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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中南海权斗的闹剧

近几天，国内宗教界正闹出一件丑闻，有媒体披露，重庆市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李一(原名李军)被人举报涉嫌强奸女大学生等问题，随后警方介入调查，不过当地宗教管理部门随即出面辟谣说，“举报内容失实”。一向以“唱红打黑”忽悠百姓的重庆公安如此草率地回应了媒体，使人们普遍感到迷惑不解，这究竟是怎麽回事？

原来，“小骗子”李一不过是“大骗子”薄熙来豢养的马仔之一，据重庆媒体消息灵通人士披露，8月6日晚，第八届世界华人保险大会开幕典礼在南坪会展中心举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世界华人保险大会创会主席梁天龙、20国集团研究中心秘书长龙永图与本届大会主席朱旭龙，共同为大会揭幕。

据报道，这次大会是重庆有史以来，参与人数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会议。当日会展中心聚集了超过6800名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保险精英，其中有4000多位海外华人，300多位各大保险机构的董事长或CEO。接下来的几天，众多保险行业专家将就保险行销、理财规划、保险意识等主题进行交流与探讨。此外，他们还将针对重庆实际，指导市民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以及利用保险产品进行家庭财产规划。但正是在此会召开的次日 ，重庆李一经薄熙来等重庆领导批准，向与会的海内外人士，进行了一场所谓“养生大师”的精彩表演，搞得沸沸扬扬，议论纷纷，而8月16日，新华社以“养生大师李一在某会上大谈养生”为文字说明发表的新华社记者陈诚的照片，却称为“某会”，为何不敢直呼其会呢？原来，国内媒体已经吃够了薄熙来的苦头，故8月20日的《华西都市报》等媒体，一方面对李一穷追猛打，寻求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东躲西闪，怕再被薄熙来抓住把柄，于是，一幕连着北京中南海高层权斗的闹剧又上演了！

李一不过是个“小骗子”

从近日国内媒体已经揭露的内幕，足以看出，李一不过是中共一党执政下的一个打着道教旗号行骗的江湖术士而已。据报道，自称是李一女弟子的无量(化名)讲述了自己对李一进行暗中调查的故事：他的心特别坏，表面上装出特别有修养、有心胸的样子。但曾试图将她收为自己的情人，但遭到拒绝。“他那段时间经常喊我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有时候是一天几次，其实去了也没什么可谈的，有时候甚至是问你，怎么收发彩信等。”无量说，“李一甚至对我讲他自己的不幸身世，一说双眼就饱含眼泪，甚至说自己有好几次想自杀，他还撸起袖子让我看他手腕上大致3厘米长的斜向刀痕，通常李一说这些的时候，身子就会向你靠过来。不过无量承认，李一只会暗示，不会明示。”有大学学历的无量对道学有一些了解，她认为，李一连自己都解脱不了，怎么可能去帮其他人解脱？于是，自己开始收集有关李一的疑点和证据。

我认为，对她收集的证据应持慎重态度，因为她们过于密切，可能有过节和恩怨，但另外一些人士说得有关李一的种种问题则是可信的，比如，一名接近李一的消息人士云顶(化名)对媒体记者说，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与李一打交道，了解李一的成长过程。他还列出了李一身后的一些关键人物名单。这些人物里就有一个始终支持李一的副市长。媒体对此人虽未点名，但已情节十分详尽，只是薄熙来主持下的重庆有关方面不想沿着这个线索往下深查罢了！

媒体转述证人的话说，李一站在讲台上，嘴里念念有词，传授“养生秘诀”，台下上百名听众也依样葫芦，跟着做动作。不久前，在重庆举办的一次保险行业会议上的这一幕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其所说的一次“保险会议”即8月6日的上述会议，并质疑：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各种“大师”层出不穷的气功热中，类似的情景曾屡见不鲜。所以，识破这类骗术已轻易而举！为何重庆的薄熙来等领导要给李一这样的小骗子一个世界性的大平台呢？

恰恰就是这次会议，使台上的重庆缙云山绍龙观住持李一，被人们广泛质疑。他在重庆曾被吹捧成了“养生专家”、“学问大师”，并号称拥有三万名粉丝，弟子，也被薄熙来所看重，但现在，却被媒体曝光，称其不仅履历和“神通”多有造假，而且多年来拒不执行当地法院的赔付判决，作为被执行人，视法律条文为儿戏，颇像是又一个在养生“造神”运动高潮中，被吹破的气泡，更似又一张被权贵掩盖了诸多真相的“画皮”。

据媒体报道，他３岁就入道，在水下能生存２小时２２分，可以用脚后跟呼吸；能“辟谷”，采天地之灵气，停止胃酸分泌；可以用咒语和功力使人打开“中脉”，头顶骨自行裂开；在多达３万弟子中，不乏一批公众人物；他主持着“养生圣地”，甚至当年张道陵、张三丰等名人也曾到缙云山养生……可见，这些传闻已勾勒出一位“养生大师”、“当世高人”的骗局的轮廓。不过，我认为最有力的证据是，他与金钱的密切联系，据报道，李一及其绍龙观开办了多个道教养生班，其中平价班，是食宿费３９０元的“三日观”体验养生班，此外，还有一些收费相当昂贵的“５日班”，每人学费３８００元，“７日班”，每人学费９０００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道德沦丧，人心躁动，“养生热”持续升温，在媒体宣传的推动下，上山找李一养生修行者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昂贵的养生班屡屡爆满，甚至出现了价格惊人的“天价班”。于是，手里有钱的李一身价百倍，可以呼风唤雨，成了中共官员的统战对象。

