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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1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南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自12月23日被南京警方带走，已近一月，现被关押于江苏镇江。山东律师李建强(又名刘路)接受杨天水家人委托代理此案，亲赴镇江试图会见杨天水，但被当局以涉嫌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并被告知，此案是由省公安厅指定的。  另据知情人透露，此案是由罗干公安系统直接指定案件，下达江苏省公安厅的。公安部内部消息说，年末和明年春天要严打一批民间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  律师被拒绝会见 12月23日下午3点半左右，侯文豹与杨天水一起回到杨天水在南京的住所，即被早已守侯在旁边的国保便衣10多人围住，被分别强行带走。侯文豹被讯问多时后于第二天获释。看管侯文豹的警察无意中透露说，杨天水被刑事拘留了。  李建强上周到达南京之后，被告知杨天水被关在镇江，李建强打电话到镇江公安局，与之约好第二天面谈。上周六(14日)，李建强到达镇江公安局，公安拿出一张纸念道(大意)“此案涉及国家机密，根据法律规定，不批准律师会见。”  李建强讯问具体关押地点，是拘留还是逮捕，等等问题，公安都拒绝回答，告诉李建强说，他们没有决定权，这个案子是由江苏省公安厅指定的，主要的权力都在省公安厅，下面的所谓的办案机关根本没有权力决定。  李建强说，他已向上级机关反映，将复议申请寄送江苏省公安厅。  家人呼吁 杨天水家人透露，据多方消息表明杨天水被关押于镇江。杨天水在南京的房东昨日打电话告诉他们说，镇江公安前天到杨天水住所拿走衣物被褥等东西。  杨天水家人还透露，房东了解到，杨天水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被抓的。他们悲愤地说：“他颠覆什么政权？他又不是想做国家主席。只不过在网上说说公道话，为老百姓说说心里话，就被抓走了。共产党真是霸道，老百姓什么都不能说，有苦没处说，一说就被抓走……”  杨天水家人忧心如焚，他们表示，迄今为止他们家没有接到有关天水案子的任何法律文件。已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到家中询问情况，表示关注。他们表示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并呼吁海内外朋友持续关注此事。  多方关注  自杨天水被当局拘押后，网路上不断有人撰文关注此事，称颂杨天水的高尚人格及道德勇气，并呼吁当局释放杨天水。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记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关注杨天水的处境。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发起联名呼吁。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委员会发表紧急声明，对南京公安局国保大队不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件，不在法律规定期限通知家属的违法行为，表示严重关注和强烈抗议。声明要求当局停止对该会会员和其他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写作的骚扰和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杨天水等人。  唐元隽、王一梁、沈良庆、严正学、王金波、王文江、冷万宝、戴学武、邓永亮、李国涛等几十位海内外知名人士发表公开信，要求胡温“督促南京等地方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因行使言论和写作权而获罪的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以及此前入狱的师涛、郑贻春、张林、许万平等一切因言获罪而遭关押的人士”。  赵昕在病床上呼吁“杨天水先生是我们的同道和朋友，因为所有被迫害的人士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他们，竭力营救他们，尤其是在他们正受到严酷迫害的时候！”  曾宁用“两肩担道义、秉笔铸忠魂”概括杨天水的精神。并表示“杨天水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毫无私心杂念，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家与民族的正义与进步事业的奇男子、伟丈夫。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杨天水先生的援手。”  温克坚呼吁南京有关当局立即释放杨天水，他表示，“我除了愤怒还是愤怒。平安夜这块土地上无数基督徒的善良祈祷，感动不了这块土地上暴虐的统治者，他们的魔爪可以在任何时候伸向那些善良的人们。”　  章天亮呼吁“立即释放杨天水，释放张林和郑贻春，停止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并表示，“这些话不是说给中共听的，是说给每一位警察，说给每一位社会上的普通民众。”  他指出，“杨天水先生是张林被捕后最不遗余力为他奔走呼吁的人。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勇’和‘义’。在自身受到十年牢狱之灾后，杨先生仍然如此无畏，这种精神十分值得钦佩和宝贵。而他对张林和郑贻春家人的照料和援助，又展现了一位知识份子的仁爱胸怀。”  90年因反革命罪被判10年 杨天水今年44岁，本名杨同彦，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历史系。自由作家，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大纪元专栏作家，共有100多万字的创作，已有50-60万字的作品发表。他曾经建立民运组织，后遭当局野蛮镇压。  1990年杨天水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刑10年，1990年6月至2000年5月被关押于南京龙潭监狱10年。出狱后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2004年5月27号被刑事拘留15天。  2004年12月24日圣诞夜，杨天水先生曾被杭州公安局石桥派出所抓捕，后被移交到江苏南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后经海内外朋友和国际媒体及郭国汀律师的援助，杨天水于去年1月24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

