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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DH·劳伦斯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英国解禁50周年。相较当初，世风大变，有心人看到，性描写在英国严肃文学中已近绝灭，原因不在作家们害怕被指低俗而遭禁书，而是由于他们恐惧读者和评家嘲弄的笑声。

前任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申（AndrewMotion）负责为今年的布克奖甄别初评作品，通读入围的138部小说之后，他宣布，英国和英联邦作家们已经无人乐于写性，相反，许多人改写嗑药，似要以此作为性的替代。

蒂姆·亚当斯（TimAdams）在8月1日出版的《观察家报》上撰文，认为莫先生一语中的。他回顾1960年伦敦老卑利街中央刑庭的查太莱夫人诲淫案大审，再度确信此书之解禁实乃英国文学自决和出版自由史上生死攸关的大事。第二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便以200万册的销量超越了圣经，足以反映群众对它的喜闻乐见。然而时至今日，人民趣味不减，作家们却日渐退缩，似要将50年前得来不易的自由拱手交还。更可怕的是，法官、警察和教会合组而成昔日的审查大剪，但作家们今日纷纷举刀自宫。

根据亚当斯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仍属个体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今日之性已无革命意义，徒然沦入全球商业文化和娱乐产业，借助各种高科技手段，为色情文艺的商品化效命。《文学评论》杂志似乎准确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于1993年推出“最差性描写奖”，每年颁发，包括汤姆·沃尔夫（2004获奖）、诺曼·梅勒（2007）和乔纳森·利特尔（2009）等多位名家不幸成为该奖得主，其性描写被好事之众媒体摘取，广曝于世，文学于是成了段子，仅供人民茶余取乐，而作家们只落得个满耳坏笑，满身口水：嘿嘿，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是那样写性的。

作家们害怕嘲笑吗？我们可以毫不敏感地说，是的。在中国，这一革命任务几乎从来与文学无关，它以非文学的其他隐秘途径完成。举两个最近的例子，智利早夭作家罗伯托·波拉尼奥描写革命年代的天才之作《荒野侦探》在中国出版时，性描写多有删润，书面的文学软词入替了原作的市井俗语；苏童的《河岸》受到了英中两国评论界的相似非议，因为苏先生毫无必要地写了“太多的勃起”。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公开出版半个世纪后，一切都不再新鲜，性回归了性，性也只是性，性与人性、政治和自由撇清了关系。总之，革命已经结束，文学缴性投降。

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批评就是承认人的有限性，承认体制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完美，呈现了人性当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趋向。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前现代社会，君权神授，一切都是权力确定的，一切都由一个权威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当然也就没有正常批评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征式的内部谏诤，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独立批评。在中国，公共性的批评是伴随着近代媒体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议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来自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精神。一旦拥有报纸、刊物这些公共媒体，批评的范围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响社会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载体，批评直接诉诸公众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众自己来做判断。

【鲁迅与张季鸾，不同的批评模式】

虽然，晚清到民国，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权势集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批评空间始终没有中断过，由此产生了鲁迅与张季鸾所代表的不同批评模式。

自“五四”时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鲁迅在二十年间发表了大量杂文，展开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阴暗、不公、不义现象都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与许多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和个人进行笔战，以其文学天才和洞察社会的眼睛，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开创了一种独有的文体，成为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一个批评样式，受到许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后，杂文在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繁荣，产生了几代杂文家，邓拓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就是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难能可贵的批评，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杂文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鲁迅就说过，“类似小草在石头下弯曲的生长”。

与文学出发的鲁迅不同，毕生从事新闻业的张季鸾，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年（1926—1941）通过民间报纸《大公报》发表的社评，对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对许多公众人物都做过批评，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的一个批评典范。包括最后视他为“国士”、对他极为尊重的蒋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评对象。虽然他自称那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字，早晨还有人读，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复一日的批评文字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也赢得了各方的敬意。

鲁迅和张季鸾，奠定了批评中的杂文传统和时评传统。在整个言论史上，我们还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启超、邵飘萍、邹韬奋、储安平等人所代表的传统）。他们的不同表达方式，都丰富了批评的传统，共同营造了20世纪前半叶千姿百态的批评空间。今天看来，时评传统无疑更为可贵（鲁迅的传统另有他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也是我们更为陌生一些的批评模式，包括胡适、傅斯年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大致上都属于这个传统，他们成为《大公报》“星期论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们珍视批评的权利，而不滥用这一权利。对于和他们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妥协，但是他们总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对自己栖身的土地，他们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眷恋，对权力却始终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评，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他们批评的出发点常常是建设性的，是为了改善、改进，而不是为了打倒什么，取代什么。胡适反复告诫以真姓名说负责任的话，和张季鸾他们基于无私、无我而确立的《大公报》社评不署名的原则，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里却是相通的。

【批评的独立性、开放性、超越性】

概而言之，由他们创造的批评传统具有下面这些相似的特点。首先是独立性，如果失去了独立性，站在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一面，为某种特定的利益说话，这样的批评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说，相对的独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评的前提。只要是独立的批评，坦荡无私的批评，哪怕是错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张季鸾、胡适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批评之所以获得读者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站在民间的独立立场，是以无党无偏之身关心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

其次是批评的开放性。批评当然不是一言九鼎、一锤定音，不是绝对正确，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顶一万句，批评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评本身必须接受而且要经得起批评，被批评对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阐明各自的理由，表达各自的看法，然后由公众作出评判。相反，不允许批评，先验地确定某种观点是天然正确的，是真理的化身，人们只能无条件接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我们仍然要为批评的权利辩护，换句话说，没有人、没有一种力量具有批评的豁免权。

第三，批评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诽谤，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仅要避免狭隘的个人恩怨，同时要避免因为不同价值立场而做出简单的评判，更不能滥用批评的权利，借批评来谋取利益。林白水是一位著名报人，曾经主办过《社会日报》等报纸，1926年因言获罪，遭军阀张宗昌枪决，成为言论史上的烈士，他的死固然可以证明那个时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与他同时代、有不同倾向的报业同行对他利用手中媒体向官僚、政客要价、勒索的行为也有看法，龚德柏回忆录甚至认为军阀杀他恰好成就了他的美名。本来与他合作办报的胡政之，认为他这样做早晚要出事，与他分道扬镳。同是1926年殉难的邵飘萍自办《京报》时的一些做法，包括收过一些军阀的钱，以及与冯玉祥的关系太密切、卷入郭松龄倒奉事件等，也颇招人非议。在肯定邵飘萍、林白水为新闻自由殉身的同时，其实我们也不必避讳他们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超越性不够。批评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线，立足于事实，更要超越于现实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评很可能会走样乃至变质。

【批评语言】

同为报人出身的陈布雷在悼念老友张季鸾时，推许他“眼光四射，论旨周匝，从不作漫骂之文，亦无敷衍之作”。由张季鸾所开创的老《大公报》批评传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为健全的批评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批评语言，其特点不同于早期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汪洋恣肆，不同于陈独秀那种断不容对手有商量讨论之余地的霸气，更不同于鲁迅冷峻深刻的嘲讽笔法，而接近于胡适那种浅白、温和、得寸进寸的文风。不谩骂，不冷嘲，不讥讽，而是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态度，堂堂正正、直截了当地直面问题。

