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人格的力量

一个手无寸铁、身患重病的老人能让世上最大的专制政权如此惊恐,那又何尝不是他莫大的光荣。

2005年12月5日凌晨,我们敬爱的刘宾雁先生与世长辞。

和王若望、赵品潞一样,身患绝症的刘宾先生至死都未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四年前,王若望先生在纽约病故,王若望先生治丧委员会给江泽民朱镕基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我们希望二位先生对七十岁以上老人叶落归根的愿望给予人道的考虑。从国共内战到文革动乱等各个时期流寓海外的人士几乎都获得了归国的允许,唯最近十余年以来的流亡人士除外。这种做法既无法律可循,亦有悖于人伦。在生老病死面前人人平等,无涉政见。中华民族向来具有尊敬长者的传统。我们希望二位先生通情达理地接受老人归国的愿望,搁置不同政治见解,不再提出常理常情之外的歧视性的贬损人格尊严并事实上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今日之中国,任何善意与政治和解之举,皆有利于化解民怨、减轻历史包袱,有利于防止爆发大规模的失控的恶性社会报复事件。老人应首先获得无情政治斗争的豁免权。我们的这种良好愿望,望您们三思,并作出明智的响应。”

然而,整整四年的时间过去了,台上的人物已经从江泽民朱镕基换成了胡锦涛温家宝,可是就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要求竟然没得到任何回应。刘宾雁生前曾经痛苦地感慨:“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脚踏一踏那片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怕一位年过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是啊,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政权的掌权者,为什么要害怕象刘宾雁这样一位年过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不过,站在中共专制者的立场上看,他们害怕刘宾雁回国倒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刘宾雁的存在就是对强权的挑战与抗议,刘宾雁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他的名字就足以使专制者惊恐,他的回归本身就可能造成一种轰动。

想想看吧,假如刘宾雁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北京,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个消息是封锁不住的,它马上就会传播开去。即便宾雁的脚已经不能再走动,手已经不能再写作,但只要他的人回到了中国,就会成为一件大新闻,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会引来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看望、慰问和谈论。不仅仅是他的亲朋好友,不仅仅是他昔日的同行同事,也不仅仅是那成千上万的当年曾经阅读过他文章的读者和聆听过他讲演的听众,还有那许许多多只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还有那些在“六四” 后才成长起来而此前甚至根本不知道刘宾雁的年轻人(“刘宾雁回来了!”“刘宾雁是谁?”“你连刘宾雁都不知道呀?他是……”),更不用说那些弱势群体即劳工大众,他们从来就是、现在更是刘宾雁的社会基础。在当今中国,刘宾雁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在知识界文化界,尤其是在普通民众,尤其是在被剥夺被损害的亿万底层民众之中,刘宾雁的名字无疑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具最道义感召力的,他的回归可能引起的效应也许是最有轰动性的。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刘宾雁回到了中国,他的住所或医院很可能会整天门庭若市,拜访者络绎不绝;如果宾雁死在中国,必定会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地举行悼念活动,医院或住所的门口将摆满鲜花和悼念信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将聚集在医院或住所门前,越聚集越多,久久不肯离去,巨大的哀痛与愤慨将迅速地凝聚、升腾……。只要想到这种种可能的情景及其后果,专制统治者怎么能不害怕呢?假如说专制者对于那些多少有些社会地位的人还可以采取内部警告的办法,不动声色予以控制,那么,它对于那千千万万本来就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底层大众又能怎么办呢?除非直接动用暴力,派出军警封锁、驱赶、抓人。专制统治者意识到,反正是作恶人,与其让刘宾雁回来而引发所谓群体事件,因而到头来必须出动大批军警赤裸裸的镇制,从而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暴露自己的残忍与虚弱,还不如索性不让刘宾雁回国,防患于未然,丢脸还丢得少些。

刘宾雁至死未能回到自己的祖国,这当然是他莫大的遗憾。但是,一个手无寸铁、身患重病的老人能让世上最大的专制政权如此惊恐,那又何尝不是他莫大的光荣。这本身就是伟大的胜利。这就是刘宾雁的人格力量之所在。这也就是我们纪念刘宾雁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文学的力量:一部电视剧改变美国审判程序

    美国的陪审制一直让很多人津津乐道,因为普通公民都有机会成为陪审团一员,充分体现了“美式民主”。但是最近,美国的法律专家开始为这种制度烦心了,因为“平民陪审员”对审判程序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总是要求控诉方提供高科技的法医证据。

    导致这种变化的“罪魁祸首”就是风行美国的司法题材的电视剧,以大名鼎鼎的《CSI》、《24 hours》和《Law & Order》为代表。这些电视剧以刑事司法制度作为题材,里面的主角个个是精明能干的“福尔摩斯”,而且展示了众多最先进的侦破技术。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有的观众一旦被选为陪审员,下意识地就会以剧中的判案形式作为标准,这实在是为难了现实中的检察官们。

    陪审员要汇报看电视情况

    在美国司法体系中,陪审制是一个重要内容。陪审员的要求包括身体健康、智力健全、有读写能力、具有忠实的品德等。参加陪审团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还能获得国家支付的一笔可观的报酬。法院通常按个人社会保障号码的顺序挑选陪审员。

    弗尼尔是笔者的同事,他在2004年曾做过陪审员,这是他最难忘的经历。那是一桩民事案件,他和其他11名陪审员一起,负责对诉讼双方之间有争议的证供作出裁决,以决定哪一种说法属于事实。弗尼尔说,法官可以驾驭庭审过程,指导陪审团,却不能控制陪审团或侵夺其权力。

    弗尼尔告诉笔者,随着司法剧的热播,美国法庭在遴选陪审员时,会特地询问他(她)们是否看过此类节目,再根据他(她)们的答复做相应准备。司法剧的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法学院把司法剧当作教材

