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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天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名为《人类的当务之急》。“这个题目是我的发行商给我起的‘命题作文’，而其实我是朝着干掉这个题目去写的。这样，写起来就很有挑战。谁会适合回答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可信的地方在哪儿？最后，人家信了又怎么办？我的意图，不是让人信我，而是怀疑我。”张广天这样解释自己出书的动机。他说《人类的当务之急》是为了质疑理想，“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理想，或者也可以说什么是理想。但别人的理想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理想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看了，有意思就行，不是为了让你信我，而是为了让你有趣。”
　　此书共分四个部分，好像戏的四幕：第一部分写作者的朋友一个叫京不特的人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独白，第三部分跳到一则神话故事，最后一部分是作者的排练经历。张广天称，这样安排，是努力先让读者相信这个叫京不特朋友的离奇故事，和一个怪导演的怪想法；但在后面，又走进神话去闹事了，这就看起来离谱了，也就是说，刚建立起来的可信被消解了。
　　在戏剧创作方面，张广天表示今年打算跟奥地利合作弄五六个戏，自己做一个，还有的请别人做。“我准备排《英雄广场》，伯恩哈德的剧作。他反法西斯，但不是骂德国，而是说奥地利人自己。他的作品是对民族主义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对咱们中国也特别重要。我们这几年来，民族主义也很喧嚣，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啊。”

     在我的友情链接里，“安替博客”和“blog中文翻译”在2005年里曾先后被屏蔽，我也为我的这两个链接做过“黑色XML标志”[见左图]，算是祭奠。今天去看“blog中文翻译”是已恢复。安替则不同，在第一次被屏蔽后，曾另择它处而居，又活泛一时，最终再殁！
     我之所以祭奠一些博客——现在想祭奠已多的忙不过来——是为了那个我并不认识的人的说话的权利而非其观点或者说部分观点，恰事实是我不喜欢第一次被屏蔽后择居复出的安替，因为以前的文字更具思辩。现在的安替是又一次被屏蔽了，其内幕不详，我也向来不愿追问其背后的为甚？因为那太累太烦，亦往往于事无补。我却关心的是我们究竟可不可以说话，像人一样。另外说话是否也要分出个三五九等呢？
     因为不喜欢你的说话就贴胶布于你之嘴，是我们的施政技巧之一。这在17年间（1949-1966）有过；在十年间（1966-1976）也有过；直到现在（1976-）依然有着。这就无不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幼稚得试图抵御现代文明的进程，阻止现代科技的发达，甚至是要阻止人体的天然机能，生物性的嘴唇开阖。这就尤其像是“欲盖弥彰”或者说是“掩耳盗铃”了。我为我活了半个世纪没有遭遇战争而庆幸，我亦为我活了半个世纪说话须得掂量而行而悲哀。
     湘籍作家何立伟最近著作《大号叫人民》此名委实是好，启示匪浅！假如人民代表有一天也只懂“一手举馒头，一手举拳头”时，那么人民代表就只可在民间存在，因为大号叫人民的人民尚有最终的发言处。博客就是了！因此“博客”亦可算作人民代表提案处呢。你还关闭这个“处”吗？当然，由你。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我们就看看历史上我们的《中国话语屏蔽史》[我的，想成书但尚未成书]。
     1989年之前，我们还有公然巡游于街头的无线电监控车，由此至前，到1949年算起，早期的监控说是为了防止美蒋特务与国内地下反动组织里应外合反攻大陆的颠覆目的，这个尚可接受，稍后的和平时期则全然转换功能为监控人民的话语了……那样的历史到得文革十年，已经恣肆至极点。“下乡知识青年之歌”就曾是典型一例。
     1968年，在知识青年下乡的年代里，曾经于地下流行过大量反映知青情绪的歌曲，如：《西昌知青之歌》《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告别南京》、《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沈阳啊,沈阳》、《蓉城知青之歌》……
     手头收藏的有以下三首的歌词——

其一：《蓉城知青之歌》[根据电影《古塔奇案》插曲“秋水伊人”改编/原唱  龚秋霞 /彭丽媛唱“秋水伊人” ]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只有你的女儿呦/妈妈呀/已陷入绝望的深渊，在忍受着无尽的摧残/
   
其二：《山城知青之歌》
流不尽的长江水/止不住的辛酸泪/长江嘉陵江哭泣声不断/伴着知青去远方/啊/衰老的爹娘别为我悲伤/
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秦岭大巴山一山高一山/你让我们天各一方/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数不尽的苦和泪/压不弯的腰和腿/跟着太阳出踏着月光归/泪水湿透破衣裳/啊/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

其三：《南京知青之歌》[ 去听：1  2  3 ]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冲云/宵/横跨长江/巍峨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我的肩上/
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亲爱的姑娘/你在何方/野马似的小伙子把你爱上/高山啊你弯下腰/急流啊你闪开道/让我飞到她身边/细细看上她两眼/