对于这种批评语言的特色，张季鸾做过一个很好的概括，他曾对继他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说过写评论的秘诀，就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在受到张季鸾直接影响的王芸生、徐铸成、许君远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批评语言的某些影子。

我以为，张季鸾式的批评语言，更多地强调善意、诚意，尽可能地避免情绪化和狭隘的偏见，防止幽暗心理、仇恨意识毒化正常的公共批评。这样的批评哪怕最尖锐，被批评者也容易倾听，尽管不一定接受。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钝拙之笔。老实说，难得的并不是锋利和尖锐，而是忠厚和钝拙。

一种充满善意、诚意和负责任的批评语言，可以铸造出一种健康的批评风气，最大限度地体现批评重塑社会的可能性。民间报纸《大公报》成为引领当年舆论导向的重要媒体，其影响远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之上，蒋介石自称每天先翻《大公报》，张季鸾的评论是必读的，在他手里成熟的批评语言和稳健的批评风格，无疑拓宽了那个时代的批评空间。

语言确乎是有力量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之前，哈维尔获得德国书商协会所颁发的和平奖，他在题为《说文解字》的书面演说词中强调语言是万物之始，语言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我们才成为人类。语言具有改变历史的力量，语言能在黑暗的王国中，发挥光芒的力量。同样地，语言也能成为夺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个社会，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成为主流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和向度。同样，有什么样的批评语言，基本上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批评状态。无须讳言，我们眼下的批评状态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种可以成为时代标杆的批评语言也尚未形成，这不是证明我们批评空间太大了，而恰恰证明批评空间的不足，批评还没有成为我们每日的生命，媒体的批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健全的批评空间还有待媒体、公民和社会各个阶层去共同拓展。

【重建批评之道】

鲁迅曾说自己不喜欢做皇帝，原因之一，做了皇帝，只能听见一片“Yes”声，再也听不见有人说“No”了，很没意思。（大意如此）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就是要允许批评，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评在内。这一点，就连实际上容不得批评的斯大林也明白，他曾说过，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确性，就应当欢迎；如果要求批评者百分之百正确，那就没有自下而上的批评了！

任何对于批评的压制，无论来自哪一种力量，都是无法接受的。最近在一位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1953年，一位曾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因为压制一位专科学生的批评，被中共中央发现，给了他留党察看和撤销部长职务的处分，并立即通报全国，宣布“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

一个处处压制批评，乃至完全不允许批评的社会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怜的，那里最终将剩下一种声音，到处是对强者、对权势的赞美、膜拜和谄媚，100%的同意，没有不同的意见，排除了任何批评的可能性。这样的社会不再有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将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动力。

批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批评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无批评，即无文明。一个有利于批评的环境，或者说一个健康的批评空间，首先有赖于制度的建设，不仅以法律来确立包括公民、媒体在内的批评权利，而且保障这个权利不打折扣地在现实中实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评也能畅通无阻。在这样的环境中，社会才有可能逐渐培育起一种良性的批评风气，人们在行使批评权利的时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滥，坚持一种负责任的心态。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

上个世纪前半叶，张季鸾们建立的批评之道，不仅为新闻从业者，也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出色的榜样，可惜这个传统曾经断裂，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熟悉的要么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么是“文革”式的大批判，那都不是真正的批评，无助于一个批评空间的建立。重建阳光下的批评之道，就是回归张季鸾的传统，回到他一生致力的那种批评语言，而不是杂文式的嘲讽。

2010年8月18日天目山下

尽管孔子曾经说“有教无类”，表达了足够人性化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也不难找到以人的充分发育成长为目标的教育理念，找到开放性的教育尝试，但是，不得不承认，体制内的古代教育，很难不是一种服务于当局者具体功利目标和政治需要的工具性教育，特别是宋以后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科举作为文官选拔制度，足以示范于古代世界，它的含义和意义，自然也远不是“教育”可以范围的，但我们不必把围绕《四书五经》的科举教育，想象成“人文主义”的），并不是一种以辅成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教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教育最核心的理念和理想，因此，如果没有启蒙的洗礼，没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正确认知，文化和制度又不能辅成这种认知，教育就很难不盘桓在历史的阴影之下。

事情也确实如此，中国当代教育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考试”从一种手段演变成了目的，而且几乎演变成为新的“科举”，让人不免触目惊心。

两件事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第一，这些年来，无论初中、高中，都会有不少家长租房子陪读陪考，升学考试时，还会有更多家长备着提神补脑的灵丹妙药，在宾馆开房子，送考助考。第二，近年来，所有的书店几乎都变成了教材教辅书店，包括大学用书，考研用书，公务员考试用书。分数至上，一切都是为了应试，孩子的前程，家长的脸面，均在考试一举。一考定终身，考试近乎赌博，尤其是高考。即使社会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为“大学生”“研究生”提供尽如人意的“终身”前程，人们仍然乐此不疲，以至，读了本科不行，那就考研，读了硕士不行，那就考博。相应地，所有的学校也以升级为重点，升级成本科学校，成有硕士点、博士点的学校为目标，为此上下动员，全力以赴，不惜弄虚作假，乌烟瘴气。

然而，一个社会的美好并不是高学历可以解决的，一个人的幸福也不是因为学历高低一元性地决定的。而且，学历和文凭未必等于文化水平，何况考试？说句笑话，“神仙都怕考试”，一个文盲也可以把博士“烤糊”。很遗憾，应试消耗了我们太多的心力，这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是无形而巨大的，而且，淘汰性质的考试，让大部分年轻人充满失败和绝望，因为优胜者永远只会是个别人，一部分人，而且，这一次考试的优胜也不能保证下一次考试不失败，于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失败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力争上游中充满失败感，充满委屈、怨愤和不平，教育成为讽刺性的“挫折教育”。

湖南教育台曾经播放过一个专题节目，显然是作为好的教育方式的示范：某小学，举行孩子、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互相真情告白，以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教室里家长、孩子、老师哭成一片。一位孩子考试成绩不好，大家一起找原因，孩子哭着说：“妈妈在家打麻将，无法学习。”妈妈于是哭着许诺：“妈妈不打麻将了，那么，你这个学期的成绩要进前十五名”，孩子哭着点头答应。另一位沉默的学生，老师当着家长的面指出：“这个孩子，就是太固执，你喜欢打篮球，为什么不把打篮球的劲用在学习上？”这样的节目所暗示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大可商榷。对于一个小学生，什么是“前十五名”？什么是“太固执”？。