薄熙来为何支持他？

虽然明眼人一看，李一就是一个批着宗教外衣的江湖术士，他原籍重庆巴南区，生于重庆沙坪坝区，才初中文化，办过杂技团，经营过企业，但均不成功。１９９８年以来，李一先后率众重修了缙云山上的绍龙观和白云观，并成为其负责人，在2006年，他正式获得道籍，正要大展拳脚，2007年12月，薄熙来从京城权斗失败，下派重庆，正好与此小骗子相识，两人互通有无：薄熙来需要他的凝聚力和迷人说教，换句话说，需要他领导下的信徒的支持，反过来呢，李一则需要薄熙来等官员的大树乘凉，当某副市长退休之后，他要继续靠官商捧场行骗，没有官员的安抚和关照是不可想象的事，于是，他及其追随者就成了薄熙来在重庆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力量之一。据重庆媒体人士透露，以前当地风传的“真武神牛”，“气化三清”等吹捧薄熙来的种种谣传均与他们有关。故此，当接到有关李一涉嫌强奸的案情举报后，重庆公安局并没有拿出整肃文强的力度，而是遮遮掩掩，敷衍了事，竟成了李一的保护伞。特别是对国家宗教局某人的表态也出尔反尔，这正体现的是太子党薄熙来蔑视中南海的霸道作风。

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消息，国家宗教局新闻发言人20日表示，《新京报》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家宗教局对李一有关问题的表态，只是宗教局个别工作人员接受记者电话采访发表的个人意见，不代表国家宗教局。此前，《新京报》在报道中称，国家宗教事务局就“养生大师”李一被曝履历造假等问题，正在向当地宗教部门调查此事，不日将向公众公布结果。

发言人称，国家宗教局高度重视近期媒体对李一有关问题的报道。近日，重庆市北碚区民族宗教局负责人，已经向媒体通报了相关情况的调查结果，相信此事会得到认真处理。它说，我们将指导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宗教教职人员的培养、教育和管理，促进各宗教健康发展。欢迎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营造做好宗教工作的良好氛围。但言不由衷的是，李一在重庆依然是弟子云集，财源滚滚，只是记者发现身陷舆论漩涡的李一已谢绝访客。李一的弟子、缙云山道教协会副会长吴心的答复是，李一要“闭关”修炼，期间手机关机，不能会客，不能说话，“出关”时间不好说，几个月或更久都有可能。据报道，记者同时查询其官网了解到，因系统“升级维护”，收费较贵的几种养生班均暂停了报名，而一些免费或平价的班还在开办。显然，不论怎样，他们已经违背了道家鼓吹的“仙道贵生，无量渡人”，“修己利人”的宗旨与使命，不过有一点没变，李一办公室的房间四壁上，还是挂满了其与各级领导人的合影，其中最醒目和最有份量的就是他与薄熙来的近照！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大骗子”养了个“小骗子”，“大骗子”是政治骗子，“小骗子”是宗教骗子，他们略有不同，但本质一样，目的是一个：骗钱，骗权，骗色，骗世界！总有一天，将被世界所骗！

2010年8月20日于多伦多

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开放，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必然要以拆除对公民思想与身体的禁锢为己任，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禁锢都应该越来越少才对，而中国的事实却是相反。

一

“村庄建围墙、安装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这是近一时期媒体对北京市大兴区实施自然村社区化管理模式的描述。据相关报道反映，大兴区采取的”封村“措施主要是为解决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后带来的社会管理与治安等问题，而这一举措显然也得到了高层的肯定，《京华时报》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评价“封村”模式是北京在“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进行的积极有效的探索”，并称其取得了“提高村庄管理水平、提高社会治安水平、改善村庄环境、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四大“显著成效”。这一评价无疑传出一个信号，“封村”模式将在官方强势主导下全面铺开。果然，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全市村庄社区化管理工作推进会”上传出消息，在今年年内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要达到50%以上，明年所有城乡结合部地区村庄及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都要实现社区化管理。不难想象，到时候在一座高楼大厦鳞次节比、都市夜景五光十色、号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而且国际化程度领先的城市周边的郊区，处处壁垒森严、村村铜墙铁壁、人人自证良民、夜夜都被宵禁，当局显然又要用一种荒诞的形式造就出一幅和谐盛世的面貌。

“封村”这一模式的要点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就是把村子圈起来、把自由限制起来，而这一模式则再次揭示出时至今日这样的时代，政府管控社会的惯用手段依然是最爱把公民权利“关起来”。面对种种质疑，尤其是在“封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广受诟病后，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封村”参照了城市中通行的小区封闭式管理模式，并且是经过了当地村民代表民主审议通过的，言之凿凿间似乎也理直而气壮。但这里显然有两个事实被刻意回避了：第一，城市中住宅小区的封闭式管理是基于对特定空间内私人财产的保护，而“封村”的出发点则是对特定空间内公共秩序的干预，况且实施小区管理的物业公司本身不具有任何执法权，而“封村”则依托行政力量可以采取强行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因此这两者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行为，不具有任何可比性；第二，“封村”虽然经过当地村民代表同意，但由于这些村都是所谓的人口倒挂村，即外来的流动人口占了大多数，所以村民的决议实际上根本无法反映当地大多数人的意愿，而且即使大多数人希望“封村”，也并不意味着少数人的权益可以被任意牺牲。

因此，这次北京的大规模“封村”，官方的真实意图无疑是以限制公民自由、侵犯私人空间为代价来维护其需要的社会稳定，而且更为荒唐的是这项主要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举措，在其制定过程中首先是把所有外来流动人口都设定为最有可能的犯罪人群，这种不公平的假想也再次暴露了当局所谓法治、公平都充其量不过是谎言而已。

