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今年7月的一天，美国洛杉矶境内内贝尔市的一个捡破烂的老妇，在从市政府收来的废纸中，发现了市政府和议会的工资条。令她震惊的是，这样的贫困的小城市，市长的年薪高达79万美元（比总统奥巴马的收入还高很多）、警察局长的年薪达46万美元（比洛杉矶市警察局局长年薪还多15万美元）、助理执政官的年薪为37.6万美元。在美国，除了警察局长之外，市政府的官员，在这样的城市，多半是半职，市长可以有自己的职业。更离谱的是，市议会议员年薪也高达10万美元。要知道，这样的市议员，都是部分的兼职，有些人经常常年不到会的，有些人用一本厚书压在表决器上，固定地否决或者赞成。所拿的补贴，每月应该只是400美元而已。据我所知，相当部分美国的教授，年收入都达不到10万美金。

人们公认，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度，而且美国实行的是地方自治的体制，像内贝尔这样的城市，市长和市议会都是由本市选民自己选出来的。这样一个民选的政府和议会，怎么会出现这样自我牟利的丑闻？

原来，恰是因为地方自治的缘故，这样的市政府和市议会成员的工资或者补贴，是可以由市议会自己决定的。恰好，内贝尔市很穷，是一个选民对本地事务极不关心的地方，市政府和市议会干了什么，没人过问。对于这样一个虽然靠近洛杉矶，但常年没有什么新闻的小地方，媒体也懒得关注，所以，市议员们就利用手里的表决权，给自己加了高薪，常年不干事的议员有了高薪，自然多少干点事的市政府官员，也水涨船高，就搞成了这副模样。如果这个市的工作人员属于联邦政府的雇员，那么无论如何，工资都不可能如此离谱。政治冷漠是发达国家的通病，但利用政治冷漠为自己牟利的事，还是第一次听说。

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政府官员给自己加工资的事情，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事，多半在垄断的国企。政府官员就算开会给自己加钱，也得以补助的名义。但是，民众对于官员的收入仍然有种种说法，有太多的不满。官员的灰色收入有多少，是个说不清道不白的话题。原因很简单，由于没有官员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案，官员的收入，也是一个没人盯着的领域。中国的官员固然不能为自己加薪，但却可以通过其他民众看不到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一些官员工资收入不高，但华屋有住，豪车可乘，名牌可穿，天价烟酒可以享用，实际的好处，比那些厚着脸皮给自己加薪的美国地方官员，可能还要多。

政府的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自我膨胀本性的东西，一个利维坦怪物。只要有这个可能，它就会自我膨胀，自我扩张，同时也自我逐利。辛亥革命之后，第一届国会，议员们开的第一次会，就是给议员定工资。结果怎么样？这些中国民主制度的体现者，居然不避嫌疑，给自己每个人定了月薪近500元的薪水。在那个每月6元钱就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的年月，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民众不理会，媒体不理会，议员的自我利益，就这样膨胀起来。所以，若要权力不自我逐利，唯一的法门是监督，没人盯着的权力，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权力，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一样。

内贝尔的丑闻被揭露，首先归功于那位拾荒老妇的权利自觉，媒体跟进之后，错误得到了纠正，所有人减薪90%，市长表示不再领薪水，在羞愧中度过余下的任期。市议员们估计下次都别打算当选了。这个事件，给美国人提了个醒，如果不盯着点，自己选出来的人，一样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在认识刘小童和他的《驼峰航线》之前，我对中国抗战空战的了解，只限于知道有个陈纳德，后来成了中国人的女婿，组织了一个飞虎队，帮中国人打下来不少飞机。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刘小童，那时他的《驼峰航线》出版已有五年了，他来到我所寄居的都市，做了一场关于驼峰航线的报告。这场报告改变了我对中国空战的肤浅认识，使我知道在飞虎队之外另有一些人，这些人凭着自己的勇毅和果敢开辟了一条航线，而这条航线挑战了当时人类所能达到的飞行极限。

中国的抗战自1937年全面爆发以来，国民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的战略物资，先后通过多种渠道和海外保持联系，但当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随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日军封锁了中国通往外界的一切海上交通。1942年2月，日军又占领了缅北，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意味着中国获取外部资源的最后一条通道被切断，里面的东西出不去，外面的东西进不来。中国彻底沦为一座孤岛。

为了支持岌岌可危的中国抗战，罗斯福总统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打通中国到印度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就这样诞生了。这条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长50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连绵起伏，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由于整条航线要在平均海拔6000米的上空飞行，而当时的飞机在满载物资的情况下，最大飞行高度也不过6000米，因而好多时候要在喜马拉雅山及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间飞行，加上狂风、暴雨、浓雾、寒霜、强劲的气流以及日本“零式”战斗机随时随地的攻击，使得这条航线被欧洲人称为“上帝的弃地”。刘小童在长达六年的实地采访中，遇到好多当年的老人，他们说，现在一提民族自豪感就喜欢用什么雄伟、巍峨、壮观等等形容，在那时，我们打心眼里拒绝这样的字眼。不是吗？就是因为太“巍峨雄伟”，挡住我们的去路，“壮观、磅礴”，对于我们，就意味着死亡、牺牲。

“驼峰航线”上的飞机由于性能低下，加上毫无通讯、导航系统的保障，前线又急需战略物资，中国航空公司最后下令：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谁能过去就过去，能过一架算一架，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分昼夜，24小时换人不换机，一直飞到这架飞机坠毁为止。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空运。在长达3年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参加飞行人数共84000多人，运送物资85万吨、战斗人员33477人。在这条航线上，美国共损失飞机1500架以上，损失率超过80%.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年轻的生命。在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的30块纪念碑上，一共镌刻着3300个烈士的名字，其中美国人就有2200个。这些年轻的美国飞行员，把他们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中国的天空，唯一留在大地上的就是这些镌刻在石碑上的名字以及躺在峰谷间的白骨。二战结束后，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驼峰航线：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老人们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完全可以循着这些铝片的反光再飞“驼峰航线”。

