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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冈，《你好，忧愁》的作者。”—这是她喜欢说的一句话。她年老的时候，去追逐她心目中的明星偶像，她都会说这句话。也许，她的心态还停留在这部作品的年轻和疯狂里。

1957年4月，约旦危机的新闻占据着报纸头条。但从13日这天起，22岁的萨冈成为报纸头条。并不是什么好事，她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死神没有把她带走。如果她真被死神带走的话，她将成为一位仅留下三部小说的早逝天才。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她以后的小说、戏剧，甚至听不到她近乎疯狂的传奇。她的一生都是迷人，而惊心动魄，如同赛车。

她不但没死掉，八年后，她的三十岁生日到来之前，她把写好的小说开头塞进猪皮手提箱，在里昂登上了开往圣特洛佩的火车。在松林环抱的大别墅里，她完成了她的第六部小说《真爱永不败北》。上一部小说《奇妙的云》出版是在1961年，四年过去了，她让读者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三十岁的萨冈，不仅有着两次婚姻，还有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她开始感叹飞逝的时光：“三十岁的写作状态不可能和十六岁时一样，我用了一年时间来构思这本书，就说明人物的构思还不成熟，《真爱永不败北》是我写得最辛苦的一本书，也是我最重要的一本书。”出版社拿到她的这部小说后，激动地说：“她这一代的所有人都会像她一样激动的。”这本小说里的女主角吕西勒三十岁，是萨冈的同龄人，她是个萨冈式的人物，她是萨冈的代言人。小说从闯入吕西勒卧室的第一缕春风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生活和追求：刚刚醒来的吕西勒睡在富翁情人的别墅里，感叹着，“奢华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东西。”在情人查理的房间里抽了一支烟后，她驾驶着轻型跑车追随着风在高速公路上奔驶。很快，她将遇到她的年轻恋人昂多安。那时的昂多安是报社编辑，一个有钱妇人的情人。

类似的命运、相互吸引的美貌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同居的日子，先是一段快乐而充盈的生活，这也是他们梦想的生活。但生存的压力，这样那样的账单纷纷涌来。怀孕的吕西勒甚至没有打掉腹中胎儿的费用。她不得不求助以前的情人查理。她离开查理的时候，这个温顺而优雅的男人就告诉过她：“我为爱你而爱你，昂多安为了能和你在一起而爱你。他要和你在一起快乐，那是属于他的年龄的态度。而我，我要你不必靠我而快乐。我只要等待。”“我等你，不论何时，不论你向我要什么，不论在哪方面，你将会得到。”她为了解决现实的刻不容缓的困难而去找查理，在现实与爱交织的生活里，她最后回到了查理身边。两年以后，她与查理结婚，成为查理夫人。这个称呼是她成熟的标志。

《真爱永不败北》初版十五万册，迅速销售一空。三个月后，小说翻译成了九种文字，将在二十多个国家上市。萨冈为了奖励自己，她用这本书带给她的版税买了一辆时速可达200公里的法拉利跑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在美国出版后，小说中的一句话引起美国记者的注意：“晚上五点到七点，情人们不再相会，因为他们太累了。”因为这句话，《时代》周刊特别调查后发现：原来交通的原因，这段时间正是堵车高峰，所以情人们将约会提前。这不得不使人佩服萨冈独特而敏锐的观察力。这部作品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饰演吕西勒的就是著名电影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去年9月24日，她因肺栓塞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9岁。今年是她诞辰70周年。我第一次与萨冈相遇，却是在她去世半年后。今年春天，我偶然购买了一册台湾九歌出版社的《真爱永不败北》，翻译者是台湾地区法国文学的翻译权威胡品清教授。这部作品在中国内地出版时，被命名为《狂乱》。萨冈为这本书取的法文书名是LaChamade。胡品清在序言里说：“假如直译便该是‘宣告败北的鼓声’。”

萨冈和萨特同一天出生，但比萨特晚了三十年。她喜欢普鲁斯特，萨冈的笔名就来源于《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她曾在1965年在报刊上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交锋，在美国，她曾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作者卡森·麦卡勒斯共同度假。但她没有获得他们在中国的好运气。萨冈的一生共写下二十多部小说，二十多种戏剧和随笔。她拍过电影，写过歌词，当过戛纳电影节的评委。她的作品引进的只有六七部长篇，也就是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萨冈作品对中国的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萨特有全集，玛格丽特·杜拉斯和普鲁斯特都有几个版本的全集。就连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也正在引进国内，上海三联书店正在发行多种麦卡勒斯作品。萨冈的作品比这些作家更通俗，也更好读。可是，她的作品在市场上已经消失了将近十年了。这十年，正是萨冈当年的“对手”杜拉斯走红的十年。这十年，也是年轻一代疯狂成长的十年——在成长中，没有遇到萨冈，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现在萨冈终于带着《你好，忧愁》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走来了。这个传奇的女子，她死了，她的传奇没有死。她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创造的传奇，还没有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深夜２３时４０分。我刚回家。跟朋友饮酒，醉得可以，但想到你们还惦记着笔会的事，新闻稿明天才能发给你们，故在此先记一些今日颁奖的花絮，跟你们分享。

尽管中途有波折，但今天的颁奖仪式真是出乎意料地成功。太多的画面此时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半个月来打电话联系参会的场面，步行一个半小时去取横幅的经验，早晨去等胡佳先生送书的心情，在望京南湖西园集合的场景，八达岭高速公路上频繁接收电话的忙乱，到目的地近六十人挤在三十平米的屋子里狼呑虎咽的急迫，等等，真是让人兴奋快慰！但最让人感动的是，今天下午２点零５分，致答谢辞的章诒和先生在最后说，她认为，中国从专制转型到今天的专横，对写作者的要求仍为重大严肃。这不要紧，因为她一生受尽不公、屈辱、苦难，只有父母对她展开过笑容，而她今天看到这么多的笑容，非常感动。这个时候，她的声音哽咽了，我和几个朋友站在门口，看到坐在她身边的晓波也一时热泪盈眶，随之全体人中间爆发出掌声，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那真是“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但愿你们能理解我们在场的情境。

早晨我就被焦国标叫醒了，随后十来个电话，都是问集合地点。文人聚会，总是各自为阵，随意懒散之态层出不穷。然后是胡佳来不了，但他跟我约好送来高耀洁的十来本《一万封信》；有几个朋友发短信，来不了了，什么要改一篇重要论文，要跟人去踢足球。我觉得理由都牵强得很。走到约定地，胡佳刚好到，他歉意温和的笑容，是我最为熟悉的，而他一身的装备，随时可以奔赴全国各地的大背包压在身上，总让人心疼，这位苦行僧式的兄弟，关心一切热点、空白，从可可西里到钓鱼岛，从艾滋病到中宣部，而他的工作做得那么实在，常让书生生惭。他说得帮高耀洁今天在书店的签名售书活动，实在去不了，我说没关系，小心点，悠着点。两人分手。

到望京南湖西园，找到集合地点，有不少人了。才见余杰，马上入眼的就是王怡的笑脸，他和廖亦武从成都赶过来的；高氏兄弟则从山东赶过来了；跟郭小林、王东成见面了，随之就是张祖桦等几条汉子从车里出来；见过“糊涂的旁观者”，却见卢跃刚像个体贴的保镖一样护着章诒和施施而至。稍作寒喧，这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打电话关照了，因此，有人不来了。但到场的人之多，却超乎意料。还有一些约定的朋友，他们或电话或发短信告知，要走另外的路径到昌平跟我们汇合。想到今日招呼人肯定是一个麻烦，故坚请王怡临场主持，我来负责朋友们的后勤组织。他是笔会的副秘书长，主持会议名正言顺，我的社交恐惧症使我只乐意做做补台的事务。这一临时决定事后证明是对的。一，王怡表现了极高的会议主持才能，他口才便给，实在非我所能；二，照顾了一些朋友的特殊情况，郝建先生未到目的地即回家等情况不说，在会议快结束，即下午２点半时，徐晓、梁晓燕、王俊秀等人才赶到，我们的饭费早已付清，主人还以为是别的一拔客人，我在外面，照顾她们填饱了肚子；吴晨峻兄则多次来电，先说睡觉误了时间，到我们会议开始后又来电说误了车，因路况天气，我建议他不必从城里赶来，因为会议快结束了。

