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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认真地了解或研究文化革命，我建议，你应该读读刘国凯。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迄今为止，海内外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关文革的著述。大体上说，
有两类文字最受读者关注，一类是文革风云人物的文革经历，一类是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
相比之下，刘国凯好像两头都不占。刘国凯不算文革风云人物，虽然他是文革自始至终的积
极参与者，但若论当年的名气，刘国凯还比不过他那位曾经当过广州中学生造反派头头的兄
弟刘国旋。另外，在一般人心目中，刘国凯也算不上什么专家学者，因为他既没有硕士博士
的学历学位，也没有教授研究员的职称头衔。所以刘国凯的著作常常引不起一般读者的重视。
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依我之见，很少有人比刘国凯更担得起文革研究专家这一称号的了。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今天，三十几年来，刘国凯为文革写下了洋洋数十万言的论述，而这
些著述都是在繁重的谋生劳作之余，有的还是在危险的政治高压之下完成的。事实上，刘国
凯是把对文革这段历史的清理与研究视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单单是这份执着就足以令人肃然
起敬。

    说起刘国凯对文革的研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他那部十余万言的《文化革命简析》，
秘密写作于七十年代初期，首次以油印方式于八零年12月发表在广州地区民间刊物《人民之
声》。作者的勇气固然令人钦佩，作者的洞见尤其令人赞叹。《文化革命简析》无疑是当时
出自大陆人之手的论述文革的一部杰作。可惜的是当时祇印了区区几十册，读到的人极少极
少，远远没有造成它本来应该造成的重大反响。后来虽然有旅居香港的学者陈佩华慧眼识珠，
将此文译成英文，引起一些西方学者的重视，但在中文世界的影响仍然极其有限。一部呕心
沥血之作，本来是该一鸣惊人的，结果却被严重忽视，几乎是默默无闻。造化如此不公，但
刘国凯并不气馁。他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就文革问题继续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论述，自成一
家之言，也慢慢地赢得了较多的读者和学者的注意。这里我向读者热烈推荐刘国凯这本新着，
也是出于对刘国凯文革研究遭到多年冷遇的不平之鸣，忍不住为之大声疾呼，摇旗呐喊，希
望能唤起更多的人重视刘国凯的文革研究，因为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刘国凯这本新书《基层文革泥泞路》，和他先前的文革著述有所不同。刘国凯先前的文
革著述，大多是理论性的，虽然也有叙述性的（如“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但其叙述方式
也是非个人性的。《基层文革泥泞路》则不然。《基层文革泥泞路》实际上是一部自传；准
确地说，是一部思想自传，如本书之副标题——“一个普通人青少年时期的心路历程”。作
者叙述自己在文革前夕和文革之中的亲身经历，主要是叙述自己在所在单位的文革经历。作
者并不局限于叙事，作者更写到了自己在当时的种种心理感受与思考，还写到了自己在事后
的反思。作者说：“作为一个平常人，我写些昔日的经历，祇是想用以说明自己思想意识、
爱憎情愫的形成过程而已。”

    我尝言：“也许，我们这代人所能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文字就是自传了。”因为极权统治
是否定个人独立价值的，所以个人历史的写作就是对这种统治的有力反抗。不错，刘国凯不
是文革风云人物，他在文革中似乎并无多少叱咤风云的突出表现。我们知道，文革的一个重
大特点就是它一度打破了原有的僵硬死板的社会秩序，从而给许许多多的人才提供了一个表
演的舞台，所以才会有“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语出十六条）。
平心而论，文革期间冒出来的各色风云人物，尽管都离不开因缘际会，但大多数也确有某种
过人之处。然而文革提供的舞台又是那么低矮，个子高的人知道自己一使劲跳就会碰破头，
所以免不了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反倒多半成不了前台人物。刘国凯就是这类人。刘国凯在
文革期间没有什么显赫的表现，而等到文革之后的1979年，却是他在广州率先高举民主大旗，
首创民间刊物《人民之声》。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刘国凯的文革经历，虽然没有多少
戏剧性的浪漫，但却有着更为厚重的内涵。值得写，值得读。

    刘国凯这部新书是思想自传。这就更有阅读的价值。在个人历史写作中，我最看重的就
是个人思想史或曰个人心路历程。我认为，为了把握我们那一段人生经历，重要的不在于看
一个人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他追求过什么；不在于他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他想了些什么。我
们的那段历史，主要不是外在活动的历史，而是内在精神的历史。刘国凯后来成为坚定的民
主斗士。他所具有的民主理念，就和我们那一代民主人士一样，尽管从思想史来看并没有什
么新颖独创，但是其获得这些理念的那段过程却堪称独特而弥足珍贵。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文革亲历者写的自传已经出版了不少，其中也包括若干部思
想自传（例如我的老朋友、哲学家徐友渔写的《蓦然回首》，作者称之为“自己的精神档
案”）。但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出自当年的青年学生，而这些当年的学生后来又基本上都进入
学院成为学者。刘国凯的情况则不一样。刘国凯先前因家庭政治原因“考”不上大学，在文
革初期是税务局的小职员，然后转成一名普通工人。因此，他的经验、感受和思考便天然地
与青年学生有所不同。刘国凯后来又因为年龄关系未能赶上高考的末班车，虽然拿下了三张
业余大学电视大学的本科文凭，但仍然身在所谓学界之外。这一方面是遗憾。我并不是说上
大学或读研究生能学到多少了不起的知识——中国的高等教育实在乏善可陈；重要的是，进
入学院使你获得了充分的时间与空间，你有更多的好书可读，另外也总会遇到一些智力相当
并志同道合的同学。这对自己扩展眼界刺激思考大有好处。然而另一方面，正如朱学勤所说：
“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
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
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刘国凯不曾进入中国的学院，那也
免于其思想遭受腐蚀，更多地保持了其固有的观察角度和思考特色。这就增加了刘国凯这部
书的独特价值。