几年前，我在一个职校作演讲，受众就是那些高考不尽人意而勉强读职校的学生，用个不太恰当的词，放眼望去，台下真是“哀鸿遍野”，你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他们普遍的失败感和深渊般的绝望，首先就得唤醒他们基本的自信和自我认同，情形令人酸楚。其实，人的智力和能力是多元的，教育必须辅成这种多元，而不是把多元弄成了单一。因此，任何考试和测验其实都只能是权宜性的，包括高考，而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价值观，却让孩子们以为，中考、高考就是对于他们全部智能和未来前途的测验。

问题是，有一些考试内容，完全没有意义，纯粹是一种记忆力测验，甚至是错误的记忆力测验，就譬如今年湖南高考的“文综题”，我那天不经意之间在《潇湘晨报》某一页的左上角看到，选择题之30：“19世纪中期，许多与西学相关的‘日本新词’来自中国。而在20世纪初年，大量与西学相关的‘日本新词’，如劳动、方针、政策、理论等迅速传入中国。出现这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A、中国留学日本人数增多。B、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C、日本明治维新成效显著。D、日本先于中国接触西学。”标准答案是C.可以这样“单选”吗？什么算是“决定性因素”呢？同一大题的27、28、31小题，都有类似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选择的问题，而是为了命题而勉强设计的问题。因为一切为了应试，考试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炙手可热的“技术”行当，考试高手被称为“状元”，考试通过律高的学校被称为“状元的摇篮”，善于辅导考试的人成为“名师”，考试成为一个捉迷藏一样的游戏，命题者绞尽脑汁，猜题者脑汁绞尽。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考试？重视排名？为什么我们会把原本应该目标多元、层次多样的教育，弄成了“独木桥”？

说到底，仍然是一个与传统，与体制有关的文化问题，与政府在资源上的绝对垄断性有关的问题。获得高学历、高名分、高规格的目的，不论个人，还是作为单位的学校，无非是让自己在事关利益的排名中处于优位，以便在政府垄断的“占有性”的资源分配中，获得超胜，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奔走在这一“争先恐后”的强迫性的“竞技场”，唯恐自己的手伸得不够长，唯恐自己的腿脚不够勤快，唯恐自己“输在起跑线上”。

简单地看，中国当代教育的问题，其实就是家长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很大，从观念、习惯到作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缺乏性”的状态，从古至今，一部分人的满足，常常意味着对于另一部分人的剥夺，一部分人的“晋级”，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淘汰”。或许，我们还习惯了这种被“淘汰”的命运，相信这种“淘汰”的永恒，于是，在这种“淘汰”中取得个人的优胜，成为“人上人”，就变成了我们奋斗的动力和成功的标志。常常是这样，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就看他拥有多少别人不可企及的“能耐”和特权，这才有“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也就是“成王败寇”的另一种说法吧）逻辑。

我总感觉，我们这些家长所有的努力和目标，就是让孩子不做普通人，而创造机会做有“特权”的人，让自己的孩子不付出太多劳动就可以“锦衣玉食”，就可以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而不是告诉孩子，劳动、付出、承担责任有多麽幸福、多麽快乐，不是让孩子去充分地体验原本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意义是通过承担责任来获得的，有产者的子女教育，最大的问题往往就是如何让孩子找到目标和意义，为什么我们这里有“富不过三代”的谚语？我想，简单地说，要么是你“为富不仁”，而你所处的社会不能容忍你的“不义之富”，要么是你不具备把“富裕”延续下去的基本动力、教养和文明。

罗素在他的自传中说，人的本性中有两种可以唤起的冲动：“创造性冲动”与“占有性冲动”，前者是教育应该达到的目标，后者则通常是战争的动力。我们需要强化前者而弱化后者，教育一定要辅成人作为生物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有机因子的多样性，作为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体的多样性，而不是相反。社会生活的丰富健康有赖于人的个性及其价值理想的多元。只有出自“个性”的兴趣，才可能支撑一个人走远，也只有出自不同个性的多元文化，才能支撑一个群体保持长久的活力和生命力。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社会主义的梦想就是一个群体的梦想，突出强调的是：群体的自由，群体的公正，群体的利益。在专制社会，群体的自由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群体的公正以法律的规定为条件，群体的利益成为侵害个人利益的理由，总而言之，为了群体的生存而必须专制。在民主社会，为了是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一样要以牺牲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为代价。比如，为了一个未知的事件，一个未知的未来，要求公民接受搜身，接受检查，又比如，税负的最大化。
 
社会主义的梦想一定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梦想为代价，而最初建立群体时的美好愿望，成为永远无法兑现得承诺。在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与群体自由、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总是在法律的淫威下让位于群体利益。专制条件下尤其如此，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经济自由。一切个人自由都让位于统治者的意愿，让位于统治者的无限自由。

个人自由是一切合理存在的基础，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不会有群体自由，所谓的群体自由不过是一个欺世盗名的谎言，来愚弄、奴役被统治者。
 
群体自由，群体公正，群体利益之所以顺利的实施，源自于两点，其一，源自于人的美好，善良的愿望。现实中的人们相信存在一定有其理由，这个理由一定是为了更多的人。人与人之所以能够相聚在一起绝不是为了相互争斗，相互杀戮，而是为了更好的享受人生。动物群居是为了更有效的获取食物，人类的群居是为了更有质量的生活。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必要的依附，必要的相互依存，必要的让渡一些无关紧要的个人自由就是天经地义的了，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能力只有在无限的群体中得到补充。其二，源自于一个未知。就是说，群体假定了一个美好的憧憬，人类的未来一定在不断的进步中趋于完美。现实的一切不尽如人意，都是可以改变的，为了这种改变，，个人要牺牲暂时的自由，暂时的公正，暂时的利益，甚至于个体的生命。素质低就不要急于实现民主，高福利就要高税负，企业改制劳动者要下岗，贪污可以作为原罪不予追究。一切获取都要付出，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为了群体的最大利益，个人的付出就是必然的。
 
一个未知的承诺成为主宰者永恒不变的“理”，，就是这个理。在现实的侵害着无数个个体，牺牲着无数个鲜活生命，可是，一切付出并没有换来美好的回报，美好依旧遥遥无期，历史无情的在嘲弄着善良与智慧，无情的证明着：牺牲个人自由不会必然的带给群体自由，公正、与利益，这份美好愿望换来的是鸡飞蛋打还成就了一些人的一番霸业与野心。
 
一切现实的存在均有其理由，但这个理由未必是善意的，合理的，自然的，人与人的相聚是为了彼此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为了相助。为了群体而牺牲个人自由是最愚蠢的行为，也是最无理要求，因为，一旦失去个人自由，一切就再也没有了任何保障。没有个人自由，民主是什么意义上的？只有先有了个人自由才会有民主保护的问题，自由与民主不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是因果关系，自由是因，民主是果，且这种因果关系不可以颠倒。
 
