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先生《博导，还是“博盗”？》一文，让“周叶中事件”浮出水面，使得学术腐败问题再次成为中文网络关注的热点话题。随后，贺卫方教授在《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的万言长文中，以学者本色的严谨缜密和治病救人的良好意愿，对事件进行了详尽分析，并对当事人周叶中教授表达了诚恳的期待。
根据王文与贺文持论有据的分析比对，结论是确凿无疑的：周叶中教授在与自己的学生戴激涛女士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中，不但抄袭了王天成先生论文36处共四五千字，而且还抄袭了崔卫平、高全喜、李强等人的著述，这真是令人惊讶——这位现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且是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曾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讲授“宪法学”的“著名法学家”，竟然缺乏最基本的学人道德！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上述事实被公开后，传统媒体鸦雀无声，只有《中国青年报》和《中国经济时报》有一闪而逝的关注。而在学术界，除萧瀚、杨支柱、杨玉圣等个别人对此发表了意见，法学界绝大多数人固执地保持“沉默”，凸显出贺卫方教授的“孤独”和“另类”。对此，国内著名网站天涯社区在将贺文作首页头条推荐时，发出意味深长的疑问：这是贺卫方教授的“风头”，还是法学界的“成熟”？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韩国发生了“黄禹锡事件”，它在韩国引起举国哗然的舆论风暴，首尔大学迅即成立调查委员会，在公布调查结果时声明：“这是非常严重的不正当行为，破坏了科学的基础。”当事人黄禹锡不得不尴尬地声明：“我为给韩国人民带来震惊和失望表示真诚的道歉，作为道歉的象征，我决定辞去首尔大学教授的职务。” ——两相对比，我为国内的法学界感到悲哀。
到目前为止，周叶中本人对此并未有任何道歉或认错的表示，只在天涯社区，有一位名为“周叶中”的ID对网友做了几次高深莫测的回应——“不予置评，清者自清”；“作为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事实没有搞清楚之前，请注意自己的言行，要有自己的主观判断，不可人云亦云，否则会贻笑大方”；“现在仍然讨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而在网上则有为数不少的“新装马甲”替周叶中教授鸣冤叫屈，他们指责公众对此事件的关注都是无知浮躁的喧嚣；讥讽不能容忍博导剽窃的舆论是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当今学界“惯例”；甚至抨击贺卫方教授对周的批评是“落井下石”、“沽名钓誉”、“滥用职权”、“嫉妒同行”，是“欲置人于死地”，是“想取而代之”……在他们含糊躲闪、扑朔迷离的辩护词和对贺卫方教授铺天盖地的攻击中，似乎这起学术剽窃事件中有着莫测的玄机和重大的内幕，周叶中、戴激涛师生不仅蒙受着“不白之冤”，简直就是在“忍辱负重”！
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原本不足为怪，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为周叶中教授的辩护，都在践踏常识，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社会科学类著作是否剽窃的问题，的确复杂而难以界定，但在一本书中出现那么多的段落文字与他人雷同而又不加注释，则只有一种解释——除了剽窃，还能叫什么？
其次，若只是其学生作品而周冠名，周对此事就可以免责吗？在一本公开出版发售的书上署名为第一作者，能够不负文责吗？贺卫方教授说：“如果自己没有真正参与构思和写作，仅仅因为导师的身份而署名出版，就构成了学者的一个不端行为。” 这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基本常识？
第三，“学术剽窃”并不是多么艰深的“专业”问题，任何一个心智健全者都可以根据王天成先生和贺卫方教授的文章做出自己的判断。拿什么“学界惯例”、“专业素养”来蒙人，纯粹是装神弄鬼浑水摸鱼。一本公开出版物出现剽窃问题，不但对被剽窃者构成侵权，亦对公众利益构成侵害，公众对此有知情权，作者理应向读者有所交代。学者不仅是知识的探求者，也应是社会道义的引领者。学界相对地应是社会的一方“净土”。尊重事实、诚实守信，难道不是学者应遵循的基本的学术伦理？学术腐败非但侵蚀着学界“诚信”的根基，也动摇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石，对此公众为何不能有自己的判断？
