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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接受日文《大纪元》之邀做《日本应帮助中国推进民主人权事业》的演讲，一衣带水
两边的朋友苦口婆心加以劝阻，有朋友甚至不惜发来绝交书。自日返国后，研读诸友的
来信，可归纳出四个劝阻的理由：一，作为基督徒，不该进异教的圈子；二，作为笔会
的访问项目，应该为笔会的安全考虑；三，《大纪元》随意剪裁采访对象，法轮功跟共
产党差不多；四，将失去日本主流社会的朋友。这四个理由背后的一个总理由是：法轮
功、《大纪元》是中共最敏感的敌人，我们得自律着点儿，千万别沾。
这些理由在我皆不成立。第一，基督教最初只有耶稣一个人，睁眼所见，皆为异教之人
，举足所往，无非异教之区；保罗去罗马，利玛窦到中国，也都是进异教圈子，不进异
教圈子就没有今日的基督教世界。第二，笔会安全不安全，与你做什么无关，与官方的
心情有关，而它的心情像龙颜一样莫测高深，凡事我们只能按自己的心情做，没法按它
的心情做。
第三，世界上不存在对采访对象照单全发的媒体。《人民日报》乃至大陆所有媒体上连
我们的名字都不能出现一下，为什么在《大纪元》上我们就要牛得金口玉言、一字不许
动？《大纪元》比《人民日报》好欺负？有朋友甚至发誓不再接受任何法轮功媒体的采
访，那么试问我们有没有本事不看《大纪元》，不用法轮功人士发明的软件上海外的网
站？
第四，在日本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日本主流社会已经沦陷为政治中国的精神殖民地，该
失去的理应大胆地失去，就像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失去中国官方社会的“疼爱”一样，
不必感到可惜。事后证明，此举并未失去日本主流社会的朋友。日本一家大媒体的记者
告诉我：“日本人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并不认为它是邪教。我们之所以与
他们保持距离，只是怕你们的政府不高兴罢了。你这次演讲，对我们日本人和日本媒体
也是一个突破。”
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更明确表示，愿意为我提供为期一年的访日项目。不是由于我向他们
透露了江泽民要辞去军委主席之类的所谓国家机密，也不是由于我与他们秘密签订了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或者马关条约，乃是由于我的独立不依、人道至上。
当我们书架上的一本书找不到的时候，我们没法通过喊它的名字而让它从群书中自动出
列，因为它是死物，我们是活物，死物与活物之间没有这种沟通渠道；当我们希望与我
们养的阿狗阿猫交谈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是人，它们是动物，人与动物之间
不存在这种沟通的管道；当我们渴望与死去的亲人相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
分别在阴阳两界，阴阳之间不存在这样的沟通管道，可是活人与活人之间本是存在这种
沟通的管道的，为什么也要人为地加以隔绝？
把地主分子孤立隔绝起来，把右派分子孤立隔绝起来，把异议人士孤立隔绝起来，把法
轮功孤立隔绝起来，把上访者孤立隔绝起来，把高智晟律师孤立隔绝起来，把冰点事件
孤立隔绝起来，把中国人民用互联网上的防火墙孤立隔绝起来。孤立隔绝是他们的治国
御民术，我们没有义务像他们肚子里的蛔虫那样揣摩他们的圣意，从而自觉做出正中他
们邪恶下怀的选择。
关于这四个理由背后的总理由，我的想法是：如果官方的敌人，我们也得当成敌人；官
方敏感的，我们就得跟着敏感，那我们拿我们自己怎么办？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被官方所
敏感的，甚至被当成敌人的，莫非我们自己也得敏感着自己，敌人着自己吗？
理由尽管不成立，可毕竟是朋友们的劝告，演讲去还是不去，那两天熬煎得我满嘴起了
热之花。日本人称上火起的水泡为热之花。现在熬煎已经过去，在女共产党与女法轮功
之间，我宁愿讨个真善忍的法轮功女子做太太，做个男性王昭君，倒插门到法轮功世界
来和亲。
2006年3月24日 北京