时已深秋，太阳一直没有露脸。惨白的上午寒意较重，但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还是让人感觉温暖。为这会我们租了一辆大巴车，预计三十多人的会议。我们上路时，大车上已经有三十六人，小车三辆，加上其他就近出发的朋友，看来参与者大大超标。余杰提醒我得把饭准备够，我给昌平画家村的朋友打电话，说可能有五十人，朋友说，没问题，来的都是客。上了高速，住在十三陵的王力雄来电说，那里举行自行车赛，全部戒严了。我和余杰等人凑一起，无计可施，只能跟司机商量着路径。

但交通管制却是实实在在的。郝建自驾车，已到昌平，却因此在堵车中掉头返回，因他下午还有事。我来不及在电话里为郝建感到歉意，我们自己也无路可走了。快到十二点了，我们在去十三陵的路上停了下来，前面不能走了。大家下车，放松休息。心里有点紧张，对这会开成什么样子，没有底。诗曰：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我在通知朋友聚会的邮件里也是如此以郊游相邀的，晓波曾以为不严肃，哪知周末郊游也如此不顺利啊。最后，不知是司机想出的办法，还是朋友们的主意，前面小车开路，我们绕道而行。原定十一点到达目的地，结果十二点半才到。

天气越发不好了，一直阴沉沉的天色在昌平的弯曲的山路之间显得凝重，又冷又饿让朋友们无心欣赏山色，到目的时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点。我们纠合起朋友们远离家的温暖，远离城市的热闹，到这里来做什么呢？我们没有想喝断众流，我们只是想跟朋友一起过一个自我创造的周末。自上车到目的地，中间万之、蔡楚已先后来过电话，关心情况是否顺利，事后知道，关心会议能否顺利召开的远非海外的同仁。

目的地位于昌平黑山庄二道沟，主人在这里自建数间平房，四面环山，山上是破败的长城遗址，文明的遗迹在自然的生机之中，少有俗世的污染，构成了极佳的景色。我们到达时，主人早已把四五张饭桌放在房子外面的空地上，等着我们来大块啖肉喝酒。在这样的地方，似乎只有幕天席地的饮食才能酬对天地。因为秋雨，饿得可以了的朋友们把桌椅搬进了屋内。我和几个朋友把横幅挂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红底白字，在这一乡野山间涵有艺术气息的屋子里仍像模像样，一样子占尽风流，又十足地表明了自由独立跟生活的关系，它们相互说明，相互印证。红色的横幅，进出的人群，改变了清冷的乡间小屋。我们开饭，大家狼吞虎咽，因为超过了预期，桌子椅子饭食显得“僧多粥少”了，好在朋友们并不介意，对付着，将就着，到桌子上的饭菜见底，也就半小时左右。

饭后随意，主人得收拾出桌子来。外面的雨停了，大家或在屋内或跑到屋外地照相，个人交流。好多人跟我说，牛鬼蛇神差不都到场了吗！年轻的朋友则高兴地见到自己心仪的学者作家。最有意思的是刘柠，他居然保存着十五年刘晓波和有关刘晓波的著作，比如中共宣传的《刘晓波其人》以及刘晓波的博士论文、出版后很快被查禁的《形而上学的迷雾》，仅仅十五年，中共的历史就已经从禁忌变成了财富；仅仅十五年不到，中共当年发布的关于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价值认定，就在民众生活里全部被颠覆，还有什么比这种世变更有力地要求中共的变革呢？中共自称“与时俱进”，却连这种世移时易都不能把握，最终害人害己，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其罪恶不可谓不昭彰，但愿中共的有识之士和广大党员们能够认清时代，能够对历史和人民真正尽责；刘柠把他的这几本藏书带来了，请他没见过面的刘晓波签名。相信刘晓波也对此种际遇感到命运的份量，他在三册书里分别题写下“十五年”、“感谢保存至今”和“长头发的日子不再了”，令人唏嘘。

大家不停地互相照相，想到在这样的地方照相，确实珍贵。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在创造历史，每一刻都将是历史性的瞬间。我也跟章诒和、晓波、吴思、朱健国、廖亦武等人合影不少，看着五六架照像机、摄像机对准自己，真是觉得我们给这一天召回了什么。无论我们日常生活里有多少悲剧，有什么苦难和屈辱，无论我们的努力有多么微弱，忏悔救赎的心仍能给予我们喜乐的意境。这是一种坚实的生活，是生命中最不可解构的权利，是人生最终的归宿。屋内屋外，充满欢乐的气氛，在阴沉的天气中显得格外热烈、开怀。

下午１点２０左右，大家进屋找座儿，王怡宣布会议开始。我和几个朋友站在门口。我以为王怡会简单地开场，他却相当老练地感谢起与会嘉宾，并讲起中国民间价值评判系统，他说，自世存的当代汉语贡献奖毕路褴褛以来，中国民间一直在努力重建自己的价值评判系统，这其中，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自由写作奖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王怡表达了与会者的心情，即自我认定自我创造的正当性。他借此宣布议程，请晓波讲话，晓波以会长的身份感谢了来宾，又以他政论家的风度论及中国当下的苦难与罪，他提及五十万右派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五十万知识分子没有了自由，没有了独立的创造，今天的自由写作奖是独立于官方评价体系之外的，由自由作家认可的评价的体系。在晓波发言时，王怡插话说，晓波１５年来被剥夺了在３０人以上的集会上发言的机会。在座的很多人当年就是亲眼目睹过其滔滔演讲的学生，有人起哄说，就让晓波再过把瘾。于是，１５年后，这些当年的学生今天的朋友们，又听到了那著名的、结结巴巴的抑扬顿挫，当然，时光已经给人打上了岁月迁变的烙印。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今天庄重地宣布，第二届自由写作奖授予《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作者章诒和女士。

接下来的议程，是余杰宣读颁奖辞。余杰说，章诒和的作品是文学，也是历史，是记忆，也是现实。在当代中国，与专制主义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与官方有意制造的遗忘作斗争。章诒和用文字完成了对时间的超越，为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时代以消灭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反右运动”的真相。在她那冷静而不乏温情的笔下，那些身处备受屈辱的状态却努力保持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们获得了复活。章诒和为我们讲述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康同璧、马连良等旧时人物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里，我们民族依然拥有那么一些高贵的灵魂，他们虽然受到猛烈而凄美的残酷打击、深陷于暴力的阴影下，但他们独自凝视着生命的姿影，注视着生存的漩涡和死亡的石磨，守望着自由这一天赋的价值。他们的存在，让暴君的画像和语录黯然失色；他们的存在，改变了中国恒久以来“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余杰认为，章诒和的写作根植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乃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在屈辱中秉笔直书的遥远回应。章诒和的写作也得益于她作为一位优秀的戏曲研究者的身份，她从古代沉沦在社会底层却写透人情世故的伟大的戏曲家身上获得了悲情的力量。她的写作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心灵剧痛，并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信念 ——尽管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竭力羞辱、贬低和蔑视文化和知识的价值，但是文明将如同压伤的芦苇那样永不折断，人类的良知也必将战胜那些一度看似无比强大的邪恶力量。余杰代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说，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相信，章诒和女士以她的生命和写作表明，她是一位严肃的历史见证人和让人尊敬的自由事业的发言人。她给当代汉语写作注入了活力，带来了一种标竿性的尺度。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以能够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感到荣幸。

当章诒和致答谢辞，并一再语调低沉插些题外话时，她的魅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她特有的冷峻气质无法熨平内心的激情，她的致辞也最为痛切。说到动情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当她讲述自己屡遭暴虐之残并在风雨之夜埋葬同为囚人的尸体时，屋子里的不少汉子低下了头。章诒和不无冷峻地告诫人们：当我们刚刚从专制制造的人性灾难中爬行出来的时候，不幸地又陷入了物欲的专横之中，的确，目前这对我们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当章诒和提及自己苦难的一生，并说起自己的人生，“除了童年、少年时代父母所给我的，命运从来没有惠顾过我……”不仅晓波，就是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深深地被感动了。眼泪与掌声，我当时想，热血因之喷涌成泉水，知音随即幻化为掌声。

随后是王力雄讲话，王力雄表达了不少与会者的心情，即大家都以为此会开不成的。他以此不正常的现象证实中国仍在一点一滴地向前拱动，他用缜密的逻辑论证了政治势能与大众环境的关系，提出了前进的“平齐线”与个体安全感的命题。张祖桦代表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讲话，祖桦先生是一个宽厚的兄长，他一贯做事低调，性格温和，待人热忱，今天却以少有的激情为大家朗诵了泰戈尔的诗——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断；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还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接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著名律师浦志强为言论出版自由讲话，他表示愿意为每位可能遇到法律事务的作家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