    刘国凯自称中国的“草根型持不同政见者”。他说他相信他对文化革命的观点经得起时
间的考验，尤其是能在中年以上的蓝领工人中获得广泛的共鸣。我对刘国凯的文革观相当欣
赏但并非完全赞同。我认为刘国凯的文革观包含有许多真知灼见，也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社
会基础。因此，不论你对文革持何种见解，你都应该重视刘国凯。这本《基层文革泥泞路》
可以说是刘国凯文革著述的一篇导读。◆

    世上本无百年的主编、千年的栏目、万年的报纸。莫说10岁的《冰点》、2岁的《新京
报》总编之位，便是已活221岁的《泰晤士报》、145岁的《纽约时报》、142岁的《费加罗
报》或132岁的《读卖新闻》，也总有关门大吉的那一天。所以无论“停刊整顿”《冰点》，
还是《新京报》总编易人，原无足怪。足怪的是怎样“暂停整顿”和怎样易人。杨斌先生把
自己去职的经历私吞了，外人犹如看一场黑市交易，无从知晓；李大同先生则以一封公开信
和怯生生接受有限的海外采访，使得我们略知被“暂”停的大体情形。

    满世界的人都知道《冰点》要关门了，而作为编辑部主任的李大同却毫不知情。无人不
成事，凡事都由当事人。根据与其事的关联度，人分第一、第二、第三、第N 级当事人。李
大同作为《冰点》主任，理应是第一当事人。第一当事人却最后知道关门的信息，这算哪一
国的工作程序？即便是中共各级官僚体系内部，虽然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对于其人的升迁黜
陟享有全权，可毕竟还走走与其人谈谈话、征求征求部门群众意见之类的过场。可是你考察
一下中宣部封刊“拿人”的路数，常常是说撤就撤、突如其来，不仅谈不上合乎文明的工作
程序，有时甚至连做人做事最起码的礼节、礼貌都不讲。他们比皇帝动用权力时还霸道，还
气势（势读轻声时气势是一个形容词）。究竟谁赋予了他们这等绝对的、可以肆意凌辱当事
人人格的权力？

    一家报纸，如果说第一当事人是报社的记者、编辑、社内领导，那么第二当事人就是它
的订户。以目前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运行现实而论，中宣部当然也属于当事人之列，但是它
是第N级的当事人。以继承权大小先后的梯级作比方，中宣部这个当事人跟小舅子或姨外甥
这个继承人的位次差不多，应该很边缘很边缘才对。现在一切全颠倒了，第一级当事人任人
宰割，而第N级当事人却反为刀俎。

    改革开放初，中国祇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区区三两家新闻系。现在，中国有
600多家大学设有新闻与传播院系专业，执业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副教授好几千、上万人。
可是面对中国近两年网络禁锢越来越死、新闻审查愈演愈烈的行业丑行，这几千上万的新闻
学教授、副教授们却自觉践行万马齐喑，仿佛与他们毫无干系。

    中国新闻媒体常常报道公共场所发生的强暴、抢劫事件；许多时候，有的是袖手旁观者，
却没有上前制止者。像《冰点》事件、《新京报》事件，与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强暴、抢
劫有什么不同？中宣部肆无忌惮对新闻自由的扼杀，是比暴徒在公众场合对女性身体的冒犯
更野蛮的行径。它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可是试问累千巨万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副教授们，
对此你们感到耻辱了吗？

    中宣部那几个糟人儿就能把上万家媒体、上万名所谓新闻传播学者、五六十万记者编辑
收拾得如此这般妥帖。这种局面好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中国时期，十几二十几
个日本兵就能把一个数十万人口的百里大县统治得稳稳当当、服服帖帖。谁能说中国行政机
构效率低下呢？中宣部、外交部怎么能不内外夸口说“他们的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呢？

    然而这样的国族，等待它的命运祇有灭亡。中国的愤青不服气，整天跟日本较劲。我告
诉你，中日不战便罢，再战还打成个甲午战争。不，比黄海大战还惨。你们要真有本事，先
反反中宣部试试。当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合并，苏格兰愤青不服气，说要把伦敦撕个稀巴
烂。除了给英语贡献一个谚语——苏格兰还没有谁长有足以伸到伦敦的指头（Nobody‘s
nails can reach the length of London）——之外，这种不服气没有留下任何结果。今日
中国愤青，够得着的区区中宣部你还反不了，还反什么日本？你够得着人家吗？

