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一书在过去两年的图书市场已经形成一股不小的风潮，而近期随着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预告片的火热登场，各种形形色色的“解码书”、“破解版”也跟风出笼，“达·芬奇”一时间成为各出版社争先抢夺的又一个新热点。
■“解码”和“正说”大行其道
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正说达·芬奇密码》，被法国媒体誉为“一本与《达·芬奇密码》同样令人着迷的书”。据悉目前除法国本土外，还有德、意、俄、日、韩、中等19种语言版本在全球发行。作者玛丽·弗朗斯·埃切戈安为《新观察家》的记者，为解开附着在《达·芬奇密码》中的种种悬疑，她走访了小说情节里的所有现场，如卢浮宫、圣绪尔比斯教堂、维莱特城堡等，并就列奥纳多·达·芬奇、秘传学或共济会等问题咨询了所有相关方面的一流专家。在古代文献和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帮助下，作者澄清了书中有关耶稣的婚姻、梵蒂冈对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迫害、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等一系列被小说《达·芬奇密码》大力渲染的历史之谜。
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达·芬奇解码》，甚至连封面都跟随着《达·芬奇密码》，同样设计风格，同样图案配色。该书的出版商坦言，因为《达·芬奇密码》所述的事件对中国读者是全然陌生的，需要有一本“配套读物”来解答一些读者阅读后的疑问，因此一直在选择与筹划这样一本“解密版”，《解码》的出版是希望打造成现有破解版本中最佳的版本，因此从设计上与《密码》保有极为统一的风格。
■小说跟风“达·芬奇”
一些打着“达·芬奇”的旗号出版的小说也被引进，而且和《达·芬奇密码》一样进入畅销书的排行榜。堪称和《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一样著名的美国畅销作家约翰·德西蒙的新作《达·芬奇椅子》1月份已在国内推出。书中讲述了主人公孤身进入神秘的古堡，与萨伏伊公国的末代斗智斗勇，绞尽脑汁试图揭开层层迷雾，寻找椅子的真相。在他不屈不挠的追寻之路上，凶险的诅咒和奸人的毒计一直伴随着他。九死一生后，解除诅咒的答案居然暗藏在达·芬奇神秘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中。
■插图珍藏本推出
面对出版界的达·芬奇热，《达·芬奇密码》的出品方北京世纪文景公司自然不会放过。近日，赶在电影5月份上映之前，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又推出了该书的插图珍藏本，这是在原书的基础上重新配图制作完成的一部精致大书，使得读者能够目睹那些与书中内容有关的名画和教堂。
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达·芬奇密码》结合史实和悬疑、艺术和惊悚，场景转换巴黎、伦敦之间，其中涉及众多著名人物与建筑。在这次新推出的插图珍藏本中，一共配有近200幅精心选裁的图片，皆由卢浮宫、法国国家图书馆、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伦敦档案学会等权威机构提供，图书全彩印制，每个动人心魄的场景旁边均有精美图片，这使得阅读真正成为了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据了解，《达·芬奇密码》自出版后，在全球销量近2000万，而2004年初中文版上市以来，也一直高居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迄今为止，该书平装本的销量已突破100万册。
美国：2005年销量前50名图书揭晓
美国一家图书出版信息公司旗下的一份商务电子报，日前公布了去年美国销量在前50名之内的图书名单，位列前10名的畅销书知名度很高。
位居榜首的是英国女作家罗琳去年出版的《哈利·波特与混血儿王子》；亚军是一本真伪有争议的作家弗雷的自传体小说《百万小碎片》；季军为《追风筝的孩子》，该书是美国邦诺书店去年的销量冠军；第四名是历史传记文学作家麦克库罗的新作《1776》，这位作家曾出版过美国总统亚当斯评传；第五名是畅销书作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他的另一本作品《天使与魔鬼》，也借《达·芬奇密码》畅销之光，成为排在第八名的畅销书，第六名是一本强调互联网对全球巨大影响的新书《世界是平的》；第七名为作家华理克的《标杆人生》；第九名、第十名是健康类新书《照顾身体》和青年作家波利尼的新书《依尔台斯脱》。
画皮――回顾2005年中国大陆电影(未删节版)
今年，中国电影总体的表现可以说是“不以美艳惊天下，而以造型动世人”，因为今年是2005年。据说在100年前的某一时刻，“电影”这一最具有影响力的现代传媒形式，抑或艺术形式，又不能不说是商业杂耍的东西，第一次由中国人任景丰在他的照相馆里拍摄制作完成了。时光悠悠，100年后的2005年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到来了，百年大庆是不庆不行的，但定在哪天庆又颇为棘手，眼看这个毁于一把大火的历史悬疑就要在噪乱纷杂中过去，于是12月28日，这个卢米埃尔第一次公映影片的日子让我们引用了进来，面对着目瞪口呆的国人，被一把大火烧成灰烬的北京大观楼影戏园又被定为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于是在12月22日，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广电总局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在前门外大栅栏举行了中国电影诞生地的揭牌仪式。
对普通的电影观众而言，2005年真算不上是让人惊喜的年份，主管部门、电影公司、新闻媒体、电影学界凭借着各种电影节庆、电影奖项掀起的造势活动因为与之无关，所以并不能让他们为之所动。官本位和商本位让各种电影评奖日益变得可有可无，往日电影圈里的自娱自乐都被打扮的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虽然有官方如下的统计数字：今年大陆故事片产量达到了260部，比去年增加48部，再次刷新了中国故事影片生产总量的纪录；电视电影110部；有3000多座专业影院，其中有1200多家现代化影院和2600多块银幕组建了36条电影院线；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国内电影票房达到20亿元，海外电影票房16.5亿元，电视播映市场达到11.5亿元，三项相加，综合收入达到48亿元。（赵实在“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但荒诞的狂欢终究会归于平淡的真实，每一个籍着纪念中国电影诞生百年的名目造势的动作，都会被我们弃其皮窥其实，任何的矫饰遮掩不住空空荡荡的躯壳，无论多么冠冕堂皇的数字符号改变不了平庸的现实，2005年的中国电影如同没有灵魂的“画皮”，被各色人等刻意、任意、随意、无意的涂抹着。本文力图在这张“画皮”表面搜集描画涂抹的主要色彩并做出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粉红
无论电影的名字多么玄妙，陈凯歌导演的年度巨制《无极》讲述的只是一个试图改变既定命运的粉红色爱情故事。这部用三亿五千万搭建起来的“空架子”，恰巧在中国电影百年的戏剧性时刻担当起了又一次冲击奥斯卡的任务。并不是说得到奥斯卡奖会对中国电影产生什么意义，但这个奖项似乎对中国拥有电影霸权的部分作者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以至于让他们锲而不舍孜孜追求。毋庸置疑，商业的回报和政绩的展示明白的闪烁其间。这艘驶向好莱坞的“电影航母”如果占领了奥斯卡就相当于占领了全球的电影市场，作为“实现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政府“形象工程”的重点保护对象，飞扬跋扈的独霸中国电影制作资源的一小部分导演肆意挥霍着国人对中国电影的信心，在2005年，《无极》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头牌”。
一个毫无生气的、概念化的、没有任何想象力和动人之处的三角恋情被陈凯歌冠以如此具有哲学内蕴的名字，用超级浅薄解释超级深刻，他意欲何为。“无极”这一中国古典哲学中一切真理的启始之处就是要支撑这样一个粉红色的“终极道理”吗？“最强壮男人的宠幸”和所谓“真爱”永远不能共存，但可以套着背叛的标志――“黑羽衣”去穿越时空重新找回选择的权力；影片告诉我们的重点是：只有背叛，才能获得自由、拥有爱情。正如光明和无欢背叛了王，昆仑又背叛了光明一样，美女倾城曾经背叛过他们所有人；鬼狼为了活命背叛了雪国人，为了昆仑背叛了无欢，他临死前对昆仑的拥抱表露的很暧昧。关于“爱情”与“背叛”的故事，陈凯歌本该讲述得很拿手，但是，当创作者自认为可以把讲述一个故事“升华”到“阐述哲学”的层次，他就可以任意蔑视观众的智力而为所欲为吗？难道“东方的哲学思辩”是依靠“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因为被骗了一个馒头从而转变成一个十足变态的混蛋”这种哄骗西方人的“心理分析”阐释的吗？当然，要准确的描述一部电影是不能够只用“中心思想”来读解的，可这部用巨资打造的所谓“奇幻世界”在影像的设计和制作上又有哪些可以诱发观众情感投入的动人之处呢？乏善可陈，正如影片中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到处飘落的粉红色海棠花瓣一样，落入尘埃化作泥，看似求全之毁，实则一无所有。