     明眼人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我所找到的三首歌曲里多只是些小资调的离情之作罢了，于国于政并无大碍。其中或是多愁善感之作如“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或是恋乡思旧如“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也有在那时令人难以想象可以存在的对于恋人恋情的公然表露如“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值得我们认真的是，其中亦不乏含有那时期烙印的反映革命的万丈豪情之词之句如“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就要认识一下知青之歌的许多根本的不同来。恰恰长时期来，人们网开一面，对于那时期的遭遇者持同情态度而兼收并畜这些思想之作。因此广为翻唱，直到近年。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只是一些音乐、文学爱好者于困苦时分的自然情感抒发而已，谈不上认识的深刻。有的甚至是极左思想产物与颓废思想的杂揉，如“沉重地修理地球……”与“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的前后矛盾。
     一时期，大陆视台湾对大陆广播为瓦解目的的“敌台”，亦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华华语广播为“敌台”，更视“美国之音”为头号敌台。而以上所有知青之歌又都是敌台们用以反间的最佳工具。
     1970年，我在大巴山深山与世隔绝的三年里，正是用一架八只晶体管5个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夜夜从中国干扰台的杂波缝隙里搜寻着千山万水间隔之外的那“敌台”。知青之歌便是在那时与我相识。坦率说这些歌曲简单到只有哀怨，由于人民参与政治的被阻止，思想被禁锢，知识青年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在中国历史上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悲剧角色。原谅他们也只有缩回到自己的思想后院，做着一些对花落泪的小勾当。而襄渝铁路线上涌动着的数十万学生劳工却一律是童工年龄的16至17岁年纪，这个在政府是否该作以解释呢？尽管那已历史。
     因为童工，思想并不成熟，知青之歌的软弱和消极，以及他们思想的贫乏和欠缺深度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小情绪也被当时政府视作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扼杀而屏蔽。也就是因为我有全连唯一的一台“可以收听敌台”的收音机，我在“路线斗争教育”运动中被“专政”，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贵族小集团”而遭到批判。那年我17岁。
     事情发展到极端，众所周知，知青之歌的部分作者后来遭遇了被捕、专政、流放，以至终其政治生命于一生的对待。
   
     ……我以为早已被遗忘了。3000万知青的苦难较之几亿人在一个神圣意志驱使下虔诚地相互折磨血泪纵横的劫难而言，犹如旷野虫鸣渊底蛙声。作为这‘史无前列’的‘新生事物’，随‘文革’被彻底否定而完结了性命……然偶有闲暇小憩，逝去岁月的旋律时常会一个乐逗、一个乐句或动机，甚至一个乐段从自以为平复的心底泛起……真的忘了？那是300万‘共和国新生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啊！这一涵盖了中国城乡，触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波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友的历史。这一国家付出300亿元的知青运动，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歌，在游荡；心，在流浪。…… 《序曲 岁月如歌》[孙伟语]

     中国的话语屏蔽史是悠久的，其现实中的表现总是变换着或慈善或公允或“以大局为重”、“团结为要”的说词和面目。这个让我时不时想到着王克平[星星美展主要成员]的名言“那是要争取来的，而非恩赐可得……”[大意]。

　　回望2005年的图书，除文学类图书，一批非虚构类图书同样不可忽视。它们的出现，让2005年的阅读异彩纷呈。

　　畅销不衰的史书

　　史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图书市场的常胜将军，2005年也不例外，先是海外学者唱主角，接着国内学者也不甘示弱，史书可以说从年头“红”到年尾。
2005年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刮起的“大历史”之风还未过去，同样来自美国的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6本又掀起海外史书高潮，作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史景迁最擅长的写作方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作品中既有《追寻现代中国：1600年-1912年的中国历史》这样倾力宏大主题的名篇，也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样关注大时代背后小人物命运的佳作，不仅赢得了学术圈内人士的首肯，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市场业绩。此外，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海外史学家的著作，同样引人注目。

　　严肃的史学著作如何在保证学术品质的同时尽量“好看”呢？在这一问题上，海外学者无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胡月伟、钱法成、姚博初等人的《万历五十年》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明显有着《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它们的畅销证明“大历史”仍有其市场号召力。

　　去年，值得注意的畅销史书还有中华书局推出的“正说”系列。可惜，这股从电视荧屏刮来的“正说”之风，很快被淹没在拙劣的跟风之作中。

　　热闹非凡的红楼书

　　2004年销量超过10万册的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似乎启发了出版界，令2005年几乎成了“红楼年”，一下子出了几十种“红楼书”，仅周汝昌就有《周汝昌梦解红楼》、《与贾宝玉对话》、《红楼真梦》、《定是红楼梦里人》、《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等好几种，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冯其庸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蔡义江的《解读红楼梦》、王蒙的《王蒙活说红楼》、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闫红的《误读红楼》以及陈维昭的《红学通史》等书，几乎“染红”书店。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更是将这股红楼热推向高潮，并引起红学界的大争论。虽然有学者指出，这是一股红学虚热，要小心红学泡沫泛起，但似乎并不能阻挡这股热潮的继续。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又有《刘心武“红学”之疑》、《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红楼书现身。

