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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旧书市场又搜到一些从四川医学院流落出来的资料，有几十份“全院大字报摘要”（大约系五七、五八年的，事涉反右、炼钢、大跃进），以及1960年5月10日召开的“四川省教育和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材料多份，我只选择了几份自己感兴趣的购买。如一位广元叫母天均的小朋友“勇斗”偷盗者的事迹《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大会发言之六十八），川剧演员、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陈书舫《誓作红演员 服务工农兵》（大会发言之七），学者屈守元《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阵地上》（大会发言之七十七），新华通讯社重庆分社采编组《坚持政治挂帅，作党的驯服工具，充分发挥新闻工作的战斗作用》（大会发言之五十一），蓬安县人民医院沈前明《八万只老鼠是怎样消灭的》(大会发言之六)。这些发言所用纸都是典型饥荒年的黑麻纸（和抗战时的熟料纸差不多），在全国性的大灾难大饥饿，尤其是四川省空前的灾难面前，依然造假不息，真可谓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让我们看一看中共都在做些什么无事包金，吹牛不打草稿，丧天害理，劳民伤财，草菅人命的事。
 而沈前明灭鼠也充满许多搞笑成份，有无造假，现不好对证。但以当时的风气，恐怕是免不了的。一个国家消灭鼠害，只能靠人力去做，是多么愚蠢，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当然这些东西，也可以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功效，也算变废为宝吧。现将沈前明《八万只老鼠是怎样消灭的》摘要登载如下，文字全是原话，序号是我所列：
 一：从五二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八年来如一日地战斗在除病灭害的前线。经过长期的刻苦钻研，终于摸索到了老鼠的生活习性、活动规律，总结出一些灭鼠的方法。创造和发明了消灭老鼠的工具二十种，共制作九万三九千九百余件（这个数字读不通，但原文如此——冉注），捕杀老鼠八万0一百0六只。我在除四害工作上仅仅做出这一点成绩，党和人民就给我以极大的荣誉，叫我“除四害英雄”，选我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大会和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新经验交流大会。聘我为中国医药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和北京防疫站顾问。
 二：在县委领导下共办了九十六个训练班，培养了“除四害突击手”三千三百人。在广安、阆中、南部、苍溪、营山等县约训练了“除四害突击手”两百名。
 三：从五九年十二月以来从鼠洞内共挖出人民币一元多，鸡两只，鸡蛋五十余个，葫豆、黄豆、油条、菜二十多种共一千五百多斤。如以每人每年吃三百斤粮，可供五人吃一年。
 四：我发现有14种老鼠的生活习性和繁殖情况。一是“铁鼠”，住在地下和墙里，只一寸多长，灰麻色，每窝产子五至七只；二是“钻山鼠”，长约二点五寸，黄色，每窝五至六只；三是“山老鼠”，深灰色，长约二寸，每窝产子六至十只；四是“家鼠”，小时是麻色，大了成棕黄色，老了就变成灰白色，每窝产子五至六只；五是“田鼠”，有六寸长，麻黄色，每窝产子八至九只；六是“小老鼠”，麻灰色，五寸多长，生活在水里，好吃小虫；七是“尖嘴鼠”，约四寸长，嘴尖一寸多长，灰色，每窝产子七只；八是“花鼠”，有七寸长，黑白色成条花，每窝产子四只；九是“跳鼠”，有一寸多长，麻色，每窝产子七只，爱吃中药材；十是“急性鼠”，有五寸多，长灰色，每窝产子六个；十一是“姜黄鼠”，有一寸多长，黄褐色，住墙脚下，每窝产子五只，十二是“中等鼠”，有五寸长，黄色，每窝产子有七只；十三是“坡鼠”，黄色，每窝产子七只，位（疑为“住”字之误——冉注）在田坎坡上；十四是“屎鼠”，有六寸长，麻灰色，住厕所周围，每窝产子十只。
 五：我在实践中找到了七种办法捕鼠。即陷缸，挖鼠洞，打鼠板，簧（疑为“黄”之误——冉注）膳夹，铁夹，铁铲千，安妥毒等七种方法。

2006-3-20

　　在苏黎世时，曾有一个年轻人走到他的面前说：“我可以吻一下写过《尤利西斯》的那只手吗？”乔伊斯的神态俨然李尔王一般，他说：“不可以，这只手还做过许多其他事。”这一则趣味盎然的小故事出自美国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大师里查德·艾尔曼的名著《乔伊斯传》。这部被安东尼·伯吉斯推崇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传记”，与乔治·佩因特的《普鲁斯特传》、利昂·埃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传”的伟大作品，历经多年的打磨，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中文译本。这是一部学术要求极高同时又富有人情、令人心胸开阔的扛鼎式的巨著。它于1959年出版的时候，就被公认是对乔伊斯生平的最主要的研究，一部关于乔伊斯与《尤利西斯》的入门书，一部可以和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媲美的文学传记的杰作。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此后仍然继续进行调查研究，于1982年乔伊斯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发表了修订版，再版时增添了一百页新的内容和注释，八十七张新的图片。其中包括一次失恋，一套梦境记录，过去人所未知的书信等等，使这部巨著面目一新。类似苏黎世那样充满人性趣味的小插曲，在书中可谓俯拾皆是。好像是为了呼应作者的观点：个别的短暂时刻，和重要的时刻一样存在，细枝末节也会形成气候。比如乔伊斯去世之后，好奇的人们围绕在娜拉的周围，试图从她的嘴里套出有关乔伊斯的独家秘闻和猛料，譬如纪德和贝克特与乔伊斯的关系。娜拉，这位乔伊斯一生挚爱的女人，《尤利西斯》中莫莉的众多原型之一，像乔伊斯一样高傲地回答：“你知道，如果你嫁给了一个大人物，你就不会在意那些小萝卜头了。”