深蓝
今年，曾经深受中国“电影小众”喜爱的贾樟柯凭借新作《世界》改变了自己的“地下状态”，但他的观众是否就因此真的成为“大众”了呢？与当初生机勃勃的“故乡三部曲”相比较，电影《世界》更“成熟”了，或者也可以表达为更“世故”了，也许是更“理性”了？较之于他过去的创作，这部电影偏于“深蓝”。如果将影片的情节与电影的片名相联系，可以感受到创作者拥有对现实世界透彻的洞察力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他对“世界”这一名词的抽象思考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严肃质朴的描摹之上的。《世界》的英文片名是拼音shijie而不是the world，此世界非彼世界，巧妙的隐喻了故事人物生存的模拟空间。影片的起始部分，赵小桃坐在单轨列车上打电话，说她要去印度，而她的前男友说他要去乌兰巴托，在中国融入全球的今天，好像世界就在眼前，世界就在脚下，但对于赵小桃来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她所去的印度只是世界公园中的微缩景点，她最终只是在公园里靠给游人跳舞为生的外来者。
一如既往，贾樟柯保持着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在影片中，他试图探讨全球化对普通大众来说是否真的具有意义，融入世界真的会给我们更大的生存空间吗？现实生活真的如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样缤纷绚丽吗？在类似于“世界是我们的”这种精神幻像背后，在仿拟“世界”的阴暗处，女演员因为煤气中毒，死在与保安共同居住的简陋小屋中。贾樟柯的关注点仍然在中国，但他的思维却更加“全球化”了，这种转变使这部电影失去了他以前作品中挥霍青春的热情，带着一种年华逝去的尴尬，整部电影是拿着太过完整的思想架构探讨着社会问题。他关照与质疑的出发点是概念性的，缺少了生活中原始存在的生动因素。犯了与《无极》相类的毛病，但有本质的区别，贾樟柯的创作态是严肃真诚的，他关注的始终是别人。而陈凯歌的“真诚”是多么的流俗于形式，他可以为形式不顾一切大费周章，却让自己的“视角”总是高高在上的漂浮在空中，生怕沾染一点儿烟火气，他关注的永远是自己。
孔雀蓝
孔雀蓝是一种泛着光彩的靓丽颜色，正如电影《孔雀》中姐弟三人泛着光彩的靓丽青春，青春无论是多么的残酷和凶狠，都会泛发出一种眩目的异彩。《孔雀》是本年度少有的精彩作品，诚实而又稳重，内敛又不乏张扬，精巧的丝毫不露痕迹。影片淡化了时代赋予人们符号化的印象痕迹，但又能让观众准确的辨认出故事背景中的时间坐标，禁锢中的隐忍的确能够产生智慧。导演顾长卫是中国最著名的摄影师，曾有理论家评论他的摄影风格是“印象”式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同样是拍摄太阳，“自然”式摄影家拍摄出来给观众的感觉就是“太阳”；“象征”式摄影家拍摄出来给观众的感觉是“革命”；而顾长卫拍摄出来给观众的感觉是“温暖”。这部影片给观众的感受是“清靓”，泛着眩彩。这种颜色绝对不可能是现实生活的色彩，它如同倒映，如同梦境。在电影的“镜界”里，“回忆”让时光的倒影浮现期间：黑黑的两条辫子、白衬衣、蓝裙子，凤凰牌的自行车、解放绿、粉纱巾、不知名目的香烟、姐姐的手风琴声、田野里从天而降的降落伞，梦境融入到现实中，从而将现实带入梦境，完全而彻底的青春感受。因为梦想的破灭，姐姐放开自己缝制的淡蓝色降落伞，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迎风飞翔，如同孔雀开屏，美艳惊人，无论这一图景的象征含义是否得体，毋庸置疑，这是本年度中国电影中最具力量的画面之一，包括她为了拿回降落伞，可以在小树林里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漠然姿态暴露自己处子的胴体，诗意、躁动、疯狂，又一次完全而彻底的青春感受。
影片中的姐弟三人在正常人眼中都是不正常的，但是成长中的一切反叛行为都将被允许。每个人的成人仪式都是用放弃梦想作为祭礼的，姐弟三人追求的坚决，放弃的彻底。姐姐是从第一眼看到朵朵降落伞从天而降开始，到她去询问一个陌生的男人是否还永远爱她为止；傻子大哥从拿着向日葵去追求工厂里最性感的女人开始，到被跛脚的农村姑娘金枝制服为止；而弟弟则是从离家出走开始，到依靠娶来的寡妇过着寄生的继父生活为止，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放逐自我实现梦想。美丽的姐姐曾经用绝望的抗争向生活做出极端的挑战，但每一次用义无反顾的姿态采取的举动都成为对生活的让步。当她对人生和爱的自信彻底破灭以后，她的对抗命运的企图全部失败以后，终于用泪水完成了人生的成人仪式，也终于体会到了生活的本质。影片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已经被生活打磨得非常正常的姐弟三人拖家带口的来到动物园看孔雀，他们用尽办法吸引孔雀开屏，孔雀漠然不理。当人们无奈离去后，孔雀霍然开屏，让人唏嘘不已。《孔雀》得到了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青红
曾在中央美院附中就读的王小帅用颜色为自己的新作命了名，今年，电影《青红》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奖。也许只是巧合，也许跟导演的年龄有关，今年至少有三部电影都是与青春的成长相关联，都是用70到90年代的中国作为时间坐标和故事背景的。创作者们希望通过这一特殊时期背景的设置，可以在叙事中建立阐释故事人物命运多舛的可能性。
影片《青红》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上海知青响应号召，来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但他们三线建设者的荣光随着历史的变迁日益的黯淡，也许他们从来就没有对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有过认同感。少女青红的父亲老吴乃至整个的移民团体全部的生活内容都是以重回上海为主题的。价值和身份的不认同让他们日夜渴望冲破历史对其精神和肉体的禁锢，重返上海成为他们生活下去的唯一目标和希望。为此，他们固执的保持着区别于当地小镇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语言形态，温习着旧梦。正因如此，老吴在看到女儿并无戒备的融入当地的生活时，才会不惜采取暴力来进行训诫。那种粗暴的嘶喊，不允许青红有任何的隐密空间，这种极端的管教，实际上是面对在历史洪流碾压下的自己个人命运的无奈、茫然和愤怒的。但女儿青红在贵州出生长大，历史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显然已经模糊了，那种旧梦一样的价值和身份的回归感，对于她来说并不具备诱惑力。当初恋与父亲规划的道路相冲突时，她对粗暴地强加给她的“路线图”本能地采取了反抗的态度，这种态度使青红成为这个移民团体的背叛者。这对父女都不由自主的深陷在命运被改写的悲剧之中，父亲被历史禁锢和放逐，女儿又身处父亲粗暴的束缚之中，影片中每个人都在尽力摆脱，而又无力摆脱。因为青红对父亲和移民团体的屈服，构成了影片另一个悲剧的诞生，自己的被强奸和严打运动下恋人的被枪毙。执行死刑的枪声的确会让观众体会到茫然和疼痛的感觉，两代人的悲剧就如同这几声枪声回荡在山野之间。
《青红》能够让观众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与王小帅使用影像完成叙事的冷静态度有关，也与他需要保持一定的影像风格化的美术出身有关，镜头的简练和干净、剪接的优美熟练能够让他在影片中营造出一种个人的痕迹。
玫瑰红
这一抹玫瑰红并不代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象征了一个成熟美丽的女性和一个十岁小男孩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红颜》这部表现当代中国女性生存状态影片在今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一个欧洲艺术奖CICAE。导演李玉以表现禁忌题材闻名，在2001年她的第一部作品《今年夏天》就赢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艾尔维拉·纳塔瑞奖”，那是一部朴实而又奇妙的女同志电影，用的也都是女同志非职业演员。《红颜》是她的第二部作品，今年的影片《孔雀》、《青红》都是以青春期少女为表现对象的，《红颜》同样如此，但李玉说：“导演性别的差异导致了我与他们在对女人的刻画上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孔雀》里张静初为了得到降落伞不惜脱裤子这个情节，我认为那就是一个男导演眼中的女性，但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看，那样做是不合理的。在《红颜》中，我更想寻找的是一个女人的精神出路。”《红颜》的剧本原名《坝上街》，在2002年获得釜山电影节最佳原创剧本奖。
