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谈》颁发“20年作者奖”

   素有“文坛轻骑兵”之称的《文学自由谈》坚守文学评论阵地已走过20年的路程,该刊特意举办的“《文学自由谈》20年作者奖”评选日前在天津揭晓,8位作者获奖:功勋作者李国文,重要作者韩石山、何满子、王蒙、金梅、张颐武,新锐作者李美皆。《文学自由谈》创刊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此次评奖对

于《文学自由谈》是重要的自我检阅,刊物没有举行颁奖仪式,也没有庆祝活动,而是通过专家组成的评委会讨论表决,最终以寄送证书和奖金的方式,为创刊20年的特殊纪念画上了一个务实的句号。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名单揭晓

  深受华语文学界瞩目,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近日已正式启动。经过30位专家的推选,本届提名名单揭晓。贾平凹王蒙、牛汉三位重量级作家获得“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杰出作家”提名,东西、李亚伟、陈丹青、张新颖、冯唐等25人则分别入围年度小说家、年度诗人、年度散文家、年度文学评论家和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五个单项的提名。

  在前三届的文学推选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提倡的“反抗遮蔽、崇尚创造”的坚定立场和透明的评选程序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在过往三年中,史铁生莫言格非分获前三届“年度杰出作家”的荣誉,韩少功、于坚、李国文陈晓明盛可以韩东、王小妮、余光中、王尧、须一瓜、林白、多多、南帆、李敬泽张悦然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先后分获各单项奖。“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通过独立、公正、创造的评选精神和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评选实践,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评选文化,深得各界好评,成为中国文学评价体系中坚定的存在。

  相比于前几届,今年的提名名单公布略为延迟,许多文学界人士和读者都关心个中原因。对此,“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组委会秘书长谢有顺作出解释:“发布的时间虽然较往年迟,但这并不影响这一届文学推选的进度–我们揭晓最终结果的时间,依然选择和往年一样的四月上旬,在清明与谷雨之间。”同时,谢有顺表示,由于此项年度文学推选已经成为文坛盛事,它所传达的文学立场、评价体系已经得到明确的昭示,并赢得华语文坛的广泛信任和关注,所以主办方对这一活动没有事先宣传的必要。“我们想用一种更简洁的方式告诉大家,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2005年度的好文学。”

  此次的提名名单是由三十位国内外最重要的华语文学传媒(文学期刊、报纸)负责人组成的推荐专家经书面投票产生的,专家队伍和评选程序与往届基本一致。对此,谢有顺解释说,“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固定专家阵营的目的,是为了让专家更好地承担具体、明确的责任,保持这一文学推举的价值连续性。如果大家都知道每一次的文学推选是哪几个专家评审出来的,那么这些专家就得为这个评选结果承担具体、明确的责任。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惟有透明才能保证一次推选的公正;惟有一个人还在这件事情之中,才能叫这个人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

  据谢有顺介绍,由于2005年度是一个文学丰年,此次提名的产生竞争相当激烈。他同时表示:“进入提名的,肯定是该年度有重要成就的作家,但遗漏也在所难免,因为好作品太多。我们在坚持自身的文学信念的同时,也强调‘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评价视角,一种可能有遗漏和缺失的视角,而更全面的评价,只能留待历史和时间来作出了。”

  本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评选结果,将由五位终评专家近日在广州记名投票,并由国家公证员公证产生。四月上旬,“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组委会将邀请2005年度的优秀作家到广州出席这一文学盛典。

  本报记者 黄长怡

  附:【 提名名单 】

  一、2005年度杰出作家

  贾平凹:《秦腔》(长篇,作家出版社)

  王 蒙:《尴尬风流》(长篇,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成样子的怀念》(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牛 汉:《空旷在远方》(诗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2005年度小说家

  东 西:《后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东西作品集》(四卷,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钟山》3期)

  阿 来:《空山》(人民文学出版社)

  毕飞宇《平原》(江苏文艺出版社)

  蒋 韵:《隐秘盛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三、2005年度诗人

  李亚伟:《豪猪的诗篇》(花城出版社)