　　按照中文本主要译者、也是人文本《尤利西斯》译者金　先生的看法，这部传记的突出优点是它既具有权威的学术性，又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作者对乔伊斯的相关材料可谓穷搜冥讨，包举无遗，举凡死亡证明、抵押账单、法官访谈录、会议记录、广播文稿等等，在艾尔曼眼中，无一非可用之材。难得的是，他不是要以这种方式炫奇斗博、夸示学问。正如乔伊斯选中布卢姆这个卑微的小人物装载和转送最纯洁、最善良的人类思想，艾尔曼驱遣这些细末琐屑、似乎无关宏旨的细节，是为了活生生地描画出一个丰富驳杂的文学巨人的血肉之躯，让读者在礼赞他的伟大的同时，克服对他的敬畏。

　　像那位谦恭的年轻人，我们已经通过阅读《尤利西斯》表达了对乔伊斯的伟大的敬畏和礼赞。现在，《乔伊斯传》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走进来，看一看这只伟大的手做过的许多其他的事。

丹妮是顾城的朋友，约了好几次见面，但不是我们有事，就是她的时间不对，都未能成事。过了新年，才找到时间碰面。丹妮戴一副黑框眼镜，皮肤嫩白，说话爽直，语速很快，人有点微胖，但行动敏捷。一见面，会让人有个错觉，以为是北方人，其实她是杭州人。

丹妮信佛，十几岁就信了，她说这很难和人说得清的，甚至来新西兰，她都认为是前生注定的，是和这地方有缘。当初她大学毕业，分在杭州一所大学做老师，每天都是快乐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触动了她的神经：她去参加一个教学研讨会，会上欢送一位离退休老教授。老教授从主席台下来，她伸手相握，搀扶。老教授颇感慨，说当初他来这学校，也像她这样年轻，无忧无虑。当时不知道，自己的今天和明天，都是一样的，其实，早就该知道自己明天的结局了。也就是说，会在这里终老。丹妮听了这话，才有了走出去的念头。

她说，来到这里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在某个梦境中到过，一切是熟悉的。她在新西兰呆过一段时间后，曾经返回过杭州去，但已不能适应了，便又重新回新西兰，发觉自己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便定居下来。

我们边吃边聊，话题自然转到了旅游和文学，她说自己很久不写了。听说我们去了激流岛（当时没联系上她），她有点遗憾，说该约顾城的姐姐顾乡一起见个面。说起顾城，丹妮满怀伤感和怜悯之情，说顾城也许不该来这，这并不适合诗人写作，顾城在激流岛生活期间，写作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但他是个本色的人，是个在自己内心里走得很远的人，他怎么想的，就怎么做的，一点也不虚伪。她说当初顾城出事，被传说成是在自己的旧居附近出事的，其实是在其姐姐顾乡家附近。出事后，她当夜拿了顾城的相片，给自己的高僧师傅，让他超度亡灵。但做了两个小时，师傅说他无能为力，因为顾城在自己的世界里走得太远了，他也不愿意给人束缚，要做个自由的精灵。

丹妮说，当年朋友们给顾城办后事，她凑了五十元，这在九十年代初，是一笔很大的数额了。我说起我们去激流岛探访顾城旧居的奇事和纯白的鸽子。她说顾城的确是喜欢白色的花的。她说第二年，在顾城忌日那天，她去激流岛拜祭，发现顾城上吊的那棵树下，开满了一圈的白色小花，真是个奇迹。她说那根树枝，按常理，一个人吊上去，是会折断的，但他这个大个子，既然没有折断，真也是个奇迹，不可思议。

我心里有疑惑，就提起一些与顾城有关的话题，比如，为什么这里的朋友，没有为顾城立个纪念碑或纪念椅？丹妮说，其实这里的朋友都挺宠顾城的。当时朋友们的景况都不好，都穷，顾城就更穷，她提到顾乡说过的一句让她要掉眼泪的话。有次聚会，顾乡望了一桌的好饭菜，感慨地说，要是顾城当年能吃到这样的饭菜，他断断不会走的。现在大家的景况虽然好转了，事情却也久远了，大家在为生存奔波，有点淡忘了。她说，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很好：“人离乡贱，物离乡贵”。谈到华人在异乡的生活，她认同我的观点，那就是，还有心情在这看闲书的人，才是这里的主人。因为我注意到，只有本地人，才有心情在海滩、巴士站、草地、公园里，拿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她说自己也在床边放一本书，晚上看一点才睡觉。

我突然提到，许多朋友都挺关心顾城和谢烨的儿子小木耳的。苏菲说大家可以放心，木耳长得像当地的毛利人那样壮实，人也十分聪明，当年顾家和谢家虽然没有通过官司赢得木耳的监护权，但也许是血缘的关系吧，前一两年，他自己找到他的姑姑那里，现在和顾乡在一起了。但据说，他不愿意人们谈论他父母的事情。

后来我又小心地提到谢烨，丹妮有点激愤，有点不屑，说人已去，不说也罢。我没有追问下去，但我想，她的态度，已经给我解答了心里的疑惑，也因此让我体会到，生活和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样的故事，经过以讹传讹，经过口口相传的演绎，最后变成一个似是而非的传言。

后来，丹妮看了一眼手表，哎呀地叫了声，快下午1点钟了。她说得走了，她还要去给一个朋友的时装店当帮手。她起身说声谢谢哦，约个时间再聊，就匆匆走了。

《朗读者》（译林出版社）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对于我们是陌生的，但在我看来，他和他的德国作家，特别是战后的德国作家如伯尔、格拉斯，一样的杰出和重要。他是一位法学教授和法官，在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了三本犯罪小说，卖得都不错。《朗读者》是他第一本“严肃”作品，除了在国内取得了轰动，马上又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功。光在英语世界里就卖了快200万册，是战后继《香水》卖得最好的德国小说。

同《香水》一样，这同样是一个有关性爱和罪恶的畸情故事，但也同《香水》一样，它在性爱和罪恶的表皮下，讲的是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故事，对于战后德国读者，触动的是更具有切肤之痛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过的法西斯罪恶的过去，尤其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上一辈不愿示人的过去！故事讲述了15岁的米夏和36岁的汉娜一次街头偶遇和接下来无法控制的身体接触，女人对自身文盲和集中营看守历史的双重隐瞒，对学习教育的几乎疯狂的重视和偏执，并没有让男孩怀疑自己对女人的迷恋，性爱之前他对女人的高声朗读，不仅变成了小说的标题，也变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契约或是默契。然后，汉娜突然不辞而别，小说的第一章到此戛然而止。直到多年以后米夏成为法学大学生时才又看到了她：在法庭上，她出现了，站在历史黑暗的另一边，承担着战后人们对罪恶的指责。