    司法剧的走红还引起各大法学院的注意,教授们以这些剧集作为教材,甚至在课堂上分析剧情。学者们认为,目前司法界已经出现所谓的“CSI效应”——陪审团在判定被告有罪前,会要求控方提供高科技法医证据,就像电视剧里那样。加州检察长法医部门助理梅奥指出,陪审团往往以为他们也拥有剧集中出现的“太空时代器材”,能迅速得到结果,这是不现实的。他建议控方代表律师,应事先警告陪审团,以免他们期望过高,影响案件审理进度。

    据美国媒体报道,《CSI》还是英国情报六处、以色列摩萨德、日本警视厅的必修教程。它掀起的全球“法医学”热潮,为法医证据确立了绝对可靠的地位;而在《Law&Order》里,又过于美化了检察官。可以想像,忠实观众一旦成为陪审员,都会用司法剧中的标准来衡量案情,这实在是为难了现实中的法医和检察官。

    相关链接:美国最火爆的司法剧

    ■《CSI》(犯罪现场调查)

    该剧主角是一群很少受到注意的法庭调查员。他们在警察划下的凶案封锁线后搜集证据,加以归纳分析,把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拼凑在一起,最终将凶徒绳之以法。本片展现了大量尖端的高科技侦破技术:弹道学、犯罪危险因子学、法医毒理学、齿科学等。甚至有人说:“该剧低智商者不宜观看!”

    ■《24 hours》(反恐24小时)

    该剧在北美和英国播出时,创下了惊人的收视率,被称作是目前“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有原创性的电视连续剧”。剧情围绕美国洛杉矶反恐小组主管杰克。鲍尔展开,为了阻止恐怖分子刺杀总统候选人,杰克开始了24小时的惊险历程。

    ■《Law&Order》(法律与制度)

    1990年首播,至今仍受到亿万观众瞩目的长剧。本片讲述的犯罪基本源于真实生活,往往是近期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节目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介绍警察的一系列侦破活动,下半部分详尽记录了案件侦破的后期工作,例如检察官衡量案情,直到庭审。

印度女作家拒受印度文学大奖

  日前,印度文学院宣布将国内最高文学奖授予女作家阿伦德哈蒂·罗伊,尽管她拒绝领奖,但授奖机构却傲慢地坚持己见,表示不打算撤消奖项或另觅他人。
    阿伦德哈蒂·罗伊曾以小说《微物之神》获得全美图书奖和1997年英国“布克奖”,是目前印度最著名的“出口”作家。八年前,长篇小说《微物之神》的出版和畅销使她从英语文学界崭露头角,并很快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在印度国内,这个“眼睛像牛犊一样漆黑,嘴唇像佐罗一样傲气”的作家却长期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原因是她坚决反对印度政府对伊拉克的立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核试验以及修筑大水库等行为。她挖苦印度政府向儿童兜售“大水库的神话”,讽刺民族主义者把水库视为“巨大的液体国旗”,指责水库成了“政治腐败的纪念碑”。罗伊曾因为不愿写任何“御用”的虚构政治小说而得罪过印度官方文学组织。但日前,这个向来仗义执言的作家却被印度政府授予国内最高文学奖,尽管她坚持拒绝,也仍将得到它。
    罗伊在去年完成了一部题为《无穷正义的代数学》的散文集后,立刻引起了印度文学院的注意,并决定以国内最负声望的文学奖来嘉奖她。这个印度国家的文学机构由政府在1954年建立,以鼓励所有属于印第安语种的文学创作活动,并借以促进印度的文化统一。尽管它一再强调自身在知识和文化上的独立立场,但依然靠政府资金维持生存。罗伊作为一个激烈的反对派,认为自己不能接受与印度官方有这样密切关系的组织授予的荣誉,因而拒绝接受由其颁布的2005年文学奖———一个价值约570英镑的金属奖章,并宣布这个组织正对她献媚。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印度文学院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奖项授予她。
    《卫报》上周日收到一封罗伊致印度文学院主席的信,罗伊在其中表示:“今天的印度政府依然坚持这些政策,显然是要在现实中不惜任何代价将它们付诸实施。”因而,她将拒绝因为文学奖项而让自己与她所憎恶的政府产生任何联系。印度文学院似乎并不感到羞耻。学院秘书长KSatchidanandan表示:“我们是一个独立自治的文化团体,评奖的钱来自人民。无论如何,没有任何撤消奖项或以任何其他作家代替罗伊的打算。所以不管罗伊本人怎么反对,这次她肯定是要被授奖了,她自己高兴也好,抗议也罢,全在问题之外了。”

密特朗私生女《无言》忆父新书畅销

该书成为法国2005年最畅销书;作者想改变父亲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把抛头露面当成工作”

  在父亲弗朗索瓦·密特朗(法国前总统)去世10周年的今天,私生女马扎里娜·潘若已成为公众人物。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法国人对这一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甚至对马扎里娜及其母亲同密特朗夫人达尼埃尔一起出现在密特朗总统葬礼上的一幕,也以平常心予以接纳。自从1995年,密特朗总统将这位“千金”公之于世以来,马扎里娜就不得不选择抛头露面。2005年12月16日,马扎里娜在瑞士《时代》日报上表示,自己“并不是想要露面,而是把它当成工作。我采纳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使自己的形象为大众所接受”。

  “父亲作为他自己而存在”

  现在,马扎里娜想努力解决有关她父亲的事情。因为两年前她开始看各种有关她父亲的书,但她发现,她在书中并没有“认出他”。2003年4月,她在接受《ELLE》周刊杂志采访时说,“我刚写完《一个法国少女》《弗朗索瓦·密特朗》《一个法国人的故事》这三本书。这让我高兴地看到,即便那些试图表现直率的人也在自己骗自己。他们在追忆往事时会造出一个知名人士,但却忽略了重要的部分。”哪些重要部分呢?———让人感觉亲切的密特朗、他与她一起度过的时光,这样的事情报纸上都没有说过。她说,“不该由我就父亲的一生写历史著作和政治著作,我不够客观”,但“重要的是我父亲是作为他自己存在的”。她的朋友、法国电视四台记者让—弗朗索瓦·凯尔维昂说,“她想改变父亲在世人眼中的形象”。