　　耐人寻味的私人叙事

　　几本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传记和回忆录让2005年的阅读，有些忧伤，有些淡定，感喟不已。它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文革”期间的个人体验。与以往此类图书不同，它们较少宏观反思，没有动辄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感喟，而是更个人化地展示出动乱年代里个人命运的无常。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收录了柳亚子、胡风、胡适等14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日记，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对了解这一群体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言，这是一种靠近历史本身，更微观、近距离的观察角度；老鬼的《母亲杨沫》以非凡勇气写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以自嘲表现出时代荒诞；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对史料引用严谨，对历来重文学性而轻严密性的中国传记写作，更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此外，《我们的钱瑗》、《逝去的大学》、《我的父亲沙飞》、《我与胡适先生》《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书，以“小我”回望逝去的历史，追忆生活的碎片，更让人寻味。

　　妙趣横生的学者随笔

　　与稍显沉重的私人叙事相比，2005年出现的一些学者闲文趣文，便显得轻松，学者们“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使得这些“小文章”无论说史还是评论，总是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于活色生香之间、历史缝隙之处，让人眼前一亮。余世存不添油不加醋，老老实实讲述的《非常道》，以《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序和跋的细节史；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可以说是大历史的“八卦”读物，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让那段历史立体生动起来。

　　李零的《花间一壶酒》，孟晖的《潘金莲的发型》，朱大可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周泽雄、周实、张远山三人化名庄周合著的《齐人物论》等，轻松之处均透着深刻思考。

　　此外，逐渐进入主流视野的博客书、形成各类品牌的学术书、打造新科普概念的科学书等，都在2005年留下脉脉书香。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何堕落成暴政者羞辱人权的俱乐部？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我是萨冈，《你好，忧愁》的作者。”—这是她喜欢说的一句话。她年老的时候，去追逐她心目中的明星偶像，她都会说这句话。也许，她的心态还停留在这部作品的年轻和疯狂里。

1957年4月，约旦危机的新闻占据着报纸头条。但从13日这天起，22岁的萨冈成为报纸头条。并不是什么好事，她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死神没有把她带走。如果她真被死神带走的话，她将成为一位仅留下三部小说的早逝天才。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她以后的小说、戏剧，甚至听不到她近乎疯狂的传奇。她的一生都是迷人，而惊心动魄，如同赛车。

她不但没死掉，八年后，她的三十岁生日到来之前，她把写好的小说开头塞进猪皮手提箱，在里昂登上了开往圣特洛佩的火车。在松林环抱的大别墅里，她完成了她的第六部小说《真爱永不败北》。上一部小说《奇妙的云》出版是在1961年，四年过去了，她让读者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三十岁的萨冈，不仅有着两次婚姻，还有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她开始感叹飞逝的时光：“三十岁的写作状态不可能和十六岁时一样，我用了一年时间来构思这本书，就说明人物的构思还不成熟，《真爱永不败北》是我写得最辛苦的一本书，也是我最重要的一本书。”出版社拿到她的这部小说后，激动地说：“她这一代的所有人都会像她一样激动的。”这本小说里的女主角吕西勒三十岁，是萨冈的同龄人，她是个萨冈式的人物，她是萨冈的代言人。小说从闯入吕西勒卧室的第一缕春风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生活和追求：刚刚醒来的吕西勒睡在富翁情人的别墅里，感叹着，“奢华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东西。”在情人查理的房间里抽了一支烟后，她驾驶着轻型跑车追随着风在高速公路上奔驶。很快，她将遇到她的年轻恋人昂多安。那时的昂多安是报社编辑，一个有钱妇人的情人。

类似的命运、相互吸引的美貌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同居的日子，先是一段快乐而充盈的生活，这也是他们梦想的生活。但生存的压力，这样那样的账单纷纷涌来。怀孕的吕西勒甚至没有打掉腹中胎儿的费用。她不得不求助以前的情人查理。她离开查理的时候，这个温顺而优雅的男人就告诉过她：“我为爱你而爱你，昂多安为了能和你在一起而爱你。他要和你在一起快乐，那是属于他的年龄的态度。而我，我要你不必靠我而快乐。我只要等待。”“我等你，不论何时，不论你向我要什么，不论在哪方面，你将会得到。”她为了解决现实的刻不容缓的困难而去找查理，在现实与爱交织的生活里，她最后回到了查理身边。两年以后，她与查理结婚，成为查理夫人。这个称呼是她成熟的标志。