周叶中以往或许取得了若干“成就”，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不该“一棍子打死”。但错误就是错误，错了就应道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人就难免会犯错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在不触犯法律的条件下，再大的错误都可能获得谅解，但前提是犯了错误的人自己应有足够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向因其错误而受到伤害的人承认错误、请求原谅。一句道歉就这么难吗？
至于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此事件中贺教授有“个人动机”，则不但是看轻了贺教授，也根本不了解贺教授在国内法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和普遍认可的学术水准——对这种来自低一档次的指责，正如贺教授所言：“人不可跟低层次的对手斗法，否则会逐渐降低自己的品味”，不理也罢！
指责网上公众舆论“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笔者倒是看到了韩国黄禹锡的引咎辞职，也看到三年前北大“王铭铭事件”被揭破后，北大迅即组成调查组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了免去王担任的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人类学教研室主任等学术职务的处理决定，王铭铭教授也对自己的失误“深刻反省并将终生为鉴”，对被其侵权的美国学者《当代人类学》作者哈维兰先生表示歉意，并对学术同仁、同事、学生、读者表示歉意，对因其错误给北京大学的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歉意，对批评者表示感谢并“欢迎读者对我的所有作品加以监督。如发现错误，请及时给予我严肃的批评”。这难道不是近在咫尺、援引不难的先例吗？
讳疾忌医，势将病入膏肓；而无论是针砭石药还是保守治疗，前提是首先要正视病情，方能对症下药。正因为如今国内学术环境恶劣，积重难返，更须下大力气整顿学术规范，重塑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对照韩国“黄禹锡事件”，对照北大对“王铭铭事件”的处理方式，我们有理由期待，向以法学为立校支柱学科的武汉大学校方，能就此事给公众一个必要的交代。而法学界则理应比其它任何学科都更注重规则，更应是规则和公正的积极维护者，更清楚一个社会失范的可怕，更应在守法崇德中率先垂范世人。——打假有罪？剽窃有理？笔者诚以此问就教于法学界诸君与各位网友，应不算是苛求吧？
2005.12.31．
纪念冤屈的灵魂：来自奥斯维辛的诗
下面的这几首诗，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小孩子。在他们即将进入死亡之前，他们写下了这些诗句。在看这些诗之前，我想先写下几句话，虽然奥斯维辛在地理上离我们遥远，但在心灵上却离我们很近。虽然时间已过去了许久，惨痛的经历已变成泛黄照片与档案文字，但如果没有深刻而清醒的反思，它会时刻重来—–也许它已经发生，只是隐蔽着，让我们无从知道。痛苦的不只是大屠杀的发生，而是发生却是在理智与文明的背景下进行，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人类中作用着，不是引导人走上迷途，而是强迫人走上“正路”。有人曾说“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之汝名以行”，但可知有更多的罪恶是打着为人类服务的口号呢？当血腥残暴披上了正义的外衣，我们就无从寻找木偶的真理。大屠杀是为可哀，更悲哀的是对大屠杀的冷漠与无睹。人啊，可知道一把刀砍下无辜者的头颅时，怎么能肯定下一个就不会是你呢？要流多少人无辜者的鲜血才能让人清醒，要多少无辜者的悲号才能震醒你麻木的心灵？
我们必须要警惕啊，人类的悲哀之一就如同西西弗，重而复始着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与结局。这是生存的荒缪还是缩命的无奈？如果我们不反省历史，历史也不会正视我们。正如同一个纳粹分子对苏联人的谈话一样：“虽然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但我们也没有失败，我们所失去的东西，将你们身上继承。”我们今天可以去反省奥斯维辛，但谁来反省那更值得反省的，曾在我们民族身上发生的悲剧与闹剧？？？在奥斯维辛被杀的是犹太人，但死去的却是人性。当人性杀害犹太人、这样人或那样人的时候，人性就杀害了自己。