    当胡戈被指“恶搞”陈凯歌，风头慢慢小下去的时候，又一匹“恶搞”黑马横空出世，只是他搞的不是陈凯歌这样的名人，而是总理，一个手里掌握着巨大国家资源的掌权者。
    
     据东北网转载俄罗斯新闻网的报道称，3月下旬，国际互联网上出现一段录像带，画面清晰地拍摄下一个长相、衣着酷似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男子，在欧洲议会大厦车库处猥亵一名比利时女警察，在警花背后做出臀交的猥亵动作。不过，这个“胡戈”没有留下姓名，却有着比胡戈更加非凡的勇气。这胡戈搞陈凯歌，让《无极》变“无耻”；那“胡戈”恶搞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让这位总理说不清楚短片上到底是谁，而且更难摆脱传闻中的“总理调戏警花”的难堪。
    
    
     其实，我只是身处中国的背景评论这位“胡戈”有非凡的勇气，是因为他针对的意大利总理，估计他是意大利人。而在民主的意大利，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胡戈”。
    
     据3月30日《环球时报》报道，这段短片在网上公布后大受追捧，几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3月24日、25日布鲁塞尔举行首脑会议期间忙里偷闲观看了这段短片，结果使这个短片成为欧盟峰会期间最热门的话题。有人认为，意大利议会将在4月9日举行大选，这盘涉嫌蓄意伪造的“性骚扰”短片可能出自反动派之手，据称企图利用录像损害现任总理的形象。此前，据称互联网上曾一度流行另外一段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丑闻录像带，画面上表现的是一个长相、衣着与他酷似的男子在会议期间用手指挖鼻孔，之后搅拌咖啡，喝了几口。
    
     民主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不但可以用选票更替政权，更换领导人，还可以用选票保卫政权和领导人的当选和履行职责。意大利总理在网上遭遇 “恶搞”，并不妨碍他在任职内履行职责的安全，同样他掌握的政权也是安全的，因为民主政治是理性的，既保护多数人的权利，也捍卫少数人的权利；既不让多数人发展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也不让少数人有获得暴力的特权。“恶搞”只是言论自由的范围，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民主国家对于这样的恶搞应该说是感兴趣的，但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换句话说，就是意大利的“胡戈”可以任意“恶搞”意大利总理，意大利总理被“搞”却无可奈何，他手里的权力不能伸向公民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个权利神圣不能侵犯。
    
     不过，这个总理虽然被言论“恶搞”，但他却不甘心，最近他大放厥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某些禁忌开始说三道四了，似乎要“恶搞”一下中国。报道称，4月份，这位总理将为大选助选前夕，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一场造势大会上说，在1949-1976年之间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曾把婴儿煮了做肥料。贝卢斯科尼说，“去读读《共产主义黑皮书》，你会发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们不吃小孩，而是将他们煮了，当成肥料来灌溉田地。”法语书《共产主义黑皮书》，是一本政治内容的书，最早于1997年在法国出版。据称“该书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政权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而贝卢斯科尼本人所拥有的出版社也在意大利发行了这本书，在其竞选运动中，贝卢斯科尼曾多次使用书上的言论，以达到妖魔化意大利共产党派的目的。
    
     贝卢斯科尼被视为是拥护“共产党威胁论”的意大利领袖。在冷战时期，意大利共产党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柏林围墙倒下、苏联瓦解后，大部分的意大利共产党党员就转投左翼民主党，该党目前是意大利主要的反对党。中间左翼的反对党联盟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该联盟成员包括三个共产党。一般相信，贝卢斯科尼这个时候发表上述言论是为了打击反对党。他在2001年的选举活动中说过：“我可以举办一个讲座，证明共产党确实吃过婴孩，他们还干下更恐怖的事。”
    