如果她是过去的凶手，米夏该怎么办？读到这里，第二章，小说终于露出了它清冷的锋芒，刺向了每一个后奥斯维辛时代的读者：毕竟历史过去得还并不太久远，罪恶也并不那么遥远。当你和那段黑暗缱绻地上过床以后，你会一身轻松地下床吗？后战争历史中的一代人，该如何面对自己对经历过那段沉重历史的父辈母辈的爱呢？

对于我们，后“文革”时期中，把曾经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遗忘，而且遗忘得那样漂亮，同时也彻底小资化了的文化中，《朗读者》这部书对于我们有着无法回避的相关性：在和历史调过情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几代人之间的欲说又止、躲躲藏藏的后面是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天然地去雕饰的语言，干净得像冰凉的骨架，在骨头的缝隙中是一个被历史隔开的两代人间朗读与倾听、诉说与沉默、罪恶与遗忘、逃避与短兵相接、激情与蓦然惊醒的故事。

□李炜

身在新浪BLOG，自然对周围邻居的事也要关心一下，虽然他们可能是住在别墅区，但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新浪很热闹，小韩与老白死掐了。本来死掐的双方一个号称去玩赛车了，一个闭门谢客撤博明志。

可戏还没散，看不见的战线又起硝烟。一个避开网络，在“主流媒体”上发表见解；一个开始釜底抽薪，断老白的后路，“看看纯洁的老白当年都干过啥？”

恋人语言不通如何吵架？

对韩白双方之争，我没有什么好评论的，毕竟跟双方都不熟悉，包括作品。然而，却有一个我朋友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

我的朋友，有理想，有抱负，自小就有一个宏伟目标：一定要娶一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为妻。年轻时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这个自信（自信来自于能力），只好勉强与国女结婚。人到中年，事业有成，身家超过了八位数，更可喜可贺的是，与国妻离婚了。

于是，童年时的梦想再一次浮上心头。天遂人愿，结识了一个西班牙女子，年方二十六，身材窈窕、金发碧眼、唇红齿白、眉目多情。朋友大喜过望，如沐春风，准备就此梅开二度。

然而，一个障碍出现了，西女只会说西语，朋友只会说国语。刚开始时，有翻译帮助沟通，但两天之后，感到翻译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开始了没有翻译的恋情。

双方在一起时还好办，毕竟有一些身体语言是国际化的，身体也是兼容的。可是没到结婚的火候，不能天天在一起搞身体语言。西女回国工作了，麻烦就来了。恋爱还得继续谈呐，只好借电话传递感情。

我曾经目瞪口呆地观摩过朋友与其女朋友之间的越洋恋爱电话：

拨号，接通。

中国方：HELLO，西班牙方：HELLO。（这是他们之间能互相听懂的仅有的两个单词之一，还有一个单词后面再用，省着点。）

于是，我方开始中文讲，在中文的间隙之处，对方适时地接上，开始用西语说话，双方各说各的，依此类推，五六个回合之后，双方应该是不约而同的看看表（对方看没看是我猜的），然后，中方恰到好处地说：BYE鄄BYE，西方也说：BYEBYE（仅存的一个双方能听懂的单词），于是朋友一脸幸福地挂机。

朋友的越洋电话，有一段时间成为了当时朋友圈内的经典节目。酒过三巡的时候，总是语重心长地劝：“恋爱是谈出来的，要多沟通呵。”于是朋友接受劝告，掏出手机。

跨国电话恋情持续半年之后，问朋友进展如何，何时赴西天娶妻。朋友摇摇头：不娶了，分手了。

问其原因，朋友说：这女孩是不错，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观点差别太大，电话里就总吵架。我与前妻就是天天吵架吵离婚的，再找一个天天吵架的，重蹈覆辙呵。

朋友的话我到今天都没想通。没有共同语言我能理解，而且太没有了。但电话里总吵架是如何吵的？可惜没有观摩到。婚后如何才能天天吵架呢？

想不通。真有这么吵架的人！

等韩白之乱发生了，我才发现，还真有这么吵架的人。

吵什么呢？根本就不是一个系统的，讲的不是一种话，互相谁也听不懂谁，这架吵的。

小韩本来就看不上你那个文坛，都说“文坛是个×”了，老白何苦在那里满怀深情地说：再努力几年，我们等着你成为文坛后备军呢。

小韩要是真的对“主流×文坛”不屑一顾，老白说你“不是主旋律，没有进入主流圈”，正是夸你呵。

小韩的那些系列语气助词，老白也别生气，你既然对“80后”研究得如此深刻，应该早就知道他们的语言习惯与风格，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社会现实。看来，还是研究得不透呵。

小韩既然对老白的研究水平、思维方式根本不以为然，就干脆不以为然到底，何必劳神来那么一大段“惯口”？

谁都听不懂谁，这架怎么吵？

有个西安段子，说秦人如何民风剽悍：两个西安人在西安交大门前的马路边发生口角（口角原因不明），吵了半天也没吵明白，正好一位老教授从大门里出来，饶有兴趣地看二人吵架。

二人吵累了，看到老教授，就说：“教授你是个文化人，你给评评理，你说该咋办嘛？”

教授沉思良久，最后说：“要我说，你们俩这事不是个吵的事，吵不明白，得打！”

看来，教授的思路和我那位谈异国恋爱的朋友惊人的相似。语言谁也听不懂谁的时候，得打，身体语言最好用。

打不起来？那还吵个什么劲？各干各的正事去。散场。

陆天明：韩寒很病态

从争论本身来看，事件已经越过了文学自身的界限。跟文学已经毫无关系了。文学争论发展到这一步太不像话，也太不应该！可以说是建国近六十年来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的事。这哪还算什么讨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帮当年的“红卫兵”拿着皮带在肆无忌惮地对待别人。这完全不是在讨论文学嘛。