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这段悲壮的历史在中国大陆被有意尘封已半个多世纪了。走在大街上，你问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不知道“驼峰航线”？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回答“不知道”，略有所闻的会问你“是不是飞虎队？”其实“飞虎队”与“驼峰航线”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最重要的联系就是，“飞虎队”所用的战略物资都从“驼峰航线”上运来，但“驼峰航线”上飞的主要是运输机，这些运输机大都属于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飞虎队”则是由美国人陈纳德在1940-1941年间招募的一支“杂牌军”，他们驾驶的都是战斗机。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就给了他们一个正式的称谓叫“美国航空志愿队”（老百姓则因为他们的机头上画着鲨鱼嘴而误以为虎，称他们为“飞虎队”），并给这些狂放不羁的“战场牛仔”开出诱人的奖金：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国民政府奖励500美金。虽然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后来被改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但从他们参战的目的以及战斗风格上看，倒更像一群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梁山好汉”。

见罢小童几个月后，突然接到他从成都打来的电话，说他的《驼峰航线》改由广西师大再版了。我由衷地为这样一本好书的再版而感到欣慰，同时也因为认识了一个小童而了解了一段历史而庆幸不已。在我看来，这样一本书的出版，表明大陆的年轻人已不满足于从父辈那里接受现成的教育，他们已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历史，以自己的手脚挖掘被掩埋的历史。尽管这样的年轻人还不是太多，但他们的努力至少证明，在一边大骂美帝国主义，一边考托福的人群之外另有一些人，他们不想把教材上的陈词滥调照单全收，他们想以自己的书写证明：中国人是有记性的，他们并不全是刻薄寡恩的。

在那次报告会上，刘小童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寻找真相是人的本能。如果他的话没错，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人还在地球上，还没有被意识形态的教育改变本能，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有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刘小童的行列里，有愈来愈多的类似《驼峰航线》一样展示人类尊严、勇气与友爱的书籍问世。那时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虽然一时被谎言蒙蔽了双眼，但我们终究是上帝的子孙，我们与其他文明世界的人一样，热爱公平正直，厌恶假恶奸邪。

两岸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在於国共合作，也不在更紧密的经贸连带，而是必须从民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随着中国崛起的浩大声势，大陆上以及全球华裔文人圈中，大中华民族主义话语再度水涨船高。盛世话语、中国模式、反西方言论甚嚣尘上。国家权力、资本、文化知识圈三者结合，编制一齣官僚资本式民族主义戏码.套句闻一多的话，是集体喧哄，“戴着民族主义的镣铐翩翩起舞”。

这种国族观点对台湾人的历史感与民主价值极不尊重。反观台湾，经过二十几年的民主化历程，我们对於反民权、反民主的民族主义论述，是相当警戒而批判的。

因此，笔者近年来主张两岸公民社会论坛，提倡两岸进步知识圈应该进行社会性的对话；而非目光如豆，胶着於经济成长挂帅论调.我最近发表的〈第三种中国想像〉，除了指出跨海峡政商集团对於两岸关系的危害，亦用意於批判民族主义，主张以“社会”这个概念，取代“民族”（收录於吴介民、范云、顾尔德主编，《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台北，左岸出版社）。我在文中主张：两岸若在未来进行政治议题协商，台湾须先要求北京承认两岸在政治社会制度上的差异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政治性共识.任何抹除差异认同与社会特色的“统一”，无异於暴力并吞。台湾社会必须对中国社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官富民弱而兵强专制的中国政权，吞并了自由开放而民主的台湾，对於中国社会的前景将是极为不幸的挫败。因为这个吞并的举动，一举消灭了华人社会自发创造民主生活的希望。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自身的最终民主化，是良善解决台湾主权争议的最佳方案，也几乎是唯一可欲的前提。

朋友们问我：强调台湾珍贵的民主成就以及公民社会的主体性，使用华人这个概念作为沟通的切入点，提倡两岸公民社会论坛，这对中国民间进步派而言，是否仍过於“前卫”？而从台湾的角度，华人概念是否可能落入“中国的种族、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困境？

“华人社会”是一个複数概念，这个发言位置，恰恰就是在寻求两岸之间民主派的交集。“华人”是一个“文化政治概念”，使用这个词彙的目的，不在本质化华人的族群性，而是在以华人为社会权力主体的社会之间，寻求进步对话与社会团结的沟通媒介。也就是说，社会与社会之间，不以“区分敌我”的“权力政治概念”作为（阻碍）沟通的媒介。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语言是：“中华民族”。这种国族主义观念是以汉人族群性为核心所界定出来的，一种过时、僵硬、而压迫性的概念。“华人”，比“中华民族”笼统，正因为其笼统，歧异，流动，以及边界宽松，而使得这个概念比较不具压迫性。“华人”着重社会面，强调社会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而“中华民族”则强调国族性，是一种权力政治概念，而且是强权者的权力工具。

中国为了追求中华民族的富国强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牺牲了几代人的幸福与生命。这个口号非但对境内少数民族构成压迫，让无数中国人喘不过气，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也让周边国家紧张不安。因而，“华人社会”概念的提出，有助於解放“中华民族”的压迫性。台湾社会在国民党专制的巨石下，半个世纪以来，抗拒中华民族这个虚妄而令人窒息的观念，而今，这个观念仍然阴魂不散，盘旋於中国上空。台湾民众能够移情体会：今天在大陆，追求富国强兵的大中华民族主义，带给社会与个体多么巨大的压力。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在华人所统治的国家中，都有原住民─少数民族问题（台湾，中国，新加坡等），并且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压迫与剥削。这些少数民族的自由与解放，不应在华人社会之间寻求和解与团结的过程中被漠视、牺牲。相反的，华人对自身的压迫史与被压迫史进行批判性反思时，必然会触及我们所生活的历史空间中，原住与少数民族的问题.台湾、中国皆是以华人为权力主体所建构的国家，因此，在建构泛华人公民社会民主论坛的过程中，如何将原住民族与少数民族作为对话主体，纳入有意义的互动，有待诚挚的思索与实践.