在考维尔，凶手们把所有的犹太人集中到犹太教堂来屠杀他们的地方，在墙上发现一个遇难者所写的出自《约伯记》的铭文：“哦，大地，请别覆盖我的鲜血，让我的呼喊永无停息之所。”当俄国军队解放了考维尔时，其中的犹太士兵加上了如下的句子：“我们读过并理解了。在此处捕获的330名纳粹都已被处死。列宁格勒第四卫戍军团军官扎斯拉夫斯基和法尔布斯坦签名，在前往柏林途中。”死去的冤屈者不会平静，谁还会来倾听他们的声音。如果他们问道：“你是否能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该如何回答，能还是不能？不，他们的故事我们无法讲述，也永远不会被讲述。开口的没有人听见，你听见的也并非他们的故事。每个活着的人都忘了这样一个实在的事实，我们的幸存正是建立于他们的冤屈之上。即如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来担负。这十字架虽然沉重，但必须有人来背负，而且必须背负。世界必须被告之历史的丑行，以使未来的能够憎恶。唯独于此，在这些冤屈者身上曾发生的，不会再次在别的身上发生。虽然这一切已是一年、一月、一星期、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一秒的迅速离去了，可怕的速度而离去，但这并不是我们深刻的反省与自省，而是选择性的失忆与故意的逃避。但我们无法逃脱，我们能逃脱现在，逃不了未来，逃得了这里，逃不了那里。除非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了良知，没有了道德。或许，这也是某些人正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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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玛莎的小孩在死前不久这样写道：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
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
和我的精神的火。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
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就失去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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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莫泰尔的小男孩写下了一首极短的诗：
一个小花园，
和一个小男孩走在它旁边。
当花朵开放，
小男孩将再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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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小女孩阿莱娜写道：
我想独自离开
到有别的，更好的人的地方。
进入遥远未知的某处，
那里，没有人杀害别人的地方。
也许我们更多人，一千个强者
会到达这目的地
在不久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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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巴维尔.弗雷德曼的写下了《蝴蝶》：
最后的，最最后的，黄得如此斑斓，明亮，耀眼。
也许如果太阳的眼泪会对着白石头歌唱
这样一种黄色就会被轻轻带起
远走高飞。
我肯定它走了
因为它希望向世界吻别。
7个星期我一直住在这里
关在这贱民区里。
但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族人，
而蝴蝶召唤着我。
而白色的栗子在庭院里点亮。
只是我再没看见一只蝴蝶。
那只蝴蝶是最后一只。
蝴蝶不住在这儿。
在贱民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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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叫莫泰利的小男孩写下的，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多大，只知道他被关于并死于奥斯维辛。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
从明天开始。
今天我将快乐。
悲伤有什么用？
告诉我吧。
就因为开始吹起了这些邪恶的风？
我为什么要为明天悲痛，在今天？
明天也许还这么好，
这么阳光明媚。
明天太阳也许会再一次为我们照耀。
我们再也不用悲伤。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
从明天开始。不是今天。不是。
今天我将愉快。
而每一天，
无论它多么痛苦，
我都会说：从明天开始，
我将悲伤，
不是今天。
自奥斯维辛的诗