白烨为什么没有权利批评他？白烨是社会公认的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不进行批评，还算什么批评家？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就应该接受社会公众的检验。我们现在的文学界，缺少的正是肯站出来说真话的批评家。大家一味地跟着市场转、一味地说好话，一味地抹稀泥，才造成一些少不更事的、自以为是“文学天才”的人如此蛮横，如此娇贵，如此地经不起批评。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是天才，也得让人家说三道四，允许别人批评。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举世公认的文学巨匠，还有人在批评和议论，难道自认为是“天才”的这个年轻人，别人就不能评论他一下了？别人评论一下，就得经受如此下流恶毒的谩骂？这种风气如果不制止，这样的“年轻天才”再多十个一百个，中国的文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坛？中国的文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

这件事出来之后，不是有很多小孩子跑到白烨的blog上去谩骂么？一直骂到白烨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博客。他们的这种做法，总让我想起当年的红卫兵，想起一些黑道上的人欺行霸市。这些小孩子从小生长在一个没有人对他们说“不”的环境里。长此以往，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以为自己怎么干都是“天才的做法”，那么当他们长大起来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如果让我说，白烨先生有一点估计错误，就是还把对方当成文学人来对待了。我的感觉是，现在不是跟他们谈文学的时候，而是应先跟他们谈做人，实际上，现在连谈这个问题都很困难。当然，我不赞同“80后”的这个分法。不要把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一古脑儿都分在一起，我认为这些孩子正在长大。他们总是要出现分化的，就像我们每一代人一样。事实上他们也是各种各样的。我相信韩寒自己将来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他会冷静地来看待自己这天的这些做法。就像当年许多狂热的“红卫兵”后来都有了变化，都能正常地生活了一样。

我觉得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总结一点，我们的批评界怎么了？现在缺乏真正好的、发自内心的、出于关怀的文学批评。市场左右了很多，很多作品出来大家都不看，批评家也没有发出自己客观的声音。韩寒的作品，有他独到的地方，有我们这些人写不出的东西。但是单论文字，坦白地说，我认为并不好，最起码也不是那么的好。这也难怪，他也就是十七八岁嘛，又没有读多少书，他所能知道的也就是一个中学校园里的那点事。但世界很大，岂是一个小小的校园就包括得了的？！现在捧他的也就是一些十来岁的孩子，但十来岁是要长大的，是要变化的。如果一本书只能让今天十来岁的孩子喜欢，其实是很局限的事。这一点，等韩寒长大一点，他自己一定也会明白的。他会懂得，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一本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但现在，愣就是没有人愿意真诚地向他指出这一点。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很病态的。不止发生在韩寒身上。至于怎么办，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我坚定地站在韩寒一边

□斑斓虎

首先声明，在韩白口水战中，我坚定地站在韩寒一边。

我是上世纪70年代的，可我知道70年代有精华也有人渣，有大师也有大头。白烨先生拿年代定义人，本身就非常荒谬，而鼓吹什么“立法”更是荒谬至极。

人是有差异的，评价某个人、某个群体是文学批评家的分内之事。批评家最忌讳的是道德上的优越感，这可能造成结论的不公正。所谓文学批评，不是家长批评儿子，老师批评学生。无论你如何不喜欢一部作品，如果你想“批评”的时候，都必须把它看完，领会作者要表述些什么，这些都是很起码的要求。

可是，众所周知的是我们的有些批评家徒有其名，他们甚至没有观点，只有偏见！他们往往喜欢下定义，而缺乏论证，他们的满篇文章都是舶来的概念，而缺乏真诚。为了一些利益，他们甚至甘愿做某些人的吹鼓手。不被公众鄙视，给个理由先！

你可以反对，如果你的反对真诚；你可以吐吐沫，如果你有吐吐沫的理由；你可以拍板砖，如果你自认为面对邪恶，但是你个人没有资格支配公共权力。你自己不舒服，就要大家“立法”，套用本山大叔的一句话：你以为你是太阳啊？

我一直很怀疑一些“精英”的民主素养，他们不过是玩弄规则的伪君子和真小人，他们只不过是华山派的岳不群们。事到临头，他们抡起大棒就砸人，比流氓还下作。不过毫不奇怪，他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

每个年代的人都不完美，都需要总结自身的得失。不过任何人都没权力支配别人的命运。白先生唯一可做的就是：如果您认为韩骂了你，您也可以骂他，骂得过就骂，骂不过闪人；您觉得委屈，赶紧起诉，但是您没有资格鼓吹“立法”，法不是给您一个人立的。

某种程度上，民主应该有容忍骂街的雅量，骂街是民主的初级阶段。如果禁止骂街，我们是不是又要重返那种兵营似的生活？公权绝对不可以介入禁止或者鼓励骂街的程序，我们不要忘记“文革”是怎么来的。何况，“立法”就能保障这个沦丧社会的“谦谦君子之风”吗？！

80年代的人们，缺点虽然不少，但是他们最大的优点是真诚、自由，也就是不装逼。

习惯装逼的人们，请远离不装逼的生活！

网友留言

孙锴：

我不想说一个不算成熟人的弱点，我只想说背景是两个社会原因：1、中国文坛自身的弱点，文化市场造就了80年出生的作家，表明了中国文化的脆弱和国人对文化认识上停留在表面现象。炒作是文坛中最大的弊病。古语：“德要早修，书要晚著”是很有道理的，价值观的不成熟，导致言行的不轨据。所以我说：“不要把叛逆当成性格”！我还说：“争论不是骂人，百花齐放，不是百骂成钢”。2、另一个是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现在80后的叛逆大多来至于家庭的过分溺爱。试想，白先生也是疼爱自己孩子的，疼爱时间长了，一旦说了孩子得不足，那您不是自找没趣么。独生子女教育背景下的悲哀。唯我独尊。

       在陆天明、陆川父子先后发文反对韩寒之后，韩寒在博客上再次贴文，以“上阵父子兵，伙同亲友团”为题把争论的矛头转向了导演陆川。截至发稿时，韩寒博客的点击率已接近945万。

　　在解玺璋和陆天明发文力挺白烨之后，陆天明的儿子陆川也出场助阵，3月18日他发表了支持自己父亲的文章《关于那场争论》，认为他父亲的文章是在维护批评的自由，并将韩寒和其拥护者比做红卫兵。