可以想见，北京若以大中华民族主义强压台湾，必定适得其反，引起更大的反抗，其可能造成的历史悲剧与区域动荡，也将使得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倒退。类似的，台湾在帝国夹缝中求生存，也无法依恃国族论述，因为台湾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贸易国家，若只单单诉诸台湾人族群情感，则过度内向而束缚自己的手脚.然而，国民党的两岸行动纲领亦不可取，因为它和北京唱和，一样提倡“中华民族”这个落伍概念，有志一同打压多元而混种的台湾社会认同。

最近，广州人民群聚街头捍卫讲广东话的权利，何其像台湾人民在国民党专制下要求讲母语的权利？

让“社会”解放“民族”，是两岸通向真正和解、迈向华人世界秩序缤纷的蹊径。

（吴介民，任教於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我匆忙逃离莫斯科。这一百三十年未遇的高温、来自周边燃烧森林的浓烟、大得令人绝望的城市规模，都让我对波罗的海旁的圣彼得堡满是期待。

在列宁格勒车站大厅里，我再次看到了列宁像。与仍遍布莫斯科的黑铁色的全身雕像、或是用马赛克拼在墙壁上的画像不同，这是个置放在石柱上的胸像。依旧是那个谢顶、额头宽阔、目光坚定的列宁，但当它与直直的石柱搭配在一起时，突然有了另一种味道。它就像是一条巨大的眼镜蛇，挺直腰身，盯着候车厅里来来往往的旅客。倘若你看到大厅的另一个悬挂在墙上的钟表，可怖的感觉会继续加深。表针是黄铜所制，形状则是大小不等的斧头。

距离十月革命已经八十三年，苏联解体十九年，很少有人再对列宁的政治理念、镰刀、斧头、麦穗的革命标志感兴趣了。苏联的一切遗产，如今都像是旅游业的副产品，它提供某种可销售的怀旧。在麻雀山的小摊贩上，印有列宁的半裸像、他伸出的中指的T恤衫。红场上的列宁墓前仍旧排着蜿蜒的长队。“他竟然这么矮”，我还记得看到列宁遗体时自己的第一反应。这满是荒诞，埃及的法老们要用上七千年，才让自己风干的、被麻布包裹的身体暴露在游客面前，而列宁，他从来没有安息过。一九二四年死去后，他的身体就被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他的脑组织被切去了三千片，以供科学家研究“他为何是个伟大的天才”。对列宁的膜拜是当时仍脆弱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政治需求，他们需要塑造一个完美的领袖，来证明他们的权力的合法性。列宁越高大，越富有激情、思想，越仁慈、越不可企及，作为列宁继承者的他们就越名正言顺。

他所有的继承人的历史地位都曾发生剧烈摇摆，托洛茨基被流放、被诅咒，斯大林被谴责、彻底否定，赫鲁晓夫意外的丢失权力，勃列日涅夫代表着平庸与停滞，只有列宁的地位从未真正动摇过。甚至在他一手缔造的苏联帝国崩溃时，人们对他的情感反而增强了——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刻，他是某种情感的粘合剂，提供了人们迫切需要的历史连续感。即使那些对苏维埃政权提出强烈批评的异议知识分子，都对列宁持有特别的温情。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相信，倘若不是过早离世，列宁将建立起一个截然不同的共产党政权——它是文化多元主义、混合经济、更宽松的民族政策。

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美化吗？克里姆林宫那些面色阴沉的卫队仍旧守卫着列宁的遗体，黑漆漆的墓中的惨白光线，令不过三十秒的参观像是一次对历史深处的恐怖、而不是荣耀的探寻。人们习惯性的把一切罪恶都推到斯大林身上，但是这个政权的缔造者是列宁，它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来自列宁。对大规模恐怖的依赖、对于异己声音的灭绝、党内的森严等级制度、对于个人的蔑视，权力的高度集中，它们都深深根治于列宁的政治理念中。而在这一切背后，是列宁对历史的强大信念——他相信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规律，历史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演进，他也确信个人应该服从历史力量，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而他正是这种历史力量的化身。这种历史决定论，是二十世纪悲剧的主要来源。

很难说，我们真的摆脱了这种理念。在圣彼得堡，我碰到一位中国青年。“你为什么总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它们都已经过去了，与现在俄罗斯人没什么关系”，他指着芬兰火车站中的列宁像，语气中混合着不解与不屑。对他来说，什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标签不过是冷战的产物。或许他是对的，但是每当我从那些巨大的雕像下走过，在它们的规模下感到自己的渺小，在地下宫殿般的地铁中，看着熙熙攘攘人群在列宁的注视下穿梭，一种忧虑之情随之而来。我们总以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却总发现这一个面貌不同的个体，总是被那种强大的历史力量、伟大人物的光辉而吸引，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个人自由与尊严。

2003年冬天，我在悉尼科技大学参加过一个“宪政与中国”的学术会议。记得我给会议的论文是《中国乡村自治制度的来源及实践》。因为要完成论文，我把平时收集的关于山西村治的史料都找出来认真看了，恰好老朋友赵诚手里有一套完整的《山西村政汇编》，我也借来一阅。我的论文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当前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来源于阎锡山主政山西时实行过的“乡村自治制度”，二是作为基层民主实践，早年山西村治的主要历史经验是中国民主实践的宝贵遗产。

我祖籍并不是山西，但我在山西出生长大，工作至今，对她有非常深的感情，我一向认为这是我的故乡。我是1961年生人，我们这一代，已完全没有本籍和寄籍的概念，在何处出生在何处成长即把何处看成自己的家乡。

我对近代以来山西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相当高的评价，特别是对阎锡山主政山西历史时的正面经验，有自己的认识。我以为早年山西村治的实践，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实践中，提供了很重要的中国经验。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村民自治的基本法规是在彭真主政全国人大时完善的，彭真晚年对此非常热心，其心理动力即来源于他早年山西生活的历史记忆，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许多关于彭真的历史文献中得到应证。

一个对中国早期民主实践提供过重要历史经验的区域，在后来的历史中却变得非常落后，至少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山西后来的历史没有提供多少进步经验，我把这一段历史，用“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来说明。

十多年以前，我一个老朋友傅书华为《山西发展导报》编副刊，约我写文章，记得我当时就写了一篇《劳模治省》，此文后来还受到了当时山西省委调研室主任李淳的批评，但我至今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

所谓“劳模治省”，我是这样定义的：第一，1949年以后的山西，作为一种精英流动方式，它的重要官员以劳模为主。第二，在此以后中国的任何政治运动中，山西都有知名的劳模产生。第三，在当代山西历史中，山西从来不犯“右”的错误，宁左勿右成为山西政治的铁律。不象河南吴芝圃、安徽曾希圣他们，搞过极左，但也犯过所谓“右”的错误。

在1949年后的山西历史中，特别是在此以后的中国农村历史中，山西农村的经验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阅读相关历史文献，从早期的互助组到稍后的合作化、高级社，从李顺达到陈永贵再到今天的申纪兰，这个轨迹非常清晰，山西历任的主要省委领导中，劳模出身的人有相当比例。而阎锡山本人是留日学生，他主政山西时，官员的文化水准，今天山西的政治精英望尘莫及。