    《中国青年报》属于胡锦涛的旧封地，那里发生的一切不可能越过他。那么为什么胡能
听任团中央和中宣部对人脉甚广的《冰点》胡来呢？想必他认为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
事，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行业管理模式，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在文明世界看来，中宣部
如此随意修理媒体，就跟天安门广场的巡警看哪个女性游客顺眼便任意实施强暴一样荒唐和
野蛮。

    去年我客居华盛顿的半年时间里，上下班的地铁上有五六次与同行的乘客攀谈有关中国
的话题。每当告以我在中国做新闻工作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都表示惊讶，并随口跟一句：
“在中国做新闻工作可不容易呀。”这些美国人，不是新闻业同行，有的甚至连白领都不是，
可他们居然都知道在中国做新闻工作不容易。你中国政府不是誓言不惜花巨资打造形象吗？
“作新闻工作不容易呀”就是你的国家形象。

    这形象显然不是你花巨资打造出来的。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人家从诸如修理《冰
点》、《新京报》、禁锢互联网之类的反文明行为中总结出来的。中国政府各行各级都在努
力减少责任事故，中宣部却开足马力，一个接一个制造着文明人不齿的责任事故。

    （2006年2月6日 北京）北京之春三月号

冯崇义 丘岳首

本报关于“冰点事件”的社评，曾提及中宣部，但语犹未尽，兹应部分读者的要求进一步申论。其实，自2004年3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以“十四大理由” 对中宣部进行公开讨伐之后，中宣部的去留存废就已成为学界的一个重大论题。中宣部最近封杀《冰点》，又引发体制内外全球范围的系列抗议，多认为中宣部这一机构有害无益，似乎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以“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为基本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任务。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此事半途而废，殊为憾事。可以这么说，根据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一些部、委、办等政府机构的裁并取得了相当成功。但是，对中共这一专政党的权力调整，毫无进展，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中宣部这一机构的负面作用就是最显着的例子之一。

首先，中宣部这一机构严重危害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仅以反腐为例，“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转型比以往提供了更多的腐败机会，媒体是监察公权力的“聚光灯”，有效的舆论监督至关重要。但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只是“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中国传媒对贪官的揭露常常到了某个层面便被中宣部叫停。只要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媒体就无法独立成为公器，媒体无法独立，对公权力腐败的有效监督就绝无可能。反腐反腐，越反越腐，中国前途堪忧。

其次，中宣部这一机构严重妨碍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秩序的建立。现代文明社会和法治国家，政府无权对即将发表的言论进行事先审查，这是基础性的言论自由之最低要求。如果发生报道失实、恶意伤人、造谣中伤等言论纠纷，皆由法院裁判。已发表的言论是否触犯法律，应该由司法来裁断，任何部门、任何个人都不应该越俎代庖、以权凌法，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而在中国，却由中宣部几个“审判官”来发号施令断定是非。中宣部长期越权代法院当法官裁决本该属法院裁决之事，随意取消人民的知情权，实属荒唐。真心要建设法治社会，就应该树立法的威望，把中宣部长期越位霸占的权力归还给法律和法院。

再次，中宣部这一机构危害“和谐社会”的构建。现代西方文明社会政通人和、长治久安，一个重要原因是实行言论自由，使人们真正畅所欲言，国家社会坚如盘石。言论是个“出气阀门”，有中宣部这样的机构强行压制乃至封杀言论的做法只会给转型社会积下愈来愈多的火药。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教训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言路壅塞、怒气郁积，到头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如何了得？

最后，也是本文最强调的方面，中宣部这一机构严重妨碍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文化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而且已小有成就，媒体正在由党营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而恰恰是中宣部的存在，使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转型无法完成。中宣部及其几百万个地方分部和几千万工作人员无法无天，不受法律约束，不经法律授权而对中国大陆媒体行使生杀予夺之重权，肆意虐杀文章论着及任何媒体，严重破坏市场秩序，严重干扰媒体从业人员的正常工作，成为无处不在的市场和社会公害。由宣传部门来行使无法无天的权力，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正常文化市场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更何况，相当部分的中国媒体已是自筹资金、相当部分的媒体从业人员已不再吃皇粮，党的宣传部门凭什么控制他们的营业和就业？实际上，在目前的半市场化秩序下，党的宣传部门蛮横控制中国媒体，主要是服务于他们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党的宣传部门已不再是清水衙门，而是无孔不入地设租寻租、富得流油的肥差。

在建设“文明政治”“和谐社会”口号高入云霄的今天，取消中宣部对于中国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弊，此举将有利于公民意识的培育，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减少国家负担，有利于法权威望的树立，有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归根结底，中国究竟是要一个正常的文化市场，还是要一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中宣部，该是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2006-3-1

     历史教科书的问题，近来备受关注，并且已经演化成了一个国际化问题。近年来，我们一直关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日本的教科书我自然是无法看见的，因为我们已经在网络上筑起了新的长城。但我国官方的文章我还是能看见，因为这是主旋律。我们官方批评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至于是怎么篡改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日本的教科书是日本自己的事情。我们去管他做什么呢？这不是干涉别国内政吗？