《红颜》是一部使用四川方言的电影，故事背景也设置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中。少女小云在她16岁时早恋怀孕并生下了一个男婴，母亲把这个孩子送人后告诉她孩子夭折，十年之后，小男孩长大了，他很喜欢在川剧团里工作的“云姐”，常常去看她，她与儿子小勇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重逢，但互不知情。这一对互不认识的母子之间，产生了一种温暖动人的感情。影片叙事的主线虽然表现的是少年对成熟女性的一种单纯的迷恋，母子之间神秘的情感联系，但无疑这是一部女性电影，因为女性电影通常被表现为女性被迫害的电影。影片中的男性无一例外的都是站在小云对立面的，孩子的父亲刚一出场，随即消失；她在剧团里的已婚情人虽然有一些真挚的情感，但并没有能力担负起责任；剩下的就是那些不怀好意期望从中得到好处的伪君子和企图利用金钱权利强行占有的真流氓。影片还表现了女人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收养孩子的是孩子父亲的姐姐，而且因为这个孩子，姐姐的丈夫离她而去，姐姐与小云之间有着让人感动相互体谅；看似敌对的母女关系也有着内在的关怀。
影片陈述的是阿尔莫多瓦式的女性叙事，小云的早恋和早孕让她在闭塞的小城镇中成为游离于普世道德观边缘的另类分子，她个性的与众不同必然会遭到整体势力的排挤，她必定生活在艰难之中。在这样的环境里，小男孩出现在母亲的身边。
导演李玉是拍摄纪录片出身的，所以在她的电影里保持着一种复制现实和稍嫌粗糙的原始感，还有对环境真切的洞察能力，让观众能够体会到在场的感受，这种真实很有力度。这部影片对叙事的自然维度的掌控比《今年夏天》好得多。
中国红
之所以选用这个颜色，是因为电影《无穷动》里的表演者和被表演者都是红色中国的红色贵族的后代，不会有别的色彩更适合她们，更适合这部电影了。宁瀛导演的这部新作入选了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现实生活中的四位成功的知识精英女性：洪晃、刘索拉、平燕妮、李勤勤在片中本色出演。剧本是宁瀛和洪晃、刘索拉共同聊出来的，除了李勤勤是专业演员以外，其余均为非专业演员，洪晃是媒体人，刘索拉是作家、作曲家和人声艺术家，章含之则是著名外交家。宁瀛将片名解释为“女人无穷涌动的欲望的体现”。片中的四个女人大胆、放肆却又真实地剖析了自己，彻底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女性美的认知。对此宁瀛表示：“那些传统意义上的美丽女人，那些看了开头就知道结果的相似经历，难道你们还没看够吗？”
导演宁瀛曾留学意大利，师从电影大师贝尔托鲁奇，并在其执导的影片《末代皇帝》中担任副导演。回国后拍摄了著名的“北京三部曲”：《找乐》、《民警故事》和《夏日暖洋洋》，平均三年才拍摄一部作品。对于她的最新作品，贝尔托鲁奇评价说：“这是一部令人惊奇的全新的中国电影，极具个性。”
《无穷动》的拍摄空间被设定在一个封闭的四合院里，四位有着丰富成长经验的知识精英向观众展现出她们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状态，还有她们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充满洞察力的理性思考，因为她们特殊的身份会让她们毫不费力的成为每一次社会变迁的弄潮儿。影片涉及隐私的内心世界，四个成功女人为了一个不在场的男人展开了内心的独白。影片反映了中国一个特殊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从表现出来的电影型态上来说，《无穷动》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宁瀛说：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是对中外银幕上的东方女性的不认同，对当下时尚文化中女性和审美的不认同。而我们熟悉的中国大陆女性阅历太丰富了，这个阅历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我们身上还承载着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这在我们身上形成了一种异样的与众不同的某种魅力，这种魅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影视题材挖掘出来。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部电影是对男权社会审美标准的一次颠覆，从而呈现出一种非常的自信和强大的气质。
天蓝色
选择这个颜色的原因是这部电影奇妙的摄制过程如同广阔的天空一样透明纯净。电影《牛皮》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研二的学生刘伽茵自编、自导、自摄、自演的电影长片。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李焯桃这样评价这部电影：《牛皮》的创意和锐气，却颇有石破天惊的意味。刘伽茵以23个固定镜头拍成这部110分钟的录像长片，轻描淡写一家三口在生活压力下的矛盾、默契及感情暗涌，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部电影是刘伽茵每天放学回家后，与下班回家的父母在他们家50平米的小屋内拍摄完成的。影片叙述了生活在北京的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和女儿。一家人的生活，都靠一个小店来维持。父母做手工皮具，做完拿到店里去卖。店里的生意非常不好，父亲不同意打折，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是濒临崩溃。对于父亲来说，打折就意味着没有尊严。可是不打折，家里的日子就过不下去。父亲的生日快到了，离还清债的日子还遥遥无期。父亲已经开始衰老，却还对未来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二十三个日常生活片段构成这部奇妙的电影。这部电影入选第5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电影论坛”，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卡里加里电影奖；第2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数码录象竞赛单元”金奖；第6届全州国际电影节“数码单元”最佳影片。
结语
对2005年的中国大陆电影进行回顾，在这张“画皮”上甄别出色块的真伪优劣并不容易，所以只能选择出涂抹的面积比较大的和色彩比较抢眼靓丽的，至于那些漫不经心和言不由衷的描画允许忽略不计，否则它们不但要刺伤我们的眼睛，还要影响我们的心情。但是还有一些影片并不抢眼，却也忽视不得，因为它们也都是重量级的，而且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例如：王超导演的《日日夜夜》，今年得到了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最佳导演、青年评委会三项大奖；万玛才旦导演的《静静的玛尼石》；小江导演，程青松编剧的《电影往事》，影片充满着对电影的热情；张扬导演的《向日葵》参加了年末的威尼斯电影节。
文章载《艺术评论》2006年第1期，
此为未删节版
老牌书评杂志《书城》正式休刊
有着12年历史、被视为文化品牌的老牌书评杂志《书城》传闻休刊己久，这次却是真的，《书城》终于正式公布了颇为沉重的“休刊宣言”。
据报道，翻开最新一期《书城》杂志，首页的“主编寄语”不是习惯中的“新年祝福”、“来年计划”之类，而是一篇正式“休刊辞”。在阐述《书城》改版4年的辛苦以及“办成富含‘思想之美’与海派风格的文化杂志”的团队意识后，主编吴士余写道：“趁岁末之际，《书城》将休整半年，广纳良言，善谋策划，再度改版，企望以新的品牌奉献于读者。”而“目录”页则刊登着该刊编辑吴文尚一篇伤感散文《这是未竟的》，表达告别之情：“恰如天下没有不散筵席，人未散，曲已终，更哪堪岁末残冬。”报道透露，主要投资方撤出其资金和人员是导致休刊的主要原因：“投资方接手已累计亏损几百万元，决定不再支持了。”《书城》发行经营总监丁先生也表示，“休刊”主要是由于经营方面的原因。而编务总监李二民却表示，自己“受命”休刊，也“不明白为什么”。作家薛涌指出，《书城》失败的最大原因是错把“文人”当“人文”，尽管刻意模仿《纽约客》的知识分子趣味，但只是靠找一些气味相投的人来写稿，久而久之脱离了社会。《书城》早期的创办者、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曾谈过《书城》存在的问题，包括装帧十分豪华，增加了成本；“大作家、大作者”路线常常“把读者吓跑了”。4年以来，成都本土作家洁尘一直是《书城》的专栏作家。在个人博客上，她公布了《书城》编辑的来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催你啦，做完这一期《书城》要停刊了。” 洁尘23日表示，据她所知，“休刊半年”实际上就是停刊了，作为作者，自己觉得特别遗憾：“这应该也是中国期刊界的一大遗憾。”
川歌:"傻孩子"去延安做什么?–评胡锦涛先生新年的延安之行
据中国官方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先生
众所周知，延安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圣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正是以延
朋友们，请听我说下去。首先，我为什么说胡先生是一个”傻孩子”？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人会说我
，道德低劣，经济畸形发展，贫富差距极大，社会矛盾尖锐复杂
本来，胡应该坐在中南海他的宽大办公室里静心思考为政之道
让这个傻孩子继续他的笑剧表演吧。历史与觉悟的人民所尊祟的不会是
陈墨:我的媚俗观—- 野性的证明