1949年后，中国是一个依靠意识形态治理的国家，社会精英的流动，以出身和政治为基本原则，形成新的现代“门阀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精英主要以劳模面貌为自己流动的现实前提。虽然劳模治省是发生在中国当代政治中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模式，但在山西相对其它区域要明显一些。

劳模治省的最大缺陷，我以为有两点，一是因为劳模本身以政治认可为基本要求，所以在知识上，劳模本身并不具备专业背景，通常以僵化和宁左勿右为基本行事风格，这成为山西政治的主流，代代如此。二是劳模本身并不是以高深专业背景获得社会认可，所以在政治变动中起伏极大，这导致了山西政治的派别化。山西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先进的农村经验并不出在山西，反而出在江苏、安徽和四川等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农村是最出经验的，但历史证明这是弯路。那时高层非常重视山西经验，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毛泽东1949年后再没有来过山西，邓小平也只是在1975年来大寨开过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此后再没有来过山西。

今天大家公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山西是落后了。但山西落后的事实中包含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却很少人思考。比如山西的文化界，改革开放至今，它还主要是延安传统，而像湖南，改革开放后文化界基本是1957年的“右派”出任领导，比如李冰封、唐荫孙、钟叔河、朱正、弘征等等，所以湖南风气大开，留下许多文化成果。

近年山西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从“劳模治省”转到“秘书行政”。所谓“秘书行政”，主要是指山西的政治精英以出身“秘书”的人为多，虽然就全国观察这也是主要特点，但山西更为突出。

“秘书行政”的主要特征还并不是指凡有秘书经历的人就都是“秘书行政”，这里的“秘书”主要指给有相当身份的人作过“秘书”的经历。说山西现在是“秘书行政”，只是一个比喻，严格说，要下这样的定义，需要把现任山西政治精英的出身用统计数字来说明才更科学，但感觉有时候也能把握实质，这是为现代科学所证明的规则。山西政治精英中秘书出身的人有很高比例，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个人对“秘书行政”并不完全持否定态度。因为从西方高级文官制度的实践观察，一般说来，代表民意的官员多来自选举，而需要专业的官员通常还是要任命。从经验的角度观察，任命的好处一是重经验和实力，比较能体现不拘一格用人的原则，二是知人善任。任命的前提是熟悉，所以“干部来自熟悉”，在西方文官制度下，也是基本模式，它靠组阁来实现，流水的政务官，铁打的事务官，保证了行政的基本效率。“秘书行政”从正面评价，多少有一点类似于西方文官制度的色彩，我们的主要缺陷是制度不能保证它的公证性，容易出现新的任人唯亲，再加上中国干部只上不下的特点，所以“秘书行政”，处理不好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

“秘书行政”，比较显著的缺点，也是它的致命弱点是不具备创新精神，现在有专门研究“秘书”人格的，大致也是这个看法，长年的秘书生活导致对现实政治缺乏热情，基本不具备改革冲动。早年罗隆基就经常用蒲柏的话提醒国人，最好的政治就是最好的行政，但什么样的政治才能保证最好的行政呢？人类文明的经验公认，民主政治下通常才会有最好的行政。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评价，山西从“劳模治省”到“秘书行政”总还是进步，不过这个进步的方向似乎有些偏差，并不一定能导向更新的进步，这是所有关心山西政治的人所忧虑的。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76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76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32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导演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因为唐山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就从不知道有一首叫做“没有老天爷、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在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的唯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革命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则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32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它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的，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76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32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的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们；一块水泥板，压着八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的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不过在历史部分，还是出现了两个象征性的镜头。一是那栋有着红五星标志的苏式建筑，在母亲眼前轰然崩塌。一方面，红五星如此显眼，另一方面，她的亲人就住在红五星下面。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这是唯一的，将一座城的毁灭，一个家的罹难，和整个时代的湮没勾连起来的画面。若连这个镜头都没有，那些一闪而过的毛泽东画像，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就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

另外，是三月之后，铺天盖地悼念领袖的画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对比。因为电影在地震后的唐山，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戴孝、哀悼或痛哭的镜头，甚至连一朵白花都没出现过。然而，包括孤儿寡母在内，当他们为一个遥远的巨人披麻戴孝时，他们那些私有化的哀恸，才得到了一次国有化的机会。

姐姐在水泥板那头，听见了母亲说，“救弟弟”。到底上天有眼还是无眼呢，竟让她在尸体堆里复活了过来。从此，母女两人分别活在罪咎和怨恨中。姐姐被收养，她假装失忆，不愿回到唐山。换言之，她们从此都活在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从来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监狱，有统计说70%的罪犯都认为自己是被逼的。这话也对，的确是因着某一种处境，才把人心中的毒素逼出来了。换个说法，就是一个外在的试探，让里面的罪活了过来。

有时，我们的确难以去评价那些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但母亲在之后的32年间，活在无法重建的心灵废墟上。这个事实，已显明她的选择无法带给自己无亏的良心。我们若承认，人类良心的水准，只可能低于宇宙中的道德律，而不可能比宇宙中的道德律更加道德。那么，即使我们不从外面去做论断，但母亲的自我惩罚，已自我定罪了她当初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因为那个把家里唯一的西红柿给弟弟、不给姐姐的细节，已显明在母亲心里，更加偏爱弟弟。32年后，母亲跪在女儿面前恳求饶恕，为她预备了一大盆西红柿。事实上，她的确和千万中国人一样，看儿子的价值高于女儿。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她的良心中不断地定罪她自己的选择。而一切灾难和灵魂受苦的意义，也无非是使人类赢得一个机会，去重新反思和扭转自己那些错误和可怕的价值观。

同时，就像电影中的孔明灯，写着“感恩”两字一样，如果你相信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上天都高于自己。那么在一切道德困境中，“拯救”就不是人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德责任。“不能杀人”才是人类在宇宙主宰面前的道德责任。换言之，你可以尽自己努力而不一定成功救人，但你一定不能杀人。但当母亲说出“救弟弟”时，不可否认，她的意思表示和内心意念中，均包涵了对在救援中主动导致姐姐死亡的同意。这一同意事实上已构成了杀人。母亲在那一刻的意念，无法通过自己即使是残存的良心的审查。

无论如此，这仍然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接近于伟大的作品。因为他让这对母女，先后触碰到了生命的议题。冯小刚至少扭转了一个张扬大爱无疆的央视化的方向。其实他努力在说，人的爱都是自私的。假如没有大地震，人们可以一如既往的、自私地去爱。但灾难的意思，却把我们逼到了墙角。一逼到墙角，情感和道德就变形了，我们的罪就被逼了出来。这个罪，既包括了自私，也包括了怨恨。无论是赶到唐山“要把方家的孙子抱走”的奶奶；是“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的生母，还是“我可不愿意得而复失”的养母。

