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共产党是否非法
    英纯子：路兄，今天不是采访，想找您随便聊聊，不知您是否有兴趣？
    老路：哈哈，与美女对谈，如坐春风，老路能无兴趣？
    英纯子：惭愧。不过我们是老朋友了，您即是语含讥讽，我也当好话听着。咱们言归正传。路兄，老路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莫非有什么微言大义？
    老路：哪里。老路又不是圣人，哪里敢有微言大义？不过是杭州一个网友随便叫起来的，老路觉得不错，就用了。
    英纯子：我还以为您是想穿新鞋，走老路呢。
    老路：不过最近的一些回归保守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倒是真有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搞的自由主义，从思想高度到话语深度，都没有超过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虽然自命“先进文化”的代表，其实不过是在重复前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尝不是在走老路？
    英纯子：最近网络上有人在批“西山会议”，您的老乡贺卫方教授受到严厉攻击，不知您怎么看？
    老路：西山会议是三月四日召开的，那个会议纪要在网上传开时，我正在香港访问，上网不便，消息不灵。回家后上网上看到了，觉得国内的左派分子确实是九斤老太的孙女，一代不如一代。
    英纯子：怎么讲？
    老路：左派们认为老贺们是“图穷匕首见”，想要颠覆国家政权了，不得了了，所以建议中共开除老贺，或者干脆把他投进监狱。老路认为，老贺不过是第N种忠诚，正如老贺说的，他爱这个党，所以才这样言说。
    英纯子：左派们指责贺教授宣布共产党“非法”，这个您怎么解释？
    老路：共产党“非法”是一个历史判断、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不用谁来宣布，它是个客观存在。老贺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给共产党支招，让共产党赶紧修补这个漏洞，这还不是第N种忠诚？
    英纯子：您这种说法更加惊世骇俗，贺教授认为共产党是一种非法的存在，还是从技术层面即共产党没有进行登记来论证的，而您直接说共产党在事实上就非法，你有什么理由.吗？
    老路：当然有。你不要忘记老路是律师，是法律人，法律人当然不能信口开河。我说共产党是非法的存在，在49年以前恐怕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根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共产党在大多时候（除了抗战时期）是作为一个叛乱团体存在的，49年以前中华民国可是合法政府。49年以后，中共掌握了大陆的政权，但是这种政权的掌握不是通过民选，而是枪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就是说，这个政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这种掌握政权的程序合法性其实非常稀薄。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必须通过自己的执政努力不断取得人民的认同来积累，你我都知道，这种积累一波三折，到了文革结束，合法性已经变成了清汤寡水的稀粥了。
    英纯子：但是国内也有不少宪政学者认为，共产党执政是有宪法根据的，五四年以后的所有宪法序言都规定，共产党是国家的最高领导力量。毛泽东就曾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如果把宪法作为一个评判标准，共产党的非法判断是不是将遭遇法理上的阻却？
    老路：这个问题提得好。你知道，共产党不信上帝，共产党建立的是个世俗政权，共产党的逻辑是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那么，共产党建立的这个政权，它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
    在西方，在大多数国家，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来源于人民的协议。你看美国宪法第一句是什么？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後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这就是它的合法性来源。这是个完全世俗的东西。美国虽然是个基督教国家，但它的政权来源却是世俗的，即人民的同意。共产党不承认上帝，但是它却搞出了一个先验的权力来源。它在宪法第一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凭什么领导？这个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宪法没有回答。宪法只是在长长的序言里含糊其辞地论证，在中共的领导下，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它的潜逻辑是，中共既然能够夺取政权，它当然应该掌握政权。
    把这个逻辑当成合法性来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个逻辑如果成立，那么，阿狗阿猫为什么就不能起来造反，夺取政权从而取得合法性？这个浅显的道理，即使刘邦那样的无赖也都明白，刘老三明明是通过自己浴血奋斗打下了江山，他偏偏要说自己是老娘与白蛇野合而生，因此他夺取天下乃是受命于天。共产党的精英们何其聪明，难道会犯那个连刘邦都不如的愚蠢的错误吗?所以，在宪法的第一条里，才会不加论证的宣布，工人阶级（实际是）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政权的领导者。这个宣布的逻辑是共产党就是天，这就是“奉天承运”。至于它的合法性从哪里来，只有鬼才知道。
    必须承认，共产党虽然逻辑霸道，但是并不装神弄鬼，倒也显得坦诚、可爱。
    英纯子：听您这样分析，我倒是有点明白了。贺教授是不是也是从这个理念出发，认为共产党“非法”呢？
    老路：我不这样认为。其实夺取政权的方式虽有合法与非法之分，但不能说非法夺取的政权就永远非法，不是这样的。共产党的政权还是有其合法性的。
    英纯子：您把我说糊涂了。
    老路：法律上有一个时效概念，一个物件当初你占有的时候可能是非法的，但是如果过了一定时间，或者这个物件遗传到你的子孙手里，你的占有就可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就可能转变为合法。当然，对国家政权的认识不能这么简单。但是至少是，如果你当初夺取政权的手段不合法，但是经过多少年，你取得了人民的同意，人民已经认同你的统治，你这个政权就不能说是非法。中共49年以后的政权应该是这种状态。现在的问题上，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正在流失。作为中共的20多年的老同志，贺教授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正是为中共着想。如果是我，我可能不会这么着急，因为我没有这个动力。
    英纯子：您好像没有机会加入中共？
    老路：2003年到是有过一次机会，那时候因为我写了一些批评共产党的文章，我们单位的领导找我谈
话，并且希望我加入中共，我说了一句话：我本佳人，奈何做贼？领导大怒，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三国演义里说：汉贼不两立。领导更怒：你竟敢骂共产党？我说我骂我自己，你们是汉，我是贼，不成吗？
    英纯子:哈哈。结果呢？
    老路;结果律师证被扣走两年啊。
    