  雷平阳:《三个灵魂》(外十二首,《天涯》4期);

  《秋风辞》(组诗,《人民文学》7期);

  《云南之书》(组诗,《诗刊》7期)

  卢卫平:《尘世生活》(珠海出版社);

  《诗八首》(《人民文学》11期》);

  《诗七首》(《诗刊》4期)

  王 寅:《王寅诗选》(花城出版社)

  陈先发:《前世》(复旦大学出版社)

  四、2005年度散文家

  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冠学[台湾]:《大地的事》(东方出版中心)

  徐 晓:《半生为人》(同心出版社)

  周晓枫《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钟怡雯[台湾]:《飘浮书房》(台北九歌出版社)

  五、2005年度文学评论家

  张新颖:《双重见证》(江苏教育出版社);

  《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程光炜:《文学想像与文学国家》(河南大学出版社)

  吴义勤:《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

  洪治纲:《守望先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发有:《媒体制造》(山东文艺出版社)

  六、2005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冯 唐:《18岁给我一个姑娘》(长篇,重庆出版社)

  李师江:《逍遥游》(长篇,远方出版社)

  徐则臣:《石码头》(中篇,《大家》2期);

  《三人行》(中篇,《当代》2期);

  《西夏》(中篇,《山花》5期);

  《弃婴》、《奔马》(短篇,《上海文学》1期)

  郑小琼:《落日》(诗歌,《诗选刊》11、12合期);

  《坚硬的铁,柔软的铁》(组诗,见《诗刊》2005年12月合刊)

  李约热:《涂满油漆的村庄》(中篇,《作家杂志》5期)

帕特森捧走林格伦奖

林格伦奖于星期三在瑞典揭晓,美国作家凯瑟琳·帕特森获得此奖。

  林格伦奖是瑞典政府为了纪念于2002年逝世的瑞典童话大师林格伦所设的,是现今全球童书奖中奖金最高者。此次,帕特森从55个国家137位提名者中脱颖而出,被授予64万美元的奖金。评审团认为正是帕特森运用了纯熟技巧,为读者留下了一个个勇敢而坚强的人物形象。

  凯瑟琳·帕特森1932年出生在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返回美国。她是当代最杰出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也是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屡获“纽伯瑞”奖,更在1998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其中,《雅各布》、《我那逝去的爱》以及《通向特里比西亚的桥》等均为获奖作品,1978年纽伯瑞大奖作品《通向特里比西亚的桥》于去年被搬上银幕。

  对于此次获奖,帕特森表示完全是出乎意料,尽管以往每年都被林格伦奖提名,但没想到此次竟然获得此殊荣。帕特森指出,其实自己的整个写作过程中都充满了痛苦与煎熬,“我的作品主要是表现人,尤其是孩子们的艰难处境。他们必须要在这种困顿的生活处境中找到自己活着的希望,所以整个写作中都是充满了痛苦。”

  《黑质三部曲》将推中文版

  2005林格伦大奖作品引进

  2005年林格伦奖获奖小说《黑质三部曲》将于4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这本书有可能继续《魔戒》、《纳尼亚》之后的全球性魔幻风潮。

  《黑质三部曲》包括《金色罗盘》、《魔法神刀》、《琥珀望远镜》三册。故事主要集中于两个牛津少年莱拉和威尔的探险生涯。他们在冥冥力量的指引下相遇,而一场关系宇宙生死的巨大阴谋却正等着他们。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凭着这部魔幻作品,不但赢得60万美元的奖金,更被认为是继托尔金之后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魔幻小说家。据《黑质三部曲》责编孟丽介绍,这部小说规模宏大,头绪繁多,但在挑战读者阅读耐心的同时却又充满天才之笔。孟丽同时表示,新线公司正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预计2007年上映。

 

中欧文学最伟大的朋克 荒诞文学大师贡布罗维奇

  荒诞文学大师贡布罗维奇一直被认为是害群之马,却对世界文学狠狠地推动了一把。昆德拉把他和卡夫卡、穆齐尔、布鲁赫并称为“中欧四杰”。直到贡布罗维奇百年诞辰时,他的祖国波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为他举行各种迟到的纪念活动。此时,他已经死去35年