  《无言》热卖获众理解

  这使得《无言》一书成为2005年法国的畅销书,销量接近20万册,也是她最为成功的一本书。编辑贝蒂·马勒特说:“这本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平,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书中的内容涉及了她的很多隐私,但决没有丝毫耸人听闻的内容。”该书披露,密特朗尽管担负着家庭及公务的双重责任,在处理繁忙事务之余,却将大量精力用在了私生女马扎里娜的身上。密特朗每天都会给这位私生女打好几次电话,一有时间,他还会赶到女儿身旁,直到看到女儿进入甜美的梦乡后方才悄然离开。因此人们通过《无言》明白,身为私生女的马扎里娜有权得到父爱,也有权获得承认。她正是在1996年1月8日父亲去世时获得了承认。这是一种非凡的信任和父爱的保证。

  耻辱感让她更坚强

  马扎里娜在19岁时曾经因为自己的事情被报刊曝光,而感觉犹如遭到“强奸”。如今31岁的她则变得宽厚了。她现在更像明星一样光彩夺目,经常出现在各种时尚杂志上一展自己的风采。马扎里娜是密特朗和情妇安娜·潘若的女儿,她的存在,几乎是当年全法国掩盖最深的国家机密之一。马扎里娜说,她曾经拥有的,只是一个“掩藏起来的童年”。在公开场合,她不能管密特朗叫“爸爸”,进出爱丽舍宫,也要藏在汽车的后座下,以免被人看见。她说,自己稚嫩的双肩,无法承担这“200吨”的重负,因而长大后不得不求助于心理治疗。1994年,《巴黎竞赛》画报首次刊登了马扎里娜的照片,她自感成了“共和国的耻辱,对道德的亵渎”。而2年后,密特朗去世,玛扎里娜终于和母亲一起,公开出席了葬礼。在密特朗去世3个月后,她首次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后来又写了《影子的记忆》一书,再后来,人们在各个报纸的专栏上都能看到:“潘若小姐致信我们”,“潘若小姐回答我们”……可她很快就对这样的做法感到厌倦了,渐渐地,她试图摆脱厚重的“密特朗”式监护……

89年被捕的首个因诽谤坐牢的女作家唐敏接受采访


                                                                                 唐敏(中)

  人物简介:唐敏,原名齐红,祖籍山东沂水,1954年出生于上海,成长在福建,曾当过知青,后到福建省图书馆任管理员。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奖,散文曾收入大、中、小学辅导教材。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P.E.N.)荣誉会员。1990年因小说《太姥山妖氛》入狱。

  唐敏是中国第一个因诽谤罪而坐牢的女作家。被逮捕的那一年,她才34岁,是女人最成熟、最旺盛的年华。在狱中呆了一年以后,就注定一个作家以后的生活状态被完全改变。虹影最近的文字官司也败诉了,但对她的责罚是20万元,相比这个结果,唐敏当年惨重得多———当然,不同的官司性质自然不一样。但一说到惹上官司的女作家,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比虹影更难堪的唐敏,据说当年她只要肯认罪,在法院的调解下向对方妥协,就不至于受牢狱之苦。

  14年后,已是时过境迁。由于出狱后的唐敏一直过着流浪生活,我花了半个月才找到她。通过对话,我再一次感受到她性格中的犟。她说她依然写作,在一些媒体和网上发表,但生活不太稳定。她与丈夫是丁克家庭,没有孩子。丈夫走了三年,到美国去了。偶尔她也到美国去走一走,但她不太喜欢那里。“在中国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熟悉我,支持我,现在小学和初中的教材,仍收有我的散文,我手头写着一本书,打算明年出……”这是唐敏14年来,第一次打破沉寂,接受正式媒体的采访(唐敏的观点不代表本报)。

  记者:能否谈一谈你在狱中与出狱后的生活,它让你改变了吗?

  唐敏:我是1989年12月26日被捕的,因为一部纪实小说《太姥山妖氛》被判一年有期徒刑,在1990年的12月25日被释放。

  我坐牢之后,一直想不通的事是:为什么从古至今的人们都觉得坐牢不好呢?

  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就是在监狱里,也一样活得阳光灿烂的。我在监狱里举办文学讲座,写演出剧本,当文化课老师,又做裁缝,给大家做衣服,还继续养猫。我又相当喜欢集体生活,还能听到许许多多人的生命的故事,看到人们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存,新的体验和感悟。在失去自由而产生的空间里,形成新的幻想的天地,人的精神生命即使在所谓“最底层”的“罪犯的集中地”里,所表现出来的活力,是外界的人们无法探测的。监狱的生活虽然短暂,却是我想起来就觉得挺有劲的回忆。1994年,我写了我的狱中手记《走向和平》,记录了我在监狱里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像在监狱里的时候那样,被周围人强烈的生存欲望所感动,我感受到监狱里充满了原始状态的生命力量,每个人都为了要从监狱里摆脱出来而做盲目的努力,用尽心计、诡计。这努力是我所缺乏的。我常常觉得自己比不上周围最没文化的囚犯,因我实在缺乏他们的生命力量。当所有人在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的“自由”拼搏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自己太无所谓,太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我甚至想过,愿意在监狱里当一辈子老师,给囚犯们年年月月地讲文学,教他们读书识字。我觉得我居然会很喜欢监狱里的生活,愿意和形形色色的人们交往,可能是个心肠最硬的人了。

  我不曾被刑罚所伤,对进到监狱里也没有任何负面触动,我个人没有任何消极的改变。我依旧喜欢这个世界,喜欢观察我所见到的每个人,在他们的故事里陶醉。我在其中感悟到的生命的原动力,带给我精神上的美感,是人们无法理解的。

  记者:你被判刑以后,你的家人和周围的人怎么看你?家人有社会压力吗?

