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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7月，笔者第三次进入藏区考察学习。此行历时27天，途径四川省、青海省、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此次考察的重点是藏传佛教，兼顾藏区政治与社会生态。途中参观的宗教场所有四川省亚青寺、白玉寺、德格印经院，青海省塔尔寺，甘肃省嘛呢寺，西藏自治区的大昭寺、小昭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布达拉宫、班禅夏宫，等等。

笔者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西藏问题”。这次进入藏区的主要目标是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西藏问题”究竟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唇枪舌剑，双方都极力影响国际舆论。但目前看来，北京似乎处于下风。国际社会倾向于相信流亡藏人而质疑中国政府。那么，藏区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北京政府和流亡藏人究竟谁更可信？笔者试图自己找出答案。

1.藏传佛教

长期以来，世间传说，藏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笔者现在相信事实并非如此。在藏区，不止一个人告诉我，现在藏族牧民信教者较多，农民较少，市民很少（尽管整体上藏民信教比例极高）。在理塘县城，一位藏族姑娘看到我佩戴着活佛法相，一脸不解地问道：你们汉人也迷信啊？在藏区，我们经常看到藏人在车里和店里悬挂着活佛法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佛教徒。

藏族信教人数减少是否意味着达赖喇嘛在藏民中的影响力下降？在藏区，几位地位较高的藏族朋友都明确告诉我，大约99%以上的藏民都尊奉达赖喇嘛。在理塘县某寺，大堂里赫然悬挂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相。在康定县某寺，一位出家人公然为达赖喇嘛鸣不平。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汉族干部似乎低估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一位经常在藏区行走的汉族干部告诉我，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可用5：3：2概括，意思是50%的藏民完全信奉，30%似信非信，20%完全不信。我所接触的藏族朋友对此一律否定。

目前，藏传佛教正加速向汉地扩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藏民信教人数在减少。与此同时，汉族信教者在增加。第三，汉传佛教加速商业化，正逐步失去汉族信教者信任。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呈现你进我退的态势。第四，汉地经济发展较快。笔者亲眼看到一些汉族弟子将数万现金献给上师。据介绍，也有汉族弟子购买豪华越野车乃至别墅供养上师。每年究竟有多少财富由汉地流向藏区？笔者不得而知。

目前，藏地寺庙无不加速吸引汉族弟子。为此，寺庙鼓励四十岁左右的上师学习汉语。以四川省白玉县亚青寺为例。目前，该寺能招收汉族弟子的上师有普巴扎西活佛、慈成加参活佛、当秋堪布、秋巴让卓堪布、意西江措活佛、阿松活佛等。在四川省理塘县长青春格尔寺，目前能讲汉语的上师至少有三位。一般而言，各位上师到汉地弘法不需寺庙批准。有的汉族弟子在汉地设立佛堂。因为藏传佛教特别强调皈依“上师”，因此说所设“佛堂”实际上就是上师在汉地的根据地。在新疆，同一上师的弟子会组成团队，一起修行、交流、朝圣。

在藏区，宗教场所几乎都对当地人免费开放。布达拉宫（门票100元）、大昭寺（门票85元）、扎什伦布寺（门票65元）、德格印经院（门票50元）虽象征性地向藏民收取一元钱，但事实上很多藏民一文不交。在日喀则，当地一位藏民告诉我，这是我们自己的寺庙，不需交钱。而该寺一位出家人却对我说，我们是以寺养寺。在汉地，当地人进旅游景点也要买票。在泰山（门票125元），当地人可凭身份证申请进山证（年费50元）。藏地寺庙的此类规定似有地域歧视（民族歧视）之嫌。

眼下，藏区某些地方正在讨论：出家修行算不算一种职业？笔者在爱尔兰学习期间，一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欧洲学生问我：西藏的喇嘛为什么天天坐着不工作？现在的焦点是，信教自由是不是就不能干预藏民出家修行？从系统论来看，如果藏区本身无法负担出家人的物质所需，汉地势必就要承担更多责任。出家人在精神层面做出的社会贡献与社会向他们提供的物质供养是否相称？如果出家人的社会贡献为零甚至为负，政府是否可以干预？

在笔者看来，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皈依“四宝”，而后者强调皈依“三宝”。汉传佛教要求皈依“佛法僧”，而藏传佛教却要求首先皈依上师，也就是说皈依上师比皈依“佛法僧”更重要。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强调，弟子一旦皈依就不得质疑、诽谤上师，否则会堕入地狱，而且永世不得超升。总之，藏传佛教要求尊奉“生者”，而世间主流宗教则要求尊崇“逝者”。一般而言，“逝者”的教义是相对固定的，而“生者”的教义是变动不居的。若“生者”离经叛道，后果则不堪设想。

2.藏民形象

2008年“3.14骚乱”之后，藏民在汉人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汉藏对立明显加剧。在藏区，笔者多次听说有藏民抢劫玉树地震救灾物资并打死军人与志愿者。笔者还听说，在四川省阿坝州，有藏民拦劫外地车辆。在拉萨，有汉人抱怨说，当地藏族警察偏袒藏族人。但这些都只是流言，笔者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遗憾的是，流言却像长了翅膀，不仅疯狂传播，而且越传越逼真。

如今，大众传媒、人际传播和亲身经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三大途径。然而目前在中国，“西藏问题”是新闻媒体的一大禁忌。大众传媒传递的西藏信息少得可怜，远远不能满足世人的信息需求。即使在较为开放的互联网上，关于“西藏问题”的高品质信息也不充裕。来自官方的正式消息更是极度匮乏。在这样的语境下，道听途说就成了人们了解西藏的最重要途径，来自境外的消息也就轻而易举地主导了话语空间。

根据传播心理学原理，汉人之所以相信关于藏人的流言，是因为流言或者契合汉人既有的认知，或者符合汉人的主观愿望。无论何者，都反映了藏民形象的扭曲。（有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藏人已被“妖魔化”。笔者不倾向于使用“妖魔化”这个字眼，因为它折射出了敌意。）“3.14骚乱”是个放大器，藏人凶残好斗的形象得以进一步强化。“3.14骚乱”后，达赖喇嘛多次呼吁藏汉团结，彰显了这位政治领袖的清醒和睿智。

必须承认，“3.14骚乱”后国内媒体的宣传报道加深了汉人对藏人的误解。与此同时，藏人普遍佩刀的传统形象也成为藏人凶猛好斗的一个佐证。据说，在“3.14骚乱”之前，少数民族是否可以随身带刀由地方政府决定。“3.14骚乱”之后，西藏等地开始限制藏人佩戴长刀，（但日常生活所需的短刀不受限制）。不过笔者注意到，在西藏甚至拉萨，仍有不少藏人佩戴腰刀。笔者认为，所有藏区最好统一界定限制刀具，实行统一的管制政策。

目前在藏区，民间私存枪支仍是藏区社会治安的重大隐患。在苏联刚刚解体之际，曾有大量苏制枪支流入藏区。如今，藏区的枪支主要来源于东南亚诸国和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化隆县有私制枪械的传统，这在藏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藏区期间，笔者了解到，部分藏区现在允许藏人到当地公安部门借用枪支。警方没有采取“一刀切”的禁枪策略，是考虑到部分藏民确实需要使用枪支。对这种灵活的管制模式，笔者表示赞赏。