二

“听不见人权呼声的上海世博会”，这是荷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Sigrid  Deters发自上海的报道。在这篇报道里她写道“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与人权呼声在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却几乎毫无声迹”。

虽然记者描述的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这表明当局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隔绝了异议之声。通过对媒体的严厉管控和互联网屏蔽技术的不断提高，官方充分实现了对社会信息的绝对垄断和筛选，这就不仅使得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随时都可以被肆意剥夺，而且还导致中国社会的话语表达几乎全部沦为无视民意的官样文章。虽然民间冲破言禁的努力在这些年较之过去有了极大的突破，但在专制体制维持其统治的历史和现实中，消灭异议向来不遗余力，压制言论自由和扼杀独立的思想也从来不会手软，刘晓波、刘贤斌们一次次被投入监狱的事实就是官方一次次向民间发出的警示和威胁。

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总是要和人身自由的受限相连，这个事实就不仅仅是荒诞而是残酷了。和用铁栅栏把自然村圈起来一样，当局早就把更多有形或无形的栅栏圈在了人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说过去对异议人士的监控，大多采用的还是诸如监听、监视等隐蔽手段的话，那么近年来则越来越多的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明火执仗，比如公然地、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地把一个人软禁在自己家里。

卡夫卡在《变形记》的开头写道，“有一天早晨，格利高尔• 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家门口或楼下正有警察在站岗。如今这已是司空见惯的的现象，监狱的某些功能不再只作用于高墙电网之内，它甚至就可能出现在某个居民小区、某户住家的楼道里，任何一个有悖于当局意愿的公民就可能在自己家里成为囚徒。而当局的目的显然就是要让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要让敢于发出声音的人不是身陷监狱就是身处类似于监狱的地方，这样就能使这个国家在集体失语中显出和谐。

三

让城市无语，让村庄被封，把人监禁起来，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所处的就是这样的国度，与频发的天灾相比，人祸可谓时时都在作恶。

同样是夺人性命的突发灾难，舟曲的泥石流因为可以诿过于天灾得以被全国所哀悼，但鲜血四溅的南京大爆炸却不容被提起，在这种选择性哀悼里看不到有丝毫对生命的尊重，而独见执政者只知维护自身“伟光正”的利益考量。奥运会和世博会，虽然都打出了“开放”的名义，但在开放的背后则禁锢着多少人的思想和生活，于是在关于今日中国的叙事中，我们不得不同时面对两套话语体系，官方叙事和民间叙事在同一事物的表达上往往大相径庭，那么其中必然会有一个说的是谎言。

谎言的无数次重复，难免令真相受到侵蚀，而掩盖真相无疑是撒谎者最大的心愿。但随着民间话语空间借助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而得到的空前拓展，致使官方维系谎言的基础日益脆弱，特别是民间自发的各种维权运动，用比知识分子启蒙文章更直接的方式完成了人权理念的普及和人权抗争的日常化，更使建立在谎言上的壁垒在顷刻间就会坍塌，于是当局最终只剩下了无需任何“合法性”包装的政治暴力。

无论“封村”还是禁言、以及动辄软禁，当局今日种种作为的行为逻辑都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以政治暴力来限制和取缔公民权，进而压制民间社会的成长与独立，但这也在同时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民众与制度的对峙，其结果只会使社会冲突愈演愈烈，未来政改路径中的暴力性因素也随之而在增强，而这对谁都不会是一个乐观的局面。

当历史过了一个周期后，人们会发现有些历史人物人生道路选择的深层原因，可能会被一个偶然的细节说明，而人们也不得不佩服胡适识人之深的敏感

一般喜欢文史的人，对于自己长期居住地的乡邦文献，多数都曾稍有措意。我在山西太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近代以来的山西地方文献有所搜集，后来到了厦门，平时也会留意福建和厦门的地方史料，并也在特殊的机会里偶然有点小收获。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中有个规则，就是越靠近人物和事件近处的材料，越真实越丰富。以地方志为代表的乡邦文献，成为中国保存史料的主要形式，这是中国人对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在太原曾搜集过冀贡泉的几种著作，多数是他早年在山西大学的法学讲义。冀贡泉在山西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但在外省可能并不为人所知。不过他有两个儿子却是大名鼎鼎，一个是冀朝鼎，一个是冀朝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一度对邓小平访美时身边的翻译非常有兴趣，对此人的神秘性和英文之好，多有传闻，这个人就是出身山西汾阳，在太原上马街成长的冀朝铸。而这几年人们谈论较多的却是他的哥哥冀朝鼎。太原上马街离山西作家协会极近，步行不到十分钟，我还专门想过去找找冀家早年的旧宅，但早已没有踪迹。有时候走在这条并不宽敞的街上，会忽然闪过一点联想，这条街上走出的一个青年，曾经用他的人生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陈立夫在他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单列一节，批评冀朝鼎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专门给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出坏主意，导致当时政府信用崩溃，失去人心。这个判断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实到这种程度，人们可见仁见智；历史是不是如此简单，冀朝鼎的作用是否有这样的威力，也大可以讨论，但冀朝鼎后来身份公开后，人们还是会有一点特殊的感想，他确实是只与周恩来单独联系的中国共产党员。

冀朝鼎还是胡适的校友，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在美国时也曾多有来往。胡适日记中有他们交往的痕迹。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有名，当年曾受过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在专业领域也是引用率极高的著作。冀朝鼎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曾受到过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而魏特夫自己说过，他关于“东方专制主义思想”的原初灵感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这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冀朝鼎早年经济学思想的来源和他的基本思想理路。

