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演讲，有听众问我，要到什么时候，你才会停止你的批评? 我说，要我停止批评不难，只要给我一个官当，我就自然停止。听众听完大笑,然后整个会场就是一片哗然：原来你小子一直批评中国官本位，批评中国社会腐败黑暗，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当官而感觉愤愤不平啊。
但是，随即而来的解释，却让听众完全平静下来了。我举出的例子是龙应台，她本质上是一个批评家，是一个批判性非常强的学者，但是，她在做马英九为台北市长的文化局长时，就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过一次演讲。继续发表批判文章，发表公开演讲，是卸任局长宝座之后。可见，要龙应台停止批评的责任最好办法也是让她弄一个官做做。但是，如果以此认为，一个学者批评政府的动机就是准备以此接受招安，弄一个官当当的话，那是错误的。
龙应台先生对此自有一番解释，我以为是很有意思的。她说的大概意思就是：人，作为社会角色身份的不同，所作所为，也自然应该有所不同。一个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要用好自己的公职权力，为社会效力，此时，他不应该是一个批评者，而是一个践行者。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无论职权大小，你唯一表现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照法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夸夸其谈,自我表扬,自己做的事情,要任由人来评判。而此时，你恰恰是相反,就得放弃自己批判社会的权利。而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人，他的天然权利就是批判社会，帮助政府改正错误。如果一个学者放弃了批判的权利，那么，他就是失职的。作为政府公务员，无权批判，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知识人，一个学者，其天然具备批判的权利。只有这样，才是正常的社会。一个政府官员，公共权力已经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即使有问题，也是你想办法解决，而没有抱怨的空间。这种角色分配不同，所作出的表现自然也就不同。一个社会正如一条船，有人要当水手，有人要当舵手，还有人要当了望员。当舵手的就是领导人员，当了望员的就是学者知识人。船在大海上航行，当风平浪静、平坦无事的时候，了望员可以不必赞美天气多好，航海多顺利，盛世太平，但是，当大海上狂风巨浪，暗礁丛生,险滩多多的时候，了望员就必须及时作出警告，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航海平安无事。如果了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发出警告，这就是了望员的失职，如果了望员看到了危险，而不让他讲，这就是舵手的失职。了望员只有在当舵手的时候，他才不必发出警告，而只需要默默地按照航线与发出的警告做好航海工作，保证安全。
中国“文革”时，大权已经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但是，他却表现出造反派的角色来。手握批判大旗，今天组织批判这个，明天又挑起那个事端，角色反串，应该行使批判使命的知识人被剥夺了批判的权利，而手握大权的人，反而祭起批判的大旗,行使起批判的大任，这个社会因此就这样被颠倒了。美国林肯总统把新闻舆论的批评看着是政府这头牛的牛虻，虽然牛虻总也叮着牛的屁股，有时还鲜血淋漓，但是，这是不让牛偷懒的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美国这样的传统是由来已久的。因此，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当然，最好是既有政府，又有报纸。但是，如果二者必取其一的话，没有政府的报纸远比没有报纸的政府要好。没有报纸的政府，在美国人看来，其实就等于是黑社会,那种公权必然会变成可怕的利维坦怪兽,祸国害民匪浅。因为权力不公开，不透明，这个权力肯定是非常黑的，不用来做坏事，还能够用来做什么?
一个社会，没有政府，但是有报纸，即使乱，也不会乱到哪里去，北洋时期，其实就全国范围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政府的，但是，那时因为有几份像样的报纸，如《大公报》、《申报》、《明报》之类，居然还办出了几个像样的大学。鲁迅因一点小事，以一介佥事这样的教育部小官居然告倒了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这样的司法案例无论在后来的民国，还是共和国，都成为绝唱。早在袁世凯准备称帝前夕，有记者采访袁大头，袁第一次接触记者，问年仅二十多岁的一个女记者：记者是做什么的。年轻女记者回答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见官大半级。然后跷起了二郎腿与袁世凯相对而坐。这个时候，中国就是有报纸的时代。可惜，这样的时代，随着袁世凯称帝而灭绝了。越到后来，中国越走上专制。这里不能够说不是文化基因在起著作用，如果此种基因不发生改变，则无其他的指望，其按照专制成长的轨迹是不会改变的。香港在民主宪政文化下教化了一百年，现在何去何从，已经到了十分关键的地步。这是一个拉锯博弈的过程，如果此时转向专制，则中国连最后一点改变的希望都没有了。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鸦片战争前。
其实，说到给我官当，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一个权力祼奔的时代，连水泊梁山招安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每一个官，都是有筹码价位的，多少人的腰都不知道折了多少次，就是专门用来等那五斗米的，你小子岂能轻易到手?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人的官位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与生俱来固有的吗?不是。人的官位，只能从潜规则的实践中来，只能从权力斗争、派系斗争和走上层路线这三项实践中来。在这里，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是成功的三大法宝。因此，那个给我一个官当的假设，其实也是不成立的，因此，批判的使命即使像龙应台先生做个五年文化局长那样作短暂的停止也是不可能的。
李劼：反三俗和以俗治国
久不问国事天下事，突然就被海内外华文媒体一派同仇敌忾的“反三俗”的声浪吵醒，一头雾水。昨天好像还在泥石流，举国上下一齐默哀，怎么今天变成了“反三俗”运动？难道说，天灾泥石流里掺杂的人祸因素，就不再追查了？国际上的大事，据说莫过于黄海军演，弄得沉默多时的朱成虎将军又开始豪言壮语起来。但这“反三俗”与黄海军演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又要准备抗美援朝准备给胡作非为的金二世买单了？所以就不许老百姓嘻嘻哈哈了？满腹疑问。网上转悠了老半天，无解。光从势头上看，所谓“反三俗”很像当年的“破四旧”。四十多年前的“破四旧”过后，便是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不知这“反三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雄才大略。
郭德纲在微微颤抖，虽然天气酷热。据说，三俗标兵就是他。是否冤枉且不说，至少举国上下有了个批斗对象，运动没有批斗对象是不成立的。其实，听过郭德纲相声的人都应该知道，不过是个兑了水的王朔罢了。放十分之一的王朔下去，再兑上十分之九的水，就成了郭德纲。王朔的名言是：我是流氓我怕谁。郭德纲的名言只不过是：举头望明月，我是郭德纲；无论从气魄上还是从幽默度上，全都差了一大截。
有网友笑言，这次反三俗的别名，乃郭德纲砸缸，挺了朝官媒动拳头的弟子。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挺弟子，确实莽撞一些。但不挺又该怎么办呢？把弟子交出去？一脚踢出大门，然后告诉父老乡亲，要杀要剐，你们看着办吧！这么一来，郭德纲就不是郭德纲了，而是敬爱的周总理了。当年周总理就是这么爽快地把一个跟了他二十多年的卫士交给毛夫人听凭发落的。可是，就算郭德纲砸缸是砸在弟子的拳头上，也不至于成为三俗标兵。
要说庸俗，伪造学历够庸俗了吧？并没见人家成为运动对象。要说低俗，论文抄袭够低俗了吧？人家非但没成三俗标兵，还被学校宣布，照样领取国务院津贴。至于说到媚俗，含泪诈捐够媚俗了吧？网民们议论议论，也就挺过去了，如今比不含泪的时候还要幸福地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可见，砸缸的关键，不在于挺了弟子还是扔了弟子，而是有没有沐浴在党的阳光下。郭德纲再怎么俗气，一没有伪造学历，二没有抄袭他人，三没有含泪诈捐，只不过小小地对抗了一下官媒而已。关键的问题在于，郭德纲成名之际和成名之后，离党的距离远了些。不要以为住在天子脚下，一定就会跟朝廷眉来眼去。横眉冷对虽说是不敢的，但难道我行我素就能横行天下了？天下者，党的天下；国家者，党的国家。党不说郭德纲出俗，谁敢说郭德纲不俗？