年前一次文友茶聚，流沙河先生给在座者每人一张签名贺年卡，以表友谊。卡内印一书画小品：画是成都著名画家苏国超先生画的他的独门绝活 —— 泥娃，以及狗年主角—一 一条可爱的宠物狗；书法是流沙河先生所题—“记住你的祖先名叫布克，曾入杰克伦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率领狼群奔跑在阿拉斯加的雪原之上。回归野性，雄风大振，哪能厮守掛掛钱呢？”
这题字简直绝了！对媚俗文化的批判力透纸背，令人回味再三。本来，苏国超先生是成都市著名的媚俗派画家，拿他的独门绝活“泥娃”来说，艺术的每一个元素都充满着一种彻底的媚俗精神。他唯一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坦诚，他是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媚俗，较之那些口说“不食人间烟火”却大把捞钱的假野鹤闲云派来得厚道一点。在我看来，他敢于将流沙河先生的批判一并印制出来分赠大家，其勇气仍很难得，其艺术困惑也很显然。
中国人自祖先发明十二生肖以来，大约都喜欢“逢鸡说鸡”“逢狗说狗”，而且必然将当年之动物性比喻人性。也就是借某动物谈人、人群甚至人类。当然，因为“比喻总是跛足的”，所以人言言殊，其类比与喜恶也就千差万别了。如近来在网上读到东海一枭的诗作《大陆盛产三种动物》，对“狼”就深恶而痛绝。诗不长，抄如下：
绝大多数人被当成猪
圈养着。猪栏的门
总是关得严严的
时间一长就真成了猪
生存就是一种幸运
要活得好就得变
由猪变狗
学会摇尾吃屎舔屁股学会
汪汪汪.狗栏的门
也总是关得严严的
狼最自由只有一小撮
主要靠世袭
少数由狗进步而成
猪变狗容易
狗变狼很难
狗在狼面前是狗
在猪面前也是狼
狼把狗当成狗也当成猪
狼自以为人模人样
说到底与猪狗设啥两样
只不过会牧猪使狗
会吃很多猪肉
也喝一些狗血……
无疑，枭君将狼比喻为那个“威权利益集团”中人，就像曹长青在《同刘賓雁分道扬镳》一文中说刘自始至终都不承认阿共天生就具有“狼性”一样，比喻凸显的是某些人的“吃人性”。而流沙河先生欲张扬的则是人所应当宝贵的追求自由与独立的“野性”。尤其是当今中国，媚俗文化登峰造极，无孔不入，已将全民蜗化、猪化、宠物化、泥娃化。一百年前，启蒙者高唱“救民于倒悬”；一百年后，觉悟者的确该牢记“拒绝腻甜”。因为在“倒悬”并未改变，反而更加严酷（变本加利、花样翻新、主人意识、美好前程、迷魂汤、AX片等等）的当今社会，所有“腻甜”皆非正常人之感觉；那只是蜗的感觉，猪的感觉，宠物狗的感觉，无心无肺的泥娃娃的感觉。
马建将这种不自觉被强迫改变的国民性比喻为“面团”，而把那个“威权利益集团”类比为“拉面者”。他的小说《拉面者》就记叙了“面团”在“拉面者”手中是如何被“随心所欲”的过程。当然这记叙是十分悲凉的，好在他还给未来中国国民性一个美好的象征，那就是“野鸽子”。—— 跟流沙河先生一样，強调人的不合作与独立的价值，标榜个人追求自由的野性(天性)。
前不久在草堂读书会上听余杰讲演，其主题就是：在文化全面堕落的当今，我们的笔的出路何在？他认为中华民族在現代所受的苦难并不比俄罗斯所受更少，但这两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却没法相比。对此，当代中国大陆的所有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和诗人都应感到羞愧。我们不仅应当记叙苦难（像王力雄、郑义、廖亦武……他们那样），更该对极权专制的吃人性给予揭露与批判。至少，也不该为虎作伥，去点缀“昇平”，去粉饰“和谐”，去装扮“幸福”。对此，王怡总结为“大声写作”。
我理解的“大声写作”，大约跟鲁迅的“呐喊”相去不远。然而，可悲的是鲁迅的呐喊不仅为毛所掠占利用，现而今已渺不可闻了；余杰王怡们的“大声写作”，纵然你喊破嗓子，喊得鲜血长淌，难道还能唤醒这个又聋又瞎，但在严重缺氧的铁屋中还能活得悠哉游哉，自我感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的民族？在我看来，余杰王怡们年轻气盛，热血未冷，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赶上俄罗斯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还抱有幻想，能够理解，也值得敬重。不过，在从毛时代好不容易活过来的我辈眼里，他们毕竟入世不深，对中国人的人性以及民族的劣根性认识还不够深刻。所以他们还有理想，也居然还对当今这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文学艺术存在幻想。
由于我和我的朋友们（野草群体）从来都跟“这个”无关，我们是艰难生存在“这个”地底下的另类的“那个”。白天，我们是猪，是面团，是俗众中的一员；但在夜晚，我们是人，是自己，是放飞的野鸽子。我们的这种人鬼两重性既注定了我们离群厌世的孤独与悲凉的基调，当然也局限了我们的翅膀，使我们永远难以飞越这高高的藩篱。几年前，我在一篇《恐怕难免》的文章中就说过：
也幸好我生得来不聪明也不笨，与文坛无缘，却与文字混得烂熟；看够了无行文人舔痔吮痈的嘴脸，却也能理解商业社会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媚俗的苦衷。所以，我若再聪明点点，生存危机再严重点点，潜意识骚动再利比多点点，我也会民族主义、新新儒学（干时），我也会霸语话权、知识考古（欺世），我也会废都隐私、金庸琼瑶、上海宝贝，行者无疆（媚俗）。—凭良心说，恐怕难免。
人性使然，怪不得民族的劣根性，换了其它民族都一样。谁叫我们在毛时代过禁欲的日子那么长呢？而且西方的“丛林法则”以及传统的“厚黑学”和“潜规则”谁又叫被威权利益集团巧妙地利用了呢？二十年前我就说过，独裁专制让我们的文艺全面“避戮”，全民就已被狗化，也就是奴才化。现而今的“经右政左”，不过让奴才们有了点自行觅食、自生自灭的机会。虽然可以各有各的活法了，但从本质上，尔等依旧夹着尾巴。极权专制不变，文化生意再红火,仍然是避戮的延伸与变形。因为你早已将灵魂贱卖给魔鬼了。——“人”就是这样走失的。因为走失的人性使然，一切干时、欺世及媚俗的文艺其实质都在媚权。干时、欺世及媚俗是生存竞争的需要，而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安全；而最大的安全则是以当局之喜为我之喜，以威权之恶为我之恶。正如张艺谋陈凯歌的曼舞金戈，余华张贤亮的自鸣得意，贾平凹的假闲废病,刘心武的逃花红了,钱理群的急速左转等等，要是没得威权者的子弹监狱和鲜花金钱两手，我相信凭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也能为真正的中国文学艺术添光增辉的。再说，没有浊流，怎显清流的可贵？没有人性普遍化的堕落，又哪来思想者荷花般的幽香，上帝的眷顾，以及被拯救后的逍遥呢？
所以，当我面对甚嚣尘上的避戮——媚俗文化时，除了反省自己也“恐怕难免”外，也常常对自己、对朋友大喊一声：“给他狗日的雄起！”现在，我想向余杰王怡们大声喊上一句：“君啊，渡过你愤怒的河！”因为我深信——只要有你们的声音存在，无论现在显得多么渺小微弱，也无论遭到怎样的追捕围剿，真又美的披肩发终将飘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鉴于“狼”这个形象近来又被威权利用，掀起了新一轮爱国主义的“狼图腾热”。好像中华民族过于“羊性”，总被侵略，总被欺凌。现在我们终于强大了，是该引进发扬一点狼的侵略性的时候了。当然这种理论对反美反日的愤青们或新军国主义者说来，是太对味口了。所以在强调人的“野性回归”时，既然掠美主义者已把狼掠而占之，我还敢爱狼么？何况我从来是偏爱“野草”或“野鸽子”的。理由是:野草或野鸽子不仅具有独立与自由精神,而且它并不否定忌恨或防碍百花的开放和所有翅膀的飞翔。倒不是它特别懂得宽容，而是它特别卑微，特别渺小，命中注定它不配去否定忌恨或防碍谁。它的所有诉求不外乎“平等”二字，因为它也有生存的权力、飞翔的权力。歧视我、铲除我是没得天理的,我也是永远不服的。但它天生像个负数，天生让所有正数们提防着它，排斥着它；好象它的存在天然构成一种潜在威胁。因此，它不仅为我的人生带来新的视角，也给我的文字注入新的哲思。故为我所特别锺爱。当然，流沙河先生并没有错。狗年嘛，面对一条口含挂挂钱媚劲十足的宠物狗时，他只有拿狗被异化前的祖先——狼来说话了。
有时语境比语言更为重要。语境不仅制约着语言、颠覆着语言，还往往颠覆着语言本身。让你深感语言的无力与无聊，甚至发现上帝让人类发明语言的荒诞。所以像面对“我们这个民族”一类话题时，我除了“无话可说”,就是成都人说的“连语言都没得了”。
我们的语境是负数？还是我们自己是负数？我想不明白。
所以我特别孤独。
2006-1-5
汉 心:极权的现代性人文颠覆
现代性对个人的系统化介入和干预，使得专业分工和电子资讯的高效“节能”能够帮助人们突破各种客观现实和物理局限，将人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让人们通过虚拟想象抹平各种有差异的处境和特质，未经审察不用实践即可上天入地穷尽人生各种“可能性”。在现代性之下，高度概括的问候，凝固而简略的语词，修辞得体的文法、以及格式化的表情渗合着金属属性的冷漠，将所有动人心魄的场境和人间情事都置换成必须依赖“防腐剂”才能保鲜的空心感受，因为人生变得进退失据从而无需“瞻前顾后”的意义求证；社会失去了历史积淀的丰富性和重量感，所以让人们有理由“将真事隐去”、将记忆删除并省略掉所有的细节，仅仅为了轻松方便一次性消费或“过把隐就死”。由此，人性贪图安逸的品质一再被激活被教唆并完全依赖于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媒体资讯传输和复制，谁还会痴心于神祗的召唤作浪漫的神游呢？世界在简约化，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面对汹汹而来的技术清场和“权力市场化”对人的瓦解重置，个人的抗争显得势单力薄且无济于事，个人自主的表达因缺乏“结合力”而被集体意志所遗弃，一切都不可改变，似乎只有认同公共标准并积极接受极权者翻制的“现代化”改造，与时俱进绕着权商合谋策划的“主旋律”跳舞，异质的个人才能融入主流，才能获得公共认可的评价和命名。