共产党还能执政30年
    英纯子：有人说贺教授已经画出了颠覆国家政权的路线图，这就是分裂共产党，军队国家化，让共产党交权缴枪，您怎么看？
    老路：这一点老贺说的有点直率，但是并没有大错。首先老贺说的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任何人都心知肚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精英都是认同这个路线图的。否则就不会有党内民主，实现民主政治的说法出笼。共产党分裂是个历史趋势，毛泽东曾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一个七千万人的政治团体，如果是铁板一块，那到真是千奇百怪了。所以，共产党分派是个客观的事实，共产党分裂是个未来的事实。焦国标说，共产党不是千年的乌云，我认为，它连三十年的乌云都不是。
    英纯子：对不起，恕我直言。您是不是认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会维持三十年？
    老路：对。我不像有的“大腕”，五年之内就想让人家交出政权。还有个更可笑的自由派法学家，跑到海外扬言3年内整合海外民运，干掉中共。我认为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
    英纯子:共产党还能执政三十年，有什么根据吗？
    老路:1984年中英谈判香港问题，邓小平先生说过一句话，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有记者问，50年以后怎么办呢？邓说，50年以后也不需要变了。老邓的潜台词是50年以后，大陆的政治制度跟香港没有区别，还变什么？你算算，1984年到现在是多少年？20多年，距离老邓说的那个时间还有多少年？不到30年嘛。
    不少的中共官员也都认为，中共的政权还可以维持30年，理由有两个，一是再过30年，反右、文革、六四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都将淡漠，那时候很多当事人都成古人，很多血泪都已稀释，再处理不会引起多大的社会动荡。二是经济的发展、法制环境的改善，都会给实现民主提供切实的保障。社会矛盾也不会如现在这般尖锐。实现民主当然水到渠成。
    但是民主政治是等不来的，必须从现在开始，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运作，如果坐等天上掉馅饼，恐怕三百年也不成。这就是老贺他们发布这般言说的缘由吧。
    英纯子：民主的推进需要朝野的共识，但是现在这种共识甚至在民间也并没有达成，不然，何以有左派攻击贺教授颠覆国家政权呢？
    老路：这些所谓左派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粪青。他们没有对国家、民族起码责任感，没有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码体认，他们的思路还是文革的思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火车倾覆才叫颠覆，那是个暴力词汇，老贺有那个意思吗？老贺作为共产党的一员，他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给共产党指一条明路。老贺说得很明白，他希望共产党分裂成两派，演变成两个党，然后轮流执政，最终实现民主政治，完成历史转型。这个思路是最终挽救共产党、避免腥风血雨被清算的锦囊妙计。这些左派分子如果是共产党，他就应该感恩，不知感恩，反而想把老贺抓进监狱去，岂不是狗咬吕洞宾？
    英纯子:如果共产党不接受这个建议，会怎么样呢？
    老路：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在病床上老泪横流，他说，我死后，如果不能顺利完成权力交接，那就会血流成河，尸骨如山。但是，当时的中共的领导人毕竟还有智慧，避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现在历史又到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相信共产党内的精英们不会连76年的叶、华都不如吧。
    英纯子：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您自己怎么看待历史的演变？
    老路：我认为，如果不出现大的事变，30年的时间我们将实现宪政民主。
    英纯子：大的事变是指什么？
    老路：比如发生台海战争，比如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英纯子:您认为出现这样的事态的可能有多大？
    老路：无法估计。这要看执政者的智慧和人民的忍耐程度。
    英纯子：本来说好是闲聊，但是我觉得我们谈的很有意义。所以我改变主意了，想发表这个谈话，您同意吗？
    老路：随你。
    英纯子:多谢。如果因此给您带来麻烦，我先向您道歉。
    老路：我放言无忌都出了名了，共产党哪里会那么小心眼？
    英纯子:那好。祝您好运。再见。
    老路：再见。
    
     2006年4月6日

    “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指的是1950年10月10日以后，即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进占北朝鲜，中共中央秘密决定出兵援朝对美作战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场大规模杀、关、管国内敌对分子，旨在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运动。[1] 
    
&nbsp

  去年印度经济提速，增长率超过8％，这立即在中印两国乃至世界上激起讨论。“印度将超过中国”、“21世纪是印度世纪”等言论和认为印度经济积重难返不可能赶上中国的言论形成了一次小论战。今

师涛被强迫劳动之苦役“宝石加工”真相揭秘 陈少文

【2006年4月10日狱委讯】师涛先生目前在湖南省沅江市“赤山监狱”暨“湖南省第一监狱”内 服苦役，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里的“赤山岛”真可谓是目前中国关押政治犯最大的监狱之一，也是中国目前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世界。我曾经把这座人间炼狱比作台湾的“火烧岛”，那是台湾民主斗士们最为痛楚的地方，同时也是台湾民主自由之圣地，故后来被改称为“绿岛”。  赤山岛内除少量原住民外，全是身披警服、手执警具的警察，全是身  着黑白相间铁窗形囚服、脑袋被刮得溜光光的重刑犯。全狱划分九大  监区，第一监区即“基建大队”，主要从事挖泥塘、挑湖沙、建筑工  程等高强度、高危险的苦役，是我三年蒙难里呆得最久的地方。第二  监区即“湖南电机厂”，生产单相、三相多种电机，里面关押的重刑  犯，几乎全是所谓的“黑社会”大哥和杀人放火的江湖大盗。第四监  区是“湖南建筑机械厂”，生产挖掘机、铲土机等建筑机械，是关押  法轮功领袖人物最多的地方，大法弟子“贾则发”在2004年的10月18  日，机智勇敢而具有传奇色彩，神秘地拂手而去，至今仍旧逃避中共  围追绞杀。这出惊心动魄越狱大剧，就发生在第四监区。第三、五、  七监区即“劳务公司”，人数最多，是关押法轮功弟子、政治精英、  民主斗士最多的地方，三个监区，全部从事针织加工、编织加工、宝  石加工、竹席加工、节日灯加工等手工艺。  由于我从事基建苦役，就方便于在各监区活动，也就基本了解到监狱  里的生产、生活情况，也就基本能与全狱的政治精英、民主斗士、大  法弟子们取得联系，更对监狱里最黑暗、最血腥、最惨烈、最悲壮的  情况了如指掌。现在据海外媒体和省内民主精英的披露，《湖南商  报》总编、著名诗人与民主精英师涛先生在赤山监狱的“劳务公司”  里被强迫劳动，从事宝石加工苦役。  宝石加工分布在第三、六监区，七监区亦有少部分人从事宝石加工。  由于师涛是在我去年8月5日出狱后分配到赤山，所以，我不清楚师涛  先生分在哪个监区。但无论师涛先生分在哪个监区、哪个小队，都逃  避不了那种非人的折磨、那种兽性的压迫、那种恐怖的威胁！  赤山监狱的生产与生活区全部修建于50年代初，因此，房屋非常地简  陋，通风和照明是非常地恶劣，且人多浊气熏天、机器躁声震耳、灰  尘扬沸遮目使囚徒们生存在一个黑暗的天地里，又挣扎在水深火热的  熬煎中。  太阳还没有出来，天地还是一片黑沉沉，赤山岛上就响起了沉闷又尖  鸣的钟声。那是“劳务公司”辖下五个大队的起床号。按照《五十八  条》（司法部所颁布的“罪犯生活准则”）规定，所有囚犯必须在五  分钟的时间里洗刷完毕，大操坪里整队集合。其中的状态，人们可以  从夏衍先生所著的《包身工》那里得知犯人们那种悲哀、无奈、凄  惨！其形象却更比起那时候的卖身奴还要触目惊心。  早、中、晚的饭是在工棚外的空地上吃的，每餐的时间仅15分钟，除  了这吃饭的时间外，12个小时全部是蹲在黑暗的世界里听着磨具凄厉  的嘶叫。工具台上有一根细细的导水管，飞速运转的金钢磨石依赖于  水的润滑和降温。囚徒们的手捏着一粒直径不到五微米的人造金钢石  在微弱的灯光下悉心地打磨抛光，要把这粒不规则的金钢石打造成一  个具有六面体而相互透光的符合规则的饰品，其难度在女人们手中尚  属高难度，何况在大丈夫的手里，无异是在摧残他们的灵魂与身体，  无异于是在摧毁他们的精神与信心。因此，每当我在工地上远远地望  到他们放风的时候，全体囚徒们完全精神仿佛，眼神失色、手脚打  鼓，全然不知日月星辰，全然不知人间语言，全然不觉冷暖睛阴。每  一个人在大坪上或立或蹲地默默无闻地渡过这15分钟的稍息时间，接  着又爬进那个噬人的魔鬼洞窟里。  每一个囚犯均有无法完成的任务，于是暴力和血腥随时等待着。首先  是狱警的三大宝贝在伺候着每一个人：苎麻绳！姆指扣！高压电棍！  然后是所谓的“积委会”监工。他们也有三大宝贝：竹板！拳头！篇  担！“积委会”的监工是用来“以犯制犯”。他们在警察的唆使下，  动用非常的暴力，对着与他同样身分的人拳打脚踢，用竹板死劲地抽  打那些无法完成任务的老年犯人与病弱之囚，用扁担劈向那些胆敢哭  泣、怒吼冲天的年轻囚徒。打完之后，狱警们又把这那些不服的人过  一次堂，轻的则用姆指扣把左右手反手扣住吊在木柱上，稍重的则用  苎麻绳索五花大绑地勒住手脚，其残酷度无异于五马分尸。严重的反  改造分子则用几十万伏的高压电棍猛烈地攻击犯人的胫部、阴部、腋  部等神经最为敏感的部位！  为什么完不成“干部”（实则是积委会头目们）定下的任务？有二个  原因！一是磨宝石虽然不那么地超负荷、超体力的劳动，但它却是精  神最为紧张、思想最为集中、手脚最为灵巧、心息最为平和的劳动，  且长时间地站立在恶劣地环境里，每时每刻地被躁音、尘灰、浊气所  吞噬。尽管你用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明天的任务你绝对  地无法完成。何况每年每月每日每时重复地操作同样的工作。其二是  “干部”为了中饱私囊，干下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天天加码，日日  增添，把任务定得无法完成！逼迫你用家里邮来的生活费去打理他  们。今天你给了我好处，则你今天在监房里喝酒逍遥，其任务则加在  其它囚徒们的身上。如果你今天没有交纳好处费，则你明天又要去与  打磨机为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党徒们就会用囚徒们的血、泪垒  就了他们的淫威！  师涛先生蒙难于其中，是否与喻东岳先生一样被这国家机器所粉碎，  我不知，他也无法知道！  （于2006年4月7日下午15时22分匆笔于湖南省涟源市）