　　后来，又有报道说：美国愿意出面调解中日在教科书上的争端。美国怎样调解呢？就是中日美组成联合考据组，一起来澄清二战时期的那些历史悬案。把中日两国的历史教科书都正本清源。结果，中国又不同意，因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我们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我想，美国是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的主要参战国。又是最大的战胜国，手中一定有很多当时的珍贵史料。帮我们清理这段历史，应该是有一些发言权的。但，事涉主权，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今年，又有教授撰文批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是在为下一代喂狼奶。惹得“官”怨沸腾，组织了一大帮文人墨客来讨伐该教授。这到是中国常见的现象，只是在２１世纪的今天，还会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重现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历史现象，到让我有一些时光倒流的感觉。这也说明，历史和现实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因此，评价历史，也不好说就不能用今天的视点看。何况，如果我们不用今天的视点看，我们又怎么能借古鉴今呢？难道我们只能借古鉴古，而借古鉴古对今天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历史研究还是要借古鉴今，才有现实意义。因此，用现在的视角看历史，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批评历史研究，反思中国历史研究。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其实，网上早就存在，我自己在去年就写了一个帖子《冷血是怎样练成的？》。希望能从宋文天祥和明史可法那里，找出一些冷血的历史文化基因。因此，反思历史，批判历史研究，也不能完全说是袁伟时倡导和发起的。至少，我不是受他影响，而我所接触的民间人士，都广泛对此有思考。何况，这种思考也不仅存在于民间。

　　事实上，官方很早就有类似的思考。早在２５年前，官方最权威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有“‘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显然，官方也不讳言，现代中国的一些冷血和动乱，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那么，对这样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展开研究、分析、讨论，应该是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吧？

　　现在一些权势人物，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打击和压制这样的研究，明显是与中央决定对着干，阳奉阴违地执行中央文件。我要按你们的口吻问一句：“你们居心何在？！”

　　中国历史研究是古怪的，其研究成果都写进了教科书，因此，历史教科书也必然是古怪的。我很早的时候，就写过一个帖子〈中国历史学家的荒谬〉，对历史学家的荒谬有总结：

　　“按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三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现在看来，当时还漏了第４点：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为什么说是荒谬的呢？因为所谓统一，也可以视为“侵略”。比如秦统一楚时，基于屈原的立场，这个统一就是侵略。那么屈原到底是因为抵御秦国的外侮而成为民族英雄呢？还是要因为抗拒统一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这里显然有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我说历史学家荒谬是有道理的。

　　就拿岳飞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金国的战争为什么就不能视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战争呢？岳飞抗金就没有分裂国家的嫌疑。如果满族的祖先金国，对汉族的战争不能视为统一战争，那么其后代康熙发动的对台湾汉族的讨伐，又怎么变成了统一战争呢？因此，我总觉得中国历史研究是古怪的，中国历史是由一群古怪的历史学家，随心所欲，任意涂抹而成。当然，奉旨涂抹的可能性更大。

　　历史教科书中的另外一个结论更滑稽，就是农民革命推动中国历史发展。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来，农民革命对中国历史进程有什么本质改变。刘邦起义，推翻了秦王朝，自己坐了龙椅，中国历史有改变吗？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自己做了皇帝，把过去的穷朋友一锅烩了。历史有改变吗？没有。中国历史，正是在这样地不断革命流血中轮回堕落。到了晚清，我们与世界列强就有了明显的差距，这个差距虽然表现在经济上、科学上、技术上、军事上，但其本质是思想上的差距。我们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做井底之蛙。因此，落后就引来挨打，这个落后不但是指军事、科技、经济上的落后，更重要的是指政治上、思想上的封闭落后。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难道不是有着与“文革”发生一样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吗？文革已经被中央定性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灾难，义和团运动难道不可以同样定性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灾难吗？为什么那几个写手一定要与中央唱反调呢？

　　说中国历史研究的古怪、荒谬的一个根本理由，就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从来不愿意站在一个人的角度去看历史，他们总是把目光聚焦到专制君主，或者希望成为专制君主的农民领袖身上，聚焦在专制君主周围，那些奸的奴才和忠的奴才身上。这些人的存在，真的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改善吗？

　　不从人性的角度看问题，是中国历史学家的通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病。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代工业文明、现代商业文明，现代人权理念，没有率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这难道还不够我们反省吗？

　　历史的血痕还没有淡去，一些文人墨客就试图把它化着一道彩虹，装点在自己头顶耀眼的光环上了，并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继续愚昧，在掩埋好他们前辈的尸体后，又擦自己身上的血迹，为了Ｘ的利益前赴后继去了。

　　我相信，历史不会按这些蹩脚历史学家的期望演进。中国的下一代，在开放的环境中成长，必然会复苏自己本能的人性，而排异掉所谓的历史学家，灌输进他们体内的狼性，我反而到可以期望，吃狼奶的一代，最终能够获得特殊的营养！