笔者三次进入藏区，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藏人。在旅途中，有时候车上只有我一位汉人。虽然从石渠县到玉树州的途中我曾被一位藏族司机欺骗过，但此类事件在汉地数不胜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仅凭一件事、一个人就全盘否定藏民族。根据我个人的有限经历，绝大多数藏人是善良友好的。有时候，虽然语言不通，但沿途藏人会用微笑、手势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当然，语言、文化差异为双方交流的确带来了一些障碍，误读、误解时有发生。

遗憾的是，目前藏汉之间缺乏应有的互信。这种不信任在民间和官方都客观存在着。譬如，境外有论者指出，中国政府内部已经形成庞大的涉藏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公安部、国安部、总参、统战部、西藏自治区等十几个部门。如果“西藏问题”得以解决，这些部门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该利益集团不希望真正解决“西藏问题”。对此，国内有人针锋相对：境外业已形成庞大的“藏独”利益集团。如果“西藏问题”解决了，这个集团就可能解体、大量“藏独”人士就会无以为生。

3.管治策略

传统上，中国法律对藏民网开一面。“3.14骚乱”之后，部分汉人呼吁“法律面前民族平等”。他们认为，在法律上优惠藏人会导致藏区治安失控。如今在操作层面上，政府似乎已经矫枉过正了。在川藏线上，笔者三次被查验、登记身份证。有一次身份证还被扫描存入电脑。还有一次，警察上车后只查验出家人的身份证，而对其他乘客不闻不问。值得玩味的是，进入四川省后便没人查验身份证了。成都来的司机师傅说，四川才不这么“空”呢。

在藏区，笔者明显感受到了各地管治水平和策略的差异。在四川甘孜，大部分县城之间没有班车。在石渠县，有些正在营运的私车连牌照都没有。在甘孜州，十几个人可共用一个身份证登记住宿。在石渠县，笔者连身份证都不用便可住宿。在甘孜，有的寺庙在大堂里赫然悬挂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相。在拉萨某知名寺庙，笔者看到第十七世大宝法王的法相悬挂于大堂一侧。在西藏和四川，邮局是不准邮寄管制刀具的（所以人们选择物流），而青海省塔尔寺邮局却可以邮寄任何刀具。

笔者在藏区期间明显感受到了活佛的影响力。藏区各地都有不少活佛，活佛之间有明显的地位差异。活佛在社会管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活佛自己开设医院、学校等。此类医院通常收费较低，对当地的官办医院形成较大冲击，矛盾也便随之产生。倘若政府不能及时协调，便会埋下重大社会隐患。有的活佛（甚至普通出家人）还“建立”了基金会，而实际上，这些基金会大都没有合法注册，完全是违法无序运作。有的出家人每天早上穿上喇嘛服自称去寺庙“上班”，同时经营着自己的饭店、宾馆、商店。

藏区，尤其是西藏，现在实行高压政策，其中拉萨为特别管控重点。据说，目前西藏的常住居民和军警的人口比例是1：1.在拉萨，尤其是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北京路等重点路段，武警荷枪实弹，固定哨卡、流动巡逻、便衣暗哨布满大街小巷，气氛极为肃穆。在大昭寺周边的制高点上，武警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在布达拉宫广场，当游人如织时，便衣们便扮作游客隐身于人群中。深夜，当游客散去后，广场上只有特警们孤独的身影。

为获得关于西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在入藏前曾请朋友介绍西藏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对方大都以敏感为由婉谢。有朋友这样回复：“现在这种时候恐怕不会有人告诉那些事”“我即使不为自己着想，起码也要为我父母朋友着想。”在藏人看来，我的调查过于敏感。加上我是汉人，而部分藏人对汉人心存戒备，这给我的调查带来了诸多困难。由于大部分藏人避而不谈“问题”，导致我难以了解到藏区存在的“问题”，对西藏的研判也就难免过于乐观。

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大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区分“王权”和“霸权”。在西藏目前特殊形势下，一定的武力存在是必要的。但是，仅靠强制力量（有人称之为“刚性稳定”）是无法维持藏区长治久安的。政府必须倾听藏人心声，在沟通、协商、劝服、妥协中提升管治水平。“以力服人”“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必须融为一体，单纯依赖其中任何一种（包括“制造同意”）都是不切实际的。

自2010年7月6日起，流亡藏人采用Unicode标准开发出了藏文编码技术，使得全球藏人能够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媒介方便快捷地传递信息。目前在藏区，部分寺庙拥有卫星电话，使得境内外藏人通话更加方便。再加上出入境人数增加，重要信息完全能够口口相传。更何况，在特殊情形下，海外藏人会请西方人帮忙传递信息。这一切都为信息监控增加了诸多困难。在信息时代，完全阻断信息交流已是痴心妄想。

都江堰工程的成功秘诀之一是“深淘滩，低做堰”。在藏区管治上，政府应当适度拓宽加深言路，使正当合理的诉求得以及时顺利上传，尽量避免“以言治罪”。如果境内言路不畅，藏人就会被迫求助于境外媒体和组织。当然，笔者只是倡导“适度”拓宽言路，而非一下完全放开。鉴于目前的藏区局势，突然完全开放言路必然会造成社会混乱。言路建设必须遵循渐进原则，力戒“言而无信”“急功冒进”“东施效颦”。言路建设必须考虑藏区实际。

4.分析与建议

“西藏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民生问题，因而单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或民族问题，政治因素和国际因素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西藏问题”更不是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人权”和文化只不过是双方博弈的两枚棋子。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分别强调“西藏问题”的不同侧面：中国政府强调外部势力干预，而流亡藏人则突出中共管治危机。事实上，只有政治上真正中立的观察者才能看清“西藏问题”的实质和全貌。

“西藏问题”必须置于中国语境下考察。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某地一藏族官员被政府查办。当地部分藏族官员认为，这是汉族官员对藏族官员的打压，彰显了执政者对藏族官员的不信任。但笔者却认为，类似的政治斗争在汉地同样存在。藏族官员将之与民族身份相联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同理、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官商勾结等现象在汉地也十分突出，但在藏地，此类问题都被置于民族冲突的框架内加以分析，反而遮盖、偏离甚至改变了问题的性质。政府似乎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官方“去民族化”的努力又遭到质疑。

与此同时，“西藏问题”必须置于国际语境下考察。国际关系的实质是维护国家利益，而人权是当今某些西方国家国际博弈的一张王牌。流亡藏人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并不高，而且中国政府的国际公关能力低下。相反，达赖喇嘛的国际形象极佳，而且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水平很高。中国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不敢贸然探讨“西藏问题”，而流亡藏人则以民间人士或非政府组织的面目活跃于国际舞台。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的传播主体过于单一，因无法形成合力而导致成本高、效益差。

目前在国际上，关于“西藏问题”出现了“屁股决定脑袋”的乱象。同情、支持流亡藏人者会毫无保留地接受达赖喇嘛、不加分辨地质疑中国政府。同样，反对达赖喇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士不加思索地接受北京的观点、毫不犹豫地质疑流亡藏人。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争夺“意见领袖”和国际舆论的博弈势必进一步激化，而目前看来中国政府显得迟钝麻木、应对乏术。如今的流亡藏人大都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深谙西方政治的运作奥妙。目前，国际上公开支持流亡藏人的声音持续增加，中国政府改变国际舆论态势的成本将与日俱增。