在我即将离开我喜欢的那座城市之前，我开始阅读麦卡勒斯，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宽敞的书店大堂里随意翻开一本《心是孤独的猎手》，跳过所有扉页上诸如“二十世纪百佳英文小说十七位”这样的宣传字眼，直接翻倒了开头。“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她这样写到，两分钟后，决定买下这本书，因为这个伟大的开头。
　　这是一本像洞一样的小说，既清晰可见，又深不见底，五六个人物，若干种生活，若干个深深的隐藏着的自我，却有着相同的孤独，做为一个同样写小说的人，想到她23岁就写出这样的小说，难免让人有些绝望，但是有些东西是文字意气以外的东西，我合上书，久久的凝视着封面上麦卡勒斯那双清洌而孤独的眼睛，一个身患残疾的又瘦又高的有着一张娃娃脸的女人，一个双性恋者，一个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女人，她所有的故事，描写的都是四个字，永远孤独。
　　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总是在一起，有一天，两个哑巴中的一个离开了，剩下的一个哑巴来到人群中，他立刻被人们所包围，因为他不说话，所以每个人都以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上帝”，他们向他倾诉，仿佛找到了他们孤独的出口，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真的听懂他们的话，他有属于他自己的孤独，所谓心心相通，都只是一场误会而已。哑巴同样也活在误会之中，依赖着自己内心的固执而生存，坚定的相信那个离去了的伙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知音。在整个的故事中，只有一个人是不孤独，也因此不需要依赖任何其它人而存在的，那就是那个离去的哑巴，但他除了是个疯子以外，还是一个任性的贼。直到有一天，离开的哑巴死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切都分崩离析，世界在下沉，下沉，前方只剩下一片永无止境的黑夜。
　　若是几年前，读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也许会哭，而现如今，我只是放下书，到外面给自己倒一杯水喝而已，因为我知道故事里的任何一个人的孤独与我无关，就像我的孤独与任何故事都无关一样，虽然我们看上去是那么的相同，会忍不住设想，是否我们还可以沟通，但这就像书中所描绘的一样，那只是一场误会。
　　但是我依然会像所有的人一样有些不甘心，我接下去又找来了她的其它两部小说，《婚礼的成员》和《伤心咖啡馆之歌》，然而，麦卡勒斯自己也没有找到出路，除了让孤独的人更孤独，这个世界，没有出口。《婚礼的成员》是成长的孤独，《伤心咖啡馆之歌》是爱情的孤独，所不同的是，等我读到了《伤心咖啡馆之歌》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没有绝望，只有绝决。
　　世界上本没有上帝来帮助你走出孤独，哪怕貌似上帝的人，此生也只出现一次，那就是辛格先生，那个优雅的哑巴，他出现在麦卡勒斯23岁那年的故事里，然后他死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回来过，在《婚礼的成员》中，麦卡勒斯不仅仅连一个假想的“上帝”都没有给过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麦淇，连完全不能理解麦淇，但至少能够互相陪伴的两个伙伴，家里的黑人保姆和表弟也相继离开了。没有一个微笑，麦淇所有的出口甚至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场婚礼，但是当她来到婚礼的时候，她终于懂得了，她的孤独与任何人无关，这个世界对她丝毫不在意。
　　成长的孤独也许还可以对未来基于一丝希望，但是未来总有一天会来到眼前，我们总有一天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寄希望于未来，于是我们纵身扑向爱情，这就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对于灵魂深处总有着巨大的孤独的人来说，爱情永远是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两个人的，它是一个人逃脱孤独的出口，所以爱一个人，远比被人爱要重要得多，马文爱上爱米莉亚小姐，爱米莉亚小姐爱上那个叫雷蒙的罗锅，而罗锅又爱上了马文，三个各不相同的人，三个同样被孤独诅咒的灵魂，三场注定没有好下场的爱情，他们的爱情都与被爱者无关，形成的是一场怪异的轮回。虽然爱米莉亚小姐令人同情，但我却不能因此憎恨马文和罗锅，因为在巨大的孤独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上帝，没有救赎，只有孤独，伤心咖啡馆，它是孤独旅人的最后一站，马文和雷蒙走的时候，将爱米莉亚小姐的一切都捣毁了，烧毁了。，你若真要在她的小说里寻找出路，这就是麦卡勒斯最后的出路，你爱的人和爱过你的人，他们都于你无关，爱，只是让人更孤独，更加互相憎恨的东西。
　　“到第四年，爱米莉亚小姐从奇霍请来木匠，让他把门窗都钉上了板，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呆在紧闭的房间里。”
　　在我所遇到的作家中，还没有人能像麦卡勒斯一样把孤独描写的这样迷人的呢，我并不为她的作品而伤感，在我看来，麦卡勒斯自己对读者也丝毫没有此意。和小儿女们的孤独不同，麦卡勒斯的孤独是巨大的，正因为这孤独太巨大，有时候反倒让人更加坦然，仿佛是再渺小的灵魂，一旦拥有了这样巨大的孤独，也会变得强大起来，这强大，就像孤独本身一样是无法超越，不可战胜的。如果你还因为孤独而感到忐忑不安，忧伤不已的话，那么，这之能说明你还不够孤独。这才是麦卡勒斯式孤独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谁能画出孤独的样子？这是阅读麦卡勒斯之后，久久在我心里徘徊的一个问题，孤独原来总是有着不同种的颜色，梵高的孤独是流光四溢的灿烂星空，马尔克斯的孤独担负着的是一个民族。海明威的孤独总带着硬硬的壳，而麦卡勒斯的孤独却是木质的，仿佛我心中的孤独，早已随着我的年华老去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它笔直的冲向天空，向着那虚无生长，什么也无法将它阻挡，直到有一天，我们和死亡相逢，它使你强大，但它和任何人无关。它深深的扎根在你的生命中，永远不会退场。