如此，人们便可以事不躬行、足不出户，画家无需独对造化采天地之灵，诗人不必感时忧世穷年忆黎元，甚至哲学、宗教等一切植根于人的命运处境、熔铸了人的心智并内涵着人生忧患和心灵憧憬的精神乡土，也被现代性之下的“效率迷狂”四处围猎然后论价开发！在市场与科学原教旨主义的蛊惑与裹挟之下，没有了人性自给自足、可以恬然退守的家园，当然也就不会有灵魂的栖居之所，连思想、语言、乃至情绪表达都被纳入同一性的体制范式进行“货币化”定量分析，哲学不再有直抵生命堂奥的意义阐发，宗教不再关注有限性焦虑从而失去了内在的救赎功能，人们也还在求神拜佛而且不无端肃虔敬的表情，但大多不是基于人生困厄的心灵慰藉，而是异质化的另类利害权衡和颇具波普意味的“信仰秀”。这时候，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势能强大的公权意志大面积浸蚀剥离，鲜活灵动的个人被整饬、被分解重构，然后一个个被按符号或概念编程设置，成为便于行政权力中枢分级操控、率性拿捏的“无机物”。总之，个人既不必作判断当然也就无所谓选择；既无需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作符合切身体验的意义诠释，也不必对个人化的未来作某种价值预期，因为一切都有组织替你着想、有单位帮你谋划，你只需将自己按社会政治经济博弈中的各路得胜者的趣味和意图裁剪组装，成为符合专权意图和市场化收购的标准材质，将个人自主的功能消解灭失从而完全托身于“代表公众”根本利益和发展方向的权力与经济组织，你便可以作到生存无虞、有“活路”可走有富贵可享。
在现代性与极权“结盟”之下，传统赓续的信仰体系和文化机制纷纷解构碎裂，因为无所适从，所以人们便只能收缩目光只顾当下，再加上有如此功率强大的技术助阵，一切都是触手可及而且现成高效的，这正好投合了人性耽于现货收购和不劳而获的怠惰品质。至此，人们不再低眉信首作凝视状，不再临渊遐想听水鸣峡，人间没有了离愁别绪和上下求索，甚至关于青春叙事和男欢女爱的勉力咏唱，也因渗入了精明的交易算计而被拆解为声情分离的口技秀。总之，人们只习惯于灯红酒绿之下的身体休闲和名利场的争吵，只习惯于通过电子读数和视频消费获取现成的人生经验，因而导致感觉疲惫肢体慵懒，缺乏内省的心魂被无所不能的现代传媒牵引着与昆德拉式的“媚俗”共舞时，个人化的经验和生命本应有的神彩便失去了审美的意蕴和可以深究的价值，从而让空心化的犬儒主义将人们进行转基因式的精神移植。
这时候，人们只管用眼晴读图用耳朵听事，人云亦云、无需格物致理做分析作判断，感觉变得粗糙，心灵因不能承受的生活之“俗”而越显晦暗，从而将人性中的爱与激情尽数蒸发。至此，麻木的神经既无意于人世物哀情愁，也不再乎天上云卷云舒，我只管专心去活，端赖骨体肌理之愉悦和肠胃之所好，然后无所事事地混迹于人头涌动的市井，你不必有向外的痴心注目，也无需内在的性灵抒写，甚至也不必有明确的目标和始终如一的信念执守。总之，在个人无法掌控的现代环境里，你只需面对自己的当下策略性地把握好与人交往的尺度，确认你的体温尚存理智清醒，习惯于与寡廉鲜耻的鄙俗风尚和平共处，并将这种认知作为你生活境遇的全部要务精心操练，就算是对个人的看顾，就算是对个人于现实困迫中唯一有意义的救赎，所以，卢梭一言成谶：“现代生活给人一个破碎的灵魂，每一个现代人都在经历着精神分裂，人们无路可逃”！
阿德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种罪”，而现代性之下人类则不需要诗，不需要有对正义和良知有所关注，当然也就不需要用“普世之爱”去驯服权力之剑，用信仰救赎化解现实的迷误、去抵御对生死寂灭的恐惧。由于对技术的过度倚重，暴力和罪恶也经由媒质的过滤性选择并注入了喜剧式、玩意式的游戏性质，然后按浅薄的市井趣味和时尚的消费观念批零经营，使得人们由于见惯不怪，从而将残酷当表演把冷血当理性，日久之后遂将人性属灵的悲悯之心冷却硬化，从而衍生成视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无动于衷的冷酷和麻木。除此之外，由于沉迷于客观理性的偏执和传媒的误导，人们总是无原则地宽恕社会原欲“利必多”恣意妄为，纵容名利场中寡廉鲜耻、明目张胆的劫掠，并将不对称赌局中被淘汰、被遗弃的弱势者逐出主流然后名之曰市场化博弈的“正向”结果，从而煽惑公众无原则、无禁忌地向外侵犯和拓殖，把自然、社会和一切“他在”的人物情事都当作专属自己、可供利用的赋敛对象，由此激发的征服性想象不仅使人们无法谦卑克制，反而将人心中利他的道德自律和平等互助的交往伦理颠覆败坏，促使人们更加迷信“幸福”系于发展就是 “硬道理”的简单判断；认定光荣来自“成王败寇、赢者通吃”的草莽逻辑。
至此，无止境的征服和开发裹挟着人性本质“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佚”（荀子语）的“幸福”诉求，只要能为我所用、有利可图，即使灭天理也要存人欲而且无所顾忌。正是根源于人性自私自利的本质总是最易被挑衅、被利用这一事实，现代性之下秉承国家意志的极权者们总是能顺应时势，将这一认知作为“新时代”权利整合的不二法门，随机应变将其不断放大为政治动员的攻心术，以投合公众不知厌足的“罪性”期待为其治乱之道，从而将人心变坏、将人性导向自戕自毁的渊薮。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既不是基于人的荣誉和尊严的自足而将人的善性激活，然后引向互利共生的文明之域；也不是出于人心同然、推己及人直抵人性自私的“软肋”以引起集体的警惕和检讨，从而据此合成出具有反思性的建政理论将人的“恶欲”从法理制度上套牢，而是不择手段投其所好、相机行事将人的自然属性全面展开，然后导向族群社会从事你死我活的罪性倾轧，以此满足个人或政团私欲的权力换班和利益分割，从而使人们基于利害比较和生存的常识理性，跟风投入到权商合伙经营的社会工程，以此灭失个人的主体认知和权利自觉然后心甘情愿服从“大局需要”，最终异质为没有灵魂和实证意义的“人民”，从而使分散而不具粘合力的原子化庸庸大众，尽数沦为非法国家构制系统中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和材质，让极权之下的政治功利主义 “因势利导”将人们收入专制编织的权利网络，任由秉权者主导将人的生存诉求压缩在形而下区间率性把玩，最终培育出一种泛滥于社会公共空间，一切都仅仅是基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争讼的交往伦理和鄙俗的价值范式。
在现代性之下，人们由于常常被欲望所挟持，所以总是太焦虑太急切、太笈笈于名利的点滴盘算，因而不该也不会再有诗性的默念和玄想，不会有超越现实存在的精神远游。生命的外延在收缩，神采变得灰暗，身体被过度地关注并将灵魂紧紧套牢，即使间或有鲜活的热情，也被权力意志和商业牵引而被投向利益场域作予取予夺的交易游戏。由于总是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只贪恋权势迷信科学，只认定一切可以实证的物事，然后才能妥贴地把握和经营好当下的存在维度。所以，如果说奥斯威辛之后人类的文化想象力是蹒跚的、小心翼翼的，那么现代性之下个人的叙事和表达则是吊诡而娇情的，市侩而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价值内涵，也没有原生田野语境中自娱的功能；既失去了普罗文化置身于乡俗伦理中的陶醉与忘情，也不能抵御现实的荒谬“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前景”（基尔凯郭尔语）。更多的是格式化的语调，纤巧做派的肢体秀渗合着现代人无着无落、虚张声势的意志谵妄。
是的，现代性之下人们总是避重就轻、讲求策略，功利化的价值服从迫使人们总是沉湎于浮华艳俗的趣味，因为快捷、简单而又实际的生活不需要靠近永恒，不需要扼腕咏叹，不需要慎独怀远俯仰古今，所以，对于“乱轰轰你方门唱罢我登台”的周遭情事，人们只要记住名姓脸象和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说词并略作修饰，即可作出不负责任的意义阐释，所有人在处境中的况味都不必经过大脑，也无需历史的回望和心灵的过滤就直接反映在表情肌上，于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一切立足于有关人的根本性问题的思考和追究，都因不切实用、不具效率而被冷落并从人心中放逐。这时候人们谈芳芳论绵绵，臆想木子美芙蓉姐姐，眼球跟定超级女声，更多不是基于命运顿挫的现实慰藉，也无涉审美感知和心灵倾诉，而是下半身叙事激发出的庸人自扰和肉感抒情。故此，人们尽管也还有阅读的欲望，但其所关注的既不是写作者的心智所透析出的生命律动，也不在乎个人自在状态中的独特经验，而是当中蕴涵的生存智能和处变机巧，是财富、机会和成功的激素催化出的现实光鲜和荣辱得失。
既已如此，原本出于敦促社会趋向良性运作，以构建与“每个人都活得好”相关的文明制度的建设性努力，也因受众“逃逸”而几成绝响，即使偶或为之的道德与正义诉求，也仅仅满足于社会心理救济以超度无助之魂而已，对于“正在阔气”的弄权政团而言，除了作为安抚不具抗辩力的败北者因祈求“明天会更好”，从而不致于绝望然后“放胆犯横”造反之外，社会本身已无所谓“德治仁政”，也不在乎民主裁决和人权表达，由于有“活着”当属不易的身体需要护理和顾惜，有当下侥幸得来的“幸福”需要消化，因而只要没有刀枪打劫和监狱管制，所谓尊严、自信以及主体的觉醒和个人之于社会的价值延伸与定位，则都因其不具利益效应和可指认的价值实体，从而被人们罔顾和弃置。至此，人们只相信力量和权势，只服从效率原教旨主义和各路权利博击中的优胜者。因为个人品质对于社会普遍伦理建构已不具有实际的意义，所以道德可以缺席、人格可以分裂，人们既无需修身正性颐养德行，也就不会拘泥于人的品质评价然后去争论是非曲直，更不在乎公共舆论无关痛痒的褒贬臧否。正是由于现代性之下人们对公共选择和评价的过度依赖，对传媒资讯供给的过度迷信，公权才可以肆无忌惮对个人自为领域进行全面侵犯，“弱肉强食”才再度成为人们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所依赖的“市场化”选择路径。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日完稿于麻园