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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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2日狱委讯】 1，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 被不起诉人杨茂东，化名郭飞雄、郭飞熊，男，1966年8月2日出身，身份证号码：420102196608026318，汉族，湖北省谷城县人，文化程度大学，住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新江大路8号。2005年9月13日被刑事拘留，2005年10月3日经本院批准逮捕，同年10月4日被逮捕。 本案由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侦查终结，以被不起诉人杨茂东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05年10月19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05 年10月28日退回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分局补充侦察，该局于2005年11月27日补充侦查完毕，再次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经本院依法审查查明： 2005年7月，被不起诉人杨茂东经同案人何锦潮的介绍，与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村民冯秋盛、梁树生等人筹划以村财务存在问题为由罢免该村村委会主任。 2005年8月3日晚8时许，太石村财务人员回村办公大楼财务室办事时误触警报，被部分村民误以为有人盗取财务室帐簿而相继聚集，被不起诉人杨茂东获悉后，即示意冯秋盛组织村民看守财务室。其后，在被不起诉人杨茂东与同案人何锦潮及冯秋盛、梁树生等人多次的商议、授意下，部分村民长期占据了村办公大楼，阻挠太石村村务工作。期间，被不起诉人杨茂东还到村办公大楼现场鼓动村民继续坚守。同年9月12日，经劝告无效后，公安人员依法将有关人员带离现场，恢复秩序，期间，数名执法人员被打伤，一辆警车被砸坏。此事件致使太石村正常的工作、生产长达一个多月无法进行。 本院认为，犯罪嫌疑人杨茂东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杨茂东不起诉。 被不起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七日内向本院申述。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郭飞雄注：12月27日下午检察院宣读此不起诉决定书后，我当即表示其中的事实陈述纯系不实，我在8月4、5日得知发生财会室保卫战后，立即建议村民向广州市纪委和监察局紧急投诉，要求他们前来接管帐目，有意思的是，广州市纪委上午答应了，下午却又将此事推给番禺区处理。这些细节可以从上述单位当日值班记录中查实。12月27日下午，说完上述话后，我强调，如果非要我承认上述不起诉决定书的内容才放我，我宁愿继续坐牢。检查官忙解释说，他们只是转告这个法律决定，此外别无其它意义。如果我不接受，可在七日内向检察院申述。他们对我的上述反驳也现场作了笔录。 我个人判断，广东省检察院系统在此次太石冤案中作出了许多微妙的、趋向于法治的工作。对他们的活动我给予了正面评价，并时常当面表示感谢。所以，上述《不起诉决定书》的严重不实，不应被理解为检方的恶意作为。世间没有理想的状态。 需要在这里补充的是，我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从未鼓动过村民坚守财会室；随着事态的发展，我对如此的冲突场面长期延续感到忧虑。但村民一再跟我说，如果不坚守下去，让帐目落到人家手里给毁掉了，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听后，只好保持沉默。8 月14日我和广州一位大学教授出席村民普法讲座时，的确作了即席发言，但教授发言强调的是依法走程序，我强调的是：如果出现了警察出动殴打村民的场面，村民绝对不能还手，台下听讲座的村民向我表态能够做到。我想，整个太石事件中虽出现多次暴力血腥场面，却没有出现死人现象，与我们这些提供法律咨询的维权人士之反复宣传法治、走程序、非暴力取向是有直接关联的。 入狱期间，审讯者为我罗列了数十条罪状，可以说，条条都属滔天罪恶。当时他们最关注的和最想挖出的是——有关8月31日绝食接力事件幕后操纵者的证据，反复强调我出歪主意，系幕后黑手；但最后行文时，他们却将要点全部集中在财会室保卫战上面，让我至今仍觉得有些奇怪。显然，这些登在《不起诉决定书》中的内容，是数十条罪状中办案单位认为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但是，我要说，这些东西的依据全是口供，而且口供全系胁迫和逼供而来，在法律上不足为凭。 兹有杨茂东，性别男，年龄39，住址湖北省武汉市经济开发区新江大路8号，因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于2005年10月4日被逮捕，现因检察院不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之规定，经番禺区公安分局决定，予以释放。 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 2005年12月27日 姐姐：您好！ 