关于清代文字狱的文字不知读过多少，对之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认知，那就是专制者为巩固自身的权力以暴力的手段压制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乃至产生。读过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后我的态度有了改变。
　　
　　虽然史氏景仰司马迁的史观和才情，在美国学界，他也是大名鼎鼎，“评论界称史氏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奋不顾身地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不过初读此书是郁闷的，几不能卒读。这是一本力图呈现出1720-1730年间某种生活的片段，而非那种表达出一种特殊观念或阐释某一理念的书。这使我最初的阅读期待落空，可能理论问题并非史氏所好；而史氏为了增加阅读的效果也使用了不少小说笔法，但太多灰色、令人气闷的现象，读来心情十分沉重。我之所以能够读完它应归功于我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共鸣，书中描写的生活似乎是我个人近来思想困境的一个镜像或者说解脱，在前言中史氏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对于我们而言，曾静案又带上了某种现代光环，激发起人们有关后世中国及其他形形式式政权的回忆”。
　　
　　国内学者有关文字狱的论述多是围绕着权力与个人自由、与正义或真理的冲突来展开的，这固然是一种事实，但同时又是一种遮蔽，立场过于鲜明的批判本身就是我们被压抑的权利意志的一种病态表现。而作为汉学家的史景迁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他行文虽也难于超脱个人的情感和立场，但他是置身事外的，可我们总处于他所描绘的某一类之中，因此他写作的现实性应该更接近真实。坦率地说国内少有人写出这种让我们熟悉又陌生的生活，这是一种只有透过“异域的眼睛”才能发现的自我真实性的存在，他总是能够对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从而触动了我们内心中隐秘的东西。另外他的表述隐含着他的观念但又没有预设一种道德的前提，易于为人认可。他在书中描述的事实宛如一面多棱镜每一个人或许都可从中看到自我熟悉的面相。显然，他也并非只是想描述一个古老生活的断片，“但几乎从此案的爆发之初，便可见出，其渊源潜藏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此书的副标题同样预示了这种努力“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他不仅仅关注文字狱这个个案，更是关注到古代中国文化或文人与权利的关系。首先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甚至直到现在仍置身其中的生活场景，并在其中再现了一个绝对权力的社会基础和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对于我而言此书从一个权力运作的高度透视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隐秘存在，甚至说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某种内在的结构，描绘出几千年来相对静态社会的基本脉络与动力机制。皇权的运作和文化的生成，特别是二者之间的混乱关系是传统社会的内在动力亦是一种表现。
　　
　　最初我愤怒于失去制约的权力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献媚，稍后我则困惑于这种权力的奴性和对权力绝对化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的水乳交融的关系，特别是这种暧昧性所可能表现出的邪恶。这在《皇帝与秀才》一书中有令人瞠目的表现。熟悉曾静一案的人再看此书，总会有一种荒谬和被愚弄之感，如此一个荒诞不经、微小的案件竟惊动日理万机的皇上和无以记数的大臣们放弃军国大事，而投身到各种细枝末节的谋划中，在这里几乎没有正义、善恶可言，在有些人的行事中甚至毫无这方面的思考，有的只是权利和权利意志的种种表现，而支撑这些的同样是权力和对权力的欲望。作为一个老百姓阅读这些内容时内心里充满惶惑和恐惧，且不说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耻、卑鄙和邪恶，我更是质疑那些为政者到底有多少精力和意愿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这也完全破坏了我偶尔的怀古之情。
　　
　　但是读完全书后我并未像往常那样表现的爱憎分明，而是处于一种混乱的情绪之中。有时在海边散步的时候会对雍正产生一种微妙的同情，在古代社会，权势者只是民众在心理上创造出来的一个共同想象，是民族意识乃至说皇权是图腾意识的一个集中体现（龙和凤既是皇权的象征又是中华民族具有吉祥意义的图腾对象）。对于那样的民众只能采取威压的手段，在那样的社会保持相对公正的稳定是最佳的选择。从现实的角度而言雍正是无辜的甚至说也是一个失败者，（当然在现代人的眼中书中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他虽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显然他无法安身于个人的命运，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残暴是现实和时代的反映，更是他个人生活和精神上失败的一个表现，并背离了个人的生活真实。他是身不由己的，他的被人欺骗和愚弄，特别是他对之的需要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达到个人的虚妄。在他晚年寻仙问道中渴求着一种永恒的恶，据说他也因此而亡。但是维护他的绝对权力是他政权的基础，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更是保存个人生命所必须的。他不过是以恶来制恶，而他的这种追求及表现同样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在此我不期然想到曹操的自白和那些民间众多的“土皇帝”们，）且他并非是清醒的，他的行为是一种自愚式的愚人。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的理念而要求他放弃他的权利，当然我们也无法赞同他。
　　
　　我对曾静向无好感，但对于相对弱势者曾静等人我们更不应批判。而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邪恶的。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这个过程似乎也没有人心怀恶意或歉疚。皇帝做了他可能做的事来争取民心，比如公开他和曾静的争论，组织“征西宣谕队”等是有些超越凡尘之处，甚至有一些现代的色彩，事实上历史中的雍正在治国中尚有可称道之处，算得上一位有为的君主；百姓做了最具挑战性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处境；文人千方百计地说出了内心的话；官员牺牲了他们所能放弃的人格来维护他们的权位。总之每一个人都在尽其所能去释放自己或改善自身的处境，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正如史氏所言：“然而，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映是何等实际。”但整个过程充满的不是喜悦而是荒谬，在这平静的盛世气象之下隐藏着多少权谋和血腥，多少不安、绝望和背叛。一方面是竭力为一个赤裸裸的专制政权制造合法的假象，另一方面是对这一权力的想象、颠覆和取尔代之的渴望。当然我并非否认现实中权利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质疑这种权力追求的单一性所带来的权利的异化和畸变，从而损害了每一个人权利存在的基础。当我说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存在的最大空间时又以自身的行为损害了这个基础，可能有些让人费解。但仅就曾静一案的发生和发展来说事实确实如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一个不断变形的权力形象是如何运作起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质疑这种权力，人们都纠缠于权利获得过程的合法性，因而人们不但屈服于权力，更是让它在想象中趋于完美。绝对权力也似乎是每一个人内心里的向往。我一直奇怪这种极端病态的权力是如何凌驾于那些同样有着自我权利意识的众多人群之上的，当然这种权力势必
压制大多数人的权利存在空间，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了每一个人追求自己权利意志的努力，因此这个问题不在于权力本身或表现，而在于产生这种权力的社会基础，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此负责，问题是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这种权力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又是权力的牺牲品，那么又有谁能够对之负责呢。
　　
　　问题何在？我认为在中国除了权利以外，中国人在文化精神上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制衡权利的话语体系或价值标准。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富有道德的表现，更多的是对各种现象所做的道德解释。而民间生活的相对原始状态，使得放任个人的欲望和对之的控制需要绝对的权力，同时也会产生这样的权力，这本身是一种恶并形成恶，权力和权利意志成为生活的最高主宰也是单一性的追求。当然权利欲望不仅仅是丛林法则的体现，更会消弱人的自然性存在基础，我深知一个人对权力的渴望足以毁灭任何的人性：人性的畸变或生命的消灭。当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既定的真理时那就是权力，但同时权力又是不能容忍任何真理的存在，这时我们只有以权力来消除权利，又以权力来滋生权利，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不断反复的内在因素。因此在中国权力不仅仅是一种想象性对象，更致命的是这种权力缺乏一个合法性的基础，缺乏合法性的权力注定要以一种蒙昧和暴力的面孔呈现。但是越是绝对的权力越虚弱，如此微不足道的事件引发皇权的高度关注，本身就是对自身权利缺乏信心的表现，权力的残暴一方面是对自我盲目性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在稍有自我意识的人那里则是呈现出自我辩护的倾向；文字狱和文化追求是这两个方面的呈现形式。而在中国权力的邪恶表现还在于这种权力掌握了合法伤害其他的权利的权力。在那样的时代或许惟有儒学可以并试图给那些赤裸裸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所谓的“王道”与“霸道”之辩。