最后廖亦武为大家吹奏两首箫吟。老廖的箫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艺术最为难得的一种，因为那是呼天抢地，耗费身心的倾诉，又是维护生命尊严的战斗。

他吹奏洞箫并朗诵两首特别含义的诗作，令不少人悲从中来。“当无限量的词汇向我涌来，亲爱的／正如这黑压压的人群在我心中／我只能向你呈献我的悲哀和感动｜”，我多年前如此写诗，但老廖的诗却是一曲天籁，“但当信任、善良和深情化作人间形象／为什么眼泪、热和生命的洪水突然注入我心中”。最美丽的诗最悲伤，有些永生的歌只是呜咽。老廖的即是。当他诵读到“孩子，你在天堂还冷吗？！”之时，一位从外地赶来的作家终于难忍悲情，摘下眼镜，从会厅中侧身而出。他怕失声的痛哭影响会议的进程。他是刚从监狱获释不久的郭庆海先生。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徐晓等人绕道怀柔，开车四小时近二百公里，到达目的地。我在招呼她们吃饭时，余杰已经结清饭费，按５０人计算的饭费，老村说实际上统计有５９人，再加徐晓等三人，今天总共应为６２人。因为签到是饭后签到，人多不齐，实签５２人。今天相聚的朋友们，虽然有不少人有着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标签，却并非清一色。他们中有愤青，有信仰基督教的作家，有新保守主义者，有前卫艺术家，有严谨的学者，有像章诒和这样的有着文明自觉的“贵族”。无论观念、生活方式有多么冲突，朋友们觉得今天的相聚有一种可堪告慰的生活价值和独特意义。

下午三点半离开二道沟，我和晓波都没有坐大车，但我们各自坐的小车，却都转向错误，进北京城花费了四个小时，我们的回程算是跟徐晓的来路扯平了。

另外，我们确实是在别人的关照下开成的。早上等车集合的时候，就有两个人在旁边看着我们。接到电话禁止与会的人数不算，仅我个人，在大前天，山东一朋友接待国安，要他交待跟我的关系；今天与会的一朋友则说安全部门到他单位跟其领导谈话，威胁其领导说他最近跟我来往有多少次，清楚得很。今天与会的朋友中有一个就是在要求不参加的情况下坚持与会的；临时不到会的朋友中，有两人一是借口要写文章，一是借口要踢足球，荒唐吧。

好了。就到这里。万之又来电话，我得写新闻稿了。因綦彦臣会有中英文稿，我就写一短讯。请二位过目。有关照片明后可传来分享。

后及：这是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晚上至次日凌晨写给万之、蔡楚两位先生的信，后来给晓波看过，晓波劝我稍作补充展开，以存照为一较为完整的材料。吾性疏懒，忙于庸碌，并不以会长之嘱为令。上周晓波、余杰、张祖桦先生同时遇事，我忽然忆起此段故事，因检拾旧信，敷以朋友记忆，以成新文，酬对我们的时代和人心。而为老廖箫吟所感也在随后一周内化作一首小诗，在此一并附上。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２日余世存记于北京

 

听廖亦武

我的泪水酬对他的箫吟

硕大的秃头

砸向桌椅

呼天抢地

叫魂起广场上的孩子

十五年前的屠杀

在追捕中

他成了惟一活着的精神

像一只无人心疼的野兽

在人世丛林中游走

目睹了罪恶的发生

心疼其中惨苦的孺子妇人

他求每一路过的人

他求荒天古木

他最终仍是孤独的野兽

他的心离母子的连线最近

我哭过了又有什么用

我叫喊过了又有什么用

愤怒在花岗岩深处爆炸

一个宇宙的诞生

他追问天和地，满屋的桌椅

还有我余世存

你有没有羞耻

有没有羞耻感

你们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北京

作者为独立笔会成员、编辑

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近日揭晓，湖南籍广东作家熊育群的《生命打开的窗口》、铁凝的《遥远的完美》、张立勤的《树中的女人》等摘得桂冠。这是熊育群在获得第十三届冰心文学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后，又一次获得殊荣。

“冰心散文奖”是由中国散文学会在冰心先生用以扶持文学新人、繁荣散文事业而捐赠给中国散文学会稿费的基础上设立的，每两年评选一次。

《生命打开的窗口》是一篇对亲情、生命具有深切体验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哲思品格。《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已被许多报刊转载。本届获奖作品将在年内结集出版。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得主章诒和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右)和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所长余世存在颁奖会上

章诒和、著名律师浦志强（左）和余世存

作家廖亦武在颁奖会上吹奏洞箫

高氏兄弟(高兟, 左一, 高强, 右一) 与余世存, 廖亦武, 王怡 (右二)

章诒和与作家们交谈

 

 

　　2000年春天，我分别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蔡晓晴打来的。她说昆明电视台有同志到北京出差，找到台里，请中央电视台推荐一位作家，一要熟悉西南山乡生活，二要全国有名，准备写作反映宣威工商人士浦在廷的电视文学剧本。参加接待的蔡导就推荐了我，她希望我不要推辞。蔡导是我两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蹉跎岁月》和《家教》的导演，二十年的老朋友了。遂而，我又接到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翟泰丰同志的电话。他说云南省的一位副省长来京，请他推荐一位作家，说的话和

昆明电视台对蔡导说的一样，他推荐了我，并说已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云南方面。他还说，云南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拍成一部象样的优秀电视剧，希望我不要推辞，把它当作一件任务去完成。

　　这以后，云南高原影视文化中心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并一再打电话催我动身。由于那时上海作协正在开展“三讲”，我直到十月十九日才去云南。随后一周，在昆明、曲靖、宣威三地进行了采访，并由他们提供了和浦在廷有关的十几本书籍，其中包括一本浦在廷生平纪实《急公好义》。

　　按照影视界的惯例，委托方和制作方面邀请作家写作之前，就应解决好知识产权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常规，也是一个严肃的前提。因为影视剧一旦启动，将进行一系列的宣传及延伸产品。包括剧本的发表、出版、改为连环画等等。

　　当时他们对我说，这些问题都已解决了，高原影视文化中心和曲靖市委宣传部还对我说：《急公好义》这本书，是市委宣传部委托创作的，版权属于市委宣传部。就是印制一千册的费用，也是市委宣传部帮助筹集的。这次，我们已花一万元买下，他本人也同意在剧中挂一个“策划”。叶老师，你尽管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纪实素材写好了。

　　在他们的一再保证之下，我才答应正式签订协议。草拟协议书时，没有关于知识产权的第二条，在我的坚持之下，才按规矩写下一条：“对甲方提供的文字资料所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由甲方全权负责，乙方不承担责任。”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写出这段往事，是想说明，在动笔写作剧本之前，我已充分地注意到了知识产权问题。

　　剧本于2001年4月完成。2001年5月曲靖市委宣传部召集了座谈会讨论剧本，在会上读到剧本的段平从那时起直到2004年10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从未向我提过任何和知识产权有关的话题。会后高原影视整理传真给我的意见中，也没丝毫提及。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之间的知识产权早已解决了。

　　剧本于2001年秋正式定稿。当时北京的群众出版社就提出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剧本。我说还是等电视剧开拍再说吧。

　　2004年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也借此东风开了全省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宣布《商贾将军》要在年内开拍，登了报。群众出版社的同志找到我，说电视剧现在要拍了，可以出书了。高原影视文化中心的李玉森总经理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我，我当即给他说了出书的事，他无异议，还表示拖了这么久，这回真要拍了。他那时哪怕给我提示一句，著作权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也不会出书的。

　　就是在多重误导之下，《商贾将军》于2004年5月正式出版，出版社为了销售，没有注名是电视文学剧本，而是把剧本中的第一集、第二集的“集”，改成了第一章、第二章。剧本一共二十二集，改成了二十二章。2004年7月，我还应邀在昆明举行了新书的签名售书活动。