【2006年1月21日狱委讯】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刘山青、刘泰、伍国雄、杨泽民、孙滨、朱建刚等十人于2006年1月20日星期五上午11时半去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事处(中联办)正门递交抗议信，强烈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强烈抗议中共非法审判王炳章三周年抗议信     温家宝总理台启：     2003年1月2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非法审讯王炳章博士，被判处无期徒刑。     2002年6月27日王炳章博士等三人在越南被中共越境绑架回国，在极不公平、极不公开的审讯下被冠以从事恐怖活动罪及间谍罪；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被判处极刑。王炳章博士被单独囚禁，疾病缠身。于2003年1月，王炳章博士在狱中又患了中风，行动不便，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目前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王炳章博士，还其自由，早日与家人团聚。     我们亦记挂仍在关押的其它政治犯，包括：程翔、杨建利、张林、秦永敏、彭明等。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王炳章、程翔、杨建利、张林、秦永敏、彭明及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恳请阁下顺应民意，为中国人多做点好事，积点德；免得到时被中国人民清算！     端函奉达，伫候示覆！      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 谨上　2006年1月20日     如有查询，请联络召集人：刘 泰(柳玉成) 9080-6836

【2006年1月21日狱委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 你们好。 北京律师高智晟在去年10月18日和12月12日，先后两次给你们二位先生发出公开信，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等自由信仰者的政治迫害。高智晟律师发表公开信，无非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而已。可是，北京市司法局却于11月4日下令其律师事务所停止执业。从去年10月18日至今80多天，高智晟及其家人一直遭到大批警察与便衣的跟踪、骚扰和恐吓。更为恶劣的是，在今年1月17日，高智晟开车外出，险些遭遇一场人为制造的车祸，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种种迹象表明，针对高智晟律师的打压与迫害，以其动用资源之雄厚和公然行事之嚣张，绝非地方官员之所能。毫无疑问，针对高智晟律师的打压与迫害决非仅仅针对高智晟个人，而是针对一切维权人士，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和对法治的猖狂挑衅。我们强烈地要求你们立即采取措施，切实保障高智晟律师及相关人士的安全，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幕后操控者依法惩办。高智晟的两封信是写给你们二位的，并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他所遭遇到的打压与迫害就发生在首都北京，因此你们不可能对此毫不知情。 请你们想一想，如果此后高智晟的境遇并无好转甚至进一步恶化，世人将会怎样看待你们在其中的责任呢？ 谨致新春问候 签名：胡平、郑义、蔡楚 、廖亦武、余杰、李进进、余樟法（即东海一枭）、康正果、杜导斌、温克坚、陈奎德、赵达功、王丹、焦国标、王军涛、伍凡、一平、万之 、徐文立、盛雪、杜智富、张耀杰、袁红冰、赵昕、郭飞熊、胡佳、傅晓山、梁泉、綦彦臣、郭庆海、孙富贵、严明、逸君、刘云霞、刘布平、沈书庭、锺岩、冯保罗、韩文光、莫默、关云、吴仁华，张伦、刘国凯，徐水良，王丹（女），友友、杨炼、曾铮、李海、齐志勇、庞梅青、马文都、欧阳懿、陈树庆、徐光、逸风、廖双元、吴玉琴、莫建刚、吕耿松、王东海、陈龙德、范子良、来金彪、戚惠民、吴远明、高海兵、杨建明、高烨炬、 王富华、池建伟、胡晓玲、席传喜、宋一平、郭少坤、严正学。 （排名不分先后） 可直接到下列网址签名 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66 2006年1月19日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对这首诗和诗里的“她”——烈士张志新都不会陌生。当年，正是原《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的报道，使张志新成为那个时代最沉重的祭奠。