但是权力以及追求权利的意志是否能够并愿意适应这种相对的束缚一直是古代中国生活动荡的内在因素。这个问题早在宋朝的程颐在《论经筵第三札子》就有过相同的表达：“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感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主，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如果不接受这种制约最终会伤害到权力自身，如接受他们追求权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是问题的表现，并非问题所在，根本在于这种绝对权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儒家是在肯定这种权力的现实中，力求给以导引或制约，比如王道说和君子人格的建构等。这往往使儒学与皇权有一种微妙的合谋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书中各种人物的命运窥探到在专制时代文化与权利的关系，探讨一下文人的命运。与权利合谋者如所谓岳飞的后人岳钟琪，最终成为权利的牺牲品。那些官僚的经历说明了以知识来获取权力者最终都会与权利形成同构的关系。而对权力持批判立场的文人如吕留良则面临着被绞杀的命运，因为他不同于流言和权利而构成了另一种权力：一种独立和正义的力量。不过文化与权利的敌对，对两者都是致命的，它们的对立更表现在它们的相互攫取的欲望，这表现在权势者的文化焦虑和文人难于摆脱的依附性命运，文人要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必须能够形成一个足以抗衡现实的力量，而这在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更多的是这种内在张力的表现，当然也有表现远离权力中心的落寞。而文字狱便是这种矛盾与同一的具体和集中表现。在雍正那里则是要“从人犯的灵魂深处挖掘任何有关流言传布的记忆”。也就是企图把权力塑造为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文化形态。但正如书中末章所写：“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场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议的口耳相传。”民间和皇权的角力则是更加直接。在权谋的时代可能还有一种相对安全的权力存在，那便是一种无知的权利如李卫等，他们没有精神的负担，多是出于个人利益而行事，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合理的。
　　
　　本书中唯一的亮点是儒生唐孙镐的表现，我们可以读读他反对惩罚吕留良的揭贴：“……自知此次上书，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十之九，然其与无耻之诸葛际盛并生阳世，何如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也。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野草复生，孽畜后之。……”我们再来看看雍正的处置“不久才宽赦了曾静的雍正在迈柱的折尾以草书对这名为吕留良喊怨辩护的文人朱笔圣裁：以此妄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他，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权力的凶恶面目毕现矣。这也是文字狱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暴力和蒙昧是基本手段，反智是基本教义。这同样暴露了权力的真实，对无知的厚爱和对个人精神的摧残，具体表现为对真实的遮掩与对个人人格的压抑，民众的无知和无人格是绝对权力的基础又是权力的目标。从而使我认识到文字狱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古人日常精神生活的一个背景。雍正对曾静的宽赦并非是他无罪而是因为他无知，而他对吕留良的追加惩罚并非是吕氏有罪，而是他表达了对当权者的蔑视和说出了他们获取权力的罪恶基础、过程及表现。显然，雍正这样做是以危害权力的程度而定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曾静成为他发现和清除权利斗争过程中的残余势力，并证明和显示其权力存在合法性的一个工具。曾静他们只是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从这一点讲，雍正是公正。
　　
　　这可以说是对真正儒家精神的迫害。那么如果儒家的基本教义都能落实在日常生活，会不会改变这种权利之间恶斗的结局。首先这种设想缺乏现实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中寻求思想和文化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另外，设若吕留良等人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也不会是太平盛世，可能会更加混乱。问题在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阙如，和一种赋予存在合法性的社会基础的阙如。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文化，当然有人或许会说中国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宋以后）就是没有能够回应现实的挑战，从而使明清以来权力专制日益恶化。而在于中国人生存的相对静态化和原始性，而没有被文明化，有人或许会举例说中国文化向来是“好古”的或者说保守的，但他们忘了文化虽是对现实超越意识的体现，又只能是现实的一种反映。在此我不得不又想到老黑格尔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另外，黑格尔也曾简洁明了地评价过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看到曾静、张熙和岳钟琪、雍正使用着相同的话语体系、认知方式乃至可互换的生存命运，可这么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最终都“悔改”了，“理解”了和
合作了。他们都熟练于一套儒家的话语，不过雍正们是以之来维护和巩固他的权力，在弱势者曾静那里则是他寻求摆脱个人困境以获取权利的工具，曾静与雍正相同的价值取向使他们相互打量创造出一个共同的精神面相：《大义觉迷录》，在这些文字中他们都是真诚的，都以为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真相：内在的苍白、无耻和凶恶。一个是因无知而不能认识真实，一个是因虚妄不能容忍真实。史氏关于此案的一个判语也许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曾静和雍正皇帝从未谋面，然而我们却足可认定两人知己知彼。他们向彼此释放的信息有时晦暗不清，但基本上还是颇可辨读。他俩都充满自信并向往其所属意的国家。他们彼此为理解对方而摸索……” 当然在残酷的现实中人们需要儒学。
　　
　　这也可以说在古代社会真正的儒学是被排斥的和被利用的，这也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无法坦然面对儒学的一个原因。不过在我看来有些倒果为因，把权力时代的牺牲品当作权利的帮凶，从而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欲望。当然作为一种理想型的意识形态，儒学的自然主义基础和它对权力的塑造欲望，更多地转向为对被压制者的安慰乃至愚弄，从而恶化了权利的畸变现象，并形成一种对自我和真实性的自觉或潜意识的伪装和清除。不过儒学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畸变可归因于其自身的问题，但也是任何文化形态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常常指责中国是以制度来塑造人或让人来顺应制度，而非着力去建构适合人性的制度，这是表象之谈。实现存在的最大自由，可能是每一个生命的自然追求，可以说现实中每一个人都会做出有益于自己的选择，应该说任何样的制度都不可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存在，是否可以说制度只是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体现？如是，那么为何有的制度更适合个人的发展，有的制度则是对个人的种种压抑呢？！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人们很习惯将之推到国民性或文化上，其实文化只是现实的一种超越意识的体现，那么文化的作用又在哪里呢，难道只是一种理想型，这种困境特别是精神困境能否通过文化来解决，而现实中的文化多是对这种困境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都自由了，生活会不会更加美好，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写下这些可能只是希望我们能够面对和接受真实，我们只有在肯定真实，和任何事物存在的权利的基础上才能优化现实。我们也只有在自我肯定的同时创造一种心灵的真实，为生命营造更多更大的生存空间。
　　
　　虽然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但有一个东西是胜利者，那便是流言。这个谋逆案起于流言又终于流言，连旨在消除流言的皇权与民间共同的精神产品《大义觉迷录》同样是肇端于流言，其产生后更成为流言的一个源头。而雍正最终也死在流言之中。乃至当前热播的那些宫廷帝王戏何尝不是流言的产物。流言的胜利似乎也是正义的胜利。流言是人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获取信息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那些无法通过正当渠道散布和传播的信息集散地。因而也可以说流言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权力的产物，流言总是指向权势者或由他们造成的，因而它们常常与权力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是朋友也是敌人，是非法权力的基础又是解毒剂，流言太盛或没有流言（道路以目）的时代，都是权力面临崩溃的时期。流言的胜利好象也是真实的胜利，每一则流言都包含着人们难于臆想的事实，当然也有善的渴望。不过流言是对真实的渴望同时又是对事实的扭曲，这是传播方式决定的，也是传播者和接受者共通的心理使然，流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多是失败者和那些弱势群体。流言往往使真实（一般是难于接受的）变成一种自我指向式的可想象空间，他们不是去接受或创造真实而是从中获得快慰。可惜的是这些只是流言，（没有承担更取消着生命的责任意识），如江河一样无法断绝的语言塑造并滋养着我们的生活。