寄来的两封信都已收到。请不要为我过分担忧。自古为大事者不惜身，我现今的遭遇是一种光荣，受难是灵魂上升的阶梯。我在这里每一念及此，都感到快乐。 我的坚持是无限期的，但生命是有保障的。我有一些中医和道家养生知识，身体在下降过程中会不断达成某些平衡，如同下山坡，它会自动地走几步，歇一歇。而且，这里的医生是讲人道的，是负责任的。 所以，我再次强调，勿为我忧。如果为献身于政治变革与发展的人的状况过于担心，未免不大明智，亦乏远见。 我在仓里的人际关系很好，放风时背诵一些唐诗宋词、李白、文文山（文天祥）、叶挺的大作，可谓啸傲自若。与过去想象的不同，处在这种环境下，除了谋求保持人的尊严和气节，别的什么都不想。此种人生奇遇，值得细细品咂。 我不希望经常收到你的来信，家人对此事关注越少，我则越轻松。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与状况。上法庭时我亦不希望你来，任何眼泪对我的主动受难抉择都是不适宜的。 除了我被判刑、你确认来后可以见到我本人以外，我不希望你再来广州一次。判刑后我会每月给你写一封信的。切记：此事不可以常理处之。 弟：茂东上 2005年10月26日 （郭飞雄注：我在狱中写出的几封家信中，唯有此封被截留，不寄家人，特照录在此，以明我当时之心迹。） 广东省人大主任：您好！ 我是广州市番禺区看守所658仓在押人员杨茂东，今特向您和贵机构正式举报：在番禺看守所内，存在着大规模、有组织的奴隶劳动。请您和贵机构会同相关部门紧急派员查实，并予以制止。 以下情况为我两月来亲眼所见，我愿为此见证负责：番禺看守所强迫在押人员每日穿珠、编织草帽，或加工各类纺织品、工艺品，做工者得不到任何报酬，每日做工时间长达12至13小时，并为赶进度承受重压。这种在押人员（其中绝大多数为尚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迫从事的无偿的、繁重的、超时的劳动，古今中外皆称之为“奴隶劳动”。它的存在与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也违背了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由于看守所内所有奴隶劳动的收益全部上缴番禺区政府，故可判定番禺区政府为奴隶劳动的组织者或负责者。这种政府组织、负责奴隶劳动的行为，是一种非正义的、反文明的危险行为。 我本人并不反对在押人员适当从事一些劳动，以锻炼身体、转移愁郁。但劳动必须是自愿的、有一定报酬的，时间应限制在半日之内。如此而为，才不违背基本人道。在押人员也是人，其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受中国法律的明确保护。象番禺区政府和看守所这样乘在押人员恐惧无助之际、胁迫其从事奴隶劳动的行径，是任何文明社会或趋向于文明的社会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据我所知，广东省境内看守所、监狱、劳教所、戒毒所中，还有不少亦存在着类似的组织奴隶劳动的现象。 我要求广东省立法、司法、行政部门立即采取切实行动，不仅在番禺区，而且在全省范围内，对所有看守所、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等逐一检查，禁止一切奴隶劳动，并将这一禁止予以制度化，成为真诚、主动、有序、渐进的司法改革的一部分。 鉴于我对中国官场惯性的了解，我以为，为您和贵机构的答复设置一个等待日期是必要的。我希望能在20日收到您的答复，否则将向国家相关机构负责人直接反映。 作为中国公民，我有权向公仆提出制止正在发生的非正义、反文明行径并推动司法改革的要求，我的善意和审慎自不待言，也希望能得到您真诚、负责的回应。我之帮助广东看守所和监狱推动司法改革的决心已定，不管出现任何状况都不会停止。未经任何人邀请，我已自命为广东人权和法治之义务监督员。象这样的角色的出现和增多，对于您，对于贵机构，对于广东民众，对于中国社会，未尝不会产生正面的助益。 杨茂东（郭飞雄） 2005年11月20日 （郭飞雄注：我自入狱第二天便向驻所检察官举报，要求立即制止奴隶劳动，二日后，我所在的奴隶劳动被中止。但后来发现，其它监仓仍在继续，但当时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继续大力关注此事。直到绝食绝水停止一周后，我才捡起此事。在我的设想中，如果自由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都能在入狱后从身边开始推动监狱司法改革，那么，只需要付出很少人力，便可取得相当大的成就。而且对自己、对后来者、对将来重新入狱的自己，对帮助可能的刑事犯日后重新做人，都有较大的帮助。一国之法治都是在如此这般点滴积累和推动中逐步落实的。 （来源：博讯） |
普希金之家举行百年纪念
| 1905年，在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爵的庇护下，依靠各界知识分子的力量，普希金之家在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建成。普希金之家基金会也同时成立。