　　2004年11月，《急公好义》一书作者段平在网上挂出长文主张他的权利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记者采访我时，我一面陈述事情经过，一面表示这事在解释清楚之后，该可以由三方妥善协商解决。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云南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省作协、曲靖市委、市政府、宣传部多方的赞同，他们也尽其可能，一次一次下曲靖去协商。2005年，五一节前的4月30日，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易欣及部长晏友琼到上海，还特意把我约到他们住的衡山宾馆，说这一纠纷已经解决，向我说明协调情况。由于我写作过《蹉跎岁月》《孽债》这两部作品，昆明市郊至今仍有一个“蹉跎村”，我现在还是西双版纳的荣誉州民。我在云南各族各界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也曾主动到曲靖做协商工作，事实上协商中剧组向段平开出的赔偿金额也已达到了最后法庭判决的数字，但是终因协商不成，对簿公堂。

　　细细回想这一场官司，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有着沉痛的教训可以汲取。

　　其一，文人要确实增强法制观念，凡事要有法律意识。无论是盛情相邀，还是多方委托进行创作，都要看到知识产权已经妥善解决的合同文书。

　　其二，不要相信任何口头承诺。个人的，部门的，单位的，官员的承诺，甚至信誓旦旦的承诺，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找不着对证。官员会调离甚至回避，单位、部门会有变化，个人说过的话更无据可凭。

　　其三，签署合同和协议时，要不厌其烦地写明各方的职、权、利，千万不能大而化之，马马虎虎。

　　最后，为自己聘请一位常年法律顾问。这是我工作多年的人大常委会的多位同事对我的友好提示和建议。我正在物色中。

（2004年10月30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今日在北京举行。自由写作奖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为表彰中文写作世界坚持思想独立、精神自由的作家而设立的奖项，迄今已颁两届，首届得主为王力雄先生（《黄祸》、《天葬》的作者），本届得主为《往事并不如烟》（香港版《最后的贵族》）的作者章诒和先生。笔会理事、著名作家余杰先生宣读了颁奖辞，奖辞认为章诒和先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和荣誉，章诒和先生随后致答谢辞，章诒和先生极为低调谦和地表明自己并非才高之士，但她又极为坚定地认为人生经验、真相之于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首届得主王力雄先生、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张祖桦先生先后发言，大家一致重申了自由写作在今日中国的意义，对章诒和先生获奖表示祝贺，并对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寄予希望。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四川、山东、湖北、河北、北京等地的知名作家、学者包遵信、吴思、卢跃刚、王东成、焦国标、陈敏、徐晓、高氏兄弟等六十多人。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报道

 

以自由之笔为苦难见证──章诒和获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004自由写作奖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最近通过评选，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最后的贵族》的作者章诒和女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公布的“颁奖词”指出，“章诒和以三十年的苦难和血泪凝聚而成的文字，赋予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的当代汉语写作以崭新的质地──这种写作不仅仅是对黑暗时代的控诉，更重要的是申明了对不可摧抑的人性尊严的肯定和破坏这一尊严的所有企图的否定。”

“颁奖词”还指出，如德国作家黑塞所说，“作家是读取周围世界之良心状态的指针和地震仪”，章诒和的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捍卫人的自由、尊严和历史记忆的勇气。作为当年“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与父亲一起承担了历史的重负。在长达十数年的牢狱生涯中，她曾被迫从事掩埋其他囚徒尸体的可怕工作。有一次，在风雨交加的荒野中，她几乎决心扑到死去的难友的墓穴里，以死亡来终结邪恶势力所给予她的一切凌辱。但她还是坚韧地活了下来，因为她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告诫──父亲希望女儿成为时代的见证人，父亲叮嘱女儿把那个时代的光荣与耻辱都记录下来。

三十多年之后，记忆之流终于迎来了破冰的一刻。二零零四年年初，随着遭到大量删节的大陆版本《往事并不如烟》和恢复原貌的香港版本《最后的贵族》的先后出版，章诒和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文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声誉，而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又为后世研究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尽管不久之后，中共宣传部下令禁止《往事并不如烟》的印刷和发行，但该书早已深入千家万户（包括数十万册颇具中国特色的盗版书），并成为二零零四年度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

“颁奖词”指出，“章诒和的作品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是记忆，也是现实。在当代中国，与专制主义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与官方有意制造的遗忘作斗争。章诒和用文字完成了对时间的超越，为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时代以消灭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反右运动”的真相。在她那冷静而不乏温情的笔下，那些身处备受屈辱的状态却努力保持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们获得了复活。章诒和为我们讲述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康同璧、马连良等旧时人物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里，我们民族依然拥有那么一些高贵的灵魂，他们虽然受到猛烈而凄美的残酷打击、深陷于暴力的阴影下，但他们独自凝视着生命的姿影，注视着生存的漩涡和死亡的石磨，守望着自由这一天赋的价值。他们的存在，让暴君的画像和语录黯然失色；他们的存在，改变了中国恒久以来成王败寇的历史观。“

独立笔会的“颁奖词”还说，“章诒和的写作根植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乃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在屈辱中秉笔直书的遥远回应。章诒和的写作也得益于她作为一位优秀的戏曲研究者的身份，她从古代沉沦在社会底层却写透人情世故的伟大的戏曲家身上获得了悲情的力量。她的写作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心灵剧痛，并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信念──尽管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竭力羞辱、贬低和蔑视文化和知识的价值，但是文明将如同压伤的芦苇那样永不折断，人类的良知也必将战胜那些一度看似无比强大的邪恶力量。”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相信，章诒和女士以她的生命和写作表明，她是一位严肃的历史见证人和让人尊敬的自由事业的发言人。她给当代汉语写作注入了活力，带来了一种标竿性的尺度。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以能够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感到荣幸。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2004年“自由写作奖”的评选是根据会员提名、该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评选并经过理事会最后投票通过的严格程序进行。获得提名的作家和文学团体有：肖雪慧、王怡、成都野草文学社、蒋品超、郑义、黄翔、杨春光、东海一枭、高尔泰、章诒和、哑默、陈桂棣春桃夫妻，最后结果为章诒和获奖。章怡和女士已经欣然接收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颁奖并发来了她的答谢词，全文附后。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国际笔会独立杂文作家笔会已决定，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章诒和女士。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理事会和自由写作委员会均认为，章诒和以三十年的苦难和血泪凝聚而成的文字，赋予了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的当代汉语写作以崭新的质地──这种写作不仅仅是对黑暗时代的控诉，更重要的是申明了对不可摧抑的人性尊严的肯定和破坏这一尊严的所有企图的否定。

如德国作家黑塞所说，“作家是读取周围世界之良心状态的指针和地震仪”，章诒和的作品显示了当代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捍卫人的自由、尊严和历史记忆的勇气。作为当年“中国第一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与父亲一起承担了历史的重负。在长达十数年的牢狱生涯中，她曾被迫从事掩埋其他囚徒尸体的可怕工作。有一次，在风雨交加的荒野中，她几乎决心扑到死去的难友的墓穴里，以死亡来终结邪恶势力所给予她的一切凌辱。但她还是坚韧地活了下来，因为她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告诫──父亲希望女儿成为时代的见证人，父亲叮嘱女儿把那个时代的光荣与耻辱都记录下来。

三十多年之后，记忆之流终于迎来了破冰的一刻。二零零四年年初，随着遭到大量删节的大陆版本《往事并不如烟》和恢复原貌的香港版本《最后的贵族》的先后出版，章诒和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文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声誉，而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又为后世研究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典型的范例。尽管不久之后，中共宣传部下令禁止《往事并不如烟》的印刷和发行，但该书早已深入千家万户（包括数十万册颇具中国特色的盗版书），并成为二零零四年度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之一。

章诒和的作品是文学，也是历史，是记忆，也是现实。在当代中国，与专制主义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便是与官方有意制造的遗忘作斗争。章诒和用文字完成了对时间的超越，为读者展示了毛泽东时代以消灭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反右运动”的真相。在她那冷静而不乏温情的笔下，那些身处备受屈辱的状态却努力保持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们获得了复活。章诒和为我们讲述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张伯驹、康同璧、马连良等旧时人物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里，我们民族依然拥有那么一些高贵的灵魂，他们虽然受到猛烈而凄美的残酷打击、深陷于暴力的阴影下，但他们独自凝视着生命的姿影，注视着生存的漩涡和死亡的石磨，守望着自由这一天赋的价值。他们的存在，让暴君的画像和语录黯然失色；他们的存在，改变了中国恒久以来“成王败寇”的历史观。