秋风起兮白云归，草木黄落兮雁南飞；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钟鼓乐兮发棹歌，欢乐极兮悲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汉武帝，刘彻，《秋风辞》
　　
　　以往，每每秋天来的时候，我都是有些伤感的，也许是西北关中地区在这个有些郁闷的时节雨水比较多的缘故吧。自古以来这样的一个季节也许就跟忧愁还有蔓延的思绪也许还有不安的心态结合起来，在以前各色人等的吟咏浅唱中消逝了最初原民时代的色彩，更多收获季节的喜悦被江南那些才子沾染上了浓的再也化不开得历史悲愁的情结，缠绵的悠远而百转千回的倾情诉说。
　　
　　“难把情深作浅谈，一窗水色透冰蓝。人间缘去何余叹，几向秋凉问苦甘。”句子我想还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秋天的情结来作为它的诠释的，尽管里面幽怨的成分多过让人欣喜若狂的缠绵。只是如何才能做到这样的平和和闲适，原来诗句也是磨心，情肠漫把作苦吟之后才只于那日分离，单单却让我独自一人幽怀说到如今。
　　
　　闲暇的时候，一个人也许会什么都不做。安静的把眼睛闭上，凝心静气，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可能在自我的陶醉中欣赏着什么，有些这样的事情只能自己的内心最清楚。即使如数的倾诉于你，未必你也会有如此的情怀。要么，光着脚丫子坐到窗沿上，看着黄昏里的夕阳如血，沉沉西去，关注的一刹那，眼睛里面也会同时溢满许多的期待。散落的CD，还有昨天未看完结的书本，落在地上的圆珠笔和白笺纸，想来应该还是一道绝美的风景。
　　
　　也许会想到，关中地区的乡下，收割后的田野裸露着无边无际的褐色，铁轨两边掠过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这些树中的“伟丈夫”们肃立在寒野中，铁杆虬枝，光秃秃的枝头找不到一片黄叶，比“八大山人”笔下的枯瘦的老树还要冷，还要硬。不由得感叹北方初冬的凛冽肃杀与家乡的山清水秀的冬天有着视觉上的天壤之别。前者易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悲凉，后者能使人体会到生命的丰富。眼下，这种使人抿及到悲苍的北方的田野更吻合我的心境。
　　
　　仿佛为了让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一个硕大的鸟巢映入了我的眼帘，它挂在白杨树的高高的树梢上，像一个巨大的“？”悬在苍茫的暮色中，一只黑色的鸟儿站在鸟巢边。在这寒风呼号的傍晚，一只孤零零的鸟儿停在一步之遥的巢边，它在等待着什么？在期望着什么？这或许是一只失去了幼鸟的母鸟——没有了爱子的家无论是于嗷故侨死喽贾皇巧嘶车目粘病Ｆ丛谕猓诼眯兄蟹胖鹕プ又吹奈也灰蚕裾庵徊辉腹槌驳哪?
　　
　　收拾好散乱的心情，俯拾之间，仿佛好像可以把从外面不经意带来的慌乱和懵懂的阴云扫光，或许只是并不怎么很彻底的清理。体验着一动一静的韵致的时刻，你不会想到这样也是转瞬即逝，惋惜也都已经是很迟了。
　　
　　夜色逐渐的蔓延的开来，华灯初上，直到视觉疲劳的同时，想到要去感受一壶水的安逸。白天的浮躁和落寞，奔忙和不安，现在全都可以撒手不管。安逸的看着朋友远远寄来的泉水注入到壶中优雅的姿态，氤氲的寒气缥缈可见，冰凉的感受从手指直传到心头上。桌面泛起的冷光照着刚刚洗好的素瓷杯，檀香袅袅而上，会是我的爱人喜欢的情景吗？此刻，而今，开始把一切喧闹和芜杂拒绝在门外。
　　
　　倘若想要安静一点，或者说达到安谧的境界，那么如果放CD就是一个很可悲的举措。稍微梳理好心绪，略略深深的呼吸数次，云手水袖风行，片刻之后一杯稍加浓酽红润的单丛茶已经上手，顺汤入喉，坐正，脑子里只有这消不掉的惬意一丝一缕慢悠悠颤巍巍的传到舌苔，心头，腑脏之间，默默不语，体验的滋味如同看到一个个花骨朵便争先恐后地打开，缓缓舒展的六片花瓣微微往外卷，大大的花瓣从花心开始由深渐浅，染着晕晕的淡粉红，六根淡绿色花蕊的顶端嵌着深紫红的小珠子，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淡雅的香味，谁的完美地心结幻化的，如此将华美与清纯、高贵与典雅结合得那么完满，真令人叹为观止。
　　
　　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为工作为学习上的事情不停的奔忙，有时也会通宵达旦的看书，整理资料，写报告什么的，没有来得及区感受久已忽视的茶事生活，紊乱的作息规律，烦嚣的市井吵闹，也究竟是无法彻底的让自己真正的安静下来消受一杯茶水的幸福。习惯中的轮回我想如果缺乏了茶水的滋润，那么我的心情该是如何的枯泛其味。何尝不直到，一天忙到晚的困倦如此地看不住，外面诱惑力太大的浮泛我变得疲软不堪。安稳的消受茶水的滋补都成了奢望。
　　
　　所以感官的此刻绝对难以轻易罢手放弃，茶巡第三次，第四次，味觉感触不断，身心得到的滋养也在不断的上升，毛孔被茶水熨贴的舒服到了极致。张力的扩展与收缩，慢慢的舒缓，这样的感觉何曾不会吸引你去仔细的体会。个人抑或只是一个个体的生理上的安静的体验，传导到周围，你也成为关注的中心。
　　
　　看着月光照射在杯子里的感觉，身心不断浸染在这些寂然的环境，仿佛静谧也可掬一手然后轻松的放开。
　　
　　微风轻拂蓝色的窗帘，杯子里面茶水的云气还在上升，转折，慢悠悠的舞动，而我手上的书已经失手滑落到地上，不知不觉我很想沉沉睡去。
　　
　　如何的错过才不是失去收取一道绝美的风景，我还未深刻的体会到那样别致的宁静或者慌乱中的镇定和从容。只是可怜晚景中的阳光，离落人间又是几段情愫不尽！