笔者注意到，为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断邀请境外媒体人员赴西藏参观。但遗憾的是，这些记者撰写的报告大多是继续质疑中国政府。相反，“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断邀请国际人士赴达兰萨拉采访。奇怪的是，这些人士撰写的文章大多是肯定流亡藏人。除了立场、道义、认知等因素外，这其中是否有操作层面的失误？笔者曾反复告诫，在传播实践中，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等重要。

“西藏问题”是否有解？笔者认为，“西藏问题”最终会得到妥善解决，但这是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西藏问题”只能在中国民主进步框架内解决。只有当中国的政治文明得以大幅度提升，政治生态得到实质性改善，执政者的管治理念和手段才会与时俱进。那时，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便会减少许多。当然，“西藏问题”绝不会自行解决，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的博弈必将长期存在。笔者可以断言，中国政府决不会向外界屈服。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外部干预难免会适得其反。这种内外互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意志和取向。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中欧新闻社2010年8月23日首发）

鲍林博士（Dr·DanieIA·Poling）最近来函，请我为“基督教前锋报”（ChristianHerald）撰写一篇证道词，他建议的讲题如下∶“假如你给美国人证道，你将讲些什麽？”

今日世界，没有一个问题较共产主义问题更为严重。在共产主义者征服世界的大计中，他们把美国视为主要敌人，并且决心要贬抑它、侮蔑它和摧毁它。除非美国人明白认识这个迫切的危险，而采取和它搏斗或遏阻的必要措施，否则，不独他们自由的生活，而且在其全国人民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基督教，也将一同被其奴役被其埋葬。自上帝创造宇宙以来，人类从未面临过比今日更大的灾祸。若以共产主义的威胁所造成的灾祸来比较，则圣经旧约所记载的大洪水，也就微不足道了。

共产主义扩张之迅速，殊令人惊异。劝服八亿五千万人皈主，费时达一千九百多年之久；而在短短的四十年中，全世界竟有半数人口被关入“铁幕”之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的十五年来，已有八亿人口，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奴役暴政之下。它的侵略步伐，正获得与时俱增的速度。我们可以静下来自问一声，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像启示录二十章所说的一千年的尽头呢？“撒旦必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争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圣经学者们都认为，撒旦一旦从狱中被释放出来，力量可能非常强大。撒旦的化身共产主义不仅与上帝作战，而且有意耍弄上帝。前苏俄国防部长朱可夫，曾邀请南斯拉夫人将来到月球去拜访他和他的同僚。俄国人夸耀科学方面的成就，於得意忘形之馀，可能犯自由世界的心理，估计错误，而对北美大陆发动一次突袭，亦未可知。

共产匪徒为了贪得无厌地建立它的独裁政权，既然毫不犹豫地用刀剑和饥饿的方式，使中国大陆上亿万人民，不但剥削了自由，完全被其奴役，而且他们屡次公开地宣布，只求其能实行共产主义，赤化世界，即使牺牲了中国大陆二分之一的人口，亦在所不惜的。屠杀下四千万人口，难道它们不可能像莫斯科所一再提出的恐吓，发动一次核子突袭，就要埋葬美国二分之一的人口吗？它们是上帝的敌人，有什麽方法可以遏阻它们去毁灭世界上这个最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呢？这个基督教国家，正是它们征服全球的障碍。

这种推测固然令人心悸，但是，共产党历次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占了上风，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可能会从事最轻率的冒险。共产党征服世界的居心，是不变的，所以在自由阵营中，那些与它妥协或安抚的企图，结果必将导致屈服和溃败。

倘若自由世界仍将试图与共产党寻求和平，与侵略者谈判裁军协议，或者相信，共匪一旦获准进入联合国，即会接受国际组织的约束，那麽，这座和平的殿堂将会变成窝藏盗贼的渊薮。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曾经对十二门徒说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和毁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任何与共产党徒妥协的企图，等於开著眼睛，自甘坠入共党的陷阱，或开门揖盗。假如自由世界遵循这一途径，则它不但不是重建上帝的殿堂，而且开拓一条自趋沦亡的道路。这种妥协的努力，正是敦请撒旦来君临世界。愿上帝不要准许我们去做出这种罪恶的蠢事！祈主拯救我们，不要盲目地陷入这种如意想法的乐观。

共产主义的反神思想，使共产世界与自由世界之间的和平为不可能。马克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即曾指出，共产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存在著一道无可弥补的鸿沟。他说∶“共产主义不需要永恒的真理，而且，它要废除一切宗教和道德观念。”他另一次说∶“打倒上帝，打倒教会，拥护共产主义，你便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东西。”

处此日益黑暗的环境中，我要问一句∶自由世界正日趋式微吗？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我们能集中多少力量来对付共产主义的挑衅。在这个扰攘不宁的世界里，最迫切的一件事，是人类归顺上帝。我们是否肯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事事以主基督为先，拒绝崇拜那假借共产主义形式的魔鬼呢？我们是否打算背弃中国大陆上那些因拒绝信奉马克斯主义，而遭受迫害与被奴役的千千万万基督徒呢？

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遵照神的指示，为我们的信仰而牺牲。舍己的意义是什麽？凡不懂这个秘诀（舍己）的人，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有人说，舍己应该解释为履行痛苦的职责，而不是一种理想，这注释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救主耶稣把舍己看作一种生活的方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

我们不必灰心。处在这严重的情况之下，基督教世界不应以失败主义自弃。没有什麽比恐惧共产主义，更有助於共产主义的达成其目的。假若我们保持对永恒价值的真正信念，我们将能认清，我们手中握有许多打击共产主义的武器。

有一件工作值得我们去做，便是向共产主义发动一次全世界的宗教性反攻。自由世界的宗教大军，在基督教的领导之下，再由其它宗教的十亿信徒所支持和参加，接受共产主义无神论者的挑战，动员起来，阻止撒旦的邪恶挑战。如此才可以迫使共产党在思想战场上采取守势。

暴乱黑暗和穷凶极恶的共产主义鸱张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凡信奉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在耶稣的十字架下，与那些反共、反侵略、反奴役和爱自由、爱和平的人们携手合作，本著耶稣复活的精神，组成一条反共阵线，向共产主义发动一次信仰上的十字军战争，并扫除共产主义处处渗透的邪恶力量。

藉这宗教十字军，我们可以再度证实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後三日“复活”的神迹，也就是上帝的永恒真理终将克服黑暗和死亡的祸害。

现在正是发动这种反共十字军运动的最恰当时间。共产党的暴力统治尽管有它的效率，但是它们已吸干了铁幕後人民精神生命的泉源。历史昭示我们，人类是以神为中心的动物，信奉上帝即可得到人类所渴求的任何东西，若无信仰，人类的灵魂即趋於沦亡。

在信神的宗教战场上，与共产主义作战，就是打击它最薄弱的要害。与教会为敌，共产主义便立不住脚跟。已故全世界五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八十一高龄的教宗庇护第十二世曾於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就苏俄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後发表演说谓∶“让我们明确地宣告，基督教会决不考虑不经一战而在它公开的敌人──无神论者的共产主义──面前退却。这一场战斗将持续到底。不过，我们所使用的是基督的武器。”

我们面对著苏俄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如把人送入太空，而若我们对本身失掉信心，不藉思想战来反击敌人，则共产主义可能安稳地走上胜利之道。但是，认识了自由人类心灵中的伟大，我确信这种情形不致於发生。在神的指导之下，未来的世界是属於我们的。