章诒和的写作根植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传统，乃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在屈辱中秉笔直书的遥远回应。章诒和的写作也得益于她作为一位优秀的戏曲研究者的身份，她从古代沉沦在社会底层却写透人情世故的伟大的戏曲家身上获得了悲情的力量。她的写作重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时代的心灵剧痛，并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信念──尽管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竭力羞辱、贬低和蔑视文化和知识的价值，但是文明将如同压伤的芦苇那样永不折断，人类的良知也必将战胜那些一度看似无比强大的邪恶力量。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相信，章诒和女士以她的生命和写作表明，她是一位严肃的历史见证人和让人尊敬的自由事业的发言人。她给当代汉语写作注入了活力，带来了一种标竿性的尺度。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以能够将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发给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感到荣幸。

答谢辞

章诒和

我从少年而青年，从青年而壮年，从壮年而中年，其间贯穿始终的一件事，是不间断地写检查，写交代，写总结，写汇报。由中年而鬓发皆斑，才开始了写作。如今，因写作而获奖。悲耶？喜耶？但无论是喜是悲，我都要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我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

这个奖项是给那些独立自由的写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怎样才能独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于任何的体制与权力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在中国，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作家、艺术家除了成为革命的“螺丝钉”以外，还必须成为“歌手”、“战士”，连沉默都是不可以的，因为沉默被视为消极对抗、心怀敌意。有人不堪体制的束缚企图“自我放逐”，其结果是从地球上长期消失或永久消失。前者如萧军，后者如王实味。渐渐地，那些很有头脑和才气的人，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硬统摄下，失去了个人表达的勇气和社会洞察力。如果有人问：近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是什么？我会回答：是对每个人天性与自由的剥夺。

现在的情况大有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另一种情况随之出现──很多人对“物”的热烈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人性之“深”、对生活之“真”的冷静探究。神州大地，美不胜收。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着人道情怀和苦难意识，就很容易发现美景背后的灾难与不幸。我们似乎正从一种专制中走出，转身又走入另一种专横。

我们这些人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好？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父亲的一个朋友──梁漱溟先生。他在中国民主同盟被执政的国民党取缔的时候，立即宣称：“政治问题的根本在文化”，要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他言到行到，写出了《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文章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否则，将重蹈国民党的覆辙。梁先生早已去世，却仍是我的榜样，我们的榜样。

中国一向有着“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但文学毕竟是人学，写作是私人的事，是个体精神劳动。它属于民间，属于社会，与“官学”无涉、无干。官方可以成立宣传部，大搞宣传，大搞“五个一”工程，但从本质上是非文学、非艺术活动。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并以此唤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写作的原动力。

《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版，大陆版本名为《往事并不如烟》）说的都是陈年旧事。这些事浸透着父辈的血泪，而我的笔并不出色，只是字字来得辛苦。有朋友问：“你写作的诀窍，是不是由于记忆力特好？”我说：“我不过是有些经历，并对经历有些认识罢了。”日出月落，絮果兰因。从至大的动静到至微的气息，浅薄的我是永远写不出的。

奖项是奖励，于我也是一种戒惧。一者，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几天的活头。命是个定数，谁也难以预料。

二者，本人能力水平极其有限，未来的写作很可能是个虎头蛇尾的结局。像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所言。

再次感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2004年10月8日于北京

　　当今是一个小说的高产时代。据中国作协统计，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过100部，到了1997年和1998年，已渐升至800部左右，2000年以来，年产量高达1000部上下。来自互联网的调查更为惊人：2005年中国长篇小说的产量（含网络作品）至少可达3000部左右。这绝对不是夸张之辞。如果再加上中短篇小说，那将是一个骇

人的数字。在此，若以有限的篇幅企图综论2005年所有的中国小说，不但难度极大甚至是可笑的，然而，若想说说进入我的视野的较为重要的小说现象，梳理它们所呈现的某些特质与走向，却也不是不可能。在这里，我尝试着打破长、中、短篇小说的界线，依其精神价值和文学意象谈一些看法。

　　2005年的文坛，一个醒目的事实是，众多名家纷纷捧出了新作，且大都为长篇小说：王蒙有《尴尬风流》，阿来有《空山》，余华有《兄弟》，贾平凹有《秦腔》，刘醒龙有《圣天门口》，王安忆有《遍地枭雄》，毕飞宇有《平原》，北村有《愤怒》，东西有《后悔录》，杨志军有《藏獒》，刘兆林有《不悔录》，曹文轩有《天瓢》，张者有《零炮楼》等等。2005年岁末的最后一周，有关方面宣布，铁凝的《笨花》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闫连科的《丁庄梦》和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几乎同时出版了——版权页上可能署着2006年，但它们均完成于2005年则毫无疑问。这一年，名家是如此集中地竞相投身长篇写作，这规模以前还没有过，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篇小说的热度不减和市场一定的支持度。

　　众多作品的审美意向缤纷多样，实难归并，但细加寻绎将不难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力图穿越欲望话语的时尚，着力从家族、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探究与考察，有的还试图寻求民族灵魂的强健之途。中短篇小说向来站在审美意识的前沿，最能体现中国作家新的美学追求；富有潜质的文学新人也往往首先从这一领域浮出。不少作品犹如战士手中的利刃，割开某种浮华的外衣，努力把生存中最深隐的痛楚和无奈展露给人们看。底层意识的强化是其明显特征。关注个体精神成长经验的“成长小说”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80后”作家那里，更有出色发挥。一些作品不约而同地由道德伦理层面进入了人性深层，这说明道德冲突在今天生活中是多么的不可回避。在我看来，这一切共同构成了2005年中国小说最显眼的风景。

突破欲望层面：由家族、乡土、政治文化进入民族灵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中的欲望话语空前膨胀，这与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的背景直接相关。文学能否不满足于描绘世相的喧嚣、人欲的横流，以相对澹定的心态进入对民族精神的考察，进入道德判断，进入终极关怀，始终是考量其精神维度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说，2005年的小说突变了面孔——一个年度不会有那么大变化，却可以说，努力穿破欲望化层面，向更深更广的民族精神的层面突入，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批作品共同关注中国乡土的精神生态，共同思考民族精神的当代生长，这是个特点。作家们的眼光广泛地审视着苏北平原，阿坝草原，荆楚大野，陕南僻壤。有趣的是，很有几位作家特别注重社会学的方法和地方志式的框架，有的表示要为家乡“立个碑子”，有的决心为某一个难忘的年代留下启示录。

　　毕飞宇因《玉米》和《青衣》受到读者喜爱，其长篇《平原》以饱满的细节，精简的人物素描，青春的骚动，土地的热力，人性的张扬，再现了政治高压下的1976年苏北乡村的真实生存，有浓厚的社会学的地方史意味，作者志在写风俗史，写地方秘史。端方是主要人物，从小随母亲改嫁到王家庄，与继父关系紧张，备受欺侮，本想逃离此地，后经卓绝努力，显示了男子汉力量，在村里有了地位，受到混世魔王朝拜，甚至得到知青出身女支书吴曼玲的爱恋。作品不是纵向地而是横向地展开，呈现了由生活内在逻辑展开的乡村生活，情节和人物叙述转换自然，是一部扎实的长篇。但《平原》同不少乡土长篇一样，在人物人格精神的描写中，缺乏充足的现代意味，端方甚至没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作者沿袭《玉米》那种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和扭曲，刻划端方的“崛起”，这种权力本身的运作带有封闭性和腐朽性。对于商品经济历来较活跃的江浙，理应瞩目于现代型的人格的诞生。阿来虽写藏区，但其《空山》与《秦腔》《平原》在精神生态的发现上有相近之处。阿来面对的是藏区神性变化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是传统藏文化受到现代的以及异质的杂多文化影响之后人们无处安顿精神的文化之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面对灵魂归依的问题。

　　《秦腔》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原生态写法”遭到质疑是不奇怪的，“硬着头皮读秦腔”也非无稽之谈，但也不排除有人读得津津有味。问题在于，从《废都》到《秦腔》有何重大变化。我以为贾平凹从欲望的骚动、生命的颓唐渐归于生存的沉思、文化的根蒂。他所描写的那块底蕴深厚的乡土在某种意义上成全了他。《秦腔》当然是一种“发现”——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正在消亡，它影响着民族灵魂。有的批评家认为夏风是作者的替身，而我认为，引生于贾平凹更有渊源，夏风是外在理性文明的替身，引生则是作者内心隐秘和本能之根的存在象征。秦腔更是一个象征，是秦人之声，民族传统之声，作者对它热爱、对它的式微惋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要刻一个碑，为了害怕消逝而写作。这部作品不妨看作是新一轮的文化寻根之旅。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偏重于批判国民性，新世纪的文化寻根，我以为应是在新的历史视野和精神视野之下，对实际上已进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中国，做新的发掘。