也许有人会说，郭德纲的对抗方式有问题，比如法律条文不清楚，究竟应该如何接待不期而至的官媒记者。这要放在美国，规定是清楚的：任何人私闯民宅，主人都有防卫权利。哪怕是朝私闯者开枪，也算是正当防卫。然而，这在中国另当别论。因为中国人的住宅是除了平民百姓之外，什么人都可以闯入的。不要说不允许持枪正当防卫，就是怒目圆睁也会有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因为可以随便闯入私宅的人，都不是平头百姓。不是领导就是警察，最起码也是官媒记者。倘若是领导闯入，那叫做视察；倘若警察闯入，那叫做搜查；倘若官媒闯入，那叫做采访。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被视察，被搜查，被采访，但一旦被光顾上，就得服从领导、服从搜查、服从采访。领导驾到，热泪盈眶；警察上门，竹筒倒豆；记者光临，笑脸相迎，人家想要什么，就赶紧提供什么。人家说你犯了什么事，赶紧提供证据；没有证据也得制造证据，以满足官媒的需要。因为官媒记者，跟领导跟警察一样，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只要领导正确，一切正确。反抗是愚蠢的，也是无济于事的。须知，官媒记者的正式学名叫做：党的新闻战士。这类战士在西方世界的雅号，叫做狗仔队。
动手暴打党的新闻战士，这放在毛时代，后果不知多严重。好在那个湖南头领如今安睡在纪念堂里，一时半会还醒不过来。郭弟子只不过进了进局子，最后大不了赔掉点银子。这事本来差不多就了结了，不料朝廷突发奇想，来了个“反三俗”。真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并且还是人工雨。人工制造的祸患，远比自然灾害难对付。历史上曾有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汶川地震，舟曲泥流，多多少少都有人祸作祟。朝廷情急之下，抛出一个“反三俗”先发制人，转移民众视线，并非不在情理之中。只是苦了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稀里糊涂地被推到运动前台。
当然，成为运动标靶，郭德纲也并非全无责任。比如在舞台上拿丑女开涮，就不是积德而是作孽，这情形有点像那个红遍中国的东北曲艺民工，喜欢拿残障说事。这可能是从鲁迅笔下的阿Q那里学来的本事，赵太爷和假洋鬼子都不敢碰，只好欺负一把小尼姑。这跟文明社会里的脱口秀，大相径庭。人家都拿当朝总统开涮，从来没有哪个脱口秀大腕，敢拿妇女儿童，尤其是残疾智障开玩笑。就像中国的城管，可以不分男女老幼地随便欺负所有摊贩；然而美国的城管，就因为管了管一个卖桔子水的七岁小女孩，触犯了众怒，成为被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网民的口诛笔伐对象，市长大人为此只好亲自出面道歉，以平民愤。这两种社会的区别在于，中国城管只对党国负责，而美国城管却不得不看着全体民众的脸色管理农贸市场。其情形一如脱口秀大腕，从来不把总统当回事，想怎么修理就怎么修理；但绝对不敢得罪普通老百姓。美国，就这么落后；一如中国，总是那么先进。
因为中国的国情比较先进，所以东北的赵民工和京城的郭德纲也就跟着一起先进了。相比之下，赵姓民工更加与时俱进，除了北韩金老二的主体思想不曾领会，其它该懂的道道全都懂，以致成了北方的男版阿庆嫂，既是江湖大腕，又是朝廷宠儿，每年入主春晚，向全国人民讲说残疾人的笑话。当然了，郭德纲与赵民工不可同日而语。这倒并非智商够不着，而是个性太突出。说说抢劫犯的笑话也就罢了，偏偏要拿和谐社会当笑料。比如，这类言论显然有犯上嫌疑：“老先生留下来的传统相声总共有一千多段，经过我们演员这些年不断地努力吧，到现在，还剩四百多段了。还有三百段不让说的，还有100段和建设和谐社会有冲突的。”说自己与和谐社会有冲突已经大逆不道，还要拉上老先生，拿党开玩笑，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说其它，就凭这段言论，被评为三俗标兵也不能全算是冤枉。
其实，郭德纲倘若真要拿朝廷大员说事，索性直言相讥，也不见得如何犯颜。比如上海那个油头粉面的周立波，就从毛太祖邓二世江三代最后捎带温总理，一路数落过来，赢得掌声鼓励。乍一看，周立波似乎跟人家的脱口秀接轨了；但细细一品，不过做了个妩媚的鬼脸。调侃掺带取悦，讥讽夹杂讨好。调侃温家宝的同时，取悦了想看温家宝笑话的大员；讥讽朝政的当口，又讴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有道是，到处莺歌燕舞，还有旧貌换新颜。上海人的小精明，由此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十里洋场喝咖啡，喝出一派如此娇羞，从而衬托出京城里吃大蒜的，又粗糙，又混沌。只是舞台上的生龙活虎，毕竟遮掩不住骨子里的泥鳅本色。好在总算把个含泪感动得什么似的，如斯断言：一百年也不定能出一个。司马迁当年是这么计算的，从周公到孔丘，五百年；从孔丘到司马迁，又是五百年。不知含泪先生从哪里弄出个一百年来。这让上海人听了，是否扬眉吐气一些？
同样上海式的聪明，在周立波是滑溜油腻的，在韩寒却是清纯亮丽的。韩寒的清纯在于，一不小心就说出了民众的心里话。周立波的清口，像是油炸的；而韩寒的玩笑，犹如黎明的晨曦，全然一派童言无忌。于是，有人担心，韩寒的学历不够，读书不多。殊不知，韩寒的学历也罢，读书也罢，全都刚刚好。这就好比睡眼惺忪，半梦半醒，恰到好处。倘若完全醒过来，那么韩寒只得面临这么三种选择：一是自杀，二是坐牢，三是被人家赶出国门，永远不准回家永远只能流亡。
很想说的是，不能因为韩寒说了人们的心里话，人们就不断地要求韩寒不停地说大家的心里话。心里话本当人人都有责任说，就像当年提倡的真话一样，不能老让一个人说。只可惜，举国上下，教授学者知多少，又有几个在说真话在说心里话？大都一江春水向东流了。不抄袭他人就算不错，要他们说真话，谈何容易？至于站在搞笑舞台上的腕儿，喝咖啡的不一定都在说真话，吃大蒜的也不一定都在说假话。不管怎么说，让初中毕业的韩寒一个人承担说心里话的义务，肯定不公平。宁可让韩寒多赛车，多找乐，也没有理由让这位年轻的赛车手承担天下兴亡的义务。读书要读，但也得告诉孩子，这世上好书不多，烂书不少，不必读的书汗牛充栋。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雷锋日记》、《金光大道》，或者《康熙大帝》、《乾隆皇帝》，还有法国人德里达和巴勒斯坦人萨义德写的劳什子，全都可以不读；并且还以眼不见为净。说得彻底一些，就连《论语》都是多余的话，遑论其它。当然，《论语》通常是读过了才知道是多余的。其它烂书，不用读都应该知道多余。
以前的邓二世好像也不太读书，但脑子倒是从来不糊涂，早就定下内政外交的基调：以俗治国，韬光养晦。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是针对知识分子倡言建立文明社会，废黜胡耀邦是断绝党内开明人士的理想主义追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全体国民只好浑浑噩噩，稍许有点高雅的追求，马上就会被国安盯梢。惟有庸俗、低俗、媚俗，才让朝廷放心。所有的精神追求，全体退席，让位给赵民工和郭德纲，外加一个周立波。当举国上下全都在欲海里挣扎、翻滚的时候，朝廷就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了和谐。可以说，全国人民沦落了；也可以说，邓小平的以俗治国，成功了。想想看吧，十几亿中国人全都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如何整治？不要说江某人，胡某人，就是毛某人也摆不平。毛泽东当年正是靠着反右摆平了不俗的人群，才摆平了全体芸芸众生。邓小平虽然没有毛泽东那么能说会道，但这些个简单道理，却烂熟于心。
邓二世的以俗治国，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完全心领神会的。彼此配合的非常默契，把所有想要不俗的异类打入另册，不是关进牢房，就是赶出国门，这也叫做：眼不见为净。在一个全体世俗化的过程中，最让人看不惯的，就是想要不俗的家伙。朝廷看不惯，知识分子同行也看不惯。当年清廷派出去的留学生，大都学了一身治国本事回来。如今红朝派出去的留学生，一个个学会了投机取巧，学会了做学术粉头：或者拿着美国绿卡，或者混迹美国学府，明里暗里帮着朝廷攻击美国，侵蚀美国，同时又兼职中国学府，向朝廷发嗲，向党国撒娇。朝廷也不像毛时代那样只知道杀戮和判刑，也学会了将作践改为包养，让一众学术二奶二爷，在党的怀抱里紧紧地抱作一团。而赵民工郭德纲周立波诸俗，也就是在如此一派两厢情愿的背景底下，喜孜孜地登场的。一年又一年的春节晚会，哪一晚不在愚弄老百姓，哪一晚不在忽悠中国人？就连香港影界的混混，都学会了朝廷的口气：中国人就是欠管；言下之意无非是，中国老百姓就是欠揍。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就是被揍过来的，就是被管过来的。中国民众深深地懂得，要想不庸俗、不低俗、不媚俗，就得准备坐牢，甚至像林昭那样被枪毙。中国人民积几十年的血泪换得的一条经验就是：只有庸俗、低俗、媚俗，才能苟活于人世。而郭德纲的成功，就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这条经验之上的。郭德纲不明白此中的奥妙。不过，相信王朔是明白的。王朔一会儿说，千成不要把我当人，一会儿又假装痛心疾首地忏悔自己曾经吸过毒。这厮玩的是当年魏晋文人的花招，只不过那时候人家吃的是五石散。但目的都一样，让朝廷放心。已经堕落了，不必当回事。虽说王朔的吸毒，不能比作阮籍的喝酒，但都避祸成功。阮籍没有被杀头，王朔也没有跟着哥们儿去坐牢，连被喝茶的风险都摆脱得干干净净。这些奥妙，都是郭德纲不懂的。这小子擅自成立德云社，明摆着在跟党领导的曲艺团体，分庭抗礼。更让党不放心的是，德云社不仅不设立党支部，连个党代表都不邀请。还有国家安全代表，人民警察代表，政治辅导员，思想教练员，这些要素在德云社里一样都不具备，能让朝廷看得顺眼么？结社自由确实是写在宪法里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至少也得在党的关怀底下不是？只要请党关怀了，什么事情都好说，什么事情都好办。学界皆知的扬州抄犯，就因为有党的关怀，不仅不认错，还理直气壮地指责媒体炒作他的学术抄袭案。东南西北中，都得服从党领导。只要党还执掌着朝廷，就是全体子民的母亲。大凡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活得滋润的，都是躺在母亲怀抱里的。郭德纲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最后砸缸，成为被三反的标靶。