不知不觉中，春天来了。春天总是给人以希望，给人以激情。树芽儿吐着嫩绿，微风轻触着脸庞，虽然乍暖还寒，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已经告别了严冬的冷酷，告别了极夜的黑暗。脱去了千篇一律厚厚的冬装，姑娘们露出了美丽的身段，小伙子们露出了坚实的臂膀，孩子们在草地上欢笑嬉闹，老年人沐浴在阳光下自由地呼吸。我惬意地走在大街上，突然想起，原来，今天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75岁生日。
　　
　　 “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斯大林的一句名言。是的，作为胜利者，无论他手上沾满多少无辜者的鲜血，无论他多么残暴邪恶，无论他干过多少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要他是胜利者，他就会被人热情歌颂、顶礼膜拜。而一切的卑鄙龌龊，都可以被抹杀掉，对这些胜利者来说，卑鄙就是一张无可替代的通行证。可是，失败者就不同了，一个失败者无论具有多少美德，总有聪明人会对他们大家嘲讽，甚至唾骂。对，对某些人来说，对失败者落井下石是件最快乐的事，既安全，又实惠，还能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对胜利者就不能这样了，那可是有风险的。
　　
　　 多年以来，我听够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里的“聪明人”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咒骂与讥讽，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至今仍把8亿农民当作“二等公民”歧视，电视上的人物总是拖着大辫子、口里喊着“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文明古国。大概是因为历史久远的原因吧，这个国家的聪明人特别的多。在这些聪明人的眼里，居然有个人从被人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高位上跌落下来了，不是被宫廷政变推翻的，而是被他自己缔造的改革吞噬的。特别令聪明人感到不可原谅的是，他手里虽然掌握着足以消灭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却始终不肯用它来对付自己的人民，也不肯用它来对付自己的反对者。这简直是太离奇了，这个头上顶着一幅世界地图的人，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从他的掌握中失去，最后竟然沦落到和普通人一样靠拍广告谋生。所以，各式各样的咒骂倾泻在这个年逾古稀的人头上，“叛徒”、“西方走狗”……最轻的，也是“傻瓜”，“白痴”……
　　
　　 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就是这么一种人。尽管他曾经无可争辩地君临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尽管他一个命令就可以使全世界毁灭十几次，尽管他掌握着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力量，尽管他动动小指头就可以让任何一个反对者尸骨无存……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随心所欲的人，什么权力，财富，地位都不在话下。甚至，他还可以篡改历史，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当他拥有了这一切时，却发自肺腑地说：“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所以，他要给人民以自由，他自己造了自己的反。和那些最终成为“胜利者”的“领袖”、“导师”、“舵手”、“伟人”们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手电筒不是只照着别人，而是照向自己。他要给人们自己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力，自己却无可奈何地失掉了权力；他要给人民以说真话的自由，自己却从被讴歌的领袖变为被咒骂的罪人；他要让人民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状况，自己却因为打破了多少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而失掉了特权；他要给人民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自己却沦落到靠卖书和演艺谋生……真不可思议，他竟然还是那么乐观。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是一名失败者，他没有实现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的宏伟目标，也没有建成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苏维埃联盟。相反，原有的帝国却分崩离析了，资本主义丑陋的一面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可是，这全都是他的过错吗？那种沾满了无辜者鲜血的制度早就背离了它的理想，它早就死了。是马基雅维里主义杀害了它。当1918年用暴力摧毁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自由选举出的立宪会议时，这个理想就中了第一颗致命的子弹；同一年，当可怕的红色恐怖催生了杀人如麻的契卡时，这个伟大的理想又一次惨遭屠戮；当1929年通过暴力驱赶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把农民当作原始积累的剥夺对象，导致几百万农民饿死时，这个伟大的理想再一次惨遭亵渎；当1937年、1938年大清洗的恐怖笼罩着俄罗斯大地，人们互不信任、争相告密时，这个理想已经濒临死亡；当1939年和希特勒握手言欢、签署肮脏的《苏联-德国秘密条约》，和法西斯匪徒共同瓜分世界时，这个理想就彻底地死了，只剩下一具官僚国家的尸骸。但多少年来，制度的主宰者们，尽管他们自己都不信这个理想还活着，却努力装作理想还没有死的样子，为它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操纵着它，如同行尸走肉般地继续恐吓着那些可怜的臣民，控治着他们的灵魂。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是一名失败者，他没有阻止住帝国的坍塌，他拱手送出了帝国的殖民地、卫星国，让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帝国实力骤减。可是，这全都是他的过错吗？凭什么一个国家的强盛，要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无耻掠夺上？凭什么一个民族的尊严，要建立在别的民族的耻辱上？凭什么一个阵营的“团结”与“友谊”，要建立在铁与血的恐惧上？凭什么解放全人类的真理，要建立在古拉格群岛上？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是一名失败者，他背叛了催生他的那个制度，脱离了抬举他的那个集团。而这些人摇身一变，居然夺走了他的果实。可是，这全都是他的过错吗？面对一大群毫无信念与理想，随时准备出卖同志、改变信仰、攫取利益的投机者，还有一大群满足于“人上人”生活、拒绝任何威胁自己利益的既得利益者，只有他孤身一人如同堂·吉柯德般与风车作战。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是一名失败者，他不但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威望。他没有能够把苏联带出危机，反而因为改革的步骤失当而导致全面的混乱，随之而来的是国家解体；他提出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超越了狭隘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结束了冷战，而冷战的对手美国则为自己赢得了冷战而趾高气扬——这真是全人类的悲剧。也许直到人类为自己的自作聪明付出惨痛代价的那一天，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个叫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人曾经为人类提出了另一种选择。
　　
　　 不能说戈尔巴乔夫是个道德上完美的人，他来自于催生他的那个制度，所以他带着鲜明的旧制度的烙印和瑕疵。例如，他曾经下令耗费巨资建造豪华的福罗斯国家别墅，也曾经象一切独裁者那样对没有领会自己意思的手下进行羞辱。谁都知道，名义上的“国家别墅”不是给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享用的，而是供国家名义上的仆人使用的。是的，在那个制度下，这一切都太平常，太正常了。戈尔巴乔夫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身上和我们一样，同时具有魔鬼的残忍和天使的圣洁，同时具有私欲的阴暗和人性的光辉。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也曾犹豫过、动摇过，但最终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光辉和圣洁。这就是先知先觉和芸芸众生的区别。
　　
　　 如今，戈尔巴乔夫
的名字在自己的国家里已经渐渐被人淡忘，很多年轻人已经记不起有这么个曾经改变了历史的人了。他们路过卢比扬卡广场时已经不再象他们的父辈那样感到阵阵恐惧，他们对任何一个政客也不再心存敬畏，他们似乎不知道这是一个叫做戈尔巴乔夫的人带来的。这似乎有些不公平，但一个真正的人却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被人惦记。夸父虽渴死于求索之途，但太阳已在东方微笑；普罗米修斯虽吊悬于崖峭，但火种已亮点人间。戈尔巴乔夫并不仅仅属于俄罗斯，他属于全人类。戈尔巴乔夫也许不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但我坚信他早晚会被人们奉为伟大的先知先觉。他使得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一种人，他们不象我们这些庸人一样用良知做代价追求权力、财富和地位，而是颠倒过来，用那些去追求良知。尽管布鲁诺捍卫日心说的时候被当作异端烧死，但历史会证明谁在捍卫真理。历史会裁决这一切，它可以剥去一切暴君的伪善，也可以还原一切殉道者的圣洁。
　　
　　 “对于您的敌人、对手、那些背叛您和阻碍您将所设想的事情进行到底的人，你原谅吗？”一天，戈尔巴乔夫任总统期间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乔夫问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先是沉默了片刻，然后微笑着回答：“一般而言，原谅应当是上帝的事情。我可是已经几乎……”先知抬起头凝视着天空，似乎在喃喃自语：“几乎是那儿的人了……”
　　
　　 雅可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二○○六年三月二日～三日