　　也许，李伯勇的《恍惚远行》是至今尚未得到正视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身处赣南县城，沉默而坚韧地写作着，已出版《轮回》、《寂寞欢爱》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沉静，内涵丰厚见长。《恍惚远行》塑造了几位乡村父亲的形象，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部贫困山乡的生存，有深切的精神审视。父亲凌维森在半个世纪的磨洗与锻造中，荜路蓝缕的创业奋争，感人至深。作品表达了尊重人，尊重人格与心灵的人文情怀，被誉为当代乡土的“罪与罚”、“父与子”。小说实际将现代性的地平线放到20世纪初，呼唤一种有尊严的健康的现代人格的出现。钟晶晶的《家谱》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文本内涵较丰厚。它表面上写一个执意要修家谱的长辈回归故里所引发的一系列家族事件，但从中可发现许多相互纠缠的意义：受难、死亡、拯救、信仰、亲情、历史等等，作者把这一切不着痕迹地熔化在《家谱》中了。“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有内疚”，小说中“父亲”的这句话分明是在言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内疚，这是个有罪的世界。这篇小说犹如霍普特曼的“沉钟”，不需人敲打，只要一想起它，就会用巨响来拷问你的心灵。作品对人的精神考察是通过家族完成的。

　　2004年的《狼图腾》和2005年的《藏獒》都是抢眼的存在。我曾戏言，作家对民族性和人性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失望之余只好转向动物。无论揄扬狼性还是褒扬狗性，都是人的文化理想的折射。暂且抛开某些偏执的甚至是反文化反科学的文明观不谈，作者们寻觅民族精神的强健之途的一番苦心，却也值得肯定。如果我们跟着作者陷入了狼好狗好还是羊好老虎好的争论怪圈，就有可能让商业运作遮蔽了文学的价值。值得一提的还有冉平的《蒙古往事》。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写作中风格独具的书。成吉思汗的故事过去写得很多，各有建树，显示了文化阐释的多样性，但这本书完全不同，它在寻求蒙古文化精神的本原。它的特点是，删繁就简，忠于《蒙古秘史》，把历史的气息、本质、感觉甚至历史的空气都恨不得传达出来，尽可能地脱掉汉语阐述的重负。作者沉浸在对历史风尘和韵味的怀想中，试图开辟另一种文学的空间。

穿越群体话语：个体精神成长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在今天，健康的、个人化的、丰富的个体精神——理性精神，正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也许只有个体的精神史、心灵史才足以显示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色。然而，对文学来说，这里有个多大程度上体现民族精神的问题。个体人的个体不仅属于自己，也非一种偶然，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历史、文化、民族、社会等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是可选择的，又是无可选择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历史构成一种密切关联，哪怕这个人在社会上是多么地渺小甚至微不足道。这些不但构成我们时代的精神史，而且构成了文学的丰厚资源。许多表现个体精神成长的小说有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

　　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写一个美丽的乡村女孩、好学生许朝晖，怎样在其乡村校长父亲粗暴的管教下，在环境的冷漠中，竟然一蹶不振，成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成了一个被人蔑称为“娼妇”的人。究竟是谁毁灭了这个年轻的生命，究竟是谁在蔑视人，损害人？小说让人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物质的贫穷固然可怕，精神上的贫乏更为可惧，它会摧残原本健康的人性，使其向着堕落的方向逆转。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1973年》中的少女七一，李铁的《冰雪荔枝》中的少女荔枝，都是在特殊年代里成长的少女，她们的精神成长道路上伴随着他人的伤害、历史的纷乱。历史在一定的层次上支配了个体和由个体所组成的一代人的成长。一个少女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不幸其实也就是少女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不幸

　　“80后”的写作尤其与精神成长的主题密切有关。春树写于2005年的长篇新作《2条命》，即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主要描写的两个主人公——遇断和好孩子楠楠。由于她们关于爱、关于人生的想法与追求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被折损、被阻遏，初涉人生的她们才感受到了人生的严峻与现实的严酷，并走向失望与绝望。从作品看，作者并没有给遇断和好孩子楠楠提供自我拯救的良方，而是如实地描述了他们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写法反倒给人以极大震撼，让人去寻思人文环境问题。涉及成长的“80后”作品还有彭杨的《天黑了，我们去那儿？》、麻宁的《年华，恍然》、孙睿的《活不明白》等等。这些不尽相同的成长故事，既状写了成长之苦涩，又抒发了成长之快乐，喜忧并举、爱怨交加。

站在底层的呼喊：沉重的“农民工”小说

　　我们注意到，2005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陈应松、迟子建，罗伟章，刘庆邦、荆永鸣、白连春们的作品，之引起较强烈反响，是与他们揭示了一个特有的社会问题，即“农民工”问题有关。此前，有人用“打工文学”来概括这一类作品。应该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是，“打工文学”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方向的文学可以包含现阶段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矛盾，充满了劳动与资本，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表现了农民突然遭遇城市环境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漂泊感，因而不容忽视。我想，也可以把这类作品称为“农民工”问题小说。正如“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提出问题以引起社会关注与疗救，这类小说大多也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它们有两个特征不容忽视：其一是一旦成为“农民工”，那就意味着永远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为了改变生活处境由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有距离的；而当他们要归乡时，其难度却并不亚于进入城市。于是，他们只能长期漂泊“在路上”。其二是“农民工”的苦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后者尤为突出。从农民的终结——乡土社会的蜕变角度，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家应该有新的体验新的发现。

　　罗伟章的大部分小说都用第一人称叙述，有亲历感。《我们的路》中的主人公，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儿模样，回家无车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过除夕之夜。终于归家了，年轻的妻子老得可怕，五岁的女儿已懂得掩饰感情。整个情景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感。事实上，在主人公心里，城市与乡下像两把刀子，一把硬，一把软，都不是归宿，他只能长期仿徨在“出门”与“归根”之间。在他的《大嫂谣》中，为了供小儿子上学的大嫂，以56岁的年龄进城开始她的打工生涯。此外，白连春的《静脉血管》、荆永鸣的《北京候鸟》、迟子建的《世上所有的夜晚》都对“农民工”的精神矛盾作了有力的揭示。

　　陈应松的《太平狗》令人动容。“太平”是神农架一只出色的赶山狗，对主人忠心耿耿，跟着打工的主人程大种进了城，因带着它找不到工作，它被主人一次次地抛弃，甚至被卖给专门杀狗的范家一。太平凭其智慧历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一次次地回到主人身边，当一样历尽了苦难的主人在城里冤屈地死去后，太平睁着唯一的一只眼，千里迢迢回家了。与作者去年发表的《马嘶岭血案》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触目惊心：城里人总是冷酷无情，审美是病态的，让农村人进城后也会染上这种病态。在城里受到任何折磨从不流泪的太平，回家见到女主人时眼里滚出了滴滴泪珠。《鸽子》较刘庆邦之前短篇有变化，他不再仅仅写无声的死亡，而是给我们讲述了矿工汤小明宁可失业也不肯把自己养的鸽子给突然驾到的派出所长当“野味”吃。牛矿长只好当着王所长的面让汤小明“卷铺盖回家”。但是，当王所长离开后，牛矿长并没有解雇汤小明，而是让他赶紧“把鸽子放开，免得把鸽子闷坏了”。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在一个阴暗的下午洒下了一束人性的光芒。真正的好作品就应该这样：能让人在几近绝望的时候看到希望。

　　尽管这类小说中有些作品存在罗列苦难、堆积苦难的不足，或者只是注意到“问题”未能上升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但总体看来，作家们对“农民工”怀有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怀着良知与责任，主动站在底层“农民工”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笔，对整个社会发出了呼唤。这声音是很有价值的。

超越写实或仿真层面：道德的重建与伦理的焦虑

　　毫无疑问，我们的生活面临着极其繁重的道德继承与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小说创作中同样突出，它是社会生活中道德问题、乃至道德危机的反映。新道德的重建该从哪能里起步，平空而起吗？一味地认同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吗？生硬地搬用革命道德、传统道德或其他什么道德吗？问题极其复杂。道德伦理以及人性问题向来是现当代文学的不绝主题，今后其分量会越来越重。2005年的一批小说注意从家庭、校园、社会等不同的角度关照一主题。