     3月29日《联合早报》刊登新闻称，中国谴责意总理“煮婴论”，中国外交部28日在传真给路透社的文告中说，“我们对这种无稽之谈表示不满。”文告还说，意大利领袖的言行应该顾及到中意友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才对。2006年是“中国意大利年”，中意两国将开展一系的文化交流活动。不过，这个“插曲”似乎更让中国的共产党人觉得不能容忍。3月30日，光明日报报道“意大利总理诬蔑中国煮婴儿作肥料遭谴责”，称总理贝卢斯科尼27日在那不勒斯竞选演说中捏造谎言，恶毒攻击我国曾经“把小孩子们煮了作肥料”。这种肆意侮辱别国、破坏两国关系的行经，不仅遭到中方谴责，也受到意大利许多政党和各界人士的普遍痛斥。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中左联盟领袖普罗迪发表谈话说:“贝卢斯科尼的言论是对13亿人民的攻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的谴责。他的言论再次损害了意大利的国际威望。”重建共产党、民主共产党、意大利价值党等各党领袖一致指出，贝氏为了竞选而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故事去伤害一个伟大民族，显示了他的“狂妄自大”，“他根本不配领导国家”，同时也表明现政府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一些学者纷纷发表谈话，指出贝氏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是意识形态作祟，完全出于其“反共情结”，应当受到谴责。历史学家萨尔维亚蒂说:中国确曾发生过自然灾害，但绝未发生过贝卢斯科尼所讲的荒唐故事。另一位著名汉学家说:“贝卢斯科尼称其言论是引自一本书，这种辩解是苍白无力的。意大利也出版了许多批评他本人的书，检察院也就其贪污、行贿、甚至与黑手党有关联等问题多次调查和起诉，他为什么就将这些都斥为‘编造’和‘诬陷’了呢?”
    
     3月30日中国日报网站还报道，贝卢斯科尼3月29日承认，他上周做出的关于“中国煮婴儿做肥料”的言论非常不好听，但拒绝为此进行道歉。他同时认为中意关系不会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政治就是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国家利益。对任何政治人物的批评，都是符合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意大利总理被“恶搞”，和他“恶搞”中国，同样是出于一种政治需要，因为意大利保证了反对派的权利，以及公民对总理的批评和抨击。不过，作为中国公民，倒是希望阅读、分析和批判一下《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一个大国，打造阳光政权，应该以开放的气度“透明”党和国家领导人，让中国自己人完全掌握世界和中国的真实历史，以及国际舆论的真实评价，才能使中国保持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About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 is a non-politi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of writers that figh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ublication, and works toward ensuring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 prerequisite for a truly open society.

Founded in 2001 by a group of Chinese writers in exile and in China, ICPC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rights of Chinese language wri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ICPC is an official affiliate of International PEN, 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writers dedicated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defense of writers suffering governmental repression. Through the world-wide PEN network and its own membership base in China and abroad, ICPC is able to mobiliz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plight of writers and editors within China attempting to write and publish with a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views, ideological standpoint or religious beliefs.

In April 2002, ICPC established a website  www.penchinese.net  to communicate with its members. Since August 2002, ICPC has posted the works of more than 60 members to its website that otherwise have not been published due to political suppression.

To fulfill its mission in defending freedom of writing and expression, and to help imprisoned Chinese writers, ICPC documents the cases of imprisoned Chinese writers, reports their cases to International PEN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writes petition letters to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imprisoned writers to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nd others, and solicits donations for imprisoned writers. ICPC recently has advocated for the cyberdissident Du Daobin and raised funds for his family. ICPC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condition of Chinese writers and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the imprisoned writer’s family.

With the guidance and help of International PEN’s Writers-in-Exile Committee, ICPC will assist Chinese writers-in-exile to find safe haven in a new country and thus resume their careers. Specifically, ICPC will help them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such as Human Rights Watch’s Hellman Hammett Prize and have their works translated into local languages in order to allow them to enter local literary circles.

Literary activities are ICPC’s primary focus. ICPC will organize literary seminars, poetry readings, and conferenc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ublication of a literary journal is also under planning with the hope of soliciting manuscripts and distributing it in China, in order to break the barriers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CPC established a Freedom to Write Priz in 2002 to honor writers who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literary writ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purpose of the award is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freedom among Chinese writers. The first award was given in June 2002 in Boston and and the second award was given in October 2004 in Beijing. It will be given every year.