因为灾难给我们最大的哀伤，不是因为失去了完整的爱，是因为从中看见了残缺的爱。

到了90年代，姐姐在另一种现代式的苦难中，作出了与母亲不同的选择。她未婚怀孕，男朋友陪她去作人流。但她拒绝了。她说，别人可以去人流，但我绝对不可以。因为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你不懂什么叫生命，所以其实你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或许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句台词。如果大地震真能带来这个国家对生命观念的更新；如果唐山市这三十年来的人流数，会低于其他城市；如果我们不需要从大地震的死人堆爬出来，也能像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孩一样，停止把我们的安逸建立在杀死后裔的基础上；那么，大地震就真的能够成为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就像在电影中，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了对姐姐的祝福一样。她用对别人的救援，释放了自己的苦毒。因为什么是你的痛苦，什么就是你对别人的祝福。

在这个意义上，这或许是中国第一部反堕胎的电影。冯小刚特别借用姐姐坚持生下孩子、将她独自抚养成长的选择，责备了这个当下的时代。因为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我们这个社会在堕胎、引产中所杀害的生命，每一年，都能填满十座唐山。

真正的爱，是母亲怀念父亲时所说的，“拿命去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什么样的选择中，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2010年8月2日

我没有见过爷爷，小时候，也很少听家里人讲到爷爷。有一次，家里从上海来了个远房亲戚，我叫他表哥，他叫我爸表舅，我也不知道怎么论的。他是”八一”游泳队的，到北京来进修。一米八的大个子，穿着草绿色的军装，很是潇洒神气。席间，几杯酒下肚，谈话就轻松了。爸爸夸赞他年轻有为，他话也多了，滔滔不绝讲起家族往事。说到：我们家族呀还真是能人辈出呢，我远房姑爷解放前是上海税务局局长，就是因为舍不得放弃身份地位，才没有跟国民党退居台湾。我一位远房舅爷，那才叫能耐，在张学良之后任十年东北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被委任为东北三省教育接收大专员，相当于教育部长呀。他还任过天津市长、东北地亩局长很多要职。这位表哥说得很是兴奋，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他最后问父亲：表舅，你听过这门亲戚没？。父亲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着，一粒一粒往嘴里递花生米。末了，眼也没抬，寂然崩出一句：你说的是我父亲。

对于爷爷我仍然知道得很少，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他1948年去了台湾，两位叔叔和两位姑姑也都去了台湾。后来叔叔姑姑们又都去了美国。也正因为这些，我爸妈成了”坏分子”，我们三个孩子成了”狗崽子”。而且家里原来的房子也被政府指是因为爷爷在台湾任什么高官被做为逆产没收了。那时台湾和美国无比遥远，而且都是异常可怕的名字。

一位台湾知识分子的书里，有这样一则小故事：在蒋经国威权时代，他一直写文章批评政府，自然是受到当局排挤，甚至被“有关部门”百般刁难的。他当然也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反要遭受这种磨难？

就在他有些心灰意懒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听到蒋经国先生讲话，他开始只是觉得讲话内容有些熟悉，随即明白过来，原来蒋经国先生竟然大段大段地引用了他文章里的内容，促进政府改革……他当时就泪流满面……

时代不同了，集权和威权时代渐渐远去，互联网时代要想让网民和知识分子们“内牛满面”，还真不那么容易。否则，每天一打开新闻，就看到政府又听到网民的声音而从善如流，你就“内牛满面”，那还不把每一天都变成全国哀悼日了？

正因为时代不同了，我们却也没有理由嘲笑那位台湾的知识分子迂腐、以及想为帝王师的心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即便受到打压也在坚持不懈地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台湾的转型能那么顺利？

更何况，昔日的台湾，今日的大陆，也还有类似之处：在执政者“从善如流”，或者不得不顺从了民众的意见，听进了知识分子的声音后，无论是当今的网民还是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处境并没有为此改变：被打压的还是被打压，被跨省的照样被跨省，搞不好还会沦为阶下囚……这，也许就是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为社会进步付出的代价吧。这，才是值得我们泪流满面的。

互联网对中国的推动作用也许可以用一个假设来强调：如果没有互联网呢？可以这样说，从孙志刚之后，中国政府实施的任何一项新政与新措施，背后都有网民在推动。网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最倚重的“民间智库”，每一个活跃的网民，都是一位“民间智囊”，当然，最有益处的智囊，常常处境堪忧。

“民间智库”是中国的说法，因为在西方，虽然大多智库是有倾向性的，但几乎所有的智库，都是“民间”的。官方办“智库”充其量是解读政策，为统治者当化妆师，靠这些人给统治者出谋划策，是自欺欺人。

我在华盛顿智库工作时就注意到，每当有中国领导人要到访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总会亲自召一些智库专家进入白宫。令人惊讶的是，人才济济的美国政府，竟然在重要决策上都会听取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智库的意见，甚至在一些他们认为很有把握的决策上，也会花一笔钱去请独立智库弄出一个报告来，来佐证他们的计划，或者听听独立智库唱的“反调”。

有人可能说，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智库。中国的智库一定是政府的，他们也一样可以出谋划策，搞出成绩。作为智库，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当然都能够搞研究、出点子，但如果一个智库是有“上级主管单位”，经费是那个让他出点子的人给的，他能够搞出什么样子的决策呢？中国有多少所法律研究所？又有多少大学法律系？中国政府供养的法律专家何止十万？可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们主动为了中国政府的长治久安而搞出一个废除行刑逼供的建议书？他们的作用加起来，甚至比不上那个捅出“躲猫猫”事件的网民，以及那些不知名的留言者、顶贴者、发表意见者……

当然，把网络说成是“民间智库”是不恰当的，它毕竟只是大家发表意见的场所，是民意的集合地，而“智库”当然不只是简单地追随民意，而是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有深入的研究与广泛的论证，有分析有报告，有政策建议，这些就不是没有经过学术训练的散兵游勇的网民们可以做到的。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民间智库，虽然在中国成立民间智库还有很多困难，可一些愿意与政府分忧，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不妨多多借用网络资源，凝聚网民的知识与智慧，为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出谋划策，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执政者则应该吸取中外教训，尤其值得借鉴台湾的经验，鼓励与支持民间智库，借助民间智囊的建言献策，弥补政府决策的不足与缺陷，为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决策与选择。