　　一份血写的报告

　　1979年元旦过后，我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工作，在记者部做机动记者。那年春天，报社收到了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寄的一份稿件，标题是《为真理而斗争》，主人公是刚刚被平反的一位叫张志新的烈士。记者部主任卢云让我看一下，粗略看后，我感觉报道的整个调子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完全符合报纸需要，只是大话套话太多，具体细节很少。

　　卢云听了我的意见，让我去辽宁跑一趟。第二天，我便坐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是任仲夷，张志新案件的平反工作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所以辽宁省委对我的采访全力配合。

　　看了张志新所有的“罪状”材料，那种感觉我至今都忘不了——震撼得我心里直抖。那时候，对“文革”中一些冤假错案的报道已经很多，但看了张志新的材料后，一种感觉告诉我，张志新这个人物实在太不同寻常。为张志新平反，是在“反林彪、‘四人帮’”名义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论述得非常严密，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张志新的预料。

　　毫不夸张地讲，采访这几天我的眼泪始终未曾断过，经常是采访结束回到宾馆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动笔写的那天晚上，我在桌子前放了一块毛巾，写了一整夜，流了一整夜的眼泪。早上，那块毛巾都是湿的……

　　坦率地说，写文章的过程觉得很压抑，因为很多内情或细节都不能写。但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两个信息我必须想方设法传递出去:一、张志新已经对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做法提出反思——1979年年初的中国，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气氛仍然很紧张，对毛泽东晚年提出些许质疑，仍会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张志新恰恰写了不少反思的话，如果我把她的那些言论照实传播出去，我也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枪毙。所以最后在成文时，只含糊地写上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看法”，虽然还不能具体写明究竟是什么看法，但我相信敏感的读者会看出其中的暗示;二、张志新在死前已被割断了喉管。

　　连夜写完文章后，我带着稿子回北京。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报社领导们又报到中宣部送审——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是胡耀邦。几天后，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连标点都一动没动，但耀邦同志希望把割喉管那个细节删掉，可能他也觉得太过残忍了。

　　上面的意思我不能不遵守，但我的一个念头那时也异常强烈:一定要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最后，我“狡猾”地换成这种表述方式:“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

　　1979年6月5日，由我主写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发表当天就有了反馈，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对接电话的干事说，“照实直说”。对方一听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那时候有电话的人不多，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来信表达他们的悲愤。我们此后又做了两次追踪报道，也刊登不少读者来信;原来计划用一个版面再做最后一次报道，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写张志新平反经过，另一篇是由我执笔、张志新女儿林林口述的一篇《妈妈，你在哪里》，后来种种原因，这一版被停发。

　　张志新之死

　　张志新以“反革命罪”被逮捕时，只有38岁;此后，受了7年牢狱的残酷折磨，被枪毙时，也只有45岁。这样一个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凋零，时隔30年，每每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长叹。

　　张志新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大约在1968年前后，一个星期天，张志新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文革”时讲话资料。同事说张志新你站到我们这一派吧，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这个同事向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

　　不久，在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与3万多名机关干部一道，被送到盘锦的干校学习。在这里，张志新被揪出来，说她反对文化大革命，要挖她黑思想，并成立了专案组。张志新的很多言论最初都只是在与同事朋友之间的闲聊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过自己的思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代中，她被迫说出了自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得越来越深，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当年的办案人员向我回忆，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就可以了。但张志新始终坚持自己无罪。1970年5月，张志新因“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被判死刑，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处高副处长看了报告，私下说:毛主席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张志新动口不动手，没有搞破坏;另外，党员在党的组织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

　　“军管会”认为执行不力，换了人。新换者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了——那时普遍认为“左”比“右”好。他本意是判张志新两年以上刑期，但就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为了表示自己的坚决，他一下子把刑期改为15年。

　　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再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参加会议的法院方面代表一致同意判张志新死刑，但在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张志新被改判无期，这一“指示”让张志新多活了几年。