  唐敏:我的父母、丈夫、朋友表现出一种灾难感,因为这“灾难”而对我格外重视,我觉得是很不适应的。我很清楚地看到,坐牢这件事伤害到的不是我,而是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越是表现出对我的关爱,我越是看到他们心上受到的伤痕。

  在社会上,我的案子引起的反响是很大的,在案件中受伤最深的不是我,而是热爱我作品的人。他们会因为我经历的一切感到难过。在我走过这段奇特的道路时,我没有为自己感到委屈,当我看到社会上有人为我难过时,我明明白白地看到原本是要伤在我心灵上的痛苦,却落在他们的心里。这是整个事件里令我悲哀、让我伤感的部分。

  然而,我不曾被突然出现的爱所伤害。有这么多的亲人朋友,络绎不绝地来看望我、关心我,我很明白爱的杀伤力远超过刑罚,我绝对不会被爱所伤,成为一个抱着亲人嚎啕大哭的傻瓜,这才是我的耻辱所在。当人们为我掉眼泪的时候,我看到的伤者是他们。对于爱,我也是一样冷静和平静的。曾经是我恋人的一位先生,他想办法找到电话,联系我,让我有困难只管找他。我甚至有点厌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任何男人的肩膀来做我的依靠。我连听完他电话的兴趣都没有。我甚至觉得奇怪,为什么从前还曾想依靠这个男人,让他来爱我呢?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寻找依靠的女孩了。经历这件事,我发现我的心真的是很硬了。

  在这段时间里,只有两件事在我心里激起过涟漪。

  一是我的弟弟来看我,坐在我身边,弹吉它给我听的时候,这个比我小了14岁的大学生,沉默的表情让我感到有泪水在我的眼睛里。我心里发出的微笑是很甜的,我想起弟弟小时候的故事,我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很柔软的。

  还有是我的一位男朋友,很突然地来监狱看我,我与他曾经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们没有成为终身的伴侣,倒也始终相知相识。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来看我,因他不是我的直系亲属,要能够见到我,不知花了多少努力。我和他坐在监房门口,望着山坡下的滔滔闽江水,淡淡的阳光照下来,我忽然感觉到我作为女人是很幸福的。

  记者:你重获自由后的最大感悟是什么?

  唐敏:从监狱出来,我觉得倒是失去了在监狱里感受到的生命原生态的单纯与力量。世俗的社会太虚幻了,人们并不知道珍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例如为一个目标努力奋斗(出狱是囚犯惟一的生活目标)。人们可选择的太多,反而变得消极,灰色的情绪弥漫在人们的意识中,直到“非典”的出现,刺激人们突然觉得生命本质受到威胁,恐慌之下是超级强烈的生命意识的复。想要活下去,与活得没劲是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

  记者:你后悔因为写一篇小说而坐牢吗?再选择一次,你会不会这样做?

  唐敏:对于我经历的“文字狱”,我没有后悔过。直接的证明是,我写的狱中手记《走向和平》,我照样诚实地写我所经历的一切,该说什么一点不漏掉。为此,这场官司的原告又发起了一次状告唐敏的举动,原告还增加了一个,是当地的一个律师。这次是闹到当地的县法院开庭,告我写的《走向和平》。我连状纸都没收到,缺席审判,判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据报纸登出来的是叫我再版这本书的时候删去对原告的不敬之词。我当然不会删掉任何一个字的啦。我用一年刑期为代价,就是要证明我不可改变的立场。

  假如我再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要选择这样。哪怕为此还要进去蹲着。从我入狱到现在,过去了14年,说短暂很短暂,说漫长也算得上有点长。那些告我的原告依旧被茫茫人海淹没,而我的作品,被选入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语文教材里。不少人考研的论文,就是在评论我的作品。想到我的原告们,在两次对我的诉讼中,说我说得那么不客气,如今他们的后代,只要在中国上学,就要恭敬地读我的作品,我就很开心。所谓笑到最后的人,是笑得最好的人。我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但我也绝对不会因一时的“灾难”而改变自己。

  记者:请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唐敏:最喜欢的事情还是写作。每天写作到深夜,听着音乐,喝着茶,还有忠实的三只小猫和一只狗围在我身边。平时很少外出,也不怎么和人交往,平静地生活着。目前我居住在成都,我在成都有一套自己买的房子,在顶楼,屋顶有一个小花园,我在花园里养花种草,楼下有好味道的麻辣烫。虽然全国的非典闹得厉害,对我来说,成都是个世外桃源。我很想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态,写作、生活。

  自1994年写了《走向和平》之后,我又写了长篇小说《圣殿》、《红瘦》、《男女关系》、《幸运大流浪》、《冷情激荡》。散文集《女孩子的花》、《纯净的落叶》、《青春缘》、《屋檐水滴》、《女孩子的地图》、《美味佳肴的受害者》。

  记者:家人支持你所做的一切吗?

  唐敏:应该说,我的家人并不以为我是个作家,当作家的唐敏对他们来说是没用场的,只会多增加一些麻烦。他们也不考虑我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父母认为只要是他们女儿做的事,就肯定是好的,谁说他们女儿不好,老头子老太婆是要生气的。同样地,只要是自己妻子做的事、自己姐姐做的事(对于丈夫和妹妹来说),绝对地是不能被人家骂的。

  我是被家里人宠爱的,但我也是最给家人争气的。

  在家人与我之间,用“支持”是不准确的,首先,我写的书,只有我老妈是差不多读过的,其他人根本不看我写的书!他们喜欢的是一个会做菜的、会讲很多有趣故事的、会在半夜里做夜宵给大家吃的女人。

  假如说他们支持我的话,就是难能可贵地支持我收养流浪猫,从一只收养到三只,可能还会再增加哦!还有狗和热带鱼,我在中国到处流浪的时候,他们就要为我养猫、养狗、养鱼。他们常常打电话来抱怨,说我弄这么多小生命来,害他们累得要死。叫我快点回去,自己来养它们!

  记者: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唐敏:写作。

  记者:你现在以什么为生?将来有什么打算?

  唐敏:写作,不断地写。对将来没有什么打算,我从来不做计划,因为计划不如变化来得更快。我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我就去了,在那里住上些日子又离开。我享受了最多的自由,是很多女性所得不到的。

  记者:你对深圳熟悉吗?怎样看这个城市?