反庸俗、反低俗、反媚俗，道理上可以。但有必要问清楚，谁在庸俗，谁在低俗，谁在媚俗？还得问清楚，不俗的事情是什么？思想自由，人格独立？还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总不能拿金老二的主体思想来滥竽充数吧？至于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连俄罗斯人都不再问津了，难道还要让中国人民人手一册不成？或者索性退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退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里？不让老百姓做这做那，总得告诉老百姓可以做什么。中国的国情真相，不仅在于从上到下，当官的、经商的、读书的，打工的、种地的、做学问的，当兵当警察的，全都没有安全感，而且在于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因为这个国家不是靠法律维系的，而是靠运动来运作的。读书是运动（学毛选），种地是运动（大跃进），做工是运动（大炼钢铁），然后经商是运动，炒股是运动，房地产也像是运动，如今的反三俗，更是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可以做的事情，到了另一个运动，就不能做了。反过来，在另一个运动中可以做的事情，到了又一个运动，又不能做了。且不说老百姓被朝廷折腾得焦头烂额，就是朝廷本身也不知道下一步究竟该做什么。自从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被后继者改作了大国崛起，朝廷就没有消停过。光是操办一个奥运会，就弄得劳民伤财，怨声四起，更不用说其它。让人弄不懂的是，内政外交，问题层层积压，怎么会有空想到反三俗？
但不管怎么说，好在军队终于实现了现代化，形象大为改观。过去诸如林彪、刘伯承、粟裕那样的凶神恶煞，全都被替换成了楚楚动人的帅哥靓女。朱成虎、毛少将、宋祖英，诸如此类的将军阵容，战无不胜不敢说，一往无前是肯定的。再加上中国军队的士气，也基本上回到了当年的义和团水平。一旦面对强敌，将军们吹牛的吹牛，唱歌的唱歌，发功的发功，把该保卫的全都保住了。中国的军队不好惹，中国的将军更不好惹，其中又数毛少将最不好惹。万一把毛少将逼急了，跑到纪念堂把睡在水晶床上的爷爷叫醒，那就好玩了。不仅准备进犯的美国军队尤其是他们手中的导弹原子弹，通通变成了纸老虎，中国人民也得做好用自己血肉之躯筑长城的心理准备。只要毛少将的爷爷醒过来，那么准备在核大战中化为灰烟的就不止是西安以东的平民百姓。毛少将的爷爷很可能大手一挥：什么西安以西，西安以东，不就十几亿人口么？通通押上去！这在扑克牌桌上叫做：All In。一旦十几亿人全部被推到原子弹跟前，那么三俗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蘑菇云一起，什么俗都灰飞烟灭。由此，可以想见，紧跟在反三俗的战略部署后面，没准是中华民族用血肉筑长城的壮烈场面，为了保卫金家王朝。阿弥陀佛。
2010年8月18日星期三写于哈德逊河畔
宋永毅：反右档案：一九五七年的结社组党
在中共建国以来的异端思想史上，1957年毫无疑问是至今为止的一座思想巅峰 。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国际上苏联开始“反斯大林化”和匈牙利、波兰发生人民起义事件的鼓励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勇敢地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呐喊。就对执政的中共的批评和建议而论，其涉及的范围之广，深度之大，都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仅见的，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种种的“改革开放”的理论。
例如，以民盟、民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为首撰写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著名的右派“意见书”，就无不具有其改革的系统性。它们不仅有切中时弊的先见之明，还有中国目下的改革进行了30余年还没有达到的理论高度。更不用说在历史学界以雷海宗为代表的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公开挑战；在法学界以杨兆龙、钱端升、王铁崖等学者，党内以王翰、贾潜等司法界的高级干部对“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和“陪审员制度”的大声呼吁；在新闻界以王中为代表“新闻自由”的理论和十多位报纸主编对“同人办报”的认同和倡导，都大大地超越了30年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成果的总和。仅举一例便可以一比高下：在反右运动前，虽然中共已经控制了几乎全部的报纸，但至少中国当时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几家在名义上有民主党派办的全国性的报纸；而是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却是一家党外人士主办的独立的全国性报纸也没有。
这里，我还是想利用一些珍贵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来展示和阐释一些未来“一九五七年学”研究中的思想光点。
当代史上的一个结社高潮
在反右运动中，在全国被打成“右派集团”或“右派小集团”的人可谓不胜枚举。在这些集团性的案件里，除了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的民间社团也占了很大的比例，仅在《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所收的档案里，就有数百件之多。在50年代初的镇反、思想改造和1955年以来的肃反运动后，大学中的师生自由结社越来越陷于低潮。但是1957年的鸣放运动却意外地激发了中国当代史上的第一个师生结社的高潮。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独立的、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继而争取“自由、民主、人权”为宗旨的民间社团的诞生。当然、最后这些社团的命运也无疑是都被打成“右派小集团”。鉴于全部罗列这些民间社团在文章篇幅上的困难，下面就当时中国大陆二十余个主要大学，列一简表以飨读者（简表从略）。
应当指出的是：1957年的这一结社高潮，绝不只限于高校，而是在各行各业都有涌现。例如在文艺界，就有中国文联以杜高为首的“小家族”集团；有以高晓声等江苏青年作家组织的“探求者文学社”；有以石天河、流沙河为代表的四川“星星”诗派等等。就连当时军内，都曾揭发出不少“右派集团”，例如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戴煌、李耐因“右派集团”等。
提到结社，人们可能会禁不住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万的“司令部”和“战斗队”，继而认为那才是一个中国当代史上的“结社”高峰。其实，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和1957年大学里在鸣放中出现的的民间社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第一，当然是思想倾向上的。文革中的红卫兵组织和群众组织，无论哪一派，基本上都是拥护毛泽东及其文革路线的，只不过是有“左”、“右”两方面的些微不同理解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框架之内。而1957年出现的上述社团，则具有鲜明的“向党（中共）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体制外的思想特色。这是文革中所有的“司令部”和“战斗队”都不曾具有的。第二，还是思想深度上的。即便是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的代表者们，如遇罗克和李一哲等人，尽管也反对中共的种种具体的政策——如血统论和林彪之流的“极左路线”，但是要对于建立一个“多党政治”的民主国家，还是缺乏1957年不少右派集团的理论思考的。最后，是组织形式上的。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在中共党内各派系——“毛（泽东）派”或“刘（少奇）派”——的支持下应运而生的。1957年共产党还是铁板一块，而那些在鸣放中拱土而出的“反党集团”才真正是对中共体制的造反派。
1957年民间组党的强烈欲望和实践