施用勤　译

一、什么是群众激进化？

现在在共产国际中，群众“激进化”不是对过程的鉴定，而是赤裸裸的信念符号。《人道报》教导说，真正的共产党应该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和群众的激进化。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对每个党员来说，党的领导作用是不可

这年头做一个文学批评家，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他有可能消化不良，因为整天都在咀嚼垃圾食品；他有可能精神分裂，不知道自己是批评家还是表扬家；他还会身心憔悴，像华威先生一样奔走于各种社交场合。但是，这年头做一个文学批评家，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他和文学女青年眉来眼去，谁也搞不清究竟是精神恋爱还是肉体恋爱；他跟作家称兄道弟，把四溅的口水编成高深的对话录；他还可以充当公众的导师，大声感慨精神家园变成了精神沙漠。

　　批评家的门槛

　　吊诡的是，当文学批评家感慨精神沙化的时候，他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很有可能正是精神沙化的原因之一。在今天，成为一个批评家的门槛几乎为零，只要不是文盲就可足够了。“批评家速成班”的初级班教程是三个“完美统一”：第一，感性和理性的完美统一；第二，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第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中级班教程是两个“内在冲突”：第一，现实和想像的内在冲突；第二，美学和历史的内在冲突；高级班教程稍微难点，要多记一些关键词，比如内心、关怀、感动等等需要仰视才见的词语。只要把这些公式背好，哪怕你是文盲，跑到作品研讨会上侃侃而谈，依然会赢得许多掌声。

　　不过，批评家绝非浪得虚名之辈，他们的特技是“无米之炊”和“点石成金”。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无中生有”和“化腐朽为神奇”。我们不妨开出下面一个问卷，请批评家回答：你参加作品研讨会之前，是否会拜读那些自己即将高谈阔论的大作？你的评论，有多少是应作家朋友的邀请而写？你会为一个没有知名度也没有打过任何交道的作家写评论吗？据我所知，对作品说“不”、对作家（当然是成名作家）说“是”，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批评家的普遍态度。对作品说“不”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指批评家根本不会去认真阅读作品，但巧夫擅做“无米之炊”，没有阅读过作品，一点也不妨碍批评家们煞有介事地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第二种指批评家读过作品，并且颇有非议，但他们会在作家面前掩饰自己的不满，将作品夸得天花乱坠。

　　批评家究竟需要有哪些品质呢？有人说是正义和良知，有人说是胆量和勇气。事实上，批评家不是见义勇为的英雄，正如见义勇为的英雄大都不是批评家。

　　还有人说是写作才能，当批评家对某部作品稍微表示不满时，经常遭到作家的反唇相讥：你也写一部让我们服气的作品看看啊！我同意批评家需要有写作经验的说法，但并不因此认定批评家一定要在写作上超过作家，才能发言。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堪称批评家的模范。她本人手无缚鸡之力，却对各种江湖门派了如指掌。虽然她的朋友个个都比她武艺高强，在对阵的时候却经常靠她的点拨才能出奇制胜。哪怕是已经在江湖消失多年的武林中人，王语嫣也可以凭借招数判断出他们的门派。

　　这种“慧眼”恐怕如今的批评家难以想像，如果遮去作者姓氏，他们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很有可能迥然不同。

　　被“包养”的批评家

　　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不可望王语嫣项背，却高度疑似韦小宝。小说里的韦小宝被七个美眉围绕，现实中的批评家则至少被七种力量支配。

　　首先，批评家被作家“包养”。一个批评家有自己感兴趣的作家，这在情理之中，但如果他不加辨别地称赞该作家的每一部作品，就有些匪夷所思了。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们几乎可以列出一份当代文学的人物关系表，一部作品在出版之前就猜得出哪些“代理人”将为之摇旗呐喊。其次，批评家还被学院“包养”。如果盘点批评家的名片，多半写着博士、教授或者博士生导师之类的头衔。事实上，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并不统一，一个毕生研究某位作家生平年月或某个文学事件前后过程的学者，很有可能是文学的外行。再次，批评家还被读者“包养”。