现今资产阶级趣味的特征仍然是……庸俗。很遗憾，难道不是吗？原谅我没有说出新东西！新生的资产阶级不过是一帮有钱的群氓而已，可惜，历史仍需要他们来推动。一个伟大的梦想中途夭折了，资产阶级曾经被剥夺被驱逐……现在，时代需要资产阶级为实现其另一个梦想而勤勉工作，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就必须先制造出资产阶级，然后，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资产阶级需要的不仅仅是利润，还有他们的身份符号、象征权力和虚荣快感，但是不行！资产阶级在现今并未恢复其全部自然权利，他们是被迅速制造出来的，地位的躍升应当适可而止，不能伸手太长！资产阶级在现今尚不可能提出自己的社会主张，更不要说提出什么精神了。除了经济理性，留给资产阶级自由发挥的只有生活方式以及协同产生的所谓趣味，这也不错！说不定，趣味有朝一日可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和象征权力！现今的资产阶级是新教伦理照耀不到的一帮，在与权势的周旋阴影之中资产阶级的求生术充满了赤祼祼的交易谋略和谎言……只有趣味看上去是干净的、文化的和优雅的，谈谈趣味吧！在现今，趣味既不那么尖锐，也不那么乏味，资产阶级的趣味状况如何？如果主张受到管制，精神尚在孕育，趣味就窃据了主张和精神留遗的空位，镜框代替了圣像，帽子代替了思想！

　　不要向我证明资产阶级就是统治阶级，这不符合现今的状况；财富并不在所有地方都能转化为权力……用财富向权力行贿从而分享有限权力，不能改变一个重要的现实：某个钢铁般坚硬的至高权力凌驾于财富所有者之上。换句话说，资产阶级现今仍处在中间阶层，虽然已经羽翼丰满，但远没有形成组织力量。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决定了他们分散而离心，忙于内部斗争，资产阶级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精神同盟，只有竞争对手没有观念敌人……这似乎很矛盾，事实不就这样吗？只要有利可图，和敌人都可以做生意，至于观念，资产阶级有什么观念可言？我从没听说过！新生的资产阶级啊，你们的观念就是唯利是图，你们的对手也持同样的观念，因此你们没有“观念敌人”，你们的同志就是你们的敌人！

　　好吧，让我们言归正题，谈谈什么是资产阶级趣味……据说他们的趣味已经在主导现时代的风尚，不会吧！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们的趣味又如何传扬开来？难道他们喜欢炫耀……资产阶级是不愿意当隐士的。一个人有了钱就偷偷摸摸地躲在别人找不到的隐匿地点是何其卑琐渺小，彰显财富才称得上现今的美德。资产阶级不仅要炫耀，还做出一种弃绝财富的样子，好象他们并不在乎似的……他们用金钱去交换他们本来并不尊重和并不欣赏的东西，这是为什么？金钱可以买回自尊，他们曾经在知识和艺术方面受到伤害，现在他们则可以通过抛掷金钱的方式去贬抑那些曾令他们伤痛之物……等等，资产阶级不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那个群体吗？他们怎么会被知识和艺术所伤害？啊，你说得对，理应如此，可事实正相反，新资产阶级在现今恰恰是最无教养的群体之一——干脆这么说吧，现在，仍有天才和少数优异人物，他们存在于一切群体之中；而“无教养”，几乎是所有群体的特征，别以为我只和资产阶级过不去——突然翻身的人不可能突然拥有教养，人们之所以不以教养之有无去衡度他人，盖因教养已经被超级权势所消灭，只有极少数人还保有它……