刘晓波:被砸碎的巴士底狱中只有七名罪犯
提起法国大革命，最具象征性的大事件，大概莫过于解放巴黎最著名的巴士底狱了。它是关押政治犯的地牢，是罪恶的专制王权的象征；而砸开巴士底狱的牢门，象征着推翻专制王权和人民的解放。
所以，攻占巴士底狱的7月14日被定为法国国庆日。
然而，革命民众冲击巴士底狱的目的，并非为了解放政治犯，而是为了夺取武器和弹药。1789年7月14日，当武装民众占领了巴士底狱后才发现，这里只关押着七名囚犯，而在狱警与武装民众的冲突中，双方的死亡人数却超过一百人。
巴士底狱是座古老的城堡，位于巴黎东部，始建于1370年，城堡围墙厚30英尺，高100英尺，还有80英尺宽的围墙环绕，两座塔楼里隐藏着大炮，可谓戒备森严。
巴士底狱之所以闻名，就在于它专门关押那些惹恼了王室或大贵族的重要政治犯。通常是根据国王的秘密命令，把一些政治异见者关进巴士底狱。由此，巴士底狱变成为王室和贵族们迫害政治异见者的象征。
众所周知，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是位相对开明而仁慈的君主，他的统治大大好于他的前任。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冯裳译，商务印书馆1992版）中指出的那样：就欧洲而言，当时的法国并非王权压迫最重的国家，相反，它是封建压迫最轻的地方。
路易十六的开明和仁慈主要表现在：1，鼓励经济发展和实施公共工程；2，坚定地尝试改革，试图废除贵族特权和过重的税赋，虽屡试屡败却屡败屡试；3，国王尊重公众舆论，对政治异见者比前任宽容，迫害的残忍性也大大降低。他本人很少签署逮捕令，巴士底狱也因此变得空荡。路易十六甚至还准备拆除这座阴森恐怖的城堡，曾在1784年命令一名建筑师提出毁掉巴士底狱的规划。
然而，普通法国人并不知道这一切。
大革命初期的1789年7月12日，一个名叫德穆兰的耶稣会派毕业生，站在皇宫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的桌子上发表演讲，他煽动说：政府准备招来外国军队恢复秩序，“德国人将进入巴黎实施屠杀”。他呼吁巴黎人武装起来，抵御外国军队的镇压。于是，正处在亢奋状态的巴黎人信以为真，开始了群体性的自我武装。他们闯入并控制了仿制武器的市政厅，并没有遭遇太大阻截。他们高举着抢来的武器上街游行；中产阶级组成了自己的义勇军作为保卫家园的核心，之后又有社会底层和贫民的大量加入。7月13日，他们攻入退役军人医院，获得2.8万枝步枪和一些大炮。
政府军并没有阻止民众的自我武装，武装起来的民众事实上已经控制了巴黎，而政府军则闲散在市郊。
武装起来的群众总觉得他们应该用手中的武器干点什么，有人建议去攻击巴士底狱，因为传说在高墙内有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而拿到武器的民众却缺少足够的弹药，无法抵御政府军的进攻。
于是，7月14日，武装群众集中到巴士底狱周围，要求典狱长打开大门让他们进入，并向要塞司令提供和平处理方案。要塞司令是洛奈侯爵，一位有教养的温文尔雅之士。他很礼貌地接待了民众代表，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大炮移离射击位置，命令士兵们不得开枪，以保证和平行动。之后，洛奈侯爵还用午餐款待了民众代表。
但是，就在双方谈判期间，包围城堡的群众不断高呼“要军火”的口号，还有些工人爬进控制塔，放下进入城堡的吊桥，一些进攻者随之冲入城堡内的院子里。
洛奈侯爵命令他们退出，但被拒绝。要塞士兵便向进攻者射击，随后大量群众涌入，与军队展开肉搏，98名进攻者和1名士兵死亡。洛奈侯爵试图投降，允许他的部下携带武器安全离开，但遭群众代表拒绝，洛奈侯爵为了避免大规模流血，完全顺从了民众的要求。
获胜的群众夺取弹药和武器，又杀死6名士兵，释放了偌大城堡中仅有的七名囚犯。
接着，群众押解着被俘的洛奈侯爵向市政厅游行。在途中，一些过激的愤怒者居然将洛奈侯爵活活打死。群众还割下这位贵族的头，用长矛高高挑起示众。另一颗被砍下的商人头颅，也加入到示众的行列之中。
7月15日，巴黎各区的选举人选举巴伊为市长，拉裴德为国家卫队的领导者，兴高采烈的“无裤党人”彻底捣毁巴士底狱。
即便如此，路易十六也没有动用政府军进行镇压。7月16日，他在卫队保护下离开巴黎；第二天，他宣布重新召回曾被他解职的财政部长内克尔（因为这位部长曾在6月的三级会议上，力劝国王在三级会议中驳回贵族的抗议，宣布承认第三等级与第二等级具有平等的代表和选举权），金融界和中产阶级一片欢呼，巴黎的秩序得以恢复。7月18日，国王回到巴黎，他戴着帽子来到市政厅，帽子上也有象征大革命的红白蓝三色徽章，以表示他接受新的市政会议。
他从市政厅回到凡尔赛宫，拥抱他的妻子、妹妹和孩子，他告诉亲人说：“很高兴，可以不再流血了，我发誓决不由我的命令再流一滴法国人的血。”然而，狂热的法国人却让他们的国王身首分离。
1793年1月16日，国民议会就如何判决路易十六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是361票赞成死刑、334票赞成缓刑。1月21日，一列武装卫队押护着载有路易十六的马车驶向革命广场。在断头台前，国王向围观的民众说：“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从断头台我将接近上帝，我宽恕我的敌人。我愿法国……”
但巴黎国民卫队队长桑泰尔（Santerre）高声喊叫：“鼓手！鼓手！”让行刑之鼓的声音淹没了国王的声音，紧接着沉重的砍刀瞬间落下。
据一位围观者事后记述：那天，围观砍头的人们表情阴郁，每一个人都步伐缓慢，且不敢彼此相望。
同年10月15日，王后安托瓦尼特被以“叛国罪”处以死刑。10月18日早晨，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刽子手桑松（Henri.Sanson）进入王后的牢房，反绑起她的双手，齐颈剪掉她的长发，把她押上一辆囚车。囚车所过之处，站满了士兵和围观的群众。囚车一直在大声辱骂声中缓缓而行，费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大革命广场。十个月前，她丈夫头颅就在这里被砍下。
但处决王后的情景与处决国王的情景完全不同。中午，桑松执行了对王后的处决，当他向围观的人们高举起血淋淋的王后头颅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正是在这种多数暴政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主导下，相对开明而仁慈的国王被砍头，绝对专制而残暴的革命党人轮流上台，最著名的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也被砍头，酿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口号最动听而实践最血腥”的大革命——始于争取卢梭式的“人民主权”，在革命过程中变成了至上的国家主权，再变成少数人把持的“公安委员会”的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拿破仑为了大法兰西沙文主义的霸权，把整个法国和欧洲拖进残酷的战争。
袁伟时:真国学大师都认为儒学是专制主义思想
回首百年，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社会转型史上最堪回味的篇章之一。梁启超无疑是其中主角之一。启蒙，办报，办学，组织政党；暗中参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代清政府大臣草拟《考察宪政报告》和其他奏章；为中国的宪政殚精竭虑；拟订中国第一部《刑事民事诉讼法》，推动中国走向法治……不少事功、言论，稳健、公允、中肯，重温史迹，人们往往为任公当年的远见卓识未能及时实现而扼腕叹息。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变法失败逃亡日本，有机会系统接触世界先进文化，思想升华，成为公认的中国第一代启蒙大师。所办《清议报》《新民丛报》被誉为当时的百科全书，不少篇章至今光芒未减。
梁启超也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从11岁中秀才、16岁榜列全省第8的举人，到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再加上一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这个大师可不是冒牌货！
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却在近代不能顺利转型的国家，其传统文化必然既有瑰宝，又有极难打破的桎梏和必须填补的阙失。梁启超的高明之处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既肯定中国文化的特点和贡献，又不回避本民族的阙失，并力图探索其中原由。当前“国学热”令人惋惜之处有一点是，有些人无视前人的学术成果，仿佛自己是在空地上创造新世界。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学术文化，“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绩也。(《论中国学术发展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北京影印版。以下引用此文，不再注明)梁指出这个局面的出现有七个原因：“蕴蓄之宏富”“社会之变迁”“思想言论之自由”“交通之频繁”“人材之见重”“文字之趋简”和“讲学之风盛”。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文化提出了许多探索性的分析，即使现在看来，不一定准确，但引人深思，功不可没。除了学术是否自由这个决定性因素外，他特别注意地理位置与传统的影响。例如，他说：“欲知先秦学派之真相，则南北两分潮，最当注意者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在近年关于中国文化的探讨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类观念的影响。