胡适1936年7月18日的日记，有这样一条记载：“读冀朝鼎的‘Key Economic Area in Chinese History’，大失望。此君先有理论，然后去寻材料，其方法至松懈可骇，其结论也幼稚的可笑。”

胡适提到的就是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本书想来是冀朝鼎专门送给胡适的。胡适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其实包含了他一生思想中的某种直觉，这种直觉主要针对学术研究方法，更是对一种抽象思维方式的警觉。冀朝鼎思想方法可能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自然结果，而胡适的思想方法不会让他对冀朝鼎的学术著作有好的印象和高的评价。至于冀朝鼎这本学术著作在专业领域里的学术地位，自有专门研究者关心，但这个细节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对人生选择的关键作用。陈立夫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当时他就认为冀朝鼎是共产党，但因为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冀朝鼎才得以安全。因为冀朝鼎在美国财界很有人脉，当时陈光甫也极信任他，而陈光甫与胡适关系极近。当历史过了一个周期后，人们会发现有些历史人物人生道路选择的深层原因，可能会被一个偶然的细节说明，而人们也不得不佩服胡适识人之深的敏感。胡适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对谁是好的经济学家有直觉判断力，就在陈立夫认为冀朝鼎给政府经济政策出坏主意的时候，胡适向当时的翁文灏内阁推荐了三位青年经济学家，一位是蒋硕杰、一位是刘大中，还有一位是吴景超，他们的经济学成就，现在世所公认，胡适的这个历史眼光决非偶然，后来他对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经济学思想的关注可以说明问题。如果思想出了偏差，那经济思想也不可能正确到哪里。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几乎无日无之，然而高等教育在非常艰难的环境、条件下却成就斐然，至今人们还艳羡不已。当年大学能“劫中辉煌”，与当年的校长们自然大有干系。从大学校长对一些自己并不赞成、甚至反对其政治观点的学生的态度，便能略窥他们的办学理念与操守。

1946年以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将这些大学校长们推上了风口浪尖。

1946年底的“沈崇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据几位“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亲历了抗暴运动的全过程”的当年的大学生回忆：“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都支持同学们的罢课、游行，他们共同表示：北京大学四五十年一贯作风，一向无干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天亦不能例外。”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教导长诸士荃都表示不能强迫学生上课，不能阻止学生游行，并要求国民党当局保障学生游行的安全”。燕京大学为美国人所办，但“校长陆志韦表示同情学生运动，对学生罢课游行不干涉，并说：”驻华美军一天不走，类似之事必有其继续发生之可能性，我们应当呼吁政府，驻华美军立即退出中国。‘“（李凌、胡邦定、沙叶：《驳关于沈崇事件的一种谬说》，《百年潮》2010年第4期）

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戴逸先生回忆自己那一阶段在北大学习，曾因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捕，是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将他“保”出来的。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他颇得胡适赏识，但胡适坚决反对他参加学生运动，劝他要好好学习，不要参加这些学生运动。戴回忆说：“我跟他顶起来，他很不高兴。”由于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且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戴逸因此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全国通缉。当他被捕后，胡适并未因他不听自己话、甚至顶撞自己惹自己不高兴而不管不问，更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救他出狱，“帮了很大的忙”：“当时我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郑天挺就跟胡适谈，戴秉衡，当时我不叫戴逸，我叫戴秉衡，被抓进去了。胡适忙写了一封信，跟他们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优秀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所以我在被审了两个多钟头后就被保释出来了。”（《清史人生：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百年潮》2008年第1期）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蒋介石本人对他也颇为看重，他出任浙大校长，即由蒋“钦点”。后来，蒋又想让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被他婉拒。然而他却绝未以此作为骄横之资，更未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谋任何利益，与“党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却能赢得包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左派师生在内的全体师生的敬重，委实不易，显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在1949年以前，作为留学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大有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不赞同。由于校长的身份，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然而，在几次学潮中，他虽反对却走在队伍的前列，为的是保护学生，怕手无寸铁的学生“吃亏”。他虽不赞同甚至反对左派学生的“闹事”，然而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抓捕学生，保护了不少他并不赞同其政治观点的学生。而且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受审，他一定要到庭旁听。在1949年夏国共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冒着生命危险坚决反对国民党特务在逃跑前对左派学生下毒手。“爱生如子”，是所有学生对他的评价。

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校长不是政府任命，不听从政府命令还说得过去。不过，燕京大学虽不是国立，可以不听政府命令，却是美国人所办，拿的是美国人的钱，但校长陆志韦对学生的激烈“反美”不仅不反对，甚至公开表示同情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国立名牌大学，校长都是政府任命，本应完全听命于政府，却也并不遵从政府指令，而是想方设法保护“反政府”的学生，可见当时的大学校长具有共同的办学理念与操守。他们共同的理念就是大学的独立性和对学生的爱。

陆志韦深深认同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所以认为即便是学校的创办者或曰“出资人”也无权干涉学生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哪怕这种探索是明确针对“自己”的。在陆志韦的教育理念中，完全没有那种“拿谁的钱就要为谁说话”、就不能批评、反对谁的观念。

梅贻琦在1941年4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发表《大学一解》，表明了自己的办学理念：“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凭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大学之设备，可无论矣。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宋儒安定胡先生有曰，‘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此语最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Freedom）而已矣。”“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亲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他在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47年5月4日，胡适在北大校友聚会纪念“五四”28周年的讲话中称赞蔡元培把一个旧式大学改造成新大学主要有两点，一是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精神，二是不独揽大权。5月18日，蒋介石发表《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之文告，说学生运动“显受反动之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指责学生运动是“扰乱治安”、“干法乱纪”，表示要采取措施断然处置。5月19日，胡适即对《华北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蒋介石的文告对学生“很不公道”，说政府对学生的态度“有些感情的成分”，认为学生干预政治是政治不上轨道，人们不满现状的结果。5月31日，他出席“北平行辕”新闻处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再次强调：“我认为青年以政治表示，不可完全抹杀。对学潮有一个历史的看法，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政治不能满人意时，同时没有合法有力的机关，可以使这不满意得到有效的改革，这个事情总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学生身上。”“现在学生对政治不满意，感觉生活压迫。推敲理论，见仁见智，至少承认有烦闷的理由，有不满意的理由。”（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50页）