　　时隔三天之后，韩寒在博客上发帖表示了对目前这种文学争论风格的不满，因为争论的对方在不断跳跃，出场人从“友情”跳到了“爱情”又跳到“亲情”，而这些出场人更多地是为了情感而参与争论，而非为了争论而争论。在文章结尾处韩寒还“总结了中国式文学争论的悲哀”：“文学要争论到什么老婆爸爸儿子之类的全跳出来，替自己人说话，有什么意义。”

　　在各种媒体对韩白之争纷纷发表意见之后，韩寒本人还曾于3月16日深夜在博客上发表“自我批评”。

　　在这篇语带调侃的文章中，韩寒自己以一名“90后”少年的眼光来看“80后”的青年韩寒，并在文末附言中道出“自我批评”的缘由：“真可怜，对方连个高手都没有，不好玩，只能自己和自己玩。”

 

 

●状告该杂志在巴金去世后仍将其列为“主编”属虚假广告

●《收获》答辩状称“这是刻意而为的特殊纪念方式”

　　杂文家朱健国诉深圳新华书店、《收获》杂志案昨日下午2时30分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对于朱健国因《收获》在巴金去世后仍将其列为主编，诉该杂志“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收获》杂志称，这“确实是我社刻意而为，是我社同仁向巴金先生表达崇敬之意和进行追思纪念的一种特殊方式。”当庭并未宣判。

　　朱建国：《收获》“广告虚假”

　　去年12月20日，朱建国在深圳市新华书店购买了《收获》2005年第6期，发现上面仍是“巴金主编”，杂志夹带的活页广告中也有“征订，2006年《收获》，巴金主编”字样。他自称经过查询，得知巴金已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去世。

　　23日，朱建国致电《收获》杂志，询问为何巴金去世后仍是“主编”，遭“傲慢答复”。今年2月5日，朱建国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深圳市新华书店、《收获》杂志社发行销售虚假书刊广告”，并提出赔偿损失共8000元，同时在媒体公开道歉，收回《收获》2005年第6期及其活页广告等要求。2月7日，罗湖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收获》：这是特殊纪念方式

　　昨日，《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钟红明出庭，他与代理律师在庭审中认为，巴金先生于2005年10月17日去世，举世皆知。任何人不可能掩盖巴金去世的真相。

　　2005年10月21日，朱建国曾在“世纪中国”系列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悼念巴金”考验中国文化界》一文。

　　这证明两个月后他不会误以为巴金仍然在世而购买《收获》。

　　此外，2006年第6期《收获》杂志的封面为两幅巴金黑白遗像，还刊登了巴金去世的新闻报道。因此，杂志连同附送的征订单不可能使读者产生“巴金依然活着”的认识，杂志社也不可能借此推销。

　　《收获》还称，“继续将巴金先生列为主编，甚至未加黑框，确实是我社刻意而为，是我社同仁向巴金先生表达崇敬之意和进行追思纪念的一种特殊方式。”

　　此前，《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曾表示，“对于这场官司，我们的律师认为朱健国没有一点胜诉的可能性。”

　　他还说，“我认为朱健国就是为了炒作自己。”

　　对于《收获》杂志所言，朱健国及其代理人认为，“巴金主编”与巴金逝世不可混淆，原告起诉的是《收获》杂志而不是巴金，巴金不能在死后为《收获》杂志出现的这个问题负责。

什么叫“残雪式”风格？

远人：阅读你的早期作品，也很容易发现，在那些作品里，就出现了对传统阅读习惯的破坏。这种打破不仅是你行文的怪诞，更多还有文本所透出的充满神秘感的内省气息。我记得你有一篇题目为《旷野里》的短篇小说。尽管那是你的早期作品，但“残雪式”风格已经相当完整地建立了起来。你在当时和现在对这篇小说的看法有什么不同？

残雪：在我创作的早期阶段，我对自己的作品并无多少理性上的认识，只是凭着内心说不清的那股冲动去写而已。我记得当时的批评界基本上是将这篇小说看作对于一种夫妻关系的描写。现在看起来这种看法当然不乏幼稚之处，《旷野里》的内涵绝对超出了那种表面化的看法，甚至可以说那种看法是错误的。即使作为一篇早期作品，那种凌厉的、内省的风格已展现出来。在我们每个人觉察不到的、黑暗混沌的地方，到底有些什么？那种东西的结构又是如何的？这篇作品提出的疑问展开来，便成了我后来大批作品的主题。但在最初，一切萌芽的特征都已经包含在像《旷野里》这类精致的小作品当中了。曾经有一个澳大利亚人想把这一篇小说改编成动画片，由于考虑到他的解释很可能落入俗套，我坚决没有同意。像我这种特殊小说往往难免被误解、被庸俗化，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人们往往喜欢用所谓后现代的观点来强调一种看法：作品之中的谜并没有一个谜底。我要说的是：实验文学的谜是有谜底的。当然读者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探索性阅读接近谜底，去解开它，解的方式各异，但谜底只有一个。这并不是说实验文学是单调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向读者提供进行能动解读的广阔的空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是实验文学的最大特征。如果读者不动，他就只能停留在作品的表面，做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解释。

破除读者的“阅读惰性”

远人：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除读者对一部文学著作的阅读惰性？要求读者也参与到你的写作中来？

残雪：写的时候不会考虑这些，不过作为文学来看，互动的境界是我的最高追求。实验小说同懒人无缘，它只向那些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人敞开。

远人：从你的小说来看，其荒诞感完全建立在生活之上，这种有“厚度的荒诞”又映衬出你对生活的浓厚兴趣，这是否与你的个人阅历有关？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创作？

残雪：我确实是属于那种对生活（主要是对人）特有兴趣的类型，要不怎么会来写小说呢？我的阅历并不特别出奇。但我的真正阅历是内心的阅历，我永远坚守着另一个世界。我的敏感与执著决定了我的文学的性质。当然这种事不是那么绝对，我也不是孤立于社会的人。我的父母，我的家族确实有些特殊，再加上我所处的动荡的时代，这些外在的原因也促成了我身上那些原始记忆的总爆发。这种问题要到将来写自传的时候才能细说。但谁知道呢，也许我永远不会写自传。