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组织政党当然是高于成立民间社团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在各个高校的右派集团里，已经有很多人有了在中共和既存的民主党派以外另外组织独立政党的欲望和想法。例如，在人民大学就有周治德、朿洪涛等人，计划成立一个“社会主义者劳动联盟”。它不包括共产党，而是把各民主党派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联盟，他们认为：“对最后消灭党（中共）是有好处的”。西南农学院的吕金庆、朱泽觥、赵裕隆等人认为：“工农联盟在政治上发生矛盾——由于没有农民自己的政党，因而在政协、人代会以及政府中没有真正的代表(有少数是共产党员)，不能将他们自己的要求在这些会议中充分讨论，以作出相应的决定来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因而，他们也有过组织中共农民党的设想。就是上面提及的军内的右派集团成员戴煌，也有过组织“第三党”的设想。按他的想法，这一新党可以叫“新共产党”，或者叫“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这个新党的纲领、目的就是要“消除干部和人民之间的生活剪刀差”、“实现民主自由”和“消灭特权阶级”。
在民间，这一组党的欲望不仅是想法还真有实践。例如，成都二师的徐昌明就在1957年３月组成了“大同党”，并计划“大同报”“大同军”等，表示“坚决反共到底”。无独有偶，在云南高校，竟也有过两个“大同党”。其一是在昆明师院，有过一个由中文系学生吴文懿、杨长虹和晏鸿鸣于1957年5月组织的“大同党”，并有该党的正式纲领（见附录：《中国大同党党纲(草案)》）。另一个是在云南大学，是由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程荣昌、王常燊、李寿国和吴斯清等四人发起，于1957年1月和昆明师范学院学生陈鼎全、罗浩鸿一起组织的。按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2月13日的报道：“该党的纲领是中国实现所谓‘经济大同’和‘政治大同’。推翻共产党的任务分为三步：
1、健全发展大同组织。
2、混乱共产党建立的秩序。
3、武装夺取政权，推翻共产党。
纲领中还规定了在知识分子、农民、市民、工人和军队中的工作的策略，强调与国民党合作，积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活动。”
至少从云南高校的两个“大同党”的理论和纲领来看，他们对中共政权的假民主、真独裁都有较深的认识；对于废除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权机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也有真切的追求。究其理论水平，可以说是绝对不低于当今海外民运的任何一个党纲的。更为可贵的是，在昆明师院批斗“大同党”发起人的大会上，吴文懿侃侃而谈，为自己的组党做了有力的辩护。例如，他说到：“法国学者佛罗贝尔说，人生下来就有天赋人权，我很同意他的学说，因此我对我国一党专政的政府极为不满。我说政府不好，从内政、外交、文教等方面的政策看。一、内政是专制独裁。政府不是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而是扩军备战。……现在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所提高，但比起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得远。如肉类不够吃，饭还吃得不够饱，有些地方饿死几百人。不能满足于同国民党时代比，国民党生活不好，人民就拥护共产党革命。今天生活不好，人民也会拥护其它人革共产党的命。二、外交方面，我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必须维护民族的独立。我认为国与国之间关系总是有利害矛盾的，今天是盟国，明天可能是对头。如英国与美国，社会主义阵营内也是如此，如波苏关系，过去波兰卖煤给苏联，吃亏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英美法成同盟，现在成敌我。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例子，如苏南关系，有时好，有时很紧张。苏联同我国的关系亲密得过余了，我主张苏联专家都回去，我们自己有专家。外交既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也要在国际间主持正义，象印度和南斯拉夫，因此不能一边倒。三、文教政策。(只讲政府对大学的态度)现在大学的特点：1、建立了党委制度，有一门必修的政治课：马克思列宁主义。2、社会科学已经基本上不成其为科学，是把苏联一套硬搬过来。学术上垄断，不学唯心主义但要批判唯心主义。3、对自然科学，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不好，最近已有改变。我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加于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思想的自由。我反对在学校建立党团。学生要培养成全面人材，不要成为某个党派的人材。反对‘红色专家’，只要他为人民服务，爱国就行。”结果批斗会开得苍白无力，连参加会议的新华社记者都承认：“从吴文懿在会上交代的情况看，他仍然坚决地站在反革命立场上，看来这立场非常坚定”。“这次会开得很不好，既不象个要反革命分子坦白认罪的斗争会，也没有从思想观点上击败吴文懿的反动货色。”
除了高校，其他民间的组党运动也非常活跃。1957年9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湖北省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显著增加》的文章，其中提到：
根据湖北省公安厅最近一材料说明：今年以来，敌情活动有显著增加，最突出的表现是反革命进行有组织的破坏，全省已发现了四十七起 (二十七起已破案)残余纠合性的反革命组织和新滋生的反革命组织，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前就开始暗地进行组织活动，今年才暴露出来的，也有在大鸣大放中新组织起来的。这些反革命阴谋组织，都有组织名称，如郧县的“黑军和平党”、应山的“同盟党”、钟祥和江陵的“忠义党”、通城的“中国第三忠孝党”、天门县的“革社党”、沙市的“革新党”、武汉的“人民党”、均县的“中国青年天主党”、蒲圻县的“反共救国团”等等，名目繁杂。……有一个新情况值得注意，从今春以来，以已知的反革命组织的首要分子中，新滋长的反革命多于历史反革命，根据典型调查，在三十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三十九个主犯中，有80％以上是属于新滋长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多是由于对党不满或对新社会严重不习惯等具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而逐步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如受过处分的党团员、生活上有困难的人、流氓、流动人口 (如临时工人)等。
窥一斑而见全豹，湖北省如此，全国各地恐怕也有相似的组党“盛况”的出现吧！
附录：
中国大同党党纲(草案)
昆明师范学院大同党
一、中国大同党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独立，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政治组织。
二、中国大同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包括全人类在内的大同社会，她的最低纲领是取得中国的政权，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民主独立，自由，富强的共和国。在那个社会里，人们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一律平等的，根本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和贫富不均的情况，也没有现在正横行于市作威作福的党团组织。那时，社会上所侧重研究的不是如何制造毁灭性的杀人利器，而是如何改善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如何延长人们的寿命，以及怎样到火星及其他星球上去……
三、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首先完成下列任务。
1、出版用来宣传党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政策、方针的报纸及书刊，以便唤起民主；
2、加强组织工作，大力开(发)展党员，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组织；
3、通过和平或暴力的方式推翻现存的专制政府、建立民主的人民政权机关。
四、共产党内那些盘据着要津骑在民众头上无恶不作的党魁和他们的心腹爪牙是我们革命的对象。
五、全体酷爱民主、独立、自由、平等和幸福的人们，都是我们革命中的动力，其中我们尤为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
六、中国大同党现阶段的具体要求是；