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学校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至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也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亦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就应实行民主管理。1945年9月他就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与《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两文，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

他认为，在战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必须的，但他提醒人们深思，在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国策是人民至上，还是国家至上？”如果奉行国家至上，“大学如同车之有轮，机件之有螺钉。所以大学要标准化，课程要一律，思想要统制，大学教育要完全配合国家当时的需要，国家政策不断改进，大学里面造就人材目的也随之以转变”。如果是人民至上，“则大学尽可发挥其个性，学术研究尽可自由，私立公立大学尽可并存，只要不违背为人民求幸福的大前提。”他的结论是我们最高教育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所以“在这种以人民为前提原则之下，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而大学最大的目标就是“蕲求真理”，探求真理就必须“锻炼思想”。（《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637、636页）

办好大学当然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但校长的办学理念与操守，却是办好大学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当年这些大学校长不是尽力保护学生，而是积极配合当局抓捕那些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潮的学生或以各种名目“整”那些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将其打入另册，这样的大学能办得好吗？

救世主的梦幻与“末世危象”

半个世纪前，当二十四岁的达赖喇嘛翻越喜马拉雅山，走上流亡道路后，全世界差不多都以为，达赖喇嘛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毛泽东和中共终於摆脱了在“十七条协议”中对西藏保持现状的承诺，开始大刀阔斧地在藏民族中强行“民主改革”，随心所欲地按照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改造西藏。

我在阅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件和报纸的时候发现，那个时代似乎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代，对落后“农奴”的西藏抱着一种救世主的满意情绪.可是，普通人对藏地血腥的“平叛扩大化”、毁寺灭佛、强行迁徙、大饥荒以及西藏文革中的武斗及镇压，几乎一无所知。中国人一直沉浸在他们拯救了百万农奴的梦幻之中，对中央政府派出的军队及干部在藏地造成惨绝人寰后果的种种政策视而不见。

那时候却是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非常困难的岁月。年轻的达赖喇嘛告诫追随他流亡的藏人，我们无法很快回归家乡，但是我们肩上有保存藏地佛法、保存藏文明和藏文化的重任。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早已今非昔比，奥运和世博似乎也带给民众世纪狂欢的享受，然而社会上下的自我感觉却远不如六、七十年代。人人都能感觉到，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些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或许会产生难以预料的灾难；现在出现的一些繁华景象，很可能只是“末世危象”的预兆而已。

更为广阔的精神自由的道路

回顾半个世纪的路径，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显而易见，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水准明显提高，可是，奇怪的是，除了一部分人断断续续地感觉到满意和幸福外，更多的人，更持久的感觉是不安、不满和焦虑.

中国社会呈现的普遍精神失落，是半个多世纪积累的结果。中共执政以来，已经有三代人从小学开始接受单一的庸俗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教育，反人道反人类的阶级斗争教条，“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一度成为社会的主流伦理。“新中国人”普遍崇尚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是如今中国社会老少几代人都崇拜“成功人士”，而并不在乎对“成功”提出更高道德要求的心理根源。

就在这半个世纪里，达赖喇嘛带领流亡藏人，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的同时，展开了一条更为广阔的精神自由的道路。达赖喇嘛立足於他的深厚佛法理念，对藏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未来，有着长久而深刻的思考。他为流亡藏人社区指出的道路，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告诉艰难困苦中的藏人同胞，根据佛法，生命轮回，世事必变，我们绝不可在困难中沉沦.无论别人怎样地对待我们，我们不能在道德上堕落，必须保持我们在道德上的自信，抱持内心的善念，抱持良好的动机，行善事，积善业，总有一天，事情会向好的方面转化。我们决不能在内心动摇这种信念。

同时，我们要学习，要开放，要转型，要改变原有的落后，还要保留好我们的文明和文化遗产.流亡藏人在到达印度后第一年，就办起了学校，盖起了寺庙，陆陆续续地办起藏医学院，藏戏和表演团体.从六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就坚持要让藏人社区向民主化转型，经过几十年努力，追随他的老一代贵族陆续和平地退出了行政管理，被新一代民选的平民精英所代替。

没有精神救赎就不会有新生

达赖喇嘛曾经说过，他不是“法王”，不是“活佛”，他只是一个喇嘛，一个普通的僧人。他还说过，他的第一使命是促进全人类各宗教的和平共处。他在世界各地讲经说法，弘扬佛教，为每一个倾听他的普通人指出一条到达内心和平，获得长久快乐的道路。他提倡“普世责任”，指出当今世界的所有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我在各地旅行研究的时候，经常听到人们钦佩和推崇达赖喇嘛的慈悲和隽智。遗憾的是，由於长久严密的封锁，世界上最大国家、最大民族的人们，对达赖喇嘛最不了解，甚至怀有敌意。如今，这个最大民族遭遇的深层精神危机已经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个最大民族的政治领袖几十年来轮流提出的应对信仰危机的理论，从“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最终必将消亡於无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已经是事实，仍然受这种意识形态制约的庞大专制政权，不可能有能力来应对民族精神危机.