很多人说我故作神秘

远人：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创作冲动，你的创作冲动源于什么？在你笔下出现的人物是否都有原型？

残雪：我的创作冲动说不清。通俗地讲，就是要开口说话。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具有另一种生活，时常生活在常人难以理解的某种幻觉之中。后来的创作不过是实现了我的那种生活。从那时一直到今天，的确有某种东西在我内部躁动，如果我不写作，我的生命就无法达到一种平衡。那种情况发生的话，虽然不能说是灭顶之灾吧，我一定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的人物当然都是有原型的，只不过这些原型要追溯到我的潜意识的深处。他们同表面的社会政治无关。我的工作，就是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加以演绎。可以说，我并不能用我们平时所说的所谓理性（常规）来“处理”我的原型，他们都要遵循我内心的那种神秘的召唤，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表演。每当我锻炼完身体坐在桌前，发动起我的潜意识之际，我的人物就会开始对话，以此来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开拓出新的创造空间。我不处理他们，他们自己会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只要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履行速记员的职责就可以了。

很多人在说我故作神秘，说我的文字后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他们要这样说也没有办法，他们阅读时不愿出力，只愿坐享其成，这种阅读方式什么都得不到。我的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最为自然的精神发展的方式，自然得如同呼吸，既神秘又不神秘。虽然目前在中国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写作，但我相信这种东西一旦产生就不会消亡。你贬低它也好，不正视它也好，它总是刺眼地存在着，刺激着常规思维，逼得一些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远人：但你的小说也确实给了读者一种强烈的跳跃感。用你小说《天窗》中的一句话，就是在阅读中“忽然眼前又化为一片迷茫”，整部作品就像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甚至是一个梦境一个梦境的不停拼贴，而在这些拼贴的夹缝，又几乎遇上你设置的某种障碍，这就逼迫读者对你作品中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全神贯注，是这样吗？

残雪：是啊，逼迫读者去追溯文字下面的结构。而对于感觉不到逼迫的人，那个结构便不存在。

多次提倡纯文学没人买账

远人：可以谈谈对你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或是作品吗？在你喜爱的文学作品中，你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哪些？

残雪：我多次开过这类名单，相信大部分我的读者都看到过。总的来说，我喜欢西方的或具有西方文学观念的作品，而这里头我最看重的又是那些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什么是实验文学？通俗地讲就是拿自己做实验，看看精神的能动性有多大，能否颠覆肉体的现实。实验文学源于古代的西方，荷马、但丁甚至《圣经》里的一些故事都属于这种东西。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在审视自身，将审视的经验变成文字就成了最早的纯文学。这种审视越有深度艺术成就就越高。你以为他写的是表面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实际上这类伟大作家写的全是有关人的同一个故事，只不过由于多数读者自身的惰性，他们不习惯于这样来看而已。

我多次写文章提倡纯文学，但并没多少人买我的账。在一个旧文化传统如此深长的国度里，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要做的工作我终究会做到底的吧。

远人：作为一名有知名度的作家，你觉得你写作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创作应该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如有别的更大的诱惑，你会为其所动吗？

残雪：成功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内心的认可，一方面是外界的承认。从前者来说，我属于那种一写就成功的类型，因为我起步晚，30岁才开始，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足了。说到社会的承认，我想，大概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大变动的时代，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接受我的作品的心理条件已成熟了吧。当然这种承认是有发展阶段的。到今天，我的作品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同读者的逐渐成熟，同我自身的坚守，同大环境的相对宽松都有很大的关系。我当然也同常人一样喜欢出名，但我一定要以我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出名。时至今日，只有写作是最适合我的方式。

为了报仇写小说

远人：最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你的访谈录———《为了报仇写小说》，书名很有悬念，你曾在书里和韩少功先生、施叔青女士的谈话中提到“复仇”，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书名的含义，这个“报仇”是指什么？

残雪：我在创作初期没有鲁迅先生那样明确的理念，我属于在创作活动中成熟起来的作家。这本访谈录记述了我的历程，读者只要注意一下时间就可以看到我发展的大致轨迹。我虽同那个时代的鲁迅先生有差别，在出于愤怒，心里有话要说这一点上开始创作，大概是很相似的吧。随着创作的深入，我的愤怒很快就内在化了，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艺术规律在起作用。仍然是报仇，但并不是指向外部的世俗的东西，而是指向人性本身。鲁迅先生的《野草》和《铸剑》一类的作品是我的榜样，虽然他那个时候还并不完全自觉，但在这几篇伟大的作品中，他的艺术直觉战胜了他的旧观念。

作家简介

残雪，女，本名邓小华，1953年5月30日生于湖南长沙。

父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在报社工作，父亲曾任新湖南报社社长，1957年父母双双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残雪从小由外祖母抚养，这位老人心地善良，但有些神经质，有一些怪异的生活习惯（如生编故事、半夜赶鬼、以唾沫代药替孩子们搽伤痛等），对残雪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

残雪从小敏感、瘦弱、神经质，短跑成绩和倔强执拗在学校都很有名。她小学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于是失学在家。1970年进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1978年结婚，丈夫是回城知青，在乡下自学成木匠。1980年残雪退出街道工厂，与丈夫一起开起了裁缝店。后当专业作家，现居北京。

残雪自小喜欢文学，追求精神自由。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作品有《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天堂的对话》、《最后的情人》等，不少作品被海外文学界翻译和介绍。

                                                         收录全部法文作品，选集价值有争议

对贝克特不同时期作品的价值，学界有不同看法。

　　今年是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100周年诞辰，湖南文艺出版社将于4月13日贝克特百年诞辰日推出《贝克特选集》，据称这是国内首次出版贝克特的作品选集。除了《等待戈多》等为国人熟知的作品外，选集还收录了大量实验小说，包括具有代表性的《莫洛伊》三部曲。不过也有学者对选集的价值有不同于出版方的看法。

　　《贝克特选集》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向法国午夜出版社购买的版权，共分为五卷，125万字，按年代收录了贝克特定居巴黎后所有用法文写作的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由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担任总审校。