　　张翎的《空巢》和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都注目于当下社会的“空巢”现象。在这两部小说中，孤独的老人竟然都娶了保姆为妻，而他们的子女对此并不理解，两代至亲的人之间一如陌生人一般隔膜，老人安享天年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难以寻觅，这一切是否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方方的《出门寻死》表明，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平凡乃至平庸的，他们更真实的生存状况就是绕着琐屑的芝麻蒜皮，并不是大起大落的悲壮绚丽。何汉晴就是这样的代表。她为了小事想去寻死，却在寻死的过程中救下另一个要寻死的人，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带有讽刺性的戏剧效果，而她最后又回家的原因却是家里的琐事离不开她。

　　邱华栋的《离同居》所展现的情节引人深思：一对幸福和谐的夫妻搬了新家后因心里向着各自的家人而产生矛盾，随后是离婚，离婚后由于各种原因还住在一起。想不到的是，他们因为离婚后没有了原来的责任感和压力，忽然相处得极为融洽，甚至幸福度超过了离婚前。当双方家人都劝他们复婚时，他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打算把这种“离同居”的幸福继续下去。这篇小说带给我的是震惊，作家通过不正常的“离同居”揭示出了现代都市人的病态心理，这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在揭示出问题后，我们又将如何？

　　还有一些作家通过描写校园生活来表达自己的社会道德伦理思考，孙春平的《老师本是解惑人》、《怕羞木头》是典型例子。在传统社会中，被看作“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老师在这时代也难以固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大学教师廖柏木（《老师本是解惑人》）出于对一个美丽女生的怜爱坠入了世俗的红尘，并且阴差阳错地因为“嫖娼”遭受了治安罚款。小说《怕羞的木头》中的女研究生赵小穗是这个欲望时代的一块“怕羞木头”，内心纯洁善良，注重道德自律，在遭遇了舍友、男友的背叛后，她仍然拒绝别人为她准备的好工作岗位，只因她非常珍视自已的尊严，不愿生活在阴暗的道德和人与人的算计之中。迟子建的《雪窗帘》以“我”的视角讲述了“我”在一次乘火车途中未给一位老大娘让座的歉疚之情。小说告诉我们，心上的霜雪如果不用心灵去暖化，是送不走的。在这个欲望时代，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

　　文学界人士普遍认为，2005年的小说显现了较强的前进势头和较整齐的艺术水准。于是我的这篇文章也着重从肯定的方向评说了我眼中2005年中国小说的主要特征。我们并不满足，而是清醒地看到，中国小说的精神能力亟待提高，中国作家的心灵资源，思想资源，灵魂资源亟待补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缺钙症状”。那将是我另一篇文章的要谈论的问题。

綦彦臣报导

北京的深秋只有从山色中才能体味。在枝头挂满秋果、溪流遍浮落叶的时节，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东北部的一个幽静的山谷举行。

山谷里有一处别具艺术特色的小院，名叫“口楼画家村”。在画家村的厅堂里，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2位作家和采访人，这超过了原订计划30人的一倍多。

2004年10月30日对于这62人来说是百感交集的一天。

62人到达山谷，已经是下午1点，简单吃过午餐后，于1点半钟颁奖仪式正式开始。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主席刘晓波宣布第二届自由写作奖授予《往事并不如烟》一书的作者章怡和女士。

《往事并不如烟》在海内外华文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香港完全本也已印出－－名为《最后的贵族》。章女士因此书而获奖，人与书均当之无愧。正如余杰在致词中所说：“该书是1940年代以来，汉语世界文学与历史、记忆与事实之自由表达、追求人性之真的少有的作品之一！”

刘晓波在作品的意义之外，更明确地强调了：自由写作奖是独立于官方评价体系之外的，由自由作家认可的评价的体系。这就是它作为写作自由的守望者的全部意义。

章怡和女士特有的冷峻气质无法熨平内心的激情，说到动情处，泪水在眼中打转。当她讲述自己屡遭暴虐之残并在风雨之夜埋葬同为囚人的尸体时，会场上不少男子汉低下了头。章女士也不无冷峻地告诫人们：当我们刚刚从专制制造的人性灾难中爬行出来的时候，不幸地又陷入了物欲的专横之中！

的确，目前这对我们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第一届自由写作奖得主王力雄先生似乎变成了一个理论家，在他的应邀演讲中，他用缜密的逻辑论证了政治势能与大众环境的关系，提出了前进的“平齐线”与个体安全感的命题。

张祖桦与蒲志强以律师身份的发言，表明愿意为每位可能遇到法律事务的作家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这种积极的表达几乎是1989年之后的律师界对自由作家公开支持的第一次。

著名网络作家廖亦武先生为会议凭添了一风景，他吹奏洞箫并朗诵两首特别含义的诗作，令不少人心绪飞逸，更令不少人把压抑了多年的个人道义情感缓释出来。当他诵读到“孩子，你在天堂还冷吗？！”之时，一位从外地赶来的作家终于难忍悲情，摘下眼镜,从会厅中侧身而出。他怕失声的痛哭影响会议的进程。他是刚从监狱获释不久的郭庆海先生。

除刘晓波、余杰外，到场的社会知名人士还有包遵信、焦国标、卢跃刚、王怡、余世存、北村等人。英国路透社资深记者林洸耀先生全程采访了颁奖仪式，并在仪式结束后对独立作家中文作家笔会主席刘晓波先生作了专访。（发稿时间2004年11月31日凌晨3时）

 

　　铁凝一直被认为是国内“女性主义写作的典范”。沉寂6年后，她推出小说《笨花》，说“我不是女性主义写作”。她试图用第三性来表达自己理想的写作境界。她认为获得第三性的视角会有一种超越之感

　　从1975年开始写作之路，铁凝已在写作的道路上走过了30个年头。

　　沉寂6年之后，她的长篇小说《笨花》将她又一次带进读者的视线。从代表作《哦，香雪》开始，铁凝就一直被认为是国内“女性主义写作的典范”。

　　但铁凝一直拒绝“女性主义”立场，她说其用6年时间创作《笨花》就是试图用第三性来表达自己理想的写作境界。

　　日前，她接受了《财经时报》的采访。

　　来自城市的“女高尔基”

　　1975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逐步退却，在河北保定，一个在保定读完高中的十几岁丫头来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

　　从城市“小姐”来做村姑，是因为这个黄毛丫头对文学的“妄想”。年少时铁凝一直很喜欢孙犁这位“白洋淀派”文学代表人物。

　　在那个年代，文学老前辈们常教导的就是“要想成为真正的作家，需要去农村体验生活。”她放弃了留城和进二炮文工团当演员的机会，把自己放逐在农村。回忆那个时代，她说“想做女高尔基”。

　　在农村插队的日子，她开始了文学创作，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质朴的农村女孩的形象在她心里孕育起来，4年以后她回到保定，在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作家和诗人大量出现。“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流派雨后春笋般涌现，对那个疯狂年代的反思和追忆成了文学的重要内容。

　　铁凝并没有被打上这些文学流派的鲜明烙印。她后来说自己“清醒地与文化寻根保持着距离”。

　　在1982年，她把自己心里的女孩形象写出来，就成了短篇小说《哦，香雪》，描写一个淳朴农村少女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小说获当年优秀短篇小说奖。

　　从香雪开始，一个个女性形象被她塑造出来。她描写生活中的普通女人和她们的心理，反映她们的理想和追求、矛盾和痛苦、生存和斗争，这成为她小说一贯的主题。她被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虽然她并不认同。

　　从《哦，香雪》开始，女性柔美而刚强、细腻而粗糙，和谐又理想的境界被她用柔婉清新的语言表现出来。她中期的《玫瑰门》一改风格，通过几代女人生存竞争的较量厮杀，向人们展示了有别于她以往描绘的生活，显得血腥和丑陋。

　　对女性的塑造使外界给她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对此她淡然一笑，说“我不是很在意别人说什么，我也可以写男人，我也可以塑造男性形象”，她写出了《笨花》，塑造了一系列男性形象，并且这些男性都被塑造得如此丰满。

　　在三重身份中游刃有余

　　在铁凝的身份中，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候补委员等多个身份显得扎眼。

　　在“文人”眼中，作家本来应该是自由的思想者，甚至是反叛者，但是铁凝在这些身份中游刃有余。

　　她的创作并没有因为官方身份受到什么影响。为批评界所诟病的身份问题，在她手里就像拿捏文字一样精准而恰当。

　　几年前有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朋友来石家庄，手里拿着一本介绍石家庄的旅游手册。这个旅游手册上对于石家庄的描述是“石家庄—烟雾弥漫—文化沙漠”，与坊间流传的“石家庄没文化”的戏语如出一辙。