　　资产阶级趣味完全由金钱支撑，对他们而言，金钱支撑一切，金钱数量和趣味等级成正比，趣味的进化史就是金钱的耗费史。但趣味的另一个重要支撑：心智和感知，却是资产阶级根本不具备的，所以我一再说资产阶级既愚钝又庸俗……他们和世界的关系可以简化为买卖关系，他们的心智和感知无暇运用于趣味领域，而买下一件好东西比了解一件好东西要快得多！这就是资产阶级崇尚的经济理性——效率，投入和获得之间的换算！趣味的本源属于肉身和心智，它一旦蜕变成某种可以迅速成交的物品，就不再是趣味，而变成了一种可转让的“徽誌”。

　　人们习惯了，并不对此提出异议……对资产阶级的羡慕不过是对资产阶级财富的羡慕，人们不再关心资产阶级财富的来源，只关心资产阶级财富之展示，以及在生活中如何被享用与抛掷。资产阶级的生活不断显形在聚光灯下，私人空间虽然隐秘而安全，“形象展示”则已经公开化舞台化，为什么不呢？资产阶级趣味也随之一览无余地展示在各种传播介质之中，这就是所谓由“传播介质”蓄意制造的一种比私人空间更真实地触及生活本质的“超具体幻象”，资产阶级趣味即浮动在现今社会风尚最表面最让人不得安宁的“超具体幻象”中，人们想拥有它，以改变匮乏低卑的人生处境，啊，资产阶级趣味就是那种能够使乏味之辈变得有趣的魔法，就是那种能够使人否认自己的外行史并赢得内行之赞誉的秘诀，就是那种能够不必通过心智劳动就可以直接触摸高级事物的捷径。

　　但是千万别以为现今的传播介质制造的全然是绝对之幻象与谎言——当然，幻象与谎言来自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权势操纵……权势操纵风尚采取的狡诈方式是它对风尚领域的出让，出让给资产阶级，以换得资产阶级在其它界域的沉默。在物的生产范围，在关系到物的生活、物的趣味甚至物的意识形态方面，资产阶级现在已获得了大部分的阐释权和影响力，因此，在以物为中心的“超具体幻象”制造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确掌控了风尚世界——风尚！它差不多成为人们生活的灵魂，并成为一块遮饰现实丑陋的巨大幕布，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它，哪怕那些同样梦想成为资产阶级却仍旧在低卑阶层中挣扎的人，他们很清楚生活绝非一幅在传播介质中闪烁的图画，而世界的光怪陆离和个人处境之困顿产生的只是一种嫉妒和怨恨……他们让人同情的社会地位和受苦受穷并不表明在他们身上存在着某种好的趣味，也许更糟糕！这个使我备感困惑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讨论，证明了资产阶级的庸俗不意味着同时证明了无产者天然高尚……

　　说资产阶级是势利的，这可不是对他们作的道德评估，而属于生物学意义上识别——势利乃资产阶级的本性，它已超越善恶……或者毋宁说，它还够不到善恶的高度。资产阶级在心智和感知方面虽比较愚钝，可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薄弱之处：过于功利，量入为出，这种算计的惯习使他们在财富方面可能获得进益，但在其它社会交往和关系到个人形象评价的诸事项中，这一惯习必须搁置——趣味，嗜好，迷恋等等只是单纯耗费却不能带来进益的个人禀性，就充当了一种体面、去功利和非资产阶级化的“反角色”。所谓的“雅趣”和“奢糜”，不正是资产阶级刻意模仿文人和贵族在两个方向的表现吗？糟糕的是，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决定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模仿都是失败的——这不仅因为“雅趣”和“奢糜”均为“物我两忘”的虚无境界所笼罩，而资产阶级永远难以摆脱的“因物而喜因物而悲”的狭隘心性不可能领悟超世俗的乐趣；还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根基之厥如，是不能指望以“金钱资本
”来取代“文化资本”的。你们不认为文人趣味和贵族趣味乃是最难仿效的吗？当资产阶级无法从个人经验或家族记忆中寻找趣味之传承和依托时，他们对文人与贵族的公然模仿，不过是以一种低级的动机——不恰当地炫耀自己并不拥有的禀赋，只是炫耀自己拥有的财富的借口——来谋求以一种高级事物提升自己的低卑出身的耗费行为罢了。
　　有人不无讥讽地说资产阶级很粗鄙……我同意，不过事情正在变化之中：资产阶级趣味虽然没有得自家传世袭，也没有受益于早年的熏陶培养——我就不必提先天禀赋了吧——但十几年的财富积累和逐渐养成的所谓挑剔眼光的确使资产阶级趣味有了提升，它不那么粗鄙了！傲慢和低俗有了收敛，资产阶级学会了礼仪，他们可不想做有钱的野蛮人！资产阶级趣味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的巩固开始趋于稳定和保守，是吗，先生们？鼓吹传统价值，复兴本土文化，资产阶级亟力迎合地方主义和国族认同的潮流，不过是他们假装相信自己政治地位已然上升的一种将本阶级置于放大镜下的虚妄感，这种虚妄感影响到他们趣味的选择和固定化——迷信，陈腐的形式，空洞的国族符号，正成为资产阶级与超级权势以及普通民众的“虚假共识”，资产阶级趣味也只有在这一“想象共同体”中获得了超个人的意义。

