着千山万水间隔之外的那“敌台”。知青之歌便是在那时与我相识。坦率说这些歌曲简单到只有哀怨，由于人民参与政治的被阻止，思想被禁锢，知识青年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在中国历史上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悲剧角色。原谅他们也只有缩回到自己的思想后院，做着一些对花落泪的小勾当。而襄渝铁路线上涌动着的数十万学生劳工却一律是童工年龄的16至17岁年纪，这个在政府是否该作以解释呢？尽管那已历史。
     因为童工，思想并不成熟，知青之歌的软弱和消极，以及他们思想的贫乏和欠缺深度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小情绪也被当时政府视作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扼杀而屏蔽。也就是因为我有全连唯一的一台“可以收听敌台”的收音机，我在“路线斗争教育”运动中被“专政”，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贵族小集团”而遭到批判。那年我17岁。
     事情发展到极端，众所周知，知青之歌的部分作者后来遭遇了被捕、专政、流放，以至终其政治生命于一生的对待。
   
     ……我以为早已被遗忘了。3000万知青的苦难较之几亿人在一个神圣意志驱使下虔诚地相互折磨血泪纵横的劫难而言，犹如旷野虫鸣渊底蛙声。作为这‘史无前列’的‘新生事物’，随‘文革’被彻底否定而完结了性命……然偶有闲暇小憩，逝去岁月的旋律时常会一个乐逗、一个乐句或动机，甚至一个乐段从自以为平复的心底泛起……真的忘了？那是300万‘共和国新生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啊！这一涵盖了中国城乡，触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波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友的历史。这一国家付出300亿元的知青运动，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歌，在游荡；心，在流浪。…… 《序曲 岁月如歌》[孙伟语]

     中国的话语屏蔽史是悠久的，其现实中的表现总是变换着或慈善或公允或“以大局为重”、“团结为要”的说词和面目。这个让我时不时想到着王克平[星星美展主要成员]的名言“那是要争取来的，而非恩赐可得……”[大意]。

　　回望2005年的图书，除文学类图书，一批非虚构类图书同样不可忽视。它们的出现，让2005年的阅读异彩纷呈。

　　畅销不衰的史书

　　史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图书市场的常胜将军，2005年也不例外，先是海外学者唱主角，接着国内学者也不甘示弱，史书可以说从年头“红”到年尾。
2005年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刮起的“大历史”之风还未过去，同样来自美国的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6本又掀起海外史书高潮，作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史景迁最擅长的写作方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作品中既有《追寻现代中国：1600年-1912年的中国历史》这样倾力宏大主题的名篇，也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样关注大时代背后小人物命运的佳作，不仅赢得了学术圈内人士的首肯，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市场业绩。此外，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海外史学家的著作，同样引人注目。

　　严肃的史学著作如何在保证学术品质的同时尽量“好看”呢？在这一问题上，海外学者无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胡月伟、钱法成、姚博初等人的《万历五十年》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明显有着《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它们的畅销证明“大历史”仍有其市场号召力。

　　去年，值得注意的畅销史书还有中华书局推出的“正说”系列。可惜，这股从电视荧屏刮来的“正说”之风，很快被淹没在拙劣的跟风之作中。

　　热闹非凡的红楼书

　　2004年销量超过10万册的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似乎启发了出版界，令2005年几乎成了“红楼年”，一下子出了几十种“红楼书”，仅周汝昌就有《周汝昌梦解红楼》、《与贾宝玉对话》、《红楼真梦》、《定是红楼梦里人》、《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等好几种，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冯其庸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蔡义江的《解读红楼梦》、王蒙的《王蒙活说红楼》、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闫红的《误读红楼》以及陈维昭的《红学通史》等书，几乎“染红”书店。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更是将这股红楼热推向高潮，并引起红学界的大争论。虽然有学者指出，这是一股红学虚热，要小心红学泡沫泛起，但似乎并不能阻挡这股热潮的继续。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又有《刘心武“红学”之疑》、《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红楼书现身。

　　耐人寻味的私人叙事

　　几本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传记和回忆录让2005年的阅读，有些忧伤，有些淡定，感喟不已。它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文革”期间的个人体验。与以往此类图书不同，它们较少宏观反思，没有动辄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感喟，而是更个人化地展示出动乱年代里个人命运的无常。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收录了柳亚子、胡风、胡适等14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日记，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对了解这一群体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言，这是一种靠近历史本身，更微观、近距离的观察角度；老鬼的《母亲杨沫》以非凡勇气写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以自嘲表现出时代荒诞；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对史料引用严谨，对历来重文学性而轻严密性的中国传记写作，更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此外，《我们的钱瑗》、《逝去的大学》、《我的父亲沙飞》、《我与胡适先生》《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书，以“小我”回望逝去的历史，追忆生活的碎片，更让人寻味。