社会主义是个梦想，与其它梦想一样，实现梦想需要条件，条件是，现实性，可能性，确定性。现实的社会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纳？显然没有，东欧“社会主义”的一夜垮台与现存“社会主义”的无数诟病，都在证实着它的虚伪与没落。实际上，它根本没有真实的存在过，原苏联没有，东欧没有，中国没有，有的只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却干着专制、奴役的勾当，统治者永远只是少数人，少数人统治着多数人，让多数人满足统治者的自由、公正、利益。有人会说：“瑞典等北欧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是现实存在，怎么能说，社会主义没有真实的存在？”我的答复是：看来我们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上有些认识的差异。我的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追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而非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我曾质疑过个人利益最大化，但这并不影响我同时也可以质疑群体利益最大化），群体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制度上鼓噪更多的国家干预与国有化。个人自由包括三个方面，政治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国家干预与国有化无疑限制了个人的经济自由，而居高不下的赋税，是对个人资产的公开掠夺。所以，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现实的存在，所谓的存在要么是专制，要么是虚伪的。
 
那么社会主义在未来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回答也是否定的：没有这种可能。原因在于：所谓的群体自由、群体公正、群体利益只能是机会意义上的，机会意义一般只具有理论意义或法律意义，不具有现实可能。在理论上和法律上，人的机会都是相同的。但是，现实却不会允许这种相同，这倒不是现实的无理，而是源于个人之间的差异。人天生就是不同的，相同的机会也不会有相同的能力把握，这样，即便机会相同，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只要结果是不同的，就一定不会得到群体的共同赞赏。为此，机会的相同不必然产生结果的相同，结果的不同就不会有共同认可的自由，共同认可的公正，共同认可的利益可言。而没有群体的共同认可还是社会主义吗？或者说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一样是个乌托邦，只存在人的精神世界，只存在人的完美设计中。
 
没有现实的依托，没有未来的可能，确定性无从谈起。唯一确定的是现实，现实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证明着：群体性的自由，公正，利益永远无法保障。
 
永远无法实现却永远执意追索，这有些令人费解。我以为这种人类行为源于以下原因，其一，信仰的作用，其二，真理的作用，其三，谎言的作用，其四，善良的天性。信仰总相信所信仰的东西会实现，不考虑现实的可能，真理总相信真理的无比威力，必然会战胜谬误，善良的人性总相信，别人都会像自己一样，全然不理会岁月流淌，世态炎凉。谎言不失时机的以信仰的面目，以真理的面目，愚弄着善良的天性，这种长期的愚弄，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执着就一定会有所收获。执着的追索令人感动，令人敬佩，令人亢奋，然而，执着于谎言就荒废了自己的美丽年华。
 
个人自由与个人利益永远是衡量群体自由和群体利益的尺度，在多数人（言外之意的少数人是指统治者）的个人自由、个人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状况下，群体自由，群体利益就是谎言。个人自由是一切梦想的开始，也使一切梦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社会主义的梦想摒弃了个人梦想，这种摒弃也就注定了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的可能。
 
其实，人们从来就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而仅仅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之下。
 
2010年8月10日

在香港电影《方世玉》中，有一个黑帮头子雷老虎，最喜欢说的口头禅就是“以德服人”。很多香港电影都不自觉地成了中国大陆现实生活的隐喻：作为“今上”的胡锦涛虽然“略输文采”，不若“贤相”温家宝那样喜欢引经据典，却也满口“以德治国”，仿佛自己最具“圣德”一般。即便胡锦涛未必如毛太祖那样读得懂那些横放的线装书，但还是能够炮制出几个类似于“八荣八耻”和“反三俗”之类的“雅俗共赏”的口号来。

国学院变成官学院

北大近日高调宣布，在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和高等人文研究院之后，又成立儒学研究院。八十三岁高龄的资深教授汤一介出任院长。汤一介是民国时代的国学大师汤用彤的儿子，在八十年代曾经参与多份人权文件的签名活动，与妻子、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一起，在八九民运当中相当活跃。九十年代之后，汤一介颇为消沉，后来当官方扶持传统文化、国学、儒学的时候，大概耐不住晚年的寂寞，居然奋不顾身地参与其中。季羡林去世之后，汤一介大有跻身当代“商山四皓”之一的势头。

谁也料想不到，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儒学居然由小妾熬成了正室，开始取代马列主义的“核心”地位。北大儒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博对媒体表示，儒学要在当代社会发挥贡献作用，必须解决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包括“儒学与和谐社会”等。是的，如果这个课题研究成功，用儒学就能达致和谐社会，便可节省五千多亿的维稳经费，对国家的贡献将是何等巨大！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也表示，现在不少高校在开展儒商班，都是对企业家的培训，但这不够，儒家思想应该参与到加强干部培训的课程中去。是的，如果儒学可以熏陶出一批“富贵不能淫”的“儒官”来，如果儒学可以遏制官场“无官不贪”的怪现状，那么连纪委和反贪局等机构都可以撤销，更不必学习香港设置廉政公署。

这些学者的最高人生目标就是当上“国子监祭酒”，所以他们希望国学院不仅是让富豪来镀金、为大学捞大钱的“商学院”，更应当是“为官僚服务”的“官学院”。如今，物换星移，马列式微，儒家当立。然而，从马列到儒家，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北京当局只是换了一个招牌，骨子里依然是专制独裁的那一套把戏。既然马列的油彩逐渐褪去，扮相不再吸引人，那么儒家和国学的面具也可以借来用一下。

中共建政以来，儒学的命运如同过山车一般，忽上忽下，时而被打入地狱，时而被捧上云霄。砸孔庙、挖孔墓的，是共产党；耗费国家财政举办祭孔大典、在全球兴办孔子学院的，也是共产党。而儒学也与时俱进，过去为帝王将相服务，今天为共产党服务。主人换了，服务项目却没有变。于是，北大国学院和儒学院的教授们，身在未名湖，心在中南海，能够到南书房去值一夜班，便是一生中莫大的荣耀。

然而，即便叠床架屋地设置国学院和儒学院等机构，亦难以扭转北大学术水准的直线下降。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名列前茅，北大则跌出前十位，北大的论文援引数量更是只有七十四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抛弃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统，转而充当官的帮忙与帮闲，及商的帮忙与帮闲。倘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先贤地下有知，恐怕也要为之扼腕长叹吧。

与这场外强中干的国学热齐头并进，中宣部又开始“反三俗”了，好像他们自己是一群“雅士”似的。其实，真正该反的“三俗”，不是某个带有些痞气的江湖艺人，而是作为官学院的国学院中的教授、作为御用文人的余秋雨和王兆山之流，以及喜欢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胡锦涛们。

从“丧家犬”到“南书房行走”

在通常情况下，后发展国家在转型遇到困境的时候，便会迸发出一股反现代化、反西方文明的综合症，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的中国尤其是如此。从清末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再到今天在中共当局主导下声势浩大的祭孔、祭黄帝和炎帝等活动，其间的起承转合，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与坎坷。

毛太祖一生以批斗孔子为乐，既然他本人自诩为“伟大导师”，那么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师表”的孔夫子便注定了要被彻底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唆使北京师范大学两百多名红卫兵，在“摧毁孔家店”的旗帜下，由谭厚兰带领，来到山东曲阜孔庙。他们以暴力摧毁了六千多个文化古迹，焚毁了二千七百多卷古书，九百多卷字画和许多不同朝代的石碑。这些东西中有七十多件国宝级珍品和一千多本绝版书籍，损失无可挽回。