俄罗斯的博物馆文化一向繁盛，普希金之家作为纪念伟大民族诗人的文化重地更是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关注。2003年5月29日，这所博物馆经过修复，再次开放。这成为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今，这座博物馆已有百年历史。圣彼得堡市为此举行了“普希金之家与俄罗斯人文科学”专题学术会议。 自成立之日开始，普希金之家及其基金会就致力于搜集整理俄罗斯文化史上各种宝贵的文学资料。这使俄罗斯文学院一度成为俄罗斯语文学发展的基地。今年5月，旅居法国的艺术家霍夫曼兄弟又把普希金诗作《在格鲁吉亚山冈上……》的手稿捐赠给了普希金之家。现在，该博物馆共收藏俄罗斯各界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文化活动家的手稿300万份，普希金的手稿1200页。此外，博物馆还收藏了12万件藏品。其中包括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画稿。这些画稿作为艺术大师们的遗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审美意识，但更多地被认为是他们创作过程中心理因素的一种映射。 普希金之家外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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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作家会谈
12月7日，2004年度德国最高文学奖项毕希纳奖得主威廉·格纳齐诺携德国文坛新秀西尔克·朔伊尔曼女士来到中国，与中国作家进行会谈。
格纳齐诺被誉为德国文坛的独行侠。毕希纳奖评委、德国语言与文学院院长克劳斯·莱夏尔特说：“格纳齐诺多年来不断处于我们的讨论中，我们认为他是最独特的、最幽默的作家之一，这在德国文学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有那么多思想深刻的作家，而没有幽默的作家，而他受到我们的讨论，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越来越被认为是文学里非常中心的一人。”
格纳齐诺和朔伊尔曼先到北京与诗人西川举行了座谈。在上海与作家毕飞宇和丁丽英的交流会则按照德国传统方式举行，采取了德国人喜闻乐见的作品朗诵会形式。此外，应南京大学德语系邀请，格纳齐诺和朔伊尔曼还来到南京，与南大德语系师生进行了交流。
哥伦比亚：马尔科斯新书受到批评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科斯，最近出版他10年来的第一本小说《回忆我那忧伤的荡妇》，被国际文坛一些著名文学评论家批评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原地踏步”，并讥讽说：“慢工不一定出细活”。
马尔科斯近年来的作品题材往往是以老年人的身份回忆往事。新书《回忆我那忧伤的荡妇》描写一位退休学者希尔教授在年近九旬之际，决定招来一位童妓陪伴，以此为自己做寿。然而，妓院送来的14岁小姑娘黛尔·加迪娜来到教授家中后，因她白天在工厂上班，又喝了妓院为她安排的镇静药，只是昏昏大睡。希尔教授看着熟睡不醒的小姑娘，回忆自己的往事。书中情节似乎在重复作家于1988年出版的著名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美国《纽约时报》文学评论家批评该书是一本乏味冗长被拉长的短篇小说，作家仿佛是漫不经心地写故事。
美国：《纽约时报》公布2005年度十佳好书
岁尾年初，西方各类媒体热衷于年度评选。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日前公布了2005年度十佳好书，5本小说和5本非文学类作品入选。
在入选的5本小说中，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最引人注目。该书英文译本于2005年年初上市，一本翻译小说能挤入当年十佳好书，颇为难能可贵；其余4本小说是：29岁的文坛新秀女作家科蒂丝·希顿费尔的《寄宿学校》；英国新生代女作家莎迪·史密斯的《论美》；美国女作家玛丽·盖茨科尔的《维洛妮卡》；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
在5本非文学类作品中，乔纳森·哈尔的以真实的寻找失踪名画为题材的《遗失的名画》，《纽约客》杂志记者乔治·佩克以伊拉克战争为背景创作的《暗杀团道口》；大学教授托尼·朱迪特的《二战后的欧洲史》，夫妻档艺术评论家马克·斯蒂文斯、安娜琳·斯乃合著的《德库宁传》和女作家琼·迪蒂安的《充满奇思异想的一年》入选。
英国：女招待写小说入围惠特布赖特文学奖
一位从南非到英国伦敦谋生才4年的餐馆女招待创作的小说近日出版，已入围英国著名的文学大奖惠特布赖特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奖，如果胜出，她有望同创作过《撒旦诗篇》的著名作家拉什迪等人较量。