选集第一卷收入了20世纪40年代贝克特创作的《世界和裤子》、《镇定剂》等短篇作品，第二卷收入了《莫洛伊》、《马龙之死》、《无法称呼的人》三部长篇作品，《等待戈多》和《默剧两出》被收入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则收录了贝克特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些作品。 　　出版方：弥补了译介缺失 　　据选集的策划陈侗介绍，作为世界著名的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无疑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但行内人士的注意力仅仅局限在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上，之前国内出版的贝克特中文译作相当少，而且多是单本出版，或散见于外国文学作品选、杂志，单独的贝克特作品选很罕见。陈侗认为，本套书的编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选集的出版标志着贝克特的法文作品已经全部有了中文译本。 　　余中先认为这套文选的价值在于全面展示了贝克特正式的文学生涯。他说，国人对贝克特的熟悉多因为《等待戈多》，而贝克特的文学之旅其实是从小说创作和写诗开始的，其小说的数量也远远高于戏剧作品。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来说，贝克特以表现内心世界的飘忽和细腻见长，小说与戏剧有着内在的隐性关联。余中先认为翻译的困难在于贝克特梦话连篇的呓语。 　　陆建德：不适合一般读者 　　贝克特法文作品的价值有多大？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陆建德表示，选集对于研究者和少数在叙事上追求多样性的作家是有借鉴的，但这些作品可能会使一般读者很难体会到阅读的愉悦感。 　　陆建德表示自己更欣赏贝克特早期的英文作品，他的法文作品更多地类似于文字游戏，翻译过后的味道与原文会有差异，尤其《莫洛伊》三部曲的可读性比较差，人物无固定身份，行为不可预测，贝克特追求的是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他认为，贝克特凭他的天才和语言技巧，对世界文学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但对其的任何模仿都是愚蠢的，读多了还会变得神经质。”