在老毛晚年，别出心裁地搞出一个“批林批孔”运动。跟孔子毫无关系的林彪元帅，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居然被塑造成孔夫子的孝子贤孙。为了批垮批臭已经丧生异邦的“亲密战友”，孔夫子不幸被拉来陪绑。而这场运动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真正的目标乃是敲打林彪集团被清洗之后替补此权力空缺的总理周恩来。

“六四”屠杀之后，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灰飞烟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成为过街老鼠，中共走投无路，转而向孔夫子顶礼膜拜。于是，孔子的牌位再度被请出来。所谓的“新儒家”们一夜之间成了香饽饽。昔日，海峡两岸儒学的泰山北斗，其表现皆相当不堪：此岸的冯友兰高声赞美毛皇帝和江娘娘，彼岸的钱穆则肉麻地吹捧蒋介石。今天，大陆“新儒家”又借尸还魂，偷窥到官家的眼色之后，要么上书恢复汉家衣冠、童子读经，要么呼吁抵制圣诞、拒绝西化，或者作封禅祭文，或者占卜算卦，一时间，好不热闹。

在这声势浩大的“国学热”中，不识时务的历史学者李零出版了《丧家狗》一书。因书名的“不敬”，该书遭到蒋庆、陈明等“新儒家”的围攻，多个“新儒家”网站也对作者展开上纲上线的大批判。这些精明的“捍卫中华文化的斗士”，清楚地知道什么可以批评，什么不可以批评。中共当局当然不可以批评，尽管他们曾经干下过砸孔庙、毁孔陵等大逆不道的恶行，但批评他们有风险，所以还是保持缄默为好；而李零当然可以批评，他不过是一名孤立无援的学者，居然敢对神圣的孔夫子妄加调侃？那还不将他五马分尸了！

这些所谓的“新儒家”们视西方文明和基督信仰为仇寇，却对中共当局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作所为不发一言，其欺软怕硬的文化专制主义面目昭然若揭。李零无辜地成了他们的箭垛。其实，以“丧家狗”为书名，并无羞辱孔老先生的意思。李零在《自序》里说，孔子很凄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顛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孔子是丧家犬，他的徒子徒孙们可不愿继续做丧家犬，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去给政治局成员讲课，当上“南书房行走”。其次，是成为余秋雨那样的被官府正式册封的“文化大师”，为盛世敲几下边鼓。再其次，是将儒学商品化和娱乐化，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卖个好价钱。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强势造星运动，一个连古文断句都断不开的“铁娘子”于丹，以宣讲《论语》而成为中国大陆第一畅销书的作者。身价百倍的于丹，俨然像影视明星一样，所到之处索要天价出场费，让一生凄凄惶惶、两袖清风的老祖宗也眼红不已。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胡锦涛的“八荣八耻”之说提出之后，神州大地，上至著名歌星，下至幼稚园中的孩童，都在传唱“八荣八耻歌”。胡党魁之“胡说八道”俨然又成为“句句是真理、字字是真理”的圣旨，处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村村“焚香净手、深入学习”。

山东青岛却上演了一出“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的好戏：前任党魁江泽民兴致勃勃赴崂山考察。说是考察，其实就是想找《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求仙问卦。专家们热衷迷信在党内和民间早已不是一个秘密，诸多和尚道长均是其亲密朋友。传说江泽民“毅然”辞去军委主席一职，是出于九华山圣富法师的建议。

我不知道那些匍匐于官府淫威之下的和尚道士究竟有何智慧可言？他们与江泽民之间的关系，如同当年的术士徐福与秦始皇之间的关系一样，乃是欺骗与被欺骗的关系。秦始皇直到一命呜呼之前，还在眼巴巴地等待着徐福为他寻回长生不老之药，他哪里知道徐福已经在美丽的日本列岛过上了快活胜神仙的日子。如果江泽民真有一丝敬虔之心，与其咨询国内那些察言观色的、“出家如同在家”的僧侣与术士，倒不如真心诚意地拜达香港的枢机主教陈日君为师，好好听陈主教宣讲“真理是什么”、“民主是什么”。

江泽民及其庞大的办公机构一旦出动，地方大员哪敢有丝毫怠慢。更何况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省委常委杜世成，乃是江系人马，还巴望着被江提拔为山东省委副书记。从青岛市区到崂山的一路上，原本挂满了“八荣八耻”的宣传标语。杜氏为了讨好江泽民，立即动用数千名干部与军警，一夜之间紧急将“八荣八耻”换成“三个代表”。果然，当江的车队经过这一地段时，江看到千树万树皆是“三个代表”，不禁开怀大笑。

千金买来老江之一笑。然而，杜书记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此一举动，被与之有隙的市长星夜汇报到胡锦涛办公室。中共党魁一向是“两手抓、两手硬”，不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乃是“枪杆子”与“笔杆子”。他们上台伊始一般先做两件事，一是册封一大群将军，二是由智囊炮制出一套理论来。邓有“猫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江有“三讲”和“三个代表”，胡则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八荣八耻”。已经大权在握的胡锦涛，哪能容忍“八荣八耻”被“三个代表”盖过？龙颜震怒之下，严令该书记停职反省。

不久，中纪委介入调查其腐败案件，杜世成津津乐道的“经营城市”的政绩，瞬间成为其腐败的根源。书记大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了头上的乌纱帽，并锒铛入狱。不知他在狱中会好好学习“八荣八耻”吗？

诗人徐晋如有诗云：“谁人肯唱自由颂，我党应矜德化成。”这一次，“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如同“张飞打岳飞，打得满天飞”。而沉默的老百姓又遭受了一次精神的强暴。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可见中共党魁思想的日渐贫乏与空疏。“三个代表”毕竟还有吸收资产阶级入党、拓展统治阶层的实际功效，而“八荣八耻”则空洞无物、沦为民众之笑柄。

虽然江胡二人均无希特勒和毛泽东的气魄及魅力，但好大喜功的性情却如出一辙。希特勒、毛泽东等独裁者认为，他们本人好斗的习性总能引让群众臣服，他们用不着说服听众，而只管征服听众，正如史家所云：“征服是暴君目标的重中之重。”然而，互联网时代的群众，已经不那么容易被欺骗和征服了。

 

谁的长睫拖着黄昏的惆怅
光阴在此久久停留
你的眸子里还否存留着那个倒影
阳苔上的露珠是谁的波纹
又如何承受起你的心颤
我挣扎过为你的流逝
用我的手指拽着你的嫣红
双目一万遍地被你熏至箔光点点
沉重的夏天的传说啊
源自那生灵的善的给予
就这样义无反顾地把爱铺张
让每一片绿韵都蓄满自由
而你走了 你这夏天的沉郁的吐诉
来不及的拥抱 还停留在
宇宙的子午线上
                                                