  唐敏:我去香港,有两次路过深圳。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似乎受到很多地方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广州、香港等地),而她却还没有自身的传统,可能是因为年轻人太多,只想着快速地前进,还没有到有传统的时候吧。

  记者: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过于偏执?你的支撑点是什么?

  唐敏:任何时代都有执着的人,不同的是所执着的事情不同而已。现代的年轻朋友比我会有更加理性的执着,因为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已经不可能卷土重来了。现在的年轻朋友会在更好的起点上努力。

  我的支撑点是对生命的热爱。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多忍耐。

  记者:现在有让你自豪的事情吗?

  唐敏:第一,无论在哪里,我种植的花草、养的小动物全部都长得非常好。

  我种的文竹,一根叶茎可以抽到两米多长,用胶带将文竹的枝条粘在窗框上,好多条两米多的叶茎挂在窗前,长出片片叶子,最后织成一幅精美的纱帘,让所有来我家的朋友无法相信,世界上有如此这般的文竹!

  我养的猫和狗,个个胖呼呼的,我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们。它们在房间里跟着我走来走去,比我的影子还要忠实。我的狗叫张来旺,三只猫的名字是:张来发、张来利、张来顺。猫咪全是收养的流浪猫。

  看到我养的动物和植物,我就觉得很自豪。因为文字是死的,人民币不会与人交流情感,惟有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养什么都能养得这么好,真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因此我很自豪。

  记者: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你的命运?你性格最鲜明的是什么?

  唐敏:直言不讳。

  记者:虹影最近也输了文学官司,要赔20万元,你怎么看?

  唐敏:虹影的官司是怎么回事,我一点不知道(我平时不看报纸的)。以赔款的数额来看,从我的官司到现在,社会似乎有了点进步,至少虹影不必进监狱了。但实质上的分别也不是很大———

  要是惩罚不能让人觉得痛,就失去了意义。如今的时代“痛点”没有超过钱去的,所以罚作家出钱,可能会让他们老实许多吧。假如虹影不心疼钱,假如她钱很多、或者根本没钱,也就无法让她疼痛了。无痛之罚,基本是失败的。

  也许虹影只当是花20万元做一次广告,也算作家圈里很酷的一件事啦。

  记者:你有哪些散文被选进现在的教材?

  唐敏:教材方面,大学语文选我的作品已经有十多年,我知道的有20多所大学,各大学编的《大学语文》里选的是《女孩子的花》。这篇作品被认为是我的散文代表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上世纪最佳作品选里选的也是这篇;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的20世纪最佳作品选也是这篇。初中二年级语文课本选的是我的散文《心中的大自然》里的《鹰》(我要再与中国作家协会联系一下,到底是上册还是下册选的。另外通知你。)已经选入初中课本有两年了。高中一年级语文课外阅读教材选的是《心中的大自然》全文,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根据教育部语文教程标准编写。是2002年7月出版的。还有其他的高中阅读教材也选了我的作品,作家出版社等都有出,因我没有固定的住址,从未收到样书。

  记者:最后,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唐敏:谢谢你对我的体贴和关心。(2003年报道)

  延伸阅读:唐敏诽谤案(背景)

  自诉人:朱秀琴,女,43岁,福建省福鼎县潘溪乡计划生育专管员。

  自诉人:朱良发,男,50岁,福建省福鼎县建委副主任,朱秀琴之兄。

  自诉人:沈珍珠,女,47岁,福建省福鼎县水产渔需站职工,朱良发之妻。

  被告人:唐敏,女,34岁,原系福建省厦门市文联作家。1989年12月26日被逮捕。

  自诉人朱秀琴、朱良发、沈珍珠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唐敏利用写小说对死去的王练忠和自诉人进行诽谤,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并要求赔偿因唐敏的诽谤行为使自诉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思明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唐敏撰写的中篇纪实小说《太姥山妖氛》,于1986年2月发表在南京《青春》文学月刊第2期。小说使用自诉人朱秀琴丈夫王练忠(1979年因工伤事故死亡)的真名实姓、真地址和王练忠与三名自诉人的真实亲属关系称谓,以社会上的谣传和捏造的事实,描写王练忠生前担任民兵营长期间,横行乡里,肆意抓人关人,吊打村民,抢人钱财,扫荡他人婚宴,逼死新郎,逼疯新娘的情节;王练忠之所以这样干,就是倚仗着妻舅──自诉人朱良发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权势;朱良发丧失原则,说服大队吸收王练忠入了党;王练忠死后变成牛犊,朱秀琴对牛犊产生“恋情”,忘却了人间羞辱;沈珍珠同他人通奸等。该小说发表后,使三名自诉人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朱秀琴由于遭受非议,几欲自杀,其子出走。朱良发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沈珍珠深感无颜见人。三名自诉人由于诉讼,经济上也受到一定损失。

  思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唐敏在自诉人所在地生活过多年,熟悉死者王练忠,也清楚三名自诉人与王练忠的亲属关系,却故意捏造虚假事实进行诽谤,手段恶劣,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的诽谤罪。三名自诉人要求赔偿因唐敏的诽谤行为使其遭受的经济损失,符合刑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应予认定。鉴于此案是自诉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首先进行了调解。由于唐敏拒不认罪,致使调解无效。据此,思明区人民法院于1990年1月10日判决:一、被告人唐敏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被告人唐敏赔偿自诉人朱秀琴、朱良发、沈珍珠经济损失二千元。

  被告人唐敏不服第一审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认为:上诉人唐敏在自己写的小说中以谣传和捏造的事实,公然侮辱和诽谤他人,对死去的王练忠和三名自诉人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是故意犯罪。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经济赔偿合理,应予维持。唐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于1990年3月3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人唐敏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六万写手漂在京 九成“混”出温饱

写手都有辛酸故事 专家支招投稿有四忌 律师提醒著作权侵犯可起诉 鲁迅王小波都曾“漂”过

制图/肖霄

年收入贫富差距大

挣钱方式决定境遇

漂在北京机会较多

   日前鲁迅文学院召开“北京自由撰稿人生存现状”研讨会 调查发现年收入贫富差距大 据统计———

  在北京,漂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单位,靠卖文为生。这群人被称作“自由撰稿人”,又称作“写手”。近日,鲁迅文学院召开了一次名为“北京自由撰稿人生存现状”的研讨会。