眼下谁也无法预言，这种没有信仰、缺乏精神基础的状态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这种状态总有走不下去的一天。半个世纪来犯下那么多过错的民族，没有精神救赎就不会有新生。我对达赖喇嘛流亡生涯的研究使我相信，现在我们还远远没有认识到达赖喇嘛对我们的救赎意义，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这个民族会敞开胸怀，拥抱达赖喇嘛给予我们的慈悲和智慧。

（作者新着《一九五九拉萨！》上月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和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九一○──一九一九），当时的中国被各种危机所包围，人们喊出了“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的口号，甚至把民主和科学当成了信仰。一百年前的民主诉求尚未有结果，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二○一○──二○一九）。今天的中国同样被各种危机所包围。然而，中国在未来十年面对的最大危机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在我看来，中国在未来十年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民主与科学的问题，更是信仰与道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比民主与科学的问题还要根本。根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次生性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这个危机不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的真空，而是表现为信仰与道德变成精神废墟。

具体地说，中国在今后十年以至於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落的混乱状态.刑严法峻，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真贪官、假商品、假文凭、假发票、真（假）防伪商标等的最大生产国。每次官民冲突、每个建筑物的垮塌、每个环境灾难背后无不暴露出巨大的道德亏空。由於种种原因，从数千年乃至数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最近各种灾难与事端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整个社会开始为多年累计的诚信缺失和道德沦丧付出沉重代价，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即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如何面对这个废墟，将是未来十年中国最重要的课题.说是废墟，而不是真空，是因为废墟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生活在废墟中的许多个体还是有信仰有道德的，只是由权力主导的道德与信仰系统因坍塌而在整体上变成一个废墟，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不是经济发展与生活富裕导致的，而是对道德与信仰的禁锢造成的，是权力对道德的压制造成的。

所以，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六十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这分别历时数千年与六十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本质上，它们都是国家机器用来巩固政权维持统治的宣教手段。它们不是民间自发认可的，而是通过国家机器强加的价值系统.任何不是自由选择的信仰都是伪信仰。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纲常多半是统治者强加的道德，而且这些道德都是为统治机器服务的，不论是历史上的三从四德还是现代的标兵楷模。这是中国长期的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的危机，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已经不仅仅是体制的危机，而更是精神的危机，是国家主导的价值系统崩溃所引发的道德与信仰的危机！

董乐山翻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读物之一，可说终身受益。作者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前言说，如果不是在二战结束时发生了一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他是不会尝试写这本书的。他写道：第三帝国“绝无仅有”的例外

“这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是缴获了德国政府及其所有各部门的大多数机密档案，其中包括外交部、陆海军、国家社会党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机密档案。我相信，这样大批的珍贵材料落入当代历史学家手中的事情，过去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在此以前，一个大国，即使被战败了，它的政府被革命推翻了，像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它的档案也总是由它自己保管的，只有那些对后来的统治集团有利的文件，最后才会公佈。”

他还提到，美国第一军团缴获了藏在哈尔兹山脉的各个古堡和矿井里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当时正要被德军烧毁；战后许多年来，成吨的纳粹文件被封存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美国陆军大仓库里，美国政府没有兴趣要想打开那些木箱，直到一九五五年才被启封，供少得可怜的历史学家研究；后来的纽伦堡审判，就是匆忙集中了数十万件缴获的纳粹文件作为证据的。

我对这段话至今印象深刻。纳粹德国在一九四五年春迅速崩溃，速度之快到了他们来不及销毁档案，无疑希特勒也癫狂到了绝不相信他会失败，不会做此准备。但我们必须记住，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是一个例外。夏伊勒也说，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必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这种秘密，以防外人的窥探。第三帝国秘密作出的重大决定、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其动机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后起的作用、他们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们制造这种恐怖的伎俩──所有这一切，在德国秘密文件出现之前，世人是无法获悉的。

党的“生命线”

纳粹德国的这种有恃无恐，显然不会被后来的任何一个极权制度所效仿；而且我们可以确知，那些专制者都是做贼心虚的，一个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毛泽东有一个私人文件柜，存放“最核心机密”，钥匙由张玉凤保管，江青甚至不能染指。由此观之，一个政权什么时候到了担心它的那些档案的地步，乃是因为它已经预感到崩溃、看到了结局。他们所有人都不会像希特勒那么傻。

国内消息称，七月间北京人大会堂里开了一个“党史会议”，但议题却是关於档案安全问题，中央常委九人竟有四人出席此会，可见事关重大。一个盛世，好不蔫儿的突然谈起冷寂的尘封档案，大约是形势见底了，他们要打理后事，这其中又以最大限度降低“清算烈度”为目标，你也可以解读成他们决意破釜沉舟。恰好七月里民间也有人还在讨论“转型的非暴力与和解”问题，两厢对比，真有点黑色幽默。

中共形成一个所谓“党史专门机构”，内含文献和档案部门，是文革以后的事情。文革以前中央只有“档案馆”，乃一顶级绝密的部门，任何人没有完备手续不得从那里调阅档案，连毛泽东也不例外，所以他要搞一个自己的档案柜。老毛发动文革，砸烂了他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纵容“四人帮”胡作非为，其中他们最得手的一件事情，就是派人“进驻”中央档案馆，从那里面任意索取档案，作为罪证整治从刘少奇以下的所有“叛徒、内奸、走资派”。一场文革，假如没有一个“档案馆”提供炮弹，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档案工作人员”的忠诚可靠，可视为这个党的“生命线”，难怪这次“党史会议”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还强调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假如你只管腐败而忘了他们，那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维稳”已经“维”到档案安全