  □周江林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年8月4日出生于波兰凯尔采省奥帕托夫县马沃什策村一个地主家庭。父母极为富有,他从小就跟家庭教师学习。1915年,随父母迁居华沙,在一所贵族的天主教学校上学,各科成绩悬殊:波兰文和法语得了满分,拉丁文、几何学和代数学却得了零分。

  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16岁时,尝试过写作。大学毕业后,奉父亲之命,前往法国巴黎攻读哲学和经济学。1928年回到华沙,在法院担任见习律师。父亲切断他的津贴,然后,他却从此时开始了写作生涯。

  在20世纪20年代,贡布罗维奇的荒诞剧就登上了波兰的舞台。这比尤奈斯库在1950年在巴黎上演《秃头歌女》要早30年。

  1935年创作的《勃艮第公主伊沃娜》把人们带到一个浪漫而有怪诞的童话世界里:伊沃娜是一个既无魅力又无美貌的女孩,她暴躁易怒、淡漠无感觉、贫血害羞、胆怯又一言不发,她以王子的未婚妻身份被引入王室中——这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这种无言使得王子自由地想象她内心生活而不必打扰她,使他陷入了对她的爱。直到伊沃娜自然成为分崩离析的导火线,他终于厌倦了她,于是,让她吃大量带刺的鱼,把她噎死。

  贡布罗维奇生性内向、神经紧张,一向病弱,其作品自始至终反对传统和模式化。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色彩,文字往往夸张、扭曲、怪诞,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或丑态百出,或乖张古怪,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

  对抗一切名人

  1937年,他的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出版,终于引起了评论界的强烈反应。他在文学界声名鹊起。一个叫尤瑟夫的32岁的作家被他的老师强行变成了小孩并送入学校,改名尤奇奥。于是一个荒诞世界的画面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首先受到嘲讽的是教育界,在由混饭吃的腐儒、无视学生个性的教育家、以及外围的“文化姑妈”紧紧围拢的教室里,种种滑稽场面立刻召之即来。尤瑟夫在32岁的时候厌恶成熟,在姑妈们看来他没有社会身份,姑妈们劝他要么“当名医生,至少也该当上个情场把式或马贩子,总之得有个明确身份。”可是变成了儿童后,尤奇奥却厌恶不成熟。他的同学敏透斯为了摆脱不成熟,宁可找乡下的“长工”交朋友。可等他们到了乡下,敏透斯发现找个长工“拜把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件事以失败告终。尤奇奥在城市和在乡下的两个故事的结尾,都严格遵从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原则:以所有的人在地上滚动、打闹结束。

  贡布罗维奇作品的荒诞特点与卡夫卡很相似。不过,贡布罗维奇并不喜欢卡夫卡。在《费尔迪杜凯》中受嘲笑的作家名单中甚至包括了大诗人密茨凯维奇。他的荒诞性并非来自哪一个作家或哪一本书,而是来自当时中欧的文学风尚。再则,他有致敬的人,那是闹剧大师拉伯雷:含泪而永不停歇的造反精神。因此,这个孤独的造反者的不倦热情,当然让很多人不舒服,被故意“忽略”就不难理解了。

  对此,米兰。昆德拉有过准确的表述:“作家的本性使他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集体代言人。更确切地说,作家的本性就是反集体的。波兰人一向把文学看作是必须为民族服务的事情。波兰重要作家的伟大传统是:他们是民族的代言人。贡布罗维奇则反对这样做。他还极力嘲笑这样的角色。他坚决主张要让文学完全独立自主。”

  耶鲁大学出版的《费尔迪杜凯》英译本前言作者是苏珊。桑塔格,她提醒读者注意这本书与《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之间的“导轨”。美国老牌杂志《新共和》的文章称贡布罗维奇是“波兰文学中最伟大的朋克”。如切斯透顿所说:“造反者比所有的王国更古老。”这是一种中肯的结论。