我们已开始认识，一个软弱的基督教是永远得不到成果的。软弱的基督教面临了共产主义的残忍和暴力，只有束手待毙，若是遵照基督所行者行之，还有什麽不可为的事呢？耶稣并没有答应给我们安逸和享乐，他只许给我们一个值得为它生活，为它战斗和为它牺牲的十字架，凡我基督徒要及时认清，在“各各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便是喀西玛尼。耶稣在那里开启了精神力量的泉源。没有喀西玛尼，也就没有“各各他”了。

愿全世界的基督徒，恢复先圣们的信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节）

文章原题：共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中华民国五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应美基督教杂志之请所撰证道词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在辛亥前夜、人心思变的中国，才华、热血集于一身的青年汪精卫这些诗句不仅打动了爱慕他的华侨少女陈璧君，也打动了许多的中国人。当他决定北上刺杀摄政王时，就有赴死的心理准备，一旦刺杀行动失败，被捕下狱，他自然不抱生还的幻想。当年侦破此案的清廷官员金祥瑞回忆说他被捕之后“醉饱酣睡，形若无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然而他竟未判死刑，并且在一年半之后就重获自由，成了民国的元勋，这是他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当时在法部（原刑部）任职的许世英民国时期历任总长、总理等要职，晚年在台湾留下半本口述回忆，其中对自己当年参与审汪一案津津乐道：

“对于汪精卫，虽然我不能说得上我曾在他谋杀摄政王一案中层救了他一命，但我的确曾使他在狱中少受了不少苦痛，和使他早日获释。……我虽是满清的官吏，对这些可敬的年轻人也寄以同情。所以当汪案被指定由我审判时，我便毫不推辞的接受了。

……当案子分发给我时，与案俱来的一道命令，要我为汪精卫加上脚镣手铐，但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汪精卫是个文弱书生，他绝对逃不了，而况且那时的革命党人，都显示了不怕死的磊落精神，也决不愿做逃犯。我甚至大胆地承当了‘如果汪精卫逃了由我许世英负责’的责任，决定不给汪精卫上镣铐。

我提审汪精卫，先把这段经过告诉了他，然后对他说：“我指定你们都是有抱负的，你可以把你们的抱负写下来，我替你奏呈太后去。‘汪精卫在他的看守室里，写下了他的长达一万余字的供词，……我当时读了他的供词，亦深为感动，于是呈由堂官转奏。奉批：”让他革他的命，咱们仍做咱们的皇帝！’我于是把汪精卫开释了。“

许世英说得如此笃定，称是亲历，似乎不由得人不信。然而，他的回忆在《人间世》月刊一发表就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他的亲家凌铁庵虽然双目失明，听家人读到这一段时就表示异议，汪精卫刺摄政王是宣统二年的事，那时他正因出席万国监狱会议赴美并去欧洲游历考察，他人不在国内，怎么可能受命审问汪。回忆录也曾讲到他于1910年暮春出国之事。对于隆裕太后那个批语，一般反应认为也不合隆裕的性格。但他说：“我自己经过的事，难道还会有别人知道得比我自己更清楚更真实吗？”替他执笔写口述回忆的冷枫不无遗憾地说：“这些错误，却始终无法加以澄清。”

与汪精卫一同被捕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回忆，直到他们获释前一天，才将脚镣去掉，两足才获自由，之前都是带着脚镣的，因为是无期，所以下的是“死镣”。许世英所说不给汪精卫上镣铐的说法也有问题。更值得疑问的是，此案不是法部所办，而是民政部所办。黄复生回忆录说，被拘捕之初在区警察署，然后到内城警厅，厅丞章宗祥，这是民政部下属机构。

金祥瑞《我是怎样侦破谋炸摄政王一案的》也说，汪精卫一案是民政部办的，民政部尚书是肃王善耆，“头脑比较清新”，不准用刑，不叫下跪，看了汪精卫写的供状，有爱才之意。这对于汪没有处死，关系至重。当时在民政部内城总厅主事，负责审讯此案的王劲闻告诉金祥瑞，肃王把他去说，“案中都是青年人，不要过于为难。”几乎已经明示。还有人说，汪精卫在供词上捺手印时，见上面的罪名不是谋炸摄政王，而是说自己见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国人都在沉睡，是要借此警醒国人。汪精卫一看不是原供，不肯捺手印。几经劝说，说肃王向摄政王就是这么说的，他才肯捺。

黄复生回忆可以与此相印证，有一天他正在读书，肃王突然来，对他说：“现在最好读书，汝与汪精卫将来还可替国家办事。”移送旧刑部监之前，肃王亲自告诉他俩，官司已定，“不过我还在争这有期与无期之间耳。”又说：“你们所办的民报，我是最喜欢读的，不过我觉得你们的三民主义，似乎稍嫌狭隘了一点，在我以为要主张大同主义才好，我想将来不但中国要大同，就是世界都有大同的一天呀！”汪精卫回答，我们的宗旨已揭橥于《民报》，王爷所谈，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故不能作答。肃王称许他们到生死关头仍能坚持一定宗旨。

等到辛亥革命发生，清廷下罪己诏，大赦党人，资政院议员易宗夔等上书请赦汪精卫、黄复生，最初向法部质问，回答是此案为民政部送来，不属他们管。再质问民政部，则称此案虽为他们所办，但已送交法部。最后同时质问，两部无法推诿，才同上一折请赦，他们才得获释，在狱共计十八个月。

核心提示：作为龙应台的好友，朱学勤认为，他钦佩龙应台的原因除了直言外，是她关注小人物命运，“她从千百万平民百姓的命运入手，填补了那一场天地玄黄、种种宏大叙事中的一个空白。”

对话主持：陈书娣

凤凰网：对于龙应台应邀参加北大的演讲，你有怎样的评价？

朱学勤：那就这样说吧，我赞成龙应台在北大的讲演。北大太需要这样的讲演了。

凤凰网：你觉得需要的原因是什么？

朱学勤：我赞同她的观点，中国需要崛起，但是中国的崛起应该是文明的崛起。

凤凰网：你之前和龙应台有过接触吗？

朱学勤：有接触，我们是好朋友啊。

凤凰网：你对她本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些方面呢？

朱学勤：我认为她是近年来台湾到大陆访问的学者当中，最清醒的一个。

凤凰网：你对她的文字有怎样的评价？

朱学勤：我认为她的文字，既有感性的一面，也有非常理性的思考。

凤凰网：你对她的文字和思想的变化过程有怎样的一个了解？

朱学勤：我觉得她没有什么变化的过程，她从当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一路走来，不断地申述、发展，并没有改变。

凤凰网：你觉得她坚持的是些什么呢？

朱学勤：她坚持的还是文明胜于物质。

凤凰网：有评论说龙先生坚持的一直站在人本身的立场，就是个人命运的立场。你怎么看？

朱学勤：尤其是那本有关国共内战历史大变局的书，完全补充了中国现代史叙述的一个空白。

她从千百万普通平民百姓的命运入手，填补了那一场天地玄黄、种种宏大叙事中的一个空白，这个空白空了五十多年，将近空了六十年了，她填补了这个空白。

凤凰网：作为龙先生的好朋友，您觉得她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你？

朱学勤：她的直言，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共鸣的一点。

凤凰网：能否描述的详细一点？

朱学勤：我看到就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人性是相通的。

凤凰网：你觉得她的哪些方面影响了我们大陆的知识分子？

朱学勤：我觉得她的直言，她敢于面对普通民众在历史剧变中的命运，这些东西对大陆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财富。