1、打倒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机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2、铲除表决机器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有名无实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建立真正能够保证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权力机关。
3、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强加在人民头上作为所谓的指导思想！
4、反对专制独裁，要求保障人民的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罢课等自由。
5、要求保障人民的迁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及人身和住处不受侵犯。
6、废除党、团员的一切特权，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一律平等。
(以上六条是关于内政的)
7、反对媚苏的不顾民族利益的一边倒政策，要求实行独立的外交。
8、反对尾随苏联的扩军卫战政策(这是在开(发)展重工业的幌子下进行的)，要求大力裁减兵员和减少军火生产，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开(发)展轻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9、反对任用苏联公民在我国军队、机关、企业、学校中担任顾问。
10、反对政府在祖国的任何土地上和苏联合办企业；
(以上是关于外交的)
11、反对提高油盐、肉等副食品的价格，要求普遍降低物价；
12、要求降低农业税和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13、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适当提高工人工资；
14、农业和手工业者，有退出合作社的自由，反对任何强迫命令的做法；
15、大力改善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反对把知识分子人为的分成工人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
16、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大力普及文化教育事业，积极解决青年一代的失学问题，反对在科学文化机关和各级学校中进行党派活动及欺骗性的政治宣传；
17、开(发)展卫生保健事业，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
18、废除艺术界中的一切不利于艺术事业的开(发)展的清规戒律，大力奖励艺术创作。
七、组织原则：
1、党的各级组织是按地区的原则建立的；
2、党的各级组织及各个成员之间是按单线制的原则进行联系的。
八、策略和方法；
1、鉴于党员遭遇审讯时的任何供词，无论其本人的愿望如何，都可能成为政府用来控告和提审另一些人的主要材料，故特劝告全体党员在被审讯时拒绝作任何供词；
2、鉴于只有全体党员消息都十分灵通，中央与地方组织来往尽量密切才能保证全党协同一致的有成效的工作，故中央应在无疑(碍)保密原则下向地方作尽量充分的关于全党各项工作的通报；
3、党已经注意到政府现在为了苟延残喘，除一面加紧施展其贯用的高压手段以打击民众中的觉悟分子外，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下列措施：
(1)企图以让步和允许改良来麻痹民众，以便缓和日益尖锐化的社会矛盾；
(2)企图用虚伪民主形式把自己装饰起来。
虽然这些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甲：一切自一而下的改良都是不彻底的，因而只要民众的要求一触及到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政权，统治者就会被迫撕去慈祥的假面，露出固有的凶残面目，用镇压的方式使得矛盾更加尖锐化；乙：世界上没有拆不穿的西洋镜，任何骗局都是不能持久的。)但我们仍有必要：
(1)揭露政府让步的反动目的；
(2)通过各种具体的事件，揭露中央政府宣传的“民主制度”的虚伪性，并提出真正的民主要求。
4、“据点”既是培养党政军的干部的学校和职业革命家的临时隐蔽所，又可以设置革命印刷厂，因此组织应尽可能设法建立之。
“据点”须具有下列条件：
(1)(此处几字辨认不出)上进便于攻退可以守；
(2)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
(3)一般民众对政府缺乏好感；
(4)我们干部力量较强。
5、寻觅和培养刻字人员，和其他必要的技术人员，是各级党组织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利用自制的证件进行工作，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
6、中国大同党到处赞助一切反对现政权的活动并且愿在不妨碍本身的独立性的原则下和一切反对现政权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合作。
7、我们绝没忽视“民盟”“民革”及其他表面上参加现政权的党派的革命力量，我们尤其重视他们的基层组织的成员的革命性。
8、党已经注意到利用现有的群众组织(如学生会，工会，青年团等)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在今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一定可能性。
刘逸明：市委副书记失踪，是跑了还是死了？
2009年9月8日，李卫民（前）出席“2009中国·安阳殷商文化旅游节”并宣布其开幕。安阳新闻网
河南省安阳市市委副书记李卫民于今年5月离岗出走而神秘失踪，知情人称其出走与去年爆发的三门峡系列腐败案有关，此前，李卫民曾担任多年的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长。从相关部门反馈的信息来看，目前李卫民的去向不明。（8月26日《云南信息报》）
河南安阳在商代是一国首都，其历史之悠久远非一般的地区可比。为了借助这种历史优势，2009年9月8日，安阳举行了“2009中国·安阳殷商文化旅游节”，以期推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当天，尚未失踪的市委副书记李卫民还曾出席并宣布其开幕。
非常遗憾的是，自5月19日失踪算起，虽然李卫民已经失踪了3个多月，但是直到今日媒体才报道此事，而且是远在云南的媒体首发该消息，可见当地官员新闻封锁的能力之强大。如今，丑闻已经无奈公之于众，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安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对其去向竟然说法不一。
河南省纪委的一位负责人称会“关注”李卫民的出走，请大家注意纪委负责人的用词，按理说，纪委作为监督官员的主要部门，在官员失踪后，应该大力调查官员失踪的原因才是，怎么能仅仅只是“关注”呢？倘若公安机关也只是“关注”，那么，除了李卫民自己主动现身之外，永远也弄不清他失踪的真实原因。
难怪李卫民失踪了3个多月之久，其失踪的原因还莫衷一是，看来，当地的纪检部门根本就没有把这当回事。一位官员失踪，大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跑了，另一种就是死了。一般说来，如果不是过于贪赃枉法，罪行重大，那么，官员也用不着学王宝森那样畏罪自杀，不过，倒是存在他杀的可能，因为有的官员知道的秘密太多，其他官员也许会对其杀人灭口。
近些年，因为各地经济的飞速发展，贪官污吏似乎也越来越多，很多官员在台上讲清正廉洁，在台下却不遗余力地贪污受贿，更有甚者，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移民到国外，然后自己想方设法地外逃。媒体将这种光杆官员称之为“裸官”，虽然部分“裸官”已被挖出，但是，可想而知，准“裸官”还有不少正混迹官场。
据消息认识透露，李卫民是安阳土生土长的官员，在安阳的根基深厚，据他推测，李卫民此次失踪十有八九是畏罪潜逃，因为李卫民当过多年的三门峡市委组织部长，他这次出走和三门峡腐败案件有关系。虽然官方的正式调查结果尚未出来，但是，从这种情况看，李卫民外逃的可能性确实是相当的大。
前段时间，贵州17岁少年白中杰因为抢劫杀人而被公安部通缉，结果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落入法网，而湖南长沙税务大楼爆炸案的凶手也在案发几天后落网，可见，现在公安机关的侦查技术是相当高明的。李卫民失踪这么久，不知道当地的纪检部门是否请警方协助调查他的去向，我想，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应该足够弄清楚李卫民是跑了还是死了。
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移民大国，而且还是贪官外逃的大国，小到县级官员，大到原云南省省委书记高严那样的省级官员，都有外逃的先例。既然李卫民涉嫌贪污腐败，自然而然就具有外逃的极大可能性。就在今天，维权网有一篇报道，指陕西省渭南市文化稽查队将《火花》杂志的增刊没收。据说，这期增刊的内容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方圆法制》杂志记者且担任过多年检察官的谢朝平所写《大迁徙》，主要讲述三门峡移民50多年的沧桑历程。