　　1973年，张志新再一次也是彻底被推向死亡。11月，监狱组织“批林批孔”学习大会，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有一个犯人站起来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已精神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高喊了一句涉及最高领袖的口号，当时立即有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

　　张志新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于是监狱提出了死刑报告。

　　1975年2月，辽宁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我后来在档案中，也看到了这份会议记录。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服刑期间还那么疯狂，还犯罪，让她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张志新的死刑讨论记录大概只有60多个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决定了。张志新的死刑判决公布之后，监狱里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但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

　　殉道者张志新

　　当年张志新能在全国激起那么大的反响，除了她本身的遭遇之外，我想，也与张志新本人散发的独特气质有关，让人们对扼杀这个美好生命的时代更多了几份悲愤与控诉。

　　张志新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很有名。张志勤告诉我，大姐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

　　采访张志新案件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张志新这个人的过程。她的那些言行，不是反党反毛主席，而是发自内心地为国家为人民。她说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至“文革”时登峰造极，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她当时的那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再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神话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在辽宁省实行“军管”时，张志新就提出，军队不熟悉地方，“军管”容易出事，没想到“事”最后竟然发生在她身上。

　　外界一直盛传的张志新的婚外恋确实存在，我在20多年前写那篇报道时，不可能提及这一点。但过了这么多年，我丝毫不觉得这有损于张志新在我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形象。张志新在抗美援朝期间报名参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团支书的曾真相恋、结婚，后来调到辽宁。性格外向、浪漫的张志新与丈夫后来关系不是很亲密，“文革”刚开始时候，张志新和曾真是分成两派的。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后来告诉我，张志新有一次从沈阳回天津探亲路过北京，说起曾真，张志新还哭了一场。

　　“文革”之前，张志新看到穆青写的焦裕禄的报道后，很感动，主动找组织坦白。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大字报攻击她这一点，说她如何如何。但张志新很特别的一点是，她对别人的这些指责毫不放在眼里，但对她的“思想罪”，她明知最后的代价可能是死，却仍然不愿为此放弃她所认为的“真理”。我看过案卷，她曾经在某天审讯时也承认过“错误”，但第二天又翻过来:我认为我应坚持我的观点，于是有人说她不要脸。她回答:我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要脸干什么？

　　因为至死不认错，张志新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我去监狱，看过她住的那个“小号”和她戴过的脚镣。监狱里面的人后来写的材料说，有一次张志新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监狱方面找了几个女的进去给她穿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现在看来，张志新那时候已经完全疯了。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和儿子彤彤如今都生活在美国。他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世，儿子在档案中“母亲”一项上都写“幼年丧母”。妹妹张志勤、丈夫曾真现在都是七旬老人，虽然都生活在北京，但彼此从不来往。对我来说，最难过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不和。张志新平反后，不少报纸登她的家庭合影，都把曾真的头像从一家4口中拿掉，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曾真也是受害者，一辈子都生活在悲剧里。

　　时隔20多年，再回顾“张志新事件”，我想可以这样说:如果辽宁没有任仲夷，张志新还平反不了。“文革”结束后，“文革”的阴霾还没散去，在这种气氛下，辽宁省委仍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可谓勇气可嘉。

　　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我当年在辽宁采访时，张志新的案卷只有一个材料没有允许我看，这便是张志新被枪毙后的照片。

　　“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张志新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这寥寥8个字，“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现场肯定非常悲惨，我猜想这也是他们不让我看案卷的真正原因吧。在枪毙张志新之前，公安部门到农村找到曾真和两个孩子，他们表示“不要尸骨”。后来遗体也找不到了，辽宁省后来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平反大会上，张志新的大女儿林林实际上拿的是一个空骨灰盒。

　　当年收到的大量读者来信中，其中两封谈到张志新遗体的下落。一封说，张志新的尸体被沈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用汽车运走，放在水泥池子里，用药水泡上，做病理解剖实用。另一封来自辽宁中医院，信中说张志新被杀害后，尸体被拉回沈阳，“把她剖腹挖心，取得内脏”后才火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个人推测倾向于被用做医学研究了。遗憾的是，张志新遗体下落这个谜至今没揭开。