  异国流亡者

  1939年夏,贡布罗维奇到阿根廷旅游,上船后他发现自己是除波兰国家足球队全体队员之外的惟一旅客。更具有荒诞性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没呆上几天,二战爆发了,他有家难归,竟在阿根廷滞留了整整24年。

  一个诗人气质的作家在异国,居无定所,穷困潦倒是正常的,他一心只想着回到华沙——波兰文学的中心,靠化名为各类小报撰稿勉强度日。1947年,波兰的政治体制发生转变,贡布罗维奇彻底放弃了回国的打算,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银行工作,开始他乡生活,并继续以母语写作。先后写出了剧本《婚礼》、《轻歌剧》,以及小说《春宫画》、《宇宙》等重要作品。

  阿根廷对贡布罗维奇来说,并不是一块乐土。事实上,在那里,他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文学圈子。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被撵出了文学咖啡馆。然而,这种叫人沮丧的境地在某种程度上又成就了他:“我变得勇敢无畏了,因为我绝对是一无所失。我既无荣誉,也无生计,也无朋友。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为除了自己,我谁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孤独。”

  1953年,贡布罗维奇在巴黎出版了小说《横渡大西洋》,书中用某个人物滑稽地模仿并嘲弄博尔赫斯。

  贡布罗维奇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

  古老的造反者客死他乡

  1950年,贡布罗维奇与波兰侨民在巴黎创办的文学研究所建立联系,并在该所的刊物《文化》上发表作品,开始为世人所瞩目。1963年,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份资助又一次改变了贡布罗维奇的人生轨迹。从此,他告别了美洲,回到了欧洲。先在柏林生活了一年,后又来到巴黎。

  独立自主同时也意味着彻底的孤独。在贡布罗维奇看来,“每个艺术家都必定是自命不凡的”,“写作就是艺术家为了自己的个性和荣誉跟大众进行的一场战斗”,孤独也就难以避免。

  他在日记中这样分析过自己的状况:“我的独立自主,我的自发性,甚至冒失的放肆无礼,对所有人的藐视,对各方面的挑衅,仅仅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社会和地理处境。我曾经被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因为也没有任何人把我当回事。我是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情形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体验过如此孤独的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个。”

  1964年,在巴黎附近的洛雅蒙,60岁的贡布罗维奇邂逅了加拿大女学生丽塔。拉布罗塞。一天早晨,吃早餐时,他突然转过身来走向丽塔,当着四五个人的面,问她是否愿意随他浪迹天涯。

  至于去西班牙,去意大利,或去法国南部,还不是很确定,他在寻找最有利于他的健康的气候。这个孤单而怪异的老头,引起丽塔的兴趣,丽塔同意跟他浪迹天涯,4年后,他俩结为夫妻,定居旺斯。

  整个60年代,贡布罗维奇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和博尔赫斯、贝克特等作家成为了竞争对手,甚至都曾经获得过福尔门托国际文学奖。有人邀请他回波兰,他断然拒绝了;评论界也有一种强大的声音,认为贡布罗维奇更能代表荒诞派文学的成就,呼吁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此时,严重哮喘让他变得难以说话,以及渐渐影响到他的心脏。在婚后8个月,1969年7月24日午夜,他因心脏病发作而亡。1969年的诺奖颁给了另一位荒诞派领袖贝克特。

  波兰诗人米沃什在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声称,“所有流亡诗人只是在回忆中访问他们的城乡,他们的守护神永远是但丁。”正如乔伊斯和纳博科夫都选择了瑞士作为灵魂的归宿,赫尔曼。布洛赫则在美国走完了人生的旅途,而贡布罗维奇的遗体最终火化于法国的旺斯。

  看来,客死他乡是诗人把握自我命运的最后一个方法。

  贡布罗维奇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

  作家尤瑟夫生活一直不如意。后来,老师把他变成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让他重新回到学校,与一群顽童同窗共读。小说通过讲述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嘲讽了当时波兰社会存在的落后、虚假、阴暗的社会现象。

  剧作:《婚礼》

  表现了做梦者头脑中几个不同层次的意识连续出现。我们每个人说的,不是他想说的,而是合乎礼仪的东西。词语,在我们的背后阴谋背叛。不是我们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出卖了我们的思想,而思想也出卖了我们靠不住的感觉。