可见，三门峡地区的官员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假如是《人民日报》上有关于该地的负面报道，估计也会被没收。显然，没收杂志就意味着当地官员做贼心虚，其腐败状况我们便可想而知。李卫民在三门峡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组织部长，相信他是难以独善其身的。期待安阳官方能尽早公布李卫民的去向，更期待有关部门能彻查三门峡官场的腐败情况。
2010年8月26日
江棋生：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值得一读
温家宝的深圳讲话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发布后，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评议。我在见到杨恒均、崔卫平、徐有渔、张辉、罗世宏和周枫等人的解读后，还特意去《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浏览了一下。我知道，在这两个网站的主办者眼里，温家宝是中共政治局九个常委中最该被敲打的人。不过这一回，《乌有之乡》并没有动静；《毛泽东旗帜网》上刊出了几篇，主帖不算太过分，跟帖中有的是说理，如署名“乐思”者引了一段邓小平的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接着话锋指向温家宝：“请问瞻仰邓小平的人，邓小平的话还算话么？难道还要顽固地在错误的邪路上继续走下去？”。有的则是这类网站不可或缺的文革式“炮轰”，如署名“吴伟的”者，破口大骂温家宝“挂着中共中央常委牌子，满口乱七八糟的词句，虚伪透顶，没有一丁点儿正人君子样儿。”
那么，对我来说，温家宝的这次深圳讲话是否值得一读？这篇所谓的“重要讲话”又被我品出什么味儿来了呢？
我认为，与先前温家宝的一些公开讲话往往语焉不详不同，这次讲话可以说给出的信息比较明确，便于人们据此澄清一些重要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很值得一读。读了之后，我有以下几点心得：
一、温家宝和另外八名中共政治局常委确有不同之处。
温家宝这次讲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句，如“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敢争‘先’”、“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等，人们从其他八名常委嘴里，几乎听不到。再往远一点说，自1989年六四屠杀和后来的苏东巨变之后 ，中共当政者不仅事实上终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操作，甚至连提一下的精神头都打不起来了。就此而言，温家宝还真有点另类的味道。
二、我对“温家宝这个另类，另到什么程度？”，心中更有底了。
读完温的这次讲话，我坚定了自己早就抱有的看法：温家宝和其他八名常委的区别，不是前者主张认同、皈依普世价值，后者拒绝、抵制普世价值，而是在摒弃现代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共同前提下，双方在管治理念上存在差别。温提“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很明确：“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现行一党专政制度碰不得，但要使其“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些，运转得更顺溜些，显得更有“勃勃生机”些；而其他人则认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靠打压、收买和掌握主流话语权，制度的生命力也差不到哪儿去，且又能规避“改革”可能引发政治危机的不测风险——他们认为这么做更可取，更划得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认为，温嘴里的“解放思想”，并没有飞出邓小平钦定的鸟笼。温嘴里的“与时俱进”，也没有越过江泽民设定的雷池。说得更直白透彻些，我敢断言：温嘴里的“要敢争‘先’”，绝不会含有要深圳争当“率先全面香港化之示范区”的弦外之音；温嘴里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之清单上，也决不会列有“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这样弥足珍贵的人类社会文明成果。
三、现有当政者对“政治体制改革”不想去做、不会去做。
官方话语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内涵很明晰，那就是，在绝不搞“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去做一些完善现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对此，曾经的顶级“内部人”暨温家宝的顶头上司赵紫阳先生说得极为清楚：
“那么邓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是怎么样的改革呢？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改革历程》，第271页）
赵紫阳简洁明了地、权威地作证道：
“邓对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是特别反对和坚决拒绝的。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改革历程》，第274页）
如前所述，在惊心动魄的1989年之后，就连这样皮相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都没有兴趣再搞了，并且连提的胃口都没有了。“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亦步亦趋，同样如此。没有当上核心的胡锦涛则更是底气不足，只能如此。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除了说说而已，还能有什么新鲜的？君不见，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已说过好多次了。而事实上，如果温家宝豁出去动真格的，真以行动去兑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真要“深化改革”，那么，在不破除邓小平给出的刚性约束前提下，他能怎么个深化法？又能深到哪儿去？现在，后极权的政治上一党专政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半吊子市场经济即权贵市场经济，均已大体到位，官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恐怕是该洗洗睡了。
四、现有当政者更不会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基本制度的宪政民主改革和导向完全市场经济的改革。
中国的出路其实根本不是温家宝所说的“推进改革”和“深化改革”。在可能的真正出路中，有一条出路是：当政者改弦易辙，去实施变革现有制度的改革，即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改革，经济上的完全市场经济改革。但在目前情势下，当政者心中没有宪政民主的愿景，反有“绝不照搬”之毒誓；虽亟盼一顶“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但不仅不愿撤出深深介入资源基础性配置的权力，搞起“国进民退”来还驾轻就熟，毫无心理障碍。最主要的是，中国民间反对力量还不能迫使当政者去实施这样的历史性改革，甚至，还不足以鼓舞中共党内潜在的民主力量生成有形的宪政改革派。在这样的情势下，期待当政者会起而效法伟大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当属异想天开。
五、中国民间责无旁贷，是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和主要动力。
如果将不屈的自由战士、圣女林昭对毛泽东极权的反抗和批判，认作是中国民间对中国制度变革的第一推动，那么，这可歌可泣的“一推”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了。自那之后，终于，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觉醒，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汇成要求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的主要动力。然而我必须强调说，来自中国“推友”们的这种动力还远远不够强大。唯其如此，我才尤为痛切地感到，对中国大陆的民间反对派来说，哈唯尔们、米奇尼克们和萨哈罗夫们身上决不是没什么好学的，而是有太多需要好好学习借鉴的东西。作为把老虎赶到笼子里去的无畏而明智的先行者，他们向后来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基本的、普适的思想和经验。当然，到底能不能以非暴力方式不流血地实现制度变革和制度转型，以事实打破中国人只配享有一党“民主”、不配享有多党民主的咒语，最终将取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践行。