《真爱永不败北》初版十五万册，迅速销售一空。三个月后，小说翻译成了九种文字，将在二十多个国家上市。萨冈为了奖励自己，她用这本书带给她的版税买了一辆时速可达200公里的法拉利跑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在美国出版后，小说中的一句话引起美国记者的注意：“晚上五点到七点，情人们不再相会，因为他们太累了。”因为这句话，《时代》周刊特别调查后发现：原来交通的原因，这段时间正是堵车高峰，所以情人们将约会提前。这不得不使人佩服萨冈独特而敏锐的观察力。这部作品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饰演吕西勒的就是著名电影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去年9月24日，她因肺栓塞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9岁。今年是她诞辰70周年。我第一次与萨冈相遇，却是在她去世半年后。今年春天，我偶然购买了一册台湾九歌出版社的《真爱永不败北》，翻译者是台湾地区法国文学的翻译权威胡品清教授。这部作品在中国内地出版时，被命名为《狂乱》。萨冈为这本书取的法文书名是LaChamade。胡品清在序言里说：“假如直译便该是‘宣告败北的鼓声’。”

萨冈和萨特同一天出生，但比萨特晚了三十年。她喜欢普鲁斯特，萨冈的笔名就来源于《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她曾在1965年在报刊上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交锋，在美国，她曾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作者卡森·麦卡勒斯共同度假。但她没有获得他们在中国的好运气。萨冈的一生共写下二十多部小说，二十多种戏剧和随笔。她拍过电影，写过歌词，当过戛纳电影节的评委。她的作品引进的只有六七部长篇，也就是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萨冈作品对中国的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萨特有全集，玛格丽特·杜拉斯和普鲁斯特都有几个版本的全集。就连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也正在引进国内，上海三联书店正在发行多种麦卡勒斯作品。萨冈的作品比这些作家更通俗，也更好读。可是，她的作品在市场上已经消失了将近十年了。这十年，正是萨冈当年的“对手”杜拉斯走红的十年。这十年，也是年轻一代疯狂成长的十年——在成长中，没有遇到萨冈，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现在萨冈终于带着《你好，忧愁》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走来了。这个传奇的女子，她死了，她的传奇没有死。她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创造的传奇，还没有开始。

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近日揭晓，湖南籍广东作家熊育群的《生命打开的窗口》、铁凝的《遥远的完美》、张立勤的《树中的女人》等摘得桂冠。这是熊育群在获得第十三届冰心文学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后，又一次获得殊荣。

“冰心散文奖”是由中国散文学会在冰心先生用以扶持文学新人、繁荣散文事业而捐赠给中国散文学会稿费的基础上设立的，每两年评选一次。

《生命打开的窗口》是一篇对亲情、生命具有深切体验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哲思品格。《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已被许多报刊转载。本届获奖作品将在年内结集出版。

 

　　2000年春天，我分别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蔡晓晴打来的。她说昆明电视台有同志到北京出差，找到台里，请中央电视台推荐一位作家，一要熟悉西南山乡生活，二要全国有名，准备写作反映宣威工商人士浦在廷的电视文学剧本。参加接待的蔡导就推荐了我，她希望我不要推辞。蔡导是我两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蹉跎岁月》和《家教》的导演，二十年的老朋友了。遂而，我又接到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翟泰丰同志的电话。他说云南省的一位副省长来京，请他推荐一位作家，说的话和

昆明电视台对蔡导说的一样，他推荐了我，并说已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了云南方面。他还说，云南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拍成一部象样的优秀电视剧，希望我不要推辞，把它当作一件任务去完成。

　　这以后，云南高原影视文化中心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并一再打电话催我动身。由于那时上海作协正在开展“三讲”，我直到十月十九日才去云南。随后一周，在昆明、曲靖、宣威三地进行了采访，并由他们提供了和浦在廷有关的十几本书籍，其中包括一本浦在廷生平纪实《急公好义》。

　　按照影视界的惯例，委托方和制作方面邀请作家写作之前，就应解决好知识产权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常规，也是一个严肃的前提。因为影视剧一旦启动，将进行一系列的宣传及延伸产品。包括剧本的发表、出版、改为连环画等等。

　　当时他们对我说，这些问题都已解决了，高原影视文化中心和曲靖市委宣传部还对我说：《急公好义》这本书，是市委宣传部委托创作的，版权属于市委宣传部。就是印制一千册的费用，也是市委宣传部帮助筹集的。这次，我们已花一万元买下，他本人也同意在剧中挂一个“策划”。叶老师，你尽管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纪实素材写好了。

　　在他们的一再保证之下，我才答应正式签订协议。草拟协议书时，没有关于知识产权的第二条，在我的坚持之下，才按规矩写下一条：“对甲方提供的文字资料所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由甲方全权负责，乙方不承担责任。”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写出这段往事，是想说明，在动笔写作剧本之前，我已充分地注意到了知识产权问题。