夏天里的一个瞬间
我站在你的月光幽静中发现
爱是无法磨灭的记忆
不灭的喑哑地徘徊的眸火啊
还能否透视到珍爱的回声
被绝吻的月光逃离了这颗星球
我嘴唇上的泪瀑依然湿润
夏天扇雨如帘的山谷里堆满了悲凄
为那美丽卷入的苦思
你我彼此改变
不知有多少人走过当年天象
还保留着巡礼的缄默
当幸福已经成为一种掠夺
深渊里我找不到安谧的魂灵
你的繁茂点缀着坠落的太阳
我的久久渴望的难道是真像的无语
 
夏天 我如何舍弃
夏天啊 我如何舍弃你

我纳闷：在一系列东欧国家和蒙古，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战胜了那里的极权专制20年之后的今天，怎么还有人坚称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然而，在中文世界，一直有不少人写文章在重复非暴力行动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这种观点。其中，陕西作家狄马那篇《甘地的限度》（国内和海外不少中文网站刊载）很有代表性。我们不妨从这篇文章谈起。

狄马在《甘地的限度》一文里断言：“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忍让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来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狄马说：“一个真正非暴力的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为号召的领袖，应当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如果明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却偏偏还要号召手无寸铁的人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抗暴政，那么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堂而皇之，我都会怀疑提倡背后的动机。”

我倒要问狄马，照你说，面对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的体制，手无寸铁的人民该怎么办呢？我想，狄马的回答会是——别反抗，顺从。

也许有人会说，不，狄马的意思是人民应该采取暴力的方式抗争。不对不对，这里不说的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吗？“手无寸铁的人民”怎么用暴力方式抗争呀？所以我认为狄马的回答只能是：别反抗，顺从。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美国学者乔纳森?席尔（Jonathan Schell）在为米奇尼克《狱中书简》（1986年）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阐述波兰人的非暴力思想的。席尔说：自从甘地通过非暴力行动领导印度获得独立以来，就有一个陈词滥调，说非暴力只有在一个象英国那样的议会民主国家时才能成功，而当反对一个极权政府时就会失败。可是，团结工会恰恰是非暴力的；团结工会的经验证明，非暴力行动，面对极权主义时不但不是没用的，而且被证明特别适合与其斗争。

那么，波兰人为什么不选择暴力而选择非暴力呢？席尔提醒我们，说波兰人自由地选择了非暴力而不是暴力,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波兰人本来是有机会用暴力推翻政府的，但是由于他们坚持非暴力的道德原则而拒绝这么做。不，不是这样的。米奇 尼克讲得很清楚：“在波兰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暴力能够帮助我们把苏联军队从波兰赶出去，或者剥夺共产党的权力。苏联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与之对抗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枪。”所以，席尔说：反对暴力的决定，与其说是由波兰人自己做出的，不如说是由历史条件做出的。波兰运动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决定放弃暴力，而在于其发现了和平手段也能给我们希望。

席尔进一步阐述道，从历史上看，暴力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终极力量——人们在最后的绝望的时刻，当所有的和平手段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才寻求最后的裁决者。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希望的武力是神圣的。”但是，当神圣的武力失败了的时候，人们相信，剩下的就只有沉默；或者是因为屈服，或者是因为死亡。席尔强调：在波兰，这一顺序似乎是相反的；暴力手段的无效——这种无效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所有这类的手段都没有得到尝试，甚至也不必尝试——导致了人们求助于非暴力手段。在传统的最终解决手段之外。发现了新的、和平的方法。

注意，这里有两种顺序。一种顺序是：我们要用和平的手段反抗暴政，但如果所有的和平手段都遭到失败，我们将被迫采用暴力的手段。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 它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我们原本就是拥有暴力手段的，只是此前一直没舍得用——真是这么回事吗？第二，如果暴力手段也打不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正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种顺序的问题，于是我们发现了第二种顺序。第二种顺序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有投降只有顺从，我们还可以从事非暴力的反抗。

考虑到席尔上面那些话写于1986年，当时，“苏东波”尚未发生，而纳粹德国是被盟军消灭的，极权统治还没有通过本国人民用非暴力行动击垮的先例，所谓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那种陈词滥调还多少显得有些依据；那么在今天，它早已被事实所否证。波兰、捷克等一系列东欧国家——还有蒙古——的共产党专制政权，就是被那里的人民用非暴力行动改变的。还要看到的是，在当年，象东德、阿尔巴尼亚、蒙古这些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改革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都远远比不上当时的中国。也就是说，它们都比当时的中国更接近于极权主义的理想形态。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成功的例证，我们怎么还能说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的国家呢？

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在他的著作里反复指出，那种把非暴力抗争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把非暴力行动看成纯粹的道德选择，抹杀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他强调非暴力行动和战争的相似之处，他强调的是战略、策略和技术。事实上，就连甘地也持类似观点。甘地和西方很多和平主义者不同。他本人选择非暴力固然有其宗教的动机，但是他并不认为非暴力行动只能建立在宗教运动之上。他强调，非暴力是一种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的明确的手段。

应当看到，非暴力行动决不仅仅是依赖于用道义感化统治者，也不仅仅是依赖于用理性说服统治者。众所周知，非暴力行动的效果绝对地与投入人数的多少成正比。一个人写信要求释放思想犯，这是一回事；一百万人联名要求释放思想犯，这就变成另一回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口号的道义性和合理性和前一种情况是一样的，但口号的力量却与前一种大不相同。如果仅仅是为了诉诸统治者的良心与理性，让一个人私下上书就行了，何必还劳神费力地去四处征集大家来签名呢？再比如罢工，一个人罢工是什么情况？一万个人罢工，一个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都罢工，甚至全国性大罢工，那又是什么情况？

和暴力抗争一样，非暴力抗争同样也是一种力量的显示和力量的较量。非暴力抗争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观念或观点，更重要的，它表达的是意志，一种活生生的、积极的、行动中的意志。如果说暴力抗争是借助于对统治者直接造成肉体伤害而迫使对方接受自己一方的意志的话，那么非暴力抗争则是借助于瓦解统治者的权力基础而同样达到迫使对方让步的目的。毕竟，权力是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边的关系。当被统治者用实际行动拒绝服从统治者时，统治者的权力就不复存在了。因而非暴力抗争同样是具有强制性的。

需要提醒的是，军警抗命，乃至兵变，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力抗争并不冲突。因为所谓非暴力，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基恩?夏普讲过，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声势浩大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甚至发动兵变。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统治集团上层分裂，开明派战胜强硬派，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在专制统治集团中，总会有一些强硬派力主暴力镇压，之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会放弃使用暴力，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使用暴力，必将遭到更强大的暴力的有力阻止，所以知难而退了。

（接上期）

李和平被打后回到家，朋友们发现他的头发被抓掉许多，头皮一片片红肿，身上电击伤痕明显。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律师证、护照、移动硬盘、律师事务所门禁卡、手机卡、名片夹、笔记本电脑硬盘和一些案件资料等全被抢走，其中包括有关法轮功练习者曹东案的案卷。2006年5月曹东在北京与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会面，披露法轮功被不公正对待的情况，遭公安抓捕，后被法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5年。李和平受曹东妻子的委托为他辩护。