这次会议的议题中，也有一个是秘而不宣的：社会出现动乱，“档案馆”遭到暴徒冲击怎么办？“维稳”已经“维”到档案安全这一步，可知这个社会的动荡程度实在不小，因为中共的那些“档案馆”皆非设於通衢大道之间，而在偏僻山沟，“群体事件”已经防不胜防，谁敢保证穷乡僻壤没有“暴徒”？

也有“智囊”“幕僚”建议，档案馆的尖端资料库应该设置自动销毁装置，负责人一按电钮，便“嗤”的一声，纸张尽数焚毁。现任中央档案馆的负责人听到此言，大概会偷偷发笑，心想这些傢夥哪里去过我们那种地方？这些玩意儿，周总理时代就已经考虑到了，早就安装上了，不过要能更新换代，装上进口货，也是好的，网络控制的“金盾工程”可以花那？多钱，这些关乎他们身家性命的档案，难道不配吗？我们在穷乡僻壤看守他们的龌龊证据，多要点保管费、保安费，总不算过份吧？

最近读了几本关於前苏联的旧书，其中多处涉及当年斯大林崇拜的“盛况”。今天看来，真叫滑稽。不忍独乐，拿来与诸君共享。

一九四九年一二月二一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於是日进行了一场为斯大林同志戴高帽儿（吹捧）的社会主义讲话竞赛。赫鲁晓夫率先发言，他说：“千百万人民对斯大林怀有最深的爱戴和忠诚的感情，……我国各族人民以不同凡响的热情和儿子般的爱戴之情称伟大的斯大林为自己的生身父亲、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导师。”接下来依次是：

卡冈诺维奇：“光荣属於天才的统帅、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

马林科夫：“斯大林同列宁在一起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同志同伟大的列宁在一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莫洛托夫：“我们劳动人民是如此无限地信任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苏维埃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对斯大林同志的爱戴是如此伟大。”

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英明的领袖、导师和天才的统帅，光荣属於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的英明、天才的领袖和导师。”

米高扬可能觉得这种陈述句不过瘾，开始喊口号：“斯大林同志——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

斯大林同志——就是今天的列宁。

斯大林同志——就是社会主义天才。

斯大林同志——共产主义的伟大建筑师。“

布尔加宁当然不能降低调门，接着喊：“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对於劳动人类来说是最珍贵最亲近的。

斯大林——就是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徵。

斯大林——列宁的不朽事业的天才继承者。

斯大林——苏联武装力量的缔造者，当代伟大的统帅。

斯大林——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的创始人。

斯大林——全体进步人类的旗帜、骄傲和希望。“

被赫鲁晓夫称为的苏联各族人民“生身父亲”的这个人，当然不是DNA意义上的父亲.几年后，赫鲁晓夫——斯大林的这个乖儿子，公开作证，称“军事天才”斯大林事实上连总参谋部的作战地图都看不懂：“应当指出的是，斯大林是在地球仪上研究作战的。”现场一下子活跃起来，赫鲁晓夫继续爆料：“是的，同志们，他通常拿起地球仪，在上面观察战线。”这是后话，今天不多说了。

继续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的祝寿活动。大约“就天赋和不讲原则而言都是高规格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同志也参加了那天活动。他在头一天这样写道：“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把目光集中到克？姆林宫，但是在这一天我们也不要忘了别的事，那就是把我们的思想转向第比利斯近郊，仰望着达维德山，心中怀着虔诚的悲痛和热烈的感激，在格鲁吉亚一位矮小、朴素的妇女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遗骸面前，我们低头默想：七十年前，他把人类最伟大的男子——我们的领袖和父亲，给了这个世界。”斯大林的“神圣”在高规格天赋的肖洛霍夫笔下扩大到他的母亲身上。

斯大林过去的私人秘书波斯克勒贝舍夫曾经这样歌颂斯大林：“还应当把斯大林同志看成是专门科学领域？的科学家，……斯大林是多面手和『超人』，他真正是布尔什维克的『超人』。……他是一股有奇效的超级力量，神话中的魔法家，甚至是半神，一想到他就会使悲观者变成乐观者，使疲劳者变成精神焕发者，使动摇者变成『虔诚不移者』。”

作家、《文学报》编辑部成员格奥尔基？古利阿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以複调结构讚歎道：“如果你在斗争中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对自己的力量突然发生了怀疑，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获得必要的信心；如果你在不该疲倦的时刻感到疲倦，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疲倦就会离开你；如果你想做一番人民需要的大事，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工作就会进行得顺利；如果你在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法，那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找到这种解决办法。”

（后来中国的毛泽东崇拜时期，似乎也有类似的创作，比如饿了想起毛主席，不用吃饭就不饥；渴了想起毛主席，不用喝水就解渴；困了想起毛主席，不用睡觉就解乏，哈哈哈，诸如此类。）

中国唐朝徐敬业在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中写道：“伐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倾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莫洛托夫曾说：“任何最充分的文集都不可能充分反映斯大林同志在提出新的问题，制订新的宏伟计划，拟订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指示，包括主要的外交文件等等方面日常所付出的巨大劳动。”所谓“任何最充分的文集都不可能充分反映斯大林同志……日常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用中国风格来表达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巨大劳动那是罄竹难书。当然，在这？，罄竹难书这个成语的褒贬用反了，有点儿像赵本山小品？的“我谢谢你，我谢你八辈儿祖宗”。

实际上，斯大林本人在制造列宁崇拜上就是一个的高手。他曾经这样写道：“我相信列宁是个非常的人物。……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瞭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我每次拿列宁去与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时，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罗德以及其他等人，是远不及列宁的；列宁与他们比较起来，并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是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个山鹰。”以指名道姓贬低苏共其他元老的方式制造列宁迷信，大概是斯大林特有的风格。