  剧作:

  《勃艮第公主伊沃娜》

  这是一个滑稽到悲哀的故事:伊沃娜是一个又怪又丑的少女,因为王子的莫名奇妙和她订婚而来到了宫中,对宫中的人造成了各式各样诡异的影响,最后大家终于受不了,共同把她给铲除掉了。

走在争议路上的俄罗斯文学

文学和读者一起寻找新生活的新焦点

  不久前,俄语布克奖改由英国人出资资助,成了俄罗斯文学界的一个话题,也引起了人们不少的争论。确实,俄语布克奖从创立以来,14年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我们可以说,这些争论完全就是当代俄罗斯文坛的一个缩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争论的氛围中,俄罗斯当代文学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催生出一批优秀作品。


 


古茨科,2005年布克奖得主。



 


布托夫,1999年布克奖得主。



 


阿克肖诺夫,2004年布克奖得主。



 


伽列戈,2003年布克奖得主。



 


托尔斯泰娅,《野猫精》作者。



 

乌利茨卡娅,2001年布克奖得主。

  俄罗斯当代作家群星。这些作家的写作方式、风格和内容都完全不同,放在一起却是一幅俄罗斯当代文学的新版图。

  2005年12月,俄语布克奖的颁奖典礼上发生了相当令人瞠目的一幕:评委会主席、上届布克奖得主阿克肖诺夫拒绝念出新科得主古茨科的名字,并直言不喜欢古茨科的作品,认为他根本不会写小说。于是,不但领奖的古茨科本人尴尬不已,包括阿克肖诺夫在内的评委会也难免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不过,对于俄语布克奖来说,虽然这样的场面有点极端,倒也符合它的历史:从1991年诞生之日起,人们几乎没有停止过对这个奖项的争议。把这种对俄语布克奖的争议稍稍放大,大概就是一幅当代的俄罗斯文学地图:流派多元而对立,传统与新潮并存,作家们互相不买账的同时却催生出了一大批力作。

  布克奖容易引起争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学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俄罗斯当代文学开始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异色。有的作家勇于面对社会现实,有的作家则愿意挖掘历史,更有一批作者以调侃俄罗斯文学传统为乐,而在读者那儿,幻想类的作品同样也能大行其道,比如维克托·佩列文充满幻想气息的小说《夏伯阳与虚空》就颇受读者欢迎,而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更是把幻想发挥到极致———她在《野猫精》中描绘的末世图景令人震惊。

  应该说,当代俄罗斯文学与传统是有一些断裂的,虽然像拉斯普京这样的作家还依然笔耕不辍,并且同样能拥有一批稳定的读者,但在更多的中生代作家那里,不但作品的表现方式,包括作家们所关注的主题都与传统有了相当的差别,而读者似乎也对这种变化持肯定态度。从最初10届布克奖获奖作品(这些书基本都已经有了中文版)

  可以看出,断裂之后的“寻找”是很多作家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兽笼》,主人公在死里逃生、混迹社会底层的同时,却依然希望通过对脑细胞的研究解决人类的善恶之谜;至于《野猫精》,主人公在蔓延城市的大火中依然不忘记留下语言的希望,这依然是一种对生活之“善”的探寻。可以说,不同形式的“寻找”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包括那些在写作形式上的极端探索,本质上同样是要寻找文学的一个新方向———文学在和读者一起寻找新生活的新焦点。

  当然,文学上的“寻找”永远不会有尽头,这也许是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开始回归现实的理由。

  在《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拉斯普京带来的是一个当代社会的忧伤故事,这样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角落,而母亲的泪水也足以让任何一类读者动容,至于阿克肖诺夫,这位2004年的俄语布克奖得主大声宣布当代文学“应以关注现实为重”,他的声音显然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其实阿克肖诺夫应该想得到,真正的文学不可能疏离于现实之外,即使那些看上去最荒诞不经的故事,骨子里未尝不是作家对现实的一种绝望模拟。佩列文把自己的叙述空间放到“虚空”当中,但透过“虚空”的影子,依然是历史,是现实。