　　剩下的呢？剩下的更多……美仑美奂的一切跨国事物！当然，资产阶级趣味所钟情的对象是无辜的，不带偏见地说，它们真的非常有价值！我并不鄙夷资产阶级所热爱的事物，这和我说他们庸俗是两码事……资产阶级为了保值增值的庸俗目的从事艺术收藏，带来的积极后果居然是使艺术得到了妥善的保存。资产阶级对金钱的尊敬被转移到了它的等价物——艺术的身上，守财奴变成了收藏家，这是多么喜剧性的身份翻转啊！据说资产阶级很有远见，指关于金钱增值的远见吗？这还用说……对未来的预期是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立足点：对趋势的敏感、担忧、不确知、观望、推动或阻挠，这些资产阶级的典型反应或多或少体现在他们的趣味中……他们的决断、冒险、冷酷、患得患失、一毛不拔、浪费、轻信和刚愎自用！

　　资产阶级的生活很精致很考究啊，对，说得对极了，有吝啬鬼，就有一掷千金的人；有严以律己的禁欲主义者，就有放荡不羁的公子哥；有顽固保持早年粗鄙习气的乡巴佬，就有洗心革面终成精致考究的雅皮……资产阶级只是一种抽象，具体品种则无奇不有，那是小说家感兴趣的肖像走廊！至于我，我仅对抽象描述感兴趣。资产阶级对我而言不过是一组概念，至多是一群影子，他们由词意构成……任何具体和抽象描述之间都会有不小的偏差，可我不想呆在具体之中……说不定资产阶级中有不少优异人物，甚至还是我的朋友……但我对资产阶级素无好感，过去就如此，如今更甚！尤其你们，让我无法对阁下表示一点同情，那是因为你们被一种更强大专横的权势所压制，随意征敛，而你们的特殊生存环境迫使你们只好甘做胸无大志的经济动物。

　　我们的私有产权得不到长期的法律确认，那一纸空文可靠吗……资产阶级的惶恐和担心不无道理。相比之下，趣味又算得了什么？何必纠缠于资产阶级趣味之庸俗，他们更期盼的是私人财富属性在法理上的安全保证——我们谈的是美学问题，和法理无关！也许，对私有产权的模糊承认是资产阶级在趣味上显得浮躁的深层原因，那个超强权势可以随时收回成命，另立章程……资产阶级仍然如此软弱，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有强悍的性格和开阔的视野，再不要空谈什么趣味，这个话题真是太渺小！资产阶级的依附性不仅表现在生存条件的不确定之中，也表现在基于短期性前景的判断与困难抉择之中……他们哪里有时间去形成所谓的“心智”、“教养”和“趣味”？

　　这有什么关系？趣味在资产阶级眼里不是一种“唯心的知识”，它必须落实于对“有趣味之物”的占有，占有是唯一可靠的趣味体现和保全，趣味如果只是某种 “内心知识”又有何用？唯物的资产阶级不相信“想像性满足”，在这点上他们决不让步……生活实践的全部意义在资产阶级看来就是不停顿的对物的占有之扩张，他们可不愿迷失在虚幻的知识当中，除非知识有助于他们占有更多的物，有助于赞美他们已占有之物或将要占有之物……别用“心智”和“教养”来吓唬我们！它不过是神秘的幌子，你们的不满背后是一种怨恨和妒意……真是这样，被资产阶级说中了！资产阶级的“心智”全用在“如何更多地占有”，我们的“心智”则全用在批判这种“占有”……这种断裂是怎么发生的呢？要是物没有主人，“它”又会在何处？人们制造物就是为了出售它，如果没有人买，物就会停止制造——资产阶级组织生产，率先购买占有，完全天经地义。所谓“物的异化”，生产者和占有者的分离，难道不正是自然秩序安排的结果？我们利用“趣味”来攻击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庸俗”的“群氓”，那谁是趣味的真正拥有者，谁不庸俗，谁不属于群氓呢？

　　我把你们惹恼了，我不准备再道歉，甚至，我都快失去了耐心……还没看出我究竟想说什么？你们趣味高雅，举止得体，这些我看到了，也就仅此而已，你们是最自负最志得意满也是最惶恐最仰人鼻息的一帮，我说你们胸无大志缺乏权利理念你们肯定不为所动，可我嘲笑你们趣味庸俗出身低卑你们就大动肝火，因为我看穿了你们只配为这些琐屑之表象受到侵犯而疼痛！我对你们的不满由来已久，我并不仅仅对资产阶级不满！是什么夺走了你们的心智，打断了你们的脊梁，让你们仅仅在自私自保的经济活动中苟且偷生？当资产阶级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可以向世人炫耀的不过是一些风尚、趣味和格调时，他只是一具华而不实的摆设，一架被用来肢解社会的工具，一群以瓜分者形象出现在历史中的体面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