　　在发行量高于一切的今天，批评家可以放弃所有底线，在圈内“臭名昭著”在圈外“众星捧月”，然后又利用圈外的影响力在圈内获得承认（文学圈本来就是势利眼）。

　　批评界是个江湖

　　除了被作家、学院和读者“包养”，批评家还“寄生”在社交之中，部分权威几乎常年出现在新书发布会、作品研讨会、颁奖典礼上，扮演着“文学司仪”的角色。其次，批评家也“寄生”在门派之中，文学江湖的错综复杂并不亚于武侠江湖，“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的门徒比比皆是。文学向来需要流派，但流派主要是观念共同体，而门派则主要是利益共同体。

　　再次，批评家还“寄生”在出版之中，有些干脆兼具书商的角色。只是他们往往隐藏商人的身份，露出文化的面孔。最后，也是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家“寄生”在批评家之中。也就是说，批评家不仅形成了各自的门派，而且整个批评家群体成为庞大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平时有可能“兄弟阋于墙”，但面临批评时却共同“外御其侮”。

　　在《鹿鼎记》里，韦小宝是一个强大的“主体”，七个美眉都成了等待宠幸的客体。如今的文学批评家则是被任意支配的“客体”，等待着作家、学院、读者、社交、门派、出版、批评家的宠幸。

　　不过，批评家不能把这种境遇归咎于别人，正是他们自己营造了这种环境，又如何“骑驴找驴”地指责别人呢？

　　□王晓渔（青年学者，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电影《飞向太空》小说原作者、波兰科幻小说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于当地时间3月27日在波兰克拉科夫市去世，享年84岁。

　　莱姆可谓是近几十年来最流行的非英语系科幻小说家。截至今天，他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41国的文字，销量过2700万册。他最著名的小说《索拉利斯星》（Solaris）曾两度被拍成电影《飞向太空》：1972年，前苏联杰出导演安德列·塔可夫斯基首次将该小说搬上银幕；2002年，好莱坞当红导演斯蒂芬·索德伯格又再度执导了同名影片，男主角是乔治·克鲁尼。该小说在中国也有译本，2003年9月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世界科幻大师丛书”收入该书。

　　莱姆性格倔强，曾就学医学院却拒绝参加毕业考核，因为看不上美国科幻小说而和美国科幻小说家协会严重交恶。甚至就连塔可夫斯基为他的小说所拍的著名电影，也被其贬为“太空里的《罪与罚》”。

　　莱姆的博学和睿思远远不止于科幻领域，他不仅是科幻小说家，也是优秀的哲学家和讽刺作家。哲学家霍夫斯塔特和丹尼特曾在他们的经典著作《心灵的我》中三处摘录过莱姆的小说。

　　有人说过，如果科幻小说家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那么肯定是非莱姆莫属。

     我们活在当代，凡有发言，当然须以当代生活的感动为燃料，为素材，但之所以在投诉电话、“人大”提案、“记录片”、“三农研究”、“国企改革对策”、“环保倡议”之外，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能够将这一切上升为人类普遍的情感，表达出来，期望超越个体生存的局限，被不同处境中的读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灵的沟通，共鸣，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学中得到某种共同的维系，于是而有“文学性”、“纯文学”、“艺术自律”种种未必高明然而也绝对有所实指的说法。

　　文学历史癖与考证癖

　　文学，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证家们还原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的改造，可以“为人生”。但文学还不止于此，因为向上，文学可以一面将“人生”的一切实际问题包含着，一面却将诸般的信息转化为心灵语言，从而“改变精神”。“改变精神”的成绩，往往看不到，也无法为一些注重实证的研究者、考据家所重视。