2010年8月26日 于北京家中
崔卫平：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专制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笔体制内的遗产。正像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梦想，政治体制改革便是这个体制曾经拥有的梦想（或理想）。如果每个人的梦想是允许存在的，体制的梦想也是允许存在的。只是，体制的梦想不等于每个人的梦想，体制的路径更不等于每个人的路径。
不能说既然个人有梦想，体制就不必有梦想，这种做法很像体制本身。这个体制曾经认为，不能拥有个人的梦想，因为体制本身就代表着梦想，就是梦想本身，因而将一切个人梦想视为仇敌。允许体制有它的梦想，是今天民主的做法。假如一个人能够更深地把握自己的梦想，他便能够更深地把握别人的梦想。
事实上，社会进步不可能是某一单方面梦想或理想的结果，而是各种梦想、诉求、利益互相之间平行四边形的合力。其中每一方力量都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学会听取各种声音，对于不同努力的人们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在今天需要特别提出来。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专制。
无论如何（不管什么时候），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梦想，是体制内部上升而不是堕落的要求，是体制内部民主而不是专制的要求，是体制想要面对社会、与社会进步相平行的要求，而不是固步自封、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要求。至于它是否解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悖论在于，这个来自体制内部的理想，被体制本身所葬送。这个体制拥有扼杀一切民主与社会进步的倾向，包括取消自身内部的进步力量，而试图继续堂而皇之地存在。二十一年前，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赵紫阳先生，一夜之间在全国人民面前消失。他的名字，永远地与“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话题联系在一起。
赵紫阳先生的处境，成了这个体制的一个病灶；政治体制改革，是在这个体制内部还想做事情的人们的一块心病。那些凡是想要对这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承担责任的人们，那些想要将民族带往好的明天而不是坏的结局的人们，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这是绕不过去的，温家宝先生深知这一点。
温家宝先生的深圳讲话，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如今被看作赵紫阳先生遗嘱的这个东西。选择深圳这个地点不是没有意义。某种象征意义，完全可以与邓小平先生当年南巡讲话相匹配。我指的不是一个涉及经济，一个涉及政治，而是指同样都是在体制内部遇到强大的阻力之后，向社会发出的某种呼吁。
他们都想要在体制内部推进某种东西，在周围的人们身上推广某种东西，但是却发现推不动，阻力太大，困难程度难以想象。比较起来，温家宝先生更是如此。他为什么反复强调要“创新”、要“敢为天下先”，那是因为太多的人想当“缩头乌龟”。他们只想消耗体制的资源，享受体制的种种好处，却丝毫不想哪怕为这个体制尽一份力量，为体制本身负起责任，更不要说为社会、为公众尽力了。
社会应当听到这个呼吁。这个呼吁，与社会的利益相一致，而不是与特权的利益相一致；与民主的事业相一致，而不是与专制的力量相一致。所有那些为了民族的未来着想的声音，我们都应当听得见。运用一种“本质论”的眼光，来看待体制内所有的人们，是模仿对手的所作所为。
这次提出不让我去台湾的理由是，有些人我不能见到，见了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好像他们是恶意传染病菌，要采取某种隔离政策，我才能够健康。我们当中有些人也是这样，同样迷信隔离和隔绝，觉得那是最好的方案。这种隔离甚至更加彻底，从嘴巴上做起。不能提及某个名字，一旦提到就如何如何。
有人将温家宝与周恩来做类比。在我看来，周恩来不是民主派。温家宝先生是民主派。胡耀邦先生是民主派。赵紫阳先生是民主派。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就像我们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而当民主的力量互相打击时，这种力量就更为有限。
不妨这样想一想，实现中国民主这么一件大事，难道要将共产党完全排除在外？难道其中没有共产党的份额？当然这个问题，最好由共产党自己提出来。在不可阻挡的中国民主进程面前，它将扮演什么角色？将承担什么责任？是否要一劳永逸地将自己隔离出去？对于中国的未来，共产党人需要什么样的准备？
一个人获得自身起点之后，是为了与这个世界相平行，与他人相平行。
姜维平：从美国人脱裤子看中共官员审报财产
今年7月11日,从海外博讯网上读到两条新闻，我忍俊不禁，
也许读者会想，这两件风牛马不相及的消息，凭什麽硬扯在一起，但我认为，让中国的官员审报个人财产，如同让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露屁股一样困难，只要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脱下裤子。为此，耳听老百姓不满的斥责，他们久久地拖延而不动真格的！但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各级官员公布财产，让选民监督，早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平常事儿，而为了搞笑，露一下美丽的屁股对其它人又何妨？
据海外媒体报道，过去31年来，在美国加州南部的小城，
我想，每个人都有屁股，肯定它的肤色比脸面保养得要好，
然而，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7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规定指出，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
我想，这回贪官真的要向老百姓露出屁股了吧！
原来，这个规定的出台，与上述美国小城人露屁股一样，
然而，像现在出台的这个《规定》，只不过是下级向上级报告，
但该规定却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2010年7月11日草，8月6日修改于多伦多。
余 杰：温家宝如何取信于民？
温家宝的深圳谈话了无新意，大都是此前讲过的空话和套话，却引发了对政治改革望眼欲穿的民间人士的莫名亢奋。北京与广州两地的一些人士召开“温家宝南巡研讨会”，仿佛温家宝话音一落，政治改革就箭在弦上。
在此一背景下，某些貌似独立的知识分子公开攻击和辱骂我的新书《中国影帝温家宝》。《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赞美温家宝说：“我是做媒体的，我亲身体验了他喊话的作用。近年媒体话语的很多突破，公共话语的很多突破，都是他喊话喊出来的。”因此，他批评我的书是“垃圾”。
我不知道这几年来究竟有哪些公共话语“被突破”，我只知道新闻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因言论被治罪的记者和网民越来越多。笑蜀曾将国共谈判期间中共机关报上社论编辑成《历史的先声》一书。那时，中共说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话，如取消一党独裁、实行多党竞选等等，比今天温家宝的讲话精彩千百倍。可是，结果如何呢？
在北京郊外密云的研讨会上，曾经翻译过哈维尔著作的学者崔卫平说，温说的敢为天下先，与零八宪章思路是一致的。我想反问的是，既然温家宝与零八宪章的思路一致，那么刘晓波为什么被温家宝关进监狱呢？一个多月以前，北京的国保警察传讯我的时候说，温总理所说的普世价值，跟零八宪章完全不一样，除非你们智商有问题，才会将两者联系起来。一个多月之后，果然有学者异想天开的言论发表出来。
看到温家宝的拥护者们的诸多言论，我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当年毛泽东“反右”是白反了。老毛在“反右”之前说过的支持自由民主的话，比温影帝说的动听多了。那时，知识分子们也激动万分，结果个个沦为牛鬼蛇神，死无葬身之地。今天，很多人自作多情地想利用温家宝一把，所谓“假戏真做”、“弄假成真”。殊不知，他们自己却被影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国文人投机心理既可悲又可怜，影帝的影迷一抓就是一大把，说明我写《影帝》一书、戳破色彩斑斓的肥皂泡，并非无的放矢。
为什么只有当温家宝先说了“政治改革好”之后，我们才敢跟着说“政治改革好”呢？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本质上仍然是恐惧之下的自保和怯懦的心态，以及不愿付出任何代价就想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的妄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免费的午餐吗？坐牢的刘晓波和说大话的温家宝，究竟谁在推动中国的进步呢？