　　妙趣横生的学者随笔

　　与稍显沉重的私人叙事相比，2005年出现的一些学者闲文趣文，便显得轻松，学者们“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使得这些“小文章”无论说史还是评论，总是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于活色生香之间、历史缝隙之处，让人眼前一亮。余世存不添油不加醋，老老实实讲述的《非常道》，以《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序和跋的细节史；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可以说是大历史的“八卦”读物，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让那段历史立体生动起来。

　　李零的《花间一壶酒》，孟晖的《潘金莲的发型》，朱大可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周泽雄、周实、张远山三人化名庄周合著的《齐人物论》等，轻松之处均透着深刻思考。

　　此外，逐渐进入主流视野的博客书、形成各类品牌的学术书、打造新科普概念的科学书等，都在2005年留下脉脉书香。

北京警方拘留审问著名作家刘晓波

余杰说，这次警方把他带走，基本上是文明执法的。整个一夜，警方还让余杰吃了饭：“除了一位警察在言语上有一些恐吓威胁的话之外，基本上还比较文明，没有身体上的伤害。”
(12/14/2004 15:0)

最近，联合国正在着手创建新的“人权理事会”，以取代过去数年以自己所作所为让联合国深为蒙羞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项工作是落实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去年4月7日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总部的一项提议。安南在该提议中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能胜任自己应尽的义务，破坏了整个联合国的形象，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废除这个病入膏肓的机构，重新建立新的人权机构，恢复世人对联合国的信任。

2004年12月8日

紧急行动网络55期，04年（RAN 55/04）

中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记者、诗人师涛被捕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关注：于2004年11月24日被捕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记者、诗人师涛。据悉，师涛被指控为“泄漏国家机密”，尽管这些指控的理由还不清楚。据说，他已被拘留，已严重危及到他的个人安全。国际作家笔会担忧师涛仅仅是因为和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遭到拘留，因而，这是违反联合国人权宣言第19条的。为此，国际笔会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并要求保证他在被拘留期间不遭虐待。

据国际笔会的消息，作家师涛于2004年11月24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家里，在没有拘留证的情况下，遭到长沙安全局的拘捕。他们还没收了他的作品、电脑和其他私人财产。据悉，因为他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已被转押到湖南省长沙市，尽管这些指控的依据还不清楚。

36岁的师涛曾是几家报社的自由记者，其中包括长沙的《当代商报》。2004年5月，为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太原，他离开了这家报社。他还写下许多文章，其中包括为网上论坛、尤其是海外网络杂志《民主论坛》撰写政论。他出版过几本诗集。

请发送呼吁：

——表达对笔会会员诗人、记者师涛被捕的严重关注。如果是违反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九条的，呼吁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他。

——寻求保证他在被羁押期间不受虐待，并呼吁在此期间，他有权与家人见面、获得法定代理人以及必要的医疗保健。

呼吁发送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100032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
胡锦涛主席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100020
朝阳区
朝阳门南大街10号
司法部
张福森司法部长阁下

请注意：给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已不再可用，你也许可以通过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代表来转送你的呼吁。

如果可能的话，请把呼吁复印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若需进一步的信息，请联络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9/10 Charterhouse Buildings, Goswell Road, London EC1M 7AT, U.K. Tel: +44 (0)207 253 3226, fax: +44 (0)207 253 5711, email: [email protected]

我叫师华，是师涛的弟弟。在此，我代表全家向关心、支持、帮助师涛的各界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11月24日中午，师涛去太原长途汽车站准备赴宁夏探望母亲，自出门后就再无音讯。11月25日中午，由山西省国家安全厅张处长出面以请客名义将我嫂请至一饭店，口头传达师涛因涉嫌向境外非法泄露国家秘密己被湖南长沙市国家安全局拘捕。11月26日，张处长在某宾馆告知我嫂要进行住宅搜查，由山西史处长协助长沙方面进行。在没有出示搜查令的情况下，抄走包括电脑主机、记事本等几十件物品，仅出具了盖有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公章的扣押物品清单两张。11月