　　剧本于2001年4月完成。2001年5月曲靖市委宣传部召集了座谈会讨论剧本，在会上读到剧本的段平从那时起直到2004年10月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从未向我提过任何和知识产权有关的话题。会后高原影视整理传真给我的意见中，也没丝毫提及。我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之间的知识产权早已解决了。

　　剧本于2001年秋正式定稿。当时北京的群众出版社就提出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剧本。我说还是等电视剧开拍再说吧。

　　2004年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在昆明召开。云南省也借此东风开了全省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宣布《商贾将军》要在年内开拍，登了报。群众出版社的同志找到我，说电视剧现在要拍了，可以出书了。高原影视文化中心的李玉森总经理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我，我当即给他说了出书的事，他无异议，还表示拖了这么久，这回真要拍了。他那时哪怕给我提示一句，著作权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也不会出书的。

　　就是在多重误导之下，《商贾将军》于2004年5月正式出版，出版社为了销售，没有注名是电视文学剧本，而是把剧本中的第一集、第二集的“集”，改成了第一章、第二章。剧本一共二十二集，改成了二十二章。2004年7月，我还应邀在昆明举行了新书的签名售书活动。

　　2004年11月，《急公好义》一书作者段平在网上挂出长文主张他的权利以后，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记者采访我时，我一面陈述事情经过，一面表示这事在解释清楚之后，该可以由三方妥善协商解决。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云南省委领导、省委宣传部、省作协、曲靖市委、市政府、宣传部多方的赞同，他们也尽其可能，一次一次下曲靖去协商。2005年，五一节前的4月30日，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易欣及部长晏友琼到上海，还特意把我约到他们住的衡山宾馆，说这一纠纷已经解决，向我说明协调情况。由于我写作过《蹉跎岁月》《孽债》这两部作品，昆明市郊至今仍有一个“蹉跎村”，我现在还是西双版纳的荣誉州民。我在云南各族各界有许多朋友。这些朋友也曾主动到曲靖做协商工作，事实上协商中剧组向段平开出的赔偿金额也已达到了最后法庭判决的数字，但是终因协商不成，对簿公堂。

　　细细回想这一场官司，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有着沉痛的教训可以汲取。

　　其一，文人要确实增强法制观念，凡事要有法律意识。无论是盛情相邀，还是多方委托进行创作，都要看到知识产权已经妥善解决的合同文书。

　　其二，不要相信任何口头承诺。个人的，部门的，单位的，官员的承诺，甚至信誓旦旦的承诺，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找不着对证。官员会调离甚至回避，单位、部门会有变化，个人说过的话更无据可凭。

　　其三，签署合同和协议时，要不厌其烦地写明各方的职、权、利，千万不能大而化之，马马虎虎。

　　最后，为自己聘请一位常年法律顾问。这是我工作多年的人大常委会的多位同事对我的友好提示和建议。我正在物色中。

　　当今是一个小说的高产时代。据中国作协统计，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过100部，到了1997年和1998年，已渐升至800部左右，2000年以来，年产量高达1000部上下。来自互联网的调查更为惊人：2005年中国长篇小说的产量（含网络作品）至少可达3000部左右。这绝对不是夸张之辞。如果再加上中短篇小说，那将是一个骇

人的数字。在此，若以有限的篇幅企图综论2005年所有的中国小说，不但难度极大甚至是可笑的，然而，若想说说进入我的视野的较为重要的小说现象，梳理它们所呈现的某些特质与走向，却也不是不可能。在这里，我尝试着打破长、中、短篇小说的界线，依其精神价值和文学意象谈一些看法。

　　2005年的文坛，一个醒目的事实是，众多名家纷纷捧出了新作，且大都为长篇小说：王蒙有《尴尬风流》，阿来有《空山》，余华有《兄弟》，贾平凹有《秦腔》，刘醒龙有《圣天门口》，王安忆有《遍地枭雄》，毕飞宇有《平原》，北村有《愤怒》，东西有《后悔录》，杨志军有《藏獒》，刘兆林有《不悔录》，曹文轩有《天瓢》，张者有《零炮楼》等等。2005年岁末的最后一周，有关方面宣布，铁凝的《笨花》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闫连科的《丁庄梦》和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几乎同时出版了——版权页上可能署着2006年，但它们均完成于2005年则毫无疑问。这一年，名家是如此集中地竞相投身长篇写作，这规模以前还没有过，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篇小说的热度不减和市场一定的支持度。

　　众多作品的审美意向缤纷多样，实难归并，但细加寻绎将不难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力图穿越欲望话语的时尚，着力从家族、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探究与考察，有的还试图寻求民族灵魂的强健之途。中短篇小说向来站在审美意识的前沿，最能体现中国作家新的美学追求；富有潜质的文学新人也往往首先从这一领域浮出。不少作品犹如战士手中的利刃，割开某种浮华的外衣，努力把生存中最深隐的痛楚和无奈展露给人们看。底层意识的强化是其明显特征。关注个体精神成长经验的“成长小说”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80后”作家那里，更有出色发挥。一些作品不约而同地由道德伦理层面进入了人性深层，这说明道德冲突在今天生活中是多么的不可回避。在我看来，这一切共同构成了2005年中国小说最显眼的风景。