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相匹配的是书刊检查制。当年，在伦敦大街上既可买到《泰晤士报》，又可买到苏联的《真理报》；可是在莫斯科大街上，你就只能买到《真理报》，却决不可能买到《泰晤士报》。实际上苏联实施的书刊检查远比这个对比荒诞得多。早在二战前斯大林就建立了一项书刊检查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禁止查阅布尔什维克党自己的旧报纸、旧杂志和旧书籍。这一禁令后来扩大到苏共党代表大会的原始记录稿、列宁时代的旧出版物和斯大林本人的旧的出版物。为什么？因为那？面有一些有害的“参考资料”，也有斯大林当初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甚至托洛斯基等人辩护的文章和讲话。

假如允许苏联人通行无阻地利用列宁时代的旧报旧书，那么他们便可从中瞭解到，是列宁和托洛斯基领导了十月革命，苏联红军是托洛斯基建立的，雷科夫和加米涅夫是列宁的副手，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领袖，布哈林是苏共的主要理论家，而那时的斯大林却与这个群体还有很远的距离.可是后来的斯大林势焰熏天，一口咬定他当时既是十月革命的组织者，又是红军的缔造者、共产国际的领袖和所有学科的巨擘。他要年轻一代的苏共产党员对这一点只能深信不疑，不可查阅旧报旧书核实，否则会遭灭顶之祸或牢狱之灾。

斯大林死后，苏联的书刊审查有所松动。可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一切又恢复斯大林时代的旧观，连赫鲁晓夫也成为敏感人物。与赫鲁晓夫有关的文艺作品全部遭禁，他本人的八卷本着作《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被勒令从图书馆下架。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出版着作伪造自己的历史，自称早年先当工人，后又务农.实际上在二一岁三年技术学校毕业前，他起码接受了十年的学校正规教育，哪有时间务农和做工！以至於每个苏联公民都知道，“说勃列日涅夫是革命家，那是徒有虚名；说他是理论家，那是扯淡；说他是演说家，却只会念别人写的稿子。然而作为权术家，他确是十分高超的。对於他的这一过人之处，苏联报刊却是一字不提。”

苏联时代领袖崇拜的逻辑甚至扩展至对俄罗斯民族的崇拜。一九七六年二月的苏共二十五大上，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大会发言中说：“乌兹别克人也同我国各个最为平等的民族一样，都有一个老大哥，这就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表达更有诗意：“同志们，人们称格鲁吉亚是太阳之国；但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太阳不是从东方而是从北方升起的，从俄罗斯升起的，那就是列宁思想的太阳。”

二○一○年六月十七日北京

自杀源于绝望与愤怒。日本文化中就有用自杀方式向他人报复的传统。自杀是一种极端的自虐行为，有一种自虐的心理动因就是把内心受的伤害主动外化出来，以使别人看到，使自己受到关注，使加害者受到良心的谴责。系列自杀行为即使不是共同预谋好的，但却必然是彼此达成了默契，他们是在控诉。

困扰我的问题是：这个控诉为什么会发生在富仕康？在这块大陆上，人文环境的恶劣、生存压力之艰巨、弱肉强食之残酷，是底层普遍的生态环境，富仕康并不是最糟糕的。比如至少我知道有那样一些手工业工人和重体力工人，他们的工作环境只比富仕康更坏，他们的自杀率如何？难题是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不过有专家说：富仕康之外的自杀率其实比企业内的N连跳还要高许多。可是那些人的死亡被隐在一个整体的数字之内，无声又无息。这是不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发生在名气响当当的大企业的自杀，又是连锁性的自杀，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被人注意的目的，一无所有的人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点价值感。

出于对生命的负责，我们有必要努力去寻找问题的真相。我们有必要从另一角度思考上面专家说出的统计数字：那些默默无声的自杀者，那更大数字的绝望者，谁该为他们的死亡负责？只把N连跳的责任推给富仕康，是直接又容易的答案，但却不能解释富仕康之外的高自杀率，也不能真正解开自杀者和潜在的自杀人群心中锁死的情结。

生或死，对一个生命来说是最大的事。一个人选择自杀，是他长期以来被忽略、被压抑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富仕康当成是导火索，但埋在自杀者心中的炸药才是问题的关键。想象一下N连跳群体中从农村来的孩子，我凭经验，相信他们从未受到过爱的浸润，可能从未感受过自己的价值被认可时的感动，他们原始的活跃的生命力在还没得到很好的规训与引领时就已经被现实中所处的卑贱的地位所折杀。他们的生存，失去了意义。

对于一个人来说，仅仅生存是不够的。生存是动物的逻辑，人对自我实现的渴求，其实和人要呼吸要吃饭等维持动物化生存的要素同等重要。人从来就不同于动物，永远也不能等于动物。有人狡诈的把生存权抬高成人之第一权利，然后再慷慨地把能使你刚够苟活的生存权赐于你，无论其目的及理由是什么，其最终结果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于动物。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当自我价值受到严重伤害，物质上的一切都可能难以与之抗衡，甚至生命都变得轻如鸿毛。

所以，现在如果真的是从救人于危厄的角度出发，与其盯住哪一位老板不放，不如认真去面对我们悲惨不堪的文化现实，特别是农村人文环境的严重凋敝与精神世界的真空，以及城市里充斥着的糜烂与空洞，一个完全没有精神底座，也没有物质上翻身可能的孩子，他拿什么去抵御这样一个混乱不堪的人间？

是谁造成的这一切？是谁把曾经丰富、活跃而又厚重的中华文化践踏与蹂躏成现在这个样子？在半个多世纪来的摧毁性破坏之后，中国人的重生之路必将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