2009年9月30日，李和平在江天勇、李方平、黎雄兵等律师的帮助下，写了《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国》一文，将自己的遭遇公布出来。他写道，他对打他的人并不仇恨，他仍然爱包括打人者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李和平被绑架殴打的事披露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对华援助协会、维权网、中国和解智库等民间组织，艾晓明、冯正虎、小乔、滕彪、司马函等个人，都发文批评施暴者。此事的公开，使施暴者的恶行有所收敛，公然绑架、电棍殴打的事在北京明显减少了。

这一年，李和平还为江西乐平的黄志祥等4名无辜农民被当作杀人犯冤判死刑缓期执行案辩护。此案存在严重刑讯逼供，是一桩案件承办人有意构陷的假案。“我们对此案的承办，使那些做假案的办案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类似案件的发生。”

2008年是奥运年，李和平基本失去了自由。3月7日早上送孩子上学时，跟踪的警车甚至公然从车后猛撞他的车子，对李和平和孩子均造成身体伤害。但是这一年他还是参与了一些案子，主要是劳教制度方面的案子，还做了几个法轮功的案子——其中一个是在锦州，4个法轮功学员被抓，“完全就是栽赃陷害”；还有1个是在四川成都，他们打死了一个法轮功学员，此案有11个被告，当时仅北京就去了20多个律师；再有就是山东青岛的法轮功案。“这一年，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对法轮功案件的定性问题取得了很大突破。”

在2008年大案——杨佳案中，李和平受杨佳父亲和姨妈的委托，为杨佳提供法律服务。但是看守所不让会见，律师手续递到了二审法官手里，但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

这一年李和平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的民主奖。获奖者共7人，另外6人是张建红（力虹）、李柏光、滕彪、陈光诚、姚福信和胡石根。姚福信、胡石根和陈光诚都在狱中，滕彪护照被扣，仅李和平和李柏光成行到美国领奖，并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如果说见过布什总统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从那次回来之后，对我的‘包夹’级别提高了。”

同年，欧洲律师公会（CCBE）把欧洲律师人权奖（the European lawyer’s human rights price）颁发给李和平。欧州律师公会有70多万名律师，这是第一次将欧州律师人权奖颁给一个欧州以外的律师。欧洲方面通知李和平前去领奖，但他到海关即被拦回。《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活动也邀请李和平参加，他也是到海关被拦，无法成行。

2009年上半年，李和平又做了很多法轮功的案件，仅在吉林省就五六件。“在东北，从大兴安岭跑到小兴安岭，救出几位劳教所里的法轮功学员，也救出几位在学习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当时法轮功学员黄伟就被关在学习班，本来是要送进劳教所的，因黄伟身体状况太差，就关在学习班。我们到处找公安局和‘610’要人，黄伟就这样被我们要了出来。有法轮功学员印刷了大量的《九评共产党》小册子，很多人因此被抓，我们就从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角度为他们辩护。”这一年，李和平还参与了湖北华南教会案的辩护。

2009年5月31日，北京市司法局终于出手了，“他们就把我的律师证干掉了，名曰未通过考核。半年后，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也把我赶了出来。从2009年5月31日起，我就基本没做过案子了。南京新民党代主席郭泉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他母亲请我为郭泉博士辩护，因我未通过律师证考核，无法完成辩护责任，后来上海的斯伟江律师和江西的郭莲辉律师继续为郭泉辩护。在关于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众多辩护词中，斯伟江、郭莲辉制作并提交给法院的辩护词应该是一个具有最高水准的辩护词。我有幸为这篇辩护词的写作提供了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从仇恨社会到笃信改良

李和平的原籍是河南信阳罗山县，靠近湖北，属于大别山区，很闭塞，很贫穷。“直到上中学，我还以为初中就是学历的顶点，根本不知有高中，更不知有大学。父母都是农民，都很老实，老实得甚至经常受人欺负。父亲会针灸，做过村里赤脚医生。母亲不识字，但心地善良，通情达理。祖父做人正直，略通诗书，在家乡很受尊重，对我影响很大。”

读小学、初中、高中时，李和平都有差一点儿被学校开除的经历，主要原因是打架、违反校规之类。“那时我常常被拉出来亮相，点名挨批评。与此同时，也常常得到学校的表扬。总之，我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学生，挨过大批评，也得过大表扬，就这么一个人。”

李和平从小没少挨父亲打。“大人不让上树，我就上得比谁都高。不让游泳，我就游得比谁都远。”小时候他印象最深的感受是当农民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儿，可是手里永远是没钱，没钱，还是没钱。“别人都有钱，都过得好，为什么农民总是没钱，总要吃这么多苦？很压抑。这种压抑感主要来自生产队，动不动家里就来一大帮人催粮逼租交税。”

到县城读中学之后，李和平的视野更宽了，“更觉得农民就像被蒙住眼睛拉磨的驴子，牛马似的一生，活着有什么意义？只觉得没劲，心里很痛苦。可是具体该怎么办才能改变这一切，心里却一点概念也没有。那时在学校基本上没吃过肉。虽然学校也有卖，可以看见肉，自己却永远买不起，只能干看，吃不到嘴里。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状态。”李和平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因为上不起学，后来就都辍学了，家里就供他一人读书。高中时，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大病一场。

“我从中学期间开始记日记。现在再看那时写的日记，仍然觉得极为痛苦和压抑。由于长期内心压抑，对社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仇恨感，想报复社会，想制造轰动效应，引起官方对弱者、穷人的关注。以那时的心境，是真的敢做人体炸弹的。那时在学校里学的东西也都是教人仇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989年“六四”事件时，李和平正在读高中。“军队对和平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平民开枪，让我极为震惊，我开始独立思考，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中国农民这么穷？为什么城里人一出生就比农村人地位高？为什么我周围的一些亲人劳苦一生却无法解决温饱？人应不应该享受有尊严的生活？一个弱者受到欺凌，他应该用什么方式找回公正？越思考越困扰，越感到压抑。”

进入大学后，“我很喜欢去图书馆看书。有一句话，不太记得是谁说的了，影响了我，说在中国，没有治国的法律，只有统治的艺术。我当时就想，中国既然没有法律，那还学什么法律啊？以暴制暴、反抗有理的暴民思想，我一直是很严重的，更兼感觉学法律无用，在上大学时仍然感到很压抑。”

“暴民思想一直跟随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初期。随着工作进展，见闻开阔，特别是2000年来北京后书也读得越来越多，暴民思想才慢慢消散，才认识到通过制度和规则的改良，人与人之间本是可以和平共生的，是可以畅所欲言的。就算把自己当人体炸弹炸了，倒霉的还是无辜的群众，只会给社会添混乱，没有半点好处。以暴制暴的社会没有希望，于是便立志做一个改良派，开始琢磨怎样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改变这个社会，让它更公正公平。”