　　从研究和批评的角度来看，要想充分显明文学的内在精神性的一面，确实需要“知人论世”，将文学的语言深入到、还原为原初的出发点，使读者也能感同身受。但，如果将这种还原性的工作定于一尊，断言一切或高或低的文学的意义，均可以、而且均只能还原为、“换算”为实际的历史政治的过程，这种新的“历史癖和考证癖”的“特种学者”，大概也只能是鲁迅当年所说的只能看到“物质的闪光”的“诗歌之敌”的借尸还魂，他们的貌似高深的研究文学的学术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渴望飞翔的精神的翅膀折断，大家一起滚入物质的污泥里去，才肯罢休。

　　这些本来浅近的道理，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而变得异常暧昧，我觉得是有许多人故意要造成这种暧昧。

　　关于“纯文学”，李陀先生因为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口号、艺术口号背后的原动力，于是大声疾呼，叫大家不要上当，其情可感。但这也并非李陀先生的发明，因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记得当文坛反思“新时期文学”为何“盛极而衰”时，就已经有许多批评家们指出了这一点，即“新时期文学”的发动机。不过那时候，大家都还留意到问题的两面性，即还没有“一言以蔽之”，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文学性”和与之关联的“纯文学”的理想完全归为。现在，李陀先生简化两面为一面，似乎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都恍然大悟了。

　　这一次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我看先是李陀没有想好就说了一大通，后是许多人没有听清楚，跟着闹了一大通。

　　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来已经明白了的道理重新又变得不明白，变得高深无比，我看这是故意的，因为非这样，就显示不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批评的气概、水平了。

　　孟繁华的“文学第三世界论”

　　如果说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因为“学术话语”和“学院批评”的参与，而让学院以外的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自认低能，那么，看看稍微诚实一点的孟繁华兄的不断进步的一套理论，就多少可以明白一点其中的奥妙了———虽然那原文，就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3上面，但因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围绕“纯文学”的“争论”实在有帮助，所以还是值得整段引用：“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等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

　　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

　　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精英阶层”剿灭了谁

　　妙。但话要说清楚：“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

　　真的吗？“五四”时期，不是已经由“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了吗？稍后的创造社的“热血青年们”，不是早已经断言，像鲁迅那样的“老作家”，如果不获得“第四阶级”的“意识”，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吗？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现在不都在纷纷研究“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努力从中寻找“经典”吗？薛毅先生不是一再宣布，他所找到的“经典”，就是《子夜》、《红岩》“甚至”《红灯记》吗？怎么能够说是“几为真空”？

　　“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竟然不晓得还有这等“无情地剿灭了”的惨剧。真是麻木得可以。

　　但繁华兄尽可以不必悲观，至少据我所知，“媒体和‘精英阶层’”早就行动起来，一起来宣传、来论证、来保卫“第三世界文学”了。那辉煌的第一战役，就是为繁华兄复仇，越过时间的隧道，先行“剿灭了”八十年代的“纯文学”。

　　现在惟一的遗憾，就是“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还“不成熟”。

　　然而，等到“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不再“不成熟”时，一切“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外的“纯文学”，就不仅要“被嘲笑被讥讽”，恐怕将来的词典里连“文学”一词也要删去，一律换上“第三世界文学”。

　　我也想模仿繁华兄的基本句法，来上这么一段：在现、当代中国，“纯文学”历来薄弱，几为真空，因为“道德标准”永远高于并且随时可以取消“艺术标准”或“艺术自律”，所以很自然地，它受尽了“媒体和‘精英阶层’的嘲弄和讥讽”，等到李陀先生从“新时期文学”的旧营垒里杀将出来，反身一击，笑眯眯地来到上海“漫谈‘纯文学’”时，等到被繁华兄发现的新的文学传统日益成熟之后，区区“纯文学”，确实几乎要被“剿灭了”。