凤凰网：如果把龙先生和大陆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较，您往往会联想到哪些人？

朱学勤：我想到李慎之。

凤凰网：为什么？

朱学勤：我最先想到就是李慎之。

2010-08-05

舟曲特大泥石流灾难发生之后，人们都在探寻灾难发生的原因。在言论不太好控制的互联网上，网民们交换了当地的即时消息、调查报告、搜索到的相关文件和数据，总结出了三个主要的原因，即疯狂修建水电站、不加节制地开矿挖掘、和对森林植被的毁灭。进一步的结论，自然是人祸。

与此同时呢，官方也在紧急谋划，也拿出了一个官方的解释，不过，与民意恰恰相反。8月9号、也就是特大泥石流爆发的第二天，在国土资源系统舟曲抢险救灾紧急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先生提出了五条原因：

一，是地质、地貌原因。舟曲是全国地质灾害多发区，山体破碎；

二，是“5?12”地震，震松了山体；

三，是严重干旱，强降雨易于进入山体缝隙，形成地质灾害；

四，是瞬时的暴雨，渗入缝隙深部，形成泥石流；

五，是地质灾害隐蔽性很强，难以排查出来。

徐绍史先生是中央级的官员，自然是最高权威。他代表最高当局定下了调子，地方政府立即紧跟。

徐绍史先生的话是下午说的，几个小时之后，甘肃省政府于当晚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陈建华先生发表通报，把徐绍史先生的说辞略加精炼，宣称舟曲特大泥石流是由于地震、干旱、暴雨所造成的。

民间提出了三条，是水电、开矿、毁林；官方也提出了三条，是地震、干旱、暴雨，南辕北辙、毫无根据交界。这就很有意思了，只要是中国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之奥妙。

民间的三条是要追究责任，官方的三条是要委过于天；民间的三条是自由讨论出来的，官方的三条呢，可以讨论一下吗？哪儿敢！

跑马圈水、 乱采乱挖和次序毁林，这三条不仅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有官方数据。到现在为止，官方媒体和网上见不到一个、见不到一篇公然反驳民间三条的文章。只要是讲理，总还是要讲逻辑和基本知识的；不讲理，剩下的也只有堵嘴封口这一条革命老传统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眼下的官方也相当得无耻了。

特大泥石流爆发的当天下午，网络上就迅速传出了来自现场的消息，各家电视台、电台也争相报道现场的实况。但好景不长，从当天的深夜开始，来自现场的新闻越来越少。《新浪》、《网易》、《搜狐》等门户网站更删除了相关新闻的专题，甚至连网友们发表个人意见的帖子也严加删除。

在 一个大网站上，我看见了一个帖子，题目是《频发的地质灾害，摆脱不了人祸的影子》。点击的结果是“无法找到该页，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 时不可用”。人家还没有一口咬定就是人祸、只是说人祸的影子，连插个边、说说影子，都容不下了。最初的失控过去，等官方回过神来，新闻立即就被“和谐”掉了。

再来看媒体和网络的新闻头条，一律都变成了胡锦涛的指示和温家宝的行程。以往积极跑现场、抢新闻的各大媒体也一下子哑巴了，只敢发官方通讯社通稿。报道的重点也从灾害的惨烈和民众的苦难，变成了领导如何亲民、军警如何快速开进奋不顾身、灾民如何感激不尽，等等。

海外的中国人要想了解真实情况，可以看《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的报道和照片，那一具具的尸体、那些灾民跪求军警抢救亲人的场面、呼天抢地的镜头，极为震撼人心。

而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土地上，灾难和痛苦被淡化。舞台前方，官员和军警成了耀眼闪亮的主角。一场理当追究责任的灾难，就这样变成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行为艺术。过去叫“一曲共产主义颂歌”，现在不叫“共产主义”，叫“主旋律”了。

灾难的原因被掩盖、贪赃枉法的官员和横行霸道的奸商被包庇，我们只有不可阻挡地从灾难走向更大的灾难。

今天贴两张照片给大家看，我就先不多说了。两张照片都是三个星期前在悉尼奥运场馆陪儿子观看一场摔跤比赛时照的。

“世界摔跤娱乐”（WWE）是美国一个集摔跤与娱乐一体的赛事。几个肌肉隆起的彪形大汉，在一个拳击场上恶狠狠地“摔打”，一会飞起一脚，把对方踢到台下，一会腾空而起，几百斤的重量一下子压在对手肚子上，对手被压得当场昏过去……不过，这可不是真正的摔跤比赛，而是娱乐性的表演，那些惊险无比的动作，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两个儿子竟然喜欢上这种“暴力”节目。由于这节目是PG（由父母陪同观看），所以，我只好陪他们去看。到了悉尼奥运场馆后才发现几乎所有的孩子（从七八岁到十七八岁）都是由父母陪同的，比赛开始了，孩子们喊打喊杀，情绪激动，可陪同他们的大人却都恹恹欲睡……

我坐在那里很无聊，就想：这西方国家也真离谱，这种故意展示粗暴，用各种夸张的动作把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甚至是一个屁股）的节目，其观众竟然都是未成年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文化啊？

好，第一张照片给大家出的思考题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文化？为什么允许这种充满暴力想象的娱乐节目存在？

这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样噪杂的场馆里，显然无法想通，所以，我继续百无聊赖，好在中间一场，有几位穿三点式的波霸女子上场肉搏，让我清醒了一阵子。孩子们显然不喜欢这些女子，又换上了肌肉男们。于是，我就又无聊了。

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大概是卖票时比较集中，栏杆右边的座位坐满了，左边的却是一个人也没有。悉尼奥运会室内场馆的空间很小，坐满人时更挤逼得无法动弹。然而，这些澳洲人竟然都对号入座，我原本认为也许大家都以为旁边也会有人来，所以不过去坐，没想到的是，中场休息后，这些澳洲人，竟然又一个一个挤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坐下，我看得傻眼了。

要知道，就在他们拥挤的旁边，还有一大片空位置，座位的等级虽然一样，却更靠近舞台，也没有服务员禁止大家移过去，可是，这些澳洲人竟然始终坚守“对号入座”的原则，一直到到散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移了过来，包括镜头中的这位女士和他的儿子）。

眼前的澳洲人可都是对充斥暴力想象的摔跤充满激情，并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可正是这样一群人，却没有人破坏一条“对号入座”的规定移到更舒服的座位上。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和大儿子简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一些人移过来坐，并没有破坏什么严重的规定吧，而且，大家都会舒服点，为什么他们不移过来？儿子说，可规定是对号入座啊。

好了，我真的傻眼了。这两张照片是三个星期前照的，我一直没有舍得删除，可我又不知道该给这两张照片配上什么样的“文字说明”，现在，我想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西方人允许五花八门的“文化”（显然很多是很俗气，甚至是不健康的）的存在，显得如此的宽容与灵活，可他们却在“规定”上如此地墨守成规？

你给我提点意见，下次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启动国家形象宣传片制作，包括长达三十秒的《人物篇》广告短片，以及十五分钟的《角度篇》专题长片。前者将由国务院新闻办投入巨资，在中共建政六十一周年前夕，在诸多国际主流媒体上播出。

在当局精心选择的五十个名人当中，包括体育明星姚明、邓亚萍、郎平，文艺界明星朗朗、宋祖英、谭盾、吴宇森、甄子丹，宇航员杨利伟，水稻专家袁隆平，以及互联网新贵马云、丁磊、李彦宏等人。该片主创人员透露，这五十个人为了宣传国家形象，全部都是“零片酬”，所以该片“制作成本并不高”。