突破欲望层面：由家族、乡土、政治文化进入民族灵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中的欲望话语空前膨胀，这与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的背景直接相关。文学能否不满足于描绘世相的喧嚣、人欲的横流，以相对澹定的心态进入对民族精神的考察，进入道德判断，进入终极关怀，始终是考量其精神维度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说，2005年的小说突变了面孔——一个年度不会有那么大变化，却可以说，努力穿破欲望化层面，向更深更广的民族精神的层面突入，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批作品共同关注中国乡土的精神生态，共同思考民族精神的当代生长，这是个特点。作家们的眼光广泛地审视着苏北平原，阿坝草原，荆楚大野，陕南僻壤。有趣的是，很有几位作家特别注重社会学的方法和地方志式的框架，有的表示要为家乡“立个碑子”，有的决心为某一个难忘的年代留下启示录。

　　毕飞宇因《玉米》和《青衣》受到读者喜爱，其长篇《平原》以饱满的细节，精简的人物素描，青春的骚动，土地的热力，人性的张扬，再现了政治高压下的1976年苏北乡村的真实生存，有浓厚的社会学的地方史意味，作者志在写风俗史，写地方秘史。端方是主要人物，从小随母亲改嫁到王家庄，与继父关系紧张，备受欺侮，本想逃离此地，后经卓绝努力，显示了男子汉力量，在村里有了地位，受到混世魔王朝拜，甚至得到知青出身女支书吴曼玲的爱恋。作品不是纵向地而是横向地展开，呈现了由生活内在逻辑展开的乡村生活，情节和人物叙述转换自然，是一部扎实的长篇。但《平原》同不少乡土长篇一样，在人物人格精神的描写中，缺乏充足的现代意味，端方甚至没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作者沿袭《玉米》那种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和扭曲，刻划端方的“崛起”，这种权力本身的运作带有封闭性和腐朽性。对于商品经济历来较活跃的江浙，理应瞩目于现代型的人格的诞生。阿来虽写藏区，但其《空山》与《秦腔》《平原》在精神生态的发现上有相近之处。阿来面对的是藏区神性变化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是传统藏文化受到现代的以及异质的杂多文化影响之后人们无处安顿精神的文化之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面对灵魂归依的问题。

　　《秦腔》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原生态写法”遭到质疑是不奇怪的，“硬着头皮读秦腔”也非无稽之谈，但也不排除有人读得津津有味。问题在于，从《废都》到《秦腔》有何重大变化。我以为贾平凹从欲望的骚动、生命的颓唐渐归于生存的沉思、文化的根蒂。他所描写的那块底蕴深厚的乡土在某种意义上成全了他。《秦腔》当然是一种“发现”——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正在消亡，它影响着民族灵魂。有的批评家认为夏风是作者的替身，而我认为，引生于贾平凹更有渊源，夏风是外在理性文明的替身，引生则是作者内心隐秘和本能之根的存在象征。秦腔更是一个象征，是秦人之声，民族传统之声，作者对它热爱、对它的式微惋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要刻一个碑，为了害怕消逝而写作。这部作品不妨看作是新一轮的文化寻根之旅。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偏重于批判国民性，新世纪的文化寻根，我以为应是在新的历史视野和精神视野之下，对实际上已进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中国，做新的发掘。

　　也许，李伯勇的《恍惚远行》是至今尚未得到正视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身处赣南县城，沉默而坚韧地写作着，已出版《轮回》、《寂寞欢爱》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沉静，内涵丰厚见长。《恍惚远行》塑造了几位乡村父亲的形象，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部贫困山乡的生存，有深切的精神审视。父亲凌维森在半个世纪的磨洗与锻造中，荜路蓝缕的创业奋争，感人至深。作品表达了尊重人，尊重人格与心灵的人文情怀，被誉为当代乡土的“罪与罚”、“父与子”。小说实际将现代性的地平线放到20世纪初，呼唤一种有尊严的健康的现代人格的出现。钟晶晶的《家谱》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文本内涵较丰厚。它表面上写一个执意要修家谱的长辈回归故里所引发的一系列家族事件，但从中可发现许多相互纠缠的意义：受难、死亡、拯救、信仰、亲情、历史等等，作者把这一切不着痕迹地熔化在《家谱》中了。“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有内疚”，小说中“父亲”的这句话分明是在言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内疚，这是个有罪的世界。这篇小说犹如霍普特曼的“沉钟”，不需人敲打，只要一想起它，就会用巨响来拷问你的心灵。作品对人的精神考察是通过家族完成的。