作者:(德)瓦尔特.本雅明
定价: 17.00元
出版社: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单行道》一书是本雅明的名作之一，一部意象集。这些意象都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中的真实事物，比如邮票、加油站、早餐室、中国古董、手套、时钟，建筑工地、海报、啤酒馆等等，当然还有梦境。本雅明对这些事物的处理不是找一堆概念来辅佐，而是直接从事物本身深挖下去，找出文化深处与人的感性、理性深处的暗流。本雅明所观注的这些事物已随着时间而逝，但是本雅明的思想却仍然新鲜，对当今世界的学术、思想界依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选录片段如下:

　　I．书籍和妓女都能被带上床。

　　II．书籍和妓女使时间交叠在一起。她（它）们将夜晚当作白天，将白天当作夜晚。

　　III．没有人会看到时间的分分秒秒对书籍和妓女来说都极为宝贵。但与她（它）们的近距离接触就会发现，她（它）们是多么怜惜时间地对待我们的。在我们深入到她（它）们体内去时，她（它）们却在暗自数点着分分秒秒流过的时间。

　　IV．书籍和妓女之间总具有着一种对对方的不幸爱恋。

　　V．书籍和妓女都有各自的男人，这些男人以她们为生，同时也骚扰她们。就书籍而言，这样的男人是批评家。

　　VI．书籍和妓女都是对公众开放的，都是由学生去研读的。

　　VII．书籍和妓女：占有过她（它）们的人很少目睹过她（它）们的结局。她（它）们往往努力在凋零之前自行消失。

　　VIII．书籍和妓女都如此喜欢编造性地去讲述她（它）们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对此，她（它）们自己实际上往往并没有什么察觉。“出于爱”人们会数年之久地到处追随她们，有朝一日，她们那肥胖的身体会站在马路上兜客，而人们只为“研究生命”才在她们那里逗留。

　　IX．书籍和妓女都喜欢在展示的时候转过身去。

　　X．书籍和妓女都有无数后代。

　　XI．书籍和妓女——“老伪君子和年轻娼妇。”多少以前曾经是声名狼藉的书籍如今却让年青人去学习。

　　XII．书籍和妓女都当众争吵。

　　XIII．书籍和妓女——书籍中的脚注在妓女那里便是袜子中的钞票。

作者简介：　

　　本雅明（1892—1940），犹太人。他是20世纪罕见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是“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的一生是一部颠沛流离的戏剧，他的卡夫卡式的细腻、敏感、脆弱不是让他安静地躲在一个固定的夜晚，而是驱使他流落整个欧洲去体验震惊；本雅明的孤独是喧哗和运动背景下的孤独，这种孤独令人绝望，又催发希望，本雅明的写作就永远徘徊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大众和神学之间，这种写作因此就获得了某种暧昧的伦理学态度。暧昧正是本雅明的特性之一，他的身份，他的职业，他的主题，他的著述，他的信仰，他的空间，他的只言片语，都是不确定的，都是难以分类的。真正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博学、才华和敏锐的辩证融会，正是这种融会，留给了20世纪一个巨大背影和一个思考空间。