27日，山西张处长告知我嫂，师涛己被带往长沙，相关法律文书己寄出（该文书直至12 月2日才被送达）。11月28日，我嫂所在的报社领导出面与我嫂进行了谈话。

11月29日，我与母亲赶到太原市。中午，我们在山西省国安厅大门口先后与史处长、张处长取得电话联系，提出：1、与二位处长会面，咨询相关法律程序；2、要求出具相关法律文件；3、要求提供长沙方面的联系电话。但他们均以出差在外为由拒绝会面。电话回复：1、师涛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现已被羁押在长沙市；2、正式文书已寄出；3、张处长同意在12月2日约见我们。

12月2日上午，我嫂与张处长取得联系，被告知：1、文书己寄出，查收；2会面时间改至12月3日。可就在12月2日下午，我嫂在上班时被张处长约出，告知：1、返还部分被抄走物品（一些本子及书）；2、送达对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3、师涛写给我嫂的一封信；4、不与我和我母亲见面，并传达劝告我们，不要与外界尤其新闻媒体进行接触和发布，否则后果自负。

至此，我们全家对这一事件仍大惑不解。师涛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既不在国家要害部门任职，也无任何渠道可接触到任何国家秘密，尤其向境外传送更是不知从何说起。师涛历来做事正大光明，他的人品、品性有口皆碑，更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我们坚信师涛是清白无辜的。

以上内容属实，我对其真实性负全部责任。

在此，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有关部门、社会各界紧急呼吁：

一、 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应对拘捕师涛的过程不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进行给予合理、公开的解释。师涛虽然涉嫌这样的罪名，但拘留、搜家的过程应该按照正常的、合法的司法程序进行。尤其在胡锦涛主席一再重申“以宪治国，依法治国”的今大，仍然有这样公然违反司法程序的“神秘”案件是不可思议的。

二、 由于前期的违法操作，我们家属有理由怀疑今后的审理能否公正和合法。我们几次提出咨询正常的法律程序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正面答复，更加重了我们的担忧。正常的权利及义务不被告知，正常的程序不被遵循，我们真是求告无门啊！

我是这个社会弱势群体的一个普通百姓，无意去翻黑为白，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呼吁！我呼吁相关部门、呼吁那些富于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们来关注此事，促使师涛一案能够得到公开、公正、透明、合法的审理，真正体现“以宪治国，依法治国”。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进步、文明、更加强大。

师华

2004.12.5

附：12月2日下午收到长沙办案方面寄出的文书，仅是一张对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

对被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
长国安拘通字2004第一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师涛，已于2004年11月26日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
特此通知。

被拘留人家属王媛或单位山西经济日报社地址（略）

周新民印

湖南国家安全厅公章

2004年11月26日

（2004年12月5目11时40分接师华传真)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2004年12月3日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从会员师涛家属处获得确实消息，2004年10月24日师涛在山西太原家中被湖南长沙国安部人员带走，下落不明。国安人员当时没有出示任何正式拘捕文件。

据师涛弟弟师华报告：逮捕师涛由长沙国安一位张姓处长执行，当场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国安人员还抄走了师涛个人电脑及一些文字材料。师涛被带走后没有消息，焦急的师涛家人多次向太原市国安部门询问，被告知师涛“涉嫌泄漏国家机密”，以后补办拘捕法律手续，会向师涛家人通报具体案情。

另据师涛妻子王媛介绍：师涛被押往长沙时，有两名太原安全局的人员陪同。期间，国安人员和王媛单位领导先后找过王媛谈话，威胁她不许把师涛被捕之事向媒体通报，否则对师涛没有好处。

直到12月2日，太原国安人员才找到王媛，向她出示了从长沙通过电子邮件传过来的“刑事拘留证”，拘留理由是“涉嫌泄漏国家机密”。国安人员还归还了少部分被查抄物品，如银行存折。王媛给师涛写了简短的纸条，请国安人员转交。虽然长沙安全局出示了“刑事拘留证”，但师涛家人至今不知道他关在何处，也得不到更详细的信息。师涛的母亲非常焦急，老人已准备独自去长沙探问。

师涛曾先后就职于陕西《华商报》、太原《西安商报》、《老新闻》、《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被捕之前就职湖南长沙《当代商报》，今年五月份离职回到太原。他也是诗人，出版过诗集，近年来也为境外媒体如《民主论坛》电子刊物撰稿。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对本会会员师涛被捕事件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有关当局尊重中国法律和国际法规履行合法拘捕手续，保证师涛的人身权利、言论权利和聘用律师等基本人权；停止对师涛家属的威胁，保证师涛的家人能得到相关信息，并尽快允许家人探望师涛。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将继续严密关注事件的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