[由头]

女诗人挥笔十万情书，佳节赠佳人，着实让2006年的情人节惊诧了一把。事情起源于花城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一套“21世纪女性诗丛”，为了促销，策划者设计了一个“让诗歌走向大众”的活动，分属不同传媒机构的六家时尚/女性/学生杂志共发出十万个粉红信封，打开后是一首叫《十封情书》的诗，来自燕窝诗集《恋爱中的诗经》，典雅的玫瑰图案包裹着感人至深的情诗，购买杂志的读者可以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意中人。

促销有没有成功，这么短时间内还难以检测。但这条新闻确实炒作得满天飞，成为节日文化的一大景观，上海新闻晨报直以“女诗人送10万情书赚吆喝”为题赚自己的吆喝。大众传媒有自己的关注点，与策划者的思路未必一致，那么借助时尚传媒来推动诗集的销售与影响，到底是自掉身份还是搭快车，这车是顺风车还是开倒车，是笑剧还是喜剧……这里面颇有些曲衷，不妨听诸位一议。

[正方]

发行量少=艺术性高？

杨克（诗人）：当代社会在传播手段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诗歌应该善用这一点，我们要用最好的传媒手段来为高品质的作品服务。

当前纯文学都面临着危机，旧路子既然是不通的、至少是困难的，那么我们何不尝试一下别的手段、别的可能性？或许能找出一条新道路，让小众的文学通过大众的传播手段走向大众。我相信，尝试一下比什么都不做好。

所谓“严肃文学读物与普通读者距离较远”是不正常的

朱燕玲（编辑）：卡夫卡虽好却没有太多人读，仿佛这就证明了“严肃文学读物与普通读者距离较远”这句话。这个理解有误区。一个作者把作品写出来，就是希望给人看，通过阅读的过程找到精神的同路人或得到认可，卡夫卡也不例外。出版卡夫卡的出版社，肯定对它的文学价值有信心，认为可以成为长销书，在一个更长时间内争取更多的读者，这是那些没有太多价值去赢得时间考验的图书可以做到的。其实任何读物都是要争取最多读者的，都需要读者。

用传播来做文学

王晓渔（青年学者）：我不同意“文学经过大众传播会成为庸俗文学”的观点，目前现状不是传播得过头了，恰恰是相反。虽然我们并不期待全民写诗这种事情（它本身很值得怀疑），但在当下的精英文化层面诗歌都是严重缺席的，这肯定不对劲。有一种说法是“用传播来做文学”，我觉得它是两个层面的意思：诗歌是诗歌，它的价值根植于作品本身；传播的范围大小不可能改变作品的固有价值，但在传播范围方面会有所影响。