  据鲁迅文学院的统计,自由撰稿人在全国目前约有10万人,其中北京的自由撰稿人达6万人。他们的生活状况迥异,八成属于月光一族。

  董胜说:“现在我就希望有一天,写本好书,封面署上我的名字。”

  调查一

  年收入贫富差距大

  不到一成年收入7万到10万元为明星、企业家著书立传当枪手者

  九成年收入3万到4万为影视剧写剧本或写纪实文学者,或为报纸杂志等媒体投稿者

  不到半成年收入1万元以下纯文学和诗歌等的撰稿人,温饱都成问题,吃了上顿没下顿

  调查二

  挣钱方式决定境遇

  不到一成为明星、企业家著书立传当枪手者

  境遇:要靠关系和资历,必须和行里人很熟悉,才能信息灵通。只有多接活,多赚钱,这类写手才能买房买车,步入小康生活。

  一成为影视剧写剧本或写纪实文学者

  境遇:替书商攒书、为他人当枪手者得在圈内混到中级水平,别人才肯放心将活交给你。这类写手比较注意居住条件,会租舒适的楼房住,属于温饱生活。

  八成为报纸杂志等媒体投稿者

  境遇:这类写手每天写很多文章,向全国各地投稿。然后在家等汇款,但稿件命中率很低。也能租得起舒适的楼房住,属于温饱生活。

  不到半成纯文学和诗歌等撰稿者

  境遇:由于这类文学作品整体情况不景气,很多自由撰稿人纷纷转投其他,还在坚守这块阵地的人勉强度日。大多租住在偏远区域的简易楼或平房中。

  调查三

  漂在北京机会较多

  七成北京文学气息浓,各种媒体发达,对稿件需求量很大

  两成从北京向地方投稿,被编辑选用的几率很大

  一成有更多向前辈学习、同行切磋的机会

  各方说法

  写手抄袭风太严重翟编辑某杂志社

  现在我们不敢用陌生写手的稿子,关键原因是现在抄袭风太严重,怕给我们惹来麻烦。相对来说,我们更喜欢用比较熟悉的撰稿人的文章。

  著作权受侵犯可诉讼王律师北京大地律师事务所

  虽然自由撰稿人没有单位,但其著作权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如果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刊登,刊登单位不付相应的酬劳,或者有拖欠等事情发生,可以去和其协商。协商不成,可以以著作权受侵犯为由,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申请。

  考虑成立俱乐部胡院长鲁迅文学院

  有人提出希望我们鲁院能成立撰稿人俱乐部,为会员提供交流与沟通的平台,我们将会认真考虑这一建议。

  专家支招

  投稿有四忌

  廖编辑爱人杂志

  一忌“地毯式轰炸”。盲目大量投稿伤神不说,而且命中率不高。

  二忌孤注一掷。只认准一家投稿,不将投稿面适度放宽,命中率低。

  三忌不看报刊就投稿。一定要了解所投报刊的稿件需求是哪些类型的,要学会站在编辑的立场看问题。

  四忌急于求成。写作和投稿都是滚雪球,着急没有用,要有恒心和耐心。

名人也曾漂

  鲁迅代表作:《呐喊》、《彷徨》

  曾有人为鲁迅算了一笔账,在当自由撰稿人的九年间,稿费收入相当于今天的210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以上。在自由撰稿期间,鲁迅也曾向出版社追讨版税,最终以法律方式捍卫了自己的著作权,向北新书局追回自己应得版税,算是为后来的“爬格子”同行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王小波代表作:《时代三部曲》

  在当代文学名家中,王小波算是一名成功的自由撰稿人,也给了无数青年撰稿人巨大的信心。王小波是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于1992年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职务成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虽然过早地去世了,但他无愧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的自由撰稿人的优秀代表。

纯文学杂志新年比个性

       热热闹闹的全国图书定货会结束了,连续举办十几年的全国图书定货会,已成为人们观察本年度图书收成的风向标。出版田园的无序管理,良莠不齐的图书疯长,跟风出版、选题重复、粗制滥造、急功近利催生五光十色的出版泡沫,让人们眼花缭乱。因此,图书认品牌渐成人们读书消费的理性选择。
  
  与图书出版相比,杂志的品牌建立更显成熟。主管部门去粗取精地取缔一些杂志,适者生存的市场高淘汰率,办刊人必须以精心精品贴近和赢得读者,来保持品牌延续和杂志的生存。那么,新年伊始,作为国字第一号的、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作为代表首都文学形象的《北京文学》,作为传统文化底蕴丰厚的浙江省最后一本纯文学杂志《江南》,成为今年杂志变化最具个性的代表。

《小说选刊》:图文并重双重读本
  
  创刊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选刊》是国内最优秀、最名牌、最权威的小说月刊,以遴选各大文学刊物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精品佳作为宗旨,其入选作品在大型文学评奖中的中奖率高达80%左右。2006年《小说选刊》全新改版成为业内关注的新闻事件。
  
  谈到今年的变化,新任主编杜卫东说:《小说选刊》今年第1期面市后,从收回的读者调查表统计看,其反响的热烈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百分之九十五的读者对第一期的内容反映良好,认为改版成功。“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的编辑理念和“现实关照、人文情怀、独特视角、中国气派”的办刊宗旨得到高度认同。
  
  记者了解到,改版争议主要集中在封面上。读者对封面的认同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认为封面表现的故事令他们感动;而文学界批评的声音较为激烈,认为过于具象、过于纪实,缺少文学期刊封面惯有的含蓄和美感。
  
  杜卫东强调:我们的初衷是:从封面到内容,刊物应该是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封面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包装的层面,而应该成为办刊宗旨的形象化展示,应该承载一定的社会容量,与文字相得益彰,成为图文并行的“双重读本”。今年每期封面封四都蕴涵一个故事,在封面上也能给读者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