温家宝喜欢对外发表一些格言体（古称“馆阁体”）的“警世通言”，如同莎士比亚戏剧中精美绝伦的台词。在听惯了那些如同嚼蜡的官场八股之后，老百姓突然听到温家宝的这类温情脉脉的“人话”，通常会拍案惊奇，进而感激不尽：原来总理大人如此体贴我们，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太平盛世，真是三生有幸。

于是，上行下效，温家宝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和御用文人们，全都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制造一些可以显示机智和文采来的箴言和警句。由此，从中枢到地方，一场比赛谁最会说漂亮话的“大话秀”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算是温家宝内阁最大的特点了吧。

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

中国的官员们通常是好客的——对自己辖区之外的人不无谦卑有礼，对自己辖区之内的人则飞扬跋扈。中国的官员们通常是精通修辞的——他们比那些直率粗鲁的西方人更有文化，所以能够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中国外长杨洁篪与之举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两人在会谈中是否提到人权问题？”杨外长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个小儿科的问题难不倒他，他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回答说：“虽然目前北京气温比较低，但我相信世界上看到笑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

当然了，希拉里在北京接触到的大都是官僚、富豪和警察，以及三自会控制的一家教堂里由警察假扮的教友。他们脸上的笑容都是“久经考验”的，都是职业化的。这些好客的中国人，或者腰缠万贯，或者颐指气使，个个都是“高等华人”，他们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有尊严的，所以他们笑得出来。

而那些脸上没有笑容的人，统统被阻隔在高墙之外。希拉里在北京见到的惟一的脸上没有笑容的人，大概就是揭露艾滋病真相的高耀洁女士吧。年逾八旬的高女士曾长期被河南当局囚禁在家，经由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希拉里出面斡旋，才达成了访美之行。面对艾滋病泛滥的趋势，高耀洁能不忧心忡忡吗？她的脸上能有笑容吗？

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相映生辉。云南看守所的一名普通囚徒李荞明，死于一场公安部门宣布的“躲猫猫”的游戏，由此引发了一场云南的形象危机。年仅三十九岁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承担起了为云南“补妆”的重任。

伍皓是何许人也？是跟王丹同一届的北大高材生，是“六四”屠杀之后不久，受到江泽民两次接见的、重点培养的“接班人”。同学的鲜血早已淡漠，而伍皓的仕途无比顺畅：从新华社记者到最年轻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路青云直上。面对媒体对“躲猫猫”事件的密集报道，伍皓果然文采飞扬，给记者发去了一则手机短信，简直就是一首情深意切的诗歌：“今天昆明阳光灿烂，虽有一丝薄雾，但是阳光依然跟往常一样，明媚地照耀着神奇美丽的云岭大地。云南的天空永远是最蔚蓝最清澈的。欢迎媒体朋友们多来云南沐浴阳光。”

可惜的是，“躲猫猫”而死的李荞明，再也不能沐浴到如此美好的阳光了。还有许多跟他一样惨死的以及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民众，也无法“分配”到这宝贵的阳光。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哀号，昆明的春风、丽江的流水，大理的古韵，就在他们身边，却遥不可及。而伍皓部长却可以好客地邀请大家到云南去玩——他邀请记者去云南玩，花的是自己的腰包，还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杨外长引以为自豪的北京的笑脸，伍部长沐浴着的云南的阳光，温家宝在网络上举重若轻的民意秀，以及山西省省长王君在矿难之后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眼泪，他们职位有高低，术业有专攻，集合起来则堪称中国大陆版的“四大天王”。

香港演艺圈的某些天王和大哥们喜欢冒充政客，伪装出一副爱国者顶天立地的模样来。比如，成龙大哥便对法国拍卖圆明园的几个破铜烂铁而感到义愤填膺，恨不得施展他那无敌的功夫，到番邦去勇夺镇国之宝。而中国大陆的政客们却喜欢客串演员粉墨登场，他们的演技一个比一个高明，连成龙和梁朝伟等名副其实的影帝亦望尘莫及。戏场如官场，官场亦如戏场。

然而，治国毕竟不是演戏。一场总理领衔的网络问答秀，能够改变当局封网抓人的事实吗？杨洁篪和伍皓的好客，能够让中外人士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吗？民气壅遏过甚，一旦怨毒之发，必定是“与汝偕亡”的结局。难怪媒体人凌沧州对温总理进言说：与其充当政治影帝，不如开放媒体。

“盛世出国虎”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周正龙，居然用粗制滥造的假老虎图片搅动中华。如今周正龙锒铛入狱，大大小小的“挺虎”官员、“十三太保”纷纷落马，陕西官场展开大整风，但尘埃尚未落定，民众依然困惑。

为什么聪明的官员们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在央视对相关人等的访谈中，我注意到镇坪县县长吴平的一段精彩谈话：“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如果不是现在太平盛世，就不可能有老虎的出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这名责任仅次于周正龙的当事人，当地的“父母官”，却没有被免去七品芝麻官，没有回家去种红薯，所受处罚仅仅是被“谈话”。对吴平的处理为何如此之轻呢？

七品芝麻官吴平的“盛世出国虎”之说，让习惯于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感叹说，这个官员太会“讲政治”了。吴平知道“盛世”乃是官方的“主旋律”，便将老虎也拿来为“盛世”服务。虽然老虎是假，但吴平对党的忠心是真，这番话果然保住了他的那顶乌纱帽。

中国共产党一向以“反封建”为标榜，其实它才是一个最“封建迷信”的政党。中共的大小官僚，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大都不忘烧香拜佛、沉迷算命气功。便是“两弹元勋”钱学森，也对“生命科学”和“特异功能”情有独钟。江泽民更是见佛拜佛，见钟敲钟，见庙下马。既然毛泽东时代有“芒果崇拜”，那么胡锦涛时代为什么不能有“老虎崇拜”呢？

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专门设有《符瑞志》一项，记载前代或历代出现的祥瑞。祥瑞又称“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自然现象，如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等等。为当权者服务的儒学大师论证说，这些现象出现是上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政策表达赞成或表彰。

周武王进攻商朝时，据说有白鱼跳到船里，有火焰降到武王房顶后化为鸟。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称帝的时候，据说有五大行星一字排列出现于天上。此后，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个皇帝即位，都有祥瑞的出现。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地方官员将发现祥瑞当作重要政绩，以之谄媚中央。于是，弄虚作假层出不穷，一个反向循环的情况出现了：越是朝政败坏的时代，祥瑞便越多。有鉴于此，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李世民告诫文武百官说，真正的祥瑞是搞好政治，是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他特别发布命令：凡是发现所谓的祥瑞，地方官员都不必向中央政府报告。