现年33岁的拉科尔·扎朵克原来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攻读平面设计。4年前，她从南非来到伦敦，靠做女招待谋生，并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她的处女作小说《水精》以一个儿童的视角描写历史上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盛行时期的农村生活。此书由英国一家大出版商出版后，佳评如潮，并获得了惠特布赖特文学奖评审的赞誉：“该书从小处而言，是描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家庭；从大处来看，反映了一个动荡中的国家的情景。全书真实具体，引人入胜。”入围处女作长篇小说奖的另外4位作家都是学过文学创作的。惠特布赖特奖的另外4类作品是传记文学、诗歌、儿童文学和长篇小说，总共25名入围者中还有著名作家拉什迪。
郑渊洁发言“太脏”惹争议
“文学奖就像痔疮，每个肛门迟早都会得到。但是我当了这么多年作家没有得过什么文学奖，倒是痔疮我得了。”近日，郑渊洁在某个颁奖会的发言中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此外他还频频用及“小姐”、“遗精”等字眼。因此他的发言引起广泛的争议。有人指责他口带脏话，语言不检点，造成了“公共场合的黄流”，并进而对他童话作家的身份表示质疑。但也有人认为，对郑渊洁的指责有些小题大作，因为郑渊洁的此番言论表达了对道貌岸然的成人心态、不合理的教育方式等内容的批判。
2005年科学文化类书籍的阅读回顾
读这些科学家的传记，不只是因为这些趣事为阅读平添了乐趣，还因为通过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使读者得以窥见宇宙运作的方式以及人类心智接近这些奥秘的过程。
人类天生就是一个爱猜谜的生灵，在我看来，科学类读物比《达·芬奇的密码》之类的畅销读物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中的密码因由自然造化而成，故还令人生出敬畏之情。
日前有机会与所谓的白领人士聊天，问他们平时是否读书，主要读些什么书。答曰主要读实用类的书，偶尔还会读些历史书。不用追问，科学方面的书籍显然不会在他们的阅读视野之内，而他们的学历大多还是理工科背景。是科学高深得令人望而生畏？还是枯燥得令人生厌？不由得想起《达·芬奇密码》一书的畅销，笔者也是一口气读完全书，掩卷沉思，却分明从书中主人公的身上读到了西方科学家的典型气质，那就是对宇宙间的奥秘充满好奇，于是，对谜底的破译随即成为他们人生的乐趣所在。近读费恩曼的传记《迷人的科学风采》(约翰·格里宾、玛丽·格里宾著，江向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对此的体会尤为深刻。费恩曼被公认为是20世纪物理学界的奇才。
其实费恩曼的天性就是爱开玩笑爱冒险，他之所以被物理学所吸引，乃因物理学满足了他对这一天性的追求。费恩曼有个妹妹琼，在她4岁那年的半夜，被13岁的哥哥叫醒，于是，她有幸见到了北极光。自那以后，她无法忘记极光的魅力，在得到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她对费恩曼提出了这一要求：把整个宇宙一分为二，只要哥哥同意不研究极光，那她可以把所有的事都留给费恩曼去研究。费恩曼一生都恪守了这一承诺，这就是说，除了极光之外，他对所有的事都充满探究之欲。小至邻居家的坏收音机，大至量子力学的基本性质，他都饶有兴致地穷追不舍。他为公众所乐道的最后一件杰作就是对“挑战者”号失事原因的揭秘，只用一把夹钳、一块O型圈橡胶和一瓶冰水，他就演示了航天飞机的失事原因：问题就出在O型圈橡胶在零度以下的弹性失效，从而导致飞船的密封性能受到影响。顺便提及，就费恩曼本人的志趣而言，他对飞船项目并不热衷，这是因为他认为，尽管每次这样的起飞看来都带着重要的科学使命，却从未见过来自它的任何结果在一些主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对科学之外的东西，费恩曼同样津津乐道，小至为乐队打鼓，大至破译玛雅文字，他玩来也都得心应手。就连他对死亡的态度也如此别具一格，在因癌症而动手术之前，他要求医生若康复无望，则不要被麻醉，因为他要清醒地“看到离去时的状况”。
事实上，所有在科学上取得骄人业绩的科学家，全都有着费恩曼这般的对自然之谜的狂热兴趣。古多尔，一位娇小的英国女子，却在非洲终日与黑猩猩为伴，正是她首先发现黑猩猩也能使用工具，从而推翻只有人类才能使用工具的定义。她对黑猩猩行为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己的镜子。对于古多尔来说，她的天性就是热爱动物，她的自传《古多尔的精神之旅》，(简·古多尔，菲利普·伯曼著，祁阿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版)对此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还有一位女性科学家霍奇金，她的芳名也许较少为人所知，尽管她也是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她一生的工作就是与各种各样的晶体打交道。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迷上了晶体，那是在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教同学们用明矾和硫酸铜溶液来生成晶体。