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老北大早已雨打风吹去——那个欣然接纳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者梁漱溟的老北大，已然遁入历史深处。新北大不再给梁漱溟这样的“土老帽”留下一个位置，新北大的教师必须拥有或洋或土的博士学位，且不管其博士论文是否属于抄袭而来。而在老北大的时代，一切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制度虽不完善却显得生机勃勃，一流的人物和一流的学术成就相映生辉；到了新北大的时代，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这所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个庞大的、迷宫式的官僚机构，确实，这里官员的数量远远比教师多，而在那些有机会留校的年轻博士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熟谙“关系学”的平庸之辈。“学术的北大”和“思想的北大”都处于凋零的命运之中。蔡元培和梁漱溟等先辈，今日若是重返北大的话，当作何感想呢？
    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九十五岁高龄、作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力熏天的领袖。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但是，有几个博士具备了呢？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今天的北大拥有数以千计的博士和博导，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渐稀薄。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导者，或赞美文革中的样板戏如何辉煌壮观，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让官员们先富起来，或声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
的科举制度，或收取佣金成为黑社会头子的辩护士，或认为北大教授拥有别墅和汽车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论点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奇谈怪论哪里有一丝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们不仅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连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这些自以为能够充当“帝王师”的博士、博导们喜欢说违背常识的惊人之语，这是北大的光荣还是耻辱呢？
    今天的北大，最需要的不是引进多少位拥有西方名校博士头衔的学者，而是让真理的光芒破土而出。真理长期遭到了遮蔽，年轻的学子们在黑暗中行走，他们来北大本是为了寻求光明。北大不能只有未名湖的美丽，北大应当成为真理的管道。可是，这管道如今却被堵塞了。北大需要像梁漱溟这样的真理的斗士来疏通这管道。梁漱溟遇到了老北大，遇到了北大的黄金时代，这是他的幸运。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它还会重新出现吗？今天的新北大，有没有可能遇到今天的“梁漱溟”呢？这些问题需要每一个热爱北大的人士来面对。

街上的人都显得可疑
　　　　　　　　　　爹，就是他把我们扔到大河里的

　　　　　　　　　　渔夫
　　　　　　　　　　一汪寒江雪
　　　　　　　　　　钓走了我身上的鳞片

　　　　　　　　　　我光秃秃的了
　　　　　　　　　　一个听话的婴儿渴望习水

　　　　　　　　　　红色就是他们的脸
　　　　　　　　　　坟墓上雕刻着鲜亮的五角星
　　　　　　　　　　允许背判的判决书

　　　　　　　　　　我背干粮上京
　　　　　　　　　　背唐诗三百首寻找城门

　　　　　　　　　　我迷路

　　　　　　　　　　在郭小川书房里哭过清明

　　　　　　　　　　那年，没有文字拜祭你
　　　　　　　　　　一首诗歌
　　　　　　　　　　我想都是不变的路上行人

　　　　　　　　　　欲断魂。

　　　　　　　　　　书房里的日记
　　　　　　　　　　记录了两条不会说话的鱼

　　　　　　　　　　一条没有思想
　　　　　　　　　　一条没有自由

　　　　　　　　　　江冰未化
　　　　　　　　　　渔夫已老

　　　　　　　　　　可我已经是一条大鱼了

　　　　　　　　　　放风的时候出来凑凑热闹
　　　　　　　　　　我亲手燃放的隔江烟火

　　　　　　　　　　正与他们的歌女欢庆亡国

　　　　　　　　　　（2006-04-06于Sand Beach）

清明无法祭父，仅以此诗表达死亡与生存的零距离。

民族主义国家几乎无例外地愿意树立自己美好的形象，以至于影响到社会单位如企业的行为方式，有时你会看到有工厂的大标语赫然书曰：“外树形像，内抓素质。”在另一端，由于树形象要紧即可能带来很直接的效益如官位提升、订单签订，就会忽视内在素质，或说为了形象而有意封闭自己。这种封闭导致了“自愿幽闭”，尽管在形式上的交流存在如“对外开放”，但精神本质却是“故意例外”。

“自愿幽闭－－故意例外”实质上会损坏他们的形像，即容易被“妖魔化”，特别是他们力欲妖魔化别人的时候，更会受到反制。道义原则下的反制即便不是即时发生，也会在一定时滞后反应，而且后者的效果更为严重。从英国查尔斯王子1999年的“蜡像说”到今天贝卢斯可尼的“煮婴论”，中国的国际政治“树形像工程”终于收到负效果，这种“收获”恰如经济高速发展的环境后果一样。

我们没必要从西方人的黄祸意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巨匠霍克海默的“警惕黄种人”的历史阅读结论）来考察文化差异的历史，只看查尔斯王子的“蜡像论”的背景就可知一、二。查尔斯在1999年时曾拒绝出席中国驻英大使馆一次欢迎江泽民访英的宴会，因为“作为持有不同政见者”（不同于王室），他讨厌中国的领导人即江泽民，说他的形像如“蜡像”一般，言之为呆板而毫无生机。