科举之外的另一种诗歌普及方式

周公度（广通中视传播公司，参与本次发出信封的杂志主编）：唐诗宋词的繁盛，除了国力强盛，它们在科举制度中引入诗歌考试，使当时的才子士人重诗赋文章之美，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而在当今中国，诗歌进入考试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远远多于支持者。它的根本原因除了诗歌的标准无法确定以外，当代诗人与诗歌的地位衰微，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相比是如此不协调也是有原因的。这体现了国内基础教育给诗歌的位置，关系颇深。

我把这次“情诗运动”称为科举之外的另一种诗歌普及方式。我深深希望，燕窝的这次“情书与诗歌运动”能对社会各界产生诸多有益的思考，能对诗人的写作产生新的启发。而我所能做到的最直接的努力，就是把诗歌的稿费翻两番。

[反方]

严肃文学，谁给你媚俗的权力？（网友：偷着乐）

严肃文学，你的本分就是小众的、贫穷的。这一点坚持正是你被人尊重的根本，如果你像流行歌曲一样传唱、像流动商贩一样叫卖，你的尊严何在？

纯文学———卡在马桶里的一块金砖（网友：淘淘）

迫于时势，可能纯文学也只能走这条路了，现在什么都市场化了，把“大家闺秀”都逼成了“马路天使”，连最后的贵族———诗歌也不能幸免了。

就一介平民来说，我举双脚支持市场化。不市场化，咱们桌上的肉、嘴里的米饭从哪里来？但怎么诗歌要市场化，我心里就这么别扭呢？不仅仅是别扭，还很伤感。可能人就这么犯贱吧，吃饱了穿暖了，像个人样了，就想点有尊严的事情了，总不能把什么都弄到温饱的等级上吧？有条件了，还是想抱一抱“大家闺秀”的，都是“马路天使”……那个呕心啊。

不仅犯贱，我还觉得我自私，比方说，为什么市场化到了自己身上就这么顺眼呢，人家诗人就算捱饿，也得守着不市场化？我吃的喝的市场化，就是我自己的事，人家诗人吃的喝的市场化了，就碍着我了？我觉得他们也苦啊———搞的是诗歌、是文化，还出版了，那就是公众的事，就不再是个人的问题了，确实就碍着我了。我就是不想让碍着我的这一块“文化”不“大家闺秀”了、不“贵族”了、不肯捱饿了。饿的反正不是我的肚子，撕下的文化面皮却有我的份。所以我觉得诗人……难。真难。

但谁叫他们当了诗人了？

那可是多大的光荣啊。当得起，就应该捱得。出版诗集了，就是公众人物了，是咱们老百姓的上层建筑———文化的一块砖了，哪怕捱饿，也得为咱们端着大家闺秀的架子。

我觉得吧，现在这个纯文学和时尚勾搭的事儿，就像金砖掉去了马桶，冲又冲不下去：因为人还是要有点子精神的，哪怕它既不能填肚子又不能穿上身，也不能就没了这一块、不讲这一块了。冲不下去，但是用这种门道勾勾搭搭、弄点经济效益，这金砖捞得起来也是满身屎味。臭。

当诗歌傍上时尚（网友：杀破狗）

诗歌傍上时尚杂志，我还是从报纸上知道的，据说从1月25日起到情人节，全国六家时尚杂志和部分书店将陆续向自己的读者送出十万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有《十封情书》这样的字眼，并且说这是诗人首次尝试通过时尚杂志来推广诗集。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家商业策划搞的无厘头的策划呢，敢情是诗人希望借杂志来主推一种可以大众阅读的诗歌，并尝试激起普通读者对于诗歌的热情,让诗歌也能进入节日消费。看起来这样的活动挺浪漫的，但浪漫后我就怀疑其实际意义。要知道浪漫是一件恐怖的事，是一种无可救药的顽疾。

对于多年来习惯了事件和热闹的诗歌界的人来说，这个事件来得很及时。倒有点像是饥渴的人找到了一口泉水，颇有点久旱逢甘露的意思。

不久前，据说某家公司大慷其慨白白地送了中国文联一千万人民币，中国文联从一穷老爷们一转眼变千万富翁了，不知道羡慕死了多少写诗歌的人，还就这样的事，一般也就让诗人们眼红一阵子，掀不起多大的浪，只是越来越多的诗歌图书一批一批的出，出了还就出了，也就能在一个小圈子里闹腾、吹捧。其他的该写啥的写啥，该喝酒的喝酒。

像现在，谁还写情诗啊，太浪费劲儿了，现在有哪位姑娘还吃这一套啊？都成长了，见多了世面，不轻易上钩。我就不明白，用来泡妞的诗能有什么好东西，那都是速食面。现在有几个人写情诗有当年顾城那种才华？甚至连海子都不如了。海子还写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名句。现在文学青年不值钱了,更不要说对大众推广诗歌了,大众对诗歌和诗人的误解很大程度来自于这种和诗歌不靠边的人对诗歌的糟蹋。

当诗歌傍上时尚这个富婆，我想,好比阳痿了好久的猛男突然吃了一剂伟哥一样重新雄风勃勃了。那要真到这个时候，诗歌就火和大发了。

瞌睡遇上枕头———绝配（网友：酸菜缸）

当情诗遇上情人节，简直是瞌睡遇上枕头———绝配。情诗虽然已被用得泛滥，但仍是不失风情万种。有些怀疑自己眼睛般的怀疑现实。

为什么我上面说十封情书是靠摆谱来说话呢，道理很简单，你想啊，为什么杂志里要搭配一个写着十封情书字眼的信封呢？杂志和策划人的本意是，借此推销21世纪文丛的两女诗人燕窝和桥的诗集。答案出来了，闹半天还是为一诗集啊。在正常情况下，要出一本诗集一般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自费，一个就是出版社看重你的名头，小量地出几千册，尝试一下，或者说调剂一下图书市场。后者我们不说，那是凤毛麟角的，就是某出版社给某著名诗人出版的诗集也不过三四千册。所以这个放一边。我们说说前者，我了解的是，对于自费出版的，那是件简单的事。只要有钞票，就是你的诗歌写的再怎么烂，出版社也会屁颠屁颠地给你书号出版。书出来怎么办？自己包销，出版社自己留一两百本，你别以为出版社是真的自己留着，等着收废纸的小贩一叫唤，那成堆的书是论斤卖的。

所以说呢，现实总是太残忍，虽然这点残忍相对比浪漫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总觉得它和梦想之间永无交合点。由此我想到希特勒写情诗给斯特芬妮，向其献爱，斯特芬妮拒绝了，有人在看到希特勒成名后，为她可惜———可惜啥？她拒绝了一个影响了世界命运的男人的爱，比接受了一个影响了世界命运的男人的爱，来得更光荣。甭管那情诗写得有多么多么地动人，只要不接受，全是白搭。

 

本报推出春季好书评鉴，文学、社科、经管、艺术、历史等分类18本好书入选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丹·布朗赢得“抄袭”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