正如韩寒讽刺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中的演员大半是白求恩式的“外国人”一样，中国的第一部国家形象片的主演，也有不少是“外国人”，或者至少是拿着欧美国家绿卡的“准外国人”。面对媒体的质疑，承担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的上海灵狮广告公司董事长沈赞臣回答说：“我们偏重于考虑这些人在世界上都比较‘眼熟’，外国人看到他能想到中国。”

这种解释让人啼笑皆非。在十三亿人当中，难道就找不出五十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来吗？如果说“眼熟”是首要标准，那么奥巴马内阁中的华人部长骆家辉、朱棣文岂不更加“眼熟”？但他们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除了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之外，跟中国大陆、跟共产党的党文化毫无关系。

这五十个人真能代表中国吗？比如，吴宇森虽然出生在广州，但五岁时便移居香港。如果不是香港自由的文化氛围，他能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电影导演吗？而他九十年代闯荡好莱坞之后，方才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电影导演，他依托的是好莱坞“浪花淘尽英雄”的电影工业的平台。

那么，吴宇森为何如此热衷于在《建国大业》和《建党大业》中“跑龙套”以及参加这部《人物篇》的“义务”出演呢？这不表明吴宇森有多么爱国，而是他深知中国大陆是他的电影的巨大的票房市场，所以要通过类似的活动，跟大陆官方搞好关系。这才是一本万利、财源滚滚的高招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哀叹，近二十年来，中国数十万精英人才移居国外。而少数回流的“海归”，也只是看中当下中国赚钱的机会，暂时回来“裸居”而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张涛在一篇文章中讽刺说：“淘金淘银无需国界，爱惜个人的羽毛也无可厚非，但非要腆着脸打出‘建设祖国’的旗号，而与此同时口袋里装着在星条旗下宣誓后拿到的护照，这种拙劣的包装就太不厚道了。”在这群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伟人”当中，此类人士占了多大的比例？

这部被誉为“中国的名片”的宣传片，根本就是一个赝品。“中国”就这样无辜地被戈培尔们“代表”了。

当我们看到电视镜头中舟曲县城被混浊的泥石流冲毁得满目疮痍的时候，有谁会想到上世纪50年代的舟曲原来却有另一番多么绮丽而安宁的田园风光。

一、从前人怀念的舟曲令

据《舟曲县志》记载：“上世纪中叶前的舟曲县，境内雨水充沛、气候温润、森林茂密、植被丰富，滔滔白龙江（岷江上游主要支流）横贯县域全境，宛如一条飘逸的哈达将舟曲的山川打扮得十分秀美，素享‘陇上小江南’之世代美誉。”

“舟曲山地，层峦叠嶂，万山皆翠……上世纪50年代县境森林覆盖面大，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平衡，空气清新湿润……”。而且，舟曲县面积3000平方公里为上海全市之半，全县人口才区区13万众，地广人稀外加绿色植被覆盖，非常适合人居。

    
图1 从前的舟曲

“舟曲，背靠千里岷山，面临白龙江水，风光奇秀，景色壮丽，物产丰饶，气候宜人。境内层峦叠嶂，翠色连天；水流宛转，碧波映彩。有飞瀑流泉，有古刹名寺，远尘嚣之污染，近自然之风情，天高云淡，山重水远，实乃藏域之江南，人间之仙境也。”

     
图2 从前的舟曲

在舟曲，真正造成大面积的破坏是近50年的事，也就是“解放后”中共新政成立不久之后才有的事。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里的森林资源开始遭到掠夺性破坏。据统计，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许多地方的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倒卖盗用，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超限度破坏。尤其经过“大跃进”、“学大寨”等一系列“与天斗，其乐无穷”之瞎折腾，再经过度砍伐森林、过度放牧等一系列对大自然的无节制索取，舟曲县自然地理生态遭到反复摧残，最终弄到山川裸露、水土流失，洪涝、滑坡、泥石流年甚一年……据2005年12月28日《兰州晨报》描述：进入新世纪，舟曲县滑坡地带发展到43处，泥石流隐患地带发展到86处。

长达半个世纪以牺牲生态、透支资源为代价的滥砍滥伐，不但没有引起地方党政部门的重视，而且还得到上级 “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我们舟曲过去为国家贡献了上百亿立方的木材，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舟曲外围野蛮的黄金开采已为泥石流、环境毁容埋下伏笔

近二、三十年里，以甘南州玛曲、舟曲等县的黄金开采业为基础，推动着中国的黄金产量的不断增加。舟曲和两当，属于西部的产金大县，白龙河流域、西秦岭延伸带号称亚洲第一大金矿。从2009年开始，中国超越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连续三年排名全球黄金产量第一。许多人会纳闷，较之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诸国，中国并不是一个黄金资源大国，而且中国的金矿品位低，开采价值低，何以能跃上全球黄金产量最多的国家？个中的秘密，就是中国大力推行一种工艺简单、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成本低，在中国提炼品位低至每吨矿石含0.5克金还能赚大钱的炼金术……“氰化钠堆浸提金术”。这是由美国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发明的、源于1900年前美国盗采黄金的流贼们采用的提炼术：偷采金矿的盗贼将矿石碰碎后，放在桶里，一吨矿石加1公斤氰化钠，把黄金从矿石浸泡出来。于是，中国甘南州玛曲、舟曲等县普遍采用这种廉价但耗费大量矿石的剥采术而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的金矿更多，为什么不推行这种艺简单、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成本低的炼金术？原因很简单，他们深知这种炼金工艺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地质损毁。而且用这种工艺从贫矿中提炼1克黄金，要用100至300克的剧毒化学物氰化钠。故此，美国只容许在环保部门的严密监管下建立试验场。所以在这种高标准的环保要求之下，矿主们知道用氰化钠堆浸提炼低品位金矿发不了财，一旦发生泄漏污染，会破罚到破产，因此，他们的商人不敢轻易冒险采用这项高危工艺。然而在中国，不论是“有关部门”，还是个体商人，却敢于牺牲环境和人命，敢于大量开采低品位贫矿，敢于大规模采用剧毒的氰化，敢于大范围采用污染严重的堆浸工艺而取得“成就”。因为它在为中国“GDP”的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能够依靠氰化钠炼出无数富翁。

于是，在中国的金、钼、铅、锌跃升全球产量第一的背后，是中国特色的杀鸡取卵。“GDP”增长的代价是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水土，贻害的是十四亿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而卵的利益，只是让少数既得利益者富得流油。

黄金等矿产被我们用破坏的方式从大地上掠夺走了，留下了灾难和贫穷却要由许多无辜的生命来承担。这个图景隐隐约约折射出这个时代的阴影：财富伴随着富人们或移民或穷奢极欲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地走了，留下一个破败的山河和灾难贫穷的现实来让我们去哀悼，然而我们在哀悼的同时，还有多少忏悔的勇气重建一个美丽的家园？
  
二、领导意志之下的“穷折腾”

由于中国的体制上的集权特点，一个地方的经济决策，往往是第一把手说了算，根本不用经过议会的集体讨论或专家的充分论证，等到一种决策被当成政策或方案下达各级执行的时候，民众往往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就更谈不上有资格参与意见甚至质疑的权利。北京城在“解放后”当时准备大兴土木的时候，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心血来潮地大手一挥，对旁边的随从说道；“将来从这里一眼望去，我们要看到遍地烟囱！”他的一句话，就使围绕天安门周遭的城墙悉数拆除了。