　　2004年的《狼图腾》和2005年的《藏獒》都是抢眼的存在。我曾戏言，作家对民族性和人性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失望之余只好转向动物。无论揄扬狼性还是褒扬狗性，都是人的文化理想的折射。暂且抛开某些偏执的甚至是反文化反科学的文明观不谈，作者们寻觅民族精神的强健之途的一番苦心，却也值得肯定。如果我们跟着作者陷入了狼好狗好还是羊好老虎好的争论怪圈，就有可能让商业运作遮蔽了文学的价值。值得一提的还有冉平的《蒙古往事》。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写作中风格独具的书。成吉思汗的故事过去写得很多，各有建树，显示了文化阐释的多样性，但这本书完全不同，它在寻求蒙古文化精神的本原。它的特点是，删繁就简，忠于《蒙古秘史》，把历史的气息、本质、感觉甚至历史的空气都恨不得传达出来，尽可能地脱掉汉语阐述的重负。作者沉浸在对历史风尘和韵味的怀想中，试图开辟另一种文学的空间。

穿越群体话语：个体精神成长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在今天，健康的、个人化的、丰富的个体精神——理性精神，正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也许只有个体的精神史、心灵史才足以显示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色。然而，对文学来说，这里有个多大程度上体现民族精神的问题。个体人的个体不仅属于自己，也非一种偶然，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历史、文化、民族、社会等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是可选择的，又是无可选择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历史构成一种密切关联，哪怕这个人在社会上是多么地渺小甚至微不足道。这些不但构成我们时代的精神史，而且构成了文学的丰厚资源。许多表现个体精神成长的小说有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

　　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写一个美丽的乡村女孩、好学生许朝晖，怎样在其乡村校长父亲粗暴的管教下，在环境的冷漠中，竟然一蹶不振，成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成了一个被人蔑称为“娼妇”的人。究竟是谁毁灭了这个年轻的生命，究竟是谁在蔑视人，损害人？小说让人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物质的贫穷固然可怕，精神上的贫乏更为可惧，它会摧残原本健康的人性，使其向着堕落的方向逆转。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1973年》中的少女七一，李铁的《冰雪荔枝》中的少女荔枝，都是在特殊年代里成长的少女，她们的精神成长道路上伴随着他人的伤害、历史的纷乱。历史在一定的层次上支配了个体和由个体所组成的一代人的成长。一个少女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不幸其实也就是少女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不幸

　　“80后”的写作尤其与精神成长的主题密切有关。春树写于2005年的长篇新作《2条命》，即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主要描写的两个主人公——遇断和好孩子楠楠。由于她们关于爱、关于人生的想法与追求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被折损、被阻遏，初涉人生的她们才感受到了人生的严峻与现实的严酷，并走向失望与绝望。从作品看，作者并没有给遇断和好孩子楠楠提供自我拯救的良方，而是如实地描述了他们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写法反倒给人以极大震撼，让人去寻思人文环境问题。涉及成长的“80后”作品还有彭杨的《天黑了，我们去那儿？》、麻宁的《年华，恍然》、孙睿的《活不明白》等等。这些不尽相同的成长故事，既状写了成长之苦涩，又抒发了成长之快乐，喜忧并举、爱怨交加。

站在底层的呼喊：沉重的“农民工”小说

　　我们注意到，2005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陈应松、迟子建，罗伟章，刘庆邦、荆永鸣、白连春们的作品，之引起较强烈反响，是与他们揭示了一个特有的社会问题，即“农民工”问题有关。此前，有人用“打工文学”来概括这一类作品。应该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是，“打工文学”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方向的文学可以包含现阶段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矛盾，充满了劳动与资本，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表现了农民突然遭遇城市环境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漂泊感，因而不容忽视。我想，也可以把这类作品称为“农民工”问题小说。正如“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提出问题以引起社会关注与疗救，这类小说大多也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它们有两个特征不容忽视：其一是一旦成为“农民工”，那就意味着永远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为了改变生活处境由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有距离的；而当他们要归乡时，其难度却并不亚于进入城市。于是，他们只能长期漂泊“在路上”。其二是“农民工”的苦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后者尤为突出。从农民的终结——乡土社会的蜕变角度，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家应该有新的体验新的发现。

　　罗伟章的大部分小说都用第一人称叙述，有亲历感。《我们的路》中的主人公，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儿模样，回家无车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过除夕之夜。终于归家了，年轻的妻子老得可怕，五岁的女儿已懂得掩饰感情。整个情景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感。事实上，在主人公心里，城市与乡下像两把刀子，一把硬，一把软，都不是归宿，他只能长期仿徨在“出门”与“归根”之间。在他的《大嫂谣》中，为了供小儿子上学的大嫂，以56岁的年龄进城开始她的打工生涯。此外，白连春的《静脉血管》、荆永鸣的《北京候鸟》、迟子建的《世上所有的夜晚》都对“农民工”的精神矛盾作了有力的揭示。