  传统断了,但还连着些许线索,现实远了,却还在虚虚实实之间。走在争议路上的俄罗斯当代文学,在留下争议和尴尬的同时,也留下伟大的作品。

独立中文笔会会刊《自由写作》向海内外作者征稿

       成员遍布中国境内及海外包括东亚北美欧洲澳洲的独立中文笔会,其会刊《自由写作》(网络版)现正向海内外作者征稿。该刊由该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主办,日前该刊已推出多期(网址为:www.penchinese.com/ftwc ),欢迎海内外对《自由写作》网刊有兴趣的作者和读者来稿或提出积极的办刊建议。该刊的”来稿须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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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大学校长的“社会担当”

“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后来《南方周末》公布了调查结果,结论是“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比如,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而不像个教育家。与此同时,受访者还推出了二十世纪最受推崇的十位大学校长,他们递次是“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

把今天的大学校长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大学校长以及以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大学校长相比,落差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差”在哪里?就那两代人而言,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综合素质,除了拥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包括教育理念)、自身的学术背景、教育行政的管理能力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即相当的“社会担当”。

在刻下大学校长官员化的现实格局中(每一个校长都能对上相应的行政级别),“社会担当”是谈不上的。因为校长的责任和官员不一样,后者说到底是向上负责,也只能向上负责。而大学,作为学术净土,作为一个国族的精神血脉传承之地(这里并不排斥大学的其他功能),它的校长,可以是名流,可以是社会贤达,当然也可以是专家,但不是也不应是官员。官员无以担当大学校长的担当。这个担当亦即受访者提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它首先就在于,大学校长应尽力保证辖内的学术自由(说到底是精神自由),能够抵抗外在的不良干涉,能够保护自己的学生,甚至敢以去就相争。

胡适作为中国第二代大学校长的代表,无疑是自觉承领社会担当的佳例。还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一统天下,推行所谓专制性质的“训政”,和训政配套的国民党奴化教育经由教育部也向各个学校渗透。胡适时任上海私立性质的中国公学校长,在中国公学内,胡适进行了有效的抵制。据胡适弟子、当时的中公学生、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撰文:“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在胡适看来,大学是一块独立的精神领地,它不应接受任何性质的奴化教育,后者不但妨碍学术自由,也妨碍学生的精神成人。

胡适不仅在校内抵制“训政”,也在社会上公开反对。他的一系列批评文章在上海《新月》杂志发表,终于触怒了国民党。此时,中国公学尚未完成政府立案,这意味着学生的毕业证书将不能作为资格凭证。胡适既不愿妥协,也不愿因为自己牵累学校立案,他选择了去职。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出于对校长的爱戴,以全体学生大会作出决议:宁可不立案,也不能让胡校长辞职。但,胡适辞意甚坚,他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从学生角度立陈利弊,最终说服了大家,以至很多学生当场就流下了眼泪。

40年代后期,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期间,国民党政府鉴于胡适的声望,请他做考试院长,这是一个行政官职,胡适力辞,后又请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兼职国府委员。胡适说:“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依据大学组织法,我决不能自己解释国府委员不是官而不辞北大校长”。在胡适那里,大学校长非但不应官员化,更不应同时兼任行政官职。胡适长校期间,学运频仍,胡适首选反对学生读书期间卷入各种学潮和政潮,主张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另外,当学生在学运中被国民党抓捕时,胡适又以北大校长身份将其赎保,以尽一个校长保护自己学生的责任。

…………

俱往矣,蔡元培胡适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的身影离今天越来越远,以至珍稀。人们对今天大学校长的不满和对那个时代大学校长的推崇,两者间的剪刀差正耐人寻味。这里有时代框架的因素,也有个人素质上的原因。就后者言,情形也正令人堪忧。现今大学校长的素质毕竟与他们的成长历程和教育背景有关。可以注意到的是,在上述十位校长的排名中,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半数校长都有欧美留学背景,都受过英美自由主义的良好教育。今天的大学校长,既已受到先天影响,那么,后天的补课,即以蔡元培胡适为参照,补上人文素质这一课——尤其对奉持“工具理性”的理工校长们来说,则是相当必须的了。