与狭隘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梁启超没有停留在对传统顶礼膜拜的水平上。他专辟一节阐述“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直指先秦中国学术有六大缺点：“一曰论理Logic思想之缺乏”；“二曰物理实学之缺乏也”；“三曰无抗论别择之风”；“四曰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也”；“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六曰师法家数之界太严也”。
前两点阻碍科学在中国诞生和发展。后面四条带来的恶果是扼杀学术自由，进而阻挡民主与科学的进展。开其端的是孔子、孟子、墨子和荀子等人。“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哲之剧烈，而嫉妒褊狭之情，有大为吾历史污点者。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问其罪名，则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也……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 此外，他认为中国的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也是与泰西有别的缺点。孔学所以能独尊，正是由于他为专制统治者服务：“严等级，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
客观、全面、敢于探索，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好的开端。百年前，如此开篇，不愧为大师手笔。在此以后，凡是严肃的学者，大体都保持了这种良好的学风。现在有些大谈“复兴国学”的人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前代国学大师已有的成就，从他们已达到的高度后退，这是儒学的不幸。
1929年
1月19日
梁启超因病逝世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1873生，1929年病逝，享年56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立宪运动政治家和思想家。1890年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同倡变法维新，后一直致力于推行宪政。他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提倡造就“新民”，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制度背后应该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具体表现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
作为启蒙者，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张祖桦:宪法不是一张空头支票——应全力争取兑现宪法规定的“八大自由”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李白《古风》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当共和国的开创者在宪法上写下庄严的词句时，他们实际上签署了一份支票，每个美国人都是这张支票的合法继承人。这张支票是一项允诺，即所有的美国人——非但白人，还有黑人，都拥有不容剥夺的生活的权利、享受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张支票已经开出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有兑现，我们今天要求它兑现。
我国宪法也写着很多关于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十七条）为了方便论述，我把上面提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与人身自由简称为“八大自由”。如果从1954年算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宪者开出的这张支票历时已达半个多世纪，因此早就到了要求其兑现的时刻。
历史表明，大大小小的政客和权谋主义者都喜好开政治支票。可一旦人民要求其兑现时，他们就强调“资金紧张”、“出纳不在”、“银行放假”、“国情不同”，今天推明天，明日复明日，总也不肯兑现。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对天真的民主人士说，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可他至死也未兑现自己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时许下的诺言。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一直到他去世也未见动一点真格的。近来常听到有人批评“中国人不讲诚信，”可很少有人指出“中国的统治者从不待见诚信”。为政者不“诚”，何以立“信”于民？
近年来，又见执政者开出一张张诱人的支票，如“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政治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各色旗帜随风招展，此伏彼起，令大批健忘的人心动不已，连一些金发碧眼的外邦人士都大呼过瘾。可言犹在耳，余音未落，《新京报》即遭整肃、《冰点》就被停刊，因刊登批评交警乱收费报导而被交警打成重伤的浙江《台州晚报》副总编吴湘湖先生经救治无效而亡，蔡卓华牧师和许万平先生相继获重判，方舟教会等大批民间教会遭到野蛮干涉，杜导斌先生春节探望老父竟被警方押回，高智晟律师、郭飞熊先生、陈光诚先生等许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断遭受侵犯。笔者本人在过去的一年中亦被有关当局多次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累计时间长达100多天，特别是在赵紫阳先生逝世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本人连家门都不能出，而执行命令者从未出示过任何法律依据。当局滥用公权肆意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已经到了无视宪法和法律，肆意妄为的地步，其后果是使执政者终日高喊的宏大口号成为一戮就穿的欺世谎言和坊间的笑柄。
一生为新闻自由鼓与呼的世纪老人胡绩伟先生曾亲口对我说过：现今对言论的控制远甚于国民党执政的时代。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私人还可以办报办刊，一家报刊被查禁关闭后，可以很快再办一家；现今不要说办报办刊，就连写文章在中国大陆都无处发表。
张思之大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你看我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翁，有没有恐惧？我可以如实告诉你，我有，经常有，在执业中时时会有。往事就不提了，说个近例，我承接了一个律师的案子，他的夫人来北京同我探讨上诉的辩护事宜，她刚下火车，我们的电话就被掐断，接着几个不明身份的大汉，将她强行拽回原审地，这无疑是有关方面对我施加威慑。我应二审法官之约到原审地交换意见，除法院外，只去了看守所，但始终有两辆警车尾随，每辆车上都有几人，最后一直送我到虹桥机场，看我离去。面对此景，我尽管未患“神经衰弱症”，也不免想到何时自己也会陪当事人入狱，这就是一种“恐惧”。恐惧不免，谈何自由？我一个年近八旬的老头，身为律师，自己尚不免恐惧，还奢谈维护人权，真是天大的讽刺，让我无言以对。（郭宇宽“专访张思之”，载《南风窗》2004年10月下）
据友人相告，鲍彤先生今年春节期间出门，紧随其身后的跟踪者多达二十余人；他到邮局寄信，竟被跟踪者从他手里将信抢走。为此，他填写了一首《如梦令》，题为“丙戌春节纪实”：
走路盯梢依旧，
电话控监依旧。
寄语好心人，
专政暂无新旧。
新旧，新旧，
一党皇天依旧。
胡绩伟、张思之、鲍彤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的遭遇也证明中国宪法关于保障公民自由的承诺是一纸空头支票。