近十来年许多地方的经济发展也是每一届的第一把手为了显示自身政绩的穷折腾。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拆的前任的政绩，建起自己的政绩”。由于官员的目光短视和规划的随意性，就造成城市的路面年年挖，前面的前任在铺路，后面的继任者却在挖路。而双方都在高喊，为人民造福。房屋则是建了拆，拆了建，建了再拆。反复拆建，反复折腾。如此穷折腾，领导不在乎。有了项目，钱才能源源不断的流进既得利益者的腰包。前几年据报道，杭州古墩路往北至三墩镇的延伸段路面，更上演了一出“先垫高一米，再挖平一米” 的蹊跷整治闹剧。市民将这种穷折腾现象斥之为“一条马路年年修，一个水管月月挖，一根路灯届届换，一群流氓在折腾。”

据2010年3月17日《京华时报》报道，武汉市洪山区某小区400多套三层联排别墅建成不满5年，部分房屋尚未装修入住又因该地块将由地产商进行商业开发而兴建高楼。许多小区住户搞不明白，刚建的房子还来不及住进去，怎么又要拆掉。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块地升值了，拆了别墅盖高层，多出来的土地就可以卖更多钱。这说明不仅仅是规划短视的问题，同时也是利益驱使的必然结局。

这些年来，大多数城市的拆迁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而得以风卷残云、所向披靡。试想，倘若房屋产权人拥有足够“说不”的权利意识，那么，除非出于自愿，任何部门何以有权力强拆？眼下各地还会发生那么多拆迁暴力和悲剧事件吗？

再回头看舟曲的折腾不也是如此吗？如果舟曲当地的民众对政府的开采和改造计划有参与意见的权利，那种透支自然资源的滥砍滥伐和污染地质环境的政府举措还有可能以“经济发展”的名目开展下去吗？政府缺乏民本意识，而民众又缺乏监督权利，这就造成了国家矿产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双重损害。

三、为什么加拿大地方政府无权挪动一棵树？

很多年前，读到一篇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手记。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见闻。一个小镇的路口有一棵老树，但随着道路的改建拓宽，那棵老树几乎变成了路口的拦路虎。镇政府准备将那棵老树迁移。但镇上的居民知道后，许多人意见都很大，认为那棵老树陪伴了小镇居民这么长的岁月，已经变成了这个镇的一部分象征，但其中也有部分人是支持迁走的。由于镇上的人意见纷纭，迁移的事就一时陷于僵局。于是，镇政府决定采取投票表决的办法来决定那棵老树的未来命运。一日，被居民选出的代表集中到镇政府去投票表决。票决的结果是树不能搬迁，这样一来，镇政府只好就此作罢。镇长大人在民意的否决面前也无法独断专行。因为民主的程序实际上等于有超越领导人之上的权力构成。正如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哲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议会制度最先来源于英国，英国议会被誉为“议会之母”。英国在率先创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又率先创建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宪政制度，这就是以议会为实质性部分的议会制。英国议会对政府行使监督权主要通过四项制度体现出来。一是质询制度。议员在议会会议期间，可以就政府的施政方针、行政措施以及其它事项，向政府首脑或高级官员提出质疑或询问并要求答复的活动。二是弹劾制度。不论是对政府高级官吏还是议员均列入可弹劾对象，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三是不信任投票制度。如认为内阁成员或全体有违法失职、政策错误或措施失当等情节并对此深感不满时，议会可以通过谴责政府某项政策的决议案来否决政府的议案，或对其议案做重大修改。四是调查制度。这是一种为了监督政府工作，由议会组织专门机构对国家机关进行调查了解和确认某种事实的权力。这种调查在英美等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

最近有一条令人眼前一亮的消息是，连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一员的越南现在也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据2010年6月19日新浪网报道，越南的国家立法机构——国会在2010年6月19日投票表决中，否决了预算总额为560亿美元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这可以说是越南民主进程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此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彰显了越南国会在发挥监督政府权力的过程中，首度对政府作出了说“不”的真正作为。

所谓南北高速铁路项目议案是指越南2035年建成一条连通首都河内与南部商业中心胡志明市的高速铁路，时速300公里。两座城市相距大约1570公里，眼下单轨铁路单程运输需耗时将近两天。这一项目所需资金相当于越南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60％。但这项投资“风险非常大”，而一般民众会更希望政府专注于应对医疗保障、供电等更为迫切的需求。

越南国会里近500名代表中有90%以上是共产党员，其中非共产党员代表仅43人，理论上票决通过似乎问题不大，但在参加会议的493名国会议员中，只有209人投票赞成该项目。

对此，越南华裔学者黎明远指出：“越南国会能够有今天的作为，除了自身的努力，更是越南共产党自身不断进步和宽容的具体体现，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令全世界关注的事情。”

而比照中国的情形，中国人大常委会的橡皮图章却丝毫撼动不了政府官员的大小决策。“人大”会议几乎成为漂亮的摆设。中国为什么总是制造日甚一日，年复一年生态灾难，很大程度上是各地政府的决策变成了领导个人意志的体现，民间戏称为“领导经济”。 于是乎就有了任意对城市建筑建了拆、拆了建的重复浪费市政工程。对于领导来说，虽不过是拍拍脑袋，一句话说了算的形象工程，但对于民间来说，则往往成为苦不堪言，不胜其扰的心碎工程。

在政治纲领和口号决定一切的中国社会，人们对生态保护的意识就成为次中之次的事了。回首舟曲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大动干戈的折腾历史之前，那里曾是水草丰茂、山林葱翠的陇上江南，而如今，舟曲被大逆不道的人为折腾后，陇上江南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毫不奇怪，这是大自然对人类长期以来“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恶性报复。据官方最新统计，甘肃舟曲泥石流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254人。是谁制造了巨大的生态灾难，却要让黎民百姓去承担生离死别的痛苦？如今在发生灾难后，官方只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灾情本身，而对引发灾难的真相却刻意回避追问的责任。纵观2010年中国大地上的屡屡天灾，有多少不是因缘于人祸？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泥石流淹埋的，不只是真相，还有多少大小官员的贪婪无度、急功近利和鼠目寸光。假如我们总是习惯于不去追问这些引发灾难的真相，那么，对于近三十年高速发展中不计后果、杀鸡取卵似的掠夺性资源开发和违反自然规律的人为摧残，也许，大自然的报复才不过刚刚开始……

1999年1月25日，我离开杭州，经上海回山东。2月10日我第二次到杭州，听说刘贤斌刚来过，但已走了，且去了山东。我心里直呼可惜。这是我跟贤斌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那时我参加民运已有几个月，听到贤斌的一些事情，知道他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后来听说他在北京被扣，又听说他回四川获释了。接着又听说他被正式抓捕，很快判了13年。我不知道，这个13年意味着什么。在我后来经历过种种苦难、包括4年坐牢之后，仍不能设身处地设想13年刑期让一个无辜的人怎样度过。曾有朋友说关一个月和关4年的感觉一样，我说你错了，差别就在时间长短——虽然都是失去自由，但是长的刑期更能摧垮一个人的意志，更能考验一个人对理想的坚持。我出狱前曾对别的犯人说过：“要是判我10年，我肯定不会这么过。”