在此后的几天里，她们瞧着溶液慢慢蒸发，晶体逐渐显现，像珠宝一样有着许多切面，璀灿闪光，她被迷住了，“我这一生为化学和晶体所俘获，”这是她后来写的话，见于《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乔治娜·费里著，王艳红、杜磊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读这些科学家的传记，不只是因为这些趣事为阅读平添了乐趣，还因为通过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使读者得以窥见宇宙运作的方式以及人类心智接近这些奥秘的过程。人类天生就是一个爱猜谜的生灵，在我看来，科学类读物比《达·芬奇密码》之类的畅销读物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中的密码因由自然造化而成，故还令人生出敬畏之情。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得不提及，那就是阅读中国科学家的传记，却令人生出更多的苦涩之情，不由得为中国科学的坎坷艰辛而扼腕叹息，《不该遗忘的胡先》(胡宗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就是一例，封面上引用的一句话：“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也许该题词意欲突出传主的重要地位，但它恰恰暗示了中国科学家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但我还是想强调该书的可读性，不仅在其史料丰富，还在从中读出的另一味道有助于提醒我们，保持科学的纯正风味是多么重要。
另一门重要的学科分子生物学是近年来的后起之秀。在《听基因讲祖先的故事》(长谷川政美、任文伟、杨莉琴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中我们得知，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与人类的关系要比它们与亚洲的猩猩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几乎意味着黑猩猩更像“人”而不是更像“猩猩”。这一结论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还有更惊人的，那就是若是追溯现代人的母系遗传，将追踪到一个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借用《圣经》的说法，她被象征性地称为“线粒体夏娃”，是所有女性、亦即人类的共同祖先。这一结论再次颠覆了传统的看法，它意味着：我们的直接祖先是来自非洲的原始人类，而更古老的北京猿人则不是我们的直接祖先，它们仅是我们的旁亲，在进化的途中灭绝了。当然这一说法遭到中国考古人类学家的反对。关于基因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它们直接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林肯的DNA——以及遗传学上的其他冒险》对此就有生动的介绍，本书的作者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又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花了七年时间终于成为一名内科住院医师，他的志向就是要把法律与其他专业结合起来，而选择遗传学作为切入点，正是作者的明智之举。鉴于遗传学正在日益走近寻常百姓家，由此惹出的官司可谓精彩纷呈，在这些官司中，作者常常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充当其中的证人，这样新鲜出炉的内容读后自然令人大开眼界。
在提及科学人文类的读物时总有一种遗憾，那就是来自中国学者的有趣读物实在乏善可陈。但新近出版的《数学逍遥游》(陈克艰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8月版)却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想来数学该是多么高深的学问，数学难题曾吓倒多少不谙解题的学生，甚至包括钱钟书。但在作者的笔下，似无人间烟味的数字、公式却个个鲜活生动，比如，以流水的平缓和急促来比喻函数在某一点上的变化趋势，这就是“斜率”。由此表明，抽象的数学本有来自生活的体验。但有时这种直接的生活体验却也会误事，如非欧几何的难产，原因就在于常识和经验上的直觉，使人们无法摆脱“平面上过直线外一点只能作一条平行线”的设想，这正
是欧氏公理的先入之见，以至人们花费了二千多年的时间才冲破“井底之蛙”的局限，得以进入非欧几何的境界。
科学总在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有趣的境界，所以读科学书籍，正可谓科学逍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