“当我意识到社会改良的作用大于暴力革命的作用之后，就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为社会改良尽一份力。我每做一个案件，最关注的是这个案子的制度意义是什么，它是由哪些利益冲突导致的，这些利益冲突背后有哪些价值存在着矛盾，它们之间如何平衡，等等。我希望通过做个案，提炼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则，促进制度改变，推动社会进步。

婚姻：从危机到蒙神保守

起初妻子对李和平做的事很恐惧，当年准备接手杨子立的案子时，她甚至在饭桌上跟在座的很多朋友说：“我先生为杨子立辩护，没准也要坐牢，将来我可能也跟路坤一样，到处找人营救丈夫，那时求你们就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吧。”李和平说：“那时我妻子很担心，做好托孤的准备呢。”

后来李和平受到越来越严密的警察监控，妻子也开始反对他做的事情。她首先要他离开方舟教会，说方舟教会都是这一类人，必须先从那里离开。第二，她要他必须放弃做这些维权的事情，否则离婚。“当时我想，一定要离那就离吧。价值观不同，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当时她已经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了，当她把她的困惑告诉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姊妹时，大家都说她这样做不对，不蒙上帝喜悦，她也就因此放弃了和我离婚的打算。”

“高智晟被逼迫得很厉害的那个时期，我与我太太发生过一次很厉害的冲突。有一次我回家跟太太说，高智晟全家这样受迫害，我很痛苦，简直感同身受。她竟然说‘活该’，她说他做这些都是为自己。我俩争吵得很激烈。我当时气极了，打了她一耳光。她也懵了，抓起包就往外跑。我当时对她丢了一句话：‘你就是跑到爪哇国我也不会去找你！’过了一会儿，她竟自己回来了，并且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当时有点想不通，她怎么会对我说对不起呢？她解释说，她出门后就听见一个声音，那是耶稣基督的声音，说：‘你觉得你委屈，你比我更委屈吗？’她说她用言语伤害我不对，但我打她也不对。如果我不改变，她也没办法，但是她要先改变自己。”

“这次冲突之后，她还是反对我做这些事。但她对我说，虽然她无法改变我，但是作为我的妻子，她愿和我一同承受。既然她这么体贴，作为丈夫，我当然要尽可能使她少受委屈，于是我与警察的冲突也温和多了。以前好几次和警察打架，衣服被撕破几件，后来我就收敛多了。”

与妻子的冲突也引发李和平的思考。“太太说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为公义而是为自己。我想，我做这些事是为公义不是为自己啊，她怎么会对我们这样一群人有这样的印象呢？太太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也很敏锐，也很有见地。既然她非说我们这群人不是为公义而是为自己，就一定有她的理由。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或者我们这个群体里的哪个人做得不好，以至于给她留下了这种印象？从2006年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脑海里盘绕。我不断问自己：我们这样做到底是为公义还是为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维权案例，的确有很大曝光度。这种曝光度也的确能给人带来一定的荣誉和知名度。那么面对这种荣誉或知名度，你应该怎么看待？你说你是为了公义，可是很多人因得着这些荣誉而变成自大狂，那么你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你口口声声说是为公义而战，最后变成为自己而战。”

这个问题困扰李和平好几年，最后还是《圣经》主祷文里那句话给他一个结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如果你把荣耀、公义、金钱都看成是上帝的，甚至你的所思所想也都是上帝的，这就都0K了。“我李和平是什么，什么也不是，我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不过是上帝创造的受造物而已。这样一想，我觉得一切都通畅了，不纠结了。当一个人认为这世间的金钱、地位、荣誉都是自己的，都是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智慧可以不择手段地取得的时候，那么此时这个人其实就已经像汽球一样被吹胀起来了。这种不断膨胀的自大心迟早会使自己爆炸。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都不是我的，那么我就做好神的管家就行了。这样一想，心态就变得很平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有时候我真的会沾沾自喜，觉得这个是我做的，那个是我做的，很多很多的赞誉，自己不自觉就飘飘然了，感觉我李和平还真不错呢。现在，终于脚挨着地了。”

李和平信主与他的一个大学同学的变化有关。2003年初，李和平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有一个聚会，他的这位同学也来与会。“此人给我的印象一直就是你永远进入不了他的心。他很冷漠。后来却发现他有了明显的变化，眼睛不再冷漠，充满热情，言语之间也有了情感，有了爱。他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开悟。这句话就是，他把《圣经》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改为‘信仰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原来他已经信主了。”

那时李和平与妻子的关系已到极限，可他浑然不觉。“是她一句话点醒了我。她说：‘李和平，每当我看见你取得一些成绩时，我就心如刀绞！’我说：‘这下坏了，就算是我的敌人看见我取得一些成绩也不至于心如刀绞吧，你是我老婆，看见我取得成绩不但不高兴还心如刀绞，那可坏了！’当时刚来北京不长时间，每天在外面跑，很辛苦，可以说每天在外拼杀得浑身鲜血，步履踉跄地推门进家，老婆却在门后朝我射出致命的一支暗箭，我就趔趄着倒下了，真的是苦不堪言！这是我当时真切的感受。”

这时李和平的这位同学就建议他去教会，说去了教会，家庭就好了。“我当时想：那好啊，这么好的事到哪里去找。回去我就跟太太说：咱们去教会吧。太太说：你别想用宗教鸦片来麻醉我，你怎么不去呢？我说：好，就这样吧，咱俩一起去。于是我们一起去教会。太太很快就被神的话语征服了，我呢，则一直跟牧师辩论。不久，太太受洗，我也去参加。礼仪结束时，牧师问还有谁愿意受洗，问了很多遍。当时我的内心很挣扎。最后，我想，孙中山、蒋介石、华盛顿都是基督徒，难道我比他们更聪明？不行，我也要当基督徒，迟信不如早信。就这样，我当时也受了洗。牧师说接受洗礼要有内心的感动，问我是站着还是跪着受洗。我回答说：我还没有特别的感动，所以我站着受洗。当天受洗的还有余杰、余杰的太太和王光泽的太太。受洗之后，内心确实有很大改变，我太太的改变尤其巨大。归主的确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福泽，虽然生活还像以前一样，可是幸福感却比以前多太多了。”

李和平在一篇回顾自己这些年维权历程的文章中说，他参与的许多案件都事关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律师的职业伦理等重大原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声援和支持。“我竭尽全力，运用法律和各种资源，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內，为正义、法治、人权作艰苦卓绝的战斗。我本人及中国其他人权律师的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国际上爱好和平、维护公平正义的人士和组织的持续关注，数目很多的媒体都对中国人权案件及做这些案件的人权律师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在他们的关注呼吁下，我们的境况才没有变得更坏。我相信，国际上爱好和平、维护正义人权的友好人士对我们人权律师处境的关注有助于我们开展工作，有助于我们个人环境的改善，也有助于激励更多的律师从事人权事业。这当然有利于中国成为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避免中国发生人权灾难，避免全世界被中国拖入灾难。这最终将有利于增进地球村的 文明进步，有利于增进地球村村民的尊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