　　张志新被割喉管，也成为那个时代最血淋淋的一个罪行。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张志新并不是刑前第一个被割喉管的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高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于是辽宁公安局有人提出了这一“创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张志新的报道登出来之后，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两三大麻袋的读者来信，提的最多的一点便是“要严惩凶手”。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很多人都在后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这么多人合力共同“杀”死了张志新。这样说起来，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当年我是新华社记者，那铺天盖地的“造神”文章里也有我的一份。我当时没有张志新的觉悟，不过，真有的话，估计我也不在了。

　　张志新已经离去30年了。如今，她的名字已渐渐被淡忘。但我想，她代表了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创立于2003年的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日前公布了2005年度入围名单，入围作品包括年轻女作家扎迪·史密斯的《关于美丽》与朱丽安·弗勒斯的《势利眼》。
    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的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是全世界众多文学奖项中的一个异类，它专为各种类型的爱情文学而设。虽然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并不提供巨额获奖奖金，但它却受到许多青年作家和读者的青睐。毛里求斯王子文学奖最受瞩目之处是，它每年轮流授予英语、法语爱情文学，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文学奖的评委们必须同时精通英、法两种语言。这一届的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将授予英语文学。该文学奖的创办人蒂尔达·斯温顿希望借该奖项鼓励爱情文学的创作，倾听作家的心声，“许多文学奖过于偏重于文学的创作技巧了”。
    以处女作《白牙》一鸣惊人的扎迪·史密斯现在是文学界的宠儿，这次入围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的作品《关于美丽》是作家的第三部小说，曾入围2005年度布克奖。小说从爱情的角度探讨了美国种族问题、智识主义的隐患、文化冲突等社会问题。而《势利眼》是获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剧作家兼演员朱丽安·弗勒斯的最新爱情小说，这部小说细致地刻画了奥斯卡奖得主们的社交。但这部小说曾被评论家刻薄地评论为：“小说本身成了一个炫耀名利的‘名利场’。”此外，还有路易斯·迪恩的第一部小说《成为陌生人》等共12部爱情小说入围。
    据悉，第三届毛里求斯王子爱情文学奖颁奖仪式将于5月27日在毛里求斯举行。

        电视脱口秀超级主持人奥普拉·温弗莱在美国出版界可谓呼风唤雨，凡是在其主持的读书节目中向读书俱乐部推荐的小说，无不销量倍增，迅速走红。然而自2002年之后，她就转向文学经典的重读，不再关注当代新小说。近日，158位美国作家联合署名发表公开信，希望奥普拉“重开金口”，多向观众介绍当代作品。

　　据长期报道书业的记者M.J.罗斯的调查显示，在奥普拉·温弗莱读书俱乐部2002年不做当代小说作品介绍之后，美国小说的销售急剧下降：“俱乐部会员们不再购买新小说，这改变了美国出版业的面貌。”

　　签名者以女性作家为主，其中不乏名家，比如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裘姆帕·拉希里，华裔作家谭恩美等，不少男作家也参与签名。

　　公开信向温弗莱对提高图书销量的贡献表示感谢，并请她“考虑在她的读书俱乐部再次关注当代作家。”“读者需要你，我们作家也需要你。”

　　奥普拉·温弗莱对公开信反应谨慎。其公司发言人表示：“目前还没有计划改变读书俱乐部的关注方向。”

                     根据亚马逊书店、巴诺书店、北美主要媒体图书排行榜综合整理

英语榜说

　　本周排行榜上有不少新书上榜，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小说类的《移动电话》，出自斯蒂芬·金这位恐怖小说之王之手。随着电影《断背山》的上映，其文学剧本也在书市上有了一个好销量，在小说类排行榜上位居第三。

　　而2005年的最畅销小说《玛丽，玛丽》则落到了第9名。美国头号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温弗莉是个具有点石成金能力的人，凡是在她主持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中所推荐过的书，无一不是畅销书榜上的常客。

　　像詹姆斯·弗雷的《岁月如沙》，早在2003年出版，却乏人问津。2005年9月，欧普拉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官方网站上宣布，在停止推荐作品两年多之后，詹姆斯·弗雷的回忆录《岁月如沙》将成为下一本推荐书。第二天开始，这本书就成为了各大书店的头号畅销书。