肖雪慧:赤裸裸的依附性 在权力面前的卑微

——中国大学现状系列之一

 

        中国大学机构不独立,这是一个并非单靠大学自身努力可以改变的现实。问题是如今许多大学当局连独立意识都丧失殆尽。由任命产生的大学当局,越来越把自己定位成政府在大学的代理人和监管人。于是,把大学塑造成听从命令、不出状况的政府下属机构,便成了第一要务,所以习惯于对来自“上级”的“指令”闻风而动(“上级”二字加引号,乃因对大学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或曰学者社会来说,无论与自身之外什么性质的机构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都极其荒唐、极其可悲),特别涉及政治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指示,各校最是忙不迭地表态,当成中心任务层层贯彻,唯恐配合不紧密。如果说文革前二三十年间大学缺独立性还是隐性的,现在已是赤裸裸的。

对大学的独立性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弃自身探究知识和真理的使命而去接受外部指令、配合政治任务,并借教学活动来贯彻。这种配合,使讲坛充斥大量毫无价值的课程。不仅如此,还使大学背离知识探究的中立原则,向学生灌输政权偏好的思想体系。这情况始自五十年代。国家长期动用权力、财力等公共资源推行一种特定的外来学说,把这种学说从它产生的土壤中剥离出来,抬高到独尊地位,利用大学讲台系统灌输。思想解放以来,经几代学人艰苦努力,受偏袒的学说虽仍然占据太多课时,但已经从作为膜拜对象的神坛上降了下来,逐渐向人类思想史上众多政治学说之一种的地位回归。如果彻底回到这种位置,它自身本可以作为多元思想的一种,既能与其他思想之间构成竞争态势而对自身或别的思想潜在的危险倾向起到遏制作用,又能为社会提供多元的选择。然而,据国内媒体报道,这种学说最近又从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被批准为一级学科。与此同时,国家斥巨资实施“马克思主义”工程。这一启动资金达2000万元的思想“工程”总共13本书,每书成本耗资百万元以上。而13本书都将作为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这类意在精神灌输的课程90年代以来已经占过多课时,许多大学即使采取变通性安排,上这一揽子课程也几乎要耗掉整整一个学年。学生交纳了很高费用,真正有知识含量的课程却要到第二学年才开始。该“工程成果”进入大学,将挤占更多课时。这还在其次。真正严重的是此举势必使一种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非理性态度渗透在课程中。参与其事的程恩富不就声称:“马克思主义怎么会过时?你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给你解答。”这种认为一种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以解释万事万物、解决一切问题的愚蠢态度曾经使我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都与世界差距拉得非常大。人们好不容易才通过思想解放触摸到理性精神,而今重新制造这种愚蠢,除了使我们这个民族继续远离理性精神,除了确保落后或贻笑大方,恐怕别无所获。而大学在原本最该由自己纯粹根据如何帮助学生建立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来决定的课程设置上,去接受与这种需要相悖的安排,由此表明的依附性、下属性地位是相当可悲的。