温家宝要取信于民，其实并不太难，先放三把火就可以了。首先，亲自向在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的家长、死于毒奶粉和毒疫苗的孩子的家长鞠躬道歉，并惩治有关的贪官和奸商。其次，释放刘晓波、谭作人、师涛、刘贤斌等良心犯，并给予国家赔偿。第三，命令媒体公开发表零八宪章，以供公众鉴别和讨论。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本《中国改革家温家宝》，为其正名，为其鼓与呼。
胡 平：重建非暴力信念，让更多的人加入异议活动
最近，国内有好几篇文字值得一读。例如，波兰米奇尼克和中国公民的对话，谈论的是如何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转型这个最重大的问题，意义自是非凡。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内容不必说了，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演讲竟然能在北大这样的地方顺利进行。另外，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在《凤凰周刊》上的采访，声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还有招商局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用普世价值批评中国模式。不消说，刘亚洲和秦晓的讲话之所以引起重视，那是和他们都出自高干家庭，在体制内有相当地位这一因素有关。这并不说明体制内已经有了民主派。事实上，正因为体制内居高位者能说出这种话的人还太少太少，所以他们的声音才如此引人关注。
上述几个讲话能在今日中国出现，说明在今日中国，一定的异议空间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比21年前更大。导致异议空间扩展的因素很多，暂且不论。我要说的是，如今中国的问题是，有一定的异议空间，但是参加进来的人太少。非暴力抗争能取得多大效果，取决于有多大的规模。砒霜能毒死人，但只有达到一定剂量才能毒死人，剂量太少了毒不死人。有些人不明此理，反而去怪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看到一小粒砒霜进入人口，那人却没毒死，于是就说那是假砒霜，或者就说那个人不是常人，对砒霜也有免疫力。
为什么参加到异议空间的人那么少呢？按说参加到异议空间的风险也不算很大了，一般人也承受得起了，为什么还不参加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八九民运功败垂成，很多人错误地吸取教训，成了失败主义，也就成了取消主义，放弃主义。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无人做。如果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不少人都敢冒很大的险，但如果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那就连很小的险也不肯去冒了。
八九民运之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杀气腾腾的426社论，第二天早上，还是有很多大学生要冲出校门游行。很多老师亲友苦苦劝阻。他们是怎样劝阻的呢？他们是说共产党伟光正，因此上街游行是严重错误吗？他们是说安定局面得来不易，因此上街游行是搞动乱吗？不是不是。他们是说你们学生太年轻，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厉害，你们这一游行会被抓会流血的啊，因此万万去不得。但是学生们偏偏听不进去，因为学生们少年气盛，不怕牺牲，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不相信共产党会那么凶残，不相信共产党能下得了手。当然，为了减少风险，学生们特地加上了“拥护党的正确领导”的横幅（这和波兰团结工会为争取合法地位，在格但斯克协议上要写下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不脱离华沙条约这两条如出一辙），勇敢地冲出校门，成功地举行了427大游行。
427大游行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也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巨大压力下退让妥协，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民主是由多次重复的有正面心理效应的策略逐步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习惯。可惜的是，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收，致使民运反胜为败，到头来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又回复到当初那种无力感和悲观心态，这种负面的心态一直持续到今天。
是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民众投入异议活动中来，民运就很难取得突破。但是怎样才可能让广大民众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假如民众都相信，只要他们站出来反抗，就决没有好下场，他们自然不会参加。就算偶然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如果当局发一篇426社论式的文章，摆出镇压的架势，不用来真格的，就把惊弓之鸟的民众都吓跑了。由此可见，民间的抗争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民众对非暴力抗争抱有信心。他们要相信，只要他们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当局就没法镇压，只要他们敢于坚持善于坚持，就能促使上层分裂，迫使其让步。如果没有这种信心，就不可能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而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专制统治就可以长期维持。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人民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
焦国标：胡锦涛为何不回故乡
一九七八年胡锦涛请过一次客，花五十元，摆了两桌酒席，在江苏泰县饭店。当时他是青海省的一个副处级干部。胡先生为何请客？为了为亡父平反。胡父胡静之，祖籍安徽绩溪。清末胡家迁到江苏泰县上坝，以卖茶叶为生。公私合营时，胡记茶叶店被合营，胡静之本人成为泰县供销社的一名职工。文革中，因得罪造反派，被扣上贪污分子的罪名，惨遭迫害，先后被批斗关押，身体垮了下来。文革结束后，年仅五十多岁的胡静之，含恨离世。胡锦涛从几千里外的青海赶回故乡泰县奔丧。他们父子情深。锦涛七岁丧母，父亲一直没有再娶。父亲下葬前，锦涛找到当时泰县县长陆某及供销社领导，请求为亡父平反。当时有人劝他在当时泰县最高档的泰县饭店摆两桌酒，请请县里的领导。
然而，宴席从中午摆到下午三点，都没有一个领导露面。三点多之后，才有一名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来，说县里和供销社的领导今天一直在开会，只能派他一人前来，算是跟胡锦涛打个招呼。胡和亲友坐在饭桌旁，面对两大桌酒席，无可奈何。最后，胡将该饭店厨房师傅、跑堂的、洗碗的，叫到一起，请他们帮忙，把这两桌高档酒菜消费掉。父亲新丧，遭此冷遇，人非草木，情何以堪！故乡泰州从此成为胡锦涛的伤心地。至今三十多年，他再也没有踏过泰州的土地。胡锦涛本生于泰州，但他今天甚至不认泰州是自己的故乡。
共产党的高官几十年不回家乡是常态，胡锦涛的不回家尤值得一议。如果怕回乡扰民，三十多年不回乡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出于对乡人的记恨，则大可不必。耶稣说，这个世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你连自己的乡人都不饶恕，如何可望藏人饶恕当年头戴钢盔提兵上街（拉萨街头）的你？若无饶恕，谁能走出恩怨轮回？若不走出恩怨轮回，谁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极权伴生世态炎凉
中国官媒每年报道诺贝尔奖，介绍和平奖时总要漏掉达赖喇嘛，介绍文学奖时必定回避高行健，想来与胡不认泰州故乡属于同一性质。世态炎凉是极权的伴生物，只有埋葬这个制度，才可能结束世态炎凉。过去我每次回老家，乡亲就到我家闲聊。可自从因讨伐中宣部惹事之后，乡人知道我「倒楣」了，我再回家，几乎不再有乡亲登门。胡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炎」得烫手，可是只要不趁着一朝权在手去结束这个丑陋的制度，你或你的后人迟早必有再尝那份彻骨之「凉」之日。莫恨乡人，但恨制度。「君王的心在神的手里如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愿上帝感动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