宪法者，公民自由权利之保障书也。因为政府总会有追求自身利益与扩张自身权力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势必会给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造成实质性伤害和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才需要敷设宪法与宪政制度和法治秩序，厘定政治权力的边界，严格限制公权的使用，以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
今日中国正处于从专制极权政体向宪政民主体制嬗变的转型时期，怎样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推动政治变革与政治转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宪法就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尤其是宪法当中关于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法条，完全可以成为维权者手中的利器。中国公民有权旗帜鲜明地要求执政者兑现宪法这张写着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支票。
面对一个缺乏文明习惯与不讲诚信的政府，人们无法指望其会一次全部兑现宪法承诺。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以考虑先重点争取本文归结的“八大自由”。这并不意味着其它自由（如迁徙自由、通信自由、婚姻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不重要，而是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操作思路与行动策略。
在“八大自由”中，争取言论自由理所当然地居于首位。首先因为言论自由是其它一切自由的基础。胡平先生指出：“一个人失去了表达自己愿望和意见的权利，势必成为奴隶和工具。当然，有了言论权利不等于有了一切，但是，丧失言论权利则必然导致失去一切。”（《论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以语言、文字、音像、电子、艺术或其他形式表达意见、寻求信息、接受观念、传播思想的自由。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的规定，言论自由意味着人人享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该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为了充分实现这一自由，政府负有公开自己的活动和政策、告知公众关心的问题的义务。
言论自由既是人的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也是受宪法保护的“第一权利”。陈独秀尝言：“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论他，
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主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法律与言论自由》）边沁在《论新闻自由与公开讨论》中论证，政府对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放任，是对公众的最大限度的幸福原则的破坏；最好的政府及最好的法律能够为大多数创造最大的幸福，而新闻自由和公开讨论的自由是有利于建设善的政府的。
言论自由是人类追求和维护真理的必要条件。美国传播业巨头赫斯特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言论自由是为了维护真理而设立，以作为延续民主命脉的血流。当言论自由被消除时，民主的脉管就立刻硬化，自由制度就变成了一个没生命的躯壳，共和国立即死亡。”这种对“真理在辩论中自明”的自信，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言论自由的理论基础。美国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将这个原则应用到了司法判例中。在1919年的“亚伯拉姆诉合众国”案中，霍姆斯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以“思想的自由市场”理论来阐述宪法第一修正案：“如果人们能认识到许多曾经好斗的信念已然为时间所颠扑，那么他们就会比对自己的行为动机更加坚定地相信完美的愿望应当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才能更好地达到——检验真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自身的力量去赢得受众，而这真理是人们的愿望能够得以真正实现的唯一基础。不管怎么说，这才是我们的宪法原理。”
言论自由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组织的演进、科学技术的提高，都离不开言论的自由传播和广泛交流。人类社会前进的每一步都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因此，人们通常把言论自由称为“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与法治水平。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任何箝制与压迫言论自由的邪恶图谋都是注定会失败的。
出版自由可以视为言论自由的延伸，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通过出版物表述思想见解的自由。对于何谓出版物，我国1997年2月1日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条第2款作了如下界定：“本条例所称出版物，是指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对出版物禁止事前审查制度是民主国家的通例，也是出版自由的基本构成要件。英国学者布兰克·斯通认为：出版自由是“一个自由国家所不可缺少的特征”，“其意义是指政府对言论出版不作事前的限制”。约翰.密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败仗呢？”
集会自由是指一国公民所享有由宪法赋予的聚集在一起讨论、研究问题，开展某种活动或表达意愿的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包括室内集会与室外集会，政治集会与非政治集会，私人集会与公共集会。群众性的室外集会，有时表现为游行、示威、请愿等形式。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
结社自由指的是有共同意愿或利益的公民，为一定宗旨而依法组成具有持续性的社团的自由，包括政治性结社和非政治性结社。宪法学中的结社自由，通常是指政治性结社。托克维尔对此有极好评价：“结社权是基本人权，破坏结社权就会损害社会本身；结社自由是反对专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结社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政治不稳定，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稳定”（《论美国的民主》）
游行自由则是指公民依照法律规定持标语、旗帜等标志，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示某种庆祝、纪念或抗议、声讨等强烈的共同意愿的自由。
示威自由就是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聚集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某种抗议、义愤的情绪，并表示自己的力量和决心的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何种宗教的自由。
人身自由又称身体自由，是指公民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狭义的人身自由仅指公民的身体自由不受侵犯，即公民享有不受非法限制、监禁、逮捕或羁押的权利。广义的人身自由还包括与人身紧密联系的人格尊严和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
这“八大自由”或称“八项公民基本权利”早就写在宪法上面，并没有人敢于否认，只是执政者囿于私利一直拖着不予兑现。我在此要郑重指出，宪法是全体国民的宪法，而非执政党的专利。决不能让宪法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承诺成为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因此，从今往后，中国公民应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全力争取兑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与人身自由。这“八大自由”一个也不能少，统统要兑现。一日得不到兑现，大家就一日不放松争取，直到全部兑现为止。
2006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