如果说由接受指令表现出来的不独立尚有无奈之处,那么,而今大学在其他许多方面并非不得已的表现和作派,则显示了气质性的自甘沦落。这里略举一二。

例如,不为大学的生存之本争而争学校的行政级别,这在我国大学是普遍现象。尽管无论给大学争来个部级省级什么的,其滑稽都不下于寺庙、道观顶了处级、厅局级官阶。而大学争行政级别意味着双重沦落:一方面与整个社会近一二十年间愈演愈荒唐的“官本位”臭味相投,另一方面是彻底弃独立性的典型表现。这双重沦落还有更广泛表现。前十来年,大学拉高官当挂名教授成风,似乎有高官挂名,大学便可身价百倍。近年已经不满足于向高官奉送教授头衔,而是拼命拉来出任要职,一旦成功,就多了炫耀资本。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刚卸任的部长级官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受邀出任该院院长时,用了“双喜临门”一词,并津津乐道于人民大学的新闻学院与北大、清华的一样,都成为“部级学院”。读到这则报道,不由想起克林顿卸任后竞争哈佛大学校长职务而落败的事。按这里眼光,哈佛大学重学术背景而全然不看官位,简直笨得出奇。然而,恰恰这种“笨”显示了哈佛大学十足的底气,也恰恰是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大学于下意识间流露的以官为尊的心态泄露了我国大学的精神沦落已经到了大学要依仗官威来显身价的地步。其实,如果高官有相应学术背景而又愿意弃官为学,受聘并无不可,但大学乐此不疲地去争枪高官、把争抢成功当喜事,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就很卑微了。说来好笑,这种趋附权势的心态让我忍不住想起几个月前(好像是1011日)从央视二台 “马斌读报”听到的“轶闻”:某大学今年新生手册在介绍学校教师时有如下内容:某教师长得如何帅,某教师声音又是如何有磁性。这好似花街广告般的内容下作得有些离谱,可在我眼里,与权势调情不比这好到哪里去。

不仅赤裸裸的趋权,也赤裸裸的趋钱。90年代以来许多大学竞相争“聘”毫无学术背景的富豪当教授,这种闹剧突出暴露了如今大学的趋钱性格。除了向权力、金钱献媚,也向明星献媚。聘演艺明星当教授早已成旧闻。而数月前沸沸扬扬的刘翔免试读博,该与不该,姑且不论,真正表明大学滑得太远的是相关大学指派十几位教授上门授课。莫说中国体育走的是一条与大众体育相背离的精英体育之路,这条路的实质是国家把夺取奖牌当目标,为此,用纳税人的钱集中资源于精英培养而忽视民众健身条件。据有心人估算,平均一枚金牌,投入达7个亿。这种情况下,取得再多金牌,价值都大打折扣。而单从这件事暴露的滥用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看,大学在教育公正问题上已经没了底线。

丧失独立,还有一特殊表现不能不提。

大学变异为政府下属机构,不断从政府接受指令。这情况延伸到校内关系上,是前面提及的校内行政与教学的颠倒关系。行政系统指挥和支配教学,90年代以来逐渐常态化。庞大的、支配欲强烈的行政系统热中于制造出大量“工作”要求教师完成。其中许多“工作”极其荒唐,干扰极大。别的不说,仅只填写大量无意义表格,就令教师穷于应付。一份科研成果表或者教学计划表,交叉重叠而又个个不甘寂寞的行政机构,会要求教师反复填写多次,弄得不堪其烦。再加上由行政主导的各种“评估”、造假,本应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师生陷入大量耗时耗神、于创造无益又败坏心性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已是经常性、例行性的。最近有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国际竞争力差,影响中国进入知识经济。原因固然多多,其中,根本原因无疑是经常性配合政治或时事任务,使教学脱离探索真知所必要的中立性,但校内行政源源不断制造出“工作”来骚扰教师,使师生的研究和教学时间被大量侵占,也是重要原因。

    行政主导的大学处处遵从外部指令,使大学甚至连订阅和购买图书报刊也不能服从师生教学活动需要,这更是奇闻。如今各高校大楼越来越漂亮,硬件设施越来越先进,但师生教学和研究活动需要的图书、报刊杂志越来越少,这情况在经费不那么充裕的学校尤其严重。不过主要原因并非经费短缺。报刊杂志中那些过去不愁嫁的“皇帝丑女”,现在得靠摊派维持发行量。而许多大学对摊派下来的报刊图书无一不订不买,而且从校图书馆到系科层层订阅,结果,这类与学术毫不沾边,对教学毫无用处的报刊大学里各部门一应俱全。财大气粗的学校花这笔冤枉钱倒不一定影响师生的正常图书资料需要,经费不那么充足的大学就不同了,于是便压缩正当的图书报刊开支,在有的学校,一些很常规的学术性报刊竟然找不到一份。几乎无米之炊的情况下,整体教学研究水平不下滑才怪。问题还在于,不管学校财大气粗也好,拮据也罢,在纯属大学教学研究环节的图书资料订阅上去服从外来摊派,丧失独立的程度实在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