在后来的10多年时间里，我先后认识的杨宽兴、杨海、李海、康玉春、陈青林、胡石根、欧阳懿以及我从未见面的陈卫等朋友，无一不在我面前赞许贤斌。对一个人，虽然没有交往也可作出评价，但交往之后作出的评价往往更可靠。幸运的是，我上面说的这些赞许贤斌的人，全跟贤斌见过面打过交道，甚至欧阳懿跟贤斌是中学同班同学（贤斌说过：“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20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欧阳懿写过贤斌：“他宽阔的胸襟、对人权民运事业的深刻理解和身体力行，令朋友、令与他打交道的绝大多数国安人员叹服。”“结识刘贤斌先生的人们说：他最具人道精神；他最具无私的献身品质；他对于人权民主的理解十分深刻；他对人权民主的实现的经验最为宝贵和丰富；他是国内最坚定的人权民运人士；他是自1989年以来发展得最成熟、最优秀的人权活动家；他的实践和智慧是国内国际人权和和平演变应当高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

杨宽兴写过贤斌：“在他的身上，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两者是有冲突的，最终他选择了承担。而这正是我所了解的刘贤斌，一个为了正义信念而不懂得对个人风险说不的人。”“无论国内国外，人们都缺乏对刘贤斌足够的了解和关注。由于视其为挚友兄弟，我不想给他过多的溢美之辞，但他的人品、才华，在熟知他的人当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有朋友不久前还在这样评价他：”刘贤斌是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人。‘“

陈青林写过贤斌：“贤斌的人品、才能、贡献人人皆知，他的入狱，是国内民运的重大损失。”“他不仅年轻，还有做人原则。”“想起90年贤斌与李海、胡石根、康玉春等人彻夜长谈，探讨民运前途的情景，想起98年在成都他对民运历史精细分析的谈话场面，想起99年我俩在北京最后分手的夜晚，想起贤斌的音容笑貌，想起贤斌狱中的磨难，我每每心里流泪，这样一个民族的精英被关入大牢，实乃天理丧尽。”

2000年杨海说过，最近入狱的异议人士中他最熟悉、最痛心的是贤斌，像贤斌这么优秀的朋友实在太难找了，贤斌的入狱是民运的一个巨大损失。

2007年李海说过，贤斌是个优秀的人才，他在里面坐牢13年太可惜了，希望他早日出狱。

2008年康玉春说过，贤斌绝对是哥们儿，他出狱后不仅将会一如既往干民运，而且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很强。

2009年胡石根说过，刘贤斌是89一代极为优秀、有行动能力和道德感召力的年轻人。

这些跟贤斌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想，没有几个人能让他们这么众口一词做出如此高的评价。

所以，在2008年11月6日贤斌出狱当天，我破天荒跟贤斌通了电话（杨宽兴、康玉春说贤斌应是7日出狱。6日欧阳小戎带我去昌平赵昕家，赵昕说贤斌已出狱，我跟贤斌通了电话，然后立即通知杨、康，他俩也立即打了电话）。我出狱后几年，有很多熟悉的朋友出狱，我并没在他们出狱当天给他们打电话，但贤斌出狱，是我第一次。还好，贤斌说他还记得我的名字。其实1999年他入狱前在杭州跟我擦肩而过时，曾拿着我写的那篇很不成熟的文章《组党时机到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去过山东，事后我还担心这是否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过2009年我第一次跟他在网上聊天时，他把我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忘了。也难怪，已是10年前的事了。

贤斌出狱后跟我没有联系，直到第二年春天我俩在网上相遇。我跟贤斌聊得不多，似乎他很忙。是啊，在监狱那么长时间，需要了解的社会知识太多了，何况贤斌是个闲不住的人。后来我俩渐渐熟起来，说话就随便了。我很不客气地批评他文章中的一些内容，他很耐心地听我说，并向我解释。跟他交往，不用那么多的顾忌。

贤斌说过，很想跟我见一面。他出门几趟，都没走远。今年5月，我在回老家的火车上，接到北京一个电话：“我是贤斌，你在哪儿？”贤斌，你终于来北京啦！可惜，我没法跟他见面。我在老家待了几天回北京，听说贤斌只在北京两天就走了，跟10多年前一样来去匆匆。这是我跟贤斌的第二次擦肩而过。我不知道贤斌是出于担心剥权期的问题，还是沿袭了90年代那种半地下的见面的方式。后来在网上相遇，他说今年冬天他的剥权期结束后还要来北京，跟我好好谈谈。

但今年冬天恐怕我在北京等不来贤斌了——仅仅一个月后，贤斌又被抓了。这出乎大多数朋友的意料，就连跟贤斌交情最深的几个朋友的判断也失误了。我曾幻想着可能性最大的也就是行政拘留15天，至于劳教则几乎不可能。

可是，贤斌被刑事拘留了。贤斌被逮捕了。贤斌被起诉到法院了。

与此同时，“我是刘贤斌”的声音传遍世界各地。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产生20多年后，维权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在2008年底刘晓波入狱、《零八宪章》发布以后，“公民”的概念走出书斋，深入普通公民心中，并走上了街头。以“416”福建三网民案关注活动为标志，公民运动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而“628”贤斌被抓、随后各地纷纷成立的“刘贤斌公民关注团”，标志着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统一于公民运动。

我不知道这次贤斌将获得多少刑期。我只知道，贤斌最对不起的是陈明先。1994年贤斌跟明先结婚，1999年贤斌入狱，2008年贤斌出狱，2010年贤斌再入狱，16年来贤斌在监狱外的时间只是个零头，其中还包括他不在明先身边的日子。而可怜的圆圆，更是几乎没享受到父爱。对于父母，贤斌没能尽到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孝道，何况上次坐牢期间他的母亲去世。

不过，好在贤斌有着贤惠妻子的坚强支持。这肯定是贤斌最大的幸福，也是他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好在贤斌的父母（现在只剩父亲）有别的儿子照顾。好在圆圆有很多叔叔、伯伯照顾。因此，我为贤斌欣慰，贤斌还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是“最幸运的”（莫之许语）。

贤斌不像刘晓波、高智晟、胡佳那样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贤斌只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贤斌上次入狱前还是传真时代而非网络时代，且他这次出狱时间太短，所以他的影响本来主要还是在传统民运界。维权界虽有些人听说过甚至较了解贤斌，但毕竟只是少数。然而20多年来贤斌各方面的积累，使他的朋友们不甘于他再次失去自由这个事实。我从没见过如此感人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们，自称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坐牢。

贤斌坐牢了，第三次。但贤斌已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我宁愿看不到这个奇迹。

对于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统一到公民运动的趋势，贤斌看得清清楚楚。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贤斌在出狱一年半的短短时间里，付出了大量的汗水。贤斌知道哪儿有危险。贤斌知道需要有人担当。贤斌自己顶了上去。贤斌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贤斌的牺牲令人撕心裂肺。

贤斌这次出事，作为挚友的康玉春至今未发一言。我私下问过他，他说他的感觉是：扼腕。而杨海，已用他的方式作了最好的回答。欧阳懿，则使用了“撕心裂肺”这个词。

陈卫说：“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贤斌之所以赢得那么多人的心，恐怕跟这一点有关。

我跟贤斌曾经两次擦肩而过。但是，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贤斌，你走过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更多的人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有那么多的人说：

“我是刘贤斌。”

2010年8月16日初稿，8月22日修改

【注：发表时标题为《刘贤斌的道路》】

《议报》第430期，2010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