据悉，查尔斯故意怠慢江泽民的原因有二：一是，老江及中国外交官们在香港回归时的拘谨表现，让他这位已经政治上很拘谨的人都受不了啦；二是，不赞成江及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及西藏政策。

关于查尔斯拒不出席大使馆公宴而在家与女友即尚未正式结婚的卡米拉举行私宴，已有林林总总的报道，自不必细说。按中国的俗语说“请客不到，两边害臊”（两边者，主客双方也），但是，在此十年前，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中国一位物理学家（异见者）受美方之邀参加，由于这位物理学家没在中国官方名单上，被自己的同胞堵在大门外。

这样一群把持国家权力的人，在“改革开放”之前，妖魔化西方人；当“改革开放”使西方人成为坐上宾时，他们又妖魔化自己的同胞如那位被堵在门外的物理学家。

查尔斯的日记到今年2月21日才正式因法院申理程序而曝光，此时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已经出版了一年多了。否则，库恩先生会在第22章添上十分有趣的一段，更提高了《江传》的可读性。不过，在江泽民大力妖魔化自己的同胞或把对内妖魔化推向高潮之后，库恩先生又帮他把这种妖魔化予以合法化、历史化。

外国人帮中国人妖魔化自己的同胞，真乃闻所未闻之事。简单回顾与对比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在《江传》上，1999年前后重要事情有许多被“善意”地略去了，比如1998年未对民间组党人士的逮捕，1999年夏末（9月）对网络作家的逮捕；1999年10月21日（在完成这些逮捕后的）访英行程，亦不写入《江传》。难道中国驻英使馆已经未卜先知地知悉了查尔斯王子的决定？

一个以妖魔化别人为能事的体制，肯定地会十分警惕来自他那个小集团之外的“妖魔化”力量－－这是我的一个亲身体会：1999年4月，我写了一篇文章，曰《朱氏迷雾与政治生存策略》，文中说老江的举措大体上就像个满清时代的人。此话源于他的一个为中国人丢脸的动作（那时我还很“民族”，论到现在根本不会管它）——在APEC会议，老江与小克被请到直立话筒前，话筒后面不远处有沙发；小克先讲，老江一提裤褶（熨线）想往沙发上坐，但一看不对劲，又回到话听前，站好，听讲。

我对这一动作的批评，被控为“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定性黑字白纸地存于《起诉意见书》，到正式起诉及判决就没了这句话，但背后的定性是不变的。我不可能与查尔斯共谋，而且查尔斯不懂中文，也不会读到我发表在《欧洲时报》上“妖魔化”老江的文章。之于这两个偶然，政治家们应记住的是，对外界批评当坦然处之，能改的缺点还得尽量改；改不了，也没必要神化自己。

抽象论之，妖魔化别人（从西方人到自己的同胞）又要反制对自己的妖魔化，需要的是“神化”自己。只可惜，这的“神化”从毛泽东崇拜的短暂狂热结束以来，再也无法奏效了。

然而，神化无法凑效并不意味着不承担妖魔化的成本。最近，意大利政界闻人贝卢斯可尼，“接续”查尔斯1999年的“蜡像说”又推出了“煮婴论”，说共产党中国煮过婴儿当肥料。而且，老贝在痛遭国内批评的时候，仍然坚持不收回已发出的“大放之厥词”，称言“资料来自《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云云。我没看过《黑皮书》，但不太相信“煮婴论”，至少可以理性地说：既便有一二例，也不会是普遍现象。倒是，毛时代的大饥馑出现过“人相食”的现象，那个现象比较普遍，规模不小，但至今没有一本较正式的文献来说明。只有个别社会贤达（如李锐）的回忆算作个体证明（如其文《“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就人性而论，“人相食”与“煮婴作肥”没多大本质上的区别，由于后者缺乏更为可靠的旁证，暂存不论。但是，既然吃人的历史存在，一个居于社会顶端的统治集团就没必要继续“神化”自己。简言之，该纠偏的就得纠偏，如停大规模的宗教镇压，释放所有被判刑人员；该道歉的就道歉，如就1989年六四事件给出全面和解态度而不是“早有定论”。

不纠偏，不道歉，就永远无法避免被“妖魔化”。设使社会顶端集团并不把被“妖魔化”当然一个重大政治因素来考虑，那以上分析则无丝毫意义。中国历史上，同胞互相妖魔化的情况不少，远的不说了，只说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再到革命党，都有“灭清妖”的诉求。其间虽然义和团与“妖”达成一致，但“妖”终未免于被逐。革命党称满清为“胡发异种”，不也是“妖”的一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