可惜，今天中共的统治，不像贞观之治，而近于“苛政猛于虎”的桀纣统治。今天中国的统治者充满了合法性的焦虑，需要制造出各种祥瑞来自我安慰。老虎确实是祥瑞之一。古史云：“云从龙，风从虎。虎，阳兽也。七月而生，七者阳气成。故虎首尾长七尺。虎性威猛，常喻将帅之勇。发于忠义，非激而恕之也。历代以为仁兽。誉为嘉瑞。”古人又说，白虎乃是“君王有德则见，应德而至者也”。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胡温，其信心却要靠“来无影，去无踪”的老虎来支撑。所以，假老虎便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忌，炮制假老虎的农民也能够到政府部门去骗吃骗喝。

在此意义上，此次搅乱大半个中华大地的假老虎，与其说是“周（周正龙）老虎”，不如说是“胡（胡锦涛）老虎”或“温（温家宝）老虎”。

“贪即反贪”

今日之中国，乃是“共产已死，菩萨当立。”大小贪官们虽然都对党章和党旗宣过誓，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他们心中早已是明日黄花，随雨打风吹而去。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羞辱。大胡子的马克思，是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洋人；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头像，更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过气的图腾。北京一名腰缠万贯的高干子弟酒后吐真言：“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共产党跑来共我的产。”

那么，中共的大小官僚们究竟相信什么呢？他们很少信仰基督教，因为基督信仰要求他们舍弃权力与金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走义路。衡量再三，比较舒服的宗教就是佛教了，还可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呢。所以，官员们大都声称自己信佛，他们认为菩萨是可以花钱来收买的，正如他们自己操作的买官和卖官一样。于是，各种菩萨便成了各级贪官的守护神。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院开审。赤峰市十二个旗县区中有九个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而“父母官”徐国元在六年时间里，疯狂敛财约三千二百万元。

检方指控，徐国元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徐国元每收到一笔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企求“平安”。

二零零六年，有关部门对徐国元开始初查，他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把两百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运至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寺院住持住处，密码箱的钥匙藏匿在了佛像耳朵里。可惜是，菩萨最终未能庇护贪官。

无独有偶，山西省繁峙县的号称“史上最牛的反贪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之后，民间舆论却对他不乏同情和惋惜：这个身价上亿的贪官在许多人眼中，俨然是一名“大善人”。他不仅资助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还斥资数百万修建寺庙。

穆新成的“佛家恩师”常悟声称，穆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如果不是误入歧途，穆居士将有大修为。”作为穆新成一手集资修建的古北台寺住持，常悟对穆的犯罪行为是这样理解的：“他快意恩仇、敢说敢做，深信随性自然即佛之大境界，一切皆为矛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戒即是不戒，不戒即是戒，贪即是反贪，是为了抑恶扬善。”

禅语云：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个大和尚的理论水平还真高，居然说得出“贪即是反贪”这样深奥莫测的话来，比起大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学里的哲学教授来强多了。这句话也比所有律师的辩护词都有声有色，穆大局长在法庭上会引用来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吗？会有更多的贪官以之为座右铭吗？这个大和尚真该享受比少林方丈更高的待遇，真该被请进中南海给政治局上一堂佛学课，一定会让胡温诸君豁然开朗的。

“贪就是不贪”、“贪就是反贪”，多么博大精深的禅语啊！在舞台上，配角的好台词，可以被主角拿来为我所用。所以，在日后的讲话中，温家宝完全可以以“舍身饲虎”的释迦牟尼自比，这是何等悲壮的场景啊，感动不了听众，至少也可以感动自己。如此，全党皆贪的共产党也可以找到一条出路了，不必再搞什么自欺欺人的“三讲”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运动了：“贪就是不贪”、“贪就是反贪”，不正是一张每个腰缠万贯的贪官都梦寐以求的“丹书铁券”吗？

天价香烟只是“偶尔抽抽”

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一张在大会上讲话的照片，被网友发现了若干蛛丝马迹：他旁边放的是一包昂贵的“九五至尊”香烟、他手上戴的是一只价值十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很快，关于这名“全国最牛的局长”的其他信息一个接一个地被披露出来：据知情人士透露，周久耕的座驾为一辆凯迪拉克，远远超过了他的级别所对应的公车标准。

某媒体报道，据曾在江宁区区政府从业数年的公务人员透露，周久耕为人在当地被称为“讲义气”、“人很好”，并且工作能力一直备受推崇，他很可能是未来的副区长。“周久耕一直很受领导器重，本来领导有意提拔他到区领导岗位，就是因为做事不是很低调，所以在延误。这次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了。”

当周久耕成为网络名人、备受网民讨伐的时候，南京市纪委的有关人士不仅不根据此线索展开调查工作，反倒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说，虽然“九五至尊”牌香烟是一千五百元一条的奢侈品，但官员只是“偶尔抽抽”，大家不必大惊小怪。而与周氏同样在江宁区政府工作的官员则表示：“江宁科级以上干部抽这种烟很普遍，没什么好炒作的”。

我们真应该“宽容”这些官员吗？可是，这些官员何曾“宽容”过百姓？一条“九五至尊”香烟的价格，是普通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是北京和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每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五倍，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一年的生活费……在这样的对比面前，哪个老百姓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呢？官员爱抽天价香烟以及对这种圣火方式的“习以为常”，足以显示：中共政权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官员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中共的纪检和监察机构重重叠叠，有纪委，有政法委，有检察院，有反贪局。机构不可谓不多，权限不可谓不大，但所有的部门都在一党控制之下，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管教右手，其结果只能是敷衍塞责、自欺欺人。如果不是细心的网友从周大局长公开发表的照片上发现其抽天价香烟戴名贵手表的细节，周大局长一定还会青云直上，仕途得意。

而官僚系统对舆论监督的抵制也显示出权力的傲慢。“偶尔抽抽”堪称二零零八年中国官场最牛的语录：如果用本人的工资买此香烟来“偶尔抽抽”，周大局长当然但抽无妨；但是，一条香烟就抽掉了周大局长半个月的工资，他真会如此“大方”吗？他难道不必养家糊口吗？他抽的香烟究竟是不是用他的工资买的，人人心知肚明。轻描淡写的“偶尔抽抽”之说，表明纪委的作用不是反腐倡廉，而是为贪官污吏保驾护航。