昝爱宗:小议李瑞环捐出五十万

   天津有个七十二岁老头,名叫李瑞环,最近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了五十三万三千元给大学生,这是好事。按照“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的逻辑理解,李瑞环应该对此保密,没必要张扬。可是,他家乡的党报《天津日报》,却有好事之徒偏偏把这个消息给张扬起来了,让李瑞环像某个买了一辆新汽车的小媳妇似的,不把自己有新车的喜事给张扬一下,就觉得难受一样,全国大报和小报,纷纷给予重要新闻的版面醒目报道,善于制造马屁新闻的新华社还发了冠名为“新华社电” 的通稿,让全国的党管报纸、电视、网络和电台尽情转载。

于是,李瑞环出了钱,还换得了大名,怎能不心里常常“偷着乐”呢?可我细想起来,李瑞环是“得了便宜卖乖”,里外都是赚。首先他十年捐了五十三万,都保密了十年,可偏偏在他的新书《学哲学、用哲学》出版发行之后公开,大有肆意“炒作”自己新书的嫌疑,属于名利心太重。

所谓前人民政协最高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学哲学,用哲学》,为“李瑞环同志所著”,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是2005年底一路居高不下的畅销书,直追美国人库恩写的《江泽民:他改变了中国》的畅销后尘。这部书,上下两册,定价不低,平装69元,精装95元,最低发行10万册,按照最低10%的版税,李瑞环这一本书赚的钱就高过他捐出去的五十三万三千。换个角度说,他所捐出的钱,正是读者花钱买了一本又一本书所积累来的(其中公款居多,等于拿公家的钱为自己贴金),如果说李瑞环捐钱,不如说是他替广大读者或用公费捐钱,目的都是一样的,只是广大读者和公家单位是被“保密”的众多幕后英雄,而走上前台被光环美化的只有李瑞环一人而已。

名人出书赚钱,天经地义。但李瑞环这个名人不一样,他是与众不同的“一名老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为信仰,可事实上他的行为仍让人觉得“国家仍亏欠”他,“所以人都退休了,还要杀个回马枪,往国库里劈手再抓最后一把”(周国平语)。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李瑞环李大人大量挥霍的政治和人力资源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他本来退休以后可在天津老家安享晚年,可他偏偏退而不休,利用公共资源和公权力这个平台为自己这次捐钱提供足够的便利,所以“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为什么卖疯了 ”就成了网络热点话题。还有媒体报道,该书是十月份北京图书大厦销售排行榜第一名。真不错的市场,李瑞环玩经济,搞理财是不赖的好手。政府埋单有什么不好呢?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的钱,退休的人任意地花纳税人的钱,天经地义,没有必要经过纳税人同意。所谓,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花了不心疼,成为成为公开的秘密,公开的潜规则。

李瑞环动用公权力炒作书、卖书和最近披露向大学生捐钱的所谓慈善行为,我认为有下列几点可以揭穿的真相:一、李瑞环的大部分书为公款消费,即用纳税人的钱“埋单”,舆论应该抨击这种损公肥私行为。据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政协委员每人一本,天津市政协还举办李瑞环新书宣传报告会,广泛炒作,李瑞环本人不用花一分钱,可版税一分也不会少拿;二、十年来,李瑞环向故乡天津的大学生捐款,是由天津市教委组织、安排、落实的,按照政府机构办公的性质,任何工作都要列入预算,安排工作经费。一般说,落实李瑞环捐钱的事,不是他们教育系统的份内工作,也就是说不是必须由这些公务员做的。既然由教育部门来做,计算一下成本:配备两名工作人员,每人一年的工资、奖金、养老保险和医疗费,各有五万元吧,十年下来就是一百万;即使他们是兼职,一年每人两千五的补贴或加班费,十年两人也要五万元。再者,公务人员外出办事,必须要有公车,购买一辆一般的交通工具也要二十万,前后相加就已经超过二十五万了,可李瑞环一定要捐出五十三万三千,那么政府就要倒贴进入二十五万,所以就促成了李瑞环化公家的钱,办自己的私事,难道不是一种耻辱,还是一种虚伪的光荣吗?李瑞环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后,他个人捐钱,尤其是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钱,都是个人的私事,没必要、也不值得公家人用公权力去做。十年来,他捐钱给大学生,可以让他的儿子女儿做——不知道李家公子和公主是否生活在国内,若长期移民他国就顾不上老爷子这一“兴趣爱好”了。若儿女不在身边还可以请一些志愿者来做,总之不能动用公共资源满足自己的私人心愿。事实上,天津日报公开的却是李瑞环捐钱由教委代劳,这难道不是李瑞环炒作新书背后的真相吗?难道不能揭开这个盖子吗?看十年李瑞环捐的这点钱,真还不够全国各地刊登他捐钱帮助大学生这则新闻的报纸印刷费。全国各地帮他宣传不过是替他免费宣传,因为他是前“党和国家领导人”,退而不休,勤于写作,发挥余热,把自己在职时的政治资源充分利用好,名利双收。而且他还和李鹏、李岚清一起带个好头,李鹏接二连三地出版 “核电日记”、“三峡日记”和“人大日记”(李鹏的一天不是三个人的三天,但李鹏的日记可以分开出版成为一天有三本不同内容的日记),每本书印刷没有几万册的,可以在自己曾经工作的核电、水电和人大系统发行;李岚清曾经分管教育系统,他可以出版《李岚清教育文集》、《李岚清音乐笔记》,不管里面的文章是否都是自己亲笔所写,每一幅插图和照片是否有版权和署名,都“拿来主义”,一一 “为我所用”,最后自己得到的版税一分不能少——当然,李岚清也可以像李瑞环同志学习,捐出一部分给大学生,博得美名天下知,小头施舍出去,自己得大头,何乐而不为呢?不但李瑞环、李鹏、李岚清,还有朱镕基、尉健行、乔石、万里、宋平等退休老同志,都应该写书出版,然后广泛宣传,卖书之余每人捐出三五十万,对于实行教育产业化的中国大学来说,不能雪中送炭,也能锦上添花,也算天大的喜事啊。