　　《岁月如沙》讲述的是弗雷因戒酒戒毒而需要进入戒毒所的那段时间的故事。欧普拉·温弗莉在节目中称赞这本书———“这是个全新的开始，它既不是经典，也不是小说，是个大胆的选择，是一本掏心掏肺的回忆录。”这本书描述的时间从詹姆斯23岁开始，他当时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了10年酗酒和3年滥用药物的恶习。医生告诉他，如果再不停止这些嗜好，可能活不到他的下一个生日，于是他进了戒毒所，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艰辛历程，心理和生理上都遭受重大的改变，这中间他还亲眼目睹了好朋友的离世。

　　弗雷的书详细记录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所有一切有关20岁的种种在他笔下变得鲜活，然而阅读的时候却让人鼻头发酸，那些回忆是那么支离破碎地重新涌现。在这本书畅销的同时，一个调查网站却在怀疑这本自传的真实性，认为他回忆录的重要部分，都是编造或添油加醋而成，弗雷对这些怀疑则回应，自己的作品是真实的。

　    因19世纪美国文学名著而闻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日前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华盛顿郊区的蒙哥马利县。有关方面计划修复这栋小木屋并向公众开放。
　　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这栋乡村小木屋曾是非洲裔美国奴隶乔赛亚·亨森的旧居，而亨森就是哈丽特·比彻·斯托于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中汤姆叔叔的原型。小屋的最后一位主人是希尔德加德·马利特·普雷沃斯特，已于去年9月去世。

　　《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是斯托夫人根据亨森关于自己奴隶生活的日记而创作的。亨森生于1789年，年轻时被卖给该小木屋所在的种植园。他于1830年逃走，最终在加拿大安大略附近定居。那里现在也有一栋“汤姆叔叔的小屋”吸引游客。

　　最近，江苏有位杂文家江帆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发了些牢骚，大意是杂文家现在的生活很清苦，“肚子里的油水很少”，杂文现状很不景气，埋怨很多报纸不给杂文空间。(时代杂文网2005-12-30《杂文究竟怎么了》)对此公的论调，笔者有很多不同意的地方，想在这儿唠叨几句。

　　杂文“式微”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虽然

把时评从杂文中分割出来我并不同意，但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就先大众化一下），最近很少有人再提了，大概大家都认同了这一趋势，只是没有人愿意在桌面上摆出来。

　　从历史的新旧更替这一唯物论观点看，所有的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文体也是如此。“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唐诗极盛之后有宋词代替，宋词之后又有元曲，老的文体虽不至于消亡，但主导地位却不得不拱手让出。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所需要的具有它时代特色的东西，就如同京剧要让位给现代戏剧，相声要让位给小品一样，杂文必定要把言论界的接力棒交给时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说到需要，传统的杂文虽然好处颇多，但却不适应现代的快节奏，而时评则能很好的满足人们的要求。事实上，如果现在的所谓杂文能秉承老杂文耐读讽刺锐利的文学特色的话，也不会这么快落到如此地步。从很早以前有些人的杂文就成了“和事佬儿”杂文，看不懂的杂文，故弄玄虚的杂文，试问，让人看不懂的东西怎么会有市场？和稀泥的文字怎么会有人看？杂文家们在失落的同时应该先问一下自己，你的东西有哪儿能比的上时评？文学性荡然无存，赖以生存的讽刺性难寻踪迹，你的文字有何理由占领巨大市场呢？

　　不要抱怨报纸不给杂文空间，时评那么尖酸刻薄都有空间，怎么会没有你的呢？恐怕是技不如人吧。而杂文家的情绪也就很好理解了，有些说葡萄酸的意味。

　　其实时评也不一定长命百岁，肯定有他的继承者在等着他。

　　所以杂文衰败了也无所谓，历史的必然，没有理由为他去悲伤。本来时评也是杂文的本家，所以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没人去扛鲁迅的大旗。

　　杂文“式微”了，没必要去救它，没有旧的消亡就不会有新生，如果有人硬要为它哭丧，那我只能说它无药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