人类有过许多愚蠢的发明。禁书及其为著查禁书而建立的书刊检查制度也许要算最愚蠢的发明之一。当然不是指禁书之举的动机蠢。在这方面，禁书者多半有著非常精明的利害考虑。说蠢是因为此举不懂或是忘记了人天生就有一种想食禁果的冲动。许多事物，不禁人们不在意，一禁欲望就上来了。就阅读而言，遭禁的书怕是最能刺激起阅读欲望的一类。但禁书之举不但愚蠢而且邪恶。因为它针对著人最重要的权利──独立应用大脑进行创造和判断的权利。大脑和理性的潜质是上苍赐予人的独特恩惠。书籍负载的正是人在应用大脑这一最杰出器官和展开理性潜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最重要成果。而书的易于保存和传播又使它所负载的人类理智成果可以超越时空，为人们所共享。关于书的重要性，有一个著名假设。大意是，假如一场突发性灾难毁灭了人类一切物质成就，惟独图书馆幸存下来，这种情况下是有重建人类文明的希望的。但如果保存下来的是物质成就，被毁的是所有书籍，那么，人类将重新在黑暗中艰难踟躇。不幸，人类历史上恰恰是搜索查禁书籍的书刊检查制度曾十分肆狂。毁之于它的书籍不计其数。其祸之大，即使说这一制度的发明使人类向黑暗和愚昧倒退了许多世纪，也毫不为过。
　　
　　如今，时代有了不小进步，公开查禁书的事已不多见，但并未绝迹。为了人类理智成果不再被毁灭，为了人们能自由分享这些成果，有必要去了解历史上的禁书现象。适应著这种需要，近年出现了好几种对世界禁书概况作介绍的书。其中，由玛丽.斯帕恩和肖峰主编的《世界历代禁书大全》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这本长达八百余页的《大全》列出了世界各国禁书中除中国以外的主要书目并对每本禁书作了内容简介。对于喜读禁书的人，它简直就是一份导读。但它最有价值之处在于通过禁谁禁什么书所透露出来的倾向，在于对每本书遭禁原因和过程的逐一介绍所展现出来的各实施禁书的国家中人们的生存处境。
　　
　　还无须细读，只消浏览《大全》目录和书末附录便不由你不佩服书刊检查机构搜索员的好眼力，他们几乎无遗漏的盯上了所有最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思想家。最有意思的是，某些在意识形态上看似截然对立的国度或时代，禁起书来却经常性的“英雄所见略同”。当笛卡儿、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先贤大哲的著作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先后遭禁时，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也把康德等人列入进“可耻作家”；易卜生的《群鬼》在这两处都没逃脱遭禁命运；而托洛茨基出版于1903年的一份报告在沙俄时期和苏俄时期先后被禁，禁的理由一样：作品反对现存政府的哲学。终身为自由而歌的伟大诗人海涅的遭遇最具讽刺意味。生前他的作品被德国联邦议会查禁，一百年后被纳粹焚烧；二战后苏联在东柏林的占领军同样容不下这只吟唱自由的夜莺，于1954年禁了海涅作品。
　　《大全》显示，禁的内容大多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禁的过程和手段则让人看到禁书史是一部充满血腥的历史。从中世纪起，教会异端裁判所的烈火熊熊燃烧了几个世纪，把无数被判为异端的书和作者扔进了火堆；在16世纪的法国，拉伯雷的朋友、《巨人传》的出版商被处死并陈尸示众，他自己则被迫流落异乡；16世纪的英国，托马斯的《意大利史》因批评天主教士而冒犯玛丽女王，被绞死并肢解；在18世纪，笛福在反讽作品《消灭不同教派的捷径》中建议将不同教派斩尽杀绝。起初信以为真的教会发现受愚弄后，笛福被捕，并遭受带枷示众的羞辱；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中通过描写“一战”而控诉战争的罪恶和戳穿纳粹的“英雄”神话。结果，他成为纳粹的眼中钉而生命面临危险。他逃出了魔掌，但书被投入了火堆，妹妹受到株连，被纳粹随便找个口实从肉体上消灭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坛怪杰皮利尼亚克在苏联文学中首次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某些特征，谴责了内战的残酷，描述了独断专行、陷害无辜的破坏性机制。他让小说中的最高领导冷冰冰的说出“历史的车轮，尤其是革命的车轮…….很大程度上是靠鲜血和死亡向前推动的”。自然,有权选择由哪些人的血来润滑革命车轮的只能是最高领导。作者道出了秘密，于是他被现实中的最高领导选中。1938年，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使他遭枪决……。这些使作者及家人甚至出版者蒙难的作品，有的歌颂人性，表现了生气勃勃的新的时代精神，有的挑战专制与黑暗，有的把被光环遮住的罪恶真相揭露出来，无论光环是“英雄”是“保卫祖国”或是别的什么靠无辜者的鲜血和死亡来成就的“历史必然性”……由于真相是对靠谎言来维系权力的那部分人最大的威胁，于是畏惧真相的人就用烈火、囚车、枷锁、绞架、利剑刀枪来对付真相。刚才提到的只是因自己或亲人的作品遭遇烈火刀枪等暴力手段的几个较著名的例子。还有无数殉难者，他们中许多人的姓名和身世都淹没在了无法穿透的黑夜之中。
　　
　　在查禁书的数量上，从1559年起开始大规模禁书并不断发布禁书目录的罗马教廷既是禁书运动的始作俑者，也是历史上的禁书大户。而在现代，查禁书最多、手段最严酷的要数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戈尔巴乔夫以前的苏联。这两处查禁的对象主要是那些表达了不同于当局宣传灌输的观念和信仰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充满自由气息、引起独立思考，催逼著人们去反省人生和现实，使现行观念受到理智检查、审视的作品。为了彻底禁堵这种倾向的作品，纳粹德国臭名昭著的焚书运动煞费苦心，专门成立了以开列书和作者黑名单为使命的“反非德意志精神行动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作者按他们的好恶进行排队，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焚烧。焚书算不上纳粹的发明，纳粹的独特发明是给每位书被焚作者都写上一段名曰“焚烧格言”的判词。这些判词诋毁作者的人格，标榜是为了“爱国”的、“道德”的理由，为了“不背叛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而焚书。那一边往火堆里扔书，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既残忍又滑稽。但纳粹就这样用冠冕堂皇的话粉饰了野蛮并不失时机的把焚书现场变成纳粹意识形态宣传阵地。
　　
　　苏联禁书没有焚烧，也没有写格言。但要给出一个公开的理由来藏匿不便言明的动机。例如，格罗斯曼《生存与命运》遭禁，给出的理由是损及“国家安全”，真实原因却是小说对斯大林极权和苏联劳改营黑幕的揭露触怒了当权者；《日瓦戈医生》真实描写了支持和参加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的不幸遭遇而被判为“仇恨社会主义”。当瑞典文学院因这部作品的非凡文学成就以及作者对人生和历史的诚实不欺而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后，苏联作出的反应是攻击评奖结果是“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是国际反动派一次挑衅性行为。这种我们很熟悉的语言及其它所透露的阴谋论思维方式和心态，如果拉开一段时空距离，看到准忍不住想发笑，但置身其间是笑不出来的。帕斯捷尔纳克从此背负沉重压力，两年后在孤独中离世。直到戈
尔巴乔夫实行民主化改革之前，在充斥著这类语言的苏联，那些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的作家没几个逃得掉作品遭禁，自己被批被囚被杀被放逐的厄运。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大全》显示，最讲究思想言论自由的美国竟也算得是一个禁书大国，只不过频繁发生的禁书行动很少成功。几乎每次禁书都有多方牵制、打架，煞是热闹。作者抗议海关、邮局；反对禁书的民间社团与要求禁书的民间社团之间辩驳；民间力量与官方较劲；校方禁书家长反对；家长请禁但遭校方拒绝；法院驳回警局、驳回市议会，二审驳回一审，最高法院驳回州法院……。尤其令人大开眼界的是，许多禁书行动系民间所为。仅从《大全》所涉参与禁书的社团也可看出，美国民间社团组织十分发达，什么“农场联盟”、“促进高雅读物母亲联合会”、“反对堕落与诲淫社团”……真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而且个个能量可观，不仅可以向学校、海关、邮局、警局、议会施压，而且还有开上“淫秽书籍曝光车”作街头宣传的“壮举”。但禁书不论是民间行为还是官方行动，都要受到许多牵制，尤其要受法律限制。书被禁的作者和支持者可以控告、可以反控。一旦诉诸法律，就得听从法院的了。这种多方牵制，最后各方听从法院裁定既可以避免民间参与沦为暴民行为，又防止政府摆脱来自民间以及权力结构中其他力量的制约而走向暴政。就禁书行动本身，这种“美国式扯皮”使得这地方别想有如前面那几个禁书大国的高效率。特别是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之故，最终裁定多半会推翻对书的指控。除此之外，还有几个特点也与其他禁书大国大异其趣。一是几乎没有过全国性的统一禁书，禁书行动大多限于某州、某市、某校，除非海关、邮局介入，但即便介入，多半也很快遭到抵制；二是禁书行动起于道德顾虑的居多，这种情况下的禁阅对象主要是中学生而不是成年人；三是作者不必担心因写了什么而蹲大狱、当逐客，更无书或人被扔进火堆之虞。这样，虽然禁书行动频发，但各方牵制造成禁堵低效或者无效，再加上禁堵行动的规模、范围有限，结果是禁者不幸，作者幸、读者幸。
　　
　　然而，对书的查禁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无论是异端裁判所或纳粹式的还是美国式的，都是对人的理性的侮辱和对人的尊严的冒犯。即使禁书出于道德愿望，这愿望背后却大多隐匿著以自己的判断为是非标准的自以为是，隐匿著以为有人在精神上永远需要自己牵引著学步，想把别人的精神置于自己控制监护之下的僭妄态度，要不然就是被惊世骇俗的见解所激怒而对自己尚不理解的作品妄加反对的轻率态度。但事实上禁书更多出于维护权力地位的需要，这种情况下采取的一切手段都为著消灭独立思想，为著最大限度的收缩人的心智，把人变成精神上的白痴。所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禁书以及各种专为此而设立的机构都应成为历史陈迹。至于如何防止某些书对心智尚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并从长计议的问题。禁和堵是没用的，只会刺激起他们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