　　陈应松的《太平狗》令人动容。“太平”是神农架一只出色的赶山狗，对主人忠心耿耿，跟着打工的主人程大种进了城，因带着它找不到工作，它被主人一次次地抛弃，甚至被卖给专门杀狗的范家一。太平凭其智慧历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一次次地回到主人身边，当一样历尽了苦难的主人在城里冤屈地死去后，太平睁着唯一的一只眼，千里迢迢回家了。与作者去年发表的《马嘶岭血案》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触目惊心：城里人总是冷酷无情，审美是病态的，让农村人进城后也会染上这种病态。在城里受到任何折磨从不流泪的太平，回家见到女主人时眼里滚出了滴滴泪珠。《鸽子》较刘庆邦之前短篇有变化，他不再仅仅写无声的死亡，而是给我们讲述了矿工汤小明宁可失业也不肯把自己养的鸽子给突然驾到的派出所长当“野味”吃。牛矿长只好当着王所长的面让汤小明“卷铺盖回家”。但是，当王所长离开后，牛矿长并没有解雇汤小明，而是让他赶紧“把鸽子放开，免得把鸽子闷坏了”。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在一个阴暗的下午洒下了一束人性的光芒。真正的好作品就应该这样：能让人在几近绝望的时候看到希望。

　　尽管这类小说中有些作品存在罗列苦难、堆积苦难的不足，或者只是注意到“问题”未能上升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但总体看来，作家们对“农民工”怀有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怀着良知与责任，主动站在底层“农民工”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笔，对整个社会发出了呼唤。这声音是很有价值的。

超越写实或仿真层面：道德的重建与伦理的焦虑

　　毫无疑问，我们的生活面临着极其繁重的道德继承与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小说创作中同样突出，它是社会生活中道德问题、乃至道德危机的反映。新道德的重建该从哪能里起步，平空而起吗？一味地认同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吗？生硬地搬用革命道德、传统道德或其他什么道德吗？问题极其复杂。道德伦理以及人性问题向来是现当代文学的不绝主题，今后其分量会越来越重。2005年的一批小说注意从家庭、校园、社会等不同的角度关照一主题。

　　张翎的《空巢》和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都注目于当下社会的“空巢”现象。在这两部小说中，孤独的老人竟然都娶了保姆为妻，而他们的子女对此并不理解，两代至亲的人之间一如陌生人一般隔膜，老人安享天年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难以寻觅，这一切是否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方方的《出门寻死》表明，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平凡乃至平庸的，他们更真实的生存状况就是绕着琐屑的芝麻蒜皮，并不是大起大落的悲壮绚丽。何汉晴就是这样的代表。她为了小事想去寻死，却在寻死的过程中救下另一个要寻死的人，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带有讽刺性的戏剧效果，而她最后又回家的原因却是家里的琐事离不开她。

　　邱华栋的《离同居》所展现的情节引人深思：一对幸福和谐的夫妻搬了新家后因心里向着各自的家人而产生矛盾，随后是离婚，离婚后由于各种原因还住在一起。想不到的是，他们因为离婚后没有了原来的责任感和压力，忽然相处得极为融洽，甚至幸福度超过了离婚前。当双方家人都劝他们复婚时，他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打算把这种“离同居”的幸福继续下去。这篇小说带给我的是震惊，作家通过不正常的“离同居”揭示出了现代都市人的病态心理，这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在揭示出问题后，我们又将如何？

　　还有一些作家通过描写校园生活来表达自己的社会道德伦理思考，孙春平的《老师本是解惑人》、《怕羞木头》是典型例子。在传统社会中，被看作“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老师在这时代也难以固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大学教师廖柏木（《老师本是解惑人》）出于对一个美丽女生的怜爱坠入了世俗的红尘，并且阴差阳错地因为“嫖娼”遭受了治安罚款。小说《怕羞的木头》中的女研究生赵小穗是这个欲望时代的一块“怕羞木头”，内心纯洁善良，注重道德自律，在遭遇了舍友、男友的背叛后，她仍然拒绝别人为她准备的好工作岗位，只因她非常珍视自已的尊严，不愿生活在阴暗的道德和人与人的算计之中。迟子建的《雪窗帘》以“我”的视角讲述了“我”在一次乘火车途中未给一位老大娘让座的歉疚之情。小说告诉我们，心上的霜雪如果不用心灵去暖化，是送不走的。在这个欲望时代，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

　　文学界人士普遍认为，2005年的小说显现了较强的前进势头和较整齐的艺术水准。于是我的这篇文章也着重从肯定的方向评说了我眼中2005年中国小说的主要特征。我们并不满足，而是清醒地看到，中国小说的精神能力亟待提高，中国作家的心灵资源，思想资源，灵魂资源亟待补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缺钙症状”。那将是我另一篇文章的要谈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