写到这里,至于李瑞环捐没捐出五十万已经不是什么值得讨论的问题了,按照李瑞环的身价,再捐五十万也不会让李瑞环倾家荡产。李瑞环的新书还在热销,他不但有钱,而且还有势力,新华社免费在全国的大报纸上为他宣传,这不等于给他开了个银行,让他财源滚滚吗?或许不久,他又写出一本新书,又成为书市的热点……  

綦彦臣:左翼极权最后神像的坍塌

目前,关于周恩来作为偶像的真实性即道德真伪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国内,新华网郑重发文,“驳斥”一位名叫艾蓓的作家关于周有私生女的说法;在国外,不少中文网站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周恩来私生活的资料。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今天,“反面资料”的披露极大地冲击着所谓着正史。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动力。然而追溯左翼极权运动史,就不能发现“造神”乃是这个运动的内在需求,尽管它坚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1905年至1907年,俄国带有左翼极权主义色彩的革命失败后,即有卢那察尔斯基提出构建左翼极权主义(时称“社会主义”)宗教的思想,目的在于调和马克思同宗教的冲突。“大文豪”高尔基也是重要支持者之一。由于卢氏是列宁在哲学上的反对派,左翼极权主义造神运动(构想)自然受到列宁的坚决反对,高尔基也因此遭到列宁(信件的)训斥:“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它!!…寻神说同造神说或创神说的差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言外之意是:左翼极权主义不需要神,其领袖本身就是神。马克思已经很有意味地取代了耶稣,列宁就是圣徒或曰活着的耶稣。因为马氏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也国际工人协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神性地位,他把对革命事业发生动摇的人比喻成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

列宁——斯大林的神性由暴力镇制来体现,让一切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左翼极权主义的神不再是善性的了,它更倾向于惩罚。曾有个故事说:斯大林半夜里对机械问题发生了兴趣,要找三位工程师来讨论,结果被敲门的三位工程师中有二位跳楼自杀——“深夜敲门,肯定是克格勃来抓人”——他们心里这么想…

在左翼极权主义运动中,神祗的地位也是个大问题。铁托不神化斯大林,被视为叛徒;杜布切克有怀疑,结果苏军进抵布拉格;毛泽东因以中国开国领袖身份与赫鲁晓夫这个苏联三代争夺国际神祗地位致使中苏关系破裂。所有事实证明,无神论的左翼极权主义的确需要神。毛泽东在国内自我神化的过程以文革十年为期,取得了短暂成功。但对主席像的“早请示,晚汇报”,终因他凶残的杀人行径而失去神性。顺理成章,周恩来就成了替代品。

可以说,周成为替代性神祗,首先是左翼极权主义运动造神逻辑的结果,其次是中国政治传统治术(如权臣生祠,魏忠贤例)的一个翻版。中国政治传统治术中魏忠贤都能有生祠,“活神”栩栩,那么周恩来以法家之术“恃宠固位”也就不难在毛神(皇席)下成为“九千岁”。对周恩来的崇拜,既是左翼极权主义运动恶劣性的反映,又是中国统治集团惯性愚民行径的一个高峰。之于左翼极权主义作为人类精神史的反动性,早已由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来证明了;之于现代文明的中国传统政治的反动性,则由周的神化来再次高峰化显现。

名义上为无神论实际上为自造神的左翼极权主义运动所迫害的“异端”,无论在人口总量上还是受害者之于人口的比例上,均超过了历史上宗教对异端的迫害烈度。

关于此点,现在反省似乎“为时过早”,但有理由相信:当红色高棉的罪状彻底公诸于世并受到最后的道德审判,当北韩(等)政权最后湮灭后,左翼极权主义必将最终受到人类良知的审判,也将同纳粹一样列为人类的耻辱。

至于周恩来个案,其实根本不用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艾蓓《叫父亲太沉重》来证实他的虚伪性,想想邓小平评周的含义,完全可以知道。邓说:如果没有周,文革的烈度会更甚;如果没有周,文革也不会延续十年。

周恩来因其无人性的凶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种“神话”既是所谓民族气节的需要,也是维护精英集团统治神性的需要。在我的少年时代(1970年代)就听惯了这样的神话,比如说:中国还苏联债务的每一根猪尾巴(传说苏联人爱吃此物)都是经过精选的,每一个苹果同样是精选的,但苏联人还是认为不合格;周恩来闻讯,下令倒入大海。且不论此事之真伪,仅就其传说就足以说明中国人崇拜周的代价是什么?中国因自然灾害并归还援朝战争负债使大量国民(奴隶们)处于大饥馑中,难道那一船猪尾巴与一船苹果就不该运回来,救助饥民吗?理性告诉人们:绝对应该!但是,平民社会还津津乐道于“总理的英明”。无论事件是否真实,就其文本来说,正是造神的例证。

好在中国底层社会还存在正史意识之外的“人随社会草随风”观念,因时代的变迁而产生出不同的民间文本。1970年代为保“民族气节”的倾倒猪尾巴与苹果的神话,在21世纪初也变成了“飞行员的调侃”。有政治笑话云:毛泽东怀揣精致乳罩与女服务员跳舞,欲调情成功后以乳罩赠之;不料,江青中途赶进舞场,毛恐,扔怀中乳罩,正扣邓小平头上;邓极为尴尬,江极为忿怒;周以素常的和事佬手段转移现场焦点,称曰:“我看小平同志很像个飞行员吗!”

尽管这个政治笑话有失大雅,但总还是反映了周恩来作神祗遭到解构的现实。同时,《水浒传》电视剧播出时,有细心者发现:高俅的语调特像周恩来半淮北半天津的口音。此者是否属实,尚有待考证。而所幸的是,饱受左翼极权主义之苦的新自由国家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开始了神祗垃圾的清理工作,如《再见吧,列宁!》的上映即为一例,但愿中国有一天也能生产出《再见吧,周恩来!》这样政治电影,哪怕它只如《大红米店》那样私下流传而不得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