官府不反腐，百姓便“自助”。网络时代，每一个网民都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每一个周久耕都是无处逃遁的“落汤鸡”。据报道，尽管当地纪委的官员公开发言包庇周久耕，但丑闻曝光之后，周大局长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到单位上班了，他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周久耕与南京若干房地产商之间的暧昧关系也逐渐浮出水面。网民虽然不能组建“民间法院”，但网络舆论足以摧毁周大局长的区长梦。

果然，不久之后，陆续有消息传来：周久耕被免职了，被双规了，被逮捕了，被判刑了，被送进监狱了。

“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显示：在一份题为“您认为哪些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中，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且今年选择此项的民众高达近六成左右。由此可见，中国民众对官僚腐败的痛恨，已经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而民众对中共自身遏制腐败的信心，也已经下降到了基准线之下。

近年来，每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就会跟着有所谓的“专家解读”出现。尽管专家们早已是“被御用”，早已在民众心目中声名狼藉，但他们仍然在媒体上高谈阔论，自我感觉良好得很。这不，该调查报告刚一公布，便有一名专家粉墨登场：对于这份民众的投票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不患寡，患不均’，其实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我们自己把它夸大了。因此，官员的贪腐在调查中居于首位。”

“这个专家不是人，天篷元帅下凡尘”，专家真比戏子还卑贱。原来，根据学富五车的金灿荣教授的理解，不是共产党政权太腐败了，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太愚昧、太无知了，再加上中国“仇富”的文化传统，这才“夸大”了当前的腐败状况。实际上，中国的腐败只是“中等程度”，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要经过好多年的努力拼搏呢，心急吃不成大胖子的。而且，中国也不能样样都霸占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在别的问题上可以不谦虚，在这个问题上不妨稍稍谦虚一点吧，甘当中游就可以了。

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堪称两百年来最佳的时刻，就连洋鬼子们都从千山万水之外跑来俯首称臣江泽民的传记，难道不是花旗银行的董事挂名撰写的吗？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外交部长，不是预测未来的世界是“中美共治”的吗？温家宝这个总理能不当得踌躇满志吗？所以，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能因为一点点的腐败问题，就妄自菲薄、三省吾身。谁要是再说中国的坏话，中国一不高兴，世界都要为之颤抖；谁要是不相信中国站起来了，看看奥运会和大阅兵，你想不下跪都不行。

说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愚民的鼠目寸光的看法，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卖国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僚及其大奶、二奶、三奶，到欧美国家去住别墅、开跑车呢？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及其子女，到花花世界去以学习考察之名行疯狂购物之实呢？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导购小姐；而洛杉矶的富人区里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全都被太子党买下了。如果不是这些客人们让人叹为观止的消费能力，西方的经济早就陷入了大萧条之中。西方人对中国的腐败只有千恩万谢的份儿，他们就连腹诽都不敢呢。所以，腐败只会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温家宝真该将金大教授提拨为国新办发言人。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也当谨记金灿荣教授的教导：中国原来并不腐败，只是老百姓的心理素质太差。

李盟盟，这名“被落榜”的女生，如今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人物。在网络搜索引擎上，关于她“被落榜”的新闻和帖子多达数万条。8月19日，河南开封当地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李盟盟的申请表为何单单被锁到了抽屉里，原因是她当时分值较高，招办工作人员担心弄丢特地给锁了起来，没想到后来就给忘了。（8月 20日《山东商报》）

2009年，湖南女孩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事件曾轰动一时，如今，罗彩霞事件已经以和解而告终，原以为，罗彩霞只是最后一个“被落榜”生，没想到在几天前，互联网上又爆出河南女孩李盟盟“被落榜”的消息。和罗彩霞相似的，李盟盟的家境也很贫寒，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理由对这起事件表达愤怒之情。

非常蹊跷的是，为何“被落榜”的都是女生，而且都是寒门子弟？以笔者之见，女生遭此厄运只是巧合，而寒门子弟遭此厄运则是必然。罗彩霞和李盟盟的“被落榜”只是个案，在全国各地，这样不幸的考生肯定还有不少，只是没有办法全部让媒体曝光而已。很多“被落榜”考生即使真的是被人冒名顶替了，估计也不会知道，所以只能任命。

罗彩霞和李盟盟都是不幸的，但是，她们的不幸遭遇最终走人了公众视野，这可以说又是她们的幸运之处。罗彩霞事件已经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李盟盟事件则正在发展当中，相信通过媒体的关注和热心者的声援，李盟盟也终将圆自己的大学梦。

不过，这种圆梦方式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被落榜”者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尚不够，还要全社会来一起帮助她们呐喊，虽然呐喊者都心甘情愿，但是，假如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还会有多少人能继续保持关注的热情？李盟盟事件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从现在的情况看，她“被落榜”应该是事实，但是，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而“落榜” 则需要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的一齐努力挖掘事实真相。

开封当地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声称李盟盟的申请表之所以被锁到了抽屉里，是因为李盟盟分值较高，招办工作人员担心弄丢才将其单独锁起来，没想到最后忘记了。这种解释实在是难以自圆其说，可以说又是在侮辱公众的智商。

试想，在众多的考生当中，李盟盟虽然分数比较高，但绝不是最高的，比李盟盟分数高的应该大有人在，如果需要将分数高的申请表锁起来，我想，被锁的绝不应该只有李盟盟一个人的，如果只需要锁一份进去，那也轮不到李盟盟。倘若李盟盟家和教育局有关系，因此特别关注她，将她的申请表单独锁起来倒是有可能，但是，李盟盟最终“落榜”则彻底否定了这一种猜测。

所以说，李盟盟“被落榜”绝不是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简单的遗忘所致，而是有特殊原因的，这个特殊原因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要为其她有关系的考生冒名顶替服务。近些年，教育部门的腐败和其它部门相比似乎并不逊色，虽然国家三令五申不许乱收费，不许补课等等，但是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门依然我行我素。

弄虚作假可以说在各地的教育部门都非常普遍，为了牟利，很多教育工作者都可以目无法纪、无视良心，在高考后利用自己的权力方便一下有权势或有家底者冒名顶替，可以说一点也不稀奇。李盟盟事件极有可能是罗彩霞事件第二，但愿在不久的将来，此事能真相大白，让人们都来看看那些致使李盟盟“落榜”者的丑恶嘴脸。

2010年8月20日