　　这种情况在一个当地“文人”看来，也许只能通过自己的纸笔来表达抗议。铁凝已经是河北作协主席。1999年河北文学馆诞生了，这是全国唯一的省级文学馆。

　　多年以后铁凝说“我乐意做一个官员”。这种直率的表达，让人看到她的坦率。

　　“对于这些身份我都很看重，但我更看重的是我的作家身份。”铁凝说。铁凝一直试图不把这三种身份人为地放在一起。但是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已经不是一个自然人，她说自己从来不愿把三者割裂开来。

　　“我是一个官员，这样我能用自身的能力去帮助作家，年老的或者年轻的。”从下乡插队到今天成为作协副主席，铁凝当然知道一个作家的不易，因此，她的官员身份能让她更为便利地去帮助那些曾经和自己一样对文学怀有梦想的人。

　　她可以和更多的人打交道，可以看到更多想看到但以前没有看到的故事。如果是一个基层作家，有很多东西也许只能去想象。

　　“我不是女性主义写作”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铁凝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这个女人，写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后来铁凝经常听到一些官员们议论“这个女人还会写书！”

　　无论是淳朴的香雪还是青春的安然，是大芝娘或是白大省或者是司绮纹，铁凝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都要远胜于对男性形象的塑造。

　　因为她塑造的女性形象很成功，她被认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典范”。“这实在有些恭维我，我不敢也不愿接受。”铁凝说。

　　几年前，伴随着林白、陈染“女性写作”的走红，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集体涌现，铁凝被归为“女性主义写作”类别中。

　　“我不属于哪一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在《笨花》中，铁凝用墨最多的是男人，表现了男人的刚毅与坚强，伟大又卑微，脆弱而执着。铁凝显然很满意自己对男性的塑造，她对外界说“我不是故意去刻画这些男性，他们在我心里一直被我培育着”。

　　“人们经常会问到这个女作家写女人怎么现在写男人了呢？但是很少会问一个男作家这样的问题。”铁凝表达了她的不满，“我最希望的就是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这个思想的萌芽在我写《玫瑰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在写《玫瑰门》时，铁凝已经写好6万多字，但是很快她发现她对自己欣赏的女性有些溺爱，会不自觉地去掩饰她们的缺点和不足，所以她把6万多字推翻重写。“在《玫瑰门》的写作中，我一直提醒着自己。我的新作也有这样一种姿态。”

　　铁凝把对第三性写作境界的追求作为自己写作的最高境界，她认为获得第三性的视角会有一种超越之感。

　　在她看来，梅兰芳塑造的女性形象和河北梆子里女武生塑造的男性形象都是非常美的，这种美丽是超越性别的。

　　“作家应该表现美，这种美不分民族种族，是全人类的！”她说，“这是我向往第三性写作境界的一种努力。我认为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可能需要我一生的时间。”

(本简报向国际笔会会员通报国际笔会及其基金会、各工作委员会和各地区分会的最新消息。有关回馈意见，或有投稿，请发送给[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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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新闻

第七十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九月六日至12日在挪威召开

挪威笔会主办的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流亡中的作家”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家”，非常成功。来自79个笔会300名代表出席大会，会议期间还举办了文学讨论和其它活动。挪威王储霍孔发表重要演讲并宣布大会开幕，强调了言论自由和国际笔会的重大意义。他的讲话稿可在挪威笔会网爷http://www.norskpen.no/en/index.shtml上找到，此外还有大会上其他重要演讲者的文稿。

会议通过了有关二十个国家的提案，表达国际笔会对这些国际迫害作家并将很多作家投入监狱的关切。要查阅有关文件请看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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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员会新闻

*狱中作家委员会*

要获得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可发邮件给[email protected]。该报告有去年该委员会在各有关国家开展工作的情况介绍。

狱中作家委员会也有自己的电子简报，需要查看可点击：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dev/viewArticles.asp?findID_=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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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作家委员会*

三个来自白俄罗斯（Belarus）的妇女作家介绍她们的写作经验，面对的和需要克服的性别歧视方面的困难。全文可查看：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dev/viewArticles.asp?findID_=209

海外非洲作家笔会的妇女作家项目
该项目三月六日在英国主办了一天题目为“黑人女出版人、将来写作和出版”的讨论会，并庆祝在英国出版的黑人作家作品主要是女作家。全文请看：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dev/viewArticles.asp?findID_=210

上述文章是摘自妇女作家委员会的简报“网络”，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需要获得文本的可联系该委员会主席朱迪·巴克里奇，邮箱地址：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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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笔会新闻

*塞拉利昂笔会会刊《笔尖》（PenPoint）第二期出版*

本期主题是“张扬词语的价值”（Celebrating the Value of the Word），有塞拉利昂最著名作家Syl Cheney-Choker 文章“裸体词语的死亡” （The Death of the Naked Word），还有Oliver Harding 分析该国图书市场，及诗歌、短篇小说及该笔会最新活动的新闻。

需要者可向该笔会订阅，地址：[email protected]价格是5镑彩色版，2镑黑白版（5.00 pound each colour or 2.00 pound each black and white）

*塞拉利昂笔会文学活动项目-与英国“提升巨人”组织合作*

一组笔会会员在文盲比例非常高的沿海的社区旅行演讲，这是本笔会和英国“提升巨人”组织合作项目。

*塞拉利昂笔会 -塞拉利昂作家奖*

一个特别给塞拉利昂作家的文学奖将在2005年一月23日首次颁发。特邀嘉宾将有英国笔会代表Caryl Phillips和奥地利文学社的Helmuth Niederle 。英塞文化委员会将给予支持。

*塞拉利昂笔会 请求捐助电脑*

塞拉利昂笔会急需为其新建网络中心配备二手电脑、打印机等设备，欢迎赞助。愿意援助者可联系国际笔会伦敦总部 [email protected]或者直接写信给本笔会：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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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笔会庆祝成立15周年*

该笔会为庆祝其成立15周年的活动可查看其网页： www.scpen.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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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笔会（Melbourne Centre）*

有关澳大利亚政府新移民政策的文章可查看：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dev/viewArticles.asp?findID_=211

本笔会组织的会议“南方1”和“漂流世界”（South 1 and Floating World gatherings）是邀请艺术家作家到墨尔本参加两周的网络会议。“南方1”是邀请南半球南非、澳洲太平洋岛屿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艺术家，而“漂流世界”由笔会的“亚洲连接”网络组织亚太地区跨文化活动成功与失败经验的讨论会。会议报告可查看：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dev/viewArticles.asp?findID_=212

墨尔本笔会会员参加了2004年六月20日的国际难民大会（International Refugee Rally）。会员特别高举了该笔会荣誉会员、现关押狱中的伊郎作家哈桑·哈基米（Hassan Hakimi）的照片和标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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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注：希望各笔会把自己的活动报告给国际笔会编入电子简报，稿件可发给：[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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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新闻

*第16届阿尔德伯格诗歌节*

30个诗人，包括著名的加拿大作家、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德国诗人汉斯·马格努斯·艾森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和 美国的迈克·郎列（Michael Longley）将参加2004年十一月五日到七日在萨福克郡阿尔德伯格市举行的此次诗歌节，其中也有国际笔会的讨论会活动等。更多细节可参看： www.thepoetrytrust.org
欧盟境内会员可免费索取诗歌朗诵CD光碟，可联系：[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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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笔墨》（Exiled Ink）第二期已出版*

本期主题包括如何创作流亡诗歌，以及中东地区文学发展等，还有流亡作家的诗歌小说作品、书评及报道等。订购价格是英国境内英镑 3.50 pound; 而境外5.00 pound。支票抬头写Exiled Writers Ink!, 31 Hallswelle Road, London, NW11 0DH, United Kingdom
更多资讯可看网页：
www.exiledwriters.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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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连接（Poetry Connections）*

希腊组织“创作与行动”（Poiein Kai Prattein）愿意邀请国际笔会会员参与一个有关作家如何应对战争和暴力威胁的国际会议。更多资讯请联络费舍尔博士（ Dr Hatto Fischer）：[email protected]或查看其网页：www.poieinkaipratt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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