　　1940年，本雅明在西班牙边境小镇自杀，这个小镇也是三年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经历了西班牙内战后，历尽艰险，从此处脱身去法国的地点。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林来梵：宪法不能没牙 在英语世界里，如果一部法律没有相应配套的罚则，或没有什么实效性，就会被称之为”没有牙齿的”（Non-teeth）法。如果借用这样的说辞反观我国，那么可以说，我国的现行宪法正是一部典型的没有牙齿的宪法。 且说那外国宪法，在早期大多也是没牙的。盖民法配有民事诉讼法，刑法配有刑事诉讼法，而且这些法典本身就设有罚则，惟独皇皇宪法没有。但众所周知，美国自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一案之后，就被认为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到了现代，世界上大部分的立宪国家都纷纷以各自的形式确立了这个制度，甚至引入了宪法诉讼机制。这就等于给宪法补上了牙。 我国当下学界的一种有力说认为，我国现行宪法上其实也有违宪审查制度，因为其中的第62条第(2) 项以及第67条第(1) 项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而且其他许多条文都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解释宪法、撤销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规或决议。目前，这个说法已经有关机关所接受。但饶有趣味的是，根据过去主流的说法，上述制度其实是一种”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其任务在于保证宪法的贯彻执行。但长期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一向处于怠滞状态，因为监督主体对违宪审查活动基本上保持消极不作为的立场。而新说之所以将它界定为一种”违宪审查制度”，是为了先将它套上外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一名分，然后再根据外国的经验推动它发展成为与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具有同样功能的制度而已。学术界的这种良苦用心，很像是现在海外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给国内的娇妻办理法律上的归化手续：先是给她弄到了一个外国的国籍，然后再教她学外语、吃西餐。 其实，动真格的制度构想也早已有之。在1982年现行宪法制定时期，一批老一辈宪法学家就曾开始倡说要设立宪法委员会，此后包括”宪法司法化”在内，各种模式的设想更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凡此种种，均不见得在可预测的未来将被确立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并付诸实行。笔者曾说过，这在终极意义上，可归因于我国的宪政实践尚未彻底完成近代立宪主义的历史课题。之所以如是说，那是因为近代立宪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的体现就是议会中心主义，其精神特质与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具有一致性，而除了美国之外，现代西方各国基本上正是在议会中心主义趋于式微之后才有可能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否则，就会遭遇各种困扰，包括观念上的迷雾，我国目前就正处于这一境况之中。 当然，近年也已经出现了局部的转机。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第90条规定，除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外，其它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普通公民，如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也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个制度规定了普通公民也可以成为提议违宪审查的主体，所以很可能发展为人权救济的一个途径，这就有点类似现代德国的宪法诉愿制度了。 但此后该制度的运作并没有引人注目的绩效，直至2003年中，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发生，才一度打破了闷局。大家都记得，该案的受害人孙志刚，时为一位被收容人员，在收容所里被殴致死，由于死者个人身世较为特殊等原因，事件发生后，举国舆论鼎沸，三位被媒体强调拥有博士学位的普通公民依据《立法法》第90条，直接”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力图启动违宪审查的机制，但这个程序没有在受理机关那里得到完成，据说，受理机关甚至连一纸简单的邮件收取复函也没回复给那三位血气方刚的博士。而在石沉大海一个多月之后，国务院则主动宣布废止20多年前所制定的该《办法》。这个结局当然受值得欢迎，但从法理上说，如果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及时受理审查建议，主动开启审查程序，作出违宪判断，之后再由国务院宣布接受这一判断，宣布废止该法，那么，这将作为中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一次实践，而被载入新中国法治的煌煌史册，其意义和正当性也还可能超过了2001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批复中所处理的所谓”宪法第一案”。 孙志刚案件其实应该引起我们对程序问题的深度反思。比如，到底公民应该如何才能开启《立法法》第90条的违宪审查机制？又如，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如果此案在当时果真是按照上述的程序进展完成的话，普通公民的违宪审查建议是否将像潮水般一样淹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案头？ 对此，的确有必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尽早完成配套的立法。而设计出一套可行性的程序，其实在宪法学上并不困难。 但迄今为止，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方面则似乎另有的思路，即直接考虑如何提高应对各种审查提议和建议的能力。据报，2004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麾下，一个冠名为”法规审查备案室”的专门机构被设立。由于其工作的任务和规程等等均没有得到公布，迄今又保持低调的风格，人们很难对其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据报道，其工作包括接受各种违宪审查的提议或建议，初步审查所定的各种法规的合宪性。然而，在一个急剧突入转型时代、公民的人权意识又已开始普遍苏醒的泱泱大国， 区区一个法规审查备案室如何接应得了广大公民急切的权利救济诉求，这自然为众多的有识之士所深忧。 这说到底，我国宪法基本上还是没牙，至少没见过它咬过什么。但我们因此就对宪法的这种苦情听之任之，甚至等闲视之，认为宪法本来就是”闲法”，那就根本违背了法治的精神，而且也不符合人家新康德主义曾经揭示过的不能从实存中直接推断出当为规范命题的那个说法。